• 刘邦的一生:创业艰难百战多——历史评价褒贬相差悬殊的皇帝

  • 发布时间:2017-12-26 18:13 浏览:加载中
  •   一、顾盼自雄的亭长

      秦始皇画像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难免志得意满。他合“三皇五帝”尊号为一,创建“皇帝”名号制度,并自称“始皇帝”,欲其子孙世世相传,以至无穷,就是这种得意骄横心态的直接体现。同时,秦始皇并未完全被胜利冲昏头脑,国家所面临的潜在威胁,他并非毫无所知。他对楚、齐、韩、赵、魏、燕六国故地,始终持戒备心理,政治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文化心态上的认同,秦始皇本人的“关中本位”思想,自身就是证明;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借中原地区战国纷争之机,南下鲸吞,此时已是秦王朝一个可怖的强邻。即令秦始皇希望能高枕无忧,现实也不容他乐观起来。他微服私行于都城咸阳,竟遇“盗贼”惊驾,不得不闭城二十日,搜捕盗贼;外出巡行,又遇刺客,博浪铁椎一击,万幸只中副车,确实足以令人丧胆;天降陨石,百姓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以泄愤;方士求长生之药不得,归朝却奏上“亡秦者,胡也”的神秘谶言,令人心神不定;在统一战争中最费手脚的楚地,民风剽悍,偏又自认为“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民间广泛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始皇帝自然不能置之罔闻,他时常说“东南有天子气”,东南,即指楚国故地,所以,秦始皇也曾采取过若干强硬手段,力图巩固自己的政权。他开直道,筑长城,以良将重兵戍守北边,是为了抵御来自匈奴的威胁;他修驰道,迁徙六国贵族人物及富商大贾入关中、巴蜀,是为了防范来自山东六国故地的复仇。秦始皇沿所修驰道,多次去六国故地巡行,固然有追求长生不死的意念,同时也有向六国遗民显示皇帝威严、炫耀军事优势的用心。所以,始皇帝的随行队伍,浩浩荡荡,旌旗飘摇,金戈之声传闻数里,森然之气直逼霄汉。特别是皇帝法驾,在金戈铁马的簇拥之下,更是声威显赫,万众瞩目。秦陵铜车马史记秦本纪书影胆怯者远避而不敢窥视,稍具胆识者迎尘跪拜,惊叹天威不可测。始皇帝安居车驾之上,纵目四顾跪拜的臣民,自然是“龙心大悦”。

      又过了若干时日,秦始皇一行结束了东方巡行,返回都城咸阳。城中居民和来都城服徭役的四方百姓,也蜂拥而至,在警戒线之外夹道观看皇帝威仪。法驾缓缓驶过,围观者中突然传出一声赞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人们循音望去,只见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壮士,满面艳羡之色,目送皇帝法驾远去。壮士姓刘,名邦,字季,秦沛县人。当时,他以泗水亭长的身份(亭长,秦代基层治安机构的负责人,大略相当于今乡镇派出所所长),带领沛县民夫,在咸阳服徭役。

      刘邦生性豁达,好酒好色,广交朋友,行事多带游侠风气。他虽生长于普通农家,却自幼不喜农田生产。在担任泗水亭长之后,他与沛县县衙中的大小吏员过从甚密,更与萧何、曹参结为知交。刘邦的地位虽然低于县吏,但他却自视甚高,时常与县吏们斗口争胜,在折辱别人之中,得到一丝优越之感。一班县吏们也就把他当做爱说大话之徒看待,无人与其争一日之长短。

      刘邦不循常规、不拘小节的性格,有两件事可做例证:

      刘邦喜好饮酒,但又时感囊中羞涩,于是他时常去王氏、武氏两家酒店中“赊酒”,每饮必至尽兴醉卧,所赊酒资不在少数。两位酒店老板,虽然把所赊酒钱记录在案,但却没有胆量当面索取;刘邦似乎从未想过要偿还酒钱。因此,每到年终,酒店老板只能毁弃赊酒凭据。

      县令的好友吕公,自外地举家迁居沛县。县令设宴接风,沛地豪杰、吏员闻知之后,或出于情愿巴结,或出于无奈敷衍,纷纷携带钱财礼品前来庆贺。沛令委托精明能干的主吏掾萧何操持盛宴,按贺礼多少决定席间的位置,凡礼钱超过一千的,即可到堂上入席,不足一千的,只能坐在堂下。贺客们入席方毕,门口又传进了一张名帖,上写“献贺钱一万”。只见来客昂然而入,手中实不持一钱。萧何笑着向吕公介绍:“这是本县泗水亭亭长刘季,他一贯说大话,却很少能成事。”吕公见刘季仪表伟岸,气度不凡,虽说靠伪称有重金相贺而“混”入正席,却吃喝谈笑,旁若无人,更无一丝歉愧之色。吕公心中暗暗称奇,席间有意结交攀谈,并在酒后留下刘季,把爱女许配于他。

      不料,吕母对吕公的决定大为不满,连声抱怨:“你常说女儿相带富贵,不能随意许人。怎么胡乱把女儿许给一个小小的亭长?”吕公却神秘地说:“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就这样,刘邦意外地获得了娇妻。这位吕公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吕雉,日后汉高祖刘邦的“正宫皇后”。

      这位吕公,在刘邦不得他人好评的时候,居然以女儿相许,倒也称得上是“慧眼识英雄”。其实,吕雉的谋略手段,也不比刘邦逊色。她后来协助刘邦诛杀开国功臣,不见一点“妇人之仁”,在稳定汉初大局上实实在在有所贡献;在她的刻意经营之下,刘邦晚年“改易太子”的如意算盘都不得不中止,就此而言,她巧妙地控制了堪称雄杰的刘邦。由于她的临朝称制和晋封吕氏子侄为王,激化了吕氏外戚与宗室集团、功臣集团的矛盾,导致吕雉身后的一场统治集团高层的流血事变,吕氏失败而被灭族,这使她在地下也无法瞑目。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大概是出于统治者的刻意编造、巧妙授意,或是出于史家的偏好,史书大多喜欢记载开国皇帝未曾腾达之时的若干“神异”,以表示君权神授,其他一般小人物就不要心存妄想了。百代良史司马迁、班固对刘邦“微时神异”的记载也不例外。如:

      记载刘邦的出生传奇:说他的母亲,“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如果相信此说,刘邦就不是“人子”,而是蛟龙与其母“野合”而出生的“龙种”。尽管是“雷电晦冥”的场景令人恐怖,但毕竟是龙种。

      记载刘邦形体的神异:“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汉书·高祖本纪书影》最令人称奇的是,一位老者为刘邦及其妻子相面的场景:“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之。《史记·陈涉世家》书影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史记·高祖本纪》)在传统的相面之术的语言系统中,面相“贵不可言”,就是说此人有“九五之尊”,要当天子、做皇帝了。这位老者如此言说,究竟是确有“先知”的神通,还是为了讨得主人高兴索要一顿饮食而胡言乱语?可能是后者的可能性居多。有意思的是,刘邦听得之后居然喜不自胜,可见他尽管是在社会下层,心中还真有点不甘蛰伏的雄心在。

      以上这些“神异”的记载,“始作俑者”我们还无法坐实,而号称刘邦所在之地的上空总有“五彩云气”显现,史书上明确记载是出自于刘邦妇人吕雉之口,而被刘邦故意渲染的(参见下文)。类似虚无飘缈、无法证实的记载,在我们今天看来,无非是政治神话,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但是,在秦汉之世,却足以证明刘邦的“非同凡响”,足以在他称兵起事之时借用为号召追随者的舆论资源。

      事实是,不管刘邦是否有些自命不凡,假如没有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大起义,给刘邦造就了风云集会的历史舞台,这位小小的亭长,根本不可能走出丰沛一隅之地。所以,后来他当上了开国皇帝之后,专门为陈胜墓地设置护冢民户,倒还算得上是“知恩图报”。

      二、斩蛇起兵

      秦二世元年(前206),陈胜、吴广在戍边途中,率领戍卒们,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反秦运动拉开了帷幕。

      陈胜、吴广举事之初,为了争取楚地人民的响应,他们一度假借楚将项梁的名义;后来,陈胜、吴广所派略地四方的将领,也大多扶立六国贵族后裔为王;六国贵族趁机起兵的,也不在少数,这就使得这场以反暴政为本质的战争,平添了六国遗民共同反秦的色彩。虽说兵起天下,但楚国旧境内的义军,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前有陈胜、吴广,继有项梁所拥立的楚怀王,后有项羽、刘邦为代表的楚军中坚,“亡秦必楚”的神秘预言,无疑起了号召天下的作用。

      在陈胜死后,完成了灭秦历史使命的,正是项羽与刘邦二人。

      项羽,是先秦楚国贵族后裔,秦汉之间的战神。

      项羽画像话说当年,秦始皇以“王者仪仗”,进入楚国故地,游会稽山,渡钱塘江,吸引了三楚臣民,前来领略帝王威严。围观者中,有一人如鹤立鸡群,他年约二十岁,身高八尺有余(按:秦汉一尺,合今制23厘米有余,身高约2米),满面风尘之色,却掩盖不住双目中的刚毅、神勇之态。他的眼睛最为奇特,隐约似有两个瞳仁相叠合,目光所及,令人不寒而栗。在众人对御驾畏服的目光中,唯独这位伟岸的青年人敢以平视的目光,紧盯着始皇帝的法驾,由远而近。忽然,他冲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站在身边的一位长者,急忙用手掩住壮士的口,急切地叮嘱:“千万不能信口乱讲,当心灭族之祸!”长者留心观察周围,好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皇帝一行上,青年壮士的豪语,并未引起注意。

      秦始皇当然不可能听到青年壮士的感叹,他只要稍有耳闻,就会将这一“不法之徒”处死;假若秦始皇知道了这位壮士和长者的真实身份,即便是他们并无越轨之语,始皇帝也会将他们收捕法办。青年壮士项籍,字羽;身边的长者项梁,是项羽的叔父。项氏世代仕楚为将,项梁之父项燕,在战国末年曾把秦国二十万远征军悉数歼灭,造成了秦统一战争中的最大一次败绩。后来,秦国老将王翦统六十万雄兵,才击斩项燕。秦灭楚之后,项氏一族自然成为严格控制的对象。于是,项梁带着自己的侄子项羽,开始了流亡生涯。初历家国之变的项羽,虽然只是孩童,却胸有大志;项梁更刻意追求把小侄子培养成堪负重任的栋梁之材。项羽先去学识文写字,学业未完,又自作主张去学击剑之术,技艺未精而欲中止。项梁严词苛责,项羽竟振振有词地直抒胸臆:“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梁听后,大为宽慰,少年壮志可嘉,于是教项羽学习兵法。项羽大喜,他对于兵法只追求略知大意,并不愿按部就班地深究细探。后来,项梁避难吴县(今苏州市),项羽随行。项梁以学识才干,赢得吴中士绅的信任,每逢当地有大规模征发徭役或置办大型丧事,都请项梁主持。项梁利用这种场合,暗中用行兵布阵之法组织宾客及子弟。在此类隐蔽的准军事行动中,项羽表现出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使项梁大感欣慰。就在此时,发生了上述始皇巡行、项羽雄叹的事情,项梁怎能不极为紧张?当然,他对这位胸怀大志的爱侄,更是倍感器重:复兴楚国的大业寄托有人了!

      陈胜起事后不久,项梁主谋,项羽协同,杀秦会稽郡守,起兵略地。

      陈胜死后,“好奇计”的范增向项梁建议,寻得楚怀王之孙,立之为王,仍取楚怀王的名号,用于笼络楚地蜂起诸将。项楚势力,成为反秦义军的中心。

      在此过程中,刘邦在好友萧何、曹参的协助之下,也袭杀秦的沛县县令,自称“沛公”,率丰沛子弟投依项梁,成为楚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邦的起兵,颇具传奇色彩。

      秦末大乱未起之时,刘邦以泗水亭长的身份,为县府押送一批刑徒前往关中,参加骊山陵墓的修建。自从出发以来,刑徒逃亡的事情就不断发生,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多。刘邦暗自估计,等到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大概刑徒们也就全部逃光了。按照秦朝的酷苛法律,刘邦作为押送刑徒的负责人肯定要被严厉惩治的,甚至于生命不保。朝廷以暴政待民,人心尽失,刘邦心中料定这个政权有土崩瓦解之患,自己不如早作打算。因此,走到丰县以西的荒泽之中,刘邦传令停止前行,在苍茫夜色之中,与同行者酣饮一番,并且当即将押送的刑徒全部纵放。刘邦以无所畏惧的口吻说:“各位,你们都逃走吧,我从此以后也要做一个亡命天下的人了!”在场的刑徒中有十多位壮士,叹服刘邦的敢作敢为,自发表示甘愿生死相随。刘邦得到这部分人的倾心拥戴,在穷困潦倒之时,倒也有点洋洋自得的感觉。刘邦斩蛇塑像借着酒后豪气,刘邦率领着追随者,连夜行进在荒泽之中。刘邦还派出一人前行,姑且充作军旅行进的开路先锋。一会儿,前行者神色慌张地回来报告:“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前行的道路,请退回吧。”刘邦当时还在醉中,借着酒后的豪气,大喊一声:“壮士前行,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他挺身前行,拔出身上的佩剑,以他本人前所未见的武勇神态,将拦路的大蛇斩为两段。蛇死而路开,刘邦雄赳赳地走在前头,带领众人继续前行。走过几里路之后,刘邦醉卧在地,酣然入睡。刘邦斩蛇的豪举,使得追随者敬佩不已。一个新的神话随即出现了:当天有人在刘邦一行人之后赶路,经过过刘邦斩蛇之处,见到有一位老妇人在深夜痛哭。路人问:“为何哭泣?” 老妇人回答:“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所以在此痛哭。”路人好奇地问:“您的儿子为何被杀?” 老妇人回答:“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大蛇当道,今天被赤帝之子所斩,我因此来此痛哭。”路人认定老妇人一派胡言,准备好好训斥她一番,不料想老妇人却突然神秘地消失而无影无踪了。这位路人当然感觉神奇之极。他继续前行,赶上了正在休息的刘邦一批人。恰恰刘邦也过了酒劲而清醒了过来。后来者把途中的奇遇告知了刘邦等人,大家都感到惊奇,唯独刘邦心中特别高兴,自己醉后的斩蛇之举,竟然可以与赤帝之子相联系了!为此他很感自负。这段无法考实的传奇,震慑人心的效果是明确无误的:“诸从者日益畏之。”刘邦居然有些神圣性了!

      古人按照“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框架解释朝代的兴替鼎革,在安排了汉朝居“火德”、“色尚赤”的序列之后,刘邦以“赤帝子”的身份而斩“白帝子”的传闻,竟然成为刘邦灭秦兴汉的征兆了。《高祖泗水亭碑铭》(见《艺文类聚》卷十二)就有如下文字“皇皇圣汉,兆自沛、丰,乾隆著符,精感赤龙,承魁流裔,袭唐末风。寸木尺土,无俟斯亭,建号宣基,惟以沛公。扬威斩蛇,金精摧伤,涉关凌霸,系获秦王。”

      唐代诗人对刘邦的“斩蛇起事”津津乐道,引出三首唐诗以作见证:

      长孙佐辅:《野田行》(《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九)

      风昏昼色飞斜雨,冤骨千堆髑髅语,

      八纮牢落人物悲,是个田园荒废主。

      悲嗟自古争天下,几度乾坤复如此。

      秦皇矻矻筑长城,汉祖区区白蛇死。

      胡曾:《大泽》(《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

      白蛇初断路人通,汉祖龙泉血刃红。

      不是咸阳将瓦解,素灵哪哭月明中。

      薛逢:《重送徐州李从事商隐》(《全唐诗》卷五百四十八)

      斩蛇泽畔人烟晓,戏马台前树影疏。

      尺组挂身何用处,古来名利尽丘墟。

      不管诗人是在咏叹世事无常、名利归虚,还是在吟唱天命攸归,有一点则是无疑的:经历了后人的一再诠释和神化,刘邦的斩蛇,已经从深夜大泽的酒后“壮举”,升格为改朝换代的象征了。读者诸君,你道世间之事,奇也不奇?

      对于刘邦的“斩蛇剑”,后世赋予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在此应该稍作说明。汉王朝建立之后,刘邦的“斩蛇剑”是作为“国宝”而被珍视和保存的。东汉学者卫宏撰写的《汉旧仪》卷上记载,皇帝辇驾出动的仪仗摆设之中,就有“带七尺斩蛇剑”。此剑的长度也成为一个问题。《汉旧仪》有“斩蛇剑长七尺”的记载,但是,秦汉时期常人所佩戴的剑的长度是三尺,刘邦晚年为了强调自己是以“布衣”夺得天下,还以炫耀的口吻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刘邦在斩蛇之时,只不过是一位逃亡之中的亭长,身边佩剑理应为三尺,或许在刘邦登基做了皇帝之后,为了渲染“斩蛇起义”的神异,奢言当年所遇之蛇形体巨大,而斩蛇所用宝剑也非寻常佩剑而是七尺宝剑。东汉末年的官僚兼学者应劭所撰写的《汉官仪》卷上也记载,当时的侍中职掌之一是,“驾出,则一人负传国玺,操斩蛇剑乘。”由此看来,自刘邦开国以来,他的“斩蛇剑”就已经被神化,甚至成为与“传国玺”相提并论的皇权象征。这种对所谓的“汉高斩蛇剑”的神化,一直持续到西晋后期。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在西晋“八王之乱”发生前夕,永城刘邦塑像保存兵器和历代国宝的武库发生了火灾,“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张)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刘邦的斩蛇剑还有“穿屋而飞”的功能,着实令人吃惊。

      至于刘邦醉后挥剑斩蛇的位置,《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简略到只有“丰西泽中”四字。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磨蚀,它究竟在何处,恐怕很难确指了。我们知道至少有两个地方筑有“汉高斩蛇”碑、亭之类的建筑物,以此来证明当地是汉高祖斩蛇而起的“龙兴之地”:一是江苏省丰县,据《史记·高祖本纪》注引唐代地理书《括地志》记载:“斩蛇沟源出徐州丰县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斩蛇处,至县西五十里入泡水也。”有人相信,位于今丰县城西十多公里的王沟乡“斩蛇亭”,就是当年的事发之地。一是河南省永城市邙山镇,此处地处丰邑之西,位于刘邦起事前期隐身之处的邙砀山一带。民间传说,西汉惠帝时为了纪念斩蛇起义,在此建高祖庙;汉文帝时在庙前立斩蛇碑。现在可见的石碑,是明朝隆庆五年(1571)所立“汉高祖断蛇处”的残碑一块。宋明以降多有文人墨客来此凭吊,有若干诗文流传于世。可以参看朱继彪、曹长春主编《汉兴史论选编》(中华诗词出版社,2006)。因为明代石碑残破,1982年永城市仿照原碑在原址之上重立斩蛇碑,并且建有碑亭。有意思的是,这块新立的石碑,竟然出现了充满神秘气氛的灵光幻影。在名为《中国·邙砀山》的风景区介绍材料中就有如下文字:

      永城斩蛇碑亭

      近年来此碑却出现一种神奇的灵光幻影。每当夜幕降临,灯光直射碑体,只见一尊金光灿灿的古代帝王影像当面而立,恰似当年戎马征战的刘邦再现,被誉为“天下奇观”。

      朱继彪、曹长春主编的《汉兴史论选编》,对此有平实的表述:“新碑因碑面凸凹不平,夜晚灯照时,显出幻影,成为当地奇观。”据说这是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报道这一奇观时采用的观点。

      “汉高祖斩蛇地”的地理位置之争,延续至今依然没有定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汉高祖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一个例证。

      刘邦在斩蛇之后,率领着他的第一批追随者,摆脱了秦朝的人身控制,从而成为一支民间武装力量的首领人物。为了躲避秦朝地方官吏的缉捕行动,刘邦选择了邙砀山一带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处。又一个政治神话应时出现了:据记载,秦始皇帝多次说:“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借助“东游”来加以镇压。刘邦据此而自疑,这股神秘莫测的“天子之气”是否应在自己的身上?于是,率众逃亡,隐匿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刘邦的妻子吕雉多次带人来找他,总是顺利地找到他。刘邦感觉奇怪,问其原因,吕雉的回答令在场者惊奇不已:“你所居之地的上空时常有云气,我按照云气所在寻找,总是能够找到你。”刘邦听后心中特别高兴。

      如此众多的灵异,集中在刘邦身上,为刘邦争取人气,起到了极好的舆论动员作用。史载“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这正是刘邦与他的妻子吕雉所要看到的效果。

      刘邦的政治流亡生涯,随着陈胜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的爆发而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揭竿而起,打起了反抗暴秦统治的旗帜,建立了号为“张楚”的政权。响应者遍及各地,形成了“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的局面。秦朝的沛县县令在惊恐之中,为了自保,也萌生了以沛县响应陈胜的念头。而沛县的豪吏萧何、曹参却告知他:“君为秦吏,今欲背之,帅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刘邦的好朋友,这一建议的本意是借机将逃亡中的刘邦迎接回来。县令起初听从了二人的建议,派出刘邦的连襟樊哙召他入城。当时,刘邦的部属已有数十百人之众。很快樊哙跟随刘邦率军来到沛县城外。看到人多势众的刘邦,县令却后悔了,唯恐刘邦借机生变,就下令闭城坚守,拒绝刘邦及其部众入城。并且准备诛杀萧何、曹参等刘邦密友。萧、曹脱身而逃,逾城投奔刘邦。刘邦写了一封告喻沛县父老的书信,用箭射到城上,信中说:“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沛县父老就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接刘邦,准备共同拥戴他出任沛县的县令。素来号称豪迈不羁的刘邦此时却自谦起来,他自称恐怕才能有限,不能保全父兄子弟。希望推举其他更合适的人担任一县之主。萧何、曹参等人不愿意做反秦义军的首领人物,或许也有为自己预留后路的考虑,全部推戴刘邦。沛县的父老都说:“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邦在几次谦让之后,答允众人出任县令,并且按照楚地旧俗,自称为“沛公”。刘邦的密友萧何、曹参、樊哙等人,都是当地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物,分别出面招集了沛县子弟二三千人,参加到刘邦的军队中来。

      此后,刘邦以“沛公”的名号,参加到反秦义军的阵营中来,而且其影响日益扩大。从斩蛇起事到自称沛公,刘邦的军队由小到大,而且军队的基本骨干力量,开始形成。

      三、鸿门宴

      反秦义军受到了严重挫折。秦军统帅章邯击败了陈胜的主力军队,吴广、陈胜先后被杀。章邯毫不容情地对各地义军展开镇压。在反秦义军处于低潮的时刻,由项梁、项羽叔侄二人率领的楚军,在控制了江东会稽郡之后,渡江北进,成为各地义军中军威最盛的一支,也就成为抗击秦军的中坚力量。由项梁拥立的楚怀王,自然成为反秦义军中继陈胜之后的政治中心。

      此时的沛公刘邦,还没有完全独立的能力,他审时度势,及时投奔到项梁麾下。项梁很器重刘邦,为了表示对刘邦率众来归的嘉奖,项梁下令将精兵五千、五大夫将十人拨付刘邦指挥。刘邦也对项梁充满敬意。所以,刘邦与项羽同为项梁部下的重要将领。

      项梁分兵作战之时,项羽和刘邦曾联手对敌,在成阳、濮阳、定陶、雍丘等战役中,连破秦军,斩杀了秦三川郡郡守、丞相李斯的长子李由,扭转了陈胜被杀以后的被动局面,义军的局势再度好转。项梁在此一阶段,无疑起了主持大局的作用。遗憾的是,项梁在连捷之后,盲目轻敌,秦军统帅章邯突袭定陶,项梁战死。正合兵攻打陈留郡城的项羽和刘邦,不得不撤兵,退守彭城、砀县一线,以稳定局势。楚怀王也迁都于彭城。

      项梁所拥立的楚怀王,在反秦斗争中曾起了号召关东诸侯的“盟主”作用;但在项梁的控制下,他只是一具傀儡。项梁被章邯袭杀后,楚怀王急谋应变之策。虽然历史留给他的时空舞台太过狭小,他的政治才干,无法得以完全施展开来,但从几件偶载于史册的事情来看,楚怀王实非庸劣之辈。项梁被杀之后,义军以彭城(今徐州)为中心,收缩防守,以三支兵力布防:吕臣驻防彭城以东,项羽守卫彭城以西,刘沛屯兵砀县。三支军队互为犄角,成为拱卫彭城的屏障。由此可见,刘邦在义军阵营中的地位已经是举足轻重。楚怀王很快从原驻地迁至精兵屯卫下的彭城,并立即把吕臣、项羽所率的两支精兵,全部置于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显然,怀王有意于摆脱傀儡地位,这当然需要抑制项羽。这也为此后刘、项之争,留下了伏笔。

      秦军统帅章邯,认为楚军已无所作为,于是率军北渡黄河,进攻割据一方的赵国,兵围赵都邯郸。赵王赵歇、赵相张耳、大将陈余,一面分兵苦守,一面向各地义军求援。楚怀王集团决定分兵两路:一路北援赵国,以善谈兵略的宋义为上将军,以新封鲁公项羽为次将军,以范增为末将;一路西征关中,以沛公刘邦为将。援赵军队是主力,集中了精兵良将,且加封宋义为“卿子冠军”,赋予总领各部楚军的实权。西征军则为偏师。战略意图在于相互配合,牵制秦军,使其首尾难以呼应。为了激励分兵作战的将士,楚怀王还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关中是秦的腹心地区,当时是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又被视为政治枢纽之地,这一垂饵,对拥兵将帅来说,颇具诱惑力量。它也就为后来的“鸿门宴”和楚汉之争,埋下了伏笔。

      宋义率主力军援赵,行至安阳,驻兵四十六日,项羽入帐,建议应当迅速进兵,与赵军里应外合,击败秦军。不料,宋义却准备坐山观虎斗,让秦赵两军恶战,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又以讥讽的口吻说道:“冲锋陷阵,我不如公;安坐筹划军计,公不如我。”宋义又下令全军:“猛如虎,很(倔强)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这里显然是暗指项羽。项羽一怒之下,借清晨拜见主将之机,在帐中立斩宋义,以其首级传示军营,诸将惧而从命。楚怀王在既成事实面前,只得任命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杀将夺军,充分显示了他的果断勇毅,已是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项羽命令骁将当阳君英布等人,率兵二万为先锋,强行渡河,驰援巨鹿守军,随即亲率全军将士渡河北进。为了激励将士殊死搏战,他在渡过黄河之后,下令破釜沉舟,仅带三日军粮。全军将士深知,此战决无后路可退,他们以有进无退的气势,向着秦军大营,发起了进攻。围困巨鹿的秦军,由王离、苏角、涉间三位将军统率,这支军队本来驻守在北部边界,备御匈奴,战斗力极强。内地兵起,秦二世调动这支边防军平乱,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此次赵都被困,前来援救的诸侯军队虽多,却无人敢向秦军挑战。他们只是站在军营壁垒之上,观看项羽所率楚军与秦兵的龙争虎斗。楚军将士无不以一当十,杀声连天,如同怒涛翻滚,冲垮了秦军的一道道防线,击败了秦军的一次次反扑,一日之间,恶战九场,直杀得尸骨遍野,残阳泣血。秦军主将王离被俘,苏角被杀,涉间自焚而死,这支能征惯战的秦主力军队,一日覆亡!被围困多日的巨鹿城一战解围!空前的恶战结束了,观战各国将士对项羽和楚军的神勇,无不恐惧失色,项羽召见的各军将领,行至项羽军帐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经巨鹿之战,被东方各国将士推尊为“上将军”,取得了指挥东方义军的资格。

      秦军统帅章邯所率的军队,随后亦被项羽连连击败。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率领二十万残军投降了项羽。至此,有战斗力的秦军,均被项羽所消灭。项羽为推翻暴秦统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在项羽在河北与秦军浴血奋战之时,沛公刘邦所率的西征军,绕道武关,进入了关中。兵力空虚的秦王朝,已面临灭顶之灾。

      刘沛西征,并未经过苦战,甚至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硬仗。遇到敌人据城守御,刘邦就命令部众绕城而行,他要保存兵力,争取先入关中。如兵过南阳郡时,秦郡守退守宛城,刘邦即率军避宛城而西进。作客刘邦军中的张良加以谏阻:“沛公虽然急欲入关,但秦军兵力仍为数众多,据险防守,恐怕难以侥幸取胜。现在如不攻克宛城,绕道而行,宛城敌军尾追于后,关中秦军阻击于前,这是用兵的大忌。”刘邦幡然醒悟,领兵复回,夜围宛城。南阳郡守的舍人陈恢,出见刘邦,分析利害:“我听说足下与人有约,先入关中者即可为王。现在足下如果围宛攻城,必定不利,宛是大郡治所所在地,城池坚固,户口众多,积蓄丰富,守城吏民自以为归降必死,所以会拼死抵御,足下用兵强攻,部下死伤必多;如果领兵绕行,宛城守军必跟踪追击。如此,对足下极为不利:前有强敌守御,恐失先入关中、封王咸阳的约定;后面又有宛城强敌追击之患。替足下筹划良计,莫若招降守军,封南阳郡守以官爵,使他照旧守御地方,抽调他部下军队随足下西征。前方据城自守者,得知宛城约降的信息,必定会争相开城而待大军,足下可以通行无阻。”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兵不血刃,连下数城,招降纳叛,收容散兵游勇,兵力不断壮大。

      刘邦善于采纳别人的建议,修订自己的用兵计划,固然是他高人一筹之处;而从张良、陈恢的动议基调来看,都是以刘邦刻意抢先占据关中为前提的,刘邦本人亦毫不避讳。由此可见,在分兵西征途中,刘邦不惜避敌不战,也要抢占先机,其急于称王关中的意念,是十分明确的。这与在河北专寻秦军主力决战,以报家国之仇的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让项羽得知刘邦前期避敌、后期招降,都是为了抢占关中,项羽是否会对自己力摧秦军主力,还是那般自鸣得意?

      正当刘邦率军绕过重兵防守的函谷关,兵锋直指关中的南部门户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西南丹江上)之时,项羽连破王离、章邯所率秦军的消息,传到了关中,秦廷君臣慌作一团,秦二世与权相赵高的矛盾激化,赵高发动“望夷宫之变”,杀二世,改立子婴为秦王。赵高派使者至刘邦军中,欲与刘邦分治关中。刘邦一面虚与周旋,一面派说客利诱秦的武关守将归降,在守军懈怠之际,出奇兵袭破关隘,一举入关。关中秦军勉强在蓝田组织防守,无奈军心不定,被刘邦轻易击败。

      刘邦率兵直逼咸阳,新立的秦王子婴,设计诛杀赵高及其党羽,自忖军队溃散,民心已失,无奈迎降刘邦,秦亡。刘邦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秦都咸阳。

      灭秦的攻坚战,是由项羽血战完成的;而灭秦的标志性成果,却是由刘邦取得的。此后,刘邦把它当做政治资本不断地利用。

      图十五函谷关以好色著称的刘邦,初入秦宫,即被如云美女、豪华陈设所陶醉,欲留居宫中,安享胜利果实;后听从樊哙、张良劝谏,出秦宫,率部属重返军营。为了争取关中百姓的支持,刘邦宣布: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朝酷苛之法一律废止。所有官吏仍照旧任职。刘邦还对关中百姓公布了与诸侯的约定,称自己理当做关中之王,并标榜自己率军入关的目的是“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关中官吏百姓,本来对来自关东的征服者,心怀疑惧,听到刘邦的政治宣言,自然喜出望外,纷纷携带牛羊酒食前来犒军,刘邦又谦让谢绝。秦地吏民唯恐沛公不能如约而受封为关中王。刘邦为收拾关中的民心,确实大费周折。

      函关故道函谷关碑林刘邦为了确保对关中的控制权,立即派兵镇守函谷关(今灵宝市北十五公里处)。函谷关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雄关要塞之一。《辞海》中解释说:“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称天险。” 东西长达数百里的狭窄通道,处于深谷之中,素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克”之称。它是中原与关中交通的咽喉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刘邦派兵抢占函谷关,就是想凭借险关,阻止以项羽为首的关东军队西入关中。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

      项羽在坑杀了秦的二十万降军之后,封降将章邯为雍王,率诸侯联军一路西进。项羽兵至函谷关,得知闭关扼守的将士,竟是沛公刘邦的部众;又收到了刘邦部下左司马曹无伤的密报,得知刘邦已准备称王于关中,不由得大怒,即派骁将英布等人一举攻克函谷关。在反秦战争中的两支楚地盟军,在秦亡之后,迅速演变成争夺天下的潜在对手。权力的诱惑,政治的无情,以至于此!

      项羽在盛怒之下,传令军中:夜间会餐休整,明晨出战,消灭刘邦的军队!当时,项羽拥众四十万,驻扎在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刘邦仅有十万兵力,屯守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两军相距甚近,刘邦所部将士的精勇程度远逊于项羽大军,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战争一旦开始,沛公刘邦决无侥幸获胜的可能。

      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机,正向刘邦逼近,刘邦却茫然不知。

      值得为刘邦庆幸的是,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当时作客于刘邦军中的张良曾有生死之交,他不忍心看到好友丧身于玉石俱焚的兵劫之中,于深夜暗入敌方军营,动员张良避难。张良立即将这一消息,告知刘邦,刘邦大惊失色,心慌意乱地向张良求教:“该当如何是好?”张良反问:“沛公自认为部下将士,足以抵挡得住项羽吗?”刘邦沉默良久,才不情愿地说:“确实无法与项羽匹敌。但事已至此,如何是好?”张良说:“只好安排您与项伯相见,说明您决不敢背叛项羽,请他代向项羽求情。”刘邦当然清楚,这是逃脱目前劫难的唯一机会,他要紧紧抓住这一救命稻草。他连忙询问:“你与项伯谁年龄大?”张良说:“项伯比我大。”刘邦接口说道:“请你邀他进来,我理当用兄长之礼相待。”项伯碍着张良的情面,不得不进见刘邦。刘邦置酒相待,把樽祝寿,极尽殷勤;又与项伯约定,将自己唯一的爱女许配项伯之子。在做了足够的铺垫之后,刘邦才向这位刚缔结了婚姻之约的“亲家翁”转入正题:“我进入关中,一土一木不敢妄动,统计吏民户口,封存官府库存,只为等待项将军前来处置。分遣兵将,驻守函谷关,只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出入,预防意外事故发生。日夜盼望项将军早日到来,岂敢有二心!恳请项伯兄代向项将军致意,我决无背叛自立之心。”项伯许诺,但又觉得:两军已成敌对之势,仅凭自己的转告求情,恐怕难以避免这场劫难,于是建议:“明晨沛公必须尽早来鸿门军营,当面向项羽表明心曲,消除误会。”刘邦回答:“遵命。”

      项伯连夜返回军营,把刘邦的话转告项羽,并真切地劝解:“如果没有刘邦先破关中,你能轻易入关?现在他立有大功而你却要出兵进攻,这是违背道义的。不如借他前来解释的机会,以礼相待,重修旧好。”或许项羽本来就不愿意与刘邦由盟友变为仇敌,或许项羽认为刘邦的解释合情合理,他同意了项伯的意见,传令暂缓进攻。但谋士范增却力主借机杀刘邦以除后患,项羽又处于矛盾的心态之中。

      次日清晨,刘邦率张良、樊哙等心腹人物,仅以卫士百人随行,前来项羽驻地鸿门,拜见项羽,化解危机。二人相见,刘邦立即解释:“我与将军同心合力以攻秦,将军血战黄河以北,我转战黄河以南,我自己都未料到能先入关中,得以与将军在此重逢。由于小人传言挑拨,造成了将军与我之间的隔阂。我面见将军,表明心意,一切听凭裁处。”率直的项羽,听了刘邦这番似乎出自肺腑的表白,信以为真,甚至对自己一度想攻灭刘邦产生了一丝歉疚之情,应声说道:“这都是由于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胡言乱语,不然,我何至于对你产生怨恨?”

      酒宴开始了。项羽、范增、刘邦、张良四人,依据宾主之礼入席。樽盏交错,笑言相向,却总有一股杀气横压在宴席间——老谋深算的范增,多次目视项羽,让他下令诛杀刘邦,项羽心中已解除了对刘邦的敌意,故意假作不知;范增一时情急,连举所佩玉三次,暗示项羽,必须痛下决断,项羽仍默然不应。范增出招楚将项庄,命令他以舞剑助兴的名义,伺机在酒席间刺杀刘邦。项庄入帐,拔剑起舞,满含杀机的目光,不时瞟向刘邦。剑花如涛,杀气骤至。心中忐忑的项伯,自然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借“对舞助兴”之名,也入席舞剑。他故意以自己的身体封闭住项庄指向刘邦的剑路,项庄一时无法得手。张良对席间情势,了然于胸,连忙离席,招呼随侍帐外的猛将樊哙,伺机救援刘邦。持盾牌撞入军帐的樊哙,以其刚勇无畏之态,再加上一番义正词严的说辞,折服了项羽,令他入席陪饮。刘邦有了这位“守护神”,才觉得稍微放心。

      随后,刘邦、樊哙借口离席,仅带四人取捷径返回霸上军营;留下张良一人虚与周旋。张良估计刘邦等人已安然脱险,才以刘邦的名义,将玉璧一对,献给项羽,玉斗一双,赠给范增。项羽接过玉璧,置于座上;范增把玉斗扔在地上,拔剑击碎,恨恨地说道:“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鸿门宴遗址刘邦返回军营,立即斩杀左司马曹无伤。

      这就是流传千古的“鸿门宴”。

      鸿门宴富于戏剧性,是由于宾主诸人,均有鲜明的个性,也由于这是历史转折的一个契机。它实际上是楚汉之争的序幕,当时,项羽如果有意杀刘邦于酒席之间,确实易如反掌,但是,他太重情感,过于轻信人言,低估了潜在强敌刘邦的心机权变,纵敌遗患,以致后悔莫及。请看,项伯夜入敌营,泄露军情,又堂堂正正地归营转告刘邦的表白,并极力批评项羽击刘部署为不义之举;酒席间,当项庄奉范增之命,借舞剑之名而欲刺杀刘邦之时,项伯竟公然以身掩护刘邦,项羽对这种公开袒护他人的行为,未有半句批评。刘邦派兵守关,拒绝项羽等入关,显然是一种背友为敌的举动,但刘邦稍作解释,项羽也就前嫌尽释,甚至于把刘邦阵营中的通风报信者随口道出。席间,对范增所设杀机,一压再压,并且面对樊哙的责问,项羽如同做了亏心事一般,甚至刘邦一行私自离席,借醉酒之名,不辞而别,也未引起他的警惕。这些举动,反复证明他坦诚如赤子,宽厚似长者,其政治谋略远比范增、刘邦、张良等人逊色,所以才会以优势地位而受控于人。刘邦恰恰相反,他认清了危机,立即决策委曲求全,极力拉拢项伯,待之以兄长之礼,又以婚姻相约。他冒着被扣留,甚至被杀的危险,亲自向项羽卑词赔礼、勉力表白,终于骗取了项羽的信任。事后,他立即斩杀曹无伤,以除内奸,决不姑息手软,甚至也不怕由此而招致项羽的疑忌。或许,他诛杀曹无伤时对外公布的罪名,就是“离间兄弟之好”?

      谋略戏辱了真诚,历史显示出无情。

      四、再入关中

      如果说,巨鹿之战使得项羽在关东义军中建立了无人可以比拟的威信,那么,“鸿门宴”上,刘邦也承认了屈服于项羽的客观现实。刘邦尽管侥幸脱身,但是,却没有能力挑战项羽的优势地位。

      至此,项羽凭借其神勇和武力,确立了主宰天下的地位。但在名义上,楚怀王仍是他的君主,处理要务,还必须求得怀王的批准。所以,他在屠咸阳、杀降王、烧宫室,实际垄断政治控制权之后,仍不得不派使者向怀王请示善后方案。项羽寄希望于楚怀王能够“识时务”地承认他对关中,乃至于天下的控制权,不料想楚怀王却毫不妥协,仍坚持预约,实际上就是坚持由刘邦做关中之主。这里不仅仅体现了楚怀王倚重刘邦的意图,更涉及楚怀王与项羽之间的权力之争。项羽有足够的理由,在各路义军和部下将领面前,公开发泄对楚怀王的不满:“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这样,怀王与项羽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楚怀王不甘心做傀儡,项羽也不耐烦在名义上拥戴一位与自己离心离德的主子。

      项羽虽然在政治上,不如刘邦、张良、范增那般老谋深算,但是,楚怀王对他的疏远和压抑,他是了然于胸的。在项梁战死之后,对楚怀王重用“旧将”“旧臣”,扶植沛公刘邦,贬抑项羽的做法,项羽当然怀恨在心。当时,围绕在楚怀王周围的老将“旧臣”,确实有意识地辅佐怀王,贬抑项羽。如在决定西征军统帅人选之时,项羽曾自告奋勇,但这批怀王诸老将却议定“项羽为人剽悍好杀,所过之处往往屠城杀戮,不适宜作西征将帅;只有沛公是宽大长者,可任其职”。这批人物虽难一一考出,但其中的主要人物,还有线索可查:吕臣,原随陈胜;陈胜被叛徒所杀之后,吕臣率军攻灭叛徒,无疑是陈胜旧部中有才干的一位将领。怀王任命他为司徒,并以其父吕青为令尹。父子皆为重臣,显然是怀王所信任的人物。陈婴,在度过陈胜被杀的危机中,他和项梁同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楚怀王初立,即受封为上柱国,与怀王留守都城。龙且,曾被楚怀王封为司马,以骁勇善战闻名。后来,除龙且转变成为项羽部下骁将之外,陈婴与吕臣结局不明,可能与项羽报复他们有关。这批老将旧臣的地位和影响,当时都比项羽要高,怀王争取到他们的拥戴,这是贬抑项羽所必需借助的力量。至于刘邦,怀王及其旧臣却有意地培植刘邦,使之与项羽分庭抗礼。在挑选西征军统帅时,这种厚薄亲疏之情,已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又约定:“谁先进入关中,即为关中王”,更是明显偏袒刘邦。刘邦西征,进军矛头直指关中,北伐军却远赴河北与秦军主力决战,胜负之数尚不可知;即便是北伐军侥幸抢先入关,受封者也只能是主将宋义,项羽也无缘受封。从这些政治、军事部署来看,怀王及其旧将老臣,煞费苦心地在贬抑项羽。只是由于项羽杀帅夺兵、巨鹿激战,确立了他在东方联军中的盟主地位;再加之,一举攻克函谷关,迫使刘邦亲赴鸿门以求容,才使得楚怀王君臣抑制项羽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

      现在,天下大权,尽在项羽掌握之中,他应该如何处理与楚怀王的关系?项羽作出了符合其性格的选择:政由己出、宰割天下。

      公元前206年(这本来是项羽主宰天下的时期,史家纪事却冠以“汉元年”的纪年)二月,项羽推出了“大分封”的方案:

      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但却割断了义帝与各路诸侯的联系,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其下又分封了十八位诸侯王,其中包括汉王刘邦 。

      项羽基本上按照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建立起三级结构的政治秩序,即:义帝被尊为天下共主,却徒有虚名;项羽仿效齐桓、晋文,以霸王的身份,居于十八诸侯之上,号令天下,政由己出;诸侯分别立国。由此,再度造成了封邦立国的格局。事隔不久,项羽又一手打破了他所安排的三级格局:他强迫义帝迁居偏僻的长沙郡郴县,又命英布等人,暗中派兵追杀了义帝。

      这种过于简捷的做法,正是项羽过于简单、直率的性格的体现。他如果善于玩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游戏,把义帝软禁于彭城,利用义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政治上、道义上他就占据了主动,至少,不会被刘邦所利用来作为反对他的政治借口。项羽只看到了义帝偏袒刘邦、压抑自己的一面,自认为天下已定,保留着这位离心离德的义帝,已无价值;或许项羽觉得没有把握控制住义帝,为防别人利用,干脆一杀了之。

      后来的事态证明,项羽杀义帝,得不偿失。刘邦抓住了义帝之死,大做文章,使项羽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不懂得巧借题目,专做对自己有利的文章,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就未免过于幼稚,项羽的悲剧,正在于此。

      对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带有政治标志性的故秦之都,项羽为何费力夺得、却又轻易放弃?《史记·项羽本纪》留下了如下一段记载:

      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这位劝说项羽以关中为都城的人士,显然是具备战略远见的杰出之士。只是项羽面对由他下令焚毁的旧日都城,完全没有心情去审视其形胜之地的价值,在“锦衣荣归”心理的驱使之下,作出了退出关中、立都彭城的选择。这显示了项羽短视的一面。特别失策的是,项羽得知建策者对自己的非议,居然将他残酷杀害,暴露了项羽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一面。在天下未定、急需凝聚各种人才和智慧为己所用的关键时刻,项羽的如此行径,可以说预兆着他未来的失利。

      在项羽分封的十八诸侯王之中,刘邦是他必须着重防范的人。因为刘邦有先入关中、依据楚怀王的约定当为关中王的舆论优势,又有十万大军的强大力量,足以成为项羽潜在的强敌,项羽不希望号称“天府”的关中落入刘邦之手,却必须对原来的约定作出某种解释,于是,以巴、蜀、汉中旧属秦地为由,分封刘邦为汉王。按照项羽、范增的战略设想,刘邦只要就封汉中,就会老死于一隅之地。因为对刘邦而言,不得不面对两种限制和封锁。其一是自然地理的限制。刘邦的封地与关中有秦岭天险相阻隔,只有崎岖的山路、艰难的栈道相连接,交通不便,尤其不便于大军调动;其二是人为因素的封锁。项羽在分封十八诸侯王之时,将关中之地分封给原来的秦军三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史称“三秦王”。项羽以为,三秦王是关中旧人,对其中的地理、人情最为熟悉,可以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将刘邦封堵在汉国的封地之内,使之无法重返关中要地。但是,项羽对三秦王寄予的厚望,完全是一厢情愿、缺乏客观依据的。因为三秦王虽然是秦地旧将,但他们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项羽之后,其他将士却被项羽一夜之间全部坑杀。在关中百姓的心目中,是关中子弟的鲜血染红了三秦王的王冠。因此,关中百姓对三秦王不仅没有地缘之亲,而且怀有血缘之恨。相比较之下,率军初入关中的征服者刘邦,却以“约法三章”等亲民、安民行为,博得了关中百姓的好感乃至于拥戴。因此,汉王刘邦一旦率军进入关中,关中民心不是拥护三秦王,而是归心于汉王。这是项羽所未曾料到的。

      项羽对刘邦的另外一种制约手段,就是强制削弱刘邦的军队。在鸿门宴之前,刘邦拥众十万,而到项羽分封诸侯之时,却规定只允许三万人跟随汉王。这样的“大裁兵”行动,在秦王朝被推翻之后,有其合理性,但是,其他封王的部属均未见被裁撤的记载,只能理解为项羽对刘邦的特殊防范措施。

      面对项羽的一系列压抑、防范措施,刘邦感到忍无可忍了!关键是在项羽的布局之下,他实在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何在。巴蜀之地,在秦代是流放罪犯之所,难道真的要终老其中?刘邦当然不甘心。因此,他一度准备做鱼死网破的殊死搏斗。城府深沉的刘邦,也有激于一时之怒铤而走险的刚烈血性。当然,以当时双方的势力对比,如果刘邦发起对项羽的进攻,必然是遭受灭顶之灾。好在刘邦的部属纷纷进谏,特别是萧何一再劝谏,分析利害,苦劝刘邦一定要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刘邦的长处就在于能够听得进他人的不同意见,在形势不利的时候,一定选择妥协退让、韬光养晦。唯有今日的隐忍不发,才会有明日的扬眉吐气。

      于是,刘邦似乎颇为平静地接受了汉王之封,顺从地带领他的部队踏上了就封的行程。在进入汉中的途中,刘邦还听从了张良的建议,自行焚烧了栈道,破坏了与关中的交通孔道,借以显示汉王没有重返关中的打算。刘邦是如此安于现状,对项羽是如此俯首听命,大概有些出乎项羽意料。项羽也就乐得在彭城高枕无忧了。这就是刘邦所要的效果。刻意示弱,历来是欺骗敌方的有效手段;在发起凌厉攻势之前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驯服的姿态,方可称韬光养晦克敌制胜的个中高手。刘邦在张良、萧何、韩信等人辅佐之下,把高明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欺骗敌方的战略才能,表现得完美无缺。

      当然,重返关中进而夺取天下,是刘邦集团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刘邦在汉中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政权,特别是听从萧何的推荐拜韩信为大将,聆听韩信规取天下的根本大计(详见“兵家智圣蒙冤元戎——韩信”),是刘邦还定三秦的关键之所在。重返关中对于刘邦开国的意义,当时人有明确的判定,《史记·陆贾传》记载,陆贾稍后在游说南越王赵佗时说:“项羽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这种纵横家风格的语言,最便捷地道出了此役的影响之深远。

      刘邦龙潜汉中,待机而动。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东方强族的代表人物田荣,首先对项羽分封诸侯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公开发难。田氏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公室贵族。秦末乱起,田儋起兵称王,成为东方强镇。在田儋被秦军统帅章邯袭杀之后,其从弟田荣继起,拥立田儋之子田市为王,自居齐相,并且任命其弟田横为将。田荣、田横兄弟是齐国的核心人物。田荣个性极强,不承认项梁、项羽叔侄的权威地位,在项羽发起巨鹿之战前夕,田荣并没有亲自领兵救赵援楚,只是派出了部将田都领兵前往。后来,田都随项羽入关,以军功而得到项羽的赏识。到项羽分封十八诸侯之时,将齐国旧地划分为三:改封田荣拥立的齐王田市为胶东王,仅据今胶东半岛东部一隅之地;分别封立随项羽征战的齐国宗室田都、田安为齐王、济北王。对田氏的核心人物田荣没有任何封赏。田荣自然不会按照项羽的意志改变齐地的政治格局。当着新受封的齐王田都前来“就封”之时,田荣毫不客气地出兵将他逐走。田荣还鼓动田市抗命项羽、拒绝徙封。未曾料到,田市竟然背着田荣,悄悄出走,准备就任胶东王了。田荣盛怒之下,派兵追杀了不争气的侄子田市,干脆自称齐王。接着,田荣又击杀济北王田安,控制了齐、胶东、济北共同构成的“三齐”之地。田荣还多方笼络对项羽不满的人,共同结成反抗阵营。他派兵支持陈余,击走接受项羽封号的张耳,重新迎立赵王赵歇回归邯郸立国。田荣还联合了以勇悍著名的将军彭越(也因为项羽分封未曾顾及而心怀不满),共同反楚。至此,项羽安排的分封秩序,在田荣的一系列破坏性动作的运营之下,陷入全面瓦解。桀骜不驯的田荣与陈余、彭越结盟,组成强势的反楚阵营,项羽实在难于容忍;更何况田荣的齐国,与项羽的楚国,地理位置太近,客观上构成了两强不并立的局面。再加之,为汉王刘邦暗中助阵的张良,有意夸大田荣的威胁性,致使项羽认定,田荣是最为危险的敌人,必须以主力军队去镇压,并且是自己亲身统兵出战。

      项羽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东方,待机而动的刘邦杀出汉中,展开了重占关中的争夺战。时为汉元年(前206)八月,距离刘邦被迫进入汉中,仅仅四个月。

      三秦王久经沙场,均非庸才,特别是章邯,更是秦汉之际的名将。汉军要突破他们据险防守的防线,绝非易事。刘邦采纳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建议,才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汉中通往关中的运兵通道,由东而西排列,共有三条:

      一是子午道,古称蚀中。因它北起于子地(今西安市东南的子午关),南止于午地(今洋县东约80公里处)而得名。子午谷全长330公里,直传秦岭而达汉中盆地。刘邦由关中到汉中就封之时,走的就是这条通道。

      二是傥骆道,又称骆谷道。因北起于骆地(今周至县西南的骆谷关),南止于傥地(今洋县北约15公里处)而得名。骆谷道全长210公里,路多险曲。

      三是褒斜道。因北起于斜地(今眉县斜谷关),南止于褒地(今旧褒城约5公里处)而得名。它连接褒水、斜水的河谷而成,全长235公里。

      如果汉兵的进军路线选择不当,就会遭遇雍王章邯主力军队的阻截,一旦不能速战速决,章邯的另外两位盟友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必定率军驰援,形成三秦王合兵阻击的局面,汉军能否进入关中,就很难预测了。

      韩信派出部分将士,征发大量民夫,大张旗鼓地修复子午道沿线汉王进入汉中时所烧毁的栈道。章邯不久就得到了这一消息。为了应变,章邯把自己的精锐部队部署在子午道附近,做好了随时堵截汉军的准备。韩信得知章邯已经按照自己的预期配置兵力,就指挥汉军主力秘密运动。汉军先沿褒斜道北进,不久,就改变了常见的进军路线,转向高海拔的西北方进发,迂回经过今陕西凤县,然后沿白水河谷向东北方急进,突然占领了故道县(今宝鸡市南),随即抢占散关要塞。散关,是关中地区的四大关口之一,位于今陕西宝鸡市西南的大散岭上,自古就有“秦蜀噤喉”之称,是南控汉中、北制关中的兵家必争之地。接着,汉军出散关、渡渭水,直逼陈仓(今宝鸡市东),如同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关中平原上。

      章邯得知汉军主力的真实进军路线,后悔莫及,派往东部布防的精锐部队来不及撤回,只好勉强抽调部分兵力,仓促在陈仓应敌。两军势力相差悬殊,在军心稳定、求战心切方面,汉军又占有明显优势,陈仓之战以汉军大胜、章邯惨败而告结束。

      此后,三秦王的军队,虽然在多个关隘要地苦苦抵抗,怎奈先机已失、军心涣散,败局已定。在韩信的指挥之下,汉军完全掌握了主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关中大地就被刘邦控制了。后来,在废丘坚守不降长达数月的章邯,眼看大势已去,选择了自杀的归宿。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韩信受命担任大将后指挥的第一场大战,就充分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天才。汉军迅速取得了还定关中的胜利,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甲)全面分析敌我态势,抓住最有利的出兵时机,这充分展示了主要决策人刘邦与韩信的战略眼光;(乙)成功地隐蔽用兵方向,造成敌军部署兵力的根本失误,以奇袭创造奇迹;(丙)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分兵合击,巧妙配合,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关中之地的失而复得,对于刘邦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现在有条件可以与项羽公开挑战了。老成持重的刘邦,首先致力于稳定在关中的统治秩序,推行了一系列收拾人心、优待将士、健全行政体制的政策,使得关中与巴蜀汉中封地成为进取天下的可靠根据地。随后,刘邦就筹划亲自领兵,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一决雌雄了。

      五、彭城惨败

      由于田荣、刘邦等人先后起兵,使得项羽的战略布局受到破坏,并且他的政治威信受到根本挑战。项羽决定首先镇压田荣。公元前205年的正月,项羽亲率精锐主力,北上伐齐。两军在城阳(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发生激战,齐军大败,一路溃败,专断残暴的田荣在内乱中被杀。这本来是项羽尽快平定齐地的良机,但是,项羽以征服者自居,到处烧杀掳掠,所过之处化作一片废墟。齐地军民被迫与楚军展开殊死搏斗。一时雄杰田横,乘机复起,重新组建了几万人的军队,占据城阳,抗拒楚军。项羽屯兵坚城之下,在城阳陷入了久攻不克的被动局面。

      项羽被牵制于东方,为刘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进兵机会。汉王二年(前205)三月,刘邦利用项羽亲率主力出征田齐、后方空虚之机,亲率汉军主力,出兵东伐。刘邦此次出兵的声势颇大,汉军以及裹胁的“五诸侯” 联军共有五十六万人。为了表示自己“师出有名”,刘邦发布了公开声讨项羽的檄文。本来,刘邦对义帝之死,并未产生多少同情之心。在重返关中之后,也并未对项羽杀义帝一事表示过谴责。直到刘邦东征到达洛阳时,他接受了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了显示“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是“天下之贼”,突然郑重其事地为义帝发丧,他亲临哭祭三日,并派使者四出,布告天下,声讨项羽放杀义帝的“大逆无道”之罪。号称“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把他与项羽的逐鹿之战,美化成替义帝复仇。使他的出兵争天下,找到了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义帝,作为项刘赌局中的一个筹码,被项羽认定无用而废弃,却被刘邦捡回并多方利用。直到汉四年,项羽与刘邦在广武战场对峙之时,列数项羽的十大罪状,几乎都是围绕着项羽杀义帝一事,反复定罪,把项羽说成“为人臣而弑其主”的罪人,把自己打扮成“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的英雄。这样,刘邦始终掌握着政治主动权。城府深沉的政治家,总是善于把自己的私利装扮成天下大义,借以愚弄民众、欺骗舆论。

      四月间,刘邦及其盟友的军队,三路并进,兵锋直指楚都彭城。由于楚军主力随项羽伐齐,汉军基本未经苦战,就顺利地攻占了彭城。当时,项羽的都城虽然暂时失陷,但主力军队未曾受损,刘邦却错以为大局已定,根本没有对项羽的回兵反扑作出防范,只知道“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尽显得意忘形之相。项羽闻报,令诸将继续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回师突袭。怒火中烧的项羽,以闪电般的速度,向着刘邦联军发起了致命的一击。楚汉之间的第一场大战——彭城之战,轰然爆发。

      从双方投入的兵力数量而言,项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项羽的用兵方略,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围歼战而不是击溃战而展开的。这固然表现出项羽蔑视对手的气魄,更重要的是项羽对双方实际战斗力的对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刘邦的军队虽然号称有五十六万之众,但是其盟军多为受裹挟而来,故实际是乌合之众;再加上入据彭城之后,又军纪涣散,缺乏警觉,其作战能力实在无法与项羽的精锐骑兵相抗衡。项羽可以发挥骑兵机动作战能力强的优势,长途奔袭,在敌军的惊慌失措之中,取得以少胜多的战果。

      战事完全按照项羽的意图展开。彭城一场恶战,项羽大展神威,自晨至日中,大破汉军。汉军被杀十余万人,溃不成军。楚军又乘胜追击至灵璧东面的睢水岸边,汉军被迫跳下睢水,淹死的尸体遮蔽了水面,睢水为之不流。汉王刘邦也被楚军重重包围,幸得一场大风,刮得窈冥昼晦,楚军大乱,刘邦才得以与数十骑遁去,免遭被俘的厄运。刘邦准备回老家沛县携带家室一起逃命,不料项羽也派出军队追到沛县,搜捕汉王家眷。刘氏全家逃亡,被乱兵冲散。刘邦在逃亡途中,恰巧得遇自己的一子一女(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就让他们上车同行。当着有楚军追击之时,刘邦急于自己逃命,竟然亲自动手,把亲生骨肉推堕车下。当时为刘邦驾车的是夏侯婴(尊称为“滕公”),实在不忍心看到两个孩子死于乱兵之中,就停车将他们重新收载。刘邦再一次推下子女,夏侯婴就停车救人,如此反复多次。对于抗命救人的忠仆夏侯婴,刘邦竟然威胁说:“你胆敢再救他们,我就先杀了你!”为了确保两个孩子不被急于逃命的父亲抛弃,夏侯婴只好将他们置于胸前,让他们抱住自己的脖颈,他一面驾车,一面还向刘邦解释:“形势虽危急,我还可以驱车快跑,奈何弃之!”这样才使得孩子与刘邦一起脱险。

      从规定场景来看,夏侯婴可以几次停车救人,其实楚军并没有紧追在后,形势远远没有到生死抉择的程度。可是刘邦就能够对子女如此绝情。刘邦之子刘盈为人仁厚,这次逃亡过程中其父的绝情,给了他深刻的刺激,因而终生对父亲只有畏惧而没有敬爱。在即位之后,他念念不忘当年夏侯婴的救命之恩,在群臣之中,特示尊重亲近。刘邦可以夺得天下,却无法得到包括至亲在内的人真心的敬重。此是后话。

      刘邦的父亲、妻子,却在逃亡的途中,被项羽部下所俘虏。此后,他们以人质的身份,被项羽所扣押。

      彭城之战的惨败,使刘邦苦心经营数月而建立起来的进攻态势,毁于一旦,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御。项羽则又一次成了令天下诸侯敬畏的英雄。割地称尊的诸侯和军事将领由彭城之战的结果得出结论:汉王刘邦还不是楚霸王项羽的对手。曾经跟随刘邦的盟友,除了常山王张耳之外,都背离了刘邦,或谋求独立,或投靠项羽。以刘邦为首的反楚联盟至此瓦解。

      六、“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在整个楚汉之争的过程中,刘邦总是在运用谋略和智诈来对付天赋神勇的项羽。

      彭城战败之后,刘邦千里逃亡,楚军乘胜追杀,汉军能否在函谷关东面的成皋—荥阳一线建成防御阵地,一时成了决定战局的焦点。刘邦在逃亡途中,就精确地分析了英布与项羽潜在的矛盾,选派说客随何,前去劝说英布起兵反楚,迫使项羽分派主力军队去攻打原来的盟友和骁将,从而使刘邦获得了从容布防的机会。

      汉王二年(前205)五月,刘邦终于摆脱了楚军的追杀,开始在成皋—荥阳之间,构筑了抗击楚军的防御战线。虽然此后刘邦在这条战线上还多次失利、逃亡,但是,正面对峙的局面还是在反复拉锯式的争夺之中形成了。在这个月份中,出现了有助于刘邦站稳脚跟的几件大事:萧何在关中征发兵源乃至于老弱入伍,连同后勤给养一道输送到正面战场,汉军因此而复振;汉军在荥阳南面的京县、索城一带,击败了楚军的精锐骑兵,使得楚军一时之间无力发动对荥阳的有效进攻;汉军夺取了敖仓,秦朝遗留于其中的大量战略储备粮食,解决了汉军的军粮供应;军事战略家陈平归汉,得到刘邦的赏识,在众人的反对声中官拜护军中尉,自此,刘邦的麾下,除了首席智囊张良之外,又多了一位富于谋略的高参,后来有“六出奇计”的盛誉。因此,这个月份,对刘邦而言,是在经历惨败之后重新站稳脚跟的关键时期。此后,刘邦在成皋—荥阳一线,凭借有力地势,与项羽正面对峙,而派遣韩信、彭越等人,在项羽的侧后,频频进攻和骚扰,有效地牵制了项羽的兵力,使之东征西伐,疲于奔命。

      楚汉之争中,在项羽与刘邦相对峙的正面战场上,项羽曾占有明显的军事优势,甚至可以说,每一场由项、刘二人指挥的局部战争,总是项羽获胜。在正面对峙中,项羽曾几次打破刘邦的防线,有两次差一点就俘虏了刘邦,但都被刘邦巧用谋略,逃脱牢笼。汉王三年(前204)四五月间,项羽发起凌厉攻势,刘邦的防线几乎崩溃。项羽纵兵截断汉军粮道,坚守荥阳的刘邦全军断粮,刘邦请求讲和,又被项羽拒绝。于是,刘邦宣称出城投降。夜间,刘邦将城中两千女子,身穿兵甲,放出东城门外,随后由将军纪信,扮作刘邦模样,乘坐刘邦的王车,出城到项羽营中投降。楚军将士自认为已获全胜,高呼万岁,都拥到东城门外,观看汉王出降仪式。刘邦却利用这一机会,率数十骑从西门逃脱。项羽发现受骗,把甘愿代刘邦一死的纪信烧死。荥阳不久即被项羽攻破。此役如果没有汉将纪信的甘愿代死,刘邦要想全身而逃实在很难。刘邦转守成皋,项羽跟踪追击,派兵围城。刘邦估计仅凭城内兵力,根本无法长期坚守,在楚军尚未合围之前,他仅带亲信夏侯婴一人,共乘一车,逃出危城,渡过黄河,自称汉王使者,驰入不久前取得井陉大捷的韩信军营,收走了韩信指挥军队的符节印信,将韩信所指挥的部分精兵,投入正面战场,挽救了连吃败仗的危局。

      直到汉王四年(前203),在楚汉之争的正面战场,战事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但是,刘邦善于用人、善于战略布局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他命令韩信独领一军,在魏、赵、燕、齐等广大区域,开辟了第二战场;命令彭越在楚国后方游击作战,截断粮道,迫使项羽往返奔波。总体形势对项羽发生了逆转。到广武对峙时,项羽已真切地感受到优势和胜利正在离他而去。焦虑之中,项羽做了两件最能表现他特殊性格的举动。而刘邦的应对,更是出乎意外。

      第一,以烹杀刘邦之父要挟刘邦投降。在彭城惨败之后,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均被楚军收捕,项羽把他们常置军中,充做人质。项羽希望可以借此对刘邦形成某种牵制,对他们倒是以礼相待。然而,到了楚汉相争的形势对项羽已经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项羽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利用手中的人质,迫使刘邦就范。在两军对垒的前沿,项羽架设了一个高高的肉案,将刘邦的父亲置于其上,告知刘邦说:“如果现在还不立即归降,我就烹杀你的父亲。”这对刘邦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因为按照常规思路,他都要处于下风。他可以有几种选择:其一,顾念父子亲情,弃兵投降;其二,婉言哀求,请项羽宽赦其父;其三,默然不应,准备接受任何后果。不论哪种选择,刘邦都无法摆脱被动。而且,事出仓促,容不得从容谋划。但刘邦出于他的特殊性格,却自有特殊的应对之语:“我与项羽都曾经侍奉楚怀王,并受命相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项羽的父亲,如果你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千万不要忘记分我一杯肉羹。”这种丝毫没有父子之情、胡搅蛮缠的答对,只有刘邦才说得出,也只有这样的“无赖”语言,才能解决刘邦面临的困境——他既然不在意父亲的生死,人质也就失去了要挟的作用。这是刘邦的绝情,还是刘邦的智慧,后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在当时他确实把父亲的生命做了一次赌注。请看:项羽在盛怒之下,准备烹杀刘父时,项伯又来求情:“天下胜负现在还无法确定,况且,有志于争天下的人,都不会为顾念家人而改变志向,即便是杀了刘太公也无补于事,反而只能增加双方的怨仇。”项羽接受了这种“杀之无益”的思想,也就免去刘太公一死。刘邦的回答,确实令人意外,意外到令项羽不知所措的程度。与其说刘邦过于绝情,不如说刘邦既然不准备投降,这大概是保全刘父生命的最佳方案了。

      第二,要求与刘邦进行一场“一对一”的个人决斗。事情发生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对峙之时,项羽在阵前约刘邦个人决斗以定胜负。楚汉相争,兵连祸结,丁壮被迫从军参战,老弱疲于转运粮草,百姓涂炭,苦不堪言。项羽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在阵前约刘邦进行个人决斗以定胜负:“天下混战连年不止,实际上只因你我二人争天下。现在,我希望你我二人直接决斗,以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百姓枉受战争之苦。”项羽快人快语,把持续数年之久的楚汉之争,直接表述为项刘二人争夺统治权。其实,不仅楚汉之争如此,历史上有多少次战争,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们争权夺利的产物?和项羽的直率表达所不同的是,其他“风云人物”,总是把自己美化成天意、正义的化身,把对方丑化成罪恶的渊薮,把逐鹿之战,说成为代天行诛、吊民伐罪。项羽的坦率,正是他政治上幼稚的体现,也是他可敬可爱之所在。老谋深算的刘邦,自然深知自己单打独斗决非项羽的对手,更何况,争天下的人,哪有个人决斗解决问题的道理?于是他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含笑回答:“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虽有万夫不挡之勇,遇到了这样一位对手,除了大怒之外,实在没有办法可施。项羽要把问题简化为二人之争,刘邦反其道而行,大做政治舆论的文章,为了战胜项羽,他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其中!于是,刘邦在广武阵前,大声宣扬项羽的所谓“十大罪状”,把项羽说成是“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的罪人。让我们来看看刘邦声讨项羽的这篇“檄文”的内容:

      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

      其中,关于项羽放杀义帝一事,就被分列为三项大罪,真正把政治文章做到了极限。最后,刘邦又故意刺激项羽:“我统领义兵,联合各地诸侯,共同征伐祸害天下的贼首,我只需指令刑余罪人击杀你项羽,何苦与你面对面的决斗!”语言如此刻薄,项羽不由得怒火中烧,命令暗中埋伏的弓箭手放箭,一箭正中刘邦胸口,伤势很重,刘邦机警地卧伏在马鞍上,一手假作抚脚的姿势,一面口中大喊:“那混蛋射中了我的脚!”一面退入军营中疗伤。就这样,刘邦掩盖了自己胸部中箭的实情,稳定了自己的军心,又防止了楚军乘乱进攻。显然,这本身就是斗智不斗力的一个例证。

      刘邦能够从劣势逐步转变为优势,关键是能够千方百计延揽英雄,为我所用。而反观项羽,却比刘邦有着太大的差距。独当一面的汉军统帅韩信,六出奇计的战略家陈平,号称一世骁将的英布,都曾隶属于项羽,他们先后脱离项羽而归附于刘邦,对于最终决定刘胜项败,起了很大作用。项羽虽有武勇,却不善于用人。部属之中,论兵机韬略,只有一位范增;论用兵有大将之才,只有一位钟离昧。范增曾被项羽尊为“亚父”,钟离昧对项羽忠心不二,就是这样两位难得的文武人才,由于刘邦全权委托陈平,以四万斤黄金,行离间之计,结果使项羽对范增、钟离昧产生了戒备之心。在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刻,范增负气求退,病死于途中;钟离昧始终未得重用,项羽所托付重任的龙且、曹咎等将领,都属有勇无谋,被韩信和刘邦分别击灭,如果智勇兼备的钟离昧,能得到项羽的信任,专方面之任,项羽总不至于顾此失彼。由此看来,刘邦对付项羽,不仅个人之间斗智不斗力,两军相争也是斗谋不斗勇。血气方刚的匹夫之勇,遇到老谋深算的智诈机巧,自然只能步步被动。

      正面战场的僵局一时无法打破,而韩信、彭越的军事行动,已使项羽的后方却屡屡告急。刘邦利用这一时机,先后派遣辩士陆贾、侯公游说项羽,楚汉罢兵讲和,并且请项羽释放汉王的父亲和妻室,许诺双方罢兵停战。项羽虽有疑虑,最终同意了刘邦的提议,双方约定:以鸿沟(秦始皇时开凿的引水渠,位于荥阳东南)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属汉,鸿沟以东归楚。在履行了约定仪式之后,项羽即如约释放了人质,并引兵东归。项羽准备接受东西分治的局面了,楚军士兵甚至为庆祝战争的结束而高呼万岁了。那么,汉军如何应对?据说,刘邦也有守约撤兵的打算,但是,张良、陈平却提出了毁约追击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老父与妻子得以归来,刘邦完全没有顾忌了,他接受谋士张良、陈平的建议,决定违背刚刚达成的和约,追击正在撤退的楚军,彻底消灭项羽。这是楚亡汉兴的关键一步。历史,在这里决定了新的发展方向。

      后来唐代文豪韩愈在凭吊古战场时,曾赋诗《过鸿沟》(《全唐诗》卷三百四十四),一咏三叹: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

      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

      在违约追击项羽的途中,刘邦仍担忧自己的部队不是项羽的对手,传令给韩信、彭越等军事实力派首领,预约在固陵(今河南淮阳市北)合击项羽。韩、彭两军违约未至,项羽和楚军将士再次被刘邦的背信弃义所激怒,回马一击,刘邦竟遭惨败,只好固守待援。

      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遣使者到韩信、彭越军中,以划地封王的条件,诱使韩、彭二军参加对项羽的围歼。这样,韩信、彭越和重新控制了淮南的英布等人,纷纷率军参战。仅韩信所部兵力,就多达30万人,而此时项羽仅有不足10万兵力。刘邦以绝对优势,将项羽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在韩信的指挥下,汉军轮番进攻,务求将楚军分割、消灭。

      发生在汉五年(前202)十二月的垓下之战,最终决定了楚亡汉兴的大局。在四面楚歌之中,一生神勇无敌的项羽,不得不面对穷途末路。随侍军旅的虞美人含泪伴饮,酒酣耳热,项羽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垓下歌》真是长歌当哭!歌诗之中,他对自己天赋神勇却陷入败亡,自有难言的苦闷和不解,但叹咏的重点,却在于愧对相伴多年的虞美人。江山得失已退居其次,面对着冰清玉洁的美人,项羽的真性真情,在败亡之前,一展无遗。项羽虽疏于文采,但其真情毕露的“虞兮”一唤,足以使《垓下歌》成为永不磨灭的千古绝唱。

      霸王祠项羽塑像项羽失败的大局已定。他痛别爱姬,带领八百骑兵潜出重围。此时的项羽,还有东山再起的勇气。汉将灌婴率五千骑兵一路追击,到达东城(今安徽定远县)时,项羽身边仅有二十八骑相随。项羽不由得感慨万千,唯一令他不解的是,凭自己的武勇,为什么会败在刘邦手下?他还要向部众显示自己的勇敢善战:“我起兵至今已有八年了,身经七十余战,兵锋所指,无不破灭降伏,从未打过败仗,所以才能称霸于天下。但是,现在却被围困于此地,这是上天要我败亡,不是我不善于作战。今天我肯定难免一死,但还是愿意让你们看我如何痛快淋漓地大战一场,必定连败敌军,踏破包围圈,斩敌将,断敌旗。请大家为我作证:这是上天亡我,不是我作战无能。”项羽催马冲向汉军,声如霹雳,目似喷火,所到之处,汉军莫不惊避。结果,他仅损失两位骑士,却斩将、夺旗,突围而出。

      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北),乌江亭长驾船相迎,劝项羽立即渡江,再图善后。项羽却断然拒绝过江,他惨然一笑:“当年我率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西征,现在无一人还生,即使是江东父老宽恕我,我有何面目与他们相见!”他徒步杀向尾追的汉军,为自己的荣誉,作最后一搏,身负重伤之后,他自刎而死。

      项羽被刘邦、韩信等人击败于垓下,不得不自刎而死,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失败了的英雄。

      项羽从二十四岁起兵反秦,轰轰烈烈,叱咤风云,最后却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三十一岁。他活动在历史舞台上,不过八年,却如一颗横扫天际的彗星,留下了多少辉煌和迷案。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灭亡而告结束,但两千年来,文人雅士却大多同情项羽、赞颂项羽,人们已习惯于宽恕项羽政策上的失误,甚至于把他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也当做一种美德来给予歌颂。于是,这位历史上的失败者,在人们的良知世界中,被塑造成了不倒的英雄。

      项羽身上最能唤起人们同情心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两项会是对多数人颇具影响力的:率直、守信、重情的本性;面对死亡的无畏和悲壮。

      鸿门宴和广武相约独斗决雌雄,尽展项羽的直率。

      鸿沟守约撤兵,证明了项羽的言而有信。

      重感情,爱面子,正是项羽鲜明的个性之所在。这一秉性,使项羽无法成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却同时使他成为最具真实人性的悲剧英雄。他重乡土之情:已入关中,尽管有人劝他自据关中,以图天下,他却选择归楚地,都彭城。尽管当时就有人讥笑他缺乏政治远见,是“沐猴而冠”,但这种向故乡父老显示荣耀的愿望,不是很正常的赤子恋乡之情吗?垓下之围,他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听闻包围着他的汉军营垒中“四面楚歌”,他却心慌意乱,其他地方的得失,项羽可以坦然面对,故地失守,足以搅乱项羽的神智。张良巧设此计,正是抓住项羽乡土观念太重的性格,出奇制胜的,这也可说是“君子可欺以方”吧。他重宗亲之情:敬重叔父项梁,项梁被秦军袭杀之后,项羽殊死搏战,必求复仇。叔父项伯有三次暗助刘邦的行为(鸿门宴前夜泄露军机、鸿门宴间以身护敌、广武对峙劝阻烹杀刘父),项羽对他未加半句申斥,还是以礼相待,并采纳他的意见。他重男女之情:与对手刘邦“好色”不同,项羽的后宫生活不见于记载,兵困垓下时的“虞兮虞兮奈若何”一首千古绝唱,与虞姬的甘愿殉死,都说明项羽是用情专一的大丈夫。他重部属和故人之情:项羽和范增的关系,很值得深入考辨。他曾对范增相当尊重,后来由于中了陈平的离间计,才疏远了范增,致使范增负气出走,为此,项羽一直被批评为无容人之量。实际上,设身处地来想,范增这样一位倚老卖老的人,项羽对他已算是很有耐心,留足了面子了。即以鸿门宴的收场戏而言,项羽已接了张良转交的刘邦礼品,两军和解已成定局,愤愤不平的范增,却当场拔剑砍破礼品,并恨恨地骂道:“竖子,不足与谋!”表面上是在骂未能完成刺杀任务的项庄,实际上是讥责项羽。项羽中了离间计之后,对范增也只是“稍夺之权”,并无过分举动,范增即大怒告辞:“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这两番言论的语气,都有骄横犯上之嫌。联想到项羽和范增的年龄相差四十多岁,项羽又尊范增为“亚父”,范增大概在项羽面前总是以尊长者自居,两人之间能有几年密切合作,已属难得了,这必定是以项羽本人的谦恭自抑为前提的。如果以范增处理上下关系的方式,去侍奉刘邦,又会是何等局面?恐怕早就被杀头了!对于故交,项羽尽力给予信任和重用。大司马曹咎,塞王(后为长史)司马欣,因早年间曾救助过项梁,虽说才干平平,项羽也委以重任。甚至对已背叛了自己的故交,项羽也存一份情义。乌江的最后一战中,多处负伤的项羽,认出了已是汉军骑司马的吕马童,大声呼喊:“你不是我的故人吗?我听说刘邦以赏千金、封万户的重赏,悬赏购买我的头颅,来,我成全了你吧。”说完即自刎而死。虽然有死前大言之嫌,但肯以自己的生命,赠昔日故人以荣华富贵,如此酬友,项羽当推千古一人。

      爱面子,实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人格尊严的方式。项羽自爱自重,希望别人给他面子,他也乐于给别人保留面子。刘邦的父亲、妻室,在项羽军中拘押约二年,项羽未曾借以给刘邦难堪,虽有烹杀刘父的一次要挟,终究未下杀手。对刘邦的妻子也未加以非礼凌辱。刘邦对于被俘的敌人妻室,却不如此循礼守矩,罚作奴婢,以供躯使,已算是幸运;稍有姿色者,刘邦还从肉体上给予占有。魏豹之妻薄氏,就经历了“被俘—奴役—侍寝”的全过程,这不是单纯的好色、泄欲行为,而是有意显示战胜者的地位,凌辱对手的人格尊严。两相对照,更显示出项羽的宽厚。

      在死神面前能无所畏惧者,终是少数,所以人们难免对他们产生敬意。但是,仔细想来,并非所有不畏惧死亡的行为,都值得尊敬,关键取决于为何不惧死亡。有人出于对信仰或理念的虔诚而自甘献身,也有人悲观厌世而自行解脱,甚至流氓无赖可借以欺压良善!那么,项羽在垓下之战、乌江自刎中所表现的神勇、无畏、悲壮,是源出哪种精神境界?答案恐怕只有一个:珍惜荣誉,胜过珍惜生命。请看,在胜负已经判分之后,项羽还在执著地向残存的部属证明他是亡于天数,而不是败于战阵。胜败,甚至生死,项羽实已置之度外,他所关心的是后人如何评价他的败亡,权利、生命可视为过眼烟云,荣誉则高于一切,只有从这种贵族的人生观、生死观入手,才能理解项羽的絮叨多语。项羽神勇善战,确为千古一人,司马迁以雄逸之笔写神勇之战,也属亘古无二;但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辩白,却也未曾真正理解,于是在《史记·项羽本纪》结尾处,对项羽的执迷于武力,颇有讥刺,诚为一大憾事。

      对于荣誉和实惠,项羽和刘邦,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两相对照,自有一番体悟。荥阳诈降,不惜以部将纪信代死;成皋独逃,劫夺韩信部属以挽回成皋败局,刘邦处之坦然。只要可以绝处逢生,可以转败为胜,采用何种手段,中间丢了多少“面子”,刘邦都不会在意。刘邦可以在遭遇失败之时一逃再逃,屡败屡起,项羽却一败垓下,即自刎于乌江。荣誉一旦丧失,项羽即自认为天地之间无所容身,所以他别无选择。

      后世的文人骚客对项羽的慷慨赴死,大多予以同情和惋惜。唐代诗人胡曾的《乌江》(《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一诗,可为其中的代表之作:

      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

      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

      另一位唐代诗人李山甫的《项羽庙》(《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虏为王尽偶然,有何羞见汉江船?

      停分天下犹嫌少,可要行人赠纸钱?

      周昙的《项籍》(《全唐诗》卷七百二十九)一诗,是唐代咏史诗的名作,诗篇出以婉责的口吻,表达的是深沉的惋惜:

      九垓垂定弃谋臣,一阵无功便杀身。

      壮士诚知轻性命,不思辜负八千人。

      更加令人感慨的是,项羽的雄豪悲壮之气,竟使得宋代“婉约派”词人李清照感叹不已,写出过“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女词人,一改其“婉约”之风,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诗篇《乌江》,以歌咏项羽的英勇无畏: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有此一叹,项羽已足以不朽。人中之杰,鬼中之雄,项羽当之无愧。

      司马迁本来就是以意气相尚的人,他对于项羽,是出于钦佩、惋惜之情,而给以重点刻画的,所以,项羽的性格及其悲剧,就有动人心魄之处。读史每到楚亡汉兴之时,常使人有愤愤不平之感。特别是秉性豪爽的人,这种感觉往往更强烈。笔者也正是带有这种感情色彩的人,对于在天下之争中,惯用机诈权术,以四万黄金离间对方君臣而巧夺天下的刘邦,往往带有一种鄙夷之感,每读宋代学者文同的《读史》诗,“可怜一掷赢天下,只使黄金四万斤”,常击节感叹,引为同调。当然,历史就是昔日的政治,不可纯以意气相争;楚亡汉兴,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项羽与刘邦的个人性格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更何况,在项刘二人的性格中,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如:项羽的仁爱与残暴;刘邦的豁达与猜忌;刘邦的知人善任与傲慢善骂,等等。这使得两人的性格和形象,产生了一种立体感。

      项羽的性格中,确实有残暴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战争中的屠城和杀降。楚怀王的老将旧臣们批评他为人剽悍,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尤以坑杀秦降卒二十万、西屠秦都咸阳二事,影响最为恶劣。但是,如果从项羽的身世和志向来分析,此二事并非全由残暴的性格所引发。项羽作为楚国贵族的后裔,一直接受着复兴楚国的教育,自孩童有识之时,即怀有向秦复仇的志向。既以复仇为职志,手段的过激,也就成为难以避免和可以理解的了。自古受降如临敌,更何况项羽在新安坑杀秦的降卒,史籍明载起因于东方将士与降卒之间的冤冤相报,降卒心中不服,激成兵变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或许在项羽看来,当年秦兵在长平之战后,曾将赵国降卒数十万人尽行坑杀,新安杀降未尝不是对长平暴行的循环报复。至于秦都咸阳,是在秦始皇征服六国的过程中而急剧扩大其规模的。读史者都不会忘记,秦始皇当年每攻灭一国,都令随行工匠描摹其宫殿样式和尺寸,然后依样画葫芦,在秦都咸阳附近重建。六国旧都群集于关中,并非正常的“文化交流”,秦始皇用以显示战胜者的天威不可测,而对于项羽等有灭国之恨的东方贵族人物而言,却无疑是耻辱的象征。宫殿巍峨,付之一炬,从旁观者和后世论史者的立场来看,确为残暴和愚蠢的行为,但从项羽的复仇心态而言,恐怕不如此不足以雪耻泄愤。

      且不要简单地斥责项羽为人残暴,他又有仁爱的一面,甚至因此而被讥笑为“妇人之仁”。鸿门宴上,范增安排项庄借舞剑之名行刺刘邦时,就对项庄说项羽“为人不忍”。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仁慈之心。甚至刘邦的文武大臣,在对比刘项二人性格同异时,都异口同声地把“仁爱”归之于项羽。韩信为刘邦指陈规取天下大计时,说项羽“对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可亲,部属有人生病,他前去探望,相对涕泣,与患者共进饮食”。陈平也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人中讲究廉节礼仪的人,大多去投附他。”陈、韩二人,都曾在项羽部下任职,必是依据耳目闻见所及而论人论事,自然真实可信。刘邦部下第一个憨直长者王陵,直到项羽败死、刘邦称帝之后,仍毫不避忌地说:“陛下傲慢凌辱人,项羽仁慈而爱人。”联想到王陵之母曾被项羽拘为人质,要挟王陵降楚,王母为使儿子一心事汉,自杀身亡的一段往事,王陵与项羽有事实上的杀母之仇,而能称项羽“仁爱”,可以推知项羽为人仁慈,必有过人之处,且为当世人所公认。

      项羽失败的原因,“妇人之仁”的性格,当为其中之一。问题是如何看待“妇人之仁”,它可以被指斥为不顾大局,而在小节处优柔寡断,坐失良机,这是争天下者的一大忌讳。然而,直观地想来,“妇人之仁”与“英雄之志”相对立,它所表现的,正是不折不扣的人性(人之初,性本善之性),也就是顾念情义、虑及伦理、关注舆论,不敢轻易地背信弃义,在该耍阴谋时不耍阴谋,在该杀人时不杀人。而“英雄之志”,则是对正常人性的践踏和背叛,为了夺得天下,甚至只是为了博取利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有了恩将仇报、骨肉相残。刘邦在面对项羽烹杀其父的威胁时,坦然谈笑,求分一杯肉羹,大出常人常情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英雄之志”的典型,自然毫无“妇人之仁”的踪影。

      刘邦的性格,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史记·高祖本纪》有数语专论他的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刘邦的豁达大度,不乏事例为证。在审时度势和争取部下拥戴方面,刘邦确有独到之处。刘邦的“小气”和“猜忌”,也是他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面。早年间,刘邦服役远行,好友或同僚出钱送行,萧何比别人所出稍多一些,刘邦开国之后,遍赏群臣,而对萧何封赏最厚,他还特意向人表明,此为回报当年萧何多赠钱资之情。不忘小恩与不忘小怨,均是小气而不是大度。至于刘邦的猜忌之心,在他对萧何、韩信、张良、陈平、樊哙等文武功臣的防范和算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必多言了。

      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灭亡而告结束。但两千多年以来,文人雅士大多同情项羽、歌颂项羽,而对刘邦往往持鄙夷之论。“胜者王侯败者贼”,本是历史常规,但楚亡汉兴的结果,并未造成贬抑项羽、盛颂刘邦的格局;相反,千古而下,评论得失的史家,品藻意境的骚客,却往往对项羽寄托同情,而对刘邦则多持讥贬。究其“反常”的成因,大概首推《史记》所载项刘二人性格、行事的不同,而在后人心中产生了诸多共鸣。项羽虽有残暴、犹豫不定、不善于任人等性格弱点(这也正是项羽丧失人心以致败亡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坦诚、直率,在历代争天下者中,实属罕见;刘邦虽有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之长,但他喜弄权术、机诈多变的性格,总难免受人指责,或至少是不便于公开表示赞扬。所以,形诸文字,褒项可示以同情心,贬刘则可高标正义感,刘邦也就成为讥责的对象。

      实际上历代搞权术的政治家、政客们,总是或明或暗地以刘邦为师的。

      忘我于史册,神交于古人,楚汉之争可以给人的启示,实在太多了。综观刘项的乾坤豪赌,项羽虽不乏勇气,却总有些滞碍拘谨之态,而刘邦则信步而行,挥洒自如。何以会有这种不同?那就是项羽承荷着过多的责任心和荣誉感,这是他作为贵族后裔,不可或缺的;而刘邦则不同,他出身小农家庭,风云际会而成为一时之雄,他本来也未曾拥有多少身资,自然不怕在赌局中过多地失去什么,他没有旧日格局等他来恢复,也没有传统的政治伦理需要他遵守。他所代表的是全新的力量,只需随心所欲地去做,就是发凡起例,自我作古。所以,刘邦的大度和项羽的拘谨,与他们各自的阅历和身世背景相关。在政治赌局中,有时,一无所有或许正是一种优势所在。穷则思变,变则通,正是这个道理。

      在楚汉之争中,谁能尽可能地拉拢盟友,孤立对方,就有可能终操胜券。而其中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就是以分封为诱饵,来换取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对此,项羽与刘邦同样清楚,但在推行分封制度、以扩大自身阵营方面,项羽和刘邦相比,实在是笨拙得多。项羽尽管曾有分封十八诸侯的惊人之举,却无法保证所封诸侯对他忠诚不贰,为了维持由他首创的分封格局,以及他高于诸侯之上的霸主地位,他不得不四处征伐,因此,他不敢再以分封为手段,酬谢和笼络部下将领,所以韩信说,项羽虽有“妇人之仁”,对部下极尽关怀,但是,部属立下功劳,应该封给爵位官职时,项羽却变得很吝啬,往往是拿着已经刻好的官印,在手中反复把玩,终究不舍得分授给人,这就难以换来军事将领的真心拥戴。另外,王陵也把刘邦勇于划地封王、项羽却不愿封王以奖功勋,作为汉兴楚亡的主要原因。确实是看破了此中奥秘。

      而刘邦则不同,在封立他人为王时,他没有任何顾忌,一切都以打败项羽为最终目的。天下本非自己所有,即便是用半壁江山封王立国,他刘邦还可以落下半个天下,何乐而不为?

      楚汉之争,千古流传,不仅由于这段历史波澜壮阔,也由于刘、项二人性格鲜明,虽胜负殊途却同样充满了传奇和悲烈色彩,因此而引人入胜。

      七、“皇帝之贵”

      持续了四年的楚汉之争,以项羽的战败与慷慨赴死而告结束。刘邦在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成为战胜者。在垓下之战获胜之后,刘邦未曾有片刻的懈怠,而是以罕见的政治远略,抓紧各项善后工作。他要把自己苦战的未定政权,建立在稳定牢固的根基之上。他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大军回师至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齐王韩信的大营之内,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剥夺了韩信的大将兵权,将全军的指挥权收归自己掌握;并且在一个月之后,下令将韩信由原来褒封的齐王改封为楚王。这当然是削弱韩信力量的一个有效措施,只是韩信还沉醉在君臣共庆的胜利气氛之中而未及多想。这是刘邦的“安内”之举。

      第二,以不同的方式,对项羽的残余势力和盟友实施镇压或安抚。项羽当年分封的诸侯,在世者纷纷投奔了刘邦,唯有临江国的军民还在坚持与汉为敌。临江国的始封之君是曾经担任怀王柱国的共敖,在项羽封他为临江王、定都江陵之后,他对项羽心存感激。在他死后,其子共尉为临江王,继承其父之志,所以,临江虽然国小力弱,却成为拥楚抗汉的一面旗帜。于是,刘邦毫不容情地加以镇压。他派出了收服楚地立功最大的刘贾(后来晋封荆王)率领九江国的精兵出征,还派出了最得刘邦信任的太尉卢绾,统兵前往夹击作战。还有其他名将参战,如,刘邦的亲信将领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史记·靳歙传》)。临江王共尉是被靳歙俘虏押解到临时都城洛阳之后被处死的。由此可见,刘邦是以绝对优势兵力,一定要把临江国迅速攻破。稍后改临江国为南郡。更令刘邦诧异的是,在项羽的封国被平定之后,在北方的鲁地(今山东曲阜)却出现了“为楚坚守不下”的局面。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将鲁地层层包围。发现被重兵包围的弹丸之地,竟然充满了祥和之气,“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儒林传》)。刘邦立即被一片乱世之中的好学风俗感动了,他意识到,鲁地人并非刻意与汉军为敌,只是因为鲁人重礼义,而项羽曾经被楚怀王封为鲁公,鲁人因此而对项羽有“故主”之情。于是,刘邦派人手持项羽的首级,绕城巡视,告知项羽确实已经死亡,鲁人这才投顺。刘邦有感于鲁人对项羽的情分,遂以“鲁公”的旧时名号将项羽安葬于谷城。刘邦还在项羽墓前有哭祭之举。对于已经死去的对手表示敬意,对刘邦的形象塑造只有好处,刘邦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刘、项二人确实有过为了反秦而协同作战的经历,当着胜败已分、生死殊路之际,刘邦对项羽有追思之情,或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后人不一定非从“作秀”的角度来推测刘邦的心态。

      在“安内”、“抚外”的两项工作落实之后,该是刘邦安享胜利成果的时候了。于是,以楚王韩信为首的七位诸侯王,联名上书,拥戴刘邦登基称帝。这封应时而至的“上尊号”奏疏,是出自刘邦的授意,还是群臣心领神会,或许同时带有共同的潜在利益诉求?后人不必深求。见于《汉书·高帝纪》的这篇历史文献,确实有值得一读的价值。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汉并天下”瓦当

      这篇文献有四点应该注意之处:第一,上疏者是时已称王的诸侯,严格意义上的汉王部属未曾联署,这不仅仅因为有等级高低的界限,更反映出刘邦以平民出身依靠暴力手段而夺得天下,得位的神圣性不足以服人,故必须由天下最具势力的人物共同推戴。这一点使得刘邦在以后处理与这些诸侯王的君臣关系时,难免心中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其中有人的地位与刘邦原本是“平起平坐”的。第二,强调刘邦“先得秦王,定关中”之功,不仅仅在突出刘邦灭秦之战的功劳,还暗寓批判项羽“背约”之罪。第三,强调刘邦“以安万民”、“又加惠于诸侯王”,得出“功盛德厚”的结论。第四,强调刘邦如果只用汉王旧号而不称帝,就会造成与其他诸侯王名号相同、不符合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因此,奏上尊号,是天下大事。

      刘邦当然知道,自己做天下之主,已是水到渠成,但还要故作谦逊地“辞让”一二:“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这种政治把戏,大家心知肚明,还要把“劝进”的理由,讲得更为动人才好。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说得何等的光明正大?再不俯允登基称帝的奏请,好像实在对不住天下各界吏民了!于是,刘邦也就“顺其自然”了。

      汉五年(前202)二月甲午日,刘邦的登基大典在〖〗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境内)举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卢)绾等三百人”,史书还记载了一位参与登基大典的特殊人物——博士稷嗣君叔孙通,他的作用除了“谨择良日”之外,可能还有设计登基大典的仪式。他的封号“稷嗣君”,可能带有特别的含义,“稷嗣”,固然是邑名,但是,可以解读出“稷下学宫继承者”的嘉义。因为叔孙通是齐地人,又以富于学问而著称。叔孙通在登基仪式上有其特殊的作用,标志着懂得仪式、学问的人在转入政权建设时期,会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活动空间。当然,由于战争刚刚结束,这场“上尊号、即帝位”的仪式,不可能与升平之世的皇帝登基大典在排场上争胜媲美,但是它的意义非同小可——自秦末以来的战乱局面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汉王朝由此诞生。刘邦本人也从秦末的一个小小亭长,从连年战尘中冲杀而出,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刘邦不愧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登基之初发布的诏书、实施的政令,使得天下人领略了他的明君风范。

      第一,登基称帝的当天,刘邦以天子之尊下达的第一个褒封策书,册封为王的不是跟随自己转战的功臣部将,而是两位参与反秦之战却被项羽忽略了的“蛮夷”之地的君长——吴芮与亡诸(“亡诸”又作“无诸”)。这里显示的是主宰天下者的“公正”,与当年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的“不公”形成了对比,当然刘邦也没有忘记恰如其分地谴责一下项羽,提醒天下人在对比中确认新君的功德。让我们阅读《汉书·高帝纪》中记载的褒封文书:

      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

      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刘邦册封吴芮为长沙王、亡诸为闽越王的高明之处,除了显示他的“公正”之外,还在力量不足以镇抚边远之地的时候,以封王的形式,表达了朝廷对远人的恩德,笼络远方“蛮夷”的战略意图已经形成。

      第二,刘邦迅速地为自己的政权选定了首都。由于称帝带有仓促行事的色彩,尽快选定都城已经是迫在眉睫,刘邦只能就近选择洛阳为都城。以洛阳为都城虽然只有短暂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汉初开国的过程之中、在经营东方为主的特定时刻,自然有其意义。

      第三,刘邦颁布了“兵皆罢归家”的诏书。其中对不同身份的人都给予了优惠照顾或安抚。这是结束战时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标志性文件。

      第三,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在与众臣从容“论功”的气氛之中,回顾开国征战的历史,在褒奖“三杰”的同时,也安慰了其他的大小功臣。正式的论功行赏虽然未及进行,但是,群臣明白了天子的意思——没有忘记跟随打天下的人们。

      第四,招抚田横,导致田横被迫自杀。招诱豪杰归顺,否则即予以诛杀,这是天下新主的治世常规,倒也不必苛责刘邦。原来,田横被韩信施诈战败之后,只好归附彭越。等到项羽已灭,彭越对于刘邦的臣属关系已经确立,田横再也无法在彭越属下生存,于是与宾客逃亡到海岛上暂且容身。刘邦素知田横有英雄才具,恐其久居海岛终为乱源,就派遣使者前来宣布赦免田横的诏书,其中有一句威逼利诱的话:“(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发兵加诛。”田横知道天下一定,仅凭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与汉家朝廷为敌,又惧怕因为自己的抗命而导致属下遭遇屠戮,就被迫接受汉廷的传召,乘车前往洛阳。在距离洛阳还有三十里处,自杀身亡。在自杀之前,田横对两位随行的宾客感叹:“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汉书·田儋传》)刘邦感念田横的刚烈志节,为之流涕,调发士卒二千人,按照王者之礼厚葬了田横。两位宾客,在完成了田横最后的嘱托, 安葬了田横之后,自杀于田横的墓旁。等到田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横的死讯传到海岛之上,留守的五百壮士全部自杀以殉。田横及其属下的视死如归,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刘邦在厚葬田横之后,不由得暗自庆幸:如果田横这样的英雄豪杰,独居一地,不知何时就会酿成大祸。“田横五百士”,更成为不屈雄杰的代名词。

      第五,刘邦采纳娄敬与张良的建议,决策迁都长安。当时的娄敬是地位卑贱的戍卒,他求见皇帝,对刘邦分析了以关中为都城的优势。刘邦已经被打动,他询问张良,张良借机劝刘邦西进关中。当天,刘邦就决策迁都长安。为了表彰身居下位的人建言献策,刘邦特意晋封娄敬为“奉春君”,并且赐姓刘氏。后来,这位有战略眼光的刘敬,还曾经献策“和亲”,以处理与北部匈奴的关系。

      第六,赦季布而斩丁公,借以彰显“臣事君以忠”的政治伦理。在“楚汉之争”的战场上,“为气任侠”的楚将季布,奋勇作战,多次使刘邦遭遇险境,狼狈不堪。及楚亡汉兴之时,刘邦以千金重赏通缉季布,并规定敢有藏匿季布者,罪及三族。然而,鲁地大侠朱家出面讲了一番各为其主的道理,刘邦就赦免了季布,使之尽展才干,终于成为汉初名臣。而季布的同母异父兄弟丁公,遭遇却完全不同。丁公也是楚霸王项羽的部下将领。当年,刘邦在彭城之战中败逃,丁公领兵追逐,短兵相接,刘邦命在旦夕。在危急之际,刘邦当面向丁公求饶,丁公于心不忍引兵而还,刘邦才得以脱身。等到项羽灭亡,丁公自恃有活命之恩,前来谒见刘邦。刘邦却下令将丁公在军中示众,所定的罪名是:“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并且宣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史记·季布传》)刘邦此举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对背叛君主的人,即便我是受益者,同样加以诛杀,决不宽贷!

      刘邦在称帝之初,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做了以上所述的若干事关大局的事情,可谓高屋建瓴、大刀阔斧。王者气度,借此而彰显出来。

      然而,刘邦登基之后,实在没有享受“天下太平”的安乐之福,一系列麻烦事,接踵而至,使得这位开国皇帝大有疲于应付的感觉。

      第一,忙于镇压异姓诸侯王和项羽旧将的反抗。在刘邦称帝的当年七月,燕王臧荼就率先起兵反汉了。臧荼在北部广大区域是有影响的豪杰,刘邦不敢大意,亲自领兵平叛。用兵两月有余,才将臧荼俘获。刘邦封自己的好友卢绾为新任燕王,希望他能够镇抚地方,为自己分忧。不料,后来卢绾的燕国也成为刘邦的一块心病。九月间,项羽的旧将利几起兵反抗。这次起兵的内幕,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又是刘邦亲自领兵平叛。由此可见,这次叛乱声势和危害性必定不小。汉高帝六年(前201)十月,离刘邦称帝不过八个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刘邦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以“伪游云梦”的方式,诱捕了韩信;随后在“罪名”无法落实的情况之下,贬韩信为“淮阴侯”,限制居住在都城,迹近幽禁(详见“韩信”部分)。

      第二,大封功臣,安顿内部。刘邦分做两批分封“大功臣”为彻侯(以后为了避讳汉武帝的名字,“彻侯”改称“通侯”)。第一批受封者十人,其中有:平阳侯曹参、户〖〗侯陈平、汝阴侯夏侯婴等人;第二批受封者十七人,其中有:留侯张良、〖〗侯萧何、舞阳侯樊哙、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曹参、陈平受封彻侯的时间早于张良、萧何,其中是否有特别的原因,我们已经无从考查了。“大功臣”二十七人受封已毕,其余功臣竟然出现了“争功不决”的局面,如果不把他们尽快安抚下来,也可能激起变乱。张良为刘邦设计了先封雍齿为侯的策略,因为雍齿早年间有背叛刘邦的一段经历,两人“交恶”是大家共同知晓的事情,雍齿受封,意味着其他人都会得到封侯之赏。于是,中小功臣们吃了“定心丸”一般,稳定了下来。这是张良协助刘邦安定大局的妙计之一(详见“张良”部分)。在封侯先后问题上,表现出刘邦的“心理”问题,最为明显的是“王陵后封”。王陵在汉初的开国功臣集团中,是很有个性色彩的人物。论及他的忠心耿耿,有一事为证。在楚汉之争中,王陵的母亲不幸被项羽俘做人质,项羽要挟王陵归降。王陵是著名的孝子,这必将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通晓大义的母亲,在汉家使者面前,毅然选择了伏剑自杀,并且嘱咐使者传语王陵“善事汉王”。王陵为了汉家开基,付出母亲的生命。仅此而言,王陵的地位在刘邦的功臣集团中应该有其独特性。但是,王陵受封却是相当晚的。直到八月间,刘邦才封王陵为安国侯。已经比封曹参等十人晚了八个月、比封萧何等十七人晚了七个月,甚至比封雍齿为侯还要晚。“王陵后封”的原因,《汉书·王陵传》记载得很清楚:“以善雍齿,雍齿高祖之仇,陵又本无从汉之意,以故后封陵,为安国侯。”其间涉及人事关系,需要稍做梳理和说明。王陵本是沛县的豪强人物,刘邦在起事之前,以待兄长之礼与王陵相交。王陵性格直率,敢于直言,刘邦本人也对他有所忌惮。刘邦起兵于沛县之后,许多丰沛故交前往依投,唯有王陵,自重兄长身份,不愿依托于当年的小兄弟麾下,他聚众数千人,独立成军。直到刘邦从关中东征项羽时,王陵才加入了汉军阵营。再加之,王陵与雍齿交情甚笃,而雍齿曾经利用镇守沛县之机,背叛过刘邦,给刘邦造成过被动。事后,刘邦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处死雍齿,但雍齿是刘邦的仇人,却是汉初统治集团中尽人皆知的事。偏偏王陵是任气的长者,他不愿为讨好皇帝而中断与好友雍齿的关系,他在皇帝面前又总想保持当年兄长的地位,刘邦对他真有几分无可奈何,只能在分封功臣之时,迟迟不给王陵封侯定赏,聊泄一点怒气。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刘邦深知像王陵这样质朴诚实的大臣,正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柱石,所以才会在晚年指定他为曹参之后的丞相候选人。

      第三,晋封刘氏宗室为王。刘邦对异姓功臣王心存疑忌,又以秦王朝没有宗室封王导致“孤立而亡”的历史教训为鉴戒,借着镇抚万民之心的名号,推行“大封同姓”的政策,在废黜韩信的王号之后,先后立从兄刘贾为荆王,少弟刘交为楚王,次兄刘仲为代王,长子刘肥为齐王。刘氏四王受封,是刘邦扶持宗室力量的重要举措。

      以上三件事情,刘邦作为开国皇帝虽然做得辛苦,倒也有点“其乐无穷”的刺激与兴奋;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实在让刘邦哭笑不得、伤透脑筋。那就是——他的开国功臣,大多出身草莽,在封侯就职之后,尽管他们已经是新朝勋贵,却依然是不通礼仪,不守规矩。乃至于在朝廷之上、百官云集之时,也闹出了不大不小的“笑话”。《史记·叔孙通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场景:“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其中的“妄呼”,很有可能既指互相呼喊姓名,也可能暗指酒醉之后呼喊出刘邦的名讳来。在“豪爽”、“不拘小节”的背后,反映的是等级秩序亟待建立的现实。这时,精通礼仪之学的儒者叔孙通,最为了解刘邦的心态和需要。他向刘邦建议尽快建立朝仪制度,并且自告奋勇地请命:“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对刘邦而言,这是正中下怀的。刘邦的可爱之处,在于务实而不为高言,仪式搞得太过于烦琐、典雅也是他本人所无力承担的,他实实在在地告知叔孙通:“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邀约了鲁地有学问的先生三十余人,与朝廷原有的学者以及叔孙通的弟子百余人,共同制定汉家朝廷的朝仪。

      到了汉高帝七年(前200)的十月,正值岁首,借着长乐宫建成的大吉之期,诸侯群臣都来参加大朝典礼。在叔孙通主持之下制定的朝仪有了首次施用的机会。文武百官冒着黎明之前的寒风列队集合,在谒者的依礼导引之下,严格地按照官位的尊卑顺序进入殿门,廷中早已布置好各类宫廷卫士、旗帜标志。随着进退的命令,文武百官分列东西,井然有序。标志皇帝尊严的各种仪仗陈设就列。皇帝的车辇才缓缓出来,在端庄肃穆的气氛中,“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朝谒礼毕,又置酒殿中。各位侍坐于殿上的官员都按照制度的要求伏首抬头,依据尊卑次序向皇帝敬酒上寿。酒觞九行,主持仪式的谒者高唱一声“罢酒”。殿中还有御史执法,凡是举动不符合礼仪要求的都被随时责令退出。直到全部朝见礼仪、酒宴结束,在场的数百官员无人敢大声喧哗,更无失礼者。这一隆重庄严的朝仪,是刘邦和他的臣属们都未曾经历的,刘邦眼见那些平常不知尊卑有序的臣子们都如仪行礼、中规中矩,不由得龙心大悦。刘邦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做皇帝的乐趣这才真正体会到了!于是,刘邦当即拜叔孙通为太常,并且赐金五百斤。

      在尽享皇帝的尊严、威风之后,汉家开国皇帝刘邦还得为巩固政权而奔波不已,甚至还要亲冒矢石、出兵征讨。让我们历数刘邦此后几年间身历的大事:

      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亲率大军征讨韩王信和匈奴,匈奴首领冒顿巧设诱敌之计,以四十万精骑将刘邦所率的先头部队围困于白登山(今大同东),长达七日,刘邦面临着被俘的危险。史称“白登之围”。幸得陈平巧设妙计,才侥幸逃脱。此后一直被视为汉家之羞。刘邦经历此次被围,目睹了匈奴的强大军力,此后不再奢望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与匈奴的冲突,而是理性地看待汉匈之间的力量对比,改为推行刘敬提议的“和亲”之策,以忍让之术暂且求得北部边境的粗安。

      汉高帝八年(前199),刘邦再度亲率大军在东垣(后改名为真定,今河北正定)讨伐韩王信余部。此战刘邦尽管以优势兵力而获得胜利,但是似乎汉军伤亡很重,有两事可以为证。一是刘邦下令对从军战死者给予厚礼安葬;二是刘邦归途中路过赵国,因为乱发脾气,差一点导致“遇刺”事变。引发这次有惊无险的“历险”,是由于刘邦的失态,这只能以近历苦战、心情郁闷来勉强解释。当时,始封赵王张耳已经去世,在位国君是张耳之子张敖。张敖已经娶鲁元公主为妻,是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对皇帝刘邦曲尽臣子之礼,偏偏刘邦傲坐谩骂,大耍威风。张敖可以忍让,而赵相贯高等人却是早年间跟随张耳转战天下的人物,他们秉承战国以来“自为君臣”的意识,只知奉张耳、张敖父子为君主,对刘邦并无君臣隶属意识。看到张敖执礼甚卑,而汉家皇帝一味地作威作福,不由得大怒!贯高等人密谋,借着刘邦夜宿赵国“柏人”县的机会,安排刺客袭杀刘邦,为自己的君主一雪受辱之耻。好像是天佑刘邦,在准备安排住地之时,刘邦心有所动,突然问及当地县名,得知是“柏人”之后,刘邦感觉不安,说道:“柏人者,迫于人也。”当即离开而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入住,贯高周密安排的刺杀皇帝的计划落空了。事后,刘邦得知此事,严厉惩治。贯高为此承担了全部责任,保住了张敖的生命,自己却以自杀保全了名节。此为后话。

      汉高帝十年(前197)九月,很得刘邦宠信的爱将陈〖〗,在遭受猜忌的背景之下,利用其出任代国相国、并且“监赵、代边兵”的军政实权,起兵造反,自立为代王。由于陈〖〗平时仰慕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的“养士”风范,宾客相随者多达千余乘,门下不乏能干的人才;又有擅兵北边多年的优势,因此,他一旦造反就声势很大。北部边境烽火顿起,形势相当危急。刘邦不得不再度亲征平叛。此次平叛之战,大规模的战争就持续长达四个月;从陈〖〗起兵到被太尉周勃击杀,时间更是长达一年多。无论从规模之大,还是战况之烈而言,在汉家开国之后的平叛之战中可能均是首屈一指的。汉朝廷几乎是以全力来镇压陈〖〗叛乱的。不仅刘邦“御驾亲征”,而且太尉周勃也统兵参战。其中的聊城一战,就“斩首万余”,杀戮之众,令人胆寒。刘邦亲自指挥的东垣之战,叛军据城死守,《史记·韩信卢绾传·附陈〖〗传》有如此记载:“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从刘邦的战后报复之严酷,可以想见战争之惨烈。战后,刘邦下令“更命东垣为真定”的举动,也可以看出此役对刘邦的心理影响之重大。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正月,皇帝亲征平叛尚未归来,京城传出了令天下人更为吃惊的消息:贬居长安的淮阴侯韩信,暗中与陈〖〗勾结,准备在关中发起叛乱,幸亏被他的属官秘密举报,吕后与丞相萧何巧设妙计,诱韩信入宫,在长乐宫的钟室加以诛杀。据说韩信在临刑之前,恨声不已:“我后悔不用蒯通之计,竟然被小儿、女子所欺诈,岂非天哉!”这位开国元戎的第二次“谋反”,罪名是否属实还在未可知之列,就此惨遭灭族之祸(详见“韩信”部分)!刘邦回兵途中,得知韩信以“谋反”之罪被灭门,有“且喜且怜之”的表现。

      同年三月,刘邦与吕皇后密切配合,对另一位功臣诸侯王彭越实施了突袭掩捕、定罪废王、流放入蜀、中途携归、指令属官再度告发谋反、枭首洛阳、诛夷三族、醢其肉遍赐诸侯的残酷手段,灭其族,废其国。酿成了韩信受诛之后的又一场惨祸!在楚汉之争中,彭越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游击作战的方式,破坏楚军粮道安全与后方稳定,几次迫使项羽不得不亲自领兵解除其威胁,使正面战场上的刘邦获得了喘息之机。如,刘邦溃败成皋之后,形势极为被动,幸得彭越渡河攻击楚的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羽亲自东击彭越,汉王刘邦才得以引兵渡河,复取成皋,驻屯广武,占据敖仓获得粮食供应。汉五年秋,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彭越攻克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 彭越还亲自领兵,参加了消灭项羽的垓下之战。对于刘邦的开国之业,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在韩信被杀的当年,刘邦以有人举报梁王彭越“谋反”而将他掩捕。可能是证据无法落实,刘邦将彭越贬为庶人,押送蜀地安置。偏偏在途中与吕后相遇,彭越错把吕后当作心地善良之辈,向她泣涕,自言无罪,表示愿意回归故乡为民。吕后假意许诺,一道回归洛阳之后,吕后却对刘邦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夫妻合谋令人告彭越再次“谋反”,结果彭越也惨遭灭族之祸。刘邦甚至把彭越剁为肉泥,遍赐诸侯,以制造恐怖气氛。

      同年五月,针对着乘秦末战乱之机、占据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佗的割据行为,刘邦深知以汉家朝廷的国力不能开展大规模的南征,又不能承认其割据事实为合法,于是派出能言善辩的陆贾,出使南越,盛称汉家德高力强,凭借着一番令人信服的利害分析,折服了恃强不羁的赵佗。赵佗接受了汉朝廷颁授的“南越王”封号,承诺了“和集百越”的使命。陆贾单车出使,使得跋扈一时的赵佗“称臣奉汉约”,固然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才干,但是,以“封王”的政治手段,解决南部的军事威胁,决策者当然是汉高祖刘邦。此后,南越王国与汉家朝廷之间,尽管还有摩擦,甚至有过冲突,但是刘邦在汉初国力贫弱的情况之下,务实地处理南越王国的问题,无疑是理性的、正确的决策。

      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起兵造反,刘邦只好强撑病体亲征平叛。英布的造反,完全是在刘邦政治高压的刺激之下而发生的。英布骁勇善战,曾经是项羽部下得力战将,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其所封十八诸侯王之一。后来,在刘邦彭城惨败之时,英布接受了刘邦使者随何的游说,起兵反楚,导致项羽后方告急,只得放缓了对刘邦的追击,使得刘邦有机会设置防线。仅此一功,刘邦就应该铭刻五内。在叛楚之后,后来英布率领所部将士亡归刘邦,参加了成皋之战。汉王四年(前203)七月,英布被刘邦封立为淮南王,成为抗击项羽的重要盟友。在垓下之战前夜,英布利用他在九江王国故地的影响,与刘贾共入九江,诱降项羽的重臣大司马周殷。随后,英布统领九江兵将与汉军会师击楚,垓下之战击败项羽,英布也是重要的参战将领。应该说,在襄助刘邦消灭项羽的诸侯王之中,立功最大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三位。在刘邦开国之后,英布曾经小心翼翼地侍奉皇帝,包括多次亲身朝觐皇帝。但是,韩信、彭越的依次被杀,使得英布无法自安。特别是朝廷把彭越剁成肉酱分赐诸侯王,给英布的心理刺激太大。后来又发生了部下向朝廷“告变”,英布自知大祸临头,要想明哲保身已经很难,干脆起兵造反。消息传来,刘邦当然“震怒”。至于英布为何造反?稍有政治分析力的人不难得出正确的判断。刘邦的亲信大臣汝阴侯夏侯婴,与有交谊的人谈及此事,在其门下的原楚国令尹就回答:英布造反是事出必然。夏侯婴反问:英布裂地而封王,南面而立为万乘之主,其反何也?这位前令尹说道:“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史记·黥布传》)乱事已经爆发,刘邦不得不以老病之身亲征。此役大约历时三个月,刘邦本人还曾中箭受伤,总算把叛乱镇压下去。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发生的燕王卢绾叛乱,更是让刘邦怒不可遏。因为,刘邦与卢绾曾经是关系最为亲密的朋友。卢绾是丰人,与刘邦同乡同里。卢绾的父亲与刘邦的父亲就是好朋友,最为令人称绝的是,刘邦、卢绾同日出生,为此,邻居们牵羊送酒致贺两家。刘邦、卢绾两人自小到大,始终是好朋友。刘邦为布衣百姓之时,卢绾就追随左右。及刘邦起兵沛县之时,卢绾就参与其中。跟随刘邦入汉中时,卢绾为将军。在刘邦出关中东击项羽时,卢绾已经官至太尉。史称:“(卢绾)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常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汉高帝五年(前202),在讨平燕王臧荼叛乱之后,刘邦有意封卢绾为燕王,群臣早就洞悉皇帝的心意,共同推举:“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这样,卢绾受封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到了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在平定陈〖〗叛乱的过程中,燕王卢绾先是参与了平叛,但是他的立场却发生了改变。起因是,卢绾的亲信张胜出使匈奴之时,故燕王臧荼之子臧衍前来游说张胜,说道:“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他分析一旦陈〖〗被平定,燕国就会成为汉家朝廷整肃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建议燕王卢绾放缓对陈〖〗的战事并且与匈奴结好。张胜归来告知燕王卢绾,卢绾认可了“纵敌自重”的战略设想,暗中派出使者与陈〖〗往来,实际是希望陈〖〗叛军长期存在,所以在战场上久拖不决。等到汉高帝十二年,汉将樊哙击斩陈〖〗。陈〖〗的裨将降汉,交待了燕王卢绾与陈〖〗通谋之事。刘邦开始无论如何不相信卢绾会有异心,就派使者宣召卢绾,卢绾称病不至。刘邦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并且审问其左右近臣。卢绾更加恐慌,对其亲信说:“现在非刘氏而称王的,唯独我与长沙王而已。往年春季,汉朝廷将淮阴侯韩信灭族,夏季,诛杀彭越,都是出于吕后的算计。现在皇帝患病,把大权交给吕后。吕后以其妇人之心,专门制造事端图谋诛杀异姓王以及大功臣。”于是,决策称病不行。刘邦发怒了:“卢绾果反矣!”(《史记·卢绾传》)立即派出樊哙统兵击燕。燕王卢绾的举动本来就是意在自保,他不与汉军交战,只是率领其宫人、家属合计数千骑的核心部属,游走在长城内外,希望皇帝病愈,自己有机会入朝当面谢罪。在刘邦收拾异姓诸侯王的规划之中,本来没有把卢绾列为打击的对象,但是,朝廷对异姓诸侯王的基本态度,使得卢绾无法自安。卢绾的“叛乱”虽然有诸多内情,甚至留有许多回旋的余地,但是背叛朝廷的事态毕竟出现了。最亲近的朋友居然背叛自己,使得刘邦大感意外,倍感怒火攻心!刘邦的老病之躯,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了。

      刘邦自称帝以来,不得不应付一系列事变,连年征战不息;再加之还有围绕太子地位而展开的宫廷斗争(见后所述),刘邦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晚年,如果说是志得意满的事情,大概有三件:

      其一,荣归故里,高歌一曲《大风歌》。

      刘邦在镇压了英布叛乱之后,班师途中,路过故里沛地,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畅饮。刘邦自己击筑而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在一群童子的伴唱下,且歌且舞,慷慨伤怀,泪流不止,确实也是真情的流露。刘邦对着故乡的父老兄弟说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刘邦借着荣归故里的喜气,宣布将沛地作为天子的“汤沐邑”,永远免除当地百姓的徭役。真正是“皇恩浩荡”了!这一天,应该是刘邦最欢乐、最轻松的时光。史称:“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史记·高祖本纪》)

      在“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喜悦之后,继之以涕泣不止,其中原因,除了“游子悲故乡”的乡情、乡愁之外,大概也在感叹长于用兵的功臣宿将韩、彭、英被灭之后,英雄孤寂,守边乏人,故在诗歌中发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求贤感叹。对此,唐代诗人胡曾《沛宫》(《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一诗,从正面给予歌咏:

      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

      犹恨四方无壮士, 还乡悲唱大风歌。

      刘邦以皇帝之尊,出现在故乡父老面前,作歌言志,自然不需做作,歌诗中的求贤之意,与开国后的“求贤诏”正可相互印证,但后世文人对这首气宇不凡的歌诗,却常有诛心之论。宋代学者张方平《歌风台》即是此类讥刺之作的代表: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看来,刘邦在开国之后,杀戮功臣之举,在历史上留下的讥责,实在是所在多有了。

      其二,依样画葫芦,在京城附近复制了一个故乡——“新丰”,让他的老父亲生活于其中,以尽人子之心。

      新丰县,据《汉书·地理志上》的记载,是在高帝七年始置。《汉书·高帝纪下》记载,高帝十一年夏四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东汉学者应劭注释:“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 据此可知,刘邦为了照顾其父亲的思乡之情,在京城附近修筑了“新丰”,又将丰地的旧街坊搬迁过来,并且给予终身免役的优惠待遇。关于此事的更具体记载,见于《西京杂记》卷二“作新丰移旧社”条:“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异地而建的“新丰”,与刘邦故里的丰地,竟然完全一样,不仅人识其居室,而且连犬羊鸡鸭也各识其家,无疑是一场成功的“克隆”工程。当然,如此“尽孝”,只有“贵为天子”才有可能做到。

      其三,把皇帝之尊的威严,适时地引入到处理与家人的关系之中。早年间,刘邦的长兄早逝,嫂子携子寡居。刘邦不务正业,时常与一批酒肉朋友到长嫂家中混吃混喝。寡嫂维持生活已感不易,又从心中瞧不起这位游手好闲的小叔子,自然就要设法打发他。一日,刘邦带几位朋友到来,嫂子声称锅中饭羹已经吃完,并用勺子敲打饭锅,刘邦的朋友们只好怏怏离去。稍后,刘邦回来查看,锅中尚有饭羹,喜欢交游的刘邦,因在老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因而对长嫂怀恨在心。等刘邦称帝之后,遍封宗亲,唯独长兄之子不得封赏。刘邦的父亲出面代为求情,刘邦仍愤愤不平地说:“不是我忘记了封他,只因他的母亲太不厚道。”实在拗不过太上皇的面子,勉强封这位侄子为侯。但却在封号上继续做文章,定为“羹颉侯”,以示凌辱,实际上是一种泄愤心态。刘邦早年间游手好闲,老父曾责骂他不成器,不如其兄善于持家殖财。在称帝之后,借着未央宫修成,刘邦大宴群臣,席间他向太上皇敬酒,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当初,大人时常骂我为无赖,不如二哥能发家致富,现在我所成就的基业,与二哥相比谁多谁少?”笃厚的太上皇哑口无言。殿上群臣以大呼万岁来满足刘邦的炫耀之心,以满堂欢笑来冲淡尴尬气氛。而此时的刘邦,心中的得意之感,几乎可以与第一次享受叔孙通所定朝仪时的尊贵快感相媲美。

      既然做了开国皇帝,在享受“至尊”权力带来的乐趣的同时,当然也要承担数不清的烦恼。

      八、晚年悲情:宠妃爱子谁堪托?

      对于晚年的刘邦而言,除了忧虑国事,最令他苦恼的是“家事艰难”。元配妻子吕雉,现在已经是尊为皇后。她为人工于心计,做事不择手段,在剪除功臣韩信、彭越等人的政治斗争中,与刘邦配合默契,可以说是刘邦的得力助手;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显然不具备“温柔娇媚”的风姿,不是那种需要男人呵护从而使得男人展示雄风的“小女人”,再加之,吕雉已经是“人老珠黄”,刘邦对她基本不会有男女之爱的情感了。“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吕雉不得宠,是肯定无疑的了。偏偏刘邦的身边,有一位婀娜多姿、能歌善舞、善解人意的美姬——戚夫人。假如仅仅是后妃争宠,或许刘邦还可以从容应对,麻烦在于后妃之争的背后,还存在着废立太子之争的大问题。吕雉所生的儿子刘盈,早已被立为太子。太子为人仁弱,与刘邦的性格大不相同,因此,刘邦曾经有“不类我”的感叹。戚夫人所生的一子,取名“如意”,立为赵王。刘邦对这个儿子特别喜爱,多次说“如意类我”。其实,赵王刘如意尚小,处世风格未曾形成,是否与刘邦相似,本来无从判断,刘邦对他的偏爱,主要是出自“爱屋及乌”的原因——由于喜爱戚夫人,转而怜惜刘如意。“母爱者子抱”,这是古人早已洞悉的秘密。刘邦多次表示,要废太子而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废立太子,固然是国家大事,刘邦不得不有所顾忌;而对吕后、戚夫人而言,首先意味着在刘邦死后她们各自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因此,两位均施展浑身解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年轻美貌的戚夫人,当然要利用她的优势条件,把“怜香惜玉”的刘邦搞得晕头转向。《史记·吕太后本纪》的一句话,把这种关系点破:“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 吕后年长,无法在姿色上、感情上左右刘邦,却运用她的政治资源和阅历,拉住朝廷中的大臣,为巩固太子的地位苦苦努力。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后的应对之策更加高明。

      朝臣之中,力保太子、反对废立之事的人,并非都是吕氏一党,也有人是为了政权稳定的根本大计。而吕后必定适时出现在关键场合,对当面反对刘邦废立太子的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周昌一事,就很有代表性。

      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何、曹参等人以下都为此而心怀敬畏。这位骨鲠大臣,时任御史大夫,他的极言直谏,曾经让刘邦伤透了“面子”。一次,周昌在刘邦饮宴取乐时入宫奏事,刘邦正在拥抱着戚姬嬉戏,周昌立即转身退走。刘邦的“猴气”突然发作起来,他并不因为自己的男女嬉戏行为被大臣发现而感到难为情,而是追了上去,将周昌扑倒在地并骑上他的脖项,问道:“我何如主也?”周昌倔强地仰起头回答:“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刘邦一笑置之。其实,这也是刘邦为自己解嘲的一个妙着。但是,在刘邦心中确实对周昌有所忌惮。等到刘邦欲废太子,而立戚姬之子如意为太子,多位大臣表示不同意,刘邦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此时,周昌在廷议之处极力争辩,刘邦加以责问,周昌有口吃的生理缺陷,又在盛怒之中,大声回答:“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邦听了他的“期期”之言,也只好“欣然而笑”。当时,吕后藏身于东厢偷听,君臣议事完毕,周昌出得殿来,吕后不顾皇后之尊的威仪,跪地道谢:“今天假如没有您,太子就要被废了。”(《史记·张丞相传》)此时的吕后,对周昌真是千恩万谢。侧室潜听、跪谢周昌,都说明吕后为了保住太子之位,已经是不择手段了。

      坚决反对刘邦废立太子的大臣,还有太子太傅叔孙通。本来,叔孙通以“识时务”、多机变而著称,而在捍卫太子地位的问题上,他却态度鲜明地进谏了。他引经据典地规劝刘邦:春秋时期的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而废立太子,导致晋国数十年的混乱,为天下耻笑;秦始皇因为不及早确定扶苏的太子地位,使得赵高得以诈立胡亥,导致社稷灭亡。他明确提出:“今太子仁孝,天下人都知道。吕后与陛下同甘共苦,其可背哉?陛下必定要废嫡长子而立少子,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叔孙通的以死谏阻,令刘邦大感意外,也被感动了:“先生,算了吧,我只不过是开玩笑而已。”叔孙通义正词严地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稍一摇动,就会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安危开玩笑!”刘邦不得不暂且让步:“吾听公言。”(《史记·叔孙通传》)

      迫使刘邦改变了废立太子欲望的关键人物,还有一位张良。事情的起因是,吕后胁迫张良设法巩固太子的地位,张良献策让太子以谦恭之礼请出“商山四皓”为辅佐。这四位名满天下的高年隐士,是刘邦曾经想要罗致而未能如愿的。张良的这一“奇招”确实见效了。就在刘邦公开宣传“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的背景之下,刘邦在宫中设宴,太子刘盈侍奉在侧。刘邦发现有四位仪表不凡的老者侍从太子,他们“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素,衣冠甚伟”。刘邦感觉惊异,询问其姓名,四人各言名姓。刘邦乃大惊。“四皓”敬酒之后,随太子退下。刘邦目送他们慢慢走出,他指着“四皓”的背影对戚夫人说:“我真心准备改立太子,但是,现在太子已经得到四位高士的辅佐,羽翼已成,难以动摇了。我死之后,吕雉就是主宰你们母子命运的人了!谁知她会怎样相待!”戚夫人听后涕泣不止,刘邦只好极力安抚注定要遭受厄运的爱姬:“你为我跳一段楚舞,我为你唱一曲楚歌。” 说罢,二人长歌当舞,以泪洗面。伴随着美姬的翩翩舞姿,刘邦放歌一曲:“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缴,尚安所施!”(《史记·留侯世家》)刘邦反复吟唱,实际上是在满腹悲愁地愧谢戚夫人。冰雪聪明的戚夫人嘘唏流涕,刘邦无法自持,罢酒而去。

      “商山四皓”出山辅佐太子,对刘邦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心理影响?后人已经难于准确判断了。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在接受了周昌、叔孙通、张良等人的劝谏之后,刘邦已经在重新思考自己废立太子的想法的正确与否,而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顾虑到如何在戚夫人面前收回自己的诺言?如果这一推测有成立的可能,刘邦就完全可能借着“商山四皓”的出现,而在戚夫人面前为自己找到了改变承诺的“台阶”。这样,刘邦在戚夫人面前的悲歌当哭,就既是愧疚之心的流露,也难免一点“作秀”的嫌疑。

      既然废立太子的初衷无法实现,刘邦开始为自己的宠妃爱子的未来作出安排。首先,刘邦精心选择最有骨鲠之气的大臣周昌出任赵王如意的丞相。本来,周昌当时在朝官居御史大夫,官高位显,改任赵国的丞相,从官秩而言,属于“左迁”——降级使用;但是,刘邦选择周昌,实在是要借重骨鲠大臣,给赵王如意筑建一道保障生命安全的屏障。请看《史记·张丞相传》的如下记载:

      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居顷之,赵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邪?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强为我相赵王。”周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赵尧的推荐、刘邦的任用,都是看重周昌的为人耿直,而且自吕后、太子、大臣对周昌都有敬惮之心。这一安排,就一般常理而言,是最佳选择了。

      刘邦为赵王如意安排的第二道安全屏障,是选择赵尧继任御史大夫。就常规而言,赵尧不具备出任御史大夫的条件,他的官秩偏低。刘邦之所以破格任用,完全是因为赵尧在推荐周昌为赵相时表达出来的政见——必须事先安排好刘邦身后对赵王如意的特殊保障。刘邦认定,这是懂得自己真情实感的人,也是可以托付身后事务的人。刘邦还特意安排赵尧跟从出击陈〖〗叛军,使他立有军功,晋封为江邑侯。这是为了提高赵尧在朝廷说话的分量。

      刘邦为赵王如意安排的第三道安全屏障,是尽力排除可能会危及赵王安全的势力。在刘邦重病垂危之时,对猛将樊哙的斩杀密令,就集中体现了刘邦的这一思路。樊哙,娶吕后之妹吕〖〗为妻,与刘邦有连襟之亲,在楚汉之争中立有汗马功劳,刘邦对他一直以心腹相待。燕王卢绾反,刘邦任命樊哙为燕相国领兵平叛。出征之后,有人向重病在身的刘邦报告:樊哙与吕氏结为一党,将在刘邦死后对刘邦的宠妃戚姬和爱子如意有所不利。刘邦勃然大怒:“樊哙见我病重,竟然盼我死去!”他与陈平密商之后,令绛侯周勃在病榻前受诏:“陈平与周勃立即乘快车前往燕地,传旨由周勃取代樊哙领兵,陈平至军中立即斩樊哙,提头来见!”陈、周受诏而出,计议于途中:“樊哙,是皇帝故交,功多,而且又是吕后的妹夫,有亲且贵,皇帝虽因一时愤怒,欲加诛斩,真的杀了他,恐怕会有后悔之时。不如把他囚禁押送给皇上,要杀也由皇帝下令诛杀。”樊哙受诏,就被捆绑,塞于囚车之内,一路押送长安。陈平从权办理才保住了樊哙的一条性命。刘邦对樊哙的无情,就是对赵王如意的特别用情。由于樊哙是吕氏一党的成员,而且是一员猛将,万一刘邦死后樊哙对赵王动手,朝廷之中很难有人能够制约他。

      纵横一生、豪气干云的刘邦,面对困境从来不服输的刘邦,在垂暮之年,开始感受到若干的无奈。仅仅是宠妃、爱子的命运,他都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安排了。这不能不使他黯然神伤。

      当然,刘邦确实不同于众,在晚年,他又作出了一件显示个人魅力的惊人之举:重病却医。刘邦在平定英布之叛时,中箭受伤,凯旋途中,伤病转危,吕后延请名医为他医治。医生诊治完毕,说此病可以治愈。不料,刘邦谩骂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他对自己以平民身份打江山,颇为自豪,认定他的生死都取决于天意,即便是神医扁鹊复生,也无回天之力。所以,他拒绝医生施治,赐予黄金五十斤,发遣医生回去。个人生死已无关江山安危,所以刘邦可以利用最后的机会,向世人显示他豪爽大度、落拓不羁的性格。虽说有矫意做作之嫌,倒也真有些英雄暮年的悲壮之气。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逝于长安的长乐宫中。享年六十二岁。称帝之后,在位七年。死后安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东)。群臣议上尊号“高皇帝”,庙号“太祖”。后世大多习惯于连称“汉高祖”。群臣议定庙号的文字:“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汉书·高帝纪下》),可谓言简意赅。它准确地概括了刘邦在秦汉之交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地位与贡献。

      太子刘盈继承了帝位,他就是孝惠帝。吕雉则“升格”为皇太后。汉惠帝为人仁弱,朝廷大权落入吕太后手中。此后直到公元前180年,吕太后去世、控制朝政的吕氏外戚集团被功臣集团与宗室集团联合诛杀为止,吕雉以皇太后之名,实际掌握最高统治权长达十四年之久。

      刘邦身后的其他家国之事,在此只能以粗线条的笔法加以勾勒与概述。

      第一,先说刘邦身后的“家事”祸变。

      刘邦在晚年,对宠妃戚夫人、爱子赵王如意的未来充满了担忧,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那位皇后吕雉了。她一旦大权在握,其报复之心发作起来,戚夫人母子必定要面临灭顶之灾。为了尽可能避免这一恐怖局面的出现,刘邦做了多方面的安排,力图为宠妃、爱子保住生命的屏障。

      令刘邦意想不到的是,他生前的种种特意安排,都在吕雉的铁腕手段之下,归于无效。掌握了生杀大权的吕太后,就迅速地将戚夫人母子置于死地。而且手段是那般阴狠、毒辣。倘若人死后地下有知,刘邦是无法瞑目的。

      刘邦死后不久,吕太后就将戚夫人囚禁在皇宫监狱内。昔日的皇帝宠妃而今身穿罪人服装,受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戚夫人还有可以慰藉的一丝希望,儿子如意已经在赵国为王,自己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到赵国去安享“王太后”的生活?吕太后心中同样明白,要彻底解决戚夫人,必须先除掉赵王。于是,她下达旨意宣召赵王入朝。刘邦生前设置的赵王保护人周昌,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责任。朝廷的使者三次前来,都被赵相建平侯周昌阻止,周昌明白无误地让使者转告:“高帝把赵王交付给我,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恨戚夫人,欲召赵王一并加以诛杀,臣不敢送王入朝。况且赵王也有病,不能奉诏。”吕太后大怒,就改变办法使人宣召赵相入朝。周昌无法抗命只得来到长安。周昌谒见吕太后,此时的吕太后已经不是几年前跪谢周昌之时的态度了,她怒骂周昌曰:“难道你不知我怨恨戚氏吗?你却抗命不送赵王入朝,居心何在?”面对着如此歇斯底里的皇太后,身在长安的赵相周昌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周昌离开赵国之后,吕太后再度派遣使者宣召赵王,赵国群臣没有敢于抗命的了,赵王只能遵命来长安。幸得孝惠帝为人慈仁,心知吕太后对赵王的怒火正盛,怕赵王遇害,就亲自迎接赵王于霸上,与之共同入宫,并且亲自安排与赵王的起居饮食。吕太后欲杀赵王,竟然一时无法下手。但是,吕太后刻意要做的事情,周昌无法阻止,孝惠帝也同样无法阻止。孝惠帝元年(前194)十二月的一天,孝惠帝晨出射猎,赵王年少未能早起同行。吕太后得知赵王不在皇帝身边的消息,使人以毒酒将赵王杀死。吕太后对戚夫人的迫害也随之达到了毫无人性、惨绝人寰的程度。“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史记·吕太后本纪》的这段文字,令人胆寒。戚夫人、赵王母子被杀于宫中,距离刘邦逝世只不过八个月的时间。

      至于被刘邦寄予厚望、以爱子生命相托的耿直大臣周昌,也实实在在地尽力了,但是在吕太后的淫威面前,他根本无力回天。赵王被害之后,周昌只能以“谢病不朝见”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议。在郁郁不乐之中,他勉强支撑了三年而病逝。吕太后对当年的“恩人”却只记得“抗旨”的旧怨了,在他死后依然不让他安宁,送了他一个“恶谥”——悼侯。如果以周昌的行事拟赠谥号,得一个“忠”、“敬”之类的“美谥”,才符合公正之道。现实世界之中,哪有那么多的公正可言?周昌如果感觉不公正,大概也只能在冥间世界向“太祖高皇帝”刘邦诉怨去了。

      另外一位被刘邦器重的大臣赵尧,之所以被破格任用为御史大夫的高官,是隐含着皇帝保护宠妃、爱子的嘱托的。对此,君臣二人均是心知肚明。但是,刘邦死后,连周昌都无法与吕太后抗衡到底,赵尧毕竟威望不足,再加之吕太后处理戚夫人母子的问题,完全是按照“家事”的方式处理,根本不与朝臣商定,御史大夫也就无法置喙了。赵尧的沉默不语,也无法避祸。赵尧事奉孝惠帝,恪尽职守,直到孝惠帝驾崩。到吕太后临朝称制的高后元年(前187),这位女主得知,当年向刘邦献策重用周昌以保护赵王如意的人,就是赵尧,就毫不客气地追究赵尧的前罪,罢免了他的御史大夫之职,并且废除了他的侯爵之封。

      至此,当年刘邦安排的保护其宠妃、爱子的两位忠直大臣,不仅没有完成委托的任务,而且本人也受到了打击和贬辱。从“天子家事”这个意义上说来,死后的刘邦输给了在世的吕雉。

      第二,再说国家大政。

      关于辅政大臣,在刘邦垂危之时,吕后询问萧何之后的丞相人选安排,刘邦依次答以: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对于陈平和周勃,刘邦还有特别的评语:“陈平多奇计,足智谋,但不可独任。”周勃,“忠厚有余,文雅不足,后来能安刘氏天下者必定是周勃,可令为太尉。” (《史记·高祖本纪》)可见刘邦对陈、周二人的信任程度是有不同的,他既欣赏陈平的足智多谋,但又觉得他心计过多,所以只能控制利用,而不可单独委以重任;周勃是行伍出身,没有多少学识可言,在刘邦心中是可靠的“老兄弟”。吕后是完全按照刘邦的遗嘱安排丞相人选的,也因此而保证了汉初政权的基本稳定。由此可以证明,刘邦确实有知人用人之能。

      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逝世,吕太后遵高祖之嘱,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汉代以右为尊,王陵位居陈平之上。

      王陵为右丞相两年,惠帝驾崩,吕太后正式临朝称制。吕太后有意晋封母家弟侄为王,又自感违背了高祖晚年所定的“白马之盟”,怕遇到宗室和功臣集团的反对,就首先征求王陵和陈平、周勃的意见。王陵当即表示反对:“当年高祖皇帝与群臣杀白马而结盟誓,非刘氏不得称王,有违背者,天下共击之。封吕氏为王,不符合白马之盟,不可。”陈平和周勃却冷静地意识到,单凭汉高帝的昔日之约已无法改变太后分封吕氏为王的决心,关键在于保住手中的权力,为日后的政治斗争做准备,于是他俩巧妙地回答:“当年高祖皇帝定天下,分封刘氏宗室为王,现在,太后治天下,想要封吕氏为王,无所不可。”散朝而出,憨直的王陵,当面责备陈平、周勃,怎能违背与高祖的盟约而曲从太后的私意?陈平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当面与太后辩论,我不如您;将来保全国家、安定刘氏后人,您不如我。”这是在暗示复安刘氏天下,当在吕太后死后。对这种玄机,王陵却未曾参透。

      对于“不识时务”的王陵,吕太后心生厌恶,改任为少帝太傅,明升暗降,剥夺了他右丞相的实权。王陵一怒之下,称病辞职,堵门不出,连朝廷的盛大典礼也不参加,七年之后,病死于家中。王陵忠直固然可嘉,但他的仗节抗议,却没有在政治斗争中产生实际的作用。他保住了自己的忠直气节,却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创造历史传奇的只能是陈平等人了。

      陈平被升格为右丞相,吕太后的宠臣审食其被任命为左丞相。按制度规定,左丞相低于右丞相,但由于审食其与吕太后之间有特殊的暧昧关系,这位左丞相居住于宫中,成为吕太后联系群臣的唯一桥梁,百官奏事都必须走左丞相的门路。右丞相陈平实际上丧失了政柄。

      同时,太尉周勃与军队的联系也被打断,他名义上是武官之长,却没有调动任何军队的实权。甚至,如果没有皇帝颁给的符节为信物,太尉连京师禁卫军队的军营都无法进入。

      仅有虚名而无实权,对于陈、周而言,都有一种失落感,但他们却从不流露任何不满,而是表现得安于现状,倦于国事。他们懂得,名分有时就是政治斗争的砝码;以谦让保住既有名位,才有可能日后与吕氏一争短长。

      较量智诈,陈平自有他的优势。陈平与张良同为刘邦打天下的智囊人物,张良长于战略筹划,陈平善于战术权变。早在开国之战中,陈平曾“六出奇计”,帮助刘邦战胜了不同的对手。现在,陈平必须艰难地周旋于吕太后及吕〖〗、审食其等吕氏私党之间。他深知吕太后对他素有疑忌之心,而吕〖〗更因他当年为高帝出谋擒捕樊哙而怀恨在心,为了自保,他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国事全由审食其实际掌握。吕〖〗要想报复陈平,多次在吕太后面前诋毁他:“陈平身为右丞相,不处理政事,每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听到这些谗言,不仅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却更加放纵,似乎成了一个酒色之徒。吕太后得知陈平的行迹,却心中独喜。她为了表示对陈平的信任,召陈平、吕〖〗当面对质,并对陈平说:“俗语说:‘儿童与妇人的话不可信’,只要你对我忠贞不贰,就不必惧怕吕〖〗说你的坏话。”陈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只能假借酒色以求自保。

      在吕太后分封吕氏为王的过程中,陈平与周勃审时度势,不强行阻拦,使得吕氏的疑忌之心有所减轻。吕氏称王,打破了外戚与宗室、功臣三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功臣集团虽以陈平、周勃所居官职为高,但初期却没有形成稳定的核心。周勃及其一班武将,轻视文官和谋士人物,甚至连陈平也难得到他们的敬重。后来,陈平采纳了陆贾的建议,主动交结太尉周勃,他以五百斤黄金的重礼,为周勃祝寿,周勃也如礼回赠。将相二人深相结交,为日后诛灭吕氏,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80年,吕太后病死。死前,她苦心孤诣地安排了政治格局。以吕氏的代表人物吕产、吕禄分别掌握行政、军事大权,控制小皇帝,控制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控制宗室集团的核心人物。借以建立外戚、功臣、宗室三方面“共治”的局面。但是,吕太后的身后安排,很快被功臣、宗室联合推翻。吕氏以“谋乱”的罪名被灭族。

      周勃、陈平等人,联合拥戴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帝。刘恒由边地藩王入继大统,是为一代明君汉文帝。汉王朝的历史,至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汉高祖刘邦,在历史评价上是褒贬相差悬殊的皇帝。作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他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够集思广益、能够破格用人。这一点,西汉后期的一位正直官员梅福说得非常透彻,原文引录《汉书·梅福传》如下:

      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智)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智),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无)敌于天下也。

      愚意以为,此言可以视为对刘邦雄主之才的“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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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