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民简介:从纳谏走向饰讳的唐太宗

  • 发布时间:2017-09-09 23:36 浏览:加载中
  •   【传略】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唐高祖李渊次子,唐朝第二代国君,年号贞观。626~649年在位。传见《旧唐书》卷一至二、《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李世民年少时聪明英武,18岁时即劝其父李渊起兵反隋,并率兵攻占长安。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任尚书令。在削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不仅是主要决策者,而且为主将挂帅出征,东征西讨,经过7年的努力,统一了中国。李世民是大唐帝业的实际创业者,在统治集团文武百官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建成,迫使唐高祖退位为太上皇。八月,李世民即帝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太宗即位后,采纳魏徵意见,定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旧唐书・魏徵传》)的治国方针,革除隋末弊政,励精图治,建立和健全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制度,使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出现了升平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的主要政绩,完善官制,整顿吏治,改善府兵制,推行均田租庸调制,击败东突厥等。唐太宗锐意开拓,破突厥,解除了数十年的北方边患,又平定高昌,西和吐蕃,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唐代版图大于秦汉。唐太宗的赫赫武功,可比肩秦始皇汉武帝,而唐太宗的文治则有过之。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鉴于隋亡的教训,虚怀纳谏和任用贤才所取得的。唐太宗最敬服魏徵。魏徵谏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慎始而敬终”“虚心以纳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均为太宗所采纳。唐太宗的言议、行事,均收入唐吴兢《贞观政要》。【影响】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纳谏明君。史称“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旧唐书・太宗纪》)。唐太宗于马背得天下,沉稳刚毅,威风凛凛,“君臣进谏者,皆失举措”,太宗闻知,于是每遇人奏事必定和颜悦色,积极鼓励臣下进言。他又多次下令朝臣上书议论得失,并把臣下奏章贴在宫中屋壁“冀闻规谏”上,以便“出入省览”。唐太宗用重赏求谏。臣下进言,即使偏激,太宗也不怪罪,只要有道理,还要给予厚赐。有一次参军薛收进谏,要求太宗“止畋猎”,得赏赐黄金40铤。太宗初即位时,有个叫元律师的人犯了罪,太宗治以死罪。大臣孙伏伽进谏,按律元律师罪不至死,因而与太宗争,太宗纳谏,改判了元律师之罪,为了奖励进谏者,把价值百万的蓝陵公主园苑赏赐给孙伏伽。贞观四年(630)太宗大修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进谏,言辞激切,认为是“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起初太宗十分生气,怎么我连隋炀帝都不如,成了夏桀、殷纣?张玄素说,如果陛下大兴劳役不止,终将与桀、纣暴君一样“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沉思了半天,觉得张玄素言之有理,于是下令“罢役”,并厚赐张玄素“彩二百匹”。

      贞观一朝,最敢直言者,首推魏徵。他前后进谏二百余事,敢“犯颜苦谏”。唐太宗曾养有一只佳鹞,爱不释手。有一天,太宗正在把玩鹞鹰,这时魏徵正好来奏事,他生怕魏徵又要劝谏,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徵看见,也装做不知,故意陈奏了很长时间,太宗不敢把鹰从怀中取出,直至闷死。这个故事反映了太宗对魏徵的敬畏。魏徵针对治政进谏有“十思”“十渐”,“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太宗也曾大发过雷霆,甚至想处死魏徵,但他深恐重蹈隋炀帝亡国的覆辙,而魏徵也总以隋亡为鉴谏说太宗。魏徵病亡,唐太宗登苑西楼,望表而哭。其后追思不已,尝临朝对侍臣说:可以正衣冠;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夫以铜为镜,以古为镜,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

      贞观时,有不少隋朝旧臣侍奉新朝,如裴矩、杜淹等,他们在隋代是一副佞臣面孔,以裴矩最为典型,时时处处阿顺炀帝。但在太宗时却屡有忠谏。唐太宗曾对大臣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太宗纳谏,君明臣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风气,只有之前的汉文帝时的开明风气可相比肩。君主纳谏,利于集思广益,国家大政,避免失误,或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开明的政治风气是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只做了23年皇帝,52岁就与世长辞,所以唐太宗的一生没有明显的早年晚年之分。但唐太宗居安思危、从谏如流的气度,也未能慎终如始。一般说,以贞观十七年(643)为分界,唐太宗从一个纳谏明君,逐步走向讳饰拒谏,使贞观前期与后期在政治上显示出差别。隋炀帝三伐高丽,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朝建立后,大唐与高丽互相释放前朝交战时的俘虏和流民,各有数万,双方保持友好往来。朝鲜半岛,当时有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互相不时攻伐。唐太宗前期与三国都保持友好关系,不轻易介入朝鲜内战,只是派出使者调解,表现了谨慎的态度。贞观十七年,新罗使者上书云百济与高丽联合侵扰新罗,要求唐太宗派兵干预。唐太宗认为征伐高丽时机已到,趁机下诏亲征,“以大击小”可必胜;“以顺讨逆”可必声称有五必胜。一曰,二曰,胜;三曰“发治乘乱”,可必胜;四曰“以逸敌劳”,可必胜;五曰“以悦当怨”,可必胜。唐太宗认为:“区区高丽,何忧不克!”他步了隋炀帝的后尘,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

      唐太宗三伐高丽,执迷不悟,这是他拒谏而刚愎自用的一个显例。骄狂遮掩了他的视线,也阻塞了他的圣聪。试问,朝鲜内争,与唐不相干,有何“顺”可言?唐军爬山涉海远征,有何“逸”之可待?当时魏徵已死,房玄龄就直谏,指出师出无名,难以取胜,即便取胜,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但这时的唐太宗听不进去,在贞观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连年兴师动众,讨伐高丽,结果损兵折将而归。唐太宗下令在江南造船,还要大举兴兵。贞观二十三年(649),战船还没有造完,唐太宗就与世长辞了。

      【余论】《新唐书・太宗纪》评论唐太宗的得失,认为太宗“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这个评价赞扬太宗的英明与业绩,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唐太宗比肩汤武成康与汉高文景,兼创业与治世二者之长,当之无愧。同时也批评太宗“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唐太宗后期多昏聩之行,若不是早逝,必将陷于暴虐。一个百战百胜的统帅,一个建立了赫赫武功的开国天子,却嬖于多爱、佞佛,晚年“困于小夷”,又表现了庸主之行,这其中的奥妙将留给人们无尽的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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