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民的政变: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 发布时间:2018-02-25 12:36 浏览:加载中
  •   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d’Etat”的音译过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出版之自由,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做《井冈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雄激素蓬勃,性冲动踊跃的样子。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弘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样子的爆发?是天摇地动?是翻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清人王夫之责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蹀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

      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当他“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时候,做出如此禽兽不为的恶行,他的结论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不可复列于人类矣。”(《读通鉴论》)

      王夫之的结论告诉我们,再伟大的人,有其“伟小”的一面,“伟小”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却人人都能体会。知其伟大,识其“伟小”,大概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辩证法了。

      然而,成则为王败则寇,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是臭狗屎,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我的古代同行,那些中国文人们,也许本意想写出真实,也许内心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他们长有这份胆子吗?他们敢不视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吗?领导画一个圈子在那里,打死他也不敢出格的。因为他们得靠皇帝老子赏饭吃,不知什么时候皇帝老子一不高兴,摸摸你的脑袋,捏捏你的脖子,怕是吃什么都不会香的了。

      这样一来,文人们便努力放淡得无味的屁,尽量闭上说真话的嘴,于是,玄武门之变的负面部分,肮脏部分,黑暗部分,见不得天日的部分,也就王夫之所说的唐太宗的“慝”,在竭力讳言,拼命粉饰,乱加篡改,尽量湮没以后,后人从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休想了解当时那场骨肉屠杀的真实历史。

      历史,总是让你看他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

      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2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的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与他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中并列的三大杰作。中国的历朝历代,宫廷政变,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毫不“费尔泼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综观这次“苦迭打”全部运作过程,那完美娴熟,毫无漏洞的韬略,那击中要害,攻势凌厉的战术,那策反御军,瓦解劲敌的阴谋,那重点消灭,下手无情的残忍,若不带王夫之的正义感,从政变学的技术角度来看,那父子三人,败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该的。他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而那三位,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混蛋,一个是老糊涂蛋,只好出局。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做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省”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之间,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

      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场“苦迭打”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信,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导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李渊那两个宝贝儿子,竟联合起来给他们的老爹,戴上绿帽子。也许,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个永远的谜,究竟这对难兄难弟,睡了他父亲若干太太中的哪几位,连史家都捂着嘴,摇着头,以一句“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来搪塞后人。

      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半裸的胡姬笑靥迎人,曲江池的进士们经常聚会的歌厅,妖娆的歌伎余音绕梁。总之,夜未央的长安城,仍是一派升平气象。

      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d’Etat”来说,翻开《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那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面临着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2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还在集结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用来邀买民心,用来激励部属,用来张大形象的绝妙卖点。

      公元624年(武德六年),也是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

      正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如此剑戟戳天的铁骑劲旅,这不是示威,还能是什么?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是“悦”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他有亏于这个儿子,对这位拥兵自重,率部压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负债心理。怎么办,李渊只能以超规格赏赐,来安抚他,实施政治上的赎买了。

      “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尚书令。”(《新唐书》)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两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旧唐书》)

      为什么老爷子感到歉疚呢?据《新唐书》载:“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没有秦王,不可能有李渊的今天。但是,武德元年,禅隋立唐,按嫡长制的封建继承传统,他立李建成为太子。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却是一步臭棋。这个庸君,多好说不上,多坏也说不上,指望他有超常的英明之举,立嫡选贤,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摆不平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儿子,制造了三兄弟的尖锐矛盾,成了老爷子的心病,也成为唐朝初年的乱源。

      一、李世民一心要“苦迭打”而且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二、李渊怕李世民“苦迭打”,拼命采取补偿措施,封官许愿,物质满足;

      三、李建成有危机感,很怕这位老弟搞“苦迭打”,便与李元吉结盟,并联络后宫佳丽,因为老爷子好色,枕头风很管用,努力打压削弱秦王。

      权力,即诱惑,最高的权力,最高的诱惑。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还抢得头破血流呢,何况皇帝?到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三兄弟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基本上无法缓解了。而李渊突然火上浇油,更加剧了李世民的“苦迭打”的进展速度。

      我估计,唐高祖刚刚花甲之年,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了。

      也许中国当皇帝的人,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耽于声色,放纵欲望(不光光是性欲,还包括一切一切的欲),结果,反倒促使人的生物机能加剧退化。正如熟得过快的瓜,未破先娄,外观还说得过去,内里早就一锅糊涂糨子,这种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的不死之死,似乎是中国最高执政者难逃的宿命。

      “上(即李渊)晚年多内宠,(生殖能力倒老而弥壮,先后生有)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绝,莫能明也。”

      一方面,是两个儿子告御状,一方面,是若干女人嚼舌头,李渊对李世民的政策,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收回以前所有承诺,不再采取怀柔政策,与此同时,拆散他的队伍,调开他的将领,处置他的部属,削弱他的实力。高祖的变卦,不是在消解矛盾,而是在激化冲突,逼得李世民刻不容缓地启动“苦迭打”程序,决定在玄武门一锤定音。

      而要将李建成、李元吉,齐聚于玄武门而歼之,他是请不动的,必须有父王的传唤,才能将他们召来。

      六月三日晚,李世民决定激怒高祖,就抓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这个“蒸”字,使得这只自以为雄风不倒的老公鸡,立刻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何谓“蒸”?即“下与上通奸”。接下来,李世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陈情:“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在气头上的李渊,正被绿帽子弄得怒火中烧,哪里再听下去,只是吩咐他:“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便回后宫处置那两个淫妇去了。(以上均见《通鉴纪事本末》)

      次日清晨,他一心等着这场三堂会审,当面对质。可日已当顶,既不见原告,也不见被告。还在纳闷,还在游艇上闷闷不乐之时,那宫城北门早就驳上火了。冷兵器时代,其实是无声的战争,宫城又大,战场上的厮杀动静,根本传不到他耳边。

      他哪里料到,心毒手辣的李世民,早做好套子,率部包围住匆匆进宫来的两兄弟。他在暗处扯满了弓,心里在说:“老哥,你就看箭吧!”他要先消灭这个抢了他太子位的哥哥,方解心头之恨。这就是杜甫那首《前出塞》的诗所写:“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了。

      虽然他们同为一母所生,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战一刻,也就无所谓血缘,无所谓亲情,他先张弓射杀其兄李建成,接着尉迟恭又与他一起杀了其弟李元吉。更无比残忍的是,嘁哩喀嚓,将太子五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元吉五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等,统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一不做,二不休的李世民,随即进得宫内。其来势汹汹的样子,在场的大臣很清楚,显然是要和这位进退失据,前后矛盾,昏庸失察,轻信谗言的老爷子算账的。如果李渊硬是不合作的话,不是手起刀落,身首分离,就是推下船去,将其溺毙。对一个六亲不认,杀红了眼的人来说,已经杀掉这么多的兄弟子侄,还怕多杀一个亲老子?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李渊只好识相,只能知趣,他不傻,别以为他这个儿子干不出弑父的事情来。虽然如今上了年岁,无论如何,想当年也曾经是一位枭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光棍原则,久惯江湖的他,还是懂得的。尤其看到那个满身披挂,持矛带刀的尉迟敬德,他儿子李世民的最得力助手,必然是这次政变的武装力量总指挥,已经命令游船靠岸。

      那一张铁青的脸,使他顿时清醒。第一,他不再是昨天的李渊;第二,他儿子也不再是昨天的李世民了。昨天的李渊要李世民死,这儿子绝活不成。同样,今天的李世民不想让李渊活下去,他这个老子也是必死无疑。李渊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更不得不表示自己服了。

      第一步,他答应先确立其太子地位,马上昭示全国;第二步,他答应乖乖禅位当太上皇,保证退居二线,不碍手碍脚。有了这个许诺,裴、萧、陈三位又给他做足面子:“‘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士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资治通鉴》)

      李世民何等聪明角色,见好就收,马上跪下来,仰脸凑上去,吮吸老爷子的乳头,表示不忘根本。这种效忠礼节,有点莫名其妙,如此匪夷所思的场面,当然相当可笑,也许李氏祖先,出身夷狄,有这样一种奇风异俗吧?

      于是,李世民从玄武门这片“血泊”中,开始他“贞观之治”。后来,人们记住了“贞观之治”,而忽略了“血泊”,也就不去计较他的那些无法见诸光天化日的“慝”。

      因为中国人对于统治他们的皇帝,要求其实是很不高的。你不杀他,他觉得万幸,你给他一口饭吃,他感到皇恩浩荡。经历了太多的庸君、昏君、淫君、暴君,居然在一筐烂苹果中,还有较为完好,说得过去的一个唐太宗,也属太难得,太稀罕,太金贵了。哪怕果皮上有些锈渍斑点,有些磕碰硬伤,也就不那么当回事,也就瑕不掩瑜,帮着他把历史的这一页翻了过去。

      偶读近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谈到李世民的这次“苦迭打”时说:“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

      看来,这次“苦迭打”之关键,是玄武门禁军首领常何,史书都讳而不谈了。

      这位李建成的部属,并非那天战场上的阵前倒戈、弃暗投明,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笼络,所收买,成为埋在玄武门的内应。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里,已经得到张婕妤的线报,获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极宫。明知阴谋,仍敢大摇大摆地进宫,他也是深信不疑玄武门是他的地盘,禁军听他的指挥,常何是他的嫡系。没想到,一进皇宫,状况丕变,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死地,只好交出性命。

      可想而知,这个收买常何的过程,自非一天两天;这个将玄武门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更非一年两年。唐太宗谋权夺位之心,与后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不谋而合的“苦迭打”准备,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慝”,早就烂熟于心,早就成竹在胸,早就准备无所不用其极,早就打算用同胞兄弟的血肉骸骨作垫脚石,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

      这就是伟大的唐太宗很不怎么样的一面了。

      因此,我对于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当然更包括现在的,我都持半信半疑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历史。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欺和瞒这两个字。细细想来,真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这话有点绝对,但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避免去做别人思想的奴隶。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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