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故事

  • 发布时间:2015-10-17 10:59 浏览:加载中

  •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是民的君;民,则是君 的子民,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主体。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体的理解,唐太宗是深刻地思量过的。所以,他借用了荀子的那段话,并将它一直贯穿到了自己的为政生涯 之中,那便是:“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后人将这些称为唐太宗的民本思想。



      作 为依靠民众力量而取得政权的大唐王朝来说,他亲眼目睹了隋炀帝以言代法、法外施刑、专横独断最终自取灭亡的现实。而在吸取隋末暴政的经验教训时,唐太宗不 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只有依靠广大的民众,国家才可安稳,政权才可稳定。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唐太宗一直以传统的儒家思想自律,继而维护自己的王朝统治。 唐太宗在充分意识到了民众力量之后,他即摆正了君与民之间的关系。自此后,他将安抚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国家第一等大事。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 百姓。若损百姓存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可怕和强大之后,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束缚自己的放纵 行为,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即“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而食,坐以待晨……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若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对于 两个相互依存的主体,唐玄宗时刻将有益于他的子民作为自己决策的最大考量的因素。因他深知,民乐则君顺,民强则君兴。

      唐代辑成的这一 部《贞观政要》,既是皇帝经常用来指导自己行为言论的手册,更是一步唐太宗爱民惜民的即时录。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诏令征调兵役准备来修建洛阳的乾 元殿,以作为自己日后巡行的安置处所。彼时唐太宗刚刚即位,国力尚弱,而百姓刚刚经历隋炀帝暴政的欺压,尚未恢复生力。因此,当唐太宗与大臣决议此事时, 给事中张玄素随即上书规谏皇帝说,百姓刚刚蒙受了隋朝暴政,人力财力均损失惨重,若在这个时候大量征调民役,这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而如此,则我们大唐的清 廉政治与隋朝暴政又有何区别呢?唐太宗接到张的上表,立即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还好爱卿及时提醒了我,否则我还不知 道要犯下什么样的打错。并立即取消了所有的营建工程,并对张玄素的直面规谏大大奖励了一番。到了贞观六年(632),大唐政权已经基本安定下来,国力也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民盛物强,周边小国纷纷过来朝贡。于是为了彰显一下大唐帝国的雄厚势力,很多大臣纷纷上表要求皇帝例行去举行泰山封禅,以告上天。但 是魏征却对这件事持反对态度,魏征说到: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如果十年间长期患病,经过医治刚愈,就想背一石米,日行一百里路,这是一定办不到的。目前 国家刚刚有点起色,而我们马上不放弃前业而转而贪图享受,那么此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了。而好不容易得来的人心也将立刻消失殆尽。当然,这是唐太宗最不愿 意看到的后果,因此唐太宗立即把这件事弃下不再考虑。唐太宗始终懂得换位思考,将百姓的喜好放到自己的日常行政决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认为,崇饰宫宇,游 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他在位期间放弃了很多营建项目,真正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 担。

      贞观年间,唐太宗的民本思想随处可见。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 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民时,其可得也。”他还认为“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 自励耳。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为了给予百姓一个安静的政治环境,唐太宗力争节省力役,悉边争。唐太宗 说到,治理国家就如同栽树,如果树根不要,那么枝叶也就不会乱晃了。如果一个君主能够保持清净的治国方式,而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为了尽快地舒张民 力,唐太宗曾下令精简官员,将朝廷文武官员减为640人,他还下令从宫中放出女官3000多人,让他们“任求伉俪”,“各得遂其情性”。唐太宗继位之初, 还曾打算遍封他所有的宗室子弟,但受到了大臣的阻挠。唐太宗继而想到,是的,我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理应是竭尽权力去让我的子民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岂能因 为我的私欲而让百姓养活我,为我所累呢?便取消了这一打算。

      为了更好地安抚民意,唐太宗十分重视那些治民的父母官——都督、剌史的选 拔和任用,将能否堪养百性、劝课农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标准。当时明文规定:地方官凡在任期间能增殖人员、劝课农桑、年谷丰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 迁;凡在任贪渎冒滥、枉政害民者则给予降职处分。为了使这项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唐太宗下令将各地所有的都督、刺史的姓名书于屏风之上,在这些姓名之 下,刻录这这些官员在任地的善恶政绩“坐卧恒看”,并将这些作对于官员奖惩的标准。

      唐太宗对于民本思想的贯彻,体现在了他对臣子谏言 的虚怀接纳上。唐太宗继位之初曾对太子少师进行了一番论弓矢的表白,他认识到,自己一直引以为豪对弓箭的认知,其实并不准确,而自己作为一名大国的皇帝, 对百姓的疾苦更可能是无从知道的。因此,他将地方官轮流招至议政殿前来了解百姓生活。唐太宗时期深为器重的魏征即是因直面谏言而得到了功垂千古的美名。唐 太宗十分注重严明法制,他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求臣下按法律办事。在执法方面,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 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唐太宗从善如流、视民如子的民本思想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太宗将 其严格地贯穿于自己的治世理念中,在其他相应的措施之下,唐朝经济很快从隋末的混乱衰退中走了出来。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则失天下。”而唐 太宗的民本思想保住了他初建的大唐王朝,更得到了天下人的尽心辅佐与拥戴,这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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