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失败与荣耀: 世界的孔子_《先师孔子》

  • 发布时间:2017-10-28 21:48 浏览:加载中
  • 第六节 世界的孔子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孔子及其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囿于中国古代,也没有囿于中国本土,而是随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既近传东方世界,也远播西方世界。简略了解一下孔子对世界的影响,严格地说这应该是孔子一生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孔子对于全人类的重大贡献。

      孔子与西方世界

      孔子及其思想与西方世界乍看上去难以建立起密切的关联,但却已经成了一个恒久的话题。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因工业革命而获得了大发展,而东方中国却经历了百年浩劫,其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社会的酷烈压榨。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所经历的百年浩劫和屈辱,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也有种种不同的分析和理解的视角,其中的一个视角,就是把当时中国的落后挨打与孔子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相联系,甚至认为中国社会的落后与儒学的特性和作用有关。

      很显然,分析孔子思想或儒家学说与中国百年浩劫的关系并不是本书的内容,更不用说要把这种关系讲清楚有多么的困难。不过,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确实在走下坡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难以招架,而孔子思想也确实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以这样的事实为背景,探讨孔子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似乎很容易得出结论,即孔子思想完全无法应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我们在此所探讨的孔子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是力图阐明孔子及其思想对于西方世界的正面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发生吗?真的发生过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由于本书的主旨和篇幅所限,在眼前的话题之下,我们主要想转述一位西方学者就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这位学者就是美国的著名汉学家H.G.Greel,中文名字是顾立雅。顾立雅写过许多重要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孔子与中国之道》。在这本书中,顾立雅专门写一章“儒学与西方民主”,探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对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发展的影响,总体上讲是很有说服力的。

      顾立雅探讨“儒学与西方民主”发生和发展的关系,是从儒学对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说起的。特别是对于法国大革命,顾氏着墨颇多,结论就是,孔子思想是推动法国大革命得以发生的诸多重要的思想因素之一,并对西方民主体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顾氏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及其哲学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着直接的重大贡献,而启蒙哲学与儒学有着一些非常突出的相关性和相似性。启蒙哲学发生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期间,而这期间正是儒学逐渐在欧洲获得其知名度的时期。在那时,启蒙运动与儒学的关系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这样写中国人:“即使我们在制造技术上和他们并驾齐驱,或者我们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了他们,但是,他们无疑(我几乎羞于承认)在实践哲学方面超过了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依靠这种哲学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政治的准则规定了人的行为并且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认为:“老实说,他们的帝国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的独特之处是,如果一个省的总督擅离职守并且不被人民拥护时,他就要受到惩处。……四千年前,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阅读时,他们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引以为荣的所有基本需要的东西了。”当法国思想家弗朗西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建立起他的非常有影响的重农主义学说的政治原理时,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于中国政治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他书中“导论”的后面部分里,魁奈谈到了“与一个已经建成的良好政府相一致的自然原理”,并且认为这样的自然原理只能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这样的学说值得为所有国家奉为楷模”。

      在那个时代,对中国社会抱有如此认识的欧洲著名人士数不胜数,而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他们在1600年以前进入中国,并利用他们的学识,在中国的文人圈子中甚至在朝廷之中得到了社会地位。他们作为天文学家、御医、外交人员甚至是大炮铸造者而服务于皇帝,一些人还逐渐成为皇帝亲近的朋友。他们不仅会讲汉语,而且还能用汉语书写,也逐渐对于中国社会有了更为直接的和本质的认识。他们与本会成员以及当时欧洲最著名的人物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这样的一些信件在欧洲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另一些则成为有关著述的资料。

      但是,耶稣会士们在他们的信中以极大的热情向欧洲报告的儒学并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在中国普遍流行的儒家正统思想。这种正统思想是一种混成的学说。虽然它也体现了许多的孔子思想,但孔子的这些思想却被编织进一个精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中,而这个哲学体系则吸收了许多佛教和道教的因素。这个被称作“新儒学”或“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对耶稣会传教士们并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些目光敏锐和具有批评精神的人。

      耶稣会士们的文化活动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中介。耶稣会士送回了详细的并且经常是热情洋溢的对于中国、中国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的说明。当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尽管他们也报告了那时中国的宗教和一些迷信活动,但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讲述那些激起他们热情的事情,特别是出现在诸如《论语》和《孟子》这样的著作中的早期儒学。

      可是,某些耶稣会士和其他热情高涨的人们无疑是做事有些过火,那就是夸大了当时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受到“纯粹”儒学指导的程度。因为种种原因,欧洲的一些人士从一开始对此就持有怀疑的态度,而当中国文化被用来攻击传统的欧洲政治体制时,反攻击也就在所难免了。

      要想找到负面的证据并不烦难。耶稣会士的敌人,以及那些在中国的经历中不太幸运的商人和不太满意的旅行者,都情愿提供反对耶稣会士的见证。如果传教士们关于中国情况的说明是不可靠的,人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关于孔子思想的阐述呢?因为欧洲收到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的部分民众甚至是学者们信仰占卜和魔法的信息,所以,有人就开始怀疑孔子崇高的哲学不是别的,而只是“狡猾的耶稣会士”的发明。后世儒学中的所有附加物和堕落,现在都被归之于孔子本人了。

      可是,伏尔泰仍在写着有利于中国的作品,中国也仍旧是时尚。对中国的声望产生决定性打击的是人们丧失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信任。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它的坚定支持者无疑是对它褒奖过度了。耶稣会士自然而然地对于非常欢迎他们的政府持有乐观的观点。与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相比之下,他们实际上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描绘成了“完善的和严密的”组织形式,这无疑是相当公正的。但是,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的几个朝代并不是体现其美德的最好的朝代。它们开始于明朝后期的腐败和高压经济,继之以满清的征服,并且让人看到是满人使用特别苛刻的压制政策建立起了他们的统治。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教团也完全失去了各方面的信任,以至于到了1773年,它被从一个国家驱逐到另一个国家之后,最终被教皇给取缔了。幻想完结了,“中国之梦”结束了。既然中国被认定为是个专制国家,而孔子又与中国相伴随,那么,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孔子的思想很难对民主的成长作出贡献。

      这个奇妙的各种事件的连锁反应使得许多追寻法国和美国革命背景的人完全不理会这一事实:中国思想的确对于民主哲学的发生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当然,正如顾立雅所强调的,从如此的视角看待孔子与西方世界的关联,并不是要下结论说,中国的新知识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导致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而顾氏所关切的不是上述这些方面的革命,而是精神领域的革命。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精神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

      在顾氏看来,大多数美国人很可能难以觉察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对于美国民主思想和机制发展的影响。然而,法国启蒙思想在美国革命的酝酿阶段却发挥过明显的作用,并对于革命之后的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被称作是“美国启蒙运动的象征”。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对法国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

      杰弗逊也对重农主义学者的思想极感兴趣,并且受到了他们的明显影响,尽管他并不接受仁慈专制的观念。但是,无论是杰弗逊还是富兰克林,都未曾受到触动,去对中国哲学本身作过任何值得注意的探究。

      杰弗逊认为,应该把国家里有才能的年轻人挑选出来进行教育,以使他们担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才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所以,他在1779年向弗吉尼亚众议院提交了一项旨在将此一目的化为具体措施的议案,力图建立一套具有三个层次的教育体系。在地方学校里,所有的孩子将接受三年的免费教育。通过定期的最认真和公正的考试和考查之后,把他们送往二十所初中之一,接受公费教育。在那里,学生们要接受经常不断的考试,以便只留下最好的。最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进入最高级的学院,继续学习三年他们选定的学科。

      杰弗逊的上述计划有三项原则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相通的:第一,把教育看做是国家的首要关切。第二,才能非凡的学生,将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挑选,在最低层次上,学生将在一个小地区内挑选,而最高层次的挑选将是全国性的(与中国的县、省和全国会考即乡试、省试和会试相一致)。第三,主要目的是有益于国家挑选公务员,也就是说,国家机构中的官员都应该是其公民中的最有才能者,而无关乎他们是富是穷以及门第如何。

      当然,这些相似性还不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可是,却有一种受到这种影响的明显的可能性,杰弗逊在1779年提出这个议案之前就知道中国科举制的存在。不晚于1776年,杰弗逊就读过(并且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伏尔泰的一本书,该书宣称,一个人的心灵不能再想象出一个比十七世纪初的中国政府更好的政府,在那里,所有权力最终掌握在只有通过几次严格的考试之后才得到任命的那些士大夫手中。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大批早期的欧洲书籍中有过详尽的描述,其中至少有一本是在杰弗逊的图书馆中的。

      尽管杰弗逊所倡导的教育体制未被采纳,但是,它的原理——根据人的才能而不是名望来挑选官员——却被西方的各个民主政府所接受,也就是在它们的行政机构中通过文官考试制度来招收新成员。在1943年,中国学者邓嗣禹发表了一项认真的根据文献进行的研究,显示出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启发。根据另外的证据,邓氏证明了这种考试率先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采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的机构与中国有联系。当英国上院对于是否采用这种体制而进行辩论时,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样参照了中国的体制。

      主要是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最终采用了文官考试制度。可是,值得指出的是,此方法在议会尚未通过之前,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就评论道,在“在要求公共职位的候选人首先通过考试”来显示他们的素质方面,“中国领先于我们,英国和法国也领先于我们,并对这种不够严密的做法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孔子与东方世界

      由于地缘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原因,孔子对于东方社会发生影响的时间更早更久,影响的程度更深更远,并最终促成了东方世界儒学文化圈的产生和发展。在古代,特别是对于朝鲜、日本和越南三个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明显。在当代,东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独树一帜,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还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有学者就坚持认为,这种发展模式的出现与儒家文化在这些地方的长期深入影响是分不开的。

      西汉前期,即公元前二世纪,儒家经典就传入朝鲜半岛,孔子思想也随之开始影响这一地区的思想文化进程。公元285年,朝鲜半岛南部百济国的儒学博士王仁就到日本献《论语》十卷,这就说明,这时候的百济国已经学习汉朝廷的做法,有了儒学博士,儒学也就成了这里的官方思想。公元372年,朝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国为其贵族子弟建立太学,还在京城以外的许多城镇为非贵族子弟开办“扃堂”,教授儒家五经,学习孔子思想。后来,随着中国古代各个王朝与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逐渐为整个朝鲜半岛所接受,为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公元675年,新罗国统一朝鲜半岛,为安定社会,新罗朝廷在全国进一步完善儒家的教育机构,并在太学供奉孔子画像,隆重举办祭孔仪式。当高丽王朝取代新罗之后,孔学依然盛行。高丽朝廷大量翻刻儒家经典,更加崇奉孔子,还在国子监建造文庙,供奉的孔子像由画像改为塑像,并使用中国朝廷的用语,尊孔子为“文宣王”。到了高丽王朝之后的李朝,对孔学的尊奉达到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最高峰。李朝统治者认为朱熹对孔子思想的解释是儒学的正宗,并把朱学宣布为正统思想。李朝的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学校,孔子的哲学思想深入人心,对朝鲜半岛社会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孔子思想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还表现在那些尊奉儒家思想的大学者、大思想家身上。比如,公元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著名学者薛聪发明了用朝鲜语解读儒书的“吏读法”,有力推动了孔学在朝鲜的传播。到了九世纪,思想家兼诗人崔致远在唐朝待了十多年,还担任过唐王朝官职,回国后任兵部侍郎、知瑞书监等,致力于宣扬孔学,认为孔子的教诲有益于社会的安全和发展。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之际,杰出的史学家金富轼编著《三国史记》,以儒家思想说明历史现象、褒贬历史人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古代朝鲜最有成就的思想家是李朝大儒李退溪(1501~1570年)。李退溪名滉,字景浩,号退溪,自幼丧父,在母亲的严厉要求下,成长为博通儒家经传的学者和思想家。李退溪远宗孔子,近学朱熹,尤其精通宋明理学中的心性之学。李退溪之学以明理为体,以经世为用,为国家培养出三百多位栋梁之才,韩国人称其为李朝的孔子,所著六十八卷《退溪集》中所表现的孔学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古代朝鲜社会,也为朝鲜民族在近现代的社会文化发展打下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日本,孔子思想也已经渗透到了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据记载,孔子思想的传播开始于上述百济国博士王仁到日本献《论语》。王仁被委任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与此同时,天皇设立了贵族学校“学问所”,以《论语》和《千字文》为教育内容。这是日本正规教育的开端,《论语》也被奉为最高经典,为日本全社会所尊崇和学习。

      公元六世纪以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多次派遣五经博士到日本传授儒家经典,孔子学说更加全面地影响日本社会。七世纪初,日本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圣德太子将儒学推广到政治领域,用儒家的观点改革日本政治,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自圣德太子摄政开始,日本朝廷派遣大量学生到中国隋、唐王朝学习孔子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留学生回到日本后大都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也有成为儒学大师,讲授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政治发展和学术进步。如南渊请安在中国学习三十二年,回日本之后著书一百余卷,在日本政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就拜南渊为师,学习“周孔之教”。此二人促成了日本历史上重要的政治革新,即“大化改新”,使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此后,日本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依照中国模式建立太学,即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大学寮”,还从公元710年开始在其中祭奠孔子,并逐渐发展成定制,每年春秋两季在各地祭祀孔子。

      在随后的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儒家思想在日本社会更加深入人心,而孔子思想逐渐构成日本传统精神的基本内容。虽然日本文化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研习儒学的方式也有创新,但祭孔仍在继续,孔学依然被尊崇为主要的哲学体系。到了十七世纪的江户时代,为了保持长期战争之后的和平,天皇和幕府将军们更加重视儒学的安定社会的作用,用各种方式倡导儒学。执政的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就邀请著名儒家学者林罗山宣讲朱熹的《论语集注》,并让林罗山参与制定政府律令,整顿政府机构,使尊崇儒学成为德川家族的传统。

      江户时代是孔学在日本的全盛时期,儒家经典广为流行,研习儒学的各种学派也纷纷出现,朱子之学被幕府规定为官方正统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林罗山。后来,尊奉王阳明思想的阳明学派开始崛起,由在野思想发展成为堪与朱学正统思想分庭抗礼的学说,其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的特点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为日本的维新变法,进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幕府时代,虽然日本社会儒学化的程度不及韩国李朝,但儒学发展到十七世纪末,日本的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其成长历程都离不开《论语》的影响和儒学的熏陶。

      在越南,孔子思想的影响长达两千多年。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孔子思想就开始传入越南。据记载,公元前207年建立的南越国即以儒家经典教化百姓。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立象郡,开始管辖越南地区;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在越南北、中部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开始了直到五代时期对这一地区长达一千多年的治理。这里的地方官员通常都是儒士出身,精通孔学,坚持以儒家礼仪教育人民,治理地方。如三国时代的儒生士燮,在任交趾太守四十年,倡导孔学,大兴文教,使地方风俗和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被当地人誉为“南交学祖”,入文庙陪祀。在历史上,除了官方途径的文化影响,民间层面的儒学交流也持续不断。内地许多著名文士,如唐朝著名诗人杜审言、刘禹锡等都去过越南,越南当地文士也经常到内地学习儒术,甚至通过科举考试为官。这些都对儒学和孔学对越南的全面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939年,越南独立,建立了吴朝,但孔学的巨大影响依然存在。1010年,李公蕴平复内乱,建立李朝,进一步重视儒学,以期社会尽早恢复安定。1070年,李朝在其都城升龙(今河内)修建文庙,1075开始科举取仕,儒家经典是其基本内容。在李朝之后建立的陈朝(1225~1400年)以及胡朝(1400~1407年)、黎朝(1428~1789年),儒学的社会影响力有增无减,尊孔祭孔仍受重视,也出现了陈朝的朱文安和黎朝的阮荐等儒学大师。1802年,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建立,王朝统治者们更是自觉地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教育社会各阶层。此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儒学的现实影响力虽然在越南开始衰落,但孔子的诸多思想依然深刻影响着越南社会,其忠君爱国精神、群体团结精神、反抗外来侵略精神等重要精神支柱中,浸透着孔学的基本思想,使孔学成为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要素。

      孔子与当代世界

      显而易见,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世界,上述东亚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朝鲜、日本和越南,都视儒学为当时的先进文化,视孔子为先进文化的导师。在东亚其他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样毋庸置疑,只是影响的方式和途径有所不同而已。这些地区积极地接受孔学,经过长时期的消化吸收,使孔学成为其传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与中国古代王朝的文化交往,形成了可以勾通和交流的文化传统,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社会发展共同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儒家文化圈。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全方位影响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作用,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内,孔学的影响力不断受到挑战。但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社会和文化改革,孔学的基本精神依然被认可,孔学在东亚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得到理性的看待和研究,其现代价值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开始受到重视。在这个重新认识和定位孔学的过程中,来自西方社会和学术界对孔学的研究至关重要。十九世纪下半叶来,一批西方学者从更加准确完整地翻译儒学经典开始,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孔学打下了良好基础。比如英国人理雅格、法国人顾赛芬和德国人卫礼贤,他们精通中文,学风严谨,所完成的汉籍欧译作品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在近现代的西方世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被称为汉学,在这其中,儒家思想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主要内容,孔子学说则是汉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开始增大,美国的汉学研究也随之得到发展。美国汉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卫三畏,以及后来的费正清、李文森、顾立雅、狄百瑞和史华慈等,都对孔子思想的再次世界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一大批美籍华人加入汉学阵营,陈荣捷、杜威明等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为汉学的当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立足今天,展望明天,孔学的现代意义不仅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性的重要论题。孔学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对这种影响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和定位,却需要进行不断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在东亚传统儒家文化圈之内,现代化的进程有目共睹,现代化的成就也明显不同于西方社会,这其中肯定有儒家思想的作用,有孔子思想的影响。但是,如何评价这种作用和影响,则每每见仁见智。至于当代中国,孔子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无论是遍及世界的孔子学院,还是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尊孔读经,都说明现代化的中国必须有孔子及其思想的陪伴。

      孔子及孔子弟子年表

      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1岁。

      十月二十七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东南尼山附近)。

      公元前550年(周灵王二十二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2岁。

      孔子母亲颜徵在携孔子移居鲁国都城曲阜。

      公元前549年(周灵王二十三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孔子3岁。

      孔子父亲叔梁纥卒,葬于防地(今曲阜东25里之防山)。

      公元前547年(周灵王二十五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孔子5岁。

      【弟子秦商(字子丕)生。】

      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

      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6岁以后。

      儿童时代的孔子经常以演习传统礼仪为嬉戏。

      【弟于曾点(字晳)生,曾参之父。】

      公元前545年(周灵王二十七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孔子7岁。

      【弟子颜无繇(字季路,颜回之父)生。】

      公元前543年(周景王二年、鲁襄

      公三十年),孔子9岁。

      【弟子冉耕(字伯牛)生。】

      公元前542年(周景王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孔子10岁。

      【弟子仲由(字子路)生。】

      公元前540年(周景王五年、鲁昭公二年),孔子12岁。

      【弟子漆雕开(字子若)生。】

      公元前537年(周景王八年、鲁昭公五年),孔子15岁。

      孔子自称“十有五志于学”。

      公元前536年(周景王九年、鲁昭公六年),孔子16岁。

      【弟子闵损(字子骞)生。】

      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孔子17岁。

      孔子母亲颜徵在卒。孔子不知父亲叔梁纥墓地,葬其母于五父之衢。后得知父墓所在,乃将父母合葬于防。

      鲁国当权的大家族季氏设宴招待士人,孔子前往,被季氏的管家阳虎拒之门外。

      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孔子20岁。

      孔子居宋,考察殷代礼制,与宋国亓官氏女成婚。(《孔子家浯》谓孔子成婚在19岁。)

      公元前531年(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孔子21岁。

      【孔子之子孔鲤(字伯鱼)生。弟子孟懿子、南宫敬叔生。】

      大约此后数年,孔子在鲁国担任季氏委吏(仓库保管员)、乘田(牧场管理员)等职。

      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年、鲁昭公十七年),孔子27岁。

      孔子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子。

      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年),孔子30岁。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开始了独立思考,并发表政见。

      齐国宗鲁死于政治事变,孔子学生琴张打算前去吊问,孔子止之。

      郑国政治家子产卒,孔子闻之,为之流涕,称子产为“古之遗爱”。

      【弟子冉雍(字仲耕)、冉求(字子有)、宰予(字子我)、商瞿(字子木)等生。】

      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孔子31岁。

      【弟子颜回(字子渊)、宓不齐(字子贱)、巫马施(字子期)、高柴(子羔)等生。】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孔子32岁。

      【弟子端木赐(字子贡)生。】

      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34岁

      鲁国孟僖子卒,临终时嘱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从孔子学礼。他们是有明确记载的孔子的首批弟子。

      【弟子有若(字子有)生。】

      公元前517年(周敬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35岁。

      鲁昭公被季氏逼迫出亡。此后不久,孔子离开鲁国,率若干弟子到齐国游仕。

      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以后,孔子36岁以后。孔子居齐,做高昭子家臣,有齐景公问政,及“闻《韶》乐”,又到附近的杞国(淳于国)考察夏代礼制。齐侯欲以尼溪封孔子,因晏婴反对而作罢。

      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孔子37岁。

      【弟子原宪(字子思)、樊须(字子迟)生。】

      公元前513年(周敬王七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孔子39岁。

      晋国赵鞅铸刑鼎,孔子闻之,批评其“失度”。

      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鲁昭公三十年),孔子40岁。

      孔子自称“四十不惑”,在齐国的经历坚定了他的政治信念。

      【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生。】

      公元前511年(周敬王九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孔子40岁。

      【弟子陈亢(字子禽)生。】

      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孔子42岁。

      鲁昭公卒于晋国乾侯。次年,鲁昭公之弟继位,为鲁定公。

      鲁昭公在外流亡期间,孔子大部分时间亦在齐国,或以齐国为中心,在齐国周围地区活动。齐景公不能任用孔子,更有齐大夫意欲加害孔子,孔子只好返鲁。途中,路过赢、博之间,参观吴公子札为其子举行的葬礼。

      孔子此次返鲁后,至鲁定公九年(前501年)一直贫居不仕,主要从事早期的教学和思想文化研究,弟子弥众。

      公元前509年(周敬王十一年、鲁定公元年),孔子43岁。

      【弟子公西赤(字子华)生。】

      公元前507年(周敬王十三年、鲁昭公三年),孔子45岁。

      【弟子卜商(字子夏)生。】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鲁昭公四年),孔子46岁。

      【弟子言偃(字子游)生。】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鲁昭公五年),孔子47岁。

      【弟子曾参(字子舆)生。】

      公元前503年(周敬王十七年、鲁定公七年),孔子49岁。

      季氏家臣阳虎(《论语》称“阳货”)专权,要求孔子出仕,孔子口头应诺,但并无行动。

      【弟子颛孙师(字子张)生。】

      公元前502年(周敬王十八年、鲁定公八年),孔子50岁。

      阳虎阴谋作乱,欲以武力夺取鲁国政权,其同党公山不狃(《论语称“公山弗扰”)欲占据季氏封地费邑,以军事力量作外应。公山召孔子,孔子欲往,弟子子路不悦,孔子虽有辩说,但终未赴往。

      六月,阳虎作乱失败,孔子受当权的“三家”邀请,开始从政,故孔子自称“五十知天命”,认为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时候。

      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孔子51岁。

      孔子任中都宰,即鲁国首都曲阜的行政首长。

      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孔子52岁。

      孔子任鲁国司空,不久改任大司寇。陪同鲁定公在夹谷会见齐侯,取得对齐国的外交胜利,史称“夹谷之会”。此后,即在鲁国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

      公元前498年(周敬王二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54岁。

      孔子劝说三家接受“堕三都”,并由子路具体实施,但最终由于“三家”的反悔,“堕三都”半途而废,子路因此失去季氏宰的职位,孔子也受到“三家”的冷落和排挤。

      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55岁。

      鲁国举行郊祭,未将理应分发给大夫的祭肉送给孔子。孔子眼见在鲁国的从政已经再无前途,即带领部分弟子出国游仕,先到卫国,然后遍访中原诸国,史称“周游列国”。

      公元前496年(周敬王二十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56岁。

      卫灵公无道,卫国政治由其夫人南子左右。为了在卫国立身,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

      公元前495年(周敬王二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57岁。

      孔子在卫国。

      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即位。

      公元前494年(周敬王二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孔子58岁。

      孔子在卫国虽然生计无忧,但却得不到任用,只好离开卫国,到他国寻求从政机会。期间曾多次遭遇困顿,如赴陈国时途经匡邑,被匡人所拘;后来经过蒲邑,又被蒲人拦截,等等。晋国的佛肸据守中牟叛乱,召请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悦,终未行。孔子也曾想到去晋国,可走到黄河边时,孔子听说晋国执政大夫赵鞅杀害了两位贤人,深感失望,只好又回到卫国。

      公元前493年(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孔子59岁。

      卫灵公卒,太子蒯聩与其子卫出公上演父子争位。虽然孔子也受到了卫出公的礼遇,但卫国终究不是孔子从政的理想之地,所以,孔子不得不再次离开卫国。此后,孔子一行人先后到过陈国、曹国、郑国和宋国。在宋国,由于孔子对宋司马桓魋有所批评,司马桓魋就打算加害孔子,使孔子不得不微服潜行,离开宋国。

      公元前492年(周敬王二十八年、鲁哀公三年),孔子60岁。

      鲁国执政的季桓子卒,其子季康子继位执政。季桓子临终前,嘱咐季康子要把孔子召请回国。季康子也是孔子弟子之一。

      孔子居陈。他听到鲁国的祖庙发生火灾的消息,就分析说是烧毁了鲁桓公和鲁僖公之庙。孔子的预言不久之后得到证实,这使陈闵公十分敬服孔子。孔子还辨认出一支古箭为上古肃慎氏的贡矢,并讲述了它和陈国始祖的关系,这使陈国君臣更加敬佩孔子,就请孔子做陈侯的文化顾问。

      此时的孔子离开鲁已经有五六年,在中原地区历经各种磨难,所以自称“六十而耳顺”,即可以接受各方面的意见。

      颜回死于孔子求仕各国的旅途中。此前,孔子的儿子伯鱼也死在旅行途之中。

      公元前489年(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孔子63岁。

      孔子接到楚昭王的邀请,动身赴楚,不料刚过楚国边界,楚昭王突然死去,孔子只好回返。

      公元前488年(周敬王三十二年、鲁哀公七年),孔子64岁。

      孔子离开楚国,路过蔡国。此时,楚国正在进行灭亡蔡国的战争,孔子一行又遇困厄,幸有楚国的将军叶公久慕孔子之名,把孔子接到他的驻守之地负函,并与孔子及其弟子多次谈论时政及一般性的政治问题。

      在楚、蔡期间,孔子多与楚国的一些有名的隐士接触。孔子本人则数次重病,几乎丧命。

      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孔子66岁。

      由于楚地不能久留,孔子又回到卫国。卫出公曾有意任用孔子,孔子与卫国权臣孔文子亦多有往还。在最后回到鲁国之前的几年中,孔子一直生活在卫国。孔子的后期弟子,有许多人就是在孔子这一时期的游仕历程中汇聚而来的。

      公元前485年(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孔子67岁。

      冉求应季康子之召回到鲁国,任季氏宰。临行前,子贡叮嘱冉求,要设法尽快使孔子回国。

      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68岁。

      齐国军队攻伐鲁国,鲁军在曲阜城郊应战,大获全胜,冉求立有大功,受到季氏进一步的信任。乘此机会,冉求要求季康子邀请孔子回国,季康子应允。

      在卫国,一向被孔子看重的孔文子假公济私,准备动用军队泄私愤,并就此事请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不悦。恰好鲁国派人迎请孔子,孔子便结束了十多年的流浪,回到鲁国。

      季康子推行新的田赋制度,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受到孔子批评。

      公元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69岁。

      季康子将新的田赋制度付诸实施,孔子认为冉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愤然批评冉求“非吾徒也”。

      五月,鲁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前去吊问,并讥刺季氏不知礼。

      十二月,鲁国出现蝗灾,季康子就此访问孔子,孔子认为这不是反常的自然现象,而是司历者算错了时间,委婉批评季氏的用人不当。

      公元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70岁。

      在冉求的帮助下,季氏多有僭越礼仪之举,如旅泰山、伐颛臾等,对此,孔子都有公开的批评。孔子自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是对僭越礼仪者的批判,也是对自己一生修养的肯定。

      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71岁。

      春季,权臣叔孙氏西狩获麟,以为不祥,孔子却不以为然。

      六月,齐国陈成子弑杀齐简公,孔子要求鲁国武装干预,鲁哀公无权决定,“三家”则不同意。

      公元前480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72岁。

      在卫国从政的子路死于卫国的内乱。消息传来,孔子格外悲痛,亲自为子路祭奠。遭此沉重打击,孔子一病不起。

      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73岁。

      四月十一日(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病故。弟子们举行了庄重的葬礼,把孔子葬在曲阜城北水泗之滨。他们都为孔子守丧三年。其后,子贡又守墓三年。鲁人和孔子的一些学生相继在孔墓附近筑室为家,逐渐形成一个聚落,称为孔里。孔子的故宅被鲁国公室保留,作为孔庙以奉祠孔子,这也是后世孔庙和孔府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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