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有为的故事与评价——纵横宙合雾千重

  • 发布时间:2018-01-02 21:02 浏览:加载中
  • 康有为

    第一节


      侮辱与损害,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底色。

      连缀其间的,是一个个历时短暂,但记忆永恒的充满耻辱的历史事件。它们以喧嚣而闹腾的气质,在如同一潭臭水的清末政坛水面相继鼓起颤巍巍的气泡,然后又递次迸裂,丰富着这段历史,也更加死寂着这段历史。

      就是在这些闪烁着斑斓七彩的气泡上,无论是“公车上书”,还是“戊戌变法”,抑或保皇救亡,都映照着一个文弱书生的身影。他时而慷慨激昂以陈辩,振臂高呼以倡导,时而烛影摇红以密谋,游走四方以讲论……他一直以一个运动领袖与话语核心的姿态,在中国近代史中叱咤风云,雷霆万钧。

      他就是康有为

      陈独秀说他:“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梁启超更是称颂乃师:“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

      毛泽东称他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但这些评论似乎又不能准确地定义他,因为他的身影并不单纯。

      他极度自负,而又自傲,极端偏执,而且狭促。由之产生的善于标榜并扬善自我等个人性格缺陷,又使得他置历史事实于不顾,不惜点窜史实,营造虚假历史现场,抬高自己,给并不久远的那段历史蒙上永久的面纱。

      尤为让人诟病的,是他在著述中歪曲常理,假托孔子,以达兜售一己思想之目的,以宗师身份将儒学引向歧途。

      隔着历史夜深雾重的视障,很难用一种清晰的语言来界定他。康有为,他到底是为强国富民舍生忘死,追求变法的思想先行者,还是趋利避害,为追求自己声名而上下其手的流氓政客?是淹贯经史、雄辩滔滔的一代大儒,还是歪曲经典,生搬硬套,喜欢表演的一介腐儒?

      但,作为历史书中所认定的十八、十九世纪的学术标高,却让畅游中国儒林的我们无法绕他而去。

      那就用康有为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首《出都留别诸公》诗,来开始这篇文字吧——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

      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

      诗后,作者自注曰:“吾以诸生请变法,开国未有。群疑交集,乃行。”

      那次,康有为只身逃离了是非之地北京。

      如今,康有为行去人世已八十多年,“群疑”益重,“交集”仍然。

      康有为,又名康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明夷、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号更甦,别署天游化人。因出生在广东南海,时人又称他为南海先生。生于公元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卒于公元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康有为出生在魏源死后的第二年,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正在中国大地血腥上演。政体板荡,人心惶惶,为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为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多灾多难之时。

      自公元一八四〇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继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撞开中国大门之后,法、美等国备受鼓舞,也劈波斩浪,闻腥而至,开始尽情围猎筋骨松弛、不堪一击的东方古老帝国。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唯一可做的,就是低眉折腰地坐在长条桌前,与贪得无厌的远方来客永无休止地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公元一八四一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公元一八四三年,再与英国签订《虎门条约》;公元一八四四年,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同年,再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

      列强蜂拥而至,赔款割地不断,出让主权不休,然而,这些并没有让苟且偷安的清政府从昏聩沉睡中惊醒。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现场,担任大清国签约代表的耆英曾这样说过,西方侵略者的意图,无非“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他们十分天真,万分愚蠢地认为自己仍是天朝老大,对方只是来求赏,给根骨头,他们就会乖乖不闹。他们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是只被狼群合围的绵羊,不被吃剩下一堆白骨,对方绝不离去。

      塞耳求静、闭目绝视的清政府上下,在自欺欺人中斤斤自守,没人去想由此带来的国威受损、国脉遭创、乱民生心等等严重后果。

      倒是远在伦敦流亡的大胡子德国人马克思看出了端倪。因为巨额的战争赔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最终都会以加剧的经济剥削方式压在农民身上,而这必然会激发农民起义与暴动骤然兴起。

      果然,鸦片战争爆发十年后,洪秀全提着裤子跑了出来,在广西金田村振臂一呼,天下应者云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一语中的:“推动这次大起义的根源,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

      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如燎原之火,迅速在南中国形成冲天之势。雪上加霜的是,借此机会,英、法、美、俄趁火打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公元一八五六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进攻广州。法国则借口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也出兵入侵。公元一八五八年,清政府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同年,又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

      此后,公元一八五九年,英、法、美以进京换约被拒为由,率舰队炮击大沽。次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等仓皇逃往承德。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五十天,洗劫一空后,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维克多?雨果以极大的愤慨,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事后,清政府照例又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赔偿巨额战争赔款,出让大片领土主权。

      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南方,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燃起的熊熊烈火;北方,是英法联军直捣京师的炮火连天,内忧外患中气息奄奄的清政府,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欲哭无泪,濒临绝境。龚自珍、魏源当年拉响的警报,此时已经变为严峻的现实。

      走投无路、无法收拾的时局,频频挨打、无力招架的现状,让雨过忘雷、恬然而嬉了二十年的清政府上下,不得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扪心自问:为什么拥有众多人口,“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美国),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且“无求于他国而自足”的泱泱中国,会屡屡败给他们,“屈于四国之下”?“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在这一声声的追问中,更是在一次次屈辱的战败中,中国人终于突破了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和华夷之别,他们不得不抬起头,重新打量外界,重新审量自身。由此,中国乃世界文明中心的牢固世界观訇然垮塌,人们开始用普世眼光观察外部世界,审量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关注民族存亡。

      康有为,就出生并成长在这个大环境中。

    第二节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读书之家。

      其祖父康赞修为道光年间举人,曾为连州教谕。父亲康达初做过补用知县,中年早逝。他是在寡母含辛茹苦抚养、爷爷亲自课授下,健康成长起来的。

      少年聪慧、强记过人的他,很早就有“神童”之誉,乡里亲友甚至叫他“圣人为”。

      对儿童的过分夸赞与吹捧,不一定会捧杀一个天才,但却会在一个不懂内敛与自省的人身上,为其过早植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基因,最终让他成为一个狂热的自我崇拜者。

      后天的康有为,用他的言行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戊戌政变后,陪康有为从上海逃亡香港途中的英国人戈颁,虽然与康有为只共同待了三天,却在写给自己朋友的信中不无嘲笑地说康有为:“这真是个可怜的人,一个狂热而空想的人。”

      其实,十二岁时的康有为已经是这样了。他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自道,十二岁的他,“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一个十二岁的儿童,即以古名人自况,对同学诸子显出“霸视之气”,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把十二岁的自己比为禅宗六祖和道教宗师。

      这种自视为圣人、以圣人自居的情结,贯穿了康有为的一生。

      公元一八九七年,他在《礼运注》序言中说:“天爱群生,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见,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不异哉!”

      公元一八九八年,他在《孔子改制考》序中说:“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乃扫荆榛而开途径,拨云雾而览日月,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世矣。”

      公元一九〇一年,他在《中庸注》序言中又说:“此篇系孔子之大道,关生民之大泽,而晦冥不发,遂虑掩先圣之隐光,而失后学之正路,不敢自隐,因润色夙昔所论,思写付于世。”

      同年所写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言中他又自道:“天未丧斯文,牖予小子得悟笔削微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既著《伪经考》而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因推公、谷、董、何之口说,而知微言大义之所存。”

      “天未丧斯文”,这是厄于陈蔡时孔子的自叹,认为天降大责,使命在肩,化育众生。康有为用此口吻自道,可见其口气之大,自视之雄。难怪他的弟子梁启超要说:“先生又宗教家也……孔教之马丁?路德也。”

      而在康有为的眼里,他未必瞧得上马丁?路德,他甚至已经将自己等同释迦、基督了的。后来,康有为以圣王教主自居,改名长素,湖南举人曾廉为此上书奏劾他:“其字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指责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爚乱圣言,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天下”。

      如此狂妄而自负的他,却在科场上举步维艰,屡屡碰壁。但,这不是他的错。

      十九岁那年,他“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投于“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的大儒朱次琦门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广泛涉猎文史子集。

      朱九江,名次琦,字子襄,硕德高行,博极群书,晚年将自己著述尽数付诸火中,给世人留下极大遗憾。康有为称他:“其品诣学术,在涑水、东莱之间,与国朝亭林、船山为近,而德器过之。”在当时整个学界普遍讲求“一经一史,文章一家,经济一门”的情况下,朱次琦却明确反对专攻一经、专学一门。他不倚门户,既反对汉学考据的繁碎和自囿,也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还讨厌心学的玄谈务虚,积极倡导平易笃实之学,破除汉宋门户,主张一切归宗于孔子。

      在朱九江先生悉心指点下,康有为在学术上渐渐融会贯通,并形成了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品质。

      然而,学识的丰厚,眼界的开阔,也更增加了他的自傲与自负。在《年谱》中他自道,九江老师有次盛赞韩愈,他却颇不以为然地说:“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文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老师为此“笑责其狂”。

      康有为笔下虽然颇有自得之意,但从中也泄漏了他为人之骄,为学之浮。

      朱老师为此“笑”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但“责”是肯定有的。因为,一宗孔子的大儒朱九江,绝不会容忍弟子舍儒就道、法,允许学生言道当如道家的庄子,言治当如法家的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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