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帝的过人之处:威严有度

  • 发布时间:2015-12-31 12:57 浏览:加载中
  •   帝王没有威严不行。没有威,就谈不上信,这是为官的学问。康熙能正确看待和使用皇帝的威严,使臣子们在宽严相济的环境中生存,为其大清江山效忠,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虽说康熙平曰待人宽厚仁爱,但对朝廷礼仪大事,却绝对不马虎,这是他的处世原则:宽严得当,二者不可偏废。

      康熙严于律己,也绝不以宽治吏,对他的大臣们要求十分严格。作为皇帝,康熙的威严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御门听政的时候。

      御门是大臣们随意不得的地方,但皇帝要使大臣们真心实意地服从自己,自己也必先行在前面。一坐几个小时,要坐有坐相,要言词得体,裁决得当。

       康熙是有这种功夫的,早在儿时,他的祖母就培养了他这一“圣躬端坐”的功夫,更不要说他勤学致治的才干了。如此,由于一种品行的示范和气度的感染与仰 慕,加上宏伟的政治理想的感召,就使大臣们必然地处在康熙的严格要求之下了。何况在君主体制下,臣子本来就是君主的奴仆,必尽下臣之道,必行下臣之礼。

       在朝令之上,作为一种政治形式与君臣之礼,大臣们必须按部院与地位高低,就位列跪。各部由一尚书捧上放奏章的木匣放在皇帝的案上,然后有本章的一一口头 陈奏,在这时,康熙一般只是静听,不发问也不议论。除了异常紧急的事情,他才发问或当场咨询大臣,做出应付局面的决断。但无论有何言动,皇帝都一律是聚精 会神的。此时如果有大臣分心,在下面做一点点小动作,是逃不过康熙的眼睛的,康熙肯定也不会给什么面子。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 十五日听政时,轮到三法司启奏刑狱事宜,刑部侍郎高珩却没有专心听奏,等到三法司奏事完毕,康熙即向高珩发问,让他说一说刚才三法司说了些什么,高珩无言 以对。于是康熙当场就严厉训责高珩,并令记注官记下类似渎职罪状。相比之下,高珩此举所受的责罚还是轻的,如果大臣有启奏事宜不遵制度,或于礼仪不合,康 熙也会当堂斥责,乃至于将其人轰出朝会班列。

      一般来说,御门听政时大臣启奏事宜大多是口头陈述,但也不是就没有照本启奏的。恰恰相 反,重大事情一定是要照着念。如果该照本宣科的重要启奏而大臣却只是信白说说,康熙帝一定又要斥责当事人了。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朝廷政治远不是一个形式 问题而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存亡的问题,所以康熙本人也尤其认真。


     
      三藩之乱初定之后,地方将领应重新安排,给事中摩罗就此提出建 议,让提督王进宝镇守四川宝宁,蔡毓荣应补云南总督等。摩罗无本章准备,只在朝堂上口述陈奏,康熙即严厉地批评说:“你官居给事中,所做是约束大臣,充当 朝廷耳目。所有的国家政事,假如有处理不当、计策不周详的,理应写上本章,一条条在朝堂奏明,这样天下人就会都知道,也就自然有公论与公道了。你既然是给 事中,却不写本章一一奏明,竟然在朝堂上信口开河。你心里的盘算是否这样:如果是不应该施行的事皇上必不准奏,你就说我只是口奏,如果这事情可行,那皇上 就批准了,你就说这是我仅以口奏就获得皇上批准的。你是不是要以此取得虚名呢?如此重大事情,你写上奏本送上再奏。”

      这一事例,显示了皇上的威严,同时也说明,威严不是空洞的架势和装腔作势,而是实实在在地以严治吏,该怎么做,决不含糊行事。

       一味地威严未必能达到处理政务的最佳效果,所以康熙也会来一点调剂,适当地给一点儿民主,以活跃气氛。譬如在处理奏折时,康熙特别强调众大学士各抒己 见,并且让他们明白:学士们作为人臣之责任是应该启奏发表意见。为鼓励大学士大胆进言,在康熙二十年他就说过,古代皇帝诏书下发了,大臣认为不可执行,就 能原封不动地退回,这就是先贤的例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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