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忽视康熙的历史局限

  • 发布时间:2015-09-23 16:17 浏览: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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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康熙历史局限短视
      作 者 王恩重,《社会科学》杂志社副主编、副编审。(上海 200020)
      
      康熙是清初杰出的政治家。他所开创的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繁荣中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在康熙的耐心努力下,台湾终于回归祖国,中国得以完成统一。由此,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史学界开始对康熙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日益升温,尤其是娱乐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题材的大量介入,将康熙的地位和形象抬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民主、清明、公正、爱民、勤政……等品行作风几乎可令当代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们自叹弗如。那么,作为历史上一个身上带有奴隶制残余的满族军事集团的封建帝王,是否真像一些人所说的如此完美?让我们在充分肯定康熙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来科学分析一下他的历史局限性。
      从康熙中叶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复苏,并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一个世纪里累积起来的人力物力已超越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传统农业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斯当东曾推断,中国的国家总收入是当时“英国总收入的四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三倍”[1]。而以文化考量,1750年间“中国一地所出版的书籍就比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总量为多”[2]。安古斯 麦迪逊对此曾作了使后人难以置信的推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从23.1% 提高到了32.4% ,年增长率达0.85% ;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从23.3% 提高到了26.6% ,年增长率为0.21% 。“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3]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世界生产的一半白银都吸引到了自己国内。直到乾隆末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这里,康乾盛世自然少不了康熙的开创之功。
      在康熙当政之时,他作为一个满族封建帝王,努力钻研汉学,通晓汉人的古代典籍和通史,许多经典著作如孔子的原著他能大体背诵。他还善待外国传教士,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康熙本人对数学就有相当的研究功底,一些定律他从头到尾阅读12遍以上。还涉及天文学、几何学、力学、化学、医学、解剖学、药学,对哲学、历法、乐理等西学也兴趣盎然。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写给路易十四的奏折中称,康熙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像演奏中国和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康熙还以法国科学院为楷模,在皇宫里建立了以画家、版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及制造天文仪器的其他匠人为会员的科学院。[4]
      但是,不能不提到的是,作为一个尚未摆脱奴隶制残余的游牧民族部落军事领袖人物,在进入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原成为其统治者的时候,在加速自身封建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其固有的封闭狭隘的局限性。
      面对中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清统治阶层在文化上处于劣势。在清统治者对中原汉人军事征服之后的心理征服中,两种文化矛盾日益激化。康熙虽然做了不少满汉融合的努力,但他骨子里“每以汉人为难治”的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自康熙始,种种骇人听闻的文字狱造成了士人特别是汉族士人在政治和学术上噤若寒蝉的社会气氛。他们思考的权力被剥夺,革新更成了一种奢望,士人在精神上学术上日趋偏狭。这种社会氛围与中国晚明以来由西方传教士引入的、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思想启蒙的风尚是格格不入的。读书人的学术思考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以考据为功夫的经学、朴学、汉学、古学、实学蔚为一时之显学,形成了有清一代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平庸守旧。由此,自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趋向自由奔放的新气象荡然无存。这一切对正处身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历史潮流中的中国是极为不利的。
      17世纪之际,世界商业市场雏形初具,当时的中国,自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增长最快、最富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在当时,中国东南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时期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西方诸国东侵的资本主义军事势力纷纷避其锋芒,称郑氏海商集团为“海上贸易王”。郑氏集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在官方支持下的与国计民生相关连的海商贸易政权。郑氏海商集团所代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发展趋势,无疑是刚进入封建制度的满清统治集团无法望其项背的。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的原因,郑氏集团无力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走向,最终归顺了清政权,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发展要求和平统一的国情的。但此刻的满族贵族尚未从中原军事征服胜利的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清政府正忙于将这些部落贵族从到处圈地放牧改为鼓励垦荒务农,根本顾不上也无意对当时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进行审时度势,没有在郑氏集团对南海商业开发的基础上制定一套跟随世界发展潮流的国策,使得中国在东南沿海区域已取得的海商势力范围和优势尽弃,与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方社会的差距越拉越大。
      与台湾郑氏集团军事拉锯之时,康熙实行了严厉的禁海政策,片板不准下海,闽边顿时成为一片焦土。康熙联荷攻郑,许诺战胜郑氏后给予荷人自由通商权。当时,联荷攻郑的清将耿继茂虽不能作出书面保证,但他已得到了康熙只要荷人认真效力攻下台湾,“将来还可能把台湾让给荷兰人”的暗示[5]。台湾郑氏集团投降后,毫无海权意识的康熙在短暂开放海禁不久,再次实行了他之后百余年的闭关锁国,使曾在世界商贸市场叱咤风云的中国海商势力从此在日本海和东南亚海面上销声匿迹。清廷不仅禁止大陆居民赴台开发,连驻台官兵的眷属也不允随迁,使经郑氏政权20余年开发初显繁荣的台湾重又成为荒蛮之地。这种状况直到近代洋务运动时期才有所改变。如果说清郑争战时的海禁是清廷军事斗争需要的无奈之举,那么四海臣服之后的再次封海不能不说是康熙的一种短视。
      康熙在对郑氏政权的征战中,清楚地了解到荷兰人火炮的巨大威力,曾不无担忧地告诫诸皇子说,将来大清的子孙后代有可能会吃红毛的亏。但终其一生,除了谕令让传教士造过些西式铜炮供京畿禁卫军演练外,即使在战乱过后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康熙始终将西方具有最新科学技术含量的贡品当作宫中的器玩之物,皇家科学院亦形同摆设,而没能将这些西方科技成果引入到中国的社会生产中去。这种轻视科学技术应用的习性一直影响到康熙之后的历代清统治者,乾隆对英使谒见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793年从英国越洋来华的英使马戈尔尼在京郊演习西洋新式火器操法,特邀当时的权臣福康安前往检阅。但福康安对此表现出一种蔑视:“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奇。”[6]直到40余年后,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吃了大亏的清统治阶级似大梦初醒,被迫发奋图强在全国搞起洋务运动,这种观念才有所改变。

      最能反映出康熙这种封闭的局限性的是,当施琅攻下台湾,班师回大陆之后,朝廷中却盛行对台湾持“弃而不守的”的论调。究其根源,则是因康熙对台湾的“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弃之无所损”说法影响所致。“正大光明”殿上一片“皇上圣明”声之后,众官趋之若鹜,满朝文武竟无一反对。派往闽浙一带听取意见的苏拜,得来的是一片“守澎湖,徙台湾人民而弃其地”的违背军事常识的荒唐说法。惟有施琅一人拂逆圣意,这就有了施琅所上的著名的《陈台湾弃留利害书》。尽管施琅列出种种留守台湾的必要性,却仍未能打动康熙改变闭关锁国旧观念的决心。一直到施琅据理力争,一些知晓利害的近臣醒悟过来,纷纷向康熙谏言对施琅表示支持,施琅所说的海寇为患,沿海不得安宁,会威胁到清廷统治的话点到了康熙的软肋,方使康熙的初衷发生了转变。在康熙的眼里,红夷虽会为巨患,但闭门可拒。而反作乱则可成心腹之痈。康熙始决定将台湾收复并划归福建管辖,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与厦门合置道官一员,拨兵一万防守。此时康熙派兵驻台的出发点不是御夷而是防寇。试想,台湾一旦放弃必被荷人占据。康熙的海盲差点造成中国东南海上大门的洞开,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说,正是郑成功及其后代这样一支中国军事实体在台湾的长期存在,成为清初康熙收复台湾的一个过渡,才使得西方资本主义东侵势力无法染指台湾领土。郑氏海商集团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  由于前述满清作为一个尚未摆脱奴隶制残余的游牧民族部落,在进入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原成为其统治者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封建化的完善过程,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又在原地进行了一次由废到兴的循环;同时,清政权从清初的海禁,到收复台湾后近两个世纪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直至在近代开放海禁进行洋务运动,但此时的中国,与西方从资本主义初兴到高速发展相比,已错过了历史转型的最佳机遇。

      尽管中国有过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那只是一种封建主义时代回光返照式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在没有技术突破的情况下,这种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市场的容量就决定了这种增长的幅度。实际上,康乾盛世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有明显的虚假性。就是说,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而是由异常活跃的财政市场带来的。以满足国家财政赋税需要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以单纯牟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前者越是“繁荣”和“发达”,后者就越是萧条和萎缩。而康乾盛世“繁荣”和“发达”的恰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由于在国家的强控下,存在着颇多假性商品经济,“富国”有功,而“富民”则徒有虚名,而民穷又制约着市场的扩展和市场的规模。这正是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农业中国不能率先实现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不是自己“走出中世纪”而是被别人“轰出中世纪”的症结之所在。[7]这也是康熙只能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可比,而不能与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相攀的道理。
      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才使中国开始在西方虎视眈眈的威逼下与列强进行了不平等的接触。此刻的清政府已全然没有了当年那种逐鹿中原的霸气,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在挨打战败中缓慢地步入半封建半殖民时代。
      历史人物自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康熙也概莫能外,这本无甚希奇。可叹的是现在仍然有人笃信传统封建时代的“好皇帝”为圣贤完人,要人为地用超现代的花饰,将历史人物包装打扮以古喻今,来为其政治或商业利益服务,那就难免最后会露出滑天下之大稽的破绽来。历史并不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终究是历史!
      
      参考文献:
      [1]斯当东. 英使谒见隆纪实.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505
      [2]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4
      [3]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38
      [4]白晋. 康熙皇帝.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5、51
      [5]张书生. 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郑氏与清帝国的关系――介绍胡椒、枪炮及战场谈判一书.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4)
      [6]鸦片战争论文专集续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9
      [7]周武. 论康乾盛世. 社会科学,2001(10)
      编辑 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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