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以势弱而不为的外交努力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20 浏览:加载中

  •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力图通过武装抵抗,向日本和世界显示抗战决心,以促使美、英出面干预,但并未达到目的。美、英一面以“调停”敷衍中国,一面又偏袒、讨好日本,目的只是保护其在华利益,而无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38年后,蒋介石审时度势决定将外交重心转向以美国为主,目的是要促使美修订中立法,争取美国财政援华,限制美日贸易,促使中、美、英的亚洲合作。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的援助,虽然数量有限,但意义重大。

      1941年12月,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和美、英等国共谋建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协同作战态势。蒋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提议在反德、意、日轴心国的基础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蒋介石抓住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率先提出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主张,然后又亲自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四国军事会议,成为扭转亚太局面,赢得国际支持,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进入世界大国行列最为关键的重大举措。

      罗斯福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抗击日本,在征得英国、荷兰政府同意后,于12月29日(中国时间30日)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并提出由蒋“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安南(即今越南)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部队”。这为建立太平洋抗日军事同盟铺平了道路。

      1942年1月1日,中国领衔签署26国《联合国家宣言》,《中央日报》随即发表社论称:“在今日整个世界之中,我们已是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不但是现在反侵略阵线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来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国际地位从未有达到这样高峰。”1942年7月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该草案初步提出了战时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国,在战后理将发挥特殊作用的想法:“和约成立后,应由中、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之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非但理所当然,且亦责无旁贷。”履行了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也书写了“困境图存”的历史。

      综上所述,尽管一再求援于英、美、苏,但蒋却不愿意被打上“大国附属”的烙印。因此,蒋希望得到援助的同时,保持住民族自尊,与已经是既定关系的盟国论平等。抗战时期的平等虽然只是相对的,但依然需要蒋费尽心力竭力维持。

      毕竟,能和英、美等大国平起平坐,既是对晚清以来完全被动外交局面的彻底否定,又是自孙中山时代以来力求达到的目标,即政府不仅被大国公开承认其合法性,更被推上了亚洲抗日先锋的高台之上。从民国初建遭受英、美各国冷落,到抗战后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一奇迹般的转变,属于外交中极为特殊的时段,单纯依靠外交部显然不能成事。广阔而多元,甚至是不太合乎外交机制的应急机构不断应运而生。至此,被称为外交家勃兴的北洋政府时期宣告结束,外交部或职业外交家们都不再具备能完全操控外交局面的能力。与其说他们是被国民党“懂外交的人”取代,倒不如承认牵涉广泛的外交情势早已不可能限制在职业外交家单一手段的运用之中。

      当谈论起蒋与战时外交,总不免涉及对蒋不按章办事的种种质疑。而此时,有着相对健全外交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并非是外交部专职处理,军方与政界,甚至金融集团都左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在本文中已提及的魏德迈的报告中也称在中国出现的“绕过外交部办外交”在美国更是屡见不鲜。史迪威在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成为一名良好的大使。试问,在抗战的特殊时期,盟国中的外交又有哪一个国家不是多个部门在起作用?因此,并不能算蒋介石开了先例,更何况蒋还要努力维持住与盟友们相对平等的场面,多元化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成立专职咨询、参谋的一系列机构,并以“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单位经营军事援助。之后为与盟国拉近关系,又要针对具体情况派出专门人员负责解决,因此大量特使由此产生。美国方面曾一度惊艳于宋美龄的非凡气质,因此宋美龄跳出了只陪伴蒋接见外宾的圈子,以夫人身份出席重大外交场合,在美国开展了多次演讲,为争取援助立下了汗马功劳。宋子文来回穿梭在英、美、苏等大国之间,成为蒋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交涉的全权代表,风头一时无两。蒋本人则依托“政府首脑、外交首脑”的合法身份,通过拥有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中政会外交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院长,代理外交部长等职权,直接决策、主导、节制外交部及其外交人员的外交活动,运用国民党内无人能及的雄厚政治资源,直接任命特使、密使,派遣夫人使美,以及通过自己亲自参与等方式直接从事外交活动,多管齐下。

      多元化的外交体系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功效,使得中国在抗战时期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逐步加深。从蒋没出席却仍在讨论中国问题的德黑兰会议开始,他所期待的相对平等的盟友地位正在一步步实现。开罗会议,则成了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巅峰时段,罗斯福在会议期间竟在中英问题上站到了中国一边。与此相伴而来的是,蒋成为亚洲反法西斯战场的最高指挥者,蒋乐于看到如此的景象,因为这代表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英、美、苏盟国不得不倾听中国的声音,同时这也是蒋认为的理想盟国关系:盟友们平等以待,并在此基础上施以“盟友的援助”。

      对于英、美、苏而言,中国是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但它又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必须由大国出钱出枪方能撑住地位。既要盟国经济援助,他们要在中国乃至亚洲问题上具有极强的发言权自然就不可避免,美、英、苏和蒋所认知的“盟友”关系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冲突由此产生。

      即使标榜是全世界救世主的美国在“民主”、“道德”的粉饰之下也难掩利益的驱使。1939年,据美国驻日大使回报,他与英、法驻日大使进行交流后都得出一个共识,日本的入侵会直接威胁到其他国家在华利益。一旦“日本—中国—满洲国”这条经济动脉由日本掌控的话,美国所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将完全失效,日本对该地区经济的绝对占有将使其他外来势力再难进入,而且日本所标榜的“尊重中国主权”甚至不可能实现。况且日本海军还频繁骚扰港口城市,这让同样享有在华利益的英国也倍感忧虑,因为日本同时也介入了包括蒙古在内的英国利益。这将不仅是经济入侵,同时还是军事侵略与主权的瓜分。这也不仅仅是美国和英国,还有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问题,由此双方才建立起合作关系。实际上美国也有历经民族主义的几次高峰。

      利益的驱动伴随着民族主义和战斗精神的复兴,使美国具备了援助弱国的经济、精神基础,他们同情中国,并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并不代表他们无权过问自己援华的人力、军事等一切安排,“史迪威事件”便是其中显著的一例。当史迪威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奔赴亚洲战场时,他认定作为中国巨大的后备支援力量,美国有绝对的权力,他公然挑衅蒋介石在亚洲最高指挥权的地位,而此时罗斯福甚至没有任何表态。滇缅战场英军消极、溃败,一切都说明英、美军队并没有真正把蒋当做是他们的上司,尽管这是盟国赋予蒋的任命,但尤其在史迪威看来只是形式。蒋介石和史迪威并非个人矛盾激化而导致蒋处心积虑要遣送史迪威回国,这对于正在急需美国支援的中国政府而言,没有任何益处。蒋懂得国际利益乃趋利避害的实质所在,因此真正问题仍出在“平等相待”之上。史迪威性格耿直,对蒋态度傲慢,他不尊重他在中国战区的上司并时常与之针锋相对,他挑战了蒋的权威的同时,也真正触动了蒋的痛处——盟国的轻视。

      问题本来应该很简单,史迪威作为美国派往亚洲战场的军事长官,据罗斯福的职能划分,隶属于蒋的管辖范围。但史一次又一次的越权行为,使蒋深深地感到史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连同站在史背后的美国,蔑视了中国以及中国军队。如果是平等对待的盟友,按照蒋的理想模式,应该是有效而快捷地将大批战略物资运抵中国,随后在给予中国绝对领导自由的前提下派驻军队支持中国抗日。但实际并不可能,美国在援华物资上有自己的计划,并要以此监管中国,这让蒋介石更加觉得英、美的自私,将中国推到日本的炮口下作抵挡,却还要处处压制中国。史迪威的妄自尊大充其量只能算是导火线之一,令蒋备受屈辱的还是英、美没有平等地对待他和他的军队。

      抗战期间飞跃提升的中国国际地位,不是靠自身国力,这已经让蒋有些不太自信,而浩大的求援工程更不时要看英、美、苏眼色行事,尤其是美国,左右着其他国家对华政策的大致趋向,正因如此,蒋更渴望能被盟国平等对待。越是被列入四强,他越是不希望他国用不平等的方式对待中国。史迪威的出现使蒋感受到成为英、美等盟国附属的阴影渐渐加深,这是蒋所不能容忍的,此时抗战不可缺少中国,再加上英国消极作战,蒋抓住时机适时一击,遣返史迪威。史迪威险些打破了蒋相对平等的盟国格局,蒋当然要以激烈的方式予以抗议,但抗议的最终目的绝非和美、英交恶,仅仅是为了得到盟国的平等对待。

      蒋一方面竭力消除任何破坏这种平等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要努力证明和大国依然保持平等,所以又有蒋访问印度之举。作为两国冲突的调停者,必须具备和当事双方是平等且友好的关系,既和英国是盟友,又与印度保持联系,中国成了较之美国更有说服力的候选人。如果纯粹以此作为蒋维系平等格局的证据,则不太可信,原因是蒋并不愿意做且不是英国派去的说客,这样违背了蒋所期待的平等对待的原则。蒋之所以愿意插入英印冲突,当然离不开印度于整个亚洲战场的战略地位,却也不能因此而改变另一个事实:蒋希望借由调解的机会强调中国的确位列“四强”之一,能行使大国的义务和权利,譬如协调国际纠纷以间接证明自己的平等地位。

      证明中国的平等盟国关系,蒋还有各种方法,例如趁热打铁地要求解决香港问题,与英、美等国互换平等新约,可以说每一次的外交重大事件都与如何维持与盟国的平等互动有密切关联。有一个逻辑必须澄清,蒋希望得到的平等和实际操作的战略性并没有任何冲突。蒋一心期盼英、美能以平等的方式支援中国,但又不希望他们太多地干涉中国内政,如此“险中求胜”的做法,和英、美既要拉高中国地位,又要将中国划入各国的利益圈子一样,存在着可取之处,也有不少矛盾冲突。

      “民族主义”、“领土”、“平等”,对蒋都有特别的含义,其中笔者认为在外交事务上蒋最重视的就是平等。但这样的平等却必须加上一个前提,即是与英、美、苏等大国的平等对待,而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则另当别论。

      抗战时期,中国毫无疑义地成了亚洲抗日前沿的领军者,其政党及国家模式也成为其他亚洲国家效仿的对象。依据国际地位进行评估,反法西斯阵营被分割成了三个层次:总揽全局的英、美、苏,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崛起于亚洲的中国,国力微弱而同样受日本蹂躏的如韩国、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国家。这些亚洲国家多有内部分裂,而首脑,乃至政府、军队都有中国的特征,他们从广义上讲的确是大国的盟友,但与大国相比,却显得分量不足。中国不但是英、美等大国在亚洲的代言人,同时还兼具为其他亚洲国家争取利益的责任。这点和英、美、苏保护在华利益很相似,中国在这些亚洲国家也有利益所在,而这些亚洲国家均与中国毗邻,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因此蒋需要稳定亚洲局势以确保抗战胜利。他借助为亚洲国家呼吁,甚至为其争取利益,寻求大国承认,旨在企望列强的“平等”对待。显然,蒋希望大国对于中国的认识能摆脱以往“弱国”的阴影。

      他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以居高临下的方式保持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相处,但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比如尼赫鲁在访华之后认为蒋是一名独裁者,政府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而韩国光复军的重建也被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军方的手中。蒋希望的是摆脱英、美、苏对亚洲国家以往的殖民地的成见,至少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区别对待。介于此,蒋所谓的“平等”说到底还是着力于与英、美等大国的对等互动。这也成为他办外交的症结所在,但凡于此有利,他必耗费心机,如果与此相悖,也必尽可能消除这些障碍。

      如此特殊的国际生态,唯有出现在抗战时期,如蒋自己所言,根基不稳固,国力不自强,即使再多心血与精力,也只能支撑一时。蒋本人对外交所抱持的热情和他激烈而倔强的性格糅合在一起,他容不得大国轻视,也不允许中国国际地位纯粹属于大国的依附,因此他无法避免很多矛盾的举动。比如要向英、美宣传中国抗战的勤力与国内的落后以打动大国支援,又要高调表示中国“四强”的国际地位;又比如要争取与大国的援助,却又要求对方最好只给钱,不过问细节;等等。蒋介石在战时外交中最维护的就是“平等”,尽管他对盟国也有诸多抱怨,但仍是这样一个道理:他认为和大国的平等互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证明中国也具有“大国”的实力和地位,这才是他采取激烈方式而又并非真与盟国决裂的真谛。

      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西向,以争取英、美、苏支持,到建立太平洋抗日军事同盟;从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宣言》,到日本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也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实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由弱势、被动向积极、主动的重大转折。正是这个结果和转折以及用“外交改变国家形势”的外交意识、平等理念、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昭示了战时外交“困境图存”的历史。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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