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外交改变国家形势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20 浏览:加载中

  •   有别于费正清“冲击—反应”学说的“战时外交”,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世界复杂多变的外交局势。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多元外交体系的运用,不但改变了“政府首脑不直接干预外交,一任由外交部办理”的历史,也成为蒋介石以“首脑外交”为主,推动和发展“战时外交”的坚实基础。“战时外交”以“外交改变国家形势”,促成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和大国地位的确立。这既是对晚清以来完全被动外交路线的修正,也是孙中山力求达到的目标。

      “战时外交”使中国从世界的边缘地带一步一步走向政治大国的中心,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然而,经历转折的过程对国民政府而言,却充满曲折、艰难和辛酸。大国梦断的背后,依然是表面平等之下的不平等。尽管如此,困境图存的“战时外交”,依然值得探讨。

      民国初期,外交基本上由一批留学西方的归国人员所把持,政要对外交一般不甚干预。外交史家张忠绂认为民国初期首脑们对外交干预甚少的原因在于“他们尚有自知之明,对于外交界也另眼相看,认为那是对外交涉,有关国体,而且在私人方面也无权利可争”,因此整个外交界尚能保持相对独立传统的作用。

      1927年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在对外关系方面作出了一个规定,即“如无指示,禁止任何党员、不负责外交事务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军事首脑”“同帝国主义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对此,韦慕庭在他的《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一文中指出,“该决议锋芒所指正是蒋介石,因为他的部队必定要在不久的将来与上海的外国势力进行接触”。

      应该说这个规定,是国民党内部对政府首脑干预外交的一种限制,或者说是对孙中山逝世后,以军人身份逐渐崛起的蒋介石所表现出的外交热情的不满,同时也是外交部竭力维护其相对独立传统体制所作的一种努力。

      对早期外交的失望逐渐演化成蒋在此领域的极大热情,成为随“首脑思维”改变而推动国民政府外交变革的主要原因。“战时外交”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让那些“委曲求全”的职业外交官来把持,而要按蒋介石自己的意志来运转。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32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标志着南京政府由“以党建国”转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具体而言,即举凡对外对内各重要政策之决定,其权属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而不属于国民政府之各主管院或部会。1937年8月,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当选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掌管作战期间党、政、军的一切事务。

      专制政体的确立,给了蒋介石一个充分运用的机会,他便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该会的外交决策权,直接节制中政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以及外交部,顺利完成了军队首脑、政府首脑、外交首脑三个至关重要的“权力整合”。在党,他是国民党总裁;在政,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在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这标志着,单纯依赖外交部和职业外交人员主导、运作外交的历史结束了,而代之以由蒋亲自决策、主导、实践为中心的多元化外交体系的形成。

      蒋介石在决策、主导政府外交时,除了外交部、驻外大使、公使的运用外,还启用大量非职业外交人员参与政府外交,以形成对单一传统外交方式的有效补充。蒋以无人能及的雄厚政治资源,直接派遣私人代表,任命特使、密使,执行特殊外交使命。孔祥熙、孙科、宋美龄、宋子文等人都先后以蒋的“特使”身份出访各国,肩负特殊使命,负责具体项目的外交交涉,争取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支持;而另一些人则是与蒋关系密切的官员、侍从,包括留日的罗贡华、留德的徐道邻以及留美、留英的专家、学者,“专门考虑重要政治、外交、经济等问题”,负责国与国之间的非正规渠道、非正式外交交涉,是蒋推动“战时外交”的中坚力量。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员长侍从室等众多具有外交职能的党政机关以及他们在海外的派驻机构、特别代表和蒋身边的外国顾问都肩负特殊使命,与传统外交方式并行,大大强化了蒋介石对政府外交的控制。

      在这个体系中,蒋处于权力枢纽的位置,其决策和运作通常是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其常委会上,又或蒋介石亲自召集亲信参加的各种小型会议形成决议,再由蒋批准后执行;又或蒋指令参事室对某一外交问题,或其他机构、个人签呈的问题进行研究、决议,由蒋批准后交相关部门执行;或是蒋介石个人决策,形成蒋介石集权力于一身的高度“外交集权”。从求助国联的失望,到外交战略重心的转移,认定日本要和英、美发生冲突而坚持不懈地外交努力,力阻英国的对日妥协。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联合英国,阻止日美和谈,继而又抓住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倡议建立太平洋抗日军事同盟,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四强。“集权”体制尽管存在种种弊端,如人事的混乱、职业外交人员作用的弱化,但整体上却是对实践“外交改变国家形势”的极大推动。

      当蒋介石将私人和公共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合在一起进行外交运作时,实际已很难分清,哪些是蒋介石个人外交意志的表达,哪些是国家集体利益的整体体现。但有一点似乎不能否定,那就是蒋介石外交集权对“战时外交”的决定性影响。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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