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存目标的部分实现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9 浏览:加载中

  •   相对平等的外交局面正逐步在抗战时期得以实现。伴随大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以及先后签订的平等新约而来,中国希望达到的“自存”、“共存”目标分别得以部分实现。这与“唯有自存,才能共存”的逻辑存在极大区别。中国的战时外交正是费尽心力建立在与各国同盟的共存基础之上,最终达到抗战胜利的自存目标。与此同时,对自存的无限渴望又左右着共存的战略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是依靠国家实力的自存极可能受到国际趋势的影响,因此只能将抗战时期的外交结果定义为是“部分实现”。

      (一)太平洋战线抗日军事同盟的形成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反省录”中,有不少关于外交形势的分析。以1941年2月28日和11月8日为例,蒋记录了关于美、英、苏,甚至日、德、意的大致动向。截至2月28日,蒋在居里访华期间,与之有超过12次以上的谈话,除在中共问题上出现分歧以外,双方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达成初步共识。苏联则没有因为中共改变对国民政府之态度,依旧提供其武器与飞机。蒋为此甚至破例亲赴苏联驻华使馆,祝贺其红军节,并预估苏、德战争不可避免,故而苏联“在东方则不能不赖我以牵制倭寇耳”。因中、英协商军事合作问题无果,蒋因此感叹“英人外交之延缓”。蒋的“反省录”通常都有国际形势观察,除对日本军情的掌握以外,蒋得知美国已通过关岛设防菲律宾以作应急准备,而英国封锁新加坡,美、英、法、荷协商联防计划,对日本形成“包围之形势”,因而判断“我国抗战之局,亦自此乃得转危为安”。

      仅在大半年以后,形势又有了新的转变。蒋从情报中获悉日本派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借机赴美,与美国商定妥协条件,而日本方面对美国的舆论从“激昂抨击”转而“销声匿迹”。蒋由此判断此次美、日谈判,如果日本仍不放弃侵华野心,则必触及美在华利益,而美国在菲律宾防务已固,再加之从英、美传回的消息,“美已有制倭之决心”,并且“不出于下月,英美对倭不久当共同有明白之表示”,可见其判断的精准。与此同时,两艘日本的商轮接连被苏联撞沉,但日本却并未对苏采取强硬态度,蒋分析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对美有所顾忌”,另则是“对俄之战争,尚未敢发动”。

      如此一来,蒋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远东形势急转直下,暴日处境日艰”,因此他对中国抗战也显得乐观起来,“无论对内对外皆处之以道义,最后所得结果良好”,甚至充满希冀地判断“中倭战争之胜负,已决定于此矣”。

      而从蒋的记录中,也透露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以及反法西斯立场日益坚定的英、美、苏。换言之,预示以美、英、苏、中为主要成员的新国际同盟正在建立。

      1941年12月16日,罗斯福批复蒋介石关于召开联合军事会议的建议,并建议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同时要求苏联派代表参加。蒋于当天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就设立“反侵略各国为联合共同作战”的军事同盟一事进行磋商,建议苏、英、荷各国政府分别于莫斯科、重庆、新加坡三地举行军事会议。莫斯科会议由苏、英、美、中四国代表组成,以协商北方战事;新加坡方面由英、美、中、荷四国组成,应对南方战争;重庆会议则中、苏、美、英、荷五国代表均要参加。

      潘友新对该建议没有表示异议。

      英国对此已表同意,并许诺英政府将与美、荷两国商讨,并赞成与中方就情报与意见作充分交换。此外,蒋还与荷兰驻华代表取得联系,双方均达成基本共识。于是,由美国主导,蒋牵头的多国军事会议本着“联系远东各战区”且“研究西欧、远东形势、转达各战区情报”的基本任务展开初步讨论。蒋认为除商定英、美、苏、荷、中五国对太平洋整体作战计划,制定中、英、美、荷共同保卫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之外,更要在各国之间拟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以中国为例,则应拟“英中、苏中陆军作战计划”、“美中陆、空军作战计划”等。

      中方期待在军事联盟中展开与各国的通力合作,如分配租借法案物资,增设交通运输及通信设备等。针对各国,另有具体任务,如中、英共同负责开辟中印公路,中、苏间加强陆上与空中运输,美国援助运输飞机等。此次计划还包括在各国间建设新的空军根据地,建立各战区间通讯网,相互利用各国空军根据地,并设立援华航空运输线,即由加尔各答转塞地亚,至西昌转昆明。

      际却以中国战场为核心,逐渐形成抗战的国际网络。

      同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率先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即蒋介石官邸)举行,参会代表有美国军界要员勃兰特和马格鲁德等,英属印度驻军司令魏菲尔(此时已被任命为英、荷、美、澳远东战线最高司令官)以及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经过11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三方达成以下“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主要内容为:缅甸、中国以其战略运输的重要地位,应成为防御的首要要务;美、英将尽现有实力对日军发动空中攻势,并继续供给中国军械;中国军队保持对日发动军事行动,以牵制日军及其战线等。这令中国抗战有了精神、物质的双重援助,使三国联合作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1942年2月13日,对中国向来冷淡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竟然礼尚往来,破例邀请蒋加入在伦敦举行的太平洋战时会议。该会议代表如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荷兰皆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相较而言,中国的出席似乎显得“与众不同”。丘吉尔称此事已得罗斯福完全同意,而邀中国参会的目的在于“通盘筹划,考虑对日作战之种种问题”,并认为中、英之间积极联络不会为中、美关系造成“妨碍或混乱”。

      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试图扭转对华关系,而各国联盟也意味着蒋的平等共存之路正在逐渐拓宽,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蒋也需要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原因很简单,德国战场稍松,英、美必然要顾及远东利益,正是加固同盟关系的有利时机。

      从外交部的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日军事同盟逐步形成的过程,美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加强援华制日战略,具体为:在援华方面,美国除依照租借法案继续供给大量军需物资,并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外,还会提供财政方面的帮助;在制日方面,罗斯福于是年8月1日下令禁止一切摩托燃料及油类输往侵略国家,并吊销已发之出口证,至此美国已对日禁运各项战略物资。另外,美国还相继对日实行经济封锁,冻结日本在美资金,并下令没收日本所有在美生丝,由此足见“美国对日所采经济制裁步骤,实予日本以莫大之打击”。日本为拖延时间创造战机,曾与美国之间展开非正式及试探性质的谈话,但随着日本侵占越南,美、日邦交恶化益深。蒋及外交部长郭泰祺均发表谈话严申立场,宋子文等人亦随时与美方接洽。而后美、日对话尚未有结果,日本已经发动对英、美之战争,此时蒋再提建立军事同盟,自然会得到美国的首肯。中国当局认定策动美国支持泛美国家反日,是在这场持久战中关键的必胜技巧。反日立场日益坚定的美国,也将成为争取其他国家以强硬手段共同对日的首选对象。

      在美国的直接作用下,各国在此期间对华态度均有明显变化。以英国为首,各国已因利害攸关,加强援华力度。英、荷两国同时采取平行行动,这标志着中、美、英、荷的联合战线已初步形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等国陆续对日宣战,而各国“为谋击败日本早获胜利起见”,已主动联系合作,缔结军事同盟指日可待。

      苏联的情况则显得比较特殊,苏在未被德国进攻前,标榜和平中立政策,对轴心国家多所迁就,如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经济协定》以及《苏日中立协定》。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为避免钳形夹攻,苏联无意对日宣战而开辟远东战场。日本知苏联无暇东进,便利用此软肋,步步逼近,先向英美宣战,再欲北进。中国当局在国际战局情势紧张之下,曾屡次向苏联表示军事合作,但苏联则显得顾虑极大。虽然苏联一直迟迟未对日宣战,但并非无益于中国,“在我国抗战之初,苏联对我之同情援助较为积极,而我方对苏方亦颇优容”。直至欧洲战场大有起色后,苏联才决意与中国结盟。

      至此,中国对美事务已见成效,而中、苏关系也正迈上轨道,英国虽因印度问题和滇缅战场一度纠缠,但依旧能维持大局,保持盟国之间的合作,抗战后期的蒋介石已达到各国援华抗日的目标。尽管仍然要与各盟国不断地讲条件、谈要求,但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新的外交局面,中国从亚洲脱颖而出,正式加入英、美、苏的大国阵营。

      蒋介石在大国的支持下使中国地位一跃而起,并不断和亚洲周边国家签订友好条约,扩大国际影响。在亚洲,中国的地位已然与美国并列,先后于1942年与伊拉克,1944年与阿富汗,1946年与暹罗,1947年与菲律宾签订了友好条约,成为亚洲战场的核心力量。随着中国这位唯一的亚洲代表加盟,加之与英、美、苏的密切联系,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已经连成了一线。

      (二)抗战胜利与大国地位

      太平洋战线军事同盟的形成,并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他所寄望达到的仍然是抗战胜利与成就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以上两点早已经深深植根在蒋与他的外交实践当中。

      一直以来,蒋都十分重视“对各外报及各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将此看做是“对倭(注:日本)之心理战”,并“当可收效”。

      1939年4月17日,蒋就中日问题正式答复中外记者,在问及近卫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时,他反讽道:“若以近卫的声明,可认为是可和条件的‘和’字来解释,那字典中就不必再要投降的‘降’字了。”蒋认为战局延长后,日方“图穷匕见”,因此中国将永不会对日妥协,而“中国抗战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整个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这个目的一天不能达到,我们的奋斗一天不能停止”,已渐坚定抗日立场,并希望中国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有记者问“中日战争究竟怎么样才可以解决”时,蒋认为只有“充实自身的力量,达到有利的时期,有利的地形,给他一个致命的打击,使他真正认识中国抗战的力量,才有产生和平的希望”,唯有中国胜利才能看见和平的曙光。因此,当再有记者问“中国是否仍照原定的长期抗战的战略贯彻到底”时,蒋抱以坚决的态度予以肯定。在这次答记者问上,蒋对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作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对比,把在战前的日本列入“第一等国的国际地位”,但历经抗战则已被“压低到第二等国的地位”上去了。蒋对此充满信心,如果再加紧抗战,日本则在不久后,必将保不住现有地位,“这样一方面他的国力更竭蹶,地位更低落”,但同时暗示“一方面也要由我们”。

      此番谈话中却已经暗示,日本国际地位的下降,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头号“大国”。

      心理战术不仅可以攻日,更可以助蒋拉动英、美,达成大国理想。同年7月7日,蒋介石在纪念抗战第二周年之际,发告友邦书,向英、美等大国公开喊话,要求“善尽责任与义务”。蒋表示,自12月21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宣言之后,更证明日本侵华“无论假借何种名义,而实际则在驱除欧美各国在亚洲之权益,以达成其独霸太平洋之目的”。中国必要“自存”,“不惜一切牺牲,而自尽其维护国家独立生存之义务”以保其独立生存,且在此基础上,借以“打破日本扰乱东亚与排除各友邦在远东权益之企图”,共存,则无法实现中国之自存,蒋因而高调承诺,“我国今后决不计议牺牲之程度,与其时日之短长,必继承以武力打击日阀武力之侵略者,以保卫我国家民族之独立与国际一切之新约。在敌人未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会有所反顾或中止也”,试图以舆论攻势为英、美等国建立心理防线。

      中国向来以版图、面积、人口而著称“大国”,但近代以来已是国力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蒋介石极力想摆脱如此困境,使中国能与其他大国一样,势力强悍且地位显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为此,他必须要建立军事同盟,争取抗战胜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到半月,即1941年12月1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罚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过,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正义之国家,咸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1942年元旦,联合起来对德、意、日等轴心国作战的26个国家,共同发起“旧金山制宪会议”,相约加盟。由美、英、苏、中四国于华盛顿领衔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并宣誓:各国应各尽其兵力和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在宣言上签字。与此同时,罗斯福提议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总指挥包括中国、泰国、越南等亚洲地区的联军部队,此任命得到与会各国的一致赞同,由此基本确立了中国在战时与各盟国平等共存的“大国”地位。

      在此任命之下,国民政府于1943年开罗会议前夕,提出草案,除与各盟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展开全面合作的目标以外,更名正言顺地涉及中国邻近国家朝鲜、印度的独立问题,并将其视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尽之责。这使蒋介石“战时外交”的范畴从本国外交,扩大到中国邻邦,乃至整个东亚。

      蒋介石甚至在一篇谈话中反复宣称,中国不会效法日本,以其专制、殖民手段对待亚洲其他邻国,并标榜:“凡对于保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精诚相爱,扶持其长成,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并使“东亚大陆,在我反侵略战争全面曙光之中,树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础”,尊重邻国解放独立,秉持“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

      确立大国地位后,蒋介石尽力摆脱弱国封号,为以示区别,他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反对强权政治,支持国家与种族的平等,强调国家主权和独立,为联合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不可否认,不喜盟邦干涉内政的蒋,实际也在“干涉”东亚各国的内政。因为在蒋看来,操纵小国的生死大权,恰能体现“大国”地位,而允许他们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民主独立”,则彰显了大国“胸怀”。和所有强国对待弱国的方式殊途同归,后者只能无奈接受。韩国,则是其中显著一例。

      19世纪末,和中国同为殖民地的朝鲜,亦遭遇割地赔款和来自俄、日的双重夹击。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以国宾礼接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1925年,蒋介石下令黄埔军校接纳韩国临时政府推荐的朝鲜学员;1926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设立韩国特别班。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为侵略中国,将朝鲜作为“巩固的后方”实行“皇国臣民”化,并将大批朝鲜人和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使朝鲜人与原有的朝鲜族成为中国东北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境内的中朝抗日武装组成联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韩国临时政府鼓动韩人参战。同年,朝鲜志士尹奉吉奉韩国临时政府领袖金九之命,在虹口公园用炸弹攻击庆祝裕仁(日本天皇)生日的日本显要,上海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植中弹不治身亡,其余如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等均重伤致残。面对日方的报复行动,陈果夫调派各地军警全面保护金九,次年1月,蒋在南京密会金九,达成优先培养朝鲜军事干部的共识。中央军校特别班一期、洛阳七分校、空军笕桥航空学校等陆续招收朝鲜学生,仅南京汤山军委干部训练班朝鲜革命干部训练队便有一百余名学员相继毕业。1935年11月,韩国临时政府迁至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诚如蒋所言“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推翻清朝,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抗战正式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又随中国政府迁至重庆。1940年,韩国光复军正式成立,其武装组织曾随中国军队远征缅甸。但韩国临时政府却一直未得到其他盟国的认同。罗斯福虽在1942年2月23日广播演讲中提及“朝鲜(韩国)”,但推说具体办法要参酌中国意见,实则认同韩国“隶属”中国管辖一事。是否承认韩国政府,在中国政府看来存在相当风险,原因在于从事独立运动的韩国人士,党派众多,如在重庆有“独立”与“革命”两党,美国亦有正统与左倾两派,期间摩擦龃龉,并不团结,更遑论当中享有威望的领导人物。更令蒋犹豫的是,中国并不能确定承认韩国政府“而后军事上能否发生效用”。在此关键时刻,孙科告知,苏联利用旅居西伯利亚的朝鲜人士组成两师,“将来万一时局发展,苏联利用此项兵力组织另一临时政府”,届时中国将显得被动,而再承认则“恐多困难”。

      等理由先行承认临时政府。

      自1942年起,中国政府加速游说美、苏承认韩国独立。1943年,中国终于说服美国接受韩国“未来的”独立。随后丘吉尔、斯大林分别在开罗宣言、德黑兰会议附和美国的说法。战后朝鲜实际被苏、美分割,若无中国坚持反对,列强已拟定由联合国暂时“四国托管”朝鲜。

      对于缅甸、泰国及越南,蒋也分别做出承诺。中国军队曾两度派兵入缅作战,其远征军直接间接伤亡在20万人以上,介于与缅甸的战略关系,中国将做到以下两点:

      一、尊重盟邦主权,恪守国际信义,中国军队一经完成在缅甸战场的任务,立即撤回本国;

      二、敦促盟国改善、提高缅甸民族的政治地位,且协助恢复在缅华侨的复归就业。

      本来划入中国战区的泰国,已改隶东南亚战区,而泰国受日本胁迫对联合国宣战,已不在同盟国阵营,因此中方在此问题上只谈希望“泰国在战后仍恢复其固有的独立和平地位;尤希望其与中国迅速建立正常之国际友好关系”。与韩国略有相似的越南,蒋以“不能自保其主权”为由“派遣军队,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军投降”,并称对越南绝没有领土的企图。

      当然,自抗战以来,最能体现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莫过于1945年7月20日,中、美、英三国“领袖”发表著名的波茨坦宣言,文告如下:

      中、美、英三国领袖波茨坦宣言劝降文告

      1945年7月20日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此项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所有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力量,当其对付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坚决之意志为后盾,若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将全部摧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是否仍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迟疑,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这是美、英、中三国首脑以“胜利者”的姿态发表的共同宣言。英、美主要针对欧洲战场,而远东战场则以中国为代表。在亚洲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甚多,但能登上国际舞台与大国比肩而立的却只有中国。《波茨坦公告》中专门对日本问题做出特别说明,而这与抗战刚刚爆发时相比,中国的形势已发生逆转。从求助国联公断裁定,到坚持不懈争取包括德、苏、英、美在内的多国支持,再到抓住时机结成战略同盟,其中也包含了蒋介石在“战时外交”取得成功背后的种种辛酸。

      据日本学者统计,抗战期间,日本陆军地上部队约占总数的20%左右,计10个师团和3个混成旅团,航空部队占一半左右,计70个中队,派往南方作战。而以陆军的机械化部队为首的最精锐兵力,即13个师团和24个混成旅团及航空部队56个中队,驻屯中国东北,伺机进攻苏联,21个师团和20个混成旅团及16个空军中队置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指挥下。日本陆军主力仍担任对华、对苏作战,海军则是全力投入南方战场。

      面对如此庞大的日本军事力量,中国战场牵制了80%的日本陆军和五成以上的空军,战争旷日持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关键地位。即使是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将会“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对日的持久战,直接关系到盟国在其他战场的成败,其抗战的胜利,更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终获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时外交中的“抗日”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在美、英、苏等盟国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以其主动、灵活、积极的外交战略,成功争取了美、英、苏的外交支持、经济援助、军事合作,彻底扭转了中国近代外交的被动局面。

      1944年8至10月,在美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美、英、苏、中四国同意建立以维持国际和平为宗旨的组织——联合国,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要负责。中国与美、英、苏等并列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享有永久的代表权。“中国在新的国际组织体系中拥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席位,中国的大国地位通过参与创立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而最终得到了国际协定的确认。”“战时外交”经过顽强、执着的努力,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和辛酸,实现了“以外交改变国家形势”,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历史性转折,但仍难掩专制背景下蒋介石“外交集权”运作的种种弊端。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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