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对平等局面的开拓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9 浏览:加载中

  •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东方,亦为中日战争的决定年。中印公路于是年初通车,我物质供应,顿然改观。秘鲁、土耳其、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朗及其他国家的纷纷对日宣战,均使日本在精神上大受威胁。4月1日,美军登陆大琉球岛,日本所受打击尤大。德国投降后,日益孤掌难鸣。我军自得物质接济后,于本年度开始反攻,迭有收获,所予日本之打击,最为重大。美军在硫磺岛又登陆成功,进攻日本本部之事,已如箭在弦,引满待发。美国原子弹实验告成功。广岛、长崎两原子弹,卒惊醒日本的迷梦,乃于10日请瑞典转致中、美、英、苏四国,提出无条件投降。拖延八年的中日大战,以及为期四年的太平洋大战,亦告结束。

      如果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告别战时的蒋介石永远与他的大国梦失之交臂,“平等共存”也只能成为梦幻。但即便如此,蒋无疑在极为弱势的情况之下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他的外交目标:在他主导之下签订了平等新约,和美、英、苏同列“四强”,甚至距离他的外交理想也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抗战期间的中国外交,已与近代截然不同。早期的外交困境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蒋介石利用战时中国的重要战略地位,抓住时机与各盟国相继签订了平等新约,而一直以来委曲求全的外交有了相对平等的局面,这也是蒋外交理想所寄望的结果。尽管这种“平等”还只是相对的,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存在相当距离,但是对处于内外困境中的国民政府而言,已属不易。

      (一)签订平等新约

      1941年4月,刚上任的外交部长郭泰祺就接到国民党中央训令,赴美交涉“订立中美平等新约”一事。据郭称,抵美之后,他曾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过数次商谈,而美国表示愿意“中国主权及早恢复”,在此问题上已有松口。5月26日,郭再次致函赫尔,声明中、美在国际关系上所持立场相同,要求战后恢复和平之日,即是实现“美方所主张对国际贸易机会均等与不歧视待遇之原则”以及“美国及其他各国因有关治外法权之条约,及其相关之惯例在中国所仍享有之若干特殊性质之权利,予以放弃”之时。5月31日,赫尔复电,对中方所提要求表示基本认可。

      美国在欲与中国签订新约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引来连锁反应。7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奉英外相命,亦发表类似声明,称英国政府将在恢复远东和平后,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

      仅在一月后,中美双方进入书面签字阶段。郭泰祺与赫尔交换函件,美国政府就此承诺:一俟中国境内和平恢复,美国愿与中国政府商谈取消美国在华特权。受此承诺直接影响,英国也很快做出反应,成为英、美废约的重要信号。同年12月,中国正式向德、意、日宣战,并宣布:凡涉及中国与轴心国关系的条约协定一律废止,并与敌对国家解除正式外交关系。既然如此,盟国之间也没有理由仍继续保持不平等的条约关系,原本允诺在战后废约以换取更大在华利益的英、美不得不开始商议是否应该尽快将此事提上日程。

      最初英、美两国只同意战后再进行协商,其内部皆有声音不赞成立即废约。例如延缓废约可增加美国战后谈判的筹码;双方一旦废约,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存在困难;即使废约,中国仍无能力恢复稳定,等等,顾虑甚多。但战事的紧迫是第一位的,如果因废约问题与中国发生分歧而导致盟国间不和,则极有可能使英、美腹背受敌。后一种意见很快取得了优势。1942年3月27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远东司备忘录”中提案成立专属部门起草与中国修订新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与修订新约的行动正式同步展开。时机所至,这使签订平等新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离蒋介石的外交目标又近了一步。

      同年9月5日,美国照会英国,阐明此时废除在华特权,可以达到多重目的,譬如:(1)具体地协助中国,以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效能;(2)洗刷中美关系上现存的所有非正常事项;(3)正式规定美英人民在中国完全享有他们在其他友邦一样的一般权利。而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态度主动,目前很有可能就是“采取确切行动”的最佳时机。18日,英国复照表示同意。

      几日后,政治资历丰富的魏道明接替胡适成为新任驻美大使,此举已让美国意识到中国政府对“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决心。

      美国于同年10月10日宣布,将通过“谈判”来废除美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所有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实际上,英国政府也有过与美国类似的意见分歧,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意见是在此特殊时期,不应企图用保留特权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最终因时局所限达成共识。因此,正值国民政府国庆之际,美国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在美、英愿意自动放弃的前提下,国民政府随即宣告要求所有外国放弃不平等条约中在华享受的种种特权,包括前文所提到的“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条款”等,以及取消在不平等条约中划分的势力范围、驻扎外国军队、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一并被废除的还有“海关税务管理权”、“沿海贸易”等不平等且带有经济压榨性质的专权。

      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向外交部颁布训令,要求各机关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后,立即“调整对外关系之要点”,并“继续进行废除其他不平等条约”。

      随着1943年1月11日中、美、英三方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废除不平等条约由此取得实质进展。

      与此同时,签订新约早已在国民政府的计划之中。1943年,中国与美、英等国废除了近代外国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之后,陆续签订新约。1月11日,宋子文和薛穆在重庆签署“新约”,其内容包括: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撤销英国政府及其公司或人民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等八条。但令人遗憾的是,英方在此“新约”中拒绝写明香港等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

      美、英与中国相继达成新约,这使得泛美国家以及英国辖内的国家或地区也陆续依照中美、中英所签订的条约及其换文的规定,放弃一切不平等的专权与特权。1943年11月10日,借以解决若干与在中国之管辖权有关事件起见,中国和挪威“愿以友好精神使两国间之一般关系更为明显”,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事件的旧约,并订立新约。

      1944年4月14日,中国与加拿大也参考上述国家,废除加在中国治外法权以及相关不平等的旧约。

      但也有一些国家如法国、瑞士、丹麦等,仍然持续到在抗战结束后才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

      对此,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欣慰。他在1944年元旦的演讲中不无兴奋地总结这一年内有突破进展的对外关系,从最初的废旧约“先有各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取消,最后又有美国对华限制移民法案的撤废”,到后来的签订新约,“我们与联合国诸友邦,就在这一年中间,订立平等新约,成立友好协定”,很大程度改善了传统关系,从而增进了与各国之间的邦交。蒋甚至激动地宣布:“百年来我全国同胞所追求的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理想,可以说是已经实现了。”的确,自孙中山时代就定为国策的外交目标,终于在特殊的抗战时期得以实现。废除了一百年来列强强迫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意味着中国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不再存有殖民性质的不平等关系,从而恢复和实现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屈辱历史。中国也为此晋级“四强”,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法理上不再委身于其他盟国,能以主权独立国家的身份与各国平等相处,基本达到了蒋早期预定的目标。虽然中国抗战依然要结合盟国援助,然而能与各国重新签订平等新约,已经部分完成蒋的外交目标,而中国与盟国相对平等的局面也正在逐步形成。

      (二)国际经济、军事援助

      自结盟以来,中国得到了不少来自盟国的支持,包括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战略物资、经济援助等。而对中国抗战最为有力的支援者,当属四强中的美、英、苏三国。相对于其他盟国的支援,以上三国在抗战期间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为中国赢得抗战胜利功不可没。

      1.美国支持

      1937年9月,中国再度派遣贸易委员会主任陈光甫赴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摩根索在与其磋商后表示,愿意提供实质援助。但受法律、外交等方面的限制,美国无法对华实施政治性援助,因而建议沿用经贸性借款的方式使两国互谋其利,并在此基础上决定采取“易货”的借款方式,即由中国运送桐油、锡、钨等稀缺原料赴美出售,所得货款再在美国换取中国所需物资。另外,美国亦决定派遣专家学者来华,协助中国从事各项建设。战时美国对华之经济援助遂就此展开。

      1938年2月8日,世界贸易公司分别与复兴公司、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订《中美第一次(桐油)借款合同》。此次借款合同,正式掀开了美国援华的序幕。该条约规定:于1939年6月30日以前,美方随时对世界公司进行商业性质的信用放款,其总数最高达2500万美元,但只限用于军火以外的美国产品,同时以25万吨桐油作抵。次年2月,战时中美第一笔易货借款正式达成。

      但是美国的援助并不代表其“先欧后亚”战略的改变,相反,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目的,仅仅是让中国有能力支撑抗日,避免引火烧身使美国与日本直接交战。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在华盛顿与日本特使野村进行妥协谈判。日本以从越南撤军和不侵犯南太平洋为条件,要求美国恢复对日通商,继续供应日本石油、钢铁等重要战略物资。是年11月22日,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警告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军撤退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的任何改变或仅只是松动,都将对中国战场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致电罗斯福,认为如果中国溃败,将增加美、英的共同危机,强烈反对美、日协定。但美、日两国并未因中、英的反对而停止交涉,美国仍在寻求与日本达成妥协共识,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才发生逆转。

      1940年3月15日,中、美签订了《购售华锡合同》,同年4月20日正式签订《中美华锡借款合约》。

      合约规定:从1940年5月1日起,至1947年5月1日止,中方将在7年内向美国运售头等华锡4万吨,而美国进出口银行则向中方贷款2000万美元。签订上述两条借款协定时,美国没有完全和日本断交,因此虽所谓持“中立”姿态,美却重日轻华,拒绝供应中国战略物资,并对其贸易诸多限制。美国签订这两个合同,名义上是令美国商品维持在华销路,增进美国对外贸易,并裨益其国内经济。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很有可能借用此条款从中国获取稳定而可靠的锡产品供应,然后再加工成军火运售日本,从中大获渔利;但美国与中国交换的,不是现金,更不是军火,只是农工产品。

      同年4月,中、美进行第二次易货借款,款项达2000万美元。中方将依据合约,分7年运4万吨的滇缅锡至美国,出售后所得之款,用以购买美国的农工产品,供应中国时需。此后,蒋又于6月派宋子文以其“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谋求美国贷款。

      即便是霸王条款,但面对国力悬殊、人微言轻的国民政府而言,也只得忍气吞声接受。9月23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全权代办“中美钨砂借款”一事,宋欲向美国借款总额达5000万美元,并就此事征求蒋的意见。蒋认为5000万美金并“不能济急”却“不无补益”,他奢望美国能够一次全数付足5000万美金,如若不然,至少在对外发表的书面文件要写成“5000万”,唯有“如此于对外声势与对内心理上,或更多补益”。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只同意给中国2500万美元贷款,蒋为此事又专门电令宋子文不能将其借款签字公开发表,一方面因为“于我国民心影响甚为不利”,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如果日本承认伪组织,而美在经济方面对华不再借款,则“于我政府地位与社会心理,必发生动摇,抗战局面万难久持”,蒋政权也必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的蒋介石对于美国政府在对华借款上的肆意杀价显得无所适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这份卑微、无奈,与之后理直气壮、狮子开口,向美国要钱、要枪、要人的蒋判若两人。

      同年10月22日,中美双方再次签订《钨砂借款合约》,规定美国进出口银行在是年12月31日以前借给中方2500万美元贷款,年息4厘,用以订购美国货品,但只能用以购买美国农工产品,军火或军用品同样不在此贷款动用之列。中方则须在5年内供给美国总值3000万美元的钨砂作为分期偿还,这是中美之间的第三次借款,与贷购华锡同出一辙。

      美国政府依旧没有公开出面,因此该贸易在代表中方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在美注册的“金属准备公司”之间进行。具体流程为,由资源委员会负责交售中国的钨砂,再由该公司负责收购付款。预计钨砂在5年内分批装运,每批不得少于2000吨。但美方却在收购上大玩花样,虽然标榜每年都从订约起,第一年需交售钨砂价值300万美元,第二年为342万美元,第三年为457万美元,第四年为492万美元,第五年到达1409万美元,那么美方总共付给中方3000万美元,正好是原2500万美元加上利息的总和,实际其中水分极大,美国规定钨砂必须在两个月期限内抵达美国口岸,才能以纽约交货的平均市价为准,而这个价格还要减去美国关税才是中方所交钨砂的基本价格。如此一来,美国打着“互惠互利”的幌子暗地发财,而中国不但赔上大笔运费成本,更要忍痛贱卖,等同于饮鸩止渴。

      至此,美国在1940年一年内共计对华贷款三次:第一次2000万美元(3月1日)为信用贷款;第二次2500万美元(9月15日),系助中国应付外汇之需要,并规定以钨砂售美,作为价款,由中国中央银行担保;第三次1亿美元,其中5000万美元作为一般之用途,另一半维持中、美两国之币制,由美向中国购钨、锑、锡等矿作为偿款,亦由中国中央银行担保。同年10月,中美签订第三次易货借款,5年内中国将钨砂分期运美销售,再购2500美元的工商必需品。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透过4次易货借款,美国总计“提供”中国1.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名为“加强中美间的友谊”,实则是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能力,以牵制日本向南侵略的速度,美国逐渐开始增加对华的援助,并且开始在限制提供中国军援上松口。1941年1月6日,经由宋子文赴美活动及居里、驻华大使詹森、贺恩伯克等人的协助,美国国会再次批准罗斯福提交的“军火租借法”,同时通过“租借法案援华案”,一次性批准多达7亿美元的军用物资援华。

      同年2月,居里首次来华,与蒋介石就军援问题再次展开磋商。事后,蒋委托居里向罗斯福递交备忘录一份,其核心在于美国对华提供战机问题。蒋认为,目前中国在美购买战机的办法,系属临时性质,和美国各方面均无整体计划可供接洽,且多有困难与延误。因此,两国应仿照英国在美购机办法,即以美国财政部及海、陆军部出面,会同中国财部以及航空委员会,各派一员组成“中美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提出整个补充计划,选定器材后再定付款办法。尽管没有形成正式的“中美委员会”,但此计划实际已经奠定了中美战机援助的雏形,甚至为日后宋美龄参与提供了合法的身份。另外,中方所订购当时最新式的P-40战机,实则是从英国所购数内让购,但蒋希望中方购机计划能纳入美国飞机生产分配比例中去,并在条件成熟后“进一步筹商中美合作,建立在华飞机制造事业”。与之前“哑巴吃黄连”的尴尬际遇不同,随着时局的转变,蒋甚至开始在中美关系上讨价还价,他告诉罗斯福美国如能在三、四月之间遵守承诺,供给中方飞行堡垒,那么“中国即能在四、五月之间向东京大阪及其各海军根据地施行轰炸”。双方不再是单线的乞求援助,而是双向的互利合作。只要美方照做,中国就能给日本予严重打击,使之不敢冒险南进,从而延迟美日冲突,乃至遏止太平洋战争。蒋同时还开出了美国战机的运输线路,即“可取道南美,英属小岛,转飞机南非洲,印度而抵中国”,以及美协助中国训练飞行员的详尽计划,事后证明,美方皆相继予以兑现。

      蒋在和居里结束谈话后,将其称为“为人热心可嘉,其对我经济财政之贡献意见,亦全处于至诚”,与日后“史迪威事件”前后对居里的种种恶感截然不同,这完全是因为居里当时明确表态“凡援助中国之事,本人无不乐助,尤以此事为甚,当竭尽全力以促成之”。由此可见,蒋在此备忘录中所谈条件已与居里达成基本共识,盟国的天平正在向中国倾斜。

      是年2月4日,中美双方又签订了范围更广的《金属借款合约》,即“中美第四次(金属)借款”。在完全参照之前借款合约的前提下,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次或分批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年息4厘,用以购买美国物资,中方则应向美方交售中国锡、钨砂及纯锑,价格约为6000万美元,用以抵还美国贷款本息。该批金属在7年内分批交清,每批交货不得少于200吨(其中钨以2000磅之吨计,锑以2204磅之吨计,锡以2240磅之吨计)。仅在三日后,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中美五亿美元借款协定》。该协定规定:

      1.增强包括通货、货币、银行、经济在内的金融体系;

      2.提供资金促进其提高生产以获取必备物资;

      3.延缓价格上涨,促进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

      4.禁止对食品及其他物资的囤积;

      5.改善交通;

      6.完成社会经济法案以保证中国人福利;

      7.除租界协定之外满足军事需求。

      较之以往单一的战略物资贷购,《中美五亿美元借款协定》在满足中国军事需求的前提下允诺提供资金,稳定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更为深远的内涵。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援华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经济与财政援助将增加中国抵抗侵略的力量”,美方甚至表示要将此项借款的时间延长至抗战结束后。

      1941年3月至8月期间,美国通过贷借案等,对中国进行包括军械、飞机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援助,详情如下:

      二、1941年3月以前,经罗斯福批准,将购之军用品及械弹转让各民主国后,中国分得25103100美元。

      三、7月9日,为向美国申请第二批贷借,中国预算所需军械器材至1942年底总额为:

      共计1500000000美元。

      四、8月15日,美政府经审核后先拨600000000元;

      就是这一年,美国首度于租借法案项下拨给中国物资,约值2600万美元,占同年美拨给各国物资总值的1.7%,大部分款项皆用于建筑滇缅公路。初步估算,战时租借法案项下中国所获得的援助,总计约有15.4亿美元,占该法案援外物资总数的3%,所占比例尽管不高,却对中国抗战而言,却已有相当之助益。至4月,美国认定援助中国即系加强美国国防,该案通过后,美政府迭次表示尽量援华之意。美总统罗斯福并于4月15日讲话中称:美国已对中国所需物资的清单予以审查,并正加以处理。美国对华贷款先后共计四次,而第四次贷款多达1亿美元。4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以保护中美两国的币制,从而使中国增强与美国的联系以期获得美国最大之援助。该基金的签订还有一段插曲,蒋介石于4月17日告诫宋子文,如果平准基金不能一次交付则不得签字,“美财部对我政府似太不相信,若分期付款,反失我政府内外威信”。这与蒋之前忍气吞声,只求美国能在书面文件上满足中国5000万贷款的要求却仍然遭拒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多次对华借款当中,美国财部的力量不可小觑。宋子文曾向蒋提及史汀生,宋对此人颇有好感,而此人关系向美借款之大事,“如借款成功,深仗出力推动,我需要美国物资赖其帮助之处甚多”。如前所述,美国还于1942年成立了5亿美元信用借款,其目的在稳定中国的财政与经济,为表示对中国的积极援助,中国无需提供任何担保品,直接由美国财政部项下开立中国政府账户,中国则发行美金储蓄券等,用以改善国内恶劣的金融状况。开罗会议后,美国一度承允中国“协助稳定法币”,罗斯福也曾承诺援华“二万万黄金协定”并转由财政部具体操办。其中可知,美财部的确功不可没。

      五次来自美国的巨额借款,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所取得的实效。在宋氏家族的直接参与之下,大批军事、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至少在日本看来,对中国数额庞大的军事援助的确是巨大的威慑,同时也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从以上三表不难看出,中国关于相关项目的预算远远超过了美国所能拨付的款项,蒋认为美方的援助离政府的求援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即便如此,美援仍是国民政府军用于财政开支的重要部分。美国既然出钱,自然就会有以此操纵中国政局的企图,而蒋既要大呼增加援助,又要高调地和美平等相处,矛盾和冲突自然无法避免。

      2.英国支持

      英国对中国的军事贸易颇令人费解,它并没有因为中英关系屡屡“抛锚”而被禁止,相反成为中方除向美国购置军事武器外,另一个意料之外的货源地。抗战前期,军政部先后向英国订购一万发迫击炮弹、探照灯及两批零件等战略物资,到1937年后,英国对华军火交易的记录日益增多。据第二十一工厂厂长李承斡呈称,是年5月17日,他曾以前厂名“金陵兵工厂”的名义,向英商“怡和机器有限公司”订购12.7厘米高射机关枪、弹等3项,共计一万发。

      之后又由中央信托局向“华昌贸易公司”订购梯恩梯(注:即TNT,烈性炸药)一批,毛重75公吨余,以及英属麦法森公司赠送中国23厘米麦法森机关炮弹1700发等,此外,还利用交通部等机构名义再购置拖车90辆,不仅如此,中国也向英国借款,但往往以美国为参照,并另有具体要求。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特别嘱咐“对英借款,至少要其凑足美金一万万之数”,因为美国已向中国提供借款的总数上升为“一万万五千万美金”,英国务必在“数量上至少亦要一万万美金”与之呼应。至1941年,蒋认为,缅甸连接印度,直接关系英国权益,为此英更有必要配合中国抗战,并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捐助。中英既在滇缅战场有共同利益,而中国为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英国应“注以经济新活力”,并将此看做是“集中共同实力之一部分工作”。次年1月,正当美国批准“军火租借法”以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同时,英国政府却只表示给中国1000万英镑贷款,只有蒋预定目标的十分之一。

      此中另有内情,当时英国经济使节尼曼亚已驻重庆,并在自认为“对中国经济现状认识颇清”的前提下,拟具经济计划以助中国抗战。但该计划建议英国贷1000万英镑与中国,另由美国再贷与中国5000万美元,且两种借款,皆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英国欲拉美国下手,并借由贷款变相垄断中国海关。中方对此严正批驳,认为此种建议“实根本未能认清政治之现实”。财政部就提出异议,认为此问题绝非银行业务问题,可以参照商业投资中担保、利息及还本办法等条件进行操作。财政部同时透露英方曾试想组织一部分营业性质的部队,租与英国以作保卫缅甸之用,但“中国绝不愿与英美作此种买卖式之交易”。中方称“任何借款,不应视借款本身即为目的,应视为因完成共同目的而集合彼此实力之一种技术上之运用”,“若须担保,胜利即为最有力之担保”,明确要求“英国出钱,中国出人”。“中国所需之借款当以一万万镑计,不当以一千万镑计,而担保等问题自不必提及矣”。

      穿蒋之前“对英借款,至少要其凑足美金一万万之数”的理念,除了英国仅出十分之一的杯水车薪外,更重要的是,英国把中国当作了雇佣军,而把援助想成了“施舍”,这和蒋主张的“共同防御”营造中英“平等”盟友之关系相距甚远,因此在1941年内中方一直就此事咬住不放。

      1941年4月28日,宋美龄通过广播形式对英演讲,文中不断暗示“救济中国灾难的英国捐款,从前称为‘梅易爵士救济金’,这种援助一向鼓励了我们争取自由的战斗。我们知道,英国也在艰苦地从事于生死的搏斗,可是英国人民仍旧力之所及继续支援我们。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受惠勿忘的民族,对于英国这种友谊的表示,自然永远不会忘记”,呼吁英国对华施“实际”的救济行动。事实上,此演讲前后,宋美龄在与驻英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已极为反感“英国在贷款问题上一味讨价还价”,致使中英贷款问题并未解决,而她也透露英国甚至还借印度之便没收了美国提供的包括战机在内的重要物资。

      这使得宋美龄耿耿于怀,在对英外交上基本属于例行公事,并将其交由其他外交途径处理。

      同年4月,据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闭幕时外交部外交报告之决议案称:英国在经济上继1940年12月平衡基金及信用贷款1000万镑后,于是年4月25日再与中方签订“500万镑”款项,而因太平洋局势紧张,中、英双方已“互派高级武官作军事上之接洽,对日本南进企图预为准确”,由此“英国在远东之政策,经我方不断积极接洽较前强化”。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官方对中国的财政援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抗战前夕(1937年7月—1938年9月)、抗战初期(1938年10月—1939年3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40年10月—1941年6月)。从极为冷淡,到有限援助,再到紧随美国,正是英国援华的渐进过程。至1940年底,英国对华共计提供贷款大约为1550万英镑,其中包括信用贷款550万英镑(包括1938年12月的50万英镑和1940年12月的500万英镑),平衡基金1000万镑(包括1939年3月的500万镑和1940年12月的500万镑)。

      英国援华不如美国来得积极,当然也不乏来自美国的压力,“英国已经感觉到华盛顿要求它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压力。这些因素融汇到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同情,比较积极的态度”,这种“比较”的确和美国有相当差距。1942年6月,中、英两国代表宋子文、摩根索进行会谈,英方“因本身力量问题”要求英新借款只能以战事时期为限,在此基础上英方还可动用平衡基金中的280万英镑,在中方看来英国不分轻重缓急,实则借故克扣。

      但英国显然低估了中国在舆论宣传上发挥的巨大潜力。宋美龄访美期间,丘吉尔也曾赴美演讲,但遭到前者大加驳斥,在宋美龄掀起的风潮之下,美国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中国。英外相艾登在没有事先计划的前提下被迫演讲,一改之前论调,称英国将对中国表示亲密合作,确定中、英“盟友”的平等关系,并就此承诺:“1)英国政府决心彻底粉碎日本,一如粉碎欧洲的两个轴心国家那样。大英帝国认为它对亚洲的英属领地,对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对盟国中国,都负有责任。(2)英国期待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它不仅在战时要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战后的重建世界时期仍将是这样。这是大英帝国一贯的政策,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今后仍然是这样。”1943年7月7日,即卢沟桥事变六周年纪念日,英国举行两次纪念活动,其一是在中国大使馆内举行的小型聚会,另一则是由英国政府发起,其政界重要人士均有出席的隆重集会。这也是英国政府首次公开地向中国示好。而在此之前,英国对中国始终持保留、审慎的态度,“甚至对中国问题应该公开讲话的时候,也沉默不语”,尽量回避。

      之后,英国又陆续开展各类与中国相关的主题活动。据顾维钧回忆,在他任驻英大使期间一月内至少举办过四次大型的集会。其中,在英成立的中国协会还于7月13日在考陶尔德学会总部举办孔子展览会,并邀请顾担任学会名誉主席;7月21日,伦敦市长主持了主题为“以向中国致敬和向抗击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表达友情”的午餐会。与此同时,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协会、阿伯丁大学等机构也都相继举行活动表达对中国的“友谊”。

      此外,英国议会还专门成立“英中委员会”,并于7月14日邀请顾维钧向上、下两院议员发表演讲,此次演讲受到英国官方的高度重视,甚至比参加美国大使演讲的人数多出近五倍。其反响相当热烈,听众也纷纷踊跃提问,但除少数涉及“中国政府有多少民主”、“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何”的敏感话题之外,大多诸如“中国现在正开辟哪些对外运输路线”、“中国的饥荒延续了多长时间”,甚至“能否从中国境内的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等问题,显得十分无知,令中国当局啼笑皆非。这与英国长期以来冷淡的对华政策不无关系,距离日本侵华已达十年以上,但英国政府却始终与日本保持外交关系,对日推行绥靖政策,因此极少提及中国战事,这使英国国内民众更是普遍对远东战事“不甚了了,漠不关心”。

      英国政府之所以做一系列对华友善的公开表示,个中原因无法一一细数,但就客观而言,“珍珠港事变”前至少五年的时间内,中国抗战的确从亚洲战场牵制了日本,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英国的后顾之忧,而同为盟邦的美国已经在援华政策上有了较大的动作。英国政府很清楚地意识到,以己之力,无法同时抗衡轴心国的多面夹击,既然“要向美国取得多多益善的支援来应付欧洲的战争,那么对华盛顿要求他们积极参与太平洋战争的声音,就不能充耳不闻”。以此类推,再在中国问题上含糊其词将会得不偿失,所以不得不做出如此姿态。尽管英国也进行了包括军购、贷款在内的对华援助,但与美国相比更为赤裸裸的权益要求,令英国对华更像是一场政治作秀。

      3.苏联援助

      除美、英以外,中国抗战还存在另一个以强势著称,与国民政府关系微妙,却又不可缺少的援助者——苏联。抗日战争爆发后,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至此,苏联派出军事专家、顾问以及飞行员等若干人提供技术帮助,并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尤其在抗战前两年中,以低息慷慨贷给中国的2.5亿美元对中国抗战初期的“苦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杨杰访苏以后,苏联又在购买武器、弹药及聘用苏联军事技术人员等方面提供给中国极大的帮助。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使用5000万美元贷款之协定》,这笔由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第一次贷款实际在1937年已经生效,并与美国贷款相似,中国将分5年以农矿产品还贷款本息。同年7月1日,苏联又援华5000万美元,次年双方再次签订第三笔贷款,该款额高达1.05亿美元,是之前贷款的3倍。此外,苏联还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下,修建了从中亚经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以运送军用物资,成为抗战中的西北交通命脉。在英、美尚未援助的阶段,苏联从抗战爆发至苏德战争前夕,提供了数量相当的包括飞机、大炮、汽车、坦克、机枪等在内的重要军用设备。

      1941年2月3日,蒋介石在致宋子文的电文中透露了关于中苏关系新的“进展”,文中称:自“皖南事变”以来,苏联非但没有责难于蒋,反而在近期内运送军械,包括新式飞机150架,野炮100门等。蒋由此推断“新四军问题绝不影响政治与外交也”。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联当时仍与国民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还伴随着颇为丰富的军事援助。

      当然,苏联在对中国的援助过程中,也时有流露出过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轻视别国利益的强权倾向,苏联政府曾直言:“由于有我们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如此一来,中、苏关系在苏、日订约后曾一度转为冷淡。

      同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缔结中立协定,但因“苏联在远东方面一向采取援华政策,对我物资援助始终继续供给”,所以从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来看,情况似乎远没有想象中恶劣。外交部在苏、日签订中立协定后,立即电令驻苏大使馆“从速切实密询苏联政府”,苏日协定第二条是否包括中日战事。苏外长莫洛托夫再三声明双方谈判并未提及中国关系,只是基于保持苏联和平“并不涉及中国问题”,并明确表态“苏联对中国继续抗战问题,毫无变更”。

      此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又再次宣称“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国之领土,故对于第三国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协定绝不承认亦不受任何约束”。而就其协定第二条,潘的意见是该协定主要针对未来而并非指中日战争,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仍当努力促进中苏亲善以增强双方之联系”。基于此,中方对苏联的立场持乐观态度,但出人意料的,是是年10月苏竟宣布停止对华援助。

      随着战事的紧迫,无论是中、苏的“互不侵犯”,还是苏、日之间的中立协定都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中、苏合作的新阶段和苏、日两国的逐渐疏离。从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提供贷款和军火物资援助,直至派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日空战,再至派军事顾问团援华抗日,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终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中、苏关系虽然历经重重波折,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仍对中国采取了极为有力的援助,这对中国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亦极其重要。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援助共计达2.5亿美元,苏还向国民政府提供969.7万美元贷款,中国则以现货偿还。

      和其他盟国一样,苏联援华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利用中国来困住日本,以避免两线作战。蒋介石始终认为“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对苏联心存疑虑。但即便如此,中苏关系自抗战以来却始终没有明显交恶,蒋也依旧确信苏联对远东战场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外交苦心经营,其目的就是要争取国际援助,而以上强国迫于战时形势和压力,纷纷对中国解囊相助,其数量之大,援助次数之频繁,足以作为衡量蒋外交目标实现的量化标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