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阻止英国霸占香港的外交冲突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8 浏览:加载中

  •   面对战时紧张局势,中国为何还要与英国交手?既然中、英已是盟友关系,又为何不能顺利地解决香港问题?个中原因十分复杂,正如“中国战略地位”的提升,并不能应对“是盟非友”的英国一样,蒋介石继访问印度调停英印冲突之后,又因收回香港问题再与英国针锋相对。

      (一)中方据理力争战后收回香港

      1941年,蒋介石曾和英属印度地区驻军总司令魏菲尔进行过一次谈话。蒋在该谈话中重申中英的“共同利益”,所谓“共同利益”于中、英而言,就体现在香港和缅甸问题上。英国长期以来以“减少刺激、避免日本侵袭”为借口,拒绝与中国协商香港等问题,但蒋认为“日本如准备侵袭,不论如何避免刺激,亦不能使其放弃侵袭,反之日本如无侵袭之准备,任何刺激,亦不致成其侵袭之导火线”,要求英国就香港与缅甸提早商定共同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然而,此项建议屡遭搁置,英方坚持此举会刺激或挑动日本,不断闪避,拒绝正面解决。蒋又以同在抗战烽火线上的新加坡举例,称新当局已经征募各民族之志愿兵在编入伍,并悉数发给服装配备,这本是香港早应着手之工作。然而反观香港,港方一无计划,二无参谋会议,即中、英之间至关重要的参谋会议未见举行,甚至并未顾及香港防务。截至蒋与魏菲尔谈话止,在港军队中只有五六千华人,即使华籍壮丁全部武装,就保卫九龙与香港所需之人力而言,“或亦仅能胜任”。英方对此冷漠视之,令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甚至无法确知侵占九龙日军后方的时间与所需兵力。蒋为此暗含警告英国不能对香港置之不理、放任自流,并希望其能全力协助九龙、香港的华人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作足够时期之支持”,否则中国大陆的军队无法对日军作有效挟制,这势必不利于英国。但蒋所提出的“中英共同计划”却没有得到英方的回应。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促使中国与英、美结盟,但并没有令中国真正取得与英、美完全相当的平等地位。香港问题,便是中英之间摩擦的另一突出事件。

      1942年10月下旬,为鼓励蒋介石配合美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美总统罗斯福通过外交途径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旨在废除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重新缔造中美新约的外交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致认为,如果中国能充分把握一切有利时机,极有可能在战后收回香港主权。蒋接受了宋子文兄妹的建议,并把战后从英国人手中收回香港等地的希望,寄托在战时美国重新缔约的谈判之上。

      随后,外交部很快接到训令,命驻英大使顾维钧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训令明确指示并非立即要求与英方进行谈判,只需指出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即可。顾访询了英国各界人士,大多数人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应该全部归还中国。丘吉尔的态度表面看似不那么坚决,他似乎不反对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但表示时机还不成熟,留待战后再行解决。从英国反馈回来的信息,显得相当“正面”。虽然英国再三强调“希望有条不紊地交还。也就是说,对诸如养老金制度的延续,治理香港对公众所应承担的义务等问题,都应做出具体安排”,但中国政府方面显然忽略了英国“有条不紊交还”的言外之意,认为必须趁热打铁,将香港问题迅速提上了日程。中方从一开始就弄错了英国根本无意归还香港的“缓兵之计”,这成为后来两国交锋的关键所在。

      1.中方立场:战后收回香港

      1942年10月,中、英两国就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约举行谈判。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事先已估计到,以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当然包括放弃租借地(如九龙),还可能包括归还香港。而他本人对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抱同情态度。

      基于上述考虑,他在10月16日给英外交部的报告中,特别引用了威尔基10月7日在重庆新闻界告别演说中的一段话,其主要内容为:英国相信这场战争必定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其他国家时代的终结。例如,从现在开始,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将只能由那里的人民治理,而归还日期也许不用拖到战后。这也许是整个谈判过程中英方唯一的一点“明智”,但只是昙花一现。

      10月29日,薛穆向中国政府呈递中英新约的草案。国民政府外交部经过认真研究后,对该草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正是涉及香港问题,如“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以及“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考虑到执行的难度,该修改意见中并未提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的香港本岛,及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英占据的九龙半岛。

      11月1日,英方向中国提交了一份《中英关系条约草案》,但中方并不认同,原因是香港并未包括在该草案所定义的“英国领土”中,而作为租借地的九龙,理应在订约时交涉收回,更不说提及英国在西藏的特权,英国没有兑现承诺满足中国的要求。11月7日,中国方面在此基础上重新修改、增加的中英新约出炉,新增内容包括:(1)英方应立即废止1898年6月在北京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一同废除该条所授予英国的一切权利;(2)英国在九龙租借地的一切行政、管理权,以及官有资产与债务统统移交给中华民国政府。

      双方几乎在此问题上没有任何的交集可言,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11月13日,薛穆对中方所提出的要求英交还新界已有思想准备,他认为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中方就不可能放弃,原因是中方认为租借地和租界一样,都属于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范畴。但他同时又猜测中方只谈新界,而未提九龙半岛和港岛,这是否是中国发出默认香港和九龙是英国领土的信号,对英国极有价值。因此他甚至认为,或许可以考虑接受中国要求。

      然而,薛穆的意见遭到了英外交部的一致反对。

      英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对此持反对意见,坚持“新界和英国领土是互为依存的”,中国试图将英国“一步一步挤出香港”,因此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副外交大臣贾德干认为中国没有理由在一项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中提出新界问题,也同意克拉克的主张。议会外务次官劳主张把声明范围仅限于新界,并推卸为盟国希望英国为重建远东做出贡献。英外相艾登否决了发表声明的建议,认为新界不属于条约范围,但可以通报中方,在战后盟国为重建远东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英国“会与中国政府共同考虑在现行租期内新界的未来地位”。

      12月14日,薛穆再与宋子文在重庆进行谈判。宋认为中国公众把租借地和租界都视作一类问题,而国民参政会上也提出了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并非英国所说的区分对待。对英方拒谈此事,宋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英国如果不能保证在即将签订的条约中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两国由此产生的误会根源将永远无法消除。

      中方始终坚持英国应将香港在抗战结束后的归属问题列入中英新约,否则两国谈判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现实意义。薛穆明确告诉宋子文:“英国不会屈从中国,更不会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动摇或妥协。”蒋介石态度坚决,如果条约内不包括收复香港,他就不同意签约。

      之后,杭立武受宋子文嘱咐造访英国使馆,以个人身份提出承认新界与目前谈判无关,希望今后适当时候再提新界问题,对英方进行试探。薛穆随即将杭立武意见转告外交部。艾登表示可以接受,并认为杭的建议不要求英方承担任何义务,对英方未来政策也没有任何约束力。

      但在12月21日的英内阁会上,丘吉尔再度否决了这种意见,重申坚持此前的方针,当前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必须把它留到战后讨论。与此同时,他又于23日、24日两次指示薛穆,称新界未来问题不属新约范围,但如果中方愿意,英国可以在战后考虑租借地的期限。薛穆于25日上午向宋子文转达英方立场,宋当即表示不能接受对英方租借地期限的说法。

      25日下午,宋子文立刻会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外交次长吴国桢、驻英大使顾维钧以及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王化成等人进行商讨。关于“如不缔结条约,英国将会如何,条约谈判失败在美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的疑问,顾维钧的意见是,英国很有可能发表一项声明,称他们原本提议是废除治外法权及其有关权利,而且已就此草拟了条约并达成了协议,但中国提出并一再坚持归还九龙,并要求以废除九龙租借权为签署条约的条件。如此一来,英国在此问题上无疑占有了绝大多数的主动权。这就为英方留下了口实,他们可以解释说,并非英国不愿讨论这个问题,但目前九龙不在英国手中,因此建议战争胜利后再行讨论。那么原本抱观望态度的美国舆论就会附和英国的说法,认为此问题并非当务之急,首要任务是协同作战,争取最后胜利,而并非就现在仍在敌人占领下的领土问题进行争吵。擅外交手腕的顾不赞成因九龙问题而引发更大的外交事件,最终只会导致中方鸡飞蛋打、一无所获。

      为避免中英谈判恶化,宋子文认为可以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要求英国不发表任何声明”,但实际上不具任何可行性。几经磋商,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有朝一日要和苏联对峙,那么与英国的合作就会显得至关重要。但王宠惠等人认为,蒋对九龙租借地问题颇为坚持,如不尽力劝服,中英谈判可能破裂,于是由王亲自负责起草方案呈报给蒋。该方案要求英国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并限定战后6个月之内中英即刻开始谈判。蒋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强调英方必须宣布愿意归还九龙租借地。

      27日上午,宋子文将蒋批准方案一事告诉顾维钧,并嘱向薛穆转告中方立场,即中国政府不反对在新约之外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也不反对战后进行各种实际安排,但英国现在必须明确声明有意愿将该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果连这样的妥协办法英国也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则不签订条约。薛穆得知后却表示,他已尽力设法提出“折中”方案,谈判破裂不是英国的过错。

      眼看谈判即将破裂,顾主张“即使暂时牺牲九龙,也要签署新约”。当晚,顾觐见蒋介石,建议其先行缔结新约,同时在先签新约的基础上,再公开讲明希望英国战后归还九龙租借地。但蒋没有接受顾的建议,他嘱宋子文转告薛穆,九龙租借地解决后才缔结新约,此说法旨在促使英国能“进一步做出有利于我方的努力”。

      28日上午,宋子文与薛穆再次会谈。宋强调英政府应重新考虑在新界问题上的立场,做出准备归还新界的表示。薛穆顿感事态严重,担心英国如不发表中方所要求的声明,中国真有可能拒签新约。中国在与美国订约之后,有权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这可能会导致英国陷入窘境。即便不如此,英方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即中英两国正在逐渐改善的关系,将在此次事件中迅速倒退。

      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将此汇报给了蒋,刚开始蒋认为有“拒绝签署条约”和“目前根本不提九龙问题,以后用中国的军队收复它”两种方法。但为避免盟国内部因此而出现严重的分歧,顾维钧等将可操作的最佳途径定为“先签约,然后声明保留随时再次提出九龙问题的权利”,既可向公众澄清政府立场,同时又可确保中国对英国的法律地位。蒋反问英国是否会反对并持保留意见,但却还愿签署条约,众人未置可否。蒋坚持要全盘考虑后再作决定。

      英方最初只肯交还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及在天津、广州的英租界,而对香港问题仍维持原意,称“香港为割让地不谈”,而“九龙问题亦不愿谈”。

      实际上,中英谈判在此时已经起了波澜。英国战时内阁会议曾两度开会讨论认为此类问题在作战期间不能谈判,诚恐战时此种让步另生其他问题,要求中国方面照会“说明在获得战事胜利后,再行谈判九龙问题”,这与中方要求截然相悖,问题未获任何解决。蒋事后(1943年1 月13日)曾透过时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吴国桢在“外交专门委员会”第83次会议就此事做出说明。该说明中表示,中方所期待的是英国单方面地放弃在港特权,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将一方的“归还”说成是两方的“谈判”,既称“谈判”,其结果则可以归还,亦可以不归还。中方因此不愿在新约上签字。

      1942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表示“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对于如何收复港九地区,他认为“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唯有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收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奈何,此乃为最后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蒋介石的想法是,在“文”,发表书面可说明中国对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在“武”,则不排除实行军事占领,但这为最后的手段。

      (二)英方为霸占香港百般抵赖

      1942年11月10日,丘吉尔针对香港问题发表演说,称:“凡属于英国者,我必保守之。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表明了英国在港九问题上的立场。

      1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正式建议“拒绝放弃我们在九龙(包括新界)的地位”。会议在丘吉尔主持下作出的决议通过战时内阁162(42)号决议,赞同艾登所建议的方针,英国对九龙的政策因此基本确定。

      12月28日,艾登向内阁报告了谈判情况,表示不能接受中方要求,内阁会议同意这一立场。会后艾登指示薛穆,除26日电示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中的“期限”一词删去,或改成“租借地问题”外,英国不再作任何让步。29日,艾登紧急致函美驻英临时代办,向他解释英方立场,借机拉拢美国。虽然美国政要和公众舆论对英国殖民主义多有批评,但到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开始转向。美国国务院决定通过美驻英大使怀南特于31日先指责中国政府在此事上节外生枝,进而宣称美国“关心”中英两国的租借地问题,并威胁中国继续坚持可能影响顺利解决治外法权问题。此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也正值中美联盟之际,蒋不得不顾及美国感受,担心“中英谈判之搁浅以致影响中美之谈判,更恐影响其他有关各国之态度(除顾虑过去中英关系之裂痕外,更恐我国将来外交无复选择之余地)”。31日上午,蒋最终迫于“因英美态度一致之关系”,不得已而为之,批准签署条约。

      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和薛穆在多次会谈无果后终于签署“新约”,其内容包括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撤销英国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等八条,但英方在此《新约》中拒绝写明他们强占的香港等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事已至此,在蒋的“一面去文保留,一面签订新约”声明: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21日,薛穆复照称,业已将此通知转达本国政府,英国没有通过这次换文承担任何义务,作出任何承诺。

      显然,这与之前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竭力劝说蒋介石的主张不同,英国根本无意放弃香港而去承诺宋等人一厢情愿的什么“日后提出讨论之权”。

      5 月,成员涉及在港商人的英商中国协会就向政府申诉,决不能放弃香港。11月,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访问伦敦。当晚,丘吉尔约见了亨培克。亨坚持战后讨论不动产权的主张,但丘要求“政治控制与行政责任必须留归英国”。

      11月下旬的开罗会议上,由美方起草的《开罗会议宣言》明确提出,战后中国将收复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而对日本占领的英国的属地却只字未提。

      丘吉尔对此极为不满,他宣称,英国在战争结束时不会要求给自己增加领土,他们也同样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俨然已将香港列入“本土”范畴。

      1943年8月,殖民地部设立了香港计划小组,由港府前辅政司史密斯负责,成员由曾在香港任职的资深官员组成。自1944年9月起,前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麦道高出任组长。小组主要负责制定英国对香港的战后管治政策,为日本战败和英国接手做准备。该小组后派9名成员来港,甚至已经确立了战后武力收回香港的基本方针。

      1945年4月5日,赫尔利前往英国会晤丘吉尔。赫尔利转达了蒋介石希望借助美国令英国归还香港。但丘吉尔拒绝履行《大西洋宪章》条款,并放言“要从英帝国手中‘清除’香港,除非踏过我的尸体”,甚至不排除武力抢占香港。

      8月10日,日本表示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英国参谋总部随即设想,英军占领香港可分3个阶段:(1)英国太平洋舰队的一支小部队尽早到达香港实施占领;(2)此后数日内运送婆罗州的一旅澳大利亚军队抵达香港;(3)在马六甲海峡通航后从东南亚战区派遣一支部队及空军战术分队抵香港,取代澳大利亚军队。

      8月16日,赫尔利向杜鲁门转发了关于英国试图“在日本投降后重占香港”的电报,文称,薛穆正设法与前香港辅政司詹逊取得联系,授权他在被日本释放后“立即恢复英国的主权与行政”。13日,外交部再次电令薛穆,“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把外交部指示传达给詹逊。香港计划小组负责人麦道高将作为香港首席文官率领文职人员尽快前往香港,要求恢复其在香港的行政机构。

      很明显,英国并不理会盟军的命令与国民政府的警告。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英国即命令由其太平洋舰队执行重新占领香港的任务,海军少将哈考特奉命于日本投降后,立即率舰队开赴香港,实行对香港的重新占领,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并组织以他为首的军政府。

      8月16日詹逊便与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宣称要建立一个在他领导下的临时机构,来作为香港最高官方机构。他要求驻港日军维持好社会秩序,直到英军前来受降。

      中英谈判时,情况曾一度向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丘吉尔在会见罗斯福特使以后,也担心中英谈判发生破裂,在美国的压力下,丘吉尔几欲松口。如果中国政府按照蒋的强硬立场继续坚持,那么英方极有可能耐不住重压,对香港问题让步。但恰好在此时,丘吉尔从秘密渠道获悉蒋介石与宋子文、顾维钧等在谈判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故而重新调整策略,拒不谈香港问题。

      (三)关键时刻,美国转向、英国变卦、中国处置失当,香港落入英手1943年5月,宋子文赴美后相继与罗斯福、霍浦金斯,甚至艾登等人有过数次见面。罗斯福虽侃侃而谈“美方各人对丘吉尔演说轻视中国,甚为反对”,但对香港问题却含糊其辞,一方面要求中国“可得英国之同意”,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英国宣布同意后一两星期“自动”宣布自由港。罗斯福此语一出,且不说个中自相矛盾,单看“自由港”也可知美国对香港的虎视眈眈,看似多方共赢局面,实则完全置中国主权与立场于不顾。

      1.美国转向

      1943年11月,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首脑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战后香港主权应由中国收回。罗斯福表示支持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他甚至认为香港问题实际已经显示英国人早先那套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已经过时,而且也没有必要了,因此建议英国在战后将香港交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下的国际自由港。这一建议遭到丘吉尔的极力反对,同时也由于丘吉尔的坚决反对,港九问题并没能写入《开罗宣言》。

      杜鲁门为了维持美英在“欧洲第一”基础上的对苏战略伙伴关系,在香港问题上转而支持了英国。美国的背信弃义,给处处依赖美国的蒋介石以沉重的一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下午,蒋介石已经预估到在香港的受降问题上会有麻烦,于是特意召见薛穆,声称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希望能最终解决香港问题。据驻英大使顾维钧回忆,“重庆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尤其是委员长本人以至一度曾危及中英条约的缔结”,所谓的“危及”则被认为是双方的军事行动。

      8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向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达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总命令,其中明确指出中国境内(除东北地区外)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地区的日军向中国统帅蒋介石投降,也就是说,香港也包含在中国受降地区之内。

      但英国完全无视杜鲁门发出的命令,薛穆以英驻华大使的身份,于16日向国民政府提出一项照会,称英国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英国军队去重新接管香港,并恢复香港行政。同日,国民政府复照英方指出,香港不在东南亚战区范围,英国的要求与杜鲁门的受降命令不符。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吴国桢表示,这仅仅是受降安排问题,中国对香港没有领土要求,香港问题最终将通过外交渠道予以解决。

      英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明确声称“对于中国军队进驻香港一事,双方并无协议,但如果中国军队是为协助该地的英军则不会遭到反对,因为香港是在中国战区之内”以示辟谣。这与一贯强硬的英式作风大有不同,“英国人显然对我们利用美国的影响以促成解决的迂回曲折的做法甚为敏感”,不过英也在揣测中国可能已和美国达成了某种谅解,并持续透过美国斡旋和英国直接谈判。碍于美国,英国没有深究驻军一事。但克利普斯向顾维钧传话,暗示“伦敦新政府正在竭力加强它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的时候,千万不要作任何使新政府遭到困难的事情”。

      这引发了英、美媒体大肆的渲染,《星期日快讯报》于8月19日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称“中英双方竞相派兵赶赴香港”,并说由于蒋采取高压手段派兵前往九龙,为防止局势无法收拾,甚至需要美国进行干预。几日后,不少伦敦报纸也刊登了关于中国采取行动进占香港的报道。一时之间,关于两国兵戎相见的流言甚嚣尘上。

      19日,吴国桢接到薛穆的一份备忘录,当中涉及受降问题,英国政府认为规定中国将接受在中国境内日军投降的美国“一号命令”,并不适用于同在此范围内的香港,并称英国政府当初系被迫弃守香港,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蒋介石于几日后亲自致电杜鲁门,表示他将邀请英、美代表参加受降仪式,但同时申明英国政府应当遵守“一号命令”而断不能任意曲解,否则任何一个对受降命令的改动都可能造成不良的先例,从而在香港以外的地区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时值抗战尾声,杜鲁门也只表示美国不反对由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将其归结为具体操作性质的军事事务,并未详加表态。杜鲁门的言论显得十分官方,要求蒋以合作和谅解的精神来看待此事,又声言此令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美国对于香港未来地位的观点。

      8 月22日,英路透社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称,宋子文将前往伦敦讨论香港问题,并透露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华盛顿宣称香港问题,即将于伦敦召开的外长会议上予以讨论,但仅在次日,即遭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此时,美国正欲在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美国极欲确立其主导地位,还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因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英方商谈后,突然变卦转而偏袒,甚至迁就英国,并警告蒋介石,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没有任何疑问,倘为投降仪式造成麻烦,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曾一度坚持收回香港的蒋介石,如英国一样,亦因为美国而被迫让步,接受香港落入英手的事实。

      8月23日,杜鲁门为了与苏联的战略伙伴关系,在香港问题上转而支持了英国。美国方面正式宣布,麦克阿瑟已经向日本大本营发出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国军队投降。美国的背信弃义不啻是给一直坚持战后收回香港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以沉重一击。

      同日,蒋介石只得复电杜鲁门,同意授权一位英国军官赴香港接受日军受降,并派中、美军官各一人出席受降仪式。蒋介石做出了实质性让步的同时,仍需要维持一个岌岌可危的面子。

      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上表示:“中国决不借受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的盟邦主权。关于香港的地位,以前是中英两国条约为依据,今后亦当以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向美国表明他无意在此时提出新界问题,而仅仅是行使一个中国战区统帅在香港受降的权利而已。

      美国从响应中国收回香港,到不在此问题上表态,再到彻底转向,其中不变的还是对本国利益的考量。

      2.英国变卦

      丘吉尔于1942年11月30日在英内阁会议上,断然拒绝放弃英国在九龙(新界)的地位。在中、英谈判期间,罗斯福派总统安全顾问霍浦金斯亲赴伦敦游说。丘吉尔迫于罗斯福的直接干涉,勉强同意在与中国即将恢复的换约谈判中考虑蒋介石的要求,并向美方表示英国在同意废除旧约的基础上,拟定一个可谓双方都易于接受的新约。

      然而,丘吉尔并没有完全照办,他授命薛穆在与宋子文重新开始的换约谈判中继续玩弄手法。在英方提出的《换约备忘录》中居然只字不提香港、九龙、新界战后的归属问题。当中国方面提出异议时,英方竟然一反常态地变得十分强硬。

      中英新约签订后墨迹未干,英国就出尔反尔宣布战后不归还香港。其殖民地大臣强调,英国王冠殖民地香港的地位并不因为新约的签订而改变。为了表示不会把香港归还中国的决心,从1943年2月起,英国政府指示其在华公司一律要在香港注册而不能在其他已安全的殖民地注册。此时英国已经开始考虑战后远东殖民地的重建问题,计划在战争后以武力收复香港。为此英国准备用陆海空军及预备部队协同作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并开始训练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向香港派遣大批间谍以配合军事行动。

      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和薛穆在多次会谈无果后终于签署“新约”,其内容包括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撤销英国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等八条,但英方在此“新约”中拒绝写明他们强占的香港等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事已至此,在蒋的“一面去文保留,一面签订新约”的指示下,宋子文在签约的同时向英方薛穆提出一项照会,声明“保留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日后提出讨论”的权利。但实际已是无济于事,英国政府没有通过此换文承担任何义务。

      6月,宋子文与艾登在美有过一次关于香港问题的对话。尽管宋子文对艾登印象不错,认为他比起“不能脱离19世纪”的丘吉尔更能坦白交换意见,但谈话并未取得任何进展。艾登声明英国必定不愿意归还香港,因此要解决此问题,只有寻找中间地带,即“英自动将香港交回中国”,或“中国自动将香港九龙一部或全部划为自由港区,在该区内不征一切捐税”,如若中国宣布自由港,则“可保全英侨民一部分权利,此乃中国为建设世界之贡献”,瞬间就偷换主权概念,将本来是中国领土的香港置于英、美共管之下。宋子文并不同意,重申中国的立场为:(1)英使曾表示英愿放弃香港;(2)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时,英方表示愿在战后再商交还九龙问题;(3)香港已无军事重要性,至经济地位,中国如严格视香港为外国属地,香港必行破产。11月,开罗会议召开前,参事室曾拟订了一份草案呈交蒋介石,该草案对他国可能需要商榷的问题依次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在英国方面。参事室设想了英国可能提出的两大问题,即西藏、香港问题,考虑到1943年8月宋子文和英外相艾登曾在伦敦谈及此事,但双方意见相去甚远,因此几乎暂不予考虑。而对九龙、香港问题,参事室的意见是“九龙为租借地归还中国固属毫无疑义,唯在英方视之……香港为割让地,其法律上地位与九龙不同,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仍然顾及美国态度,在已与英国签订新约之下,只能“保守”处理。

      11月下旬,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与蒋介石会谈时表示,战后香港应该归还中国。

      蒋鉴于新约谈判时曾遭遇的种种挫折,知道问题棘手,故而提议美国先与英国商讨。

      曾经随蒋出席开罗会议的王宠惠见证了这一情景,“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敦促过丘吉尔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并且说,那里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国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广州。丘吉尔愤然回复说,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根本无意将香港归还。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当罗斯福再次提起战后香港归还中国的可能性时,丘吉尔甚至拒绝讨论,不留半点余地。而且,从一开始,英国就不准备在开罗会议所提的日程中讨论中国的地位问题,甚至包括任何中国提案。

      英国方面早已经对香港问题做好不交还的准备,更欲制定军事计划,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攻占香港,一拼鱼死网破。英方甚至为此还派出大批间谍进驻香港,以配合日后的军事行动。从1944年起,英国正式开始培训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事实证明英方从未想过要将香港交还中国,这也就更进一步证实当初顾维钧努力维护的不过是英国的外交辞令,纯属“真实的谎言”。1944年10月底,丘吉尔向内阁成员明确表明,绝对有必要向苏联“提供”远东的战争目标,其中包括中国的旅顺、大连,道理很简单,苏联提出的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战争赔偿要求,都有利于英国“解决”香港问题。因此,英国暂不会对俄国恢复其在远东的地位表现任何敌意。

      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受罗斯福之命与英国决策者讨论香港问题。在途经伦敦时谒见丘吉尔,丘直截了当地向赫尔利表示,他将为香港斗争到底,除非踩过他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上除掉。对罗斯福力促英国交还香港的答复是“他不能当清算大英帝国的英国首相”。“对香港问题相当顽固”战后归还和各种具体措施只不过是推诿和拖延。

      3.中国处置失当

      1942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社主编陶希圣发表题为“向罗斯福致敬”的社论,在根本没有达成事实的前提下,就草率宣布“中国将在1943年元旦与英、美签约”的重大情报,完全置中、英谈判正因香港问题僵持不下,蒋介石坚持不解决香港问题就不签约的基本事实于不顾,这使英方误认为中国内部早已做好签约准备,香港问题只不过是中方为了得到更为有利条件的讨价而已。而美国也欲与中国签约,这恰恰可以成为中、英关系制衡点。正因如此,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不再松口,态度强硬,进而又转向美国,促其改变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立场。陶希圣的社论,真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期间,极欲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香港归还问题,但为避免与英国正面交锋而因此闹翻,转请罗斯福代为向丘吉尔提出。罗斯福敦促丘吉尔将90%以上居民都是中国人的香港归还中国。

      1943年12月底,顾维钧却以“英国人是出于友好才和中国改订新约”的口吻,企图缓和蒋介石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僵持,但当即遭到蒋的驳斥。顾维钧所主张“先签约,再发声明”与蒋的“先解决香港问题,再签约”截然相悖。如果说顾维钧只办外交,而无视外交之上的主权问题,那么同样持反对意见的宋子文则深恐中、英因香港问题而搁置签约,将直接影响中、美新约。在种种分歧之下,蒋很难完全不受其干扰,必要反复思量中、英、美三者关系,为保其“长远”的“合作”,白白错失接受日军受降重新收回香港的良机。

      在这场几乎没有谈判空间的中英谈判中,蒋介石始终坚持强硬态度。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完整地记录了此事的全过程。顾奉召自伦敦回国参加由蒋主持的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会议,几乎所有政府高层包括各部部长、四院院长、党部元老陈果夫以及外交专员朱家骅、王世杰等人都出席了该会。蒋在会议中首先表态“香港问题,中国必须坚持,不应签约”,然后才征询顾的意见。顾维钧在英国时已与丘吉尔、艾登、联邦大臣克兰普顿、银行界领袖、各大学领导人以及媒体、报章等社会各界人士有所接触,得出的结论是,香港迟早是要归还中国的,但英国认为中、英尚属于共同抗战阶段,须待到战后再论及具体问题,他于是公开建议签约。顾不断地说服与会者,称英美交还治外法权原本是“善意表示”,而此次会谈针对的是长期以来“人民一直要求取消”、“犹如芒刺在背”的治外法权,又称英国只是想“表示友好”而送上“礼物”,如果中方因香港未包括在内而拒绝订约,未免相当“尴尬”,完全颠倒了香港于中国的主权归属。在蒋的威慑下,早期和稀泥的王宠惠等人没有出言支持,这使得顾成为会上唯一公开反对蒋意见的人,蒋当即“面露不悦,转向全桌说道:‘香港必须交还’”,态度没有丝毫更改。

      会后,蒋指示外交部长宋子文,宣称“如果英国方面连这种口头上的许诺也不答应,那么这样的新约就毫无意义”。宋子文见蒋如此坚决,便担心谈判功亏一篑,不得已只好给在纽约的宋美龄发电求助,希望她能劝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要和英国闹翻;同时又请顾维钧再三劝阻蒋。在蒋看来,像顾维钧这样的职业外交家长期奔走于“弱国外交”,但凡遭遇两国协商,很难不以妥协状态示人。即便如此,蒋仍然接见了顾维钧。

      谈话一开始,蒋就先声夺人,问顾对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无理”态度有哪些想法。顾似乎没有听懂蒋的暗讽,仍喋喋不休重复“英国是诚心打算归还香港的,不过他们正在打仗,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情况确实十分危急”,“这次英国既然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我想他们这项努力如果没有结果,将会非常失望”,甚至称如果中方因为新约不包括香港问题而拒绝签字,会被英国认为“未免缺乏谅解,太不近人情”,完全是早期办外交“自居卑下”、“枉屈自全”的心态。当顾再提此次由英国“首先”采取行动磋商,因此“没有料到会提出香港问题”,并谬称为“是送上门的礼物”。蒋立刻反驳:“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出于礼貌,蒋在谈话结束时表示“再考虑考虑”,但对顾之所言实则不屑一顾。

      如果从客观条件来看,蒋介石执意要收回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香港与英国将其视为英国领地,双方均持强硬立场几乎没有“交集”可言,这在外交谈判理论上被称为“零和”。所谓“零和”,即一方所得只能建立在另一方所失的基础之上,一方有所得,另一方必有所失,特征是“有争论的议题只有一个,比如在领土问题上,谈判双方的利益就是截然对立的。一方所得越多,另一方所得就越少”;当一方全部控制了有争议的领土时,另一方根本没有机会再接近,这是零和的另一种表现。无论是早前的印度矛盾,还是中国的香港、西藏问题,英国都不是一个理想的谈判者。以丘吉尔为主导的英国政府在对香港问题上,无疑又使出了与恢复印度自治领同出一辙的手法,先用战后拖延时间,实际从来没有想过归还。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本可乘机派兵进驻香港造成事实,再与英国谈判,但蒋介石并没有这样做。当英国声明要派兵重占香港时,蒋反而表示中国无意派兵占领香港;在随后的受降问题上,他虽坚持要由他授权的代表在香港受降,但在英国的竭力反对下,他又一让再让,终于让英国实际上独占了受降权,当然,这与美国政府在关键时刻不赞成国民政府的做法有相当大的关联。美国最初支持中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态度坚决;当美转变立场,支持英国受降,国民政府只能向英国让步,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了结此事。

      但事态的发展远不止于此,英国政府不接受蒋的建议,称英必须重新恢复香港的原状,并已指派海军少将哈考特主持受降。蒋以“中国战区统帅,受降香港日军属于其职责范围”作为反驳。既然英国政府已指派哈考特主持受降,那蒋则在即日起授权给哈考特,并以“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的责任全在英国”进行警告,决不放弃应有之职权,更反对任何强权之行为。同日,蒋又召见英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以作“隔山打牛”,此举果然有效。戴维亚尔向国防部报告蒋的情绪十分激动,英方如果坚持现在的态度,将严重损害将来的对华关系。

      1945年8月28日,英外交部电告薛穆表示希望蒋不要公开提出授权受降一事,之后又发一电告之蒋现在的态度与24日关于香港的申明并不一致,由此提出折中建议:哈考特代表英国政府,同时要蒋再另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代表联合受降。次日一早,薛穆要求安排见蒋,遭吴国桢回绝,蒋坚决不同意英国所提建议。薛穆立即电告外交部,如继续讨论此事除徒增双方敌意外,无有任何成效。

      8月30日,哈考特率领的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恢复对香港的重新占领。当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及武官,对英国践踏他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利表示极为不满。薛穆在当日向外交部报告,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接受授权,否则将可能损害中英关系以及和中国捆绑在一起的他国利益。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造成了不良印象,这对于英国来说,不管是当前的紧要时刻,还是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遭到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抵触。薛穆的警告终于起了作用,英国政府为此不能不重新审视战后与中国的长远关系。外交部于31日致电薛穆,表示哈考特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并欢迎中、美两国各派一名军官出席受降仪式。

      9 月16日,哈考特以双重代表身份在香港督宪府接受日军投降,随即英成立军政府,正式恢复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至此,香港问题以及受降问题,都只在蒋极力保留一个岌岌可危面子的同时而落入英国人之手。

      从香港问题的表面看来,无论是香港还是九龙早已为日本所占,即使中、英达成协议也尚不能立即生效。英国抓住这一点,执意要将此问题放在战后来讨论,而中国认为如果不抓住抗战时期这一有利形势,日后若再想解决,恐怕不易。实际上英国并不会真的在战后就和中国交涉香港问题,丘吉尔为此多次表现出强硬态度。在这方面英国显得十分擅长,以“谈判”二字替代“归还”,还固执地想将香港据为己有,这与西藏的情况还有所不同。1943年5月,据宋子文的汇报,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就西藏问题有一次谈话,罗斯福问:何以提西藏问题?丘吉尔答:英方并无占领西藏之企图。罗又问:西藏乃中国帝制时代之一部分,现乃民国之一部分,与英国无涉。丘答:中国政府在西藏无实权。罗以“中国政府无实权,与英国何涉”将邱驳得哑口无言。

      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丝毫不作任何主权让步,“中国方面不接受英方对西藏任何交涉”。正因为如此,也对中、英解决香港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

      而蒋在香港问题上的出发点并无不妥,但英国以首要任务是抗战一点,再加以战后谈判获得舆论,尤其是美国支持,占据主动地位,以至于把本来可以理直气壮收回的香港问题,变成一个低声下气、拱手相让的结局。

      当然,蒋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固然不止于以上四项,但以一个首脑的外交实践来衡量,则具备首脑出访、会议、特使交往等外交因素,较之其他事件相对更具代表性。与此同时,笔者并非刻意以英、美为例而忽视苏联在蒋外交中的重要作用。但未将蒋在中、苏关系中的活动放入本章,有以下因素:

      经历过绝交、复交波折之后的中、苏关系比中国其他对外关系显得更为“谨慎”,原因当然不单只是苏联涉及共产主义的问题。相比其他国家,直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前,中苏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尽管中苏依旧经历过诸如双方意图签订互助条约的阶段,苏联也曾与英、美在中国不在场的雅尔塔会议上擅自决策中国问题,然而互助条约最终因《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而不存在任何意义,雅尔塔会议则没有造成中、苏直接对话的局面。自抗战以来,苏联曾表态支持中国抗日却一直无从兼顾,除却他国亦有的军事援助(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及抗战后期的多次谈判以外,中苏关系于蒋所展开的“首脑外交”虽穿插在盟国之间,但较之英、美而言并不具备典型性。不可否认,以上四组事件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苏联对华立场,但在保持连续性的前提下,前者更具整体效果。

      无论是蒋介石访印之行带来的冲突还是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议达成的合作,又或者是史迪威事件背后的暗战以及在香港问题上经受的挫败,均不只是单一事件。发生在同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他们之间是互相联系并彼此影响的。蒋访问印度直接使中、英关系破损,而英国在滇缅战场上的消极作战又将军事压力转嫁给美国,开罗会议因此而为维护中国主权与美、英,尤其是与英国展开了种种较量,“史迪威事件”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蒋访印、滇缅战场与开罗会议的影响。如果仅仅以就事论事解读当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无法梳理开上述事件各自尚存的有机联系。若以蒋的外交行为为主线索,便可十分清晰地将这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互相为另一事件进行实证比对。只单一论述其中任何一事件而就此忽略掉各自的密切关系,都存在割裂、主观的嫌疑。

      中国首度参与国际性的开罗会议,周旋于英、美之间寻求制衡以维护中国主权;蒋访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取决于英国,美国则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收回香港问题或者签订平等新约上;而“史迪威事件”绝不仅仅是深层次的个人矛盾,更涉及中、美、英三国利益。以国际化的视角一一重新评估以上的冲突、合作、较量与挫败,才能一一证实蒋的外交路线的确是按照自己的外交理想与既定目标执行,虽然其中并没有绝对的成败之说,但合作、较量起于“平等共存”,冲突、挫败亦归于“平等共存”。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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