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绕“史迪威事件”的中美较量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8 浏览:加载中

  •   对于史迪威,有学者作如下描述,“史迪威本人与若干华府当权人士均认为前者是中国通,彼在1904年自西点军校毕业后,除参加过一次大战时短暂的欧洲战争外,大部分时间及工作均与远东地区有关,尤以20世纪20年代担任过驻华美国军队的队职官与20世纪30年代之驻华军事武官,使其不但能精通华文与华语,且洞悉中国各项问题、官僚体系与军人主政之种种缺点”。1935年7月,以上校军衔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的史迪威,同情并实地考察过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8月离任回国,后被任命为第3旅旅长。1942年1月,晋升中将,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并根据中美协议兼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指挥盟军抗击日军入侵缅甸,帮助改编、装备、训练中国军队,监督援华租借物资的使用,并负责滇缅公路的畅通。1943年,他兼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副总司令,在缅北反攻战役中指挥盟军与侵缅日军作战,1944年8月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1944年晋升为陆军上将,后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于同年奉调回国。在这份炫目的个人履历中,史迪威的名字却始终与中国、亚洲连在一起,甚至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有传闻称,史迪威早年在中国结识斯麦德莱、查尔逊等“共产主义信徒”,因此对反对共产主义的蒋介石并不认同,而他本人被看做是带有“根深蒂固之偏见与无转圜余地之固执”。尽管无从求证真实与否,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史迪威的性格一直为人诟病。在赴华任军事顾问期间,他表现出极强的个人意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将所有推行工作中所遇的阻力或障碍归于落后、亟须改革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当他屡次数落中国军、政,乃至蒋的时候,难免招致他们的抵制,以至矛盾不断激化。但这是否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在抗战时期注重中、美关系的蒋介石,何以要与“亲密盟友”美国叫板?个中原因,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一)战区司令与参谋长之间的明争暗斗

      美国国务卿曾对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做如下阐述:“我们对华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是为从事战争而进行有效合作,二是承认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之在战时和战后有资格与苏、美、英三个西方盟国平起平坐,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当中的“使”字却大有文章,言下之意是中国本身还欠缺成为“大国”的实力,需要在美国的扶持下方能与美、英、苏并列,这令美国当局形成高高在上的意识。曾几何时,中国也怀有同样的看法,但中、美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如黄仁宇所言,“史迪威事件”“涉及轴心同盟军之战略,也牵涉到东方与西方文化上之差异”,一旦踏出了认知的底线,就难免引起激烈反应。

      蒋介石不满史迪威,也要借“史迪威事件”来维护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国地位。对于蒋而言,被盟国“平等”对待,是维系战时外交发展的根基,但史迪威恰恰忽视了这一点,由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盟国”之间悄然展开。

      1.蒋介石、史迪威职权之争

      在未赴华之前,史迪威并非从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心生厌恶,相反,他对中国的抗战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他还曾在给蒋的电文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国英勇抗战已达五年,兹代表美国政府人民及军队敬致钦仰之忱。美国及其政府历来努力,皆以加强及持续美国之传统亲华政策为目的。吾两国彼此互赖,尤以今日为最。”其中所谈今日中美两国……

      共同为全世界人民抵抗暴力与侵略中国之五年抗战,为一切自由人类历史上最可宝贵之一页“和日后与蒋介石交恶简直判若两人。他甚至对中国充满信心,断言”在抗日之最后阶段中,必见中国之挺进“亦想好了进攻战略,由中国反攻在华日军,而美国负责日军薄弱的海上攻击,以”共同努力“达到”最后胜利。这样一位熟知中国情况、对抗战满怀激情且具丰富作战经验的史迪威,最终成为美国派遣使华将领的首选。

      事实也许正是如此,在史迪威对蒋介石还局限于极为表面的认识时,他的各项优势,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各种长处,如精通中文,是美国军方并不多见的东方问题专家,曾在抗战初期视察过中国战场,都一一进入了美国军方的视野。1942年1月16日,史迪威曾被美国军界高层请去谈话,而谈话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中国战场,这显然是史迪威即将派往中国的前奏。而此时,宋子文译出了美陆军部向英国提出的秘密说帖,并向蒋汇报。该说帖已对美国高级军官作为驻华代表的具体职权进行了界定:(1)办理所有在中国的美军援华事宜;(2)在蒋介石统辖之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蒋自愿交与指挥某部中国军队,如遇此项军队有在缅甸参加作战之必要时,其作战总计划应受魏菲尔的指示,但实行作战则由美军官指挥;(3)代表美国参加在华之一切国际军事会议;(4)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运输。

      当中一、三、四条似乎都对美国派驻中国的将官职权做出了明确的限定,但第二条却让人十分费解。从字面上理解,该军官首先要隶属于蒋的管辖,然后在指挥所有在华部队的前提下,又接受蒋“自愿”交出的部分中国军队,但在缅甸战场作战,仍还向英军此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请示,但实际操作却仍由美军自行决定。如此复杂的条款下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漏洞,美国驻华军官是先服从于美国,还是先听命于蒋介石?在看似严密的职权设置中,这个漏洞显然是刻意人为,美国有可能认为如此一来,可使美军在华地位“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但事情远没有美国想象的那么简单。

      1942年1月22日,史迪威就任的消息得到证实,美国收到了蒋的答复,他同意给予行政控制权和接受一位中将级别的美国参谋长,但提出在缅甸战场要执行中、美的两重领导。美国基本应允,在此情况下,史迪威正式赴华。3月6日,蒋氏夫妇接见了初抵重庆的史迪威,蒋对美方所派遣人员显得非常重视,接见当天双方详谈甚久。在此次谈话中,史迪威似乎已经清楚自己在中国战区的职权所在,他重申了罗斯福关于其职权的训令,即“在蒋的领导下”“指挥中国境内之美国部队以及拨交指挥之中国部队”,并在部队开赴缅甸“参加联合作战之必要时”,受联合军(实为英国)最高统帅指挥,而该统帅负责“指示”美国代表所统率的部队与英国部队在缅甸境内的合作方案。

      这与宋子文之前传回的情报基本一致,经由蒋、史当场确定,则史迪威在华使命正式生效,换言之,史迪威必须承认蒋介石在中国战场的最高指挥权。

      与罗斯福授予史迪威训令有很大区别,蒋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主要职权基本拟订为:“一、拟定联合参谋部工作实施计划;二、随时向统帅呈报敌情及联合作战部队之配置、装备、军纪、补给等一般事项;三、随时判断本战区暨全般情况之演变,以备咨询;四、在统帅其他决定后,应即提出实施方案,制成计划命令,呈由统帅核署后,下达之;五、检查下达各部分之命令,是否适时到达与执行;六、构成并维持与所属联合作战部队、友军,以及有关机关之联络;七、每一会战结局,对参战部队实行命令之程度,及其所得之战果如何,负考核厘定功过之责;八、其他琐细事务,得自行依照统帅之企图而处理之。”从罗斯福的训令和中国政府拟定的职责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美、中都强调史迪威在缅甸战场绝对的领导权,但前者更像是在阐述史迪威拥有多大的权限;而后者则试图以职权约束史的行使权,尤其在第二、第四、第八项都打上了“绝对服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烙印。就权责而言,也分轻重,史迪威主要负责的是在华的美军,而部分中国军队虽由蒋自愿交给史迪威指挥,但他们的直接上司仍旧只是蒋。此外,史迪威所强调对缅甸战场的绝对指挥权,与蒋所提出的“对缅甸的两重领导”实际存在差异,这为此后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在蒋接见史迪威期间,还曾发生过一段插曲。在重庆的《大公报》曾刊出一条消息,称美国陆军不增援菲律宾。此文一出,即引起史汀生的大为不满,对“大公报》竭力攻击”,称该报论调颇似反对派的口吻,将其告到宋子文处。宋立即将此事报知蒋,并希望蒋见“史梯威”时,最好在谈话中透露出对陆长(注:即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好感,以免滋生误会。后经查证只是谣言,无论是“史梯威”还是“史蒂华”,仅在一封电文及其批注上,“史迪威”的名字就被翻译成截然不同的汉字,可见此时的史迪威于中国而言还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从蒋的批注可以看出,史迪威的官职由蒋直接任命,其管辖范围为“远征缅甸的中国军队”。

      当然,美方对史迪威的赴华做足了排场。在其赴华以后,3月8日,美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还专门透过宋子文转告蒋,称史迪威为“其部下最有能力之将才”,本已拟任为出征军总司令,但因中国军情紧要才派其赴华,要蒋加以重用。基于多层考虑,蒋于是年3月10日在重庆再次接见了新任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此次会见中,史迪威谈到了自己对缅甸战场的看法,他认为“缅甸对中国之重要甚于英国,英国可失去缅甸而中国则否”,因此英国欲守缅甸目的只在保卫印度,而中国如失缅甸,则将中断其通往军援的交通路线。对蒋而言,史迪威就缅甸战场发表的意见,显然正中下怀。史进而表示深知蒋倾全力以保缅甸,“必尽量利用英国留缅甸之兵力……促其竭全力以从事,俾我军不致再增负担”。此番既能提供军援,还不增加负担的表态令蒋备加赞同。这一次谈话显得十分友好。

      基于诸多共识,两人关于缅甸战场的对话,后来还有几次。论及缅甸战场,蒋所忧心地正是英军在缅甸战场一味的拖沓和撤兵,英方令人失望的表现和消极作战方针已令蒋对其再无信心。而作为美方代表的史迪威,所代表的自然不会是英国利益,应该说,此时的蒋对史迪威还不存在太大偏见。

      但正是这个双方“共识”最多的缅甸战场,日后成为蒋与史迪威矛盾爆发的起点。其问题的症结在于,缅甸战场虽在亚洲,实际并未划给中国战区,它在作战计划中隶属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但诚如史迪威所言,缅甸于中国的战略意义远远超过了英国,因此中国又不得不介入此战区。除开将中国军队交由史迪威指挥的职权困扰之外,还面临英国消极厌战将重心全部压在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此时的中国政府自身已没有足够兵力分配到海外作战,而调派过多人手,则会导致内线空虚。但史迪威认为这是刻意的不配合,以保存战斗力来消灭中共。中、美两国原本不应该是此战场的当事国,却因此演变成了蒋、史二人的激烈冲突。蒋必须要亲自掌控住对缅甸战场的最高指挥权,唯有保卫滇缅公路,才能使外援物资进入中国,这已然阻挠了史迪威的实战指挥。尽管双方都在暗示各自的企图,但合作仍然要继续下去。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史迪威讲解整个缅甸战场的形势以及部署作战方针,召见史迪威的频率相当高。形势似乎很明确,蒋是史的上司,而并非史来指导、监督蒋的工作。在职权上的定位尚存在重复的区域,成为日后导致双方反目的又一主因。

      问题是否完全在于蒋的独断专行,实在值得商榷。同为美军高级将领、后来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的评价则有重要参考价值。魏接替史迪威抵达昆明后,发现史迪威并未按照规定留给他任何备忘录,而此时的史迪威却有时间在新德里大肆召开记者招待会。魏到中国后,对史迪威、陈纳德在华的作为耳闻不少。同年2月5日,史迪威在美国派遣高级空军人员一事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认为,反攻日本时,空军根据地必在中国,因此所派人员必要在义勇队及中国空军指挥得当,还要积极准备“调遣大队空军赴华共同作战”。但介于上述关系,他从其候选名单中排斥了刚刚被美方晋升为少将的陈纳德,另荐俾索威(注:美国第十航空队司令)担此重任,又因俾索威在美空军界有极强的关系、威望,此提议得到宋子文的同意。

      蒋介石对此事就史迪威与陈纳德进行了特别说明,“已委任史蒂华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指挥入缅之华军矣。俾索威空军职务已由史将军决定,并不与陈纳德冲突”,以避免两人职权混淆,由此可见所言非虚。魏德迈认为史迪威和陈纳德都属很敏感的人,对前者更别有一番看法,“史迪威本人也未尝不是一个权术家。他和陈纳德两人都在争夺权力,同时,为了使他们各自的主张得以施行,两人都在谋求中美官员的支持。他们都竭力拉拢中国的权贵人物,在这方面陈纳德比史迪威成功,但这也非侥幸获之”。相比之下,魏德迈对陈纳德却颇为欣赏,称他为“卓越的指挥官”,“忠于朋友”,也“忠于原则”,深得蒋氏夫妇及宋子文的器重,而且是“大多数中国人及他的幕僚所崇拜的英雄”。对陈纳德的评价究竟是否客观暂且不说,但褒陈贬史,则不难发现即使是在美国内部,也有人对史迪威嗤之以鼻。虽然史迪威在中国也有一批亲信,但他和上层关系始终不太好,尤其是陈纳德几乎分享了包括蒋、宋在内的大半高官的好感。除此之外,魏德迈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虽然抗战期间派往中国的美国军人大部分都不了解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也不认识“在中东及远东地方新旧潮流之争的关系及其对中国情势之影响”,但号称是“陆军部里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史迪威将军却令人出乎意料,“他对于中国在与西方人士交往经验中所产生的那些复杂的政治及心理问题,所知甚少”。

      另外,蒋、史矛盾突出,竟然使继任的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达成不成文的协议,在他送呈华盛顿的报告中,如未先听取赫尔利的意见绝不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同时赫尔利也须将凡涉及军事方面的报告事先听取魏的意见。如此矫枉过正的处理方式,魏的解释是“中国战区内的军事问题异常复杂,我绝不愿意像我的前任那样投入政治漩涡”。

      魏德迈只是刚刚上任,和中国关系并不熟稔,也得出如此结论,可见史迪威早已名声在外,并不只是蒋单方的恶感。

      在与史汀生谈话中得知自己赴华的消息后,史迪威描述自己即将进入“很高的小圈子中”。俗语常说,“站得越高,跌得越重”,这对不在本国却位居高职的史迪威而言,显得十分矛盾。他竭力想表现自己,但很多时候却不得其法。因此反复问自己,“花费精力和时间的事情我办得来吗?”、“会不会把事情搞糟?”、“为什么我不推辞上任呢?”,疑虑重重。但他最终表示:“无论如何,我只能努力工作,进行尝试。”他试图站在蒋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例如如何从中国的立场来衡量缅甸战场,又或者是更重要的,试着习惯“中国人把军队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外国人……这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极其痛苦的”,“尽管他们加给我种种限制,但他们应被给予应得到的称赞”。

      2.蒋、史分歧加剧

      然而,各自性格和双方权力的重叠,加速了蒋、史二人的分歧。1942年3月,日本加大对缅战场的攻击强度,加之缅甸复杂的国情,使史迪威更加确定要将划拨他指挥的中国军队,包括杜聿明部下的第五军第22师和第96师南下集结在一起,以避免被各个击破。这恰恰也是中国军队担心的问题,史迪威此举同时意味着增加了被敌军一网打尽的风险。中国军队显然对史的战略产生了抗拒,在这样的背景下,史迪威只能再到重庆与蒋谈判。

      3月18日,蒋在重庆接见了史迪威,双方就“缅甸作战及统一指挥”一事进行探讨。和以往的谈话有明显的差别,史迪威已经在部分地方透露出他的真实情绪,早期的客套也有所减少,谈话涉及的问题,史也表达了和蒋明显的分歧,和各自固执的立场。

      谈话一开始,史迪威就向蒋表态,虽然蒋能“洞察中国部队心理”并知道如何处理,但他坚持要将中国第五军全军集结;又称在缅甸境内曼德勒附近的第96师“亦感安全”,要求仍按原定计划实施。但蒋认为在缅甸作战应切记两大原则:其一,“选择与敌最后决战之场所”,即曼德勒以南;其二,“固守曼德勒”,完全不赞成史迪威的意见。蒋进而又称,在缅甸的当地民众倾向于敌,对盟军并无好感,在此条件之下不宜轻易调动、过分积极,更不能像史迪威所说“远离根据地向前突进”。蒋还话中有话地告诫史迪威,在缅作战的另一大危机就在于“缺少统一指挥”,历史上“因指挥不统一而失败者屡见不鲜”,而第五军和第六两军系国民党“唯一精粹之部队”,因此明令“绝对不能挫折”。负责缅甸战场的英方向来散漫,故而“不应信赖英方之援助”。蒋介石随后给史迪威下达了详细的作战步骤,要求以“后备”、“迂回”的保守战术为主。但史迪威执意坚持,部队已完成保卫曼德勒的任务,南调驻守曼德勒之师,并“不致危及曼德勒之安全”。而蒋以史迪威“尚未能彻知中国部队之心理”加以否定,称如果部队一经后撤,倘若没有生力军在其后方完成防御,那么“欲其中止退却,至感困难”。蒋又以英国配置作比喻,许诺“倘英军能固守普罗姆,我军必能坚守其阵地”,拒绝实行部队南调。蒋严格遵守了美国驻华军官须在统帅核署后才有权下达明令的条款,但对史迪威而言,蒋则是违背了美国方面赋予他在缅甸战场极大的自主权。

      碍于盟国的关系,蒋甚至对史迪威“谆谆教诲”,要其“在异国作战,不得不加以审慎”,而史迪威则对此进行反驳,称迄今尚未发现缅甸民众有不利盟军行动之举,而争取其合作的最佳方案“只需在军事上得数次胜利战果”。关于统一指挥问题,史迪威倒是与蒋找到了一点共识,他欲向英国方面声明,目前暂由英指挥缅甸作战,将来入缅部队增多之后,则由史亲自来接管指挥。蒋的意见是,中国入缅部队之数量较英方超过甚多,那么英方应接受史迪威指挥,而英军防御区域可仍由其继续负责。原本罗斯福要求史迪威入缅作战要向英方请示,但蒋将此彻底颠覆。

      双方谈话渐至尾声,蒋以雨季开始为由,做出新的战略调整。无论是对第六军开入缅甸战场,还是另调部队赴昆明,甚至驻守曼德勒师部在4月底以前,出于安全考虑不再调往别处,似乎都显得有些“越俎代庖”。不过军队是中国军队,史迪威又隶属于蒋之下,他没有任何理由表示反对。盟军在缅甸战场之所以行进困难,和其内部分配混乱不无关系。蒋在咨询英国没有得到任何反馈的情况下,希望史迪威能贯彻罗斯福意见,以缅北为界划入中国战区,但史迪威认为罗斯福“未能深知缅甸地理及中、英两国军队目前配置之势态”,并不同意蒋的划分,实则要求统一指挥权。

      蒋在谈话中警告在缅作战的联军如果缺少统一指挥,则有可能重蹈覆辙,因指挥不统一而惨遭失败。蒋根本不赞成史迪威将中国军队集结的做法,对史迪威的战术持怀疑态度。史迪威对蒋的坚持己见也感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将这场谈话描述为“激烈的争论”。只要蒋每提出一个论点,他便加以反驳,反复不断纠缠于指挥权的问题。等到次日,两人再继续谈话时,对“统一指挥”深表忧虑的蒋,迫于盟国压力,只能公开向史迪威表态,唯有“不得已而求其次”才“可由英方司令指挥全部缅甸战局”。这让蒋在近乎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再次做出退步,要求史迪威返缅后与英方详商后再作决定,他甚至以由史迪威来负责指挥缅北战局为理由试图对其加以说服。这似乎打动了史迪威,他告诉蒋介石,英国有可能建议“自腊戍迄曼德勒间区域划为中国防区,曼德勒以南划为英国防区”。蒋只能答复“倘英方坚守普罗姆,战事在缅南自可不生问题,亦无划分缅南、缅北之必要,倘英方无固守普罗姆之决意,则问题即将严重化矣”。实际上,是否将缅甸划分为南、北战区,对史迪威而言,都已经并不重要了。无论是否划分,他都以“统一指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认为蒋如果同意由英国来控制整个缅甸战局,那么他可以履行美国所赋予他的职责,只向英方做象征性请示,而掌握指挥实权;如果蒋不同意,那么也仍会将缅甸战场的决策权交到他的手中。

      不过,史迪威似乎只注意到巩固自己的立场,视蒋的让步为“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与蒋决定性的谈话后,他乐观地认为自己与两周前相比,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所谓的“决定性进展”,显然是指他在各方面都有不小收获,譬如之前被任命为参谋长,又如建立了以他为指挥官的第五军、第六军联合参谋部,其中这两支是蒋的精锐部队。他甚至觉得尽管还有许多限制,但已不如起初严重,他将此归功于“不断的争论”与“反复申诉自己的观点”,对手已经慢慢“败退”下来了,诸如宋美龄立场有了松动,何应钦、白崇禧、刘斐和徐永昌等军界高层也一致赞同他的观点,甚至就蒋本人也在某些问题上(派遣更多的军队入缅)做了让步。史迪威已经有些飘飘然了,他认为这一切“可以被视为一场重大胜利”,再过一个月,防线平安无事、供给安排妥当,他就可以借由成功的防守发动有效的进攻,到那时“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的正规军,这在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史迪威将此称为“这近乎奇迹”,但究竟是奇迹还是一时的假象,似乎后者的成分更大。缅甸能不能守住,关乎中国还有没有顺畅的运输干线,因此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把在缅的两个军归史迪威指挥“不过是一种安慰性的姿态”。既然蒋已有所“表示”,那么不难解释史迪威为何觉得宋美龄和蒋麾下的将领改变了态度。

      虽然史迪威对这些让步感到异常振奋,很想抓住机会,但他仍然怀有某种顾虑,不知道自己的指挥权是否得到落实,他需要找到其他证据来证明。是年4月1日,蒋再次接见史迪威听取其在缅甸作战的报告及讨论改编美国空军志愿队等问题,其间宋美龄也在座。史迪威开始寻找机会。他一开始就向蒋发难,称所指挥的第五军和第六军,本有三次可以发动反攻机会,但都白白错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所得权限未足”。宋美龄于是反问该师为何不遵命进攻,孰料史迪威没有领会言下之意,抱怨此军无意进攻,总以“敌方有坦克大炮”、“占取战略优势”等各式理由加以解释。史迪威同时还讲了另外一件事以作证明,他所指挥的第二百师遭受敌方猛攻,由于蒋命该师不得擅撤,因此他当即命令第二十二师向敌人展开正面进攻,一则可以切断敌军撤退的后路,再则可同时解第二百师之围。为此他特别派员进驻第二十二师总部,并亲带随员赴该师师部督战。但原本命令于清晨6时开始攻击,却除寥寥枪声外,军队没有任何动作。史迪威为此要求免去中国远征军司令的职务,他似乎没有弄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蒋虽表态,若真有其事,当按军法处分,但不过是轻描淡写,应付了事。随后,蒋第一次向史迪威询问对杜聿明的看法,史迪威最初并未正面答复,只是老生常谈,说自己是外国人,而中国军官才最深知自己部队。在宋美龄的诱导下,史迪威向蒋参了一本,称杜聿明没有正当理由却不遵其意旨,他还挖苦道“或者以为本人权力只限于建议,而非命令”。蒋不但没有批评杜聿明半句,反而为其辩解,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对外国人的歧视,而与指挥官的习惯或倾向有关,一般而言“只指示某种军事行动之目的,至如何达成此目的之方法”,只需由具体人员自行决定。如果是其他人也罢,但蒋自己就事必躬亲,绝对不会只谈目标而不拘于行动方式,拿此话搪塞史迪威,也道出了另一层含义。

      史迪威之前还认为杜聿明和他站在统一战线。也就在这次谈话的前几日,他虽认为中国军队对其军事行动不够配合,但对杜聿明等人仍报以肯定:“第五军的)杜[聿明]没什么问题。他在战术问题上十分严肃。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第六军的)甘[丽初]看来也没什么问题。在一次长谈之后,林(注:林蔚)和萧(注:另一名中国军官)都同意我们应当在东吁进行战斗,商震也同意了。唯一的麻烦在最高层。我对中国人认可我的方式感到惊奇。”这和他向蒋介石所申诉的“下属中国军队不听他指令”还有所区别。既然以上涉及缅甸战场的中国军队都对史迪威的战术无疑义,如何能在短短几天内改变他们对史迪威的看法,史迪威认为只有一个答案,也就是蒋。他显然颠倒了整个事件的发生顺序,杜聿明等无论对他持何种态度都以蒋的意志为转移,史迪威本末倒置的认识对他而言实在是致命一击。他在下令中国军队进攻后,随即赶赴英军司令部,请求英军“不独勿退,且应立即反攻”,但中国军队的按兵不动出乎他意料之外,这已经把他摆在一个言而无信的尴尬境地。

      事已至此,史迪威唯有使出以退为进的招数。他先是表示既然已有英军指挥在缅全部军事,而中国部队也包括其中,那么就没有必要“再令一第三国人指挥在缅中国部队”,后又要求调任改为“在缅甸或在他处组织训练三师兵力”,待训练完毕后再与目前还在印度正组织中的美国空军第十军协同作战,至于现在,因“不知其反响如何”“不敢令该项美国空军与第五、第六军合作”。

      他此举并非决意辞职,而是给蒋发出信号,如果中方刁难或取缔史迪威,那么受直接影响的,只会是中国自己,借美国对蒋加以威胁。

      表面看来,是史迪威在向蒋诉苦,而等待蒋做出公平决断。但事实上,蒋对史迪威动不动就搬出“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这一套早已不买账。史迪威所申诉的中国军队甚至下属中国军官都不听从其命令,蒋只以“改变习惯与方法”队后面的就是蒋本人,如果要挑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地位,迫其做出让步,那么就要付出相应代价。史迪威非但没有理解中国人的处事方式,反而火上浇油,对蒋施以还击。如此一来,双方裂缝只会继续增大,而无一点弥补的趋势。

      再回过头来看这段中国军队拒不执行命令的全过程,蛛丝马迹尽显眼前。史迪威曾在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下“蒋介石改变了主意”的话语,在3月23日一天内,史迪威接连收到了三封蒋发来的电文。蒋在电文中用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词句(9点钟的那封电报中说:“运用你的判断力,让他们灵魂出窍。”)令他打消了蒋的“反复无常”,担心进攻会被取消的念头。杜聿明还向史迪威保证,可以实施“我们”的计划了。史迪威显然相信了,他将其比喻为“种子显然已扎下了根”,而此时蒋曾暗示他将第二十二师部署在东敦枝(注:现缅甸东枝),但他置之不理。下属中国军队无疑只听命于蒋,其幕后推手自然是蒋。英国军队状况极多,史迪威以中国军队进攻而非保守驻扎,在蒋看来根本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愚蠢行为。介于美国压力,蒋只得表面敷衍,实则已经设下圈套。史迪威果然像魏德迈所评价的,不谙人情世故,轻易中计。值得一提的是,蒋此时还没有撤换他的念头,充其量只是给个教训而已。

      实际上,蒋也并非完全没有提醒过史迪威。3月下旬,史迪威曾受到过其接见,蒋虽明确告知“史迪威可以指挥第五军和第六军”,但重复告诫他第五军和第六军如何如何重要以及以曼德勒为主的守备战,但史迪威只沉浸在蒋让步的兴奋之中,全然没有听进去。仅仅不到半个月时间,史迪威已感到有些不妙,当初他曾认为赞同他战略的中国军队的将领,居然改变主意不再听他的指示,甚至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在史迪威看来,中国军队的高级将官的态度转变和情绪起伏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摇摆不定”、“极其乐观”,进而“深深地陷入沮丧”,再进入对史的坚决反对,其中就包括杜聿明。当史驳斥了这些反对意见后,他们开始采取实际措施,譬如停止某一个团的调动,等要调动时已经为时太晚,又如干脆不下达命令或下达的命令含混不清,再如史迪威一旦催促,就直接告诉下级军官不去执行或者是假装采取行动,即使是这样公然违抗上司命令,他也无法处置他们。所有这一系列变化皆从“潮水般地涌来”的信件开始,这些信件大部分都是写给中国军官的,而直接给他的“从未超过半数”。尽管史迪威在日记中没有说明究竟是谁写的这些信,但“每封信都发出指示”,“这些信件对各种行动做出指示,因局势的微小变动而准备做出重大的变化”,蒋的让步读出其他内容,能仔细分析分析这些细枝末节,就会发现蒋曾经发出的或明或暗的提示,也许情况远不致如此。

      然而,史迪威就是史迪威,此次述职令他觉察到他对于蒋及所领导的中国军队越来越把握不住了,而蒋也坐视不理。上述迹象显示,蒋的耐心有限,他已经开始施以颜色了。

      (二)缅战失败,蒋、史矛盾激化

      述职过后,史迪威怨气十足,他称中国军队将领“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大骂他们是“寄生虫和献媚之徒”,然而对蒋,他却只埋怨这位“大老板”“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错”、“情绪不稳定”,相形之下,客气很多。即便已经被蒋将了一军,但史迪威仍然认为要对蒋“讲出实情,然后去干”,可见他依然认为问题的重心在于隶属中国军队而不在于蒋,为能获得蒋的信任,他仍然要坚持自己一贯的做法,没有丝毫收敛。

      从另一方面来看,史迪威的日记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其一是他不分轻重的轻浮作风。他给他所有的上级都取了带有嘲讽意味的绰号,甚至罗斯福也被他奚落为“橡皮脚”,而罗斯福的私人代表霍浦金斯被他描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侏儒式的家伙”。他来到中国后,又给蒋取名为“花生米”,称宋美龄为“皇后夫人”。

      在史的日记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史迪威的评议。从被他取绰号的对象以及所取的绰号中,可以发现史迪威内心颇有些狂妄自大,他这种偏激的情绪一旦在中国满溢,必然会被认为是带有其他色彩,引来不少麻烦。其二,他认为蒋的情绪不稳定,实际上他甚至更加反复无常。他可以对诸如杜聿明等将官高度赞誉,也可以因为他们反对执行命令而破口大骂,其言行举止非常粗暴极端。其三,粗线条的思考结构。他只在乎他所谓的战略、战术能否实行,却不顾及如果中国军队被其他人指挥而因此面临实力损耗的危机,蒋会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从某种意义而言,他实在有些低估了蒋。

      1942年4月2日,即在史迪威述职后的第二天,蒋介石亲临现场,明确地告诉部下他们归史指挥,实质只是走走形式,但头天还怒气冲冲的他就已经一扫阴云,将其称为“重大的胜利”,甚至还赞扬起蒋是“宽宏大量的”,足见其情绪波动极大。此后,蒋又于4月6日在英军总司令魏菲尔见证下,宣告由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4月7日,蒋又再次强调史迪威在缅甸战场的领导权,并赋予他与英军交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利。

      蒋甚至同意了史迪威所谓保住根据地和战略物资,打一场防御战的主张。蒋的这一系列举动让史充满成就感。

      但此举绝不是对史迪威的让步,这与即将发生的缅甸战局有极为密切的关联。4月28日,宋子文在给蒋的电文中说明,如若缅战不利,那么将降低中国国际地位,影响租借案及其他在美工作的开展。

      宋希望能告知战事不利的各重要因素,如“联军不能统一指挥”、“无空军掩护”、“缺少重炮及唐克车(注:坦克)”、“运输困难给养不足”、“缅人倾向日敌”等,并认为在此关键时刻史迪威“亲历其境,利害相阅,所知当更透彻,此事必能与我合作,设法使联合国明了真象”。

      况下,再与美军的当事者史迪威交恶,而将其送上战场,则可由史迪威之口向美国传达战事不利的种种因素。在此情况下,授以史迪威全权,把他推上战场,更可避免留给美国口实,以至于日后严重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从而使已经非常困难的军事援助再度缩水。利益权衡之下,蒋自然会调整策略。

      同年4月至5月,日军加大了对缅甸的攻势,还未等史迪威集结中国军队的战略见效,日本已在增加军援,大大打击了已对日军丧失斗志的英国军队。盟军的气势遭到打压后,中国在缅军队成为战场上盟军的主力,战争形势却已急转直下。史迪威希望中国能够增加后援以便撤退,但蒋已不可能在中国军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继续投入任何战略物资。此时的日军已经占领腊戍,这意味着史指挥的部队撤回中国的路线已被切断。这样的打击于史、蒋是双重的,却绝无任何团结意义,虽然蒋仍因美国而极力维持与史迪威的互动,但他一度按捺的情绪也将逐渐无法掩饰。

      同年5月3日,蒋在出席第三、第四次参谋长会议及第四次军事教育会议时,作名为《国军入缅作战和决心与我全军对世界演变应有之认识和准备》的演讲,其中详细地汇报了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的情形,但蒋并没有在该演讲中讲到与盟军配合不当的部分。文中提到,“这一次我们为援助盟邦作战,首先开入缅境的是第五、第六两军,每军各辖三师。后来增援入缅的部队,尚有六十六军之新编第三十八师全部”,阵容庞大、损失却也不少。蒋对此分析了原因,举具体例子说明:第一,“第二百师撤退之后,新编第二十二师增援上去,又和敌人苦战了十多天,然后转到平蛮那,依照原定计划,我们本预备在平蛮那附近,和敌人决战的;因为第九十六师在此地区已经部署妥当,正准备对北犯之敌,迎头痛击;但后来一方面因为右翼仁安羌方面英军被围,我们不能不派新三十八师前往救援”,这正是史迪威的战略部署,蒋原意只留驻守,但史执意要第二十二师反攻,这是蒋不指名对史迪威战略的大肆批评;第二,“左翼第六军方面,又被敌军第十八师团由同古绕道窜向毛奇、罗衣考各地,地形危急,因为这时我军左翼方面只有预备第五十五师在毛奇,而部队又是一营一营地分疏布防,加上该师因为缺乏战车、防御炮等重火器,战斗力自较薄弱。至于第四十九、第九十三两师,则完全配置在萨尔温江东岸,担任着泰国的防务”。蒋虽然将此次部署,归为受错误地图的影响,但这只不过是个借口。“因为盟军的关系”,使原本可以打赢的胜仗完全付诸东流,而蒋在4月初,已经将缅甸战场的指挥权“完全”授予了史迪威,如今兵败,责任就不在中国,虽未明言,但战略失误和英军配合不当的责任都已经明确指向目标——史迪威。

      即便如此,蒋仍于5月4日对宋子文交代,对美军部询问缅战后对史迪威之感想一事,只答复“对史参长始终信任与感慰”。蒋在史迪威事件上已作了很大让步,并没有将与史迪威的分歧与争执之事告知美国,甚至在任何场合上包括对史迪威本人和美国军方都保持一致口径。蒋曾要史迪威前往重庆会商,但史置若罔闻,蒋却还要对美军解释“至于派印人数预定为十万名,已由史之助手克罗伯起草,惟史最近期内恐不能来渝面商量”。而此举的目的在于,在罗斯福的训令下,史迪威还兼管“空军援华、中印空运、军货接济”,如果在此时任命发生变化,则极有可能带来连锁反应。

      缅甸溃败,直接导致蒋、史矛盾浮出水面。5月7日,美国遣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马格鲁德向重庆方面发来关于史迪威已前赴印度的报告,该报告中,有史迪威直接向美军方发来的电报。该电文称“一行约百人,现正徒步向和曼林前进,约五月十日可以到达,然后再自该地前赴英坊,吾等皆备有武器及粮食,可保无虞”,又称“中国军队将由此撤往印度,现部队已化整为零,由各小单位统率之,无须再以命令指挥,此电暂时或为最后之一电”。

      很明显,史迪威先斩后奏,在已经行动后,才发电报告知美方,又在美方已得知消息的情况下,才托马格鲁德“转告”蒋,他已经前往印度,“缅甸之形势已使彼无法再行运用此项部队……至于接待华军入印事,将由史将军与英方妥商之”,推说因接收蒋的电报而致使该电没有发出。这令蒋气愤不已,他当即批复:“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高统帅的地位,不承认蒋的上级指挥,无论是出于隶属关系还是赴印部队尚为中国军队,都应该先通知蒋。而史迪威在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向美汇报,等同于将两人不和的消息透露给美方,那么蒋一直以来苦心营造的“相处融洽”,彻底破局。在某种程度上,是史迪威自己招致了这场极大的麻烦。

      尽管同年5月,史迪威还通过同在印度的宋子文的代表向蒋转告几项意见:

      一、在中国境内为有效之利用租借案物品,须先整理军队之供应机关,及训练中国军队用新式武器。

      二、空运能力几有限,是以先尽力供给轰炸及驱逐队之需要。三、空中炮垒改为运输机(史视为太可惜)。

      四、美国驱逐队轰炸队已接命令加入中国战争。

      五、史反对英方借用原供中国飞机队之飞机,并已请军部官比较P-43更优之飞机。

      六、应整备中英夹攻缅甸,重开运输大道。七、蒋需要大运输机,抵渝后拨。

      其中不乏蒋一直希望如“每月供给中国三千五百吨军械”等重要援助,但蒋、史关系已遭重创。既然已经无法恢复原状,蒋也决定重新调整策略。他电告宋子文,称“自缅战失败以后,军心民气顿起动摇,封建势力激剧抬头,此种情势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险象,殊难言喻。如不告知罗总统,恐有负其平生,此心实有所不忍,然亦不顾直告,免扰其精神也”,为史的擅自行动敲响了警钟。

      6 月5日,蒋终于得以在重庆再次见到史迪威,并与之商谈关于如何安顿我国在印军队、组织中国战区参谋本部、中印航空以及中国战区组织空军之计划与恢复缅甸等问题。虽然亦有宋美龄作陪,但这次谈话却火药味十足。蒋、史谈话初始虽互相不满,但在言语上尚有克制,特别是蒋,而史迪威的表现则是较之以往,反驳的频率更加频繁。在经历过缅甸战场的失败之后,蒋对史迪威目无上级已相当反感。此次谈话之后,蒋甚至连表面上的信任也几近无法做到,恶化的裂缝由单方扩展到双边。

      在这次谈话中,蒋、史二人几乎已到“针锋相对”的地步。蒋在关于下属部队、卫生状况等具体问题上均和史迪威有明显的分歧,而同样的情况却没有发生在蒋与其他美国官员的谈话当中。这次的会谈在史迪威的日记也有记载:“与蒋介石谈这谈那。第五军将留在印度。我保留指挥权,因为这样做对中国人便利一些,他们用不着和英国人打交道。杜聿明将留任(他的面子保住了,我的脸却丢了。)。他对英国人可能打回缅甸、抢占暹罗和西贡的说法报以嘲讽的笑声。‘什么?’他轻松地笑道,‘没有中国军队的支援,他们想都不敢想。’(主啊)他们还是老一套心理——飞机、坦克、步枪等等就能够赢得战争胜利。我有点激动,告诉他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出路是彻底重新整顿地面部队。蒋夫人跳起来,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说大元帅还要考虑到‘某些影响’,等等。我告诉她,对此我心里当然有数,但他对于站在他一边并支持他的美国所干出的小蠢事会使他失去一生中重大的机遇。”史在谈话中逞尽口舌之快,但并非蒋完全无招架之功,正是顾及和美国的合作他才再三忍让史迪威。

      就在这次会谈的当日,蒋立即从重庆致电宋子文,除正常的战区事务交代外,还特别提到对史迪威的态度。仅仅在一个月后,蒋当初对史迪威的“绝对信任”已荡然无存。蒋在当日电文中向宋子文通报了和史迪威商议的美国援助中国战区飞机等问题,双方协议对现驻印华军的第五军暂驻印度,仍为美国指挥,至于从前所定10万人之计划,以后再议。但谈到史迪威,蒋则意味深长地总结为“对史个人感想,此时不宜表示,以美国政府对我国十分诚意援助,非万不得已,更不宜对其所派人员有何表示也”。几日后,史迪威出乎意料地收到宋子文从华盛顿发来并由宋美龄转交的电报,就连史自己也对电报内容倍感惊异,因为在这封电报中宋子文对史迪威“大加恭维”,“似乎他们在美国都能够听到我所说的话”,并一反常态地“不希望我火急火燎地打电报催陆军部不断向中国提供物资”,他甚至暗示“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它所产生的某些作用也会显现出来”,他以为蒋已经败下阵来。

      宋子文似乎违背了蒋要求的“不宜对史迪威轻易表态”的原则,其主要原因在于1941年的德苏战争打响后,德国倾其兵力进攻苏联,如果苏联溃败,英、美则要允其开辟第二战场以救苏,因此英、美在本年不会对日采取主动攻击,在此危急时刻,只能请蒋对史迪威“万分忍耐”。这让蒋更加苦闷,他自称缅战失败以后,心理上对国际前途发生另一感想,即弱国参加国际战争,“不仅利未见而害先入”,而在其战场中国军人牺牲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与将来战后的胜果则难形成平衡。随后,他又感叹,相比东南亚,所幸中国“尚有一块立足之干净土地”,而其政府“亦未托呈于外国人以寄人篱下”,还存有“自立之道”。蒋之所以有这番慨叹,正是因为史迪威,他认为中国人讲求“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故不愿暴露人短”。但诸如史氏,则“因其为己关系而不能不损毁他人之信誉,甚至有碍于大局与其国家之宗旨,而亦不恤”,他同时表示从未见过如此“推诿罪过、逃避责任以图自保”的不负责任者,按惯例,应对其实行军事审判,但却因国际处境“不可为外人略露一点”。

      蒋对史迪威的态度已经到了要上军事法庭的地步了,但他如此纠结的心境,说明他也认同宋子文所谓顾全大局的说法。

      6 月16日,蒋收到了宋子文发回的与史汀生谈对史迪威看法的电文,对于蒋“以入缅华军归史指挥”的“空前之举”,史汀生察觉蒋氏夫妇的来信透露出对史迪威“无十分信任”的信息,因此认为“不能以对史个人感情为比例,如蒋以为史不适当,务请直言无隐,俾得更换其他将领”。有了此暗示以后,宋子文遂向蒋进言,“如史迪威确不能共事,不妨此时乘机直说。如鉴于马古德(注:即马格鲁)辈一般美军官之前例,恐仍换汤不换药”,进而建议蒋“似可表示对史迪威因甚信任,但对其见解当然不能事事俯从。如此,一方面不伤感情,一方面可留他日地步”,并称既然美国方面已将史迪威当做蒋的部属,蒋大可以“照部属指挥命令之,不必以上宾相待,但善为利用其地位,以推动美军部充量之接济”,接此电报后,蒋一贯以大局出发的忍辱负重的姿态,已渐进尾声。

      6月18日,蒋再次发电给宋子文,对史迪威已不再是“不宜表态”,而是详细地向宋子文描述了蒋眼中史迪威的种种恶行,其中主要包括:(1)“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与筹备进行”,而对维持中国战区至少的限度与其可能的方案均尚未着手;(2)“空军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彼等皆视为无足轻重”,似乎认为中国战区成败存亡皆无关其痛痒,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而史本人甚至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军人,为人处世“格格不入”;(3)直接导致缅战“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史迪威曾汇报罗卓英先行逃跑,但他自己“自缅甸退却之先”。当蒋命令史、罗至“密支那基地布置防务”时,罗奉命赶赴但“中途碰车出轨”折返,而史“竟自赴印度”,并擅令中国军队入印,此外未对蒋有“请示或直接报告”。于情于理,史之举动都出乎蒋意料之外。但不知是否担忧这是美国方面的某种试探,蒋仍然嘱咐宋子文“中、美国交与全其友邦荣誉计,实不愿多言,在美更不可略露此意,以其政府对我国协助之意义甚诚,不可令人对我有以怨报德之想也。故此时对马歇尔参谋长不必急于答复,将来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乎”。

      这是蒋对史迪威有史以来情绪最大的一次宣泄,从电文中来看,蒋在言辞之间竟然没有任何修饰,对史迪威的战略已表现出极度地不满,更将缅甸战场的溃败完全归结于史迪威的战略失策,而对其擅自赴印以及罗卓英溃逃一事的责任仍追究为史迪威,直接否认中国的军队实力并不是缅战失败的关键。当然,虽事已至此,蒋仍需考虑美国的因素,上述意见也暂时只能表达给宋子文以做参考。不过,蒋和史迪威谈话的空间则越来越狭窄了。

      蒋所面对的盟友是整个美国,而不是史迪威一人。蒋对其军事援助的需求已经远远压倒了其他一切,因此事态的演变最终发展为蒋、宋达成一致,暂时把对史迪威的恩怨放在次要地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上。

      此时的史迪威才惊觉,他在缅甸问题已“备受欺骗”,蒋“从未通过正式官方渠道”任命他为总司令,且蒋与杜聿明等人保持直接联系。他于是在6月19日在日记中曾有记载:

      ×××(注:一位中国将军)来了。我问他蒋介石是否会行动[进攻缅甸]。他说也许我能说服他——当然,其他人是办不到的。他反复说没有人敢告诉他什么不好的消息。“何应钦是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但却不敢告诉大元帅任何不好的消息。”我问他大元帅是否真的焦虑。他说他认为“在内心里”是的,但却装出一副全局在握的样子。

      蒋介石是怎样看待我的呢?我认为他意识到我告诉他的是真实情况,但到目前为止他对此不屑一顾。我成为他逃避英国人的便利工具。他认为给我下一道命令(你不是我的参谋长吗?)他就能够利用美国的每一件物资和每一支部队。他知道我对中国怀有友情,并希望我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中国人一边;我是美国援助的可见标志。

      ……

      他对答复我的备忘录毫不上心。他不肯对中国军队进行整顿。现在的问题是,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史迪威认为,蒋对美国及自己的态度转变完全依靠中国当前的国情。换言之,蒋表面上是中国战区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上因将战争取胜的关键放在美国军事援助上,他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蒋是在“硬撑”,家族财团和美国的关系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但这并不阻碍蒋个人对史迪威的厌恶,史以往对蒋频繁给中国下属来信颇感不满,但在蒋以“蠢事”和“蠢笨”加以斥责,“我常常晚上躺在床上,想着他们会做什么蠢事。……但他们如此愚笨,如果你不告诫他们,他们还是会做出许多蠢事来”之后,史迪威开始在对话当中嗅到火药味。

      然而,蒋、史的矛盾还不仅仅源于私人恩怨,重点还是在美国给予中国的“军援”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蒋所要求的美国军事援助因未能按其计划实施,再加之史迪威的针锋相对,更加困难重重,使原本看似只是蒋、史之间的摩擦上升成为蒋和美国的矛盾,而使矛盾的直接表面化的,正是军援问题。

      同年6月,美国曾答应蒋的军事援助并未如期完成,这使在华的史迪威认为自己是美援问题上的“直接受害者”,也就是说,蒋把对美国无法撒出的怒气直接发泄在其身上。26日,史将此消息告诉蒋,当即引来蒋的质问。蒋认为罗斯福曾向他保证派第十航空队前往中国,“为什么不通知他就把其中的一部分飞机拨走了?”宋美龄、宋子文都相继与史迪威的通话,亦证实了这一点。史此前曾说过类似“不能使用100架以上的运输机”、“不需要四引擎轰炸机”的话,因此陆军部并没有运送上述物资。史迪威向宋美龄一方面要保证他会告诉美陆军部,另一方面又要说明实际如汽油和机场的困难。史迪威同时也意识到,他很有可能已经成为陆军部的替罪羊,重演缅甸战场上于中、于英都得罪的戏码。

      “遇到麻烦,就找史迪威算账”,不幸被他自己言中,事态的严重性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美国方面的想法也似乎预示着蒋、史之争的胜负。罗斯福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赋予史另一层使命,“等于军事责任之外,尚有外交责任”,暗示不希望史迪威搞垮中美关系。7月1日,史迪威出席了由宋美龄、周至柔、毛邦初、陈纳德等人出席的会议,此次会议主要关于美国对华的航空援助,但气氛已不融洽。中方认为,宋子文可以在美国施加压力,但史迪威也必须行动起来。中方商讨了所需要的飞机型号(如P-51、P-47、P-38型飞机),但“完全忽视了轰炸机、弹药、汽油的有限库存”。宋美龄直接告诉史迪威“怎样办到那是你的事”。当宋美龄告诉史迪威她将访美一事后,史大发感慨,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中国有一位朋友——美国,一位非常慷慨的朋友。由于我们对意外发生的危机准备不足,中国人就攻击我们不多做些事情。他们带着威胁和职责离去,得到了总统和参谋长的道歉。现在,他们又由于重轰炸机调往埃及而大发雷霆,提出了“三项最低要求”——派3个美军师去印度,500架战斗机和每月5000吨物资[经过驼峰]。都是从8月底开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如此愚蠢,以为我们会答应。另一种可能采取的方法是他们将“作出其他安排”。“中国没有外援无法再打下去。”“亲日活动十分活跃。”他们试图吓唬我们。我认为他们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统的回答是正确而庄严的,没有承诺任何事。

      史迪威的“一家之言”正说明上述问题,蒋对美国所需求的和史迪威认为美国可能援助的范围显然存在明显分歧。蒋所期待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遭到美国的拒绝,这并非史迪威所能掌控的,站在史迪威背后的正是罗斯福,甚至是美国的利益。

      7月30日,宋子文向蒋提议如果对史迪威不满可直接告诉居里,居里必将此消息转告给罗斯福,避免史迪威以概之二人矛盾的一面之词上报。这与宋子文的个人喜恶并无关联,奥妙在于美国军部风闻蒋对史迪威不满,“反使参谋本部不能不注意中国要求,促现加紧援华之事实”,而蒋之前要求供给空军的500架战斗机竟因此也列入讨论计划。关于500架飞机一事,宋美龄曾想得到史迪威的帮助,但史拒绝做“在一切事情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傀儡”,没有答应。

      史迪威曾向宋美龄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物资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

      但相反他也承认自己在中国战区是“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承担起不利后果的责任”。虽前后矛盾,但也不乏确有其事。蒋因此非常明显地欲告诉史迪威两件事:无论他对缅甸战场的指挥权限有多大,都只能隶属于蒋的管辖范围之下,中国军队的训练方式本身就和训练西方军队有所区别,如若在这种情况下还执意将中国军队交由史迪威显然是不可行的;再则,蒋认为除史迪威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国提供给中国所需的大量军备武器。换言之,蒋对美国军援的重视程度远远胜过对史迪威。

      较之其他,蒋对美国的支持基本定义为“军事援助”,而现在美国执意不肯在此问题上松手,着实让蒋头疼。此时的史迪威更摆出一副不受蒋摆布的姿态,强调自己不仅是蒋的“下属”,更是维护美国利益的先锋。中美关系在此阶段遭遇第一次正面交锋,但却仍因战时局势仍需维持,只能转移至史迪威和蒋的冲突之上。蒋认为从程序上史迪威是他的下级,且指挥着中国军队,自然应听令于蒋,而美国军援一直以来都是蒋一再对史忍耐的重要制约因素,如果失去这一约束,则另当别论了。

      在这场交锋中,原本可以充当缓和作用的宋美龄也因飞机问题而和史迪威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吵。

      这让蒋、史的矛盾更加直接暴露出来,缓和地带的丧失,再加之美国是否能够以大动作来明确表态支持史迪威尚且还是未知数,都令其在华地位岌岌可危。而史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认为如双方已不信任,充其量是他自己辞职回国。此估计似乎显得过于简单,史能否回国,他本人已无法主宰。中美因军事援助而起,又以史迪威而发的新一轮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

      (三)蒋介石与史迪威背后的罗斯福

      美国军方已经得知蒋、史之间的摩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此加以利用。6月12日之前,宋子文曾质问美空军参谋长关于中印空运锐减一事,对方推托是史迪威的责任,并向华盛顿方面称史亦是蒋的参谋长,因此诸事也听蒋的命令,更加深中、美在此问题上的误会。宋子文认为史是“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更请蒋明确告知对史的感想或与史商洽之前宋子文多次发回的各类问题,原因是“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梯威(注:史迪威)商承蒋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显然,宋担心蒋如果已对史有看法而美方尚佯装不知情的话,史迪威的行动很可能会继续被美军方作为借口,对中、美关系影响极为不利。

      7 月8日,史迪威曾和蒋有过一次会谈。史用昆明备忘录、整编和预算等问题轮番“轰炸”蒋介石,但蒋仍一一予以答复。在座的宋美龄认为史把整个参谋部的责任都推给了蒋。史迪威在日记中清晰地记载了美国方面“也许其态度会有所变化”,但他“天真”地将这样的细微变化作为迫使蒋改革的动力,称“要是这样,我也许可以迫使蒋介石行动起来,并着手制订一项改革和训练的计划”。也就是说,史迪威仍在追求对中国军队的整编改革,并寄望于此,能令蒋减少对美军事援助的狮子大开口。事实上,蒋对史迪威关于中国军队几次进言改革早有疑心,而疑心则会导致以下后果:以史迪威为棋子,就军援问题和美国暗地冲突,史迪威则是此次外交较量的焦点,史迪威是否还能继续完成使命,则标志着中美双方究竟鹿死谁手,问题当然是具连带性质的。史迪威的去留,也直接关系着美国对华的军事援助是否继续进行,如若史迪威被换,军事援助将不可能仍维持原状,这是蒋所期待的,也使“史迪威事件”更加复杂化。

      至于美国方面为何执意不肯增加对华的军事援助,史迪威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蒋高呼抗战,除打败日本可以“自己不费力而分享胜利成果”以外,另有一层含义,如抗战胜利,美国重心则会向太平洋转移,德国则对开辟第二战场无所顾忌,如此一来,和中共保持微妙关系的苏联就将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把实力消耗殆尽。这是蒋乐于看到的。而国民政府内部也暗藏危机。此时美国获得情报称,日本已向汪精卫提出妥协条件,即中国政府迁回南京,而由汪掌管北方,日本则控制广东、杭州和上海,将中国分南北而治。美国不愿在持续对蒋进行军援的同时,允许其暗度陈仓消剿迅速成长起来的八路军,又或者随波逐流,向日本妥协。史甚至认为无论战胜或战败,对蒋而言都有收获:如果战胜,蒋会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万一战败,蒋也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军援,建立了新的国际形象。“总之,把他从新的权位上拉下来比从现在的权位上拉下来将更加困难”。而当前问题的焦点仍是,蒋希望得到的物资美国没有给予相应供应。只要蒋一妥协,美国将立即抽走所有物资援助,包括巨额资金,而他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崩塌。因此,美国的顾虑在于“半途而废的懦夫是得不到支持的”。

      不过,美国在此问题上显得有些被动,罗斯福之前曾认为日本不可能长时间称霸东方,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强大而亲美的国家”。与此同时,他战略性地评价了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有五亿中国人站在我们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非常有用的。”在此基础上,美国不愿失去中国,却又要面临中国深不见底的军援要求,罗斯福一度想以此给中国一个教训。他显然不希望美国的军事援助及对华支持陷入被动的局面,于是不顾前车之鉴委派史迪威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

      基于这种顾虑,史迪威之后又曾多次觐见蒋介石,再三强调军队的训练远远比单纯意义上的军事援助来得更加切合实际。而事实是,史已经意识到一旦由他来训练军队,就能较之以往,使美国从根源上掌控中国军队的军权,而军事援助理所应当地由美国来分配,而不是直接落在蒋的手中,以移为其他的用途(此时美国怀疑大批美国援华的武器正被源源不断地运用到“剿共”的战场上)。自从出现史迪威告知蒋所谓援助的“最后通牒”后,罗斯福似乎对史迪威的支持变得不再低调,在态度上愈发显得强硬起来:

      7月18日 罗斯福回敬了他(注:蒋介石),告诉他根据法律,我是总统的代表,有着与参谋长不同的身份。蒋指责说我宣称:“作为总统代表,我有权监督和控制已经交付中国的租借物资,另一方面我却拒绝采购用于打击共同敌人的弹药。”7月25日 罗斯福的回答是庄严有力的,他支持我在每件事上都采取明确的立场。“因此显而易见,史迪威将军的全部职责,我重复一遍,不是接受你(注:蒋介石)的命令。”以上两则史迪威日记虽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但亦从另一侧面可看出罗斯福已表态支持。罗斯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赞成蒋执意在军援问题上纠缠,但他却鲜少出面,以期为事情的解决带来转机。尽管美国方面有此强硬表态,但就史迪威反馈回来的消息而言,蒋并没有因此而有实质上的退步。当他问及蒋是否曾同意改组军队时,他回答“他也许同意过”,再谈到指挥权问题,“他说完全是他亲自指挥——连何应钦也无法指挥嫡系(蒋介石的学生们)”。

      7月25日,蒋就史迪威问题接见了居里。他在谈话中告诉居里,史迪威所在的美国代表团来华的任务是“改进中国陆军,组织中国空军,俾助我增强作战之效能,并可减少美国派遣来华武装实力之数量”,是“从旁协助”而并非史迪威所理解的“全权指挥”。居里就此传达了罗斯福关于此事的处理。据居里所言,罗斯福溯述最初与宋子文达成协议,同意史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为蒋之参谋长,指挥缅甸战事,唯以蒋为中国战区总司令之资格,而为参谋长并非个人性质;而另一方面则系罗斯福的代表,监督与支配租借法案器材,同时亦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同盟国在中国的任何军事会议。史迪威以其为蒋参谋长的职务而言,自然应受蒋命令,指挥缅甸战事。不过,以其所居的双重身份来看,史只应将中国所提军事器材的要求转达华盛顿方面,当他认为需要时,亦可自动提出建议。

      换言之,居里为史迪威辩解,称其实际处于“转达中国要求”、“自动提出建议”两种任务之间,比如他曾以个人名义一再要求美军政部派遣美军三或五师赴印,并“扩大在华之美国武装实力”,但此次蒋所提出的飞机要求,他无法向美国政府建议。居里虽然也象征性地批评了史迪威身为美国军官,不应有“最后通牒”的措辞,但却并未详加解释为何史可以建议美国军队赴华,却又无法“转达中国要求”,其双重任务的根本标准究竟是什么,明显对其有所偏袒。

      此外,居里又拉宋子文下水,称蒋、史之所以有矛盾,宋须负相当责任。居里向蒋投诉宋子文私自扣押罗斯福关于史迪威的重要信件,同时又举例说明,称史迪威曾在5月中接到宋子文的电文,其内容称史“颇受华盛顿方面之重视,凡其建议皆可得当局之首肯”,但史“深感此电用意”,是“在以不能获得美国器材之责任,完全加诸其身”。前文已经叙述了宋因国际形势顾虑美国,因此专程致电史迪威,却被居里牵强地说成“宋部长此种委卸责任之外交手腕,实为史将军所不选”。居里与宋子文素传不和,而此前居里决定来华一事宋子文也并不赞成,因此居里很有可能将责任再推卸到宋的身上,以分散蒋的注意力。为顾全大局,蒋还一度劝告宋子文切勿纠缠在与居里的个人恩怨中。蒋为此事还专门致电宋,反复强调“其关于个人之事为多,不肯阻制且才于兄有补益,凡于公务与兄有关者,必先商承于兄,决不妨碍公务”,并告诫宋“此公私之间不宜混淆不分”。

      蒋甚至曾替宋拟好转罗斯福的电报内容为“阁下派居里先生来华至为欢迎,望早日起程以慰想念”,极力想避免在“史迪威事件”上再生枝节。从“蒋介石档案”等相关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宋子文曾与史迪威有过交恶的阶段,亦谈不上利益冲突,反而因居里从中挑衅,使宋在更撤史迪威一事上与蒋存有分歧。

      宋子文显然不是导致“史迪威事件”的根本因素,而居里的言论,不排除模糊蒋、史矛盾焦点的嫌疑,此举无疑使更多的人事牵涉其中。

      当然,除开中美就利益所展开的明争暗斗,史迪威和蒋各自对彼此的恶感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有这样一个高高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下属”显然令蒋分外恼火。而美国援华问题不但没有随这位“下属”的赴任而有所改善,情况反而比来时更糟。而史迪威认为自己并不是中国的傀儡,不是蒋要求美援源源不绝的传声筒。他对蒋绝望到了极点,甚至意识到自己已在中国战场毫无任何实权,但是否会因此而惨遭美国政府抛弃,却仍要看蒋介石和罗斯福斗争的结果。

      与史迪威相比,蒋的态度显得隐忍很多。但在是年7月25日和居里的谈话中,蒋虽认为盟国军事会议应服从罗斯福领导,认定其为“事实上之统帅”,对整体战略有最后决定权。这与“史迪威事件”却存在极大的区别,他仍毫不客气地指出:“史迪威将军地位责任与态度之含糊,实使余深感不快。”若他只是蒋参谋长的身份,则理应服从蒋的命令,但如果他是以罗斯福总统代表的资格,所取态度则又截然不同,“此实使余茫然不知以何等人物待遇之。如为余之参谋长,自应以部属视之,然为罗总统代表,则又应以上宾遇之,于此种错综问题未得明了解决以前,余实不知应如何接待史将军,故宁暂时不见为佳,惟史将军于其所得双重任务未能知其应取之态度,此点实为余敢断言者”。尽管强调蒋、史的问题症结是史迪威的双重身份和蒋的职权发生剧烈抵触,但蒋也暗示这一切都是在罗斯福的授权之下,得到了罗斯福的默许。假如罗斯福对史迪威不持支持态度,断不会发生史迪威再三以“美国军官不能完全听命于蒋”的嚣张态度对待原本是上司的蒋介石。蒋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史迪威,而是站在史迪威身后的罗斯福。

      “史迪威事件”的高层化,使蒋更不能轻易行动,唯有对美国先采取另一种策略,即表面应承美国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但实际上却以拖延战术一再应付美方。这样的战术最初竟能取得史迪威的信任,使这原本已升级的矛盾又拖一段时间。史迪威一直坚持的诸多事项,终于在当年9月有了结果。早已对史迪威不满的蒋,竟安排史在其官邸共进晚餐,在这次谈话中出乎意料地对史态度奇好,这让史近乎忘记之前二人剧烈的交锋。蒋其实在此前已令何应钦和史迪威进行了初步会谈,而一切也都出奇顺利。有关印度训练计划已经通过,向印度增派部队,蒋也同意,甚至允许史迪威挑选需要的人员。这对史迪威而言,似乎又像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他甚至认为蒋一改“阻挠和无休止的欺骗”的态度,觉得“事情的规律就是如此——你几个星期忧心忡忡,到处争斗,突然之间,一切全都明朗化了”。他认为蒋只要看到拉姆加尔的照片,就能得知真实的“事情的进展情况”,“我们在拼命帮助他,而他批准一下倒显得好像做出了巨大让步似的”。因此,中、美航空公司的合同也被批准了,由双方共同投资、各自承运,美国亦将监督中方,使运输全部用于支持战争。

      然而,即便在“形势明朗”的情况下,蒋应承美国由史迪威整编中国军队30个师的承诺仍未履行,史迪威为此曾几次试探,却未有任何进展。

      据史迪威日记记载,到9月27日华盛顿传来消息,“关于三点要求的答复终于来了。三项要求按比例压低了。265架战斗机,100架运输机,不派地面部队。物资吨位将达到5000吨”,这显然与蒋的需求相差甚远,双方此次的交手以美国的小胜暂告一段落。仅在几个月以后,蒋又再次致电罗斯福,请即加强援华空运以配合春季攻缅计划,称“惟吾方最大之困难,厥为空中运输”。美国的做法很明显,减少军事援助显然是为了促使蒋被迫接受史迪威的整编,这在美国看来希望所支援的是可战斗的军队,而对于蒋则意味着中国战场中国军权的瓦解与间接剥夺他在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权。

      史迪威似乎从美国政府尤其是来自罗斯福的支持中看到了“曙光”,又再次乐观地对未来进行预测,“如果中国行动起来,我们可以拥有一切”,而事情“看来很成功”。蒋即将再次接见他,到时他会提议“帮助训练,使部队满编,集中训练,提供装备”,等等。史以为他已经知道了“一些内幕”,故而对蒋能再度同意显得信心十足,因为中央政府对于战区管辖之下的部队,其态度不能过于随便。而每个战区都是10个军的兵力,史迪威也认为这些战区也属于30个师计划之列,所以其部队是“能够随意调遣”的。“毫无疑问”,看来“很有希望”,一旦着手这项计划,“他们就难以阻挡我们了”。

      事实上,史迪威所计划的“整编30个师”基本上已被蒋搁置下来了,而蒋也正在准备以史迪威为终结中美这场冲突的重要砝码。而史迪威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却仍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蒋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在史迪威看来却显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甚至认为蒋这位“独裁者遇到了许多麻烦”。据史观察,蒋“以为军事与政治职能不能分离”,所以“就把权力置于军事指挥官管理之下”,结果造成了“部下权力过大”,于是蒋试图用一年的时间“加强对他们的约束,但没有奏效”。为证明此问题,史特别举了蒋与薛岳的例子。他称,蒋曾有意“搞掉”薛岳,但如果他抽调薛岳的部队,薛则以“不能对地方安全负责,甚至可能有意让日本做出反应”为由进行威胁。此外,薛还“要部下去施加压力”致使“中央政府的各位官员会接二连三地收到抗议”,致使他们再向蒋施压,蒋“就停下来观望了”。史迪威似乎并不完全理解蒋的军政结构,认为蒋的“王牌是空军、炮兵和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进行训练的10个军”,而其余属下则会“联合起来施加压力”致使其“不敢采取有力行动”。这些对蒋及中国军队并不全面的看法使史迪威更加认定蒋“这个小傀儡”“没有意识到,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30个师的计划,创建一支独立的、有效的、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

      但史迪威所不知道的是,美国内部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以威尔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没有采取如史迪威一般激烈的态度。美国朝野极为相左的看法,对罗斯福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是否支持史迪威取决于是否与保护美国利益画上等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蒋就不只与史迪威产生矛盾,更是在挑战美国在亚洲的权威,同样史迪威也在挑战蒋的权威。罗斯福一旦在史迪威事件上松口,就等同于放任蒋。因此罗斯福需要在此事件上强硬表态,但又不能直接与蒋发生矛盾。蒋也同样有此顾虑。如何能证明各自于彼此的战略重要性,而不再被对方仅仅当做是军事物资供应源或者是避免轴心国夹击的挡箭牌,蒋与罗斯福都需要一个既不能在战时真正伤害双方感情,但又能作有效证明的筹码,因为即使两国真有此矛盾,可以完全推托给该事件,于双方都有极大的转圜空间。史迪威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甚至他已经无权抽身,罗斯福与蒋介石正进行一场激烈的暗战。

      (四)美国让步,召回史迪威

      此外,英国很快成为“史迪威事件”中的关键因素,因为在缅甸战场溃败的另一大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根本就无心坚决抵抗,只采取消极措施。中英关系素来矛盾很多,当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时,史迪威率领的却是中国军队进行抵抗,战争失败,其责任归属必会引起严重争执。史迪威为此在日记中用极为粗鄙的语言大肆批判英国军队的消极作战:“英国人都是狗娘养大的,他决不会服从他们的命令。该死的英国人,他们撤出了仰光,却没有通知联络官(我曾告诉过他们,我们让联络官担负这一责任。)。[蒋说]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再进行战斗了,我不揣冒昧地提出,他们也许会战斗,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们也可以从中获益,而且他们还有坦克,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坦克,这很好,让他们的坦克支援我们。这些狗杂种还答应为我们的坦克和卡车提供汽油,结果什么也没给。”英国的消极抗战不仅激怒了同样参与的中、美两国,更在“史迪威事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尽管蒋、史矛盾由来已久,但一直维持着相应关系。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盟军开赴缅甸战场以来,英军始终采取拖延战术。如果此时蒋再不进攻的话,美国将面临既出枪又出人的双重损失。本已处于相对制衡状态的中、美两国,却因此必须重新调整各自在这场暗战中所处的位置。

      居里所叙述的“宋子文私自扣押罗斯福信件”一事,则使中美关系有了很大转机。蒋在与居里谈话后立即致电罗斯福要求核实此事,并已表示拟请辞中国战区总司令与取消中国战区,以作严正警告。宋子文立即面见罗斯福,称“该电仍取维持史迪威原函态度,为中美两国以后亲切合作之关系,及总统、蒋委员长之情感,故未便转呈”,罗以“友人相待”并未怪罪,反而以“总统百忙之中,对军部代拟此稿或未加细思”为由,为宋找了台阶下。尽管对史迪威职权的答复并未更改,但该电报事件说明蒋的威胁已经在起作用,中、美既要保持良好关系,就要在史迪威一事上留有商量余地。

      至于蒋在史迪威口中的“傀儡”等说法,几乎已成为史迪威个人的意见,他有心想让蒋交出军队由他驾驭的做法于1942年底终于初步见效。是年缅甸反攻战争开始,已让蒋在“史迪威事件”中又增加新的“筹码”,这正是和中国合作进攻缅甸的盟国“英国”,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起来。10月14日,情况按照史迪威所期望的发展,商震带来对缅进攻计划,传达蒋介石已把10到15个师改为15到20个师。与蒋共餐时,蒋又再补充,授予史在印度之全权,但务必严守军纪。

      而在缅甸战场的前期,或许因为英国的原因,也成为蒋和史迪威难得的契合点,至少与英国相比,中美关系还是显得更为牢靠一些。

      11月3日,蒋氏夫妇接见了史迪威,宋子文、商震均在座。史负责报告与英军代表魏菲尔开会的相关情况。结果,令史有“一系列的惊讶”,蒋重新部署战术,并亦对史的职权另有规划:

      (1)可以随时撤罗职(注:罗卓英)。

      (2)在做准备工作时,可以对长官部(各战区司令的办公部门)下命令。

      (3)指挥中国驻印军。

      除此以外,蒋将在云南一侧部署15个师,这还不包括印度支那边境上的防御力量,而对缅甸进攻的准备工作将于次年2月15日前完成。

      他还将为此配备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当史谈到“如果带兵有方、部队条件也好的话,15个师就足够了”时,宋美龄当即建议由史亲自挑选作战的师团和任命指挥将领,并得蒋的同意。而关于“指挥中国驻印部队”时,史迪威竟然疑惑是否要在魏菲尔管辖之下。这原本在他受命之前已经清楚地说明,此时提出,却并非忘记条款,而是对英军作战的某种质疑。从蒋所要求的“联合指挥”中也可发现,史迪威建议由蒋来指挥,或派他以蒋参谋长身份代替,但碍于英国都无法实现。蒋因此要求成立一个由英、美、中共同组成的参谋部,把史迪威放在前边,但仍因同样问题而遭到否定。不过,蒋要求“海空控制权一定要有保证”,否则他就不行动。史迪威推测,这很有可能是美国已和宋子文有所沟通,这使中方经过详细讨论,同意达成他包括撤换罗卓英在内的其他要求,这是“向前迈出的最大的一步”。

      在史迪威提出的若干点建议中,蒋几乎没有进行反驳,甚至还拟再派一个师去印度,但史建议英国或许会拒绝而暂时作罢,局势得到相应的缓和。而这时依然没有达到蒋所预定的计划的美国军事援助,因为英国的介入,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史迪威在给其妻子的信中形象地将其描述为“花生米和我上了同一只木筏,共享一块三明治,而救援船却在调头离去。他们在别处搭救同我们一样的小人物,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得径直前进,发扬我们的个性,依靠我给予我自己的小额资本继续干下去”。

      对于英国,史迪威一向不存好感,他诙谐而无奈地表示“如果我祖父那边的人(注:英国人)能全心全意地合作,那就只有好处”,尽管他对英国和“对‘花生米’的人一样头疼”,并称“这是有史以来所发明出的最烦人的职务”,但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不断改变方向。这个方向中包括了对蒋态度的某些转变,他感觉“花生米的那帮人越来越友好。我甚至觉得他们令人起敬,当然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他们开始考虑也许我们有些道理。几个月前的讨厌家伙改变了主意,现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

      几个月后,英国在缅甸战场上的表现依旧不见任何起色。这正是史迪威所担心的,但更令他没有意料到的是,这成为该事件的另一条导火线。英军的行为,对于已有过多次经历的蒋而言,并不算陌生。1941年4月15日,蒋致电在伦敦的驻英大使郭泰祺,他认为苏、日于是年签订友好条约后,日本必会南进,这就必须使中、英军事合作有另一实质性的协定。蒋同时表示,英国若按以往惯例,待日本攻占新加坡后再实行军事合作的话,中国就要因此背负上单方面的抗日义务,并不合情理。基于上述考虑,他坚持要将新加坡与昆明并列,无论日本先攻新加坡或先攻昆明,中、英双方“皆可应由此为合作实施之起点”。如果日本先攻昆明,而英国空军尚不肯参加协助,待昆明失陷以后,日军直攻新加坡,则中、英战线将被日本隔绝而无从联系合作,如此一来,则“亦无合作可谈”。蒋还强调,须知日军进攻昆明,就是将下一个目标指向进攻新加坡,使中国部队无法向新加坡有“赴援之先着也”。丘吉尔虽然向蒋表示“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但却在实际上没有任何动作。

      1943年,英军代表魏菲尔向史迪威抱怨“一切都十分困难”,种种条件皆不尽如人意,譬如“后勤存在极大困难”,英方无法在雨季向士兵提供补给,又如“日本人有内陆公路网”,同时还质疑“中国远征军的行动能力”。实际上,英国所制定的冒险进攻方案中,比如迅速执行一系列从目标占领、控制,到空军对缅攻击,配合其地面部队以及突击,等等,参谋部,也就是中、美都完全不知道详情。英军还借机缩减部队,将原定7个师的方案减为3个师,并再三拖延,希望等到1943年11月之后“再做重大行动”。虽称“已命令准备那时的大规模攻势,用22个师进攻南缅和马来西亚”,但基本属于空谈。英国此举直接导致盟军参谋部气氛悲观,为避免损耗,英甚至“故意设置障碍”,在提供物资援助时,又“歪曲铁路、公路的运输能力”。史迪威对丘吉尔的“踢皮球”大加斥责,提及英国当初所承诺的1万吨的空运量,魏菲尔就连连声称各种困难,以作敷衍。而英国的消极作战引起了一系列连带反应,史迪威很快发现何应钦借口“时间短促,无法将部队重新组织和集结起来”而不愿在英军如此状态之下依旧积极作战,消耗兵力。环环相扣的矛盾,导致三方各怀鬼胎。本已暂时平息下来的“史迪威事件”又重新爆发。

      蒋也早就得知英方状况,遂与魏菲尔也有过相应座谈。蒋在谈话中将以往英对日采取的绥靖政策归结为“养虎为患”,认为中国对日本的了解远远超过英国。而英国战线最危急者为缅甸与马来西亚,在英、美海空军未能发动反攻以前,其重担将与同样抗日的中国陆地上之战线同等。蒋反复声明,中国是以同盟国之地位而作战,以平等国家之地位而作战,“非为求某种酬报或某种赠与而努力,乃为求自己利益在国境内之重建而奋斗”,暗驳丘吉尔将中国军队当做雇佣军,而完全不加以配合,强调“中国在何处作战,应以共同利益决定之。中国自准备考量英国之需要,然中国为自己利益而作战”,要求“英国应承认中国利益与英国利益当等量齐观”。

      蒋认为中国军队如在丘吉尔的“踢皮球”政策下还继续作战,对军队保存实力显得极不明智,而他也同时认识到如果中国军队保持不动,这对美国意味着何等的严峻。英国不愿意在缅甸战场上损伤兵力,却因此也成为中、美关系能否制衡的重要因素。史迪威很清楚蒋在缅甸战场上一再拖延的目的,蒋再三要求英国海军露面,但英国只用3个师而不是早期方案中的7个师,这就使整个计划大打折扣,甚至已经没有胜算的可能。既然如此,蒋也不准备枉费战斗力,但却使夹在参谋部中的史迪威开始成为众矢之的。英方到处诉苦,把同样对英怀有看法的史“看成一名疯子,一个到处添乱的捣乱鬼”。不管出任何问题,史迪威已经清楚他必将成为“替罪羊”,“而中国人和英国佬都想坚守不动,让美国人去扫掉日本人”。蒋如果在此时因为英国在缅甸战场上的表现,和美国就“史迪威事件”而再生隔膜的话,那么整个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将置美国于非常不利的险境之中。

      中、美合作关系表面看来仍在继续,在此期间罗斯福甚少表态,而蒋对现状似乎也比过去态度缓和不少。相较于英国对中国军队的漠视与美国对华的军事援助而言,史迪威和蒋的个人恩怨其实并没有什么分量可言。但与此同时,中国军方也渐渐对美国的军援不力微词不断。1943年以熊式辉为代表的中国军界开始对美国渐生不满。他认为“从各方面观察,中美军事上合作只完全由美方主宰,中国不能予以任何影响”,而美国军援实际的接济,目前“以至将来亦难有大量扩充之希望”,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供不应求、运输不便等等客观限制。反观美国本身的扩军,则在是年内提前扩编陆军多达三亿,装甲三十师“以充实收拾战局之最后力量”,对中国各需求却百般推诿。熊为此质问美方“现在如是,将来恐未必不为是者,则固别有原因为何?”他指责美国怀有“视中国为无足轻重”的错误心理,唯恐中国借吸收美援而“战时壮大,战后难于控制”,正是基于如此考虑,美国对其援助的尺度为“维持中国不致崩溃或和日本妥协为止”,并对此政策加以讽刺,成为“不时用黄金买赤血政策,而借之款以及作其他精神上之鼓励”,要求通过途径对美外交予以充分运用。而熊式辉所呈报美军的典型观点,正是史迪威一贯的主张。为扭转局势,熊认为应请宋子文针对目前局势对其交涉,达成三点,即“三亿美元的现金供给”,“滇缅路交通未恢复以前,每月最低限度空运数量之立即增加”以及“恢复缅甸之军事发动,必须从速,但必须美陆军之正式参加”。

      中国军方对提供大宗军援的美国态度已转为强硬。美国军方在亚洲反日战场上,究竟是依靠英国还是中国,这是罗斯福必须面临的选择。

      缓和与拖延都只是极为表面的现象,自从和居里有过几次谈话以后,蒋介石就已经初步确立了处理史迪威的大致方向。他在其反省录中写道“对史迪威事,虽时时强制自反”,但始终觉得愤懑不平,对帝国主义者“应争则争”,一直“以克己复礼为主”,反而被其认为“可欺”而“加以轻侮”。蒋已经开始计划如何在这场较量中争取胜算,“史迪威事件”也将明朗化。形势表明蒋的手上已握有一张隐藏的“王牌”,究竟能否取胜,或许可以从1943年1月8日的史迪威日记中窥之二三:

      “花生米”说他不会去打仗。“日本人将垂死抵抗。他们已有足够的准备时间。我们的供应线状况不佳。英国人的力量不够充足。我们冒着失败的危险。在缅甸遭受失败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联合的海陆行动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开展空中攻势,我管保其结果与所投入的力量相比要合算得多。”等等,等等。

      当然,到秋天日本人是不会打的。他们顶不了太多时间了。我们的供应线将已完善;英国人也将有“足够”的力量了。但这并不能保证他那时就比现在更愿意干点什么了。

      对英国佬来说,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正是他们所要得到的。现在他们可以撒手了,中国人也可以撒手了,让他妈的美国人去干去打吧。陈纳德哇哩哇啦的胡扯使我们陷入了困境;他一直在说个不停,现在他们会让他放手干了。

      根据史迪威上述日记分析,在整个棋局当中,蒋的对手并不是史迪威,也不完全是罗斯福,甚至还有丘吉尔。史迪威为此认为必须强硬起来,把蒋“束缚”住,使他“永远失去控制”,他因此还准备早前所说的“最后通牒”,即要陆军部“足够强硬”,以“退出”加以威胁,并卡住物资供应。史迪威甚至认为如果他们不够强硬,那么今后就将被蒋捏在“手心里了”。

      罗斯福不可能袖手旁观,而盟军在缅甸战场的作战,使蒋找到不只是撤换史迪威,甚至争取军援的机会。按照史迪威的说法,如果美军不再立即对蒋采取强硬措施,很可能就会被蒋利用亚洲战场,甚至太平洋战场上中国军队对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进行讨价还价,罗斯福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

      仅在两天以后,罗斯福回复蒋介石:“你为什么不等一等?我告诉过你我即将与丘吉尔进行协商。看在老天的份上,忍耐一下。”硬,是罗斯福在这一事件前从未有过的。究竟罗斯福让蒋等什么,史迪威在日记中并未特别说明。但在时隔一个月后,宋子文与史迪威的谈话却披露了一些线索,宋告诉史迪威,蒋“如不切实声明,英方恐借此拖延,至一万吨运输必为力争”等语,并谈及在加拿大的会议上,英军代表魏菲尔声明对“每月万吨之接济”存在种种困难,但英参谋长莫力斯却又保证“铁道及水运无论如何能追上空运力量”,为此英国方面还需要增加飞机场等一系列加强军援的措施。此外,宋子文还传达了蒋的意见,称对于滇缅战场蒋已有“负责表示”,“英方是否能同样努力”,显然蒋介石已针对英国的作战问题不断加码,而英国又将这种压力转嫁给了美国。罗斯福在1月已做表示,但至2月与史迪威赴加参会时,宋子文依旧贯彻对英施压的方针。罗斯福所谓的“与英国协商”并没有延缓蒋坚持英国增援的政策,这与之前与英相商必先问过美国的做法大有区别。一再要求英国增援一事,早已不只限于中、英关系,蒋以英国为筹码,对美国显然开始起作用了。

      有人将罗斯福的态度描绘为“变幻无常,翻云覆雨,时常表现得像只狐狸”,但这从某种程度上反而证明中国的战略地位与英国施加的压力使美国相当紧张,否则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然而,史迪威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仅仅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甚至在给其妻的信中提前预言了自己的命运,他称自己“已然倾全力,铲尽所有”,但他还只是“一个大傻瓜”,“代人受过挨责骂,被人逼迫遭敲诈”,而“现已力不从心,祸从天降厄运降临”。他觉得“受人蒙骗”,而欺骗他的人是“他们”,“他们狠狠鞭打他,他们弄虚作假”,暗指中、英两国军方。这令史迪威再不复从前,“又痛又瘸”,就连美国也没有坚定地和他保持同一立场,很有可能“弄来个替补的,让他来应付局面”。

      的确,牵涉在史迪威事件中的人物之众,案情之复杂,这让此时的史迪威已如履薄冰,他的任何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蒋有机会使用“王牌”的机会。是年1月24日,处于风口浪尖的史迪威还时常把训练中国军队挂在嘴边,除此之外,即使是蒋为史迪威祝贺授勋,史也没有讲蒋介石一句好话。很难使人相信史迪威对蒋及国民党的这些负面情绪仅仅只在其日记中流露,因为在几日后当史迪威再次与蒋见面时,蒋的态度似乎已全无授勋当日的状态,史讥讽他“酸得像醋。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而那句“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却一语道出真谛。

      矛盾仍然继续升级,而这次蒋、史之间的矛盾则更加公开和复杂。2月左右,史迪威参加了英军亦在列的新德里会议。会后,蒋表示对该会“很失望”,原因是美国军方没有应承他所提出的500架飞机,月运万吨的要求,而仅在1942年6月他才要求提供500架飞机以及月运5000吨,同时配供3个美军师。美方对这种无休止的需求已经感到“厌倦”。之后,不太懂察言观色的史迪威追问蒋“如果条件中包括有海军的支持,是否会于秋季发动进攻”,蒋当即大发雷霆,反问史:“难道没说过要打吗?”显而易见,蒋对史迪威的不满,已经因蒋掌握了某张“王牌”而开始发挥效应。史迪威所负责整编的军队严重缺员,原本允诺的一切征兵工作将于4月底开始,应于5月底补充完毕,但中方并没有彻底实施,致使总共缺员13.3万人,而随后蒋向罗斯福发电要求和自己观点相似的陈纳德回国汇报,尽管陈纳德对此毫不知情,但蒋也完全没有将史迪威考虑在回美的名单之中。史为此决定再找蒋,并已做好回国报告的准备。

      美国方面做出的反应,已经可以清楚地证实蒋的举动究竟是否有效。首先,罗斯福致马歇尔的电文中,谈及蒋时竟说“他]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要在几年内达到我们200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他不能苛求,不能强迫这样一个人承担义务,他仿佛是个部落酋长”,明显有所让步,语气间流露出的无奈与之前强硬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次,美国军方也对史迪威施加了一些压力,他们终于告诉史迪威,召回之事可以取消,但条件是,他必须去见蒋,声明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如果他有错误,也只是由于误解而非出于本意,向蒋表态,他是愿意充分合作的。与此同时,美方又称“如果此事可以成功地了结,他的地位会比以前稳固得多,他‘就会走运’”,对史迪威恩威并施。

      而在另一方面,英国又因美军供给没有达到其标准而威胁美国,此举显然对“史迪威事件”有直接影响。英国在缅甸战场的消极随后换来中、美两国不约而同的行动,但罗斯福对蒋介石已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史迪威在1943年5月参加华盛顿会议后详细地记录并分析了中、美关系在受到英国“挑拨”后的大范围波动:

      华盛顿。连续的退让证明,蒋介石认为只要喊上几声我们就会向他投降。情况正是这样,在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前,罗斯福已经决定要在中国尝试一下空中努力。这正中英国人的下怀,他们根本不想为了缅甸打仗。如果能哄骗我们在对日作战中首当其冲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中国而战呢?不管怎样,他们将在缔结和约的谈判桌上把缅甸拿回来。

      但英国人的勉强造成指令如此不明确,使得司令官可以决定他做什么。他可以赛完全局,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场。由于是韦维尔(注:即魏菲尔)指挥,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每次会议上他什么也提不出来,只会抱怨说事情不可能办到,没有希望,不切合实际。丘吉尔甚至也称其愚蠢。英国佬都想再等一年。在实兑惨败之后,日本人在缅甸的4个师就把他们吓死了。

      英国慑于日军的威力而止步不前,这在缅甸战场早已屡见不鲜,甚至主导了整个战场盟军的走向。连续多次的退让,正是英国对日本绥靖政策的充分体现。英国对缅甸战场毫不上心,并不代表它对缅甸没有任何利益驱动。丘吉尔的如意算盘是:英军在缅甸战场以拖延为主,让美、中部队冲在前头,当然权衡轻重,拉拢美国比与中国走得很近显得更加“有效”。美国最好以武器提供给中国,再由中国军队在缅甸拼杀,而最后则通过谈判由英国来掌控缅甸。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丘吉尔几乎用让“蒋介石及中国军队充当炮灰”这一招打动了罗斯福,而英军将官留给史迪威在战场无作为的印象也就并不出奇了。

      此时美国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像史迪威这样主张以地面战场进攻的意见并没有获得认同。相反,竟有意见赞成展开空中攻势,这与丘吉尔的计划不谋而合。当然,后者的出发点在于如使用地面部队,那么仍需英军,而改为空中攻势,这就变成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事,英国则可全身而退。在这次会议上,史迪威的观点不但没有得到采纳,反而暴露了和英国长期不睦一事,这对丘吉尔来说,应该是妨碍其计划进行的“绊脚石”。假如“史迪威事件”完全不谈英国之影响,则更加说不过去。而丘吉尔,甚至罗斯福一心要让中国军队成为缅甸战场的“主力”,却因此凸显出中国军队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无论是中国的军队在缅甸战场的作战能力还是和缅甸接壤的云南与日对决,美军都不得不依靠中国,更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和蒋介石反目。这让美国总统罗斯福进退两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反复犹豫,才使“史迪威事件”再起波澜。

      史迪威甚至有这样的念头,“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丘吉尔操纵了罗斯福”,他认为英国人对太平洋战争并不感兴趣,他们从未想过要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开来。如果能争取到罗斯福的认同,那么他们就真正找到了一个容易的办法以及“一条捷径”。美国并非不了解英国的动机与意图,但英国关乎欧、亚两个战场,如果在此时和英国交恶,其损失可能不会低于与中国的决裂。基于同样至为关键的战略考虑,罗斯福决定展开空中攻势,当他得知月运万吨存在操作难度时,立刻将运送物资调整到7000吨,并在7月实施,当中约占七成的运送物资都分配给空军,只留三成左右给地面部队。史迪威向来主张以陆军为主,而他认为空军充其量只能给日本“造成一些损失”,如果空袭失败还会弄巧成拙,连累地面部队,削弱其进攻能力,但罗斯福几乎没有让史有任何表述的机会,当然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另一方面,日军在亚洲战场形势日益严峻。但史迪威仍坚持认为,只加强空中攻势而不注重地面部队,必将使日本狗急跳墙,加大火力专攻陆地盟军,乃至直接进攻昆明或重庆,任意其中一项都可对中国形成致命打击。面对史迪威幸灾乐祸的态度,哪怕日本扩大战局,也无法使其搁置矛盾,而蒋也没有表露出对史意图放下纠葛暂时团结的迹象。相反,史在日记中对蒋关于“派遣人员前往印度”及“在索茜计划中承诺参谋长会议”丝毫未予履行而大呼上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史迪威对蒋的控权显得不屑一顾,他为此讥嘲“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然而,这却恰恰被他言中。

      当然,中国所在的泛太平洋战区其战略意义是否足以使美国为之让步,蒋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而检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蒋一再在美、英华盛顿会议已议定的“索茜计划”上拖延,但屈于来自美、英的压力,又不得不让步,同意以书面形式实施该计划。

      史迪威以胜利者的口吻对蒋进行一番评论后,宣布“7月12日,我通过了一个里程碑”,他称这一纸文字医好了他的烦恼,并使他产生了不尽的责任感。和过去蒋的每一个有计划的让步一样,史迪威的情绪又有了“彻底”的转变,所有不快全都抛之脑外,他再度认为“扯皮已经成为过去”,他不会再因蒋而被妨碍或是受惩罚。在他看来,这场以他为主角的事件即将落幕,因为他已经开始总结“在整整一年的争斗之后这是一种十分愉快的感觉”,并开始使用结论性的语言进行总结,称事情产生了转机,而美国“将最终跳出这条臭水沟”。

      事情的确发生了转机,但“究竟是谁会因为妨碍对方而受到惩罚”言之尚早,显然,蒋对其“筹码”的运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正在这时,“史迪威事件”则出现了新的转折,赫尔利受命罗斯福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使华,带来一项特殊使命,即“促进蒋与史迪威之间的有效而和谐之关系,协助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军队之协调指挥”。赫尔利的使华标志着罗斯福态度又一次发生了急剧转变,再加之赫本人对人缘外交十分信服,不太容易因为偏袒史迪威而完全忽视蒋在其中的重要意义。

      除滇缅战场使蒋意外获得英国作为对“史迪威事件”制衡的关键之外,史迪威竟然与蒋的“对手”中共走得很近,以至常常大发国民党昏腐的感慨,比如一次他在观看了苏联电影《战争一日》后就对比中、苏两国,对前者进行大肆批判。他将蒋政权下的中国称为“污秽之地”,而蒋以及国民政府则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干坏事的一群恶棍”,他斥责“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鄙视他们“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对于蒋政府,史迪威完全火力全开,他大骂中国当局“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而诸如蒋等“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此外,他对中国的国家现状也流露出极大的愤慨,“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贵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这使得美国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这些言论时常可在史的日记中看见,从史的性格来判断,他很难彻底掩饰对蒋政权的厌恶,这会为他带来更多的麻烦,因为他所表露的个人意识已和美国的基本原则不符。赫尔利尽管也曾对中共表现出同情,但在他使华之前已经和罗斯福达成共识,即“持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若以“推翻中华民国政府为目的”,那么美国将在支持国民政府的原则之下,不提供“企图毁灭此一政府的武装集团”以军备。而罗斯福也宣布,“租借法案之物资,绝不能用以装备中国共产党”,除非他们承认国民政府的地位,并接受蒋的领导。

      身兼蒋的参谋长,史迪威却掉转枪头和蒋闹起同室操戈,这无疑又提供给蒋另一个口实,使其在此事件中的位置愈加被动。如果没有这种种,试想蒋如何能向一再求援的靠山——美国强硬要求撤换自己不满意的高层军事将领?

      实际上,早在1942年7月,“史迪威事件”就曾有过其他的解决方案。仍驻美的宋子文在和罗斯福会面后,曾向蒋汇报过关于史迪威职权及去留问题,但并不是蒋所期待的理想模式。罗斯福当时的意见是,史既然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而同时他又为“美国驻渝租借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那么听命于美方也是情理之中。如果蒋觉得不便,则可将史迪威的职权进行切割,由两人来分别担任,其中一人负责参谋长职务,而美国代表一职,罗斯福意见是,因史迪威对蒋及中国“一向友好”“且熟悉中国情形”,仍由其留任。如此一来,仍是“换汤不换药”,如果史不担任参谋长之职,也就意味着他只需要向美国负责,完全不属蒋的管辖范围,这非但没有降职,反而是放权。史迪威必将借此公开与蒋对立,那么他也将完全掌握美国对华军援的权力。这对蒋而言,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下之策。为此,宋子文曾极力劝罗斯福对其职权进行重新分配。

      宋子文表示,在史迪威职权中“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因并无此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罗斯福因此再次让步,称“关于租借法案”一事,则由宋子文代表蒋,霍浦金斯代表罗本人在华盛顿共同解决,那么史迪威“事实上即专署参谋长地位”。虽有如此表态,但并未形成文字。宋子文仍希望能彻底解决此问题,即撤换史迪威,但罗斯福表面同意更换,但却以“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加以推托,实则却心口不一,根本不打算接受蒋的意见,撤回史迪威。也许由此时起,蒋已经坚定要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1944年蒋介石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已是时过境迁。他在致罗斯福的电文中强调中、美关系的合作决非其他国家可比,因此当初美国提议史迪威来华指挥中国军队的前提是在蒋的领导之下,蒋才接受此任命,并无任何踌躇之意。但如今的情况则与当初出入极大,蒋认为,史迪威已经完全不听召唤,如果他可能立即返回重庆指挥中国军队,倒亦无碍,那么蒋也就不必“召其速来就事”,“然此事与实际形势,如勉强为之,不惟阻碍发生,而且必于中美合作之前途,反生障碍。如此不仅有碍于史迪威个人事业之前途,而于中美合作之精神亦将受影响”。召史迪威返华,实际已是套话。蒋已经没有再要和史迪威共处一个战区的任何必要,他搬出史迪威只要在中国就必须接受蒋的领导,不过是为了封住美国的责问。为此蒋将其称之为“余实地之意见”,再三表示对于史迪威,他已是“小庙容不下大佛”,“此时立即实现余对我国军队对史之命令,能否切实执行,服从其指挥,毫无把握且亦不敢负责也”,明确将史迪威拒之门外。

      如前所叙,在这场矛盾冲突中,尽管树敌甚多,但史迪威将焦点只对准蒋,而蒋所面临的,却并非仅仅是史迪威个人,而是隐藏在史迪威背后的美、英两国。蒋、史矛盾由来已久,但中、美两国表面上一直维持着相应关系。自1943年中、英盟军开赴缅甸战场始,缘起丘吉尔令英军在缅甸采取拖延战术,美国认识到若此时英军不使全力,蒋必然也消极应对,就会使美方单独面临收拾缅甸战场的局面。美国不但要出枪、出钱,更要出人、出力。如丘吉尔在其中“踢皮球”推卸责任,导致蒋与罗斯福闹翻的话,整个太平洋战场则于美国不利。摆在罗斯福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亚洲反日战场究竟是依靠英国还是中国。蒋正是抓住此时罗斯福不可能和中国翻脸的时机,即直接致函罗斯福赶走史迪威,甚至有可能为其赢得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在这场角力中,不仅是蒋与史迪威的较量,亦是蒋与罗斯福、丘吉尔的较量,而一向对中国抱有偏见的丘吉尔,却始料未及地成为这场较量中蒋借用的筹码。

      1944年,这场表面以蒋介石、史迪威为对手,却涉及中、美、英三国参与的冲突,却渐至尾声。是年9月,赫尔利向蒋提交了下列提议:

      一、中美合作之最高目标,为促成所有在华军队之统一,以立即击溃日本解放中国;

      二、与中国合作,使其对苏及对英之关系,更臻密切协商调籍以支持中国之目标;

      三、在蒋指挥之下,统一一切军队;

      四、集中中国所有物质,以供作战之需要;五、拥护蒋统一政治之努力;

      六、提出现时及战后中国经济之计划;

      七、确定史迪威前线指挥之权限;

      八、确定史迪威为蒋之参谋长之权限;九、准备提出指挥系统表;

      十、讨论将来对华租借之管制。

      以上提议已清楚地表明了该事件以蒋的胜利收场,史迪威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深层的原因,却是美国不能在抗战的关键时刻抛弃蒋而另觅新途,反复纠缠在史迪威个人的问题因此搅乱整个大局,无疑是得不偿失的不智之举。美国此番的抛车保将,牺牲的必然只能是史迪威。

      无可否认,蒋介石和史迪威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史迪威无论在对中国军队的整编还是对战略物资的分配上,都和蒋处于南辕北辙的不同路线。据资料显示,“史迪威事件”中还涉及宋子文等宋氏家族成员为美国军贷的问题,但这皆不足以成为蒋直接向罗斯福要求替换史迪威的有力证据。

      居里曾将宋子文牵涉其中,如此一来,“史迪威事件”就变成是蒋、宋、史三人的个人矛盾,最终还可能导致蒋、宋就此“失和”,但关键在于其性质不过是私人恩怨,与美国军方,乃至其政府更是毫无关联。宋子文曾评价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至少他与蒋在对史迪威的某些看法上还保持了一致。

      而值得一提的是,宋却是史迪威在日记中没有取绰号或者破口大骂的少数几人之一,也就是说,史迪威和宋的接触并不多,而矛盾滋生的可能性与其影响程度也相应有限。“史迪威事件”也许会带来连锁后果而导致产生处理上的分歧,但它远远不是事件的本质,更不会因此改变事件的最终走向。

      本已在非常时期下对外交谨慎行之的蒋介石,如果仅仅以个人冲突而与史迪威甚至宋子文产生矛盾,未免显得不识大统,这与蒋“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战时外交宗旨亦并不吻合。因此,蒋对史迪威也曾有过忍让与包容。然而,诚如宋子文所言“一般客卿待遇过厚,往往失去戒惧之心”,史迪威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个性使然。在整个问题与事理的分析上,他显得有些“天真”,只能看到表面,而无法触及深层。史迪威并非对国民政府的“恩威兼施”毫不知情,也体会过蒋的“专横、顽固”,更明了蒋与“家族和财团关系密切”,甚至清楚其势力“盘根错节”,但他仍以为可以置身事外。而史迪威的情商为人所诟病,他并不“善解人意”,在缅甸溃败后擅作主张,在国民党军队中肆意批驳,却不知“隔墙有耳”。每当蒋与他针锋相对,他立即恼羞成怒,而如果稍有退让,则又转忧为喜,兴奋至极。他大概把美国理解成了蒋的“紧箍咒”,将与蒋的矛盾想象得过于简单,并未彻底料到美国会因战略利益而牺牲这颗棋子。当他仍陶醉于处于小小的上风或某个计划得以实施时,蒋早已展开相关部署,权衡利弊,向美国试探,看英国形势变化,务必能借打压史迪威之气焰而起到隔山打牛的多重功效。

      在此变化下,忍耐开始逐渐解除。当史迪威再堂而皇之、高高在上地顶撞,甚至公然拒不执行他在中国战区这位上司的命令时,蒋难免做出一系列联想。为何作为参谋长,却不听命于统帅命令?如此名不副实,背后则是强国对弱国的轻视。要其做统帅,总脱不了让中国军队冲锋陷阵作马前卒的牺牲,此乃“利未见而害先入而已”。执意要拿下史迪威,便成为蒋对美外交的另一种战略。蒋对“史迪威事件”的小惩大诫,更是透彻地体现了蒋与盟国的关系:既不能完全得罪,又实在无法忍受,唯有通过“暗斗”以争高下。表面看来,蒋、史冲突是源于蒋“不能放弃他的职位与工作”,而实际上,蒋最不能放弃的权力是与盟国的“平等”地位。尽管蒋在整个抗战时期都须仰仗英、美等盟国的支持,但蒋认为这应该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而史迪威的越权,正是触动了“不平等”对待中国的大忌。

      为此,史迪威事件绝非是蒋、史或者蒋、宋矛盾,更重要的是中、英、美三国利用该事件造成的一次盟友之间的暗战。介于形势与盟国身份,中、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决裂,因此必须以此事件,向对方证明自己希望对方能真正认同的地位,譬如美国希望能借“史迪威事件”高调表达出钱就有资格说话的权利,蒋介石则希望借撤换史迪威验证中国并非只是一味接受援助,其战略地位绝不容盟国低估。而蒋也同样利用此机会趁机施压英国,英国又作用于美国,形成三国互相制衡的局面。如果仅仅归结为个人矛盾,很难解释蒋如何能向自己的强大靠山——美国强硬要求撤换自己所不喜欢的将官,而美国又为何能在几经变化后同意。正因如此,蒋信奉“盖在谋国者,本爱国之至诚,洞瞩利害,深谋熟虑而决定之,不为任何浮言所摇动,亦不因一己私人之利害关系而变更其决心”。

      “史迪威事件”,实际上是在中、美盟国“平等”层面上,蒋介石与罗斯福的直接过招。蒋在“史迪威事件”中胜出,却并不是真要与英、美决裂,而是要求盟友“平等”对待中国,这点在蒋看来至关重要,而遣返史迪威同时也可以避免美国左派势力的蔓延。

      毕竟抗战还在继续,还需要中国,中国仍离不开外援,双方还有相互需要、利用的转圜空间。蒋介石也因此给美国上了一课,平等对待,这对于身为盟国的中国,绝对重要。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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