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开罗会议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8 浏览:加载中
  •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中、美、英三国把四大国宣言的战争目标具体化:“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陆、海、空诸方面加诸敌人”,坚持进行战争,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对中国抗战军民、对亚洲各国正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军民都是极大的鼓舞。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切肤之痛,一直梦寐以求恢复日本强行割占的土地,并为之不屈不挠地进行奋斗,如今,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得到庄严的国际保证,这对中国领土完整所具有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开罗会议是大战期间中国外交的最高峰。

      也许,“开罗会议”对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而言,和他们频繁出席的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波茨坦等会议一样,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原因是英、美首脑时常聚会讨论战争问题,而以此为内容的通信更是不胜枚举。但对于浴血奋战的中国国民政府而言,意义就非同寻常。因为,“开罗会议”既是蒋介石抗战时期唯一参加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也是象征中国被看做是平等盟国的“重要标志”。

      (一)签署四国宣言,参加开罗会议

      英、美、苏在对待“中国是否可以参会”问题上曾经分歧不断。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海军舰艇上举行了海上会议,此次会议以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而闻名。双方在该会议上还讨论了并未参会的苏联,由此反映了对待苏、中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苏联并没有参加此会,英、美唯恐苏联因战事吃紧而与德国单独媾和,因而特别对苏提供军事援助,但因军械产量远不能达到苏联要求,还深恐“苏联失望”而特地准备在莫斯科举行只有英、美、苏参加的军事会议(即莫斯科会议)“以示援助之决心,借以延宕时日”。而对中国则另当别论,英、美不但在海上会议不提中国,且不允许中国加入莫斯科会议。

      宋子文屡次就此事向美国朝野表示不满,但罗斯福却顾左右而言他,推说美国尚未到参战时机,苏联后来虽向蒋表态欢迎中国参加,但是否是推托或更深含义还尚未可知。

      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竟然如同英、美所讨论的泰国一样,根本不需也不具备资格出席大国之间的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形势得以迅速扭转。1943年6月7日,蒋曾致电给宋子文,要求与罗斯福见面,主要目的是就参加“莫斯科会议”事向罗斯福询问会否引起苏联的不快:

      对于罗总统拟约丘、史与余四人会谈,并愿先与余畅谈之提议,甚感纫。惟余觉在苏联与日本尚未公开决裂以前,余之参加会谈,是否将使史大林感觉不便。若果有此愿意,而目前为商讨战略,英、美、苏有提前会谈之必要时,似不可因待四人会谈而迟延。故余意或请美、英、苏三国领袖可先行会谈,至余个人甚愿与罗总统把晤倾谈,若届时有机会,请总统赐约,随时可趋教也。惟如罗总统以为此次会谈余有参加之必要,而无如以上之所述之顾虑,则中亦不敢坚辞。请照此意面见总统密为切商,并请以此意先商三妹,然后再达罗总统可也。

      从电文可看出,早期还要看各国眼色的中国在时隔两年之后,地位已有明显变化。罗斯福实际上已经试图邀请蒋介石参会,但蒋考虑到苏联的关系,故决定由三国先行会谈,再组织中国在内的四国会谈。美国在会谈之前先征求中国的意见,这在以往会议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参与国际性会议的日期也随着莫斯科会议逐渐变得现实起来。当然,蒋也忧虑四国相见存在的困难和阻力,尤其是苏联。中苏关系发展坎坷,在复交以后到抗战前夕这段时间才有所改变。复交后,国民政府既想苏联站在中国一方以抗衡日本,又不愿意立即与苏结盟导致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既想求助于苏联,但又唯恐苏联支持中共。

      尽管苏联已和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但较之中、美关系,中、苏始终无法顺利开展外交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前,蒋甚至希望借助德国和日本合攻的势头,重击遭遇险恶处境的苏联,他认为这对于苏联之前与日示好并离间德、日关系实在是极大的讽刺。中苏关系在经历过“中东路事件”后,虽然两国又于1932年恢复外交关系,但依旧因中共、对日立场、边界等诸多问题心存芥蒂,即使在抗战的紧急关头合作,还是和中美关系有所差别。

      抗战初期,中苏关系骤然升温。当这股热浪席卷而过逐渐平息下来时,潜藏的不稳定因素便开始活跃起来。这就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苏联停止对华援助后,开始冻结中苏关系,转而再寻英、美携手。

      但在此后不久,中国又因印度问题而与英国关系僵持不下,故而莫斯科会议是否要邀请蒋介石参加,也曾经是罗斯福的一个难题。就在莫斯科会议前,罗斯福和蒋介石两人之间就开会时间及开会地点,先后进行过多次磋商:1943年7月8日,蒋致电罗斯福建议会晤时间以九月以后为最适宜;7月21日,蒋又致电宋子文转告罗斯福,见面地点不宜在阿拉斯加;8月18日,宋子文向蒋汇报霍浦金斯询问其能否赴华盛顿与罗斯福晤商;10月28日,罗斯福致蒋告知会晤时间与地点,双方为这次见面都显得分外慎重。

      尽管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中国最终没能出席莫斯科会议,但在美国的力劝之下,英、苏最终同意中国成为宣言的签字国。美国政府认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已经作为四强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由美、英、苏三国在宣言问题上将其当面摒弃,那么就极有可能对太平洋战线的战事,乃至整体局势引起相当不利的反应。届时美国还将为“保持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而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做出种种调整,得不偿失。而此时宋美龄访美展开的对外宣传风潮仍旧在美国持续发挥效应,如果在该宣言中没有出现中国的名字,美国公众则会认为是美国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联手将中国推出盟国圈子,舆论因此受到的伤害、失望乃至分裂,都将使美国在这次会议后莫名受损。基于上述考虑,美国代表赫尔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公开表态,“对于中国形势,美国政府已经做了并正在做着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将中国从四国宣言中排除是不可思议的”。国际形势的需要固然是蒋介石及中国政府外交地位提升的最重要理由,但美国竟然能在一比二的情况下,说服英、苏接纳中国,更何况因印度问题,英国政府对中国并无好感,由此可见,美国的作用更加不可小觑。

      同年11月1日,罗斯福致电告知蒋介石,尽管他仍未接到斯大林是否出席会议的明确回答,但他与丘吉尔在波斯湾附近与其还有一次会晤,将再找机会与斯大林进行沟通。此外,罗斯福还提前邀请蒋于11月26日在开罗附近与丘吉尔及他本人晤面,并称“对于四强提议得获如此惊人之进展”感到欣慰,而其“排除艰难”、“奠其成功之基”者则非蒋、罗二人莫属。能受此殊荣,固然令蒋感到振奋,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向蒋发出了新的信号,美国需要中国和它保持同一立场,这正是蒋亟须且乐于看到的情景。蒋于次日立即复电,电文中无不充满对罗斯福的溢美之词,如“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又如“此举对于为未来世界之和平与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甚至对赫尔利在会议中的努力“深所感慰”,喜悦之情跃然纸上。最后在“庆幸”、“热烈之感忱”的气氛下,蒋欣然应允此次见面。

      随后,丘吉尔也以“主人”身份于11月11日致电蒋,正式邀请蒋参加于11月22日在开罗举行的盟国会议,并认为中国出席此一会议,关系重大。丘吉尔还在电文中表示,借三方相聚的良机“不仅得以相互认识,并得以共同商讨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敌人,获得完全之胜利”,而且还能“相互保证同盟国间将来各方面之合作,以促进其安全与繁荣”,并许诺在蒋居留开罗期间,将尽地主之谊,盛情款待。这与一年前因印度问题而针锋相对、态度强硬的丘吉尔显然判若两人。即便曾有不快,但蒋给丘吉尔的复电中仍然无法掩饰兴奋的心情,“余将以极愉快之心情,与阁下及罗斯福总统相会晤,从而充分交换联合作战之意见,并策进同盟国间战后有效与衷诚之合作”,他甚至相信时移事易,与丘吉尔晤叙后“中英两国之关系,必将更臻密切”。尽管丘吉尔也在电报中提到的“三方”实已透露苏联将不会出席此次会议,但蒋依旧显得信心十足,因为他所期待的盟国军事同盟正在以理想的方式构建。

      蒋为参加开罗会议作了十足的准备。他命令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负责准备开罗会议提出的草案,希望能一次性解决日本问题。同月,参事室向蒋呈递了有关开罗会议的报告。该报告基本延续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草案关于“参会国家应在事前协商定休战及议和相关条款”的几大原则,即“种族平等”、“国家及民族自决”、“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之条款”。

      该条款由军事、政治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军事方面包括“日本一切军舰与商船、飞机、军器以及作战物资应即听候联合国处置,其中一部分交还中国”,“日本应自其从‘九一八’事变起所占领中国及其他联合国地区撤退,其全部陆、海、空军部队在未撤退以前,日本应负责保存其占领地区内一切公私财产(包括交通运输制度在内),并不得加以毁坏”,“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等。

      除上述条例外,该报告特别说明为“保证本文件及和约各条款之切实施行”,日本所驻扎具体地点由同盟国指定。

      政治方面,则主要涉及日本对华的赔偿和归还问题,但并没有要求将所有中国被占领土全数归还中国。当中除旅顺、大连、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予中国外,其他都几乎与中国无关,如备有争议的琉球群岛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而中国境内的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竟然“无须交还中国”。

      “交还”二字本身就已经清楚表明隶属关系,但国民政府却在此问题上公然宣称此两条铁路可以不用归还中国,个中原因实在令人深思。南满、中东铁路本是中国东北的主要运输线路,将此两条交通“命脉”暴露在外,实际与苏联不无关联。中、苏关系颇为曲折,在几经起伏之后,双方已开始着手进行“共同需要”的战略考虑。蒋时常将“民主、独立”挂在嘴边,却在南满、中东铁路上有此一着,极有可能是在为此后和苏联达成某种协议做准备。从“开罗会议”后的“雅尔塔会议”,到抗战胜利前夕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实际以空泛的承诺从蒋的手中夺取了中国的东北权益,其中就已将南满、中东收入囊中。这或许就是要将此特别在开罗会议说明的主要原因。如此一来,再看条款中“日本应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不免让人唏嘘蒋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实在显得有些“双重标准”。

      此外,蒋之所以对“开罗会议”可达成的军事合作满怀期望,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作为盟国之一,已经在“解除侵略国家武装”上耗费了大部分精力,那么其余盟国就应该在“复兴战区,尤注重于被侵略国家之战区”与“维持和平”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出于上述想法,他将其军事战略的主要目标认定为运输与航空。首先,他希望同盟国能在1944年雨季之前,用陆、空、海军尽力打通缅华路线。该路线的开辟,可促使:(一)美国供给三批军队(每批三十个师)及装甲师需用器械;(二)照以前预定,美国仍维持其第十四航空队,并与其充分供给,继续作战;(三)空运路线应维持每月至少运入一万吨之数量等等。从战略考虑,蒋的计划是自广州、香港被日本占领后,美国派步兵十个师、装甲三个师及相当补充部队,从华南向华中、华北进攻;另成立中美联合军,由美国派司令官指挥本国军队,再派长途轰炸机来华,轰炸日本本土。就其军备补充,则盟军应于1944年8月协助中国空军,以达到“驱逐二大队、中型轰炸机一大队及侦察机、运输机各一中队”并维持“驱逐第三大队及轰炸机一大队”的规模,最后在人员配给上,则请求盟军协助训练,及提供医务人员。

      最后,他又设想美、英可能会在开罗会议上提出哪些问题,如美方集中在美援、中共问题;英方则可能提出西藏、香港问题等,就此做出应对预案。蒋所开出连篇累牍的详细清单,除部分系盟国协作以外,几乎全与美国有关,未免显得有些狮子大张口,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蒋对军事同盟的持久期盼与实质援助的热切渴望。

      依据蒋的设想,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制定出中方参加“开罗会议”的预案。该预案将蒋对盟国的军援要求浓缩为以下八点:

      1.加强美国驻华空军;

      2.协助中国建立空军;

      3.继续并扩大在美训练中国空军人员;

      4.加强航空运输供给中国军队所需要之军器;5.第一协助中、英先收复缅甸;

      6.其次协助中国反攻东南,收复空军基地;7.中国海军军官派赴美国海军参观;

      8.中国造舰人员派赴美国造舰实习;

      预案又再专门针对美国方面,制定了《战后中美经济合作方案》。该方案从“资金技术”、“交通事业”、“工厂建设”、“人才供给”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与其说是双方的“经济合作”,倒不如看做是中国预设美国军事援助的基本方案。中国希望美国能在“树立健全制度”的前提下,协助中国稳定货币,并在此基础上帮助中国恢复日本破坏的铁路、公路等公共设施。另外,美国负责提供中国资金、物资及技术,发展包括钢铁、炼油、机械、化工、电力在内的重工业生产,并供给中国各种技术人才,协助中国在美及在华培养技术人员等。在这份“经济合作方案”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之处,那就是“不需要”产品的援华问题。方案称,美国可以将“不需要”的,尤其是飞机、汽车、造船、军械等工厂“移植”到中国,又将“不需要”的航海大轮供给中国以“树立中国航海事业及发展国际贸易”,最后还可把“不需要”的“内河及沿海航行轮船”也发往中国,“以利复员工作之进行”。

      稍有区别的是,内河航运可在战后再行供输。所谓的“不需要”,实际上是中方非常巧妙的一个提法。“不需要”和“淘汰”并不同解,它没有一个量化执行的标准,无法以数据或质量进行评判。

      相反,“不需要”是非常主观的判别,执行的主体却不是美国,而是由中方来鉴别自己究竟“需不需要”。中国政府并非是要美国真的把报废的产品运抵中国,之所以冠以“不需要”,只不过是一个层次问题。苏联对日态度尚在游离之间,英国向来表现消极,蒋只有将绝大部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将之前数量庞大、领域众多的援助均锁定美国,如果不用分层次、阶段逐步实现,深恐美国一时难以接受,所以才出此计策。

      如前文所叙,国防最高委员会还提出名为《战时政治合作方案》的另一预案。该预案集中解决中国邻近国家的独立、主权问题。但介于缅甸、泰国、越南等国情况特殊,此方案在东南亚地区只针对朝鲜(韩国)

      问题。蒋介石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本着“反侵略战争全面曙光之中,树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础”的原则,支持朝鲜(韩国)的解放运动。蒋曾允诺中国政府绝不效法日本,对朝鲜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要加以扶持,使其达到自主和独立的目的,并希望“与一切有关的盟邦”秉持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与朝(韩)应有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战时政治合作方案》提出“美、英、苏立即共同或个别承认朝鲜独立,或发表宣言保证朝鲜战后独立”的解决办法,并同时就其利弊做出详细评估。三国之中,苏联在“开罗会议”前尚与日本保有联系,很有可能不作表示;英国则受印度问题影响,也未必首肯,英、苏不同意,则必使美国踌躇。中国如在三方反对的情况之下单独承认朝鲜(韩国)独立,则“将与世人以同盟国家发生裂痕之恶劣印象”。反之,日、苏冲突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届时苏联政府为争取战略优势,或将先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如此一来,中国极易陷入被动地位。基于此考虑,中国应先于苏联承认其独立,并与仍在重庆的“朝鲜革命政府”(注:即“韩国临时政府”)取得联系,以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两相权衡,国防最高委员会认定对朝鲜(韩国)独立宜采取“于适当时机尽先承认”的措施。另则是蒋一直念念不忘的印度问题。英国曾就“印度战后取得自治领地位”问题对印方有所允诺,未得印度认可。但借开罗会议,中、美、苏、英联合保证此事,可增强印度信心,并可避免目前已要求立即独立的印度本土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具体办法为:中、美、苏、英同时发表联合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但此实现独立的日期则须留待战后会商。而在战争期间,印度应积极参加盟国各种反抗轴心国家工作,包括协同作战、配合军援等。印度参战于中国的意义不必赘述,然而英、印双方是否同意,该预案认为“殊难推断”,因而持保留意见。

      从这份预案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一个问题,国防最高委员会对苏联究竟是否参会并不知情,他们在朝鲜(韩国)、印度问题中都提及苏联,并在朝鲜(韩国)的解决方案中将苏联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衡量因素。事实上,苏联并没有参加开罗会议,换言之,如果在“开罗会议”上中国提出朝鲜(韩国)的独立,将不会遭到苏联的反对。但这又同时会为印度问题再添障碍,失去苏联的投票,印度问题极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进入中、英、印的反复纠缠之中。苏联不参会,美国不表态,而开罗又是英国的地盘,中方再提印度独立,则必遭冷遇,处境尴尬。英国甚至会以印度问题作为交换条件,从而否决朝鲜(韩国)的独立。如此一来,中方的提案就完全被否决,这对首次参会的中国政府还尚未提及的本国事务必有影响,因此该预案在蒋亲自出席后也在顺序上作了相应的调整,以确保顺利实施其主旨方案。

      以上两份会议草案,除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提出与美国及其他盟国的全面合作以外,还要重点解决日本投降及战后系列相关处理等问题,而其中也包括朝鲜(韩国)、印度等国的独立。就某种程度而言,蒋的外交视野已经由“国”扩展到了“国际”,上升了一个层次。与英、美等大国并肩出席开罗会议,也使他的外交理想和外交实践开始逐渐并入同一轨道。尽管草案中仍然暴露出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代表中国首次出席国外大规模的首脑峰会,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11月21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赴开罗参会。鉴于其会议的规模和性质,国民政府派出了阵容强大、人数众多的“中国代表团”,主要名单如下:

      王宠惠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商 震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林 蔚 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 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董显光 宣传部副部长杨宣诚 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郭斌佳 外交部参事俞济时 侍卫长蔡文治 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黄仁霖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总干事陈希会 侍从室组长陈平阶 侍从武官俞国华 侍从秘书左维明 随从医官陈随美 蒋夫人英文秘书可以从这份名单当中清楚地发现,除个别外交官员、随扈之外,其他成员均来自国防最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及侍从室等与蒋关系最为密切的军事决策机构。须特别说明的是,这不仅仅只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在抗战时期,英、美等国也依旧是军事、外交各行其道,但凡涉及重要首脑会议,也皆是由军政界全权掌握。

      相比之下,中方甚至还略逊一筹。另外,“开罗会议”也与其他抗战时期最高级别的正式会议基本一致,均是多边会谈。通常如此高级别的会议,这就需要首脑“把问题交给代表团成员去作进一步讨论和修订”。在反复调整策略,多方达成共识以后,首脑幕后的智囊团才正式走到台前,形成“一支谈判队伍”以便商议具体细节,而代表成员正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蒋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或分别、或集体地与每一位与会首脑进行会谈。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首脑之间的首次对谈也许并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但却是必需的,可被看做各国首脑见面后的第一次交锋,因此显得尤为关键。

      (二)与丘吉尔交锋

      蒋抵达开罗后,先后和丘吉尔有过两次正式的会面。11月21日下午6时,双方经过一番礼节性寒暄才进入正题。蒋表示“莫斯科会议”及其四国宣言,皆具有重大之意义,其影响所及,更能奠定将来世界和平之基。丘吉尔推测,苏联很有可能由于德国溃败转而参加远东战争,得到了蒋的认同。之后,丘吉尔又提出,可在1944年1至3月期间逐渐发动对远东方面的反攻,蒋亦同意,并建议在此方案之下,增强陈纳德率领的在华空军。谈话进行至此,双方态度都显得十分温和。丘吉尔更主动告知蒋欧洲战况的进展,譬如尽管德国秘密警察向以“强固”著称,而纳粹党组织也十分严密,但“最近经吾人继续不断之大批空袭后,德国人民之粮食及住所问题已相当严重,日感困难矣”等,又询问蒋日本的战斗力是否削弱。丘吉尔似乎在暗示蒋,德国已呈溃败之势,英国即将腾出手来“清理”亚洲战场,从而向中国释出善意。不过双方皆有所保留,没有提及印度等敏感话题。

      次日(即11月22日),丘吉尔再次来访,此次谈话宋美龄也在场,内容围绕中、英两国的合作而展开。蒋的意见是中英“战时战后,均应彻底合作”,其侧重点则应放在战后。与同年8月和罗斯福会谈时被认为是“关于战后政治问题,固执不悟”的强硬态度相比,丘吉尔似乎大有改观,表示极愿意讨论两国的合作问题,甚至放言英方代表团各级人员有四百人之多,“任何问题均可提出讨论,即印度问题亦然”,谈话尺度明显放宽。而就其战后问题,丘吉尔提出建立“一总机构”以保证“维持将来世界和平”,而在总机构之下,设立分机构,例如欧洲、远东各设一分机构,其余各国可分别参加,已有成立联合国国际组织的雏形。蒋与丘吉尔的两次谈话,形成了初步共识,甚至比国内预估的情形更为乐观。西谚常说,良好的开始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但这句话并不太适合之后的中、英交涉。

      蒋介石原定计划是,能在开罗会议期间,与英国商谈解决西藏、香港问题,但鉴于印度问题影响,如果只和英国直接交涉,则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基于此考虑,蒋并没有与丘吉尔正面交涉相关问题,他希望能透过和美国方面的紧密联络以作缓冲,曲线达成目标。因此,在抵达开罗的当日,美方即派出陈纳德及美国第九航空队军官等若干人接引蒋及宋美龄抵达开会地点。当日下午,罗斯福私人秘书霍浦金斯(今译霍普金斯)已经先于丘吉尔拜访了蒋氏夫妇。而在此之前,商震已和蒙巴顿、马歇尔等人先后接触,就缅甸作战及美国对华军援等事项进行磋商。会前,中方已多次和英、美同级人员有过数次交谈,讨论已定性问题的细节,而进一步的发展则要等到三方首脑会面后再作定论。

      11月23日,会议正式开始,军事问题首先被提上日程。原因很简单,英、美的情况不同于中国,不存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而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也是太平洋战场上中国战略地位提高的根本原因。在此共识之下,三国首脑将最有可能一致通过的军事合作放在会议开始进行,而与军事并不同步的其他问题则放在最后。然而,只讨论军事的第一次会议并不顺遂,蒋介石与丘吉尔开始展开他们之间真正的正面交锋。

      罗斯福在会议致词后,由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介绍准备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蒙巴顿在计划中“感谢”蒋把中国远征军交给他指挥,并要求基于此,将中国驻印军归入第四军团,由英国军团长指挥,待抵达孟拱(注:今马圭),再归还原建制。滇缅作战虽名义上是中、英联合,但实质上英国基本采用拖延、敷衍手段,而其大部分精力投入欧洲战场,战斗几乎依靠中国远征军。由于英方始终消极怠战,以至于美国派遣受过森林作战训练的美军渗入英军在缅北作战,以协助盟军打通至中国陆路,当时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伤亡惨重。在此背景下,蒙巴顿将其称为在他的指挥下“参加收复缅甸及打通中印公路”,难免会令中国政府寒心。如今在三国会议上,英方又打着“指挥统一”的幌子故技重施,蒋自然不悦,只答复“容考虑后再定”而加以谢绝。

      蒙巴顿只能转移话题,再谈运输。他称目前印度方面运输能力有限,加之准备攻缅部队补给“需要巨大之运输量”,所以只能按照“十一、二两月供给中国之运输量为9700吨,待至明年一、二月,则供给中国者为7900吨。开战三月以后,运量增加,除供给中国9200吨外,其余均供缅甸作战之用”的标准供应。乍看之下,是英国对华物资的援助,中方不应有任何异议,而实际上罗斯福早于两月之前已经展开对中、印、缅军事援助的战略计划。在该计划落实前,美国至中印空运已达7000吨,而计划实施后的次月则可达万吨,1944年春将有20000吨的运输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在加尔各答安装运油管道,该管道建成后,可于是年夏,达到每月运飞机汽油15000吨的目标。此外,美国以中方空运能力为标准增加驻华空军,并在中国允许的前提下,驻印军出征后持续增派部队至兰木加训练。

      两相比较之下,不难发现英、美的运输量之悬殊,尽管各国有各自的情况,但依然明显可见英国拿自己并不太上心的“攻缅”作借口,实则是在中印运输上讨价还价,刻意克扣。介于美国亦在座,蒋以“暂不在此研究”,连泼蒙巴顿两次冷水。

      此时,丘吉尔早已按捺不住,列出大单海军军舰,并要抽调部分至孟加拉湾,又称英国在陆军方面已“准备”十八万人,再加之“印度皇家空军及美国驻印、驻华空军力量”已“使在数量上占优势者,在质量上亦占优势”。如此一来,则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丘吉尔认为目前只需各军事长官制定详细计划,即可大功告成。如此雄厚的力量,却只是假设与虚拟,丘吉尔只是“可以”抽调海军、“准备”陆军,在空军只需要仰仗美国,而涉及“军事调配”一事,在原本就是讨论军事合作的三方会议上却故弄玄虚称之为“秘密”。对于丘吉尔纯粹是“空中楼阁”的增援,蒋立刻做出反驳。他告诫英方“攻缅胜利之关键,完全在于海军与陆军之配合作战,同时发动”,只有三者做战术结合,才能使海军掌握制海权,以断绝敌军自海上转运,否则敌人源源增加,补给自如,将加大陆、空军压力。而敌情不待,日军亦知晓缅甸的战略意义,绝不会轻易放弃,必尽其全力苦战,盟军依旧无法统一,则会功亏一篑。蒋最后警告丘吉尔“陆军集中,必须海军同时集中;亦可说陆军集中之日,由海军集中之日而定”。

      关乎日军成败的三个关口依次为:缅甸、华北、东北,只有陆、海军同时出动,才有胜算。而英国丘吉尔却虚与委蛇,称集中时期不能一定,其实英国海军此时正准备夺取孟加拉湾的安德曼群岛,进而向苏门答腊进攻,以谋收复新加坡,并不对缅甸战线抱持任何积极的看法。之所以要拖到1944年春、夏,一则是英军很可能已经达成某些目的,另则是美国到那时已初步完成攻缅的战略准备,英国再出兵,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渔利兼收。因此他不断推诿,称海军集中,事关机密,又称敌人补给不会只通过海运,还说目前新筑防线,距海面颇远,非海军力量所能阻止。蒋再次驳斥丘吉尔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并提出严肃警告:正因其有陆上路线,所以才必须控制海军。眼看气氛日益凝重,罗斯福只能以“最好将曼谷占领”一句带过,并再邀请蒋多参加军事会议,以平息其怒气。所谓的军事讨论,首先就卡在了中、英的军事合作问题上,孰是孰非,已一目了然。

      11月25日,丘吉尔再携蒙巴顿拜访蒋,在蒋的会客室里,双方进行反攻缅甸计划的私下协商。蒋再次催促英国海军尽早出动,丘吉尔还是闪烁其词,双方依旧不欢而散。蒋并未就此放弃,之后又与罗斯福详谈,希望美能对中英缅甸作战计划持公正立场。将一切看在眼里的罗斯福慨然感叹“现在最令人痛苦者,莫过于丘吉尔”,又告诉蒋,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并郑重表示其对于殖民地政策极不以为然,蒋反而还安慰罗斯福不必悲观。

      罗斯福当即表示,让缅甸继续留在日本的手中,对中、美、英任何一国都极为不利,愿意就“英国海军出动时间”一问题再与英国商量。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英国不得不表态,在中方陆军进攻缅北时,英方海军从缅南同时行动。

      11月24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三方再次聚首,与各国的军事长官举行大规模的正式会议,据会议内容,中、美、英发表了联合宣言。该宣言称,“三国军事代表对于今后由中国与东南亚打击日本之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虽然此项计划的细节不能发表,但规定将对日本有持续且日益加紧的攻势,盟军也将在海、陆、空各方面,对日施加“不放松之压力”,并称“此种压力,目前已经开始,日本即可领略其威力”。

      也就是说,英国已经在美国压力下同意蒋的意见,与美、中展开一致攻势。

      此外,该宣言还就“日本归还领土”及“朝鲜(韩国)独立”做出具体安排,如在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岛屿中,日本曾自承其中不少岛屿不予设防而竟变为重要军事根据地,盟军决定永不为日本所有;日本从中国所攫取的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应归还中国;凡系日本以武力或侵略野心所征服的土地,一概须使脱离其掌握。又如,介于日本对朝鲜之奴隶待遇,在日本溃败后,盟军决定将于适当时期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最后,宣言庄严承诺,“欲使日本溃败,尚须猛烈与坚苦之战斗。我三国保证并肩作战,直至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为止”。该宣言基本完成了中国代表团在赴会之前所预想的目标,无论是军事联盟、归还被占领土还是“朝鲜独立”,都在蒋的计划之内。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如此顺利。

      从一开始进入正题,中、美、英三国虽有共同作战的大前提,但仍然存在相当程度上的分歧,尤其是英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显然大有出入。11月26日,中、美讨论英方就上述内容再行修改的草案,发现了很大问题,原来三国讨论的草案在重要部分已被修改:

      1.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原文为:当然归还中国)。

      2.凡系日军以武力或侵略野心所征服之其他奴隶待遇,吾人初未往还。日本溃败后,于适当时期,吾人决定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附注:如此一更改不能接受,则英方愿意将关于朝鲜之全段文字删去)。(原文为:成为一自由与独立国家)。

      3.吾人此次作战,在制止并惩罚日本之侵略,但吾人自己无所企求,并无扩充领土之意。

      在英国所修改的部分中,明显将“归还中国”字样更替成为“必须由日本放弃”,并着意一再强调“无所求,无扩充领土之意”,但按照英国一贯的逻辑,“不扩充”并不代表“不收回”,实际已在此埋下了伏笔。英方在文字上的偷换概念,意图在于抹杀中国对自己领土的主权归属。换言之,英国须在这场“共同作战”中获得相等的利益以作交换,这显然不是盟军之作为。英外交次长贾德干就上述修改的答复,把责任推卸到了国会身上,称英国会或将质询英政府,为何关于其他被占领地区并未说明归还何国?唯独满洲、台湾等,则要特别声明归还中国。既然上述各地固属中国,就不必明言。王宠惠当即反对,表示中国方面对此段文字的修改,难以接受,并认为世人皆知,此次大战由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如日本战败后不说明其占领地归属何国,则无论是对中国或世界都将滋生疑惑,再次明确表态“必须归还中国”不等于“由日本放弃”,但英方加以否决。王宠惠于是再度反驳,称“措辞如此含糊,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表面上,谈英方的“不言而喻应归中国”,并不等同所有“外国人士”均表认同,实则暗讽其对中国东北、台湾等地怀有“各种离奇之言论与主张”,强调如不明言归还中国,那么盟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中方的据理力争十分关键,但如果仅仅凭借中方,而不能获得第三国,即美国的支持,结果也不太乐观。试想美国在此事若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又或者支持英方决定,则都可能使英方阴谋得逞。

      然而,美国的立场令中方感到振奋。美国代表哈立曼(又译哈里曼)赞成王宠惠的主张,并强调“吾人如措辞含糊,则世界各国对吾联合国一向揭橥之原则,将不置信”,宣言方才得以维持修改前的原状。此一系列事件更加使中国视美国为“亲密伙伴”,而英国则愈加不可信任,贾德干对此的反应也仍未解除中方顾虑。中美关系固然因此而更进一步,但同时也让三国关系失衡,中、英之间隔阂日深。当日下午,王宠惠赴英方相关人员午宴,谈及中英之间的部分问题,分歧则远比共识来得多。首先就是西藏问题,中方认为该问题如无法顺利解决,将成为中英邦交的重大障碍。在此基础上,中方代表明确声明立场,“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与中国之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切盼英方根本改变其过去对西藏所持之政策,俾中英能彻底了解,增进邦交”,但英国仍坚持要以“西藏完全自治”为出发点,双方观点相去甚远,只好留待日后再谈。而本来无甚异议的借款问题,在英方提出条件后中方已有让步,将原本欲向英购置四千万镑的货物,改为两千万镑,减少一半,但英方却又表示要向上报呈,以此为借口加以推托。

      即使是站在同一立场的盟国,美、英表现不尽相同,英对华立场仍然强硬,谈判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则是三国会议的主导者,美国对中国立场的支持,至少使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不至于遭遇主权或国家利益的损失。丘吉尔实际上也算是开罗会议的“东道主”,但却让蒋见识到“英国在世界之强固与远大”,“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暂使之服从使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

      对于英国而言,即使是上升到可以参会的大国地位,中国依旧和其他亚洲殖民地国家并无本质区别。尽管三国在军事方面的对话,譬如关于盟军共同作战、缅甸战场的开辟以及英、苏两国对中国战场的支持等初步达到一致,但因英国对美、中的区别对待,一场艰苦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

      (三)同罗斯福会谈

      即便如此之艰难,蒋在开罗会议上还是与罗斯福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

      11月23日晚7点,罗斯福设宴专门款待蒋氏夫妇,双方就战后远东善后问题做了一次长谈。蒋表示与罗斯福商谈的种种建议,很难一一在大会中逐一讨论,更难奢求皆有定案,暗示会议中除中、美之外,还存在来自于另一国的分歧,但当时蒋和丘吉尔只是初步礼节性的见面,因此蒋只是有所揣测而已。他同时认为,此次“开罗会议”的精神与10月莫斯科会议截然不同,后者唯恐苏联与英、美不合或合作不能持久,故将其重点放在争取、确立合作原则之上;而前者参会的三国则不存在类似问题,应将议题集中在“调整对日作战策略”与“日本战败时惩处其侵略行为的明确办法”两大方面。为此,蒋决定在中方提案时,就其具体问题提出直截了当的提议。王宠惠在后来所撰写的《开罗会议日志》中也曾证实蒋就原拟提案分出轻重缓急,先就“凡为清算日本侵略行为”、“足以明显表现我国六年来之作战目的者”与英、美达成确切谅解。考虑到英、美两国的信任度,蒋在美国唯霍浦金斯在座的情况下,是晚与罗斯福达成包括“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等条件在内的口头协议。

      双方紧接着进入有“争议”的中国领土归还问题。蒋明确表态,日本应在战后全部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三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地。

      关于此问题,蒋也与丘吉尔曾经谈过,但对方持有异议,一度为日本辩解中国领土必须经由日本放弃才可脱离其统治,反对归还的措词,为日后也将面临同样处境的香港问题创造不予归还的“合理理由”。蒋坚持中国政府抗日的目的就在于收复失地,如果这些领土不归还,中国没必要再抗日。经蒋氏夫妇的一再努力与据理力争,罗斯福做出特别声明,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战后应该归还中国。尽管英方一再反对使用“归还”二字,但在中国的坚持以及美国的压力下,“战后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应该归还中国”后来正式写入1943年12月1日以中、美、英三大盟国签署发表的《开罗宣言》。

      晚宴结束后,罗斯福还与蒋氏夫妇再续话题。罗斯福就战后日本的“天皇制”询问蒋的处置意见,蒋坦诚相告,日本发动战争的人只是一小撮军阀,战争一旦胜利就过问日本国家的政体,实属不当。除了一小撮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他们起来干预日本政治外,至于国体如何,最好应尊重他们国民的自由意志,让他们自己选择他们的政府形式。罗斯福基本同意,此见解化解了他踌躇已久的疑问,会谈气氛显得相当融洽。罗斯福表示“一席之对谈,胜于联合参谋团四小时之会议”,蒋介石也表达对罗斯福的仰佩之情,称“倾谈甚欢,推许其为一具有远略之政治家,风度超脱,一见如故”。的确,中、美达成的初步共识,极为少见地没有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相反,均对中国有利。这在以往的会议中绝对不可能出现。比起那些完全忽视中国权益并处于居高临下的不平等谈判而言,“开罗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善,它甚至首次体现了中国的尊严。

      11月27日,三国首脑正式在开罗发表名为《联合对日作战之目的与决心》的公报。该公报除秉承24日联合宣言的基本精神,即中、美、英“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以外,还强调三国作战的宗旨系“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其中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宣言中特别说明此次抗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将进行重大而长期的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该公报宣告,日本所占有中国的领土并非如英国所述“摆脱日本统治”,而是“归还中国”,并表示“将日本驱逐出境,使其无条件投降”。这对于长久未能享有平等待遇的中国而言,是一次明显的历史性飞跃。联合公报的发表,确证了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蒋在战时的巨头会议中所进行的“首脑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单是“日本所占领土归还中国”一项就确非易事,而且是发生在继蒋1942年访问印度后与英国关系僵持,而美国又保持缄默的特殊情况之后,能有如此的转变和结果实属难得。

      11月28日,王宠惠致电给国内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说明联合公报,并提出宣传要点,例如“此项公报由美方提出,并得英方之赞成,罗斯福总统之远东政策向为维护各国之独立自由平等,于是得以具体表现,实为其完成世界政策之一重要步骤”;将英、美分出层次的前提下,再谈“于此具见英国对于远东政策为一种高明之变更,亦为英国在远东政策转机之起点,实为丘吉尔首相之高明步骤”。

      但此宣传中几乎没有单独或隆重地宣传美国或者罗斯福,这与中、美两国首脑在会议期间比与英方更加密切的表现完全不符,甚至有些不合逻辑,以王宠惠的政治资历,不可能犯低级错误,而此电文也不会不经蒋的过目发回国内。蒋既然同意此宣传手法,当中就必有蹊跷。和早期对蒋访印宣传一样,将英国捧高此举颇有几分“以彼之道,还诸彼身”的意味,用舆论攻势打开局面,将英方置于被动地位,从而骑虎难下,只能顺应大潮。

      这样的猜测在蒋“开罗会议”回国后分致罗斯福、丘吉尔的电文中可找到些蛛丝马迹,从而窥出端倪。以下为蒋发给罗斯福的电文,其主旨为“中国全体军民对开罗会议所发表之公报热烈欢迎”:

      此次得与阁下会晤,欢慰之忱,难以宣言。前者蒋夫人曾访问贵国,至感愉快,而别来未即,又得与阁下相见,亦至欣幸。此次在开罗附近举行会议,实具有重大之影响与历史之意义。我中国全体军民,对于本会议所发表之公报,热烈欢迎,认为此乃联合国家必能获得完全胜利之先声。此种情绪,正与其他联合国家相同也。此次会议,使吾人在远东方面共同作战之目标,益为具体化,并使联合国家间之全面合作与精诚团结,更有证明。就吾联合国家言之,每一战士,每一平民,从此精神益为奋发。就吾人之共同敌国日本言之,则为决定其末日将至之命运也。由于阁下崇高精神感召,使会议获此成就,而世界战局亦将因此改观,吾人对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后建立一公正永久之世界和平,已奠定其基础。阁下一向以公正宏伟之精神及远大卓越之见识,处理世界问题,尤其是阁下屡次及时协助我国,使余感佩不已。谨祝政躬康健。蒋夫人并向贵夫人致意。蒋中正。

      在这封电文中,除了惯常使用的“愉快”(他在给丘吉尔的电文中也用到了这个词)之外,蒋还用“欢慰”、“难以宣言”、“欣幸”来描绘与罗斯福的见面及会谈。当中还不乏时常出现极尽渲染的语句,如“中国全体军民”认为该公报乃“联合国家必能获得完全胜利之先声”;又如此次会议将使“联合国家间之全面合作与精诚团结”;再如“世界战局亦将因此改观”,“吾人对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后建立一公正永久之世界和平,已奠定其基础”,毫不掩饰振奋之情。而对罗斯福的个人观感,则为“公正宏伟之精神”、“远大卓越之见识”、“屡次及时协助我国”,令蒋“感佩不已”。尽管蒋在电文中已代其夫人问好,但宋美龄仍然专门致电罗斯福,称他为“伟大人物”。蒋在开罗会议后已经准备派代表赴美与美国政府磋商救济中国经济危机的具体方案,即将就会议前专门针对美国的合作方案付诸实施。同是开罗会议的三国,蒋对英国丘吉尔的函电则显得简单很多,比起蒋氏夫妇给罗斯福的致电,这似乎更像是走形式的官方函电,内容如下:

      此次蒋夫人与余得与阁下会晤,商谈共同有关事项,至觉愉快。

      在开罗附近小住期间,诸承款待,雅谊隆情,无任感谢。阁下在会议中表现诚挚与亲善精神,无任钦佩,同时深信贵我两国之亲密关系,经过此次面谈之后,将日益加强也。吾中国全体军民对于此次会议之成就,热烈欢迎,对于继续抗战坚决如昔,直至吾联合国家能接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也。谨祝政躬康健。

      一经对比,差别明显。在这份给丘吉尔的电文中,蒋只是出于宾客对“主办方”的款待做出礼貌的回应,那些对罗斯福毫不吝啬的褒奖并没有被蒋用以形容丘吉尔。如此看来,蒋对英、美态度喜恶已经是相当分明,但在宣传中却辅以完全相悖的手法,不能不说是对英国一定程度上的“以牙还牙”。

      “开罗会议”同时也是蒋抗战时期的“美好回忆”,他在一年后的元旦演讲中仍然对此感念不已。他对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对中国的支持报以热烈的回应,认为罗斯福“真诚”地援助中国成为一个平等、自由和强盛的国家,而其追求是“求得世界真正的和平、求得人类真正的平等”。

      实际上,美国也只不过是随利益驱动不断转向,蒋很清楚这一点,但它较之英国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对于世界和平的追求,对成为平等国家的协助,这些语带双关的话语未尝不是在说给另一位盟国成员听。蒋在这次公开演讲中,巧妙地避开中、英在与会时的种种不快,他甚至将其评价为一位说话坦白、耿直的、“贤明坚毅富于情感”的、“典型”的政治家;英国则和其他盟国一样“具有坚强无比的决心”共同抗日,通过“相互间不少的了解”,中、英将展开“战后的切实合作”,“战后的世界,一定是无论东西各国,一致遵守着为平等自由的目标而奋斗的世界”。

      声明“美、英一致同意”归还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美、英”将“和中国同德同心”一致的军事同盟,那么,他们的矛头除了指向轴心国以外,将别无所选。这令人联想到,以蒋对舆论宣传的重视程度,该元旦致辞将可达成几重“功效”:其一,作为中国对英,甚至对苏的重要制衡,抓住一切时机制造舆论压力,使美国维持自开罗会议以来的对华立场;其二,对英国重塑外界形象,“拔高”处理,再以美国作为对比,可为日后解决中、英问题预留舆论空间;其三,肯定开罗会议于中国的意义,就等同于肯定自抗战以来逐步提升的中国国际地位。这对中国国内民众来说是莫大的信心鼓励。

      与英、美关系暂时趋于稳定之后,四强之中就只剩下苏联尚未正式表态。在开罗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方面传来了正面回应,未参加此次会议及未在公开场合表明对日立场的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一改以往中立态度。据驻苏大使傅秉常报告,他将开罗会议通过的宣言提交给苏联政府,斯大林对此不但没有异议,反而表示完全赞同。斯大林在与罗斯福谈话中首次陈述对华态度,苏联将在击败德国后“即以全力加入对日作战”以期尽早结束远东战争;本着亦不愿远东战事延长的出发点,苏联“极愿中国成为强大之国”,并愿在战后协同英、美共助中国;愿于适当时期与蒋会面,并承诺“苏联对满洲决无野心”。

      上述言论似乎能让之前对斯大林和日本签有互不侵犯条约而耿耿于怀的蒋稍微放下心中大石。与此同时,在傅秉常的报告中还谈到,之前深恐罗、斯谈话未能融洽,孰知两人见面后竟然“开诚相见,畅谈各问题,毫无隔阂”,“结果圆满”。

      不仅如此,傅秉常从德黑兰发回的与美驻苏大使哈立曼会晤的相关情况又再次证实此事。哈立曼称斯大林对开罗会议表示“完全赞同”,并传达了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方面的谈话要点。除对德作战以及战后波兰的具体处置之外,斯大林主张,战后军事根据地由英、美、中、苏四国“共同商定支配”,并在此基础上郑重承诺“苏联战后决不干涉他国内政,亦不支持各国共产党”,甚至连东亚其他国家的独立也一并予以肯定,“赞成高丽(注:朝鲜)独立,又以为将来安南,不应交还法国,亦应令其独立”,从内容看来,都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肯定,这显然与之前的开罗会议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1943年12月3日,埃及当地报纸(注:LABOURSE晚报)特别为开罗会议的召开而加印两版,该报发表社论称“一旦日本被击溃后,中国在亚洲应以长兄之资格负担维持世界和平之责任”。同时又撰写题为《委员长及蒋夫人》一文,文中把蒋描述成为和蔼可亲并具中国哲学家谦和之风的领袖,并称宋美龄此次陪夫上阵为“为国宣劳”。

      蒋在会议期间曾召集全体随从人员训话,公开表示“此次会议结果,政治方面颇为圆满。军事方面,海、陆军同时行动一节,已得罗总统保证”。至此,中国唯一在抗战期间所参加的“开罗会议”,因其积极的成效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标志。

      相比起蒋介石抗战中的其他作为而言,“开罗会议”无疑是中国外交史上成功的一页。中国在会议上取得的成绩在于:其一,中国首次参与和大国地位平等的国际会议,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其二,中国的利益首次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其三,在中、英交锋过程中,美国更史无前例地一改中立态度,和中国站在同一立场。被舆论称为“太平洋宪章”的《开罗宣言》,亦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理依据,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战时外交”最为丰硕的重大成果。而中国本身参会,就已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加速击败日本的进程。

      但开罗会议毕竟只是开罗会议,平等与会的大戏仅上演过一次就不再重复。日益乐观的抗战局势再次证明,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其他盟国的利益驱使。比如即使是在被认为其合作“不成问题”的军事同盟中,依然能寻觅到不见刀光剑影的对决。蒋在其与丘吉尔的交锋中虽略胜一筹,但却极为短暂。11月28日,罗斯福、丘吉尔赴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后,罗斯福口头向蒋表示,英国协同攻缅计划又告吹了,原因是丘吉尔改变主意,仍持反对意见。而借此显现出来的苏联,其军事实力与战略优势逐渐成为了盟国会议的另一主导力量。

      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召开前,美国政府决意在与苏联政府谈判中凡是“有助于苏联确定其参加对日作战的最快时间”的新因素,都要尽可能把握住。

      是年2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与罗斯福会谈后形成苏联参与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协议,而在此协议中可清楚发现,早前中国要求“一并无偿交与中国”的旅顺、大连,在此时已改为“恢复两地的租借所有权”。英、美、苏背信弃义,竟在中国完全没有到场的情况下,玩弄文字游戏,称“经谅解”,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且“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委员长的同意”,但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雅尔塔会议密约》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实现其远东构想而对苏联妥协的结果,同时也是苏联利用美国有求于它的机会,乘参加对日作战之机夺回沙俄在华特权,并与美国争夺东亚控制权的必然结果,,当中事事皆关乎中国,但中国却没有发言权。

      蒋曾对丘吉尔出尔反尔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怒。他在1943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曾对英国在开罗会议的表现列数为几大“罪状”,诸如“不肯牺牲丝毫利益”、对美国“决不肯有所迁就”、对“中国存亡生死”置若罔闻,并由此以“自私”二字概而括之。

      而事实上,岂止英国,美、苏何尝不是如此,又何尝不会置中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从“开罗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前后才不过短短两年的时间,中国就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对待,可见中国战时外交的胜利从来不掌握在本国手中,只要盟国稍作调整,中国的局势就可能发生巨变,盟国对华政策“经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的连续密谋”路线,直接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局势。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相关阅读: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