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调停英、印冲突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8 浏览:加载中

  •   蒋介石担心一旦日军攻印,印度有可能脱离同盟国转而与日本合作;他对英国当局能否控制住南亚局势,抵住日军的进攻也很关心,因此他认为有访问印度的必要,其目的一是同英国商讨协防事宜,二是与印度商讨合作问题,借此机会与印度国大党取得进一步联系,促进中印合作,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抗战时期,蒋介石不希望中国只限于单方面寻求外交支持、经济援助、军事合作的范围,而期待以“平等”地位发展与美、英、苏等国的外交关系,以高调的盟国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和处理,由此而引发一系列与美、英首脑的外交冲突和较量。而这些重大事件往往涉及当事国以外的第三国利益,彼此牵连、互相影响,当是“战时外交”中最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抗日形势严峻、正需盟友相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按理无暇旁骛,何以在此时竟不顾英国反对,执意访问印度?显然,蒋不仅仅是单纯的调解英、印矛盾,而是印度问题事关中国抗战,且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一)形势所迫的访印之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范围日益扩大,东起太平洋,南到澳大利亚沿岸,西至印度海岸,前锋直指战略要冲印度。如果日本占领印度,则使中国处于日军的团团包围之中,外援的通路将被阻断,实难支撑抗战局面;倘若日本占领中国,进而再占领整个亚洲,控制太平洋、印度洋,则西可同德国会师,北可夹击苏联;倘若英国丧失印度,则断绝了物资基地和兵力来源。如此一来,将对同盟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争取印度,无疑是中、英、日军事外交争夺的焦点。

      1939年欧战爆发,英国单方面宣布印度参加对德、意作战,但又不承诺给战争中的印度以自由和独立的地位。印度国大党因此掀起了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反对“没有自由的流血”。在日本的煽动下,整个印度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有人主张反英亲日,有人主张反英独立,也有人认为印度的自由独立应成为参加作战的基本条件。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答应战后给予印度独立、自治,以换取印度参战和在战争中与英国的合作,但印度国大党坚持“先独立而后参战”,英、印双方因此僵持,矛盾越演越烈。

      蒋介石于是在1940年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转告英国政府“戴季陶访问印度”一事,他在文中指出“此次赴印完全为报聘与联络性质,切劝印度各党派能与英合作为主旨”,没有一点支持印度脱离英国的意思。

      蒋生怕英方误会,特地澄清戴的访印之行纯粹只是“中印进行经济合作之工作”,以避嫌疑。但后有一事,使蒋对印度问题不得不重新审视,1941年10月30日,宋子文曾向蒋汇报关系中国抗日运输命脉的中印路,称印度政府对此“颇有隔膜”。1941年底,据专负责军工调运的俞大维汇报,欲由印度为中国代造子弹,但宋子文否定了此做法,认为此间进行,必有辗转延缓,要求直接与英方联系,再由美国支付。由此看来,在蒋访印之前,中、印双方的合作并不顺畅。

      反观英国,1942年1月19日,美国陆军部向英方提出秘密说帖,美方称和中国的合作建立在以下三个原则之上:(1)英、美应深入了解,非与蒋介石彻底合作,无裨战局;(2)英、美在军事上、政治上观点,俱应尽力扩充中国武力;(3)目前最大问题,为中国与英、美运输之困难及心理上之隔阂种种,尤以最后一点为当年最为迫切解决的问题。1月26日,宋子文在新加坡、缅甸战势均告危急,中国国际交通几近断绝的情形之下,提议蒋介石通过三个途径向美国求救:(1)大借款(1942年美国承诺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的5亿美元借款)从速决定;(2)由加尔各答(印度城市)、米芝那(注:即缅甸重镇“密支那”)转云南驿,输送物资;(3)中美军事同盟。

      无论是美、英对华军事原则还是中国抗战,皆提及战略物资运输,这皆与英、印脱不开干系。

      蒋介石也已洞察到印度问题的严峻,如若印度在此关键时刻背叛同盟国,而加入轴心国参战,那么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将受到严重威胁。再加上日本已封锁了中国的全部海岸,中国获取军援的唯一且最关键的通路就只剩下由英、美转道印度,经缅甸,再转昆明、西昌,进入中国境内这一条线路,此路必经印度。尽管美国曾建议“滇缅路英段仍由英国军政当局负责”,但事实上英国在抗战时期已不能完全控制印度。中印合作存有障碍,英国又在对华政策上多有保留,这令蒋介石试图通过中、英直接交涉来促使印度境内的运输问题得以解决的途径并不见得奏效,蒋因此决定必须访问印度,“希望开辟中印之间的陆路交通和空中航线,加强中印的军事合作”。

      同年1月下旬,蒋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正式提出欲访印的想法。1月28日,卡尔虽复电欢迎蒋介石访问印度,但已然在电文中为蒋制定了精确的行程:

      1.访问时间:先飞仰光,然后由印直接返国(暗示蒋先访缅甸),原因是可配合英军将领访华。

      2.访问对象:首先(也必须是)英国派驻印度总督,其次是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以及回教领袖章力。此外,还有英国印度驻军总司令魏菲尔也特定为此事前与蒋会晤。(注:英国特别说明:蒋在接见代表时必须经由印度总督转达,避免中、印在英国不知情的前提下作任何接触。)

      3.访问性质:高度保密。(此次访问,对于吾辈共同之作战,当有甚大之价值,彼等均当力守秘密,……印度总督以为如果保持秘密,于阁下离印时,由阁下发表一消息,以促进印度对于共同抗敌之全面合作,则访问之价值,必因之大增。而与甘地、尼赫鲁会谈,则“保持完全秘密”。)

      这封在蒋拟访问印度之前,由卡尔所发的电文,其主旨是“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委员长访问印缅之建议表示竭诚欢迎”。此时正值日本在东南亚猖獗之际,英国对其殖民地紧盯不放,加之印度内部“脱离英国”之风大起,刚刚升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领导人的蒋选择这一时间出访印度,无疑是战时外交“险中求胜”的又一重大举措。以战略需要来衡量蒋的这次出访,其目的并不只是解决中、印问题,从长远意义还必须尽可能调停英、印冲突。而英国之所以能对蒋介石的访印之行持赞成态度,还在于中国曾和印度有过较为相似的背景,而中国甚至比英国更急迫地需要印度,如果借由蒋来促进印度与英国共同抗敌,则比英国直接干涉来得缓和得多,且中国此行也会考虑到英、美的战略需要,断然不会助长印度往不利英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卡尔的电函中,对整个访问过程提及最多的并非印度总督,而是印度国民大会领袖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尼赫鲁,甚至在电文中已经开始讨论与以上两位如何会晤的具体细节,言语之间流露出的“欢迎”,在某个程度上也是对蒋的期待,希望通过蒋的这次访印之行,能让印度国民大会暂时放下“脱离英国管辖”的想法。

      1.蒋介石出访印度的真实意图

      双方达成协议后,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于1942年2月正式开始了访印之行。初到印度,蒋介石及夫人受到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的“热烈”欢迎。蒋一行抵印后,相继会见印度各界人士;2月9日上午与印度英军总司令艾伦·哈特莱举行会商,同日又与印度总督执行委员会委员商谈;2月11日,在英军总司令的陪同下,蒋在新德里“大战纪念门”外参观阅兵,下午接见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阿布·卡兰·阿柴德,晚上接受英军总司令的欢宴;2月12日,蒋委员长早上接见印度的大君、政要和尼泊尔首脑森塞尔·容·巴哈都·拉那,展开了一系列官方会谈。在蒋的访印日程中,他交错会见英、印人士,整个行程完全在英国和印军政界的密切监视之下,这使会见的印度各党派存有戒心。

      蒋氏夫妇赴印以后,印度总督例行致欢迎辞,从其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演讲词中,已可发现上述种种迹象。印督代表英国(而并非印度)欢迎蒋氏夫妇,而这次访问“来日必将成为历史上的转折点”,且“奠定两大国家武装同盟之基础”,届时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两国“人民八万万”“对敌人(注:日军)之不利……”则不久即可见。

      印督紧接着描述蒋此行的目的是“加强数世纪来中印友谊之联锁”,又陆续追溯中、印文化“在宗教文化、政治诸方面之互相影响”,例证如今的中国“力作英勇抗战,抵御蛮横日寇之进攻”之举动才能堪称“冒险及精神与智实自由之追求”。虽是蒋氏的欢迎仪式,但印督用了相当篇幅谈中国抗战,以为能鼓舞印人弃独立而谋参战:

      吾等于多时前,尚未获有特权与贵国结盟并肩作战之时,即有充分理由钦慕中国在英勇不挠之抗战中,所持有之果敢与坚毅。中国之英勇,实令吾人奋励鼓舞。如贵国政治家最近所言,中国确为亚洲谋取自由而战之先驱。吾等深知,今日之来宾,在此斗争中,早负有责任。诸君可以确信吾人将竭尽全力与中国合作,一如中国之以强力协助吾人然。余谨请阁下置信,凡此决非空言,鄙人与此间诸同仁皆敢保证,中印实同心同德,为完成共同之目标,决将努力奋斗,竭尽职责,而吾人之加倍努力,更是使中英及诸大盟友,早日同获最后与必然之胜利。

      印督反复提到“吾等”或“吾人”,并要求以“吾”的身份竭力支援“既需更大之努力”的中国战事,“不仅使中国与印度两国,甚且使全世界遍无限之润泽”。众所周知,英国向来对华态度冷漠,尽管亦有支援,不过是出于美国的连锁反应和对中国拖住日本南犯的敷衍。既然英国自己尚在中国抗战上讨价还价,那么这个“吾”则分两层含义:加入对日作战,是“吾人印度”,而分享最后的胜利则是“吾等英国”,整个过程对英国不失为利,但印度本土作战却只会得不偿失。在英国眼里,印本来就隶属于英,故而印督从头到尾都未提及印度独立半句。在如此大肆渲染之下的蒋介石访印只不过是为了本国的存亡而要过河搭桥,于印度本身更是完全无利可言。蒋还未访,却已经被英国设了限制,即“只谈参战,不谈独立”。

      在外交上一贯长袖善舞的英国,俨然把蒋打扮成了奉英使命劝印参战的傀儡。为免英国从中作梗,蒋只能在随后的答谢词中尽力挽回中国形象,敬告抗战于印度的重大意义。蒋的答谢词一开篇就更正印督的说法,称此次访问的目的,不单与英方接触,还要与印度各界的领袖当面交换意见,“使对反抗侵略,获得更有效更团结的努力”。就印度所谈之中、印关系,蒋以三方面观点进行重新解构:

      (1)中、印两国关系源远流

      长。自古以来,中国的求道者已跋山涉水,历经艰险远赴印度求学,然后再传至中国。当代的中国文化中包含印度宗教、哲学,是“我中有你”而并非简单地“互相影响”。(2)日本并不只是中国的敌人,更是中、印共同的敌人。对于印度在抗战上的各种误会,纯系日本的挑拨、煽动,蒋为此引用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话,“印度觉得有人以血染的污手,要求和他提携言欢”。因此,中国抗日绝非出自私意,这同样与印度休戚相关。(3)战争形势迫在眉睫。日本侵略行动已经扩展到了南太平洋,这使印度也面临被侵略的可能。日军如要进犯印度则必经缅甸,这也就是中、英双方商讨缅甸问题的核心所在。如果能实现两军的共同防卫,则可阻止日本由东面陆路进袭印度,换言之,中国已成为保卫印度被陆路侵略的外围。这就间接驳斥了“抗战只是中、英两国的利益来往,而印度将充当英国的炮灰”一说。

      与此同时,碍于英国官方主办,蒋仍对两国武装同盟之说进行了英方乐于听闻的解读。如“中国在过去四年半的抗战中,我们得到英国政府以及英国人民精神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又如“现在我们是盟友,并肩抵抗侵略”以“保证我们的友谊与合作”。

      2月10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首先会见了哈特莱,并听取了关于印度军队的报告。据哈特莱称,印军“兵源不成问题,训练则略感困难”,暗示印度在参战问题上与英大有分歧。当日下午,在王宠惠、董显光等人的陪同下,蒋与印度总督进行了为期两小时的长谈。

      蒋在谈话开始再次向印督表明赴印目的,为“一、欲知印度的作战力量;二、欲知印度是否上下一心,军民合作”,并就“上下一心”试探英对印政治意图的考量。印督以印度地图示意,要求印度政治统一,必先“将英属地及土邦合并在一个政治制度之下”,即印度与租借地、租界都有明显区别,它必须是“英国的领土”,这也暗合蒋后来与其有一段关于“印度是否是殖民地”的对话:

      蒋:敌人如果在印度境内,作这种宣传,知识阶级固不免受其迷惑,就是无知无识的人民,也因为需要他们出钱出力受苦受难而不愿作战。今日战争的残酷,远胜于昔,假使没有民族求生存的关系,人民很少能够忍受的。所以我仅贡献一点意见,希望阁下能转达伦敦政府,在殖民地作战要用七、八分宣传战,二、三分军事战。

      印督:阁下所指殖民地,不知作何解释?蒋:像印度就是的。

      印督:以广义言之,殖民地当然包括印度在内,但我必须将尊意电告伦敦。我并且希望英、美的广播能取得合作,从事这种宣传战争。阁下还有其他意见见教吗?

      蒋:在殖民地作战,最要紧的是体察民众情绪,愿否作战。中英两国为同生死、共存亡的友邦,故敢如此掬诚相告。

      实际上,英国根本不同意“印度系殖民地”的说法。所谓“殖民地”,已经承认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例,终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主权的一天,在英看来,印度则不在此列。蒋以“殖民地”视之印度,又谈“一致抗战”,已经开始探询英国对于印度独立究竟能有几分让步。而后蒋再发一箭,大胆建议英国政府宣布印度成立自治领,并确定其日期,印督当即告诉蒋“一个最秘密的消息”,称英正在考虑此计划,但顾及“定了日期而届时不能做到,则反为不佳”。蒋马上表态“假使我是英政府,现在必须立刻宣布印度实行自治领之日期,假使我是印度国民,此时决不要求完全独立”。

      古语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试探英国政府的过程也正是对方对蒋的试探。

      丘吉尔曾在蒋访印之前要求其必须与印度总督对整个形势进行讨论之后,方可会见国大党人,否则将对英国造成严重影响。之所以要与印督见面,实则也是在摸索蒋对印度,尤其是国大党人持何种态度。印督贯彻丘吉尔训令,要求蒋必须接见除国大党以外的穆斯林、平民代表以及印度诸王公,另外,蒋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因此印督警戒蒋勿做“审判官”借“判断是非曲直”之名,袒护国大党,且威胁道:“这种印象绝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此次会谈,双方各出奇招,暗自较劲,在“和缓”气氛中频频擦出火花。印度总督为避免蒋的访印使泛亚洲情绪通过印度广泛传播,因此反复强调:(1)蒋此次来印度的身份应保持中立,并且不偏向于印度国内任何党派,但同时说明:蒋的印度之行,不能带任何裁决性质。印督另外提到希望蒋能多接见印度其他党派,实际是分散蒋的注意力,竭力防止蒋与印度国大党联手。(2)印度是英国领土,而非殖民地。正值英、印关系敏感,蒋提及“殖民地”概念时,印度总督立即就“殖民地”问题反问蒋。英方对蒋的访问更希望能收到劝解印度共同作战的成效,而并非由蒋来裁定英、印矛盾孰对孰错。(3)印度总督认为“印度如要做到中国的地步,恐不可能”,中、印的情形完全不相同,中国的模式无法用到印度身上。(4)蒋以“自治领”向印督套话,印督果然就此话题阐述了英国方面的看法,并否认如英政府仅给“自治领”的日期而无实质行动等同于无效的说法,不认同蒋试图提出“英定自治领日期”这一折中办法。(5)蒋最后谈及英国宣布印度自治领日期,而印度不要求完全独立,其实也就是他初步设想的解决英、印问题的方案,但印督不置可否。

      蒋介石和印度总督之间的谈话可算是开门见山,但从一开始,英方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对印度的态度。可想而知,蒋如若执意调和必将受阻,而要使中、英、印三方满意,则难度更大。从蒋与印督的会谈中亦不难发现,印督暗示蒋访问过程须尽量避免的几点,正是蒋欲通过访问印度而要达成的目的。

      蒋一直建议印度能在英国确定自治领时间的基础上暂时不谈独立问题,主要是担心印度因此而直接与英国发生冲突,从而阻塞中国抗战物资的正常运输。尤其是在1941年美国正式决定投入抗战以来,格外重视对华军械的供应。以1941年12月16日宋子文所提供的美国军械货单来看,包括轻机枪、山炮、榴弹炮、平射炮、高射机枪、高射炮、迫击炮在内,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并要求在三个月内全部起运上述械弹。这只是蒋所积极筹谋的军援计划的第一步,之后还陆续会有大量军火、战备由中印路运往中国。此事又可在蒋访问回国后,宋子文就军械运输问题询问蒋意见的电文中得到证实。宋在电文中向蒋征求:“罗斯福拨第十大队飞机来华助战时,可否告罗斯福,两个马达飞机由印度运输至中国,其过去成绩量甚少,如不愿将空中炮垒改为运输机,闻美方自六月至九月间出DC-4四个马达运输飞机十五架,请将此数全拨中印运输应急,而此机英国及陆空军均竞索,惟在中国特殊情形下,或可拨中国。”可见印度亦是美国发散军援给英、中的空中重要中转站。它的重要意义除战机数量之外,更有美国对华的优先考虑权。这条关系到中美运输的唯一重要路径对于蒋而言,不能出任何差错,印度一旦出现问题,必将直接威胁中国战局。但英国方面只想促使印度抗战,借以抵充英军兵力,而印度国大党尼赫鲁等人却希望蒋能向英国施加压力以达到印度独立的政治诉求。

      由此可见,中、英、印三国对蒋的访印之行都各有所求。

      2.蒋介石会见印度各界人士

      2月11日,蒋介石接见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阿柴德,当时在场的还有尼赫鲁、宋美龄。蒋在谈话中问及印度国民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阿柴德表示“过去两三年来,印度国民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恒表同情。但我们的手足为英国所桎梏,欲以同情之心转为实际的行动,殆不可能”,谈话甚至延续了蒋和印度总督谈话的迂回风格,国大党方面在外交辞令之下始终保持坚决的态度。蒋的谈话曾以“实行革命有两种方法”不断加以暗示,称直接方法虽可“用武力推翻政府”,但代价太大,且不现实,而间接方法则可以政治的方法达到目的,且适合印度,不断以中国为模式相比较。同时他又劝说阿柴德要采用政治的策略,经若干阶段争取自由,伺机寻求国大党的认同。

      但阿柴德对此方式在印度实施的可行性表示怀疑,直言“在原则上实在是真理,但按印度的情形,其中有不能实行的困难”,并认为在过去的三年中,英国政府和此间派驻印度的代表,对印之态度,可想而知。英国的傲慢自大,反触及印人自尊。因此,他坚决表示与英政府方面绝无合作的余地,就现状而论,情形较以前更为繁复、更为危险,但英国政府的态度,却仍旧丝毫没有改变。阿柴德的此番言论等于直接拒绝了蒋的“间接方法”与“分若干阶段争取自由”一说。

      在此气氛下,蒋又硬着头皮谈“自治领”问题,却遭阿柴德拒绝。印度国大党表示英、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治领问题。就英国而言,过去从未正式提及,当前亦是如此,而国大党也一再申明他们的决策,“欲使印度国民得到真正的主权,而不是空洞的诺言”。阿柴德和尼赫鲁对英、印关系始终保持强硬态度,谈话结束不忘重申“印度问题的症结并不在独立或自治领地位等名称的争执,我们要求者为立刻给印度国民实际的主权,这恐怕不是英人所愿意的”。这使蒋继与印督谈话后,再次遭遇挫折。当然,蒋也并非没有一点收获,国大党在提到“自治领”时反复强调了“英国政府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表示”,虽将责任归于英方,但却似乎有所松口,这让蒋又看到了一丝转机。

      按照印督的说法,蒋在访问印度期间应广泛接触印度包括国民大会在内的各界人士,但最初并不包括甘地,受英方阻挠,蒋与他的见面过程遭遇到不少坎坷。在与尼赫鲁和阿柴德的谈话中,双方已经谈到甘地问题,不过并未达成共识。蒋介石借由宋美龄之口表达“希望能与甘地见面”,但尼赫鲁以“甘地已准备赴孟买”加以推托,蒋只有当场表示不必和甘地见面,此计划暂且作罢。

      2月11日,甘地以国民大会领袖的身份致信给“最敬爱之友人”(注:系甘地在信中对蒋的称呼)蒋介石,说明无法晤面的详细情况。信中称“余得悉阁下莅临我国之际,同时接得尼赫鲁先生可贵之讯息,知阁下将来华尔特哈,使寒舍增光,是故并未以函电表示欢迎。惟兹悉大驾已不能来华尔特哈,而阁下又不欲余趋前拜谒,良用惋憾”。虽半字未提,但却言“此次非吾人所能控制之环境使吾人无缘相见”,足以看出英国对蒋、甘见面已设置下多层障碍。

      不知是否受英政府监控的影响,甘地在信中只戏谈中、印文化“不知何者更为悠久”,而就印度自由问题却只能隐于字里行间,他表示“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乃千百年长久之损失。阁下等为保持自由而奋斗,余衷心不胜向往之至,愿上帝赐阁下等以成功。明乎此,则吾人之精神更趋向密切矣”,委婉表示对印度独立抱有希望。尼赫鲁的真实想法却不止于此,他固执地认为:“行将降临到印度的战争虽是那样可怕,而某些意义而言,在我心深处却为他所吸引着。因为我希望,一个使千百万人民亲身体验的猛烈的震撼,将会把他们从英国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那个坟墓的静寂里拉出来。”他将战争看做是民族解放、摆脱英国统治的契机。在印度仍然还有不少人抱有同样的看法,蒋的访问很可能在没有唤起印度加入抗战的同时,已经激起其民族情绪的高涨,这对英国而言更犹如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蒋因此的探访已逐渐遭到了英方的极大抵制。

      几经斡旋,蒋最终于2月18日正式与甘地晤面。甘地在印度本土人民中声望极高,如果能打通甘地这一环,则可取得长足的进展,蒋因此费尽唇舌劝服甘地,谈话长达五个小时。蒋反复强调印度现阶段的任务不是打倒英国,这不能称为印度独立的唯一出路。他努力劝说甘地改变主张,如若继续按照国民大会内部某些成员一样,将从英国独立出来看做大过日本入侵的话,必将对中印两大民族造成一大损失,那么世界人民对印度同情也会随之减少。但无论蒋如何开导,甘地却始终只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基点出发。蒋由此询问甘地,他所提倡的不合作主义,是目的还是方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尽管甘地答复他不像英国宣传的那样不愿与英合作,并声明此“不合作”是“积极的、要与英国合作的”,又称其目的是“不仅要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合作,而且要与英国人合作”,但蒋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甘地要求的还是“印度民族的自由和平等”。这使谈话又回到了原点,印度是先抗战再独立,还是先独立再抗战,甘地已经有了答案。

      原本指望与甘地长谈能有些许改善,但甘地有意躲闪,蒋的计划只能落空。这并不是蒋在印度所遭遇到的最大挫折,事实上印度问题远比其想象中的更为复杂。印度本邦除国大党以外,还有十分庞大的穆斯林组织、仍统治千万人口的印度王公以及相当数量的平民。丘吉尔之所以再三告诫蒋尤其要与印伊斯兰教徒与贵族接触,其主要原因是以上两者都因利益需求已与英国成为同一战线。印度的国内分裂,再加之英国或明或暗的干涉,蒋几乎无法找到中间地带,能促成英、印对话。以蒋在2月12日同一天接连会见尼赫鲁与印度土邦王公为例,则不难发现问题症结所在。

      尼赫鲁在与蒋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谈话中,用到最多的词就是“无能为力”,他说英国没有还给印度独立,“此刻大门关闭,印度国民实无能为力”,又说即便是同情印度的英国人士“在当时情形之下,也觉得无能为力”。尼赫鲁认为英国并不关心印度问题,如果不谈独立,则“没有办法来挽回这种局面”。

      蒋还在谈话中用到诸如“应当接受英方所允许给你们的事情”、“现在美国正在救援英国,将来说不定印度也有救援英国的日子”的语言,对仇英的国大党未尝不是一种刺激。当他再以“最要紧的是要在将来的和平会议上争得派遣代表的资格”、“真正的自治领地位”等语慰劝时,尼赫鲁只答复“不必拘泥自治领或独立等名词,只需考虑到交印度国民以实权”,而由印度人自己决定他们要建设哪一种政府,没有留下任何转圜余地。

      与尼赫鲁的谈话显然令蒋介石感到失望,再面对与英国连成一体的土邦王公诺华勃·鲍普尔时,蒋已经无话可说,所以这次会谈几乎成为鲍普尔的个人演讲。但在他的“演讲”中也不乏厘清了印度内部之所以分裂的某些根由。占全印面积三分之一的印度各土邦,总共有二十个,而该王公的领地位居第二。其中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二邦可派出步、骑兵等共计七万人,而这些军队已经派往各战场,实际成为英军补充。印度王公直言他们对英人统治“当然不完全满意”,但印度国民“难辞其咎”。在印的伊斯兰教徒压服了印度教徒,但败于英人之手,印度本土一旦要独立或者得英国承诺,那么不是本国土著的伊斯兰教徒必掀起新一轮战争反对印人,而各土邦必不会坐视不理。为反对以国大党为首的“战前独立”势力,伊斯兰教徒与王公都已与英国进行利益捆绑,主张印度参战。英、印矛盾之下,还存在印度国大党、印度教徒、在印伊斯兰教徒以及印度土邦之间的各种冲突,这既会成为英国拒不同意印度独立的把柄,也同样会令支持印度独立的国大党等势力咬住不放。眼前障碍不减反增,蒋已无心再谈,草草敷衍王公之邀请结束谈话。

      英国克利普斯爵士之前已有“倘使政策仍旧不变,他就是到了印度也不能得到什么良好结果”的预测,在接连两次与阿柴德、尼赫鲁以及印度王公的谈话之后,蒋更深知其中之利害。英、印矛盾如果要得以顺利解决,尼赫鲁的意见只有一条,即英国必须同意印度独立,而英方坚决不能接受。印度王公对印度参加抗战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也说明了印度内部弥漫着另外一种情绪:不能脱离英国的统治,那么抗日就是帮英国打仗。这样一来,沦为他国的奴隶和当英国的奴隶没有任何分别,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为英参战。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日本明明已经在家门口打仗,印度却表现出对日侵略的冷漠态度,一心只要想独立,获取相应的自治权;而对于英国而言,欧洲战场尚在对峙,却要转过身来顾及“后院失火”。印度此举无疑是在火上浇油,但这对印而言并非没有原因。自1939年欧战以来,英国一方面让印度加入对德、意之战,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承诺印度恢复独立地位。

      如此看来,与其说蒋在不断劝解印度各界缓和与英国的矛盾,倒不如说是他揭开了英、印矛盾冲突的层层面纱,不但使英国对蒋此次访印颇多怨言,更令国大党人对蒋误会丛生。情况如果继续恶化,蒋将无法完成他此行的目的,满足中国的战略利益需求。

      在蒋先后和印度各界人士会谈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他在印度的时间也越来越有限,因此他更急迫地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向印度社会各界讲述日本侵略的劣迹,以期印度国民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现阶段的紧张局势。在印度的宣传工作只能借助公开场合完成,主要由蒋氏夫妇、董显光出面。

      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出席了全印妇女大会,在正式演讲之后曾临时发表一篇关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的演讲。其演讲详细地描述了日本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令人触目惊心。宋美龄更用中国类比,不失时机地向印度妇女界喊话:“我们中国过去也曾经竭力敷衍过日本,因为我们需要时间来准备。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敌人的野心是无穷的,我们虽然准备得不充分,还是决心起来抵抗,因为我们知道受难与死亡虽然可怕,但是身体和精神上做人家的奴隶,还要来得可怕呵!”希望能唤起她们的共鸣。但宋美龄所谈的“身体、精神上的奴隶”与印人心目中的理解差之千里,很有可能带来两种负面影响:其一,漠然视之;其二,更加激起印度独立的浪潮。宋美龄的演讲显然没有引起轰动。因此,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接过重任,随后登场。

      董显光在印度宣传局的安排下与在印新闻界见面,并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官方的形式重申了中国抗日的立场,鼓励印度人民积极参与抗战。董也采用了和宋美龄一样的方法,先从日本侵华入手,但改变了策略,语言更为平实、形象,例如日军夺人财产“一扫而光,有如飓风之扫落叶”,拿人性命“绝不为居民留下食粮,必欲目睹平民饿死为快。他们带来的不是手足情谊或友谊,而是死亡,冷酷的死亡,无比的野蛮与残酷”等。他进一步提到:日人在二十多年前草成的田中奏折,亦即侵略奏折,其中就已经明确包括先后征服中国、南洋、印度以及全世界的计划。当时世人皆以为笑谈而未以为意,惟时至今日,田中奏折已经确证为实有其事。他希望全印人民皆能一读此文,以揭开日本的真实面目。董也借此警告印度:“日人最初惯以甜言蜜语诱人,说的是‘诸位朋友,诸位兄弟姊妹,我们来此,首在拯救你们脱离烈火地狱’那些话,其实日本人来时,却带着地狱一同来。”这样一来,田中奏折就有可能进入印度公众视野,而那些非常直观的语言,很容易为报界所引用,成为舆论的支持,从而收到宣传的效果。

      就其本地而言,董指出日本是中、印共同的敌人,因此日所散播的谎言必须扫除。为此,中国政府决定派遣两名中国记者,分驻在尚无驻印记者的加尔各答和新德里。董本人则与印度宣传局局长佛德烈·泼克尔爵士会商,订立中、印间时常互通讯息的方法,且拟好广播时间表,俾得迅速实行双方消息的交流。董最后以“中国人民甚愿在中国报章上得读有关印度的记载,如印度人民对于作战努力的贡献,印度的军火生产,印度军人英勇,印度的防空设备以及其他有人情味的新闻等”结束讲话。董的宣传手段,的确对印度人民起到一定作用,但又存在新的问题。

      但凡涉及在印的公开场合,皆由英国政府公开出面,譬如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安得鲁就出席了董显光的此次记者招待会。而全印学生代表曾向宋美龄献上一面世界学生会的绣有“英勇的中国学生”字样旗帜,印督在蒋访印期间宣布举行“中国日(China摧s Day)”募集专款以支持中国战时慈善事业用途。

      所有中国的公开宣传,都打上了英国的烙印,如果再在这类敏感场合下劝印抗日,不但冲淡了原有的宣传目的,还可能激化英、印矛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蒋本人在2月21日发表《告别印度国民书》,基本不再详谈,“只述我中国此次抗战所受日军之残暴行为”,但为英、印改善关系作最后之努力,只提“劝说英国和印度国民大会双方冷静地促膝会商,一致协力抗日”。

      然而,蒋的此次出行仍然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英国不赞同,美国不表态,但外媒还是给了蒋一个极大鼓励。《纽约时报》用大篇幅报道了蒋的这次访印之行,文章称“蒋委员长非有重大之任务,决不赴印。印度与中国已非白人门下求援大客,彼此或已完成外交史中之一伟绩,即中印抗日之联合阵线也……蒋委员长之访印,厥为亚洲之利益计,亚洲云者,乃反抗日本征服政策之亚洲民族也”。该报记者安娜·马考密克更不吝称赞蒋为“历史性之举,盖中国已因此取得亚洲自由中国战中大领袖地位”。《纽约先锋论坛》登载了名为《印度与战争》的社论,文章称“各联合国之人民咸望目下远东之战局,及蒋委员长与印度诸领袖之会谈,将使印度在战争中之任务,日趋活跃。顾吾人不应望之过奢,须知过去印度民族运动所受之训练及感召,厥为消极之不抵抗主义。此种民族意念,断不能一时使之变为奋战之精神,亦称甘地之不能一变,而为蒋介石也”,更有甚者强调“此情此景,实昭示于世曰,大英帝国大理想已作最后之旅行,一去不复返矣”。

      当然,这对提升蒋介石的国际地位大有裨益,但对解决英、印冲突却似乎无甚帮助。

      蒋如果不通过英国政府则无法赴印访谈,但一旦通过英政府则会被印国大党质疑其来意。所以,蒋必须避免个人喜恶尽量塑造出中立形象,把握对英、印的尺度。在访印期间,蒋必须把每个细节考虑周到,乃至于托不托出丘吉尔、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可以谈,都将直接影响英、印双方的态度是否愈加强硬。他在重大场合的致辞中必须要提到英国首相丘吉尔,但又不能在与印国大党的谈话中过多涉及以避免印人反感。蒋甚至要摈弃前嫌,在印度总督欢迎会(2月9日)上“褒奖”丘吉尔“自此一伟大领袖开始执政以来,余个人对彼心仪已久,并自彼之所为,获得不少鼓励”;又试图“拉拢”魏菲尔“中国军队入缅,当将军去重庆时,余曾告彼在联合抵抗侵略战争中,可充分信任中国军队之合作与援助”,而中、英两国在缅甸战场上已存在重大分歧,英国并不像蒋那么紧张缅甸战场,本来中间种种嫌隙,此时只能化作“曾尽其最善之努力”,“此种合作乃同盟国间彼此应尽之义务也”。

      英国本来对蒋赴印度就不太赞成,尤其是蒋竟然要和甘地、尼赫鲁等人见面;而蒋在调和过程中不免要谈及英国,劝印度让步,这使得印度部分人士更加误认为蒋的立场完全倾向于英国。蒋虽尽力调解,但双方毫不让步,进而被推入尴尬的境地。蒋甚至也要借用尼赫鲁的“无能为力”说,称印度并非对日妥协或心存好感,但“他们在英国现实的统治情况之下,在他们的政治权益没有满意的取得以前,要他们在精神上如何积极的抗战,当然是不行的。这是因为他们反对英国现行的统治政策,所以对抗战表示消极。所谓消极,并不是说他们有了力量不使用出来,对于德日侵略者不予以抵抗,而是说他们在现实的政治情况未改变以前,不能发挥力量”,因此判断印度之于抗战“实在是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而蒋在接见甘地后已倍感失望,“此或余热望过度之故亦未可知,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变成今日铁石心肠。彼唯知爱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可谓忍心极矣!此乃印度哲学与传统精神所造成,只知忍痛,而毫无热忱然而对英人,唯有此人此心以应之,而此心亦可对英人”。即便如此,蒋仍然没有放弃,在访印归国后即致电顾维钧询问英国舆论,他坚持认为“对于印度政治问题,此时若不急速解决,则危机必日甚一日,如待敌机轰炸印度,人心崩溃时,再言解决,恐已过晚。至待敌军入印以后,则更无办法,日寇如知此内容,则其攻印度可如入无人之境,此时唯有转变印度现状,或可阻止敌寇侵印之野心也”。蒋的访印之行至此结束,但这却是他英、印调停之路的一个新开始。

      (二)美国不介入与蒋介石的调停努力

      在蒋归国后的次月,尼赫鲁曾提到的那位原本已经觉得无法挽回英、印局面的克利普斯爵士(战时内阁阁员)此时访问印度,其目的是希望印度能接受英国所提出关于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该草案首次提出“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将给予它以自治领的权利”,但在战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将不做任何变更,而印度各政党须帮助政府作战。换言之,印度要以英国的名义作战,国防责任只由英国政府全权承担,并只允许在印督以下设立的执行委员会里加入一名军事顾问以监督作战的物资供应。太平洋战争胜利后,再行成立由省和土邦组成制宪机构(具体办法为:在各省将举行立法议会的选举,并由立法议会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各省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各土邦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应由王公指派。),但同时又补充“不愿加入印度联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和英国政府旧有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

      表面看来,此草案承诺在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的权利,虽较之以往英国的态度已有极大改善,但就其实际,却不具可操作性。英国在“先参战再议自治”问题上并未松口,等同于彻底否决了尼赫鲁要求的付以实权,而战后所谓的“议宪”则旨在瓜分议会席位,重回英国统治。从一定程度上看,此次草案不排除缅甸因素,但绝不是主导原因。

      早在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已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宣告中英军事同盟形成。1942年1月初,日本在此时对缅甸展开进攻,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中国成立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开赴缅甸战场。直到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也就是说日本进攻缅甸是在草案之前,而英国因坚持“先欧后亚”的方针,缅甸战场主要是中国远征军并不是英军。由此可见,发布印度草案显然受蒋访印之行的直接影响,英国方面既不愿意看到第三国的调停,自然要对此采取行动,所以蒋的访问也对英国有一定刺激作用。

      印度各界对草案的内容并不赞同,但甘地的反应则尤为激烈,这迅速成为点燃英、印关系的导火线。蒋访问印度不仅对于英国,且对印度而言都是一个极好的契机,至少在英国草案发布后,甘地的反应即是如此。甘地在和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无不透露出“英国人应当放弃印度,国民大会更借助英国发表草案一事,大肆宣传以对英国施加压力”,而更令人忧虑的是,甘地竟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日本不会侵略印度的荒谬思想。甘地此举迅速成为英国的借口,英国官方的报刊立刻将甘地的这种立场渲染为亲日的立场,甚至散布国大党的领导和日本保持联系的传言,而印度激进分子也正在为印度的独立而行动,双方本已恶化的关系并未因草案而得到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局势很快演变成了另一种恶性循环:蒋希望通过访问能使英、印矛盾缓和从而解决中国的运输问题,但因此激化了印度的民族独立情绪;英国在此基础上自然要采取必要措施,但印度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蒋访问和英国因此态度的变化,印度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愈加使其想以此为筹码,在英、中两国要求得到更大的利益,即印度在战时独立。此举无疑使蒋介石和英方都要在此基础上再加强各自的策略,周而复始,只要英、印任何一方不让步,就没有解决之道。

      此时形势异常危急,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第一时间致电甘地告以日本的侵略是中国,乃至亚洲国家与反侵略盟国均共同一致的最迫切祸患,以避免就“印度近日之局势”“授侵略者以可乘之隙”。

      蒋还在电文中以私下朋友身份苦劝甘地,请求他切勿冲动,给蒋时间加以周旋,使“印度局势必当有一公平之处置,与正当之解决”。同时亦请甘地三思,“盟国之利益即为中印两国之利益,而印度之利益亦即为整个盟邦之利益,此点当为同盟各国所了解”,并称只有在“同盟各国共同利害之基础上,觅取一致抵抗日本侵略之途径”才有实现甘地“自由、平等、独立”的愿望,达成多方共赢。

      蒋希望借此稳住甘地,同时又分别致电给外交部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探听英、美态度。蒋预先已经估计到“甘地恐有行动,印政府已准备取缔”,直到英国新任驻华大使薛穆来见得以证实。据薛穆称,奉其政府命令通告印度情形以及甘地将有不利于作战之举动,因此英国驻印当局已准备拘捕甘地。蒋情急之中借“甘地亲笔来书”,以求与英国达成四点共识,即“一、印度愿抵抗日本之侵略;二、印度绝不为于中国抗日有害之事,而且愿助华获得胜利;三、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但印度愿与同盟国订立共同抗战之同盟协定,如此赞成同盟国军队在印度作共同抵抗侵略之基地;四、彼又坚称不作对英冲突之举动”。尽管可为甘地亲日辟谣,但英国断不可能答应退出印度。蒋只有再恳求英国忍耐,“设法有一正当解决之办法”。蒋也在此次会晤中,明确向薛穆表示,“中甚望英印间能求得合作之途径,而使盟国作战能确保共同之胜利,但印度为英国内政问题,中固不愿预问其事,然而为盟邦友义与中英共同利害关系计,不得不望盟邦以慎重处之”,虽言辞委婉,实已暗示蒋决意在对英、印冲突上调停到底,这既是出于“盟邦”,更是出于中国立场。

      宋子文很快就将关于甘地的信函转发给罗斯福,罗斯福批评“印度非但欲驱逐英帝国主义,亦不愿帝国主义侵入印度,殊不明其用意何在”,又就其此前所发表的宣言,谴责甘地“缺乏实际,难于共事”,希望蒋能劝甘地勿走极端,“以免为敌利用,危害中印数万万人民”,由此又带出中、英、印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美国。同为中、英盟友的美国,在印度问题上表面采取不干涉态度,尤其是英国发出的草案显然没有得到印度广大阶层的拥护,当蒋介石传达了甘地与英国关系僵化的消息后,据宋子文分析,美国对英、印问题另有打算,美方并不愿在此近东危急之际,在印度独立上表现出逼迫丘吉尔的行迹,同时又授意美外部透过大使谈话,借机刺探英方意向。而在短时期内,印度要求战时独立一事,在美看来确有顾此失彼之虞,一旦顺甘地所愿,那么现充印军并受英牵制的数千万在印伊斯兰教徒势必失望,他们在近东一带势力最大,如被牵涉,必将使战场雪上加霜,这也是美国不得不借故延宕的关键所在。

      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也证实了此事,文章称:“在印度,争取独立的运动利用日本进攻的威胁,正升到高潮。罗斯福生怕当地百姓开门欢迎日本人,所以尽管丘吉尔于12月做出愤怒的反应,他再次敦促英国对印度的一些要求做出让步。”可见,美国虽在英、印问题持观望态度,却就介不介入其间显得十分矛盾。

      直到1942年7月,罗斯福才派遣专人赴伦敦与英交涉,表明美国对印度的态度:

      一、如甘地有举动,而英国不得不予以扣留,美国人士原来不同意于英国之印度政策将复燃,因克利浦斯(注:即克利普斯)赴印而美舆论对英渐有好转之观念当逆转。

      二、为英国计,莫若使美国参入印度问题,万一印度态度无理倔强,则美国人士可料了解应付之困难。

      三、各联盟国由英美或加中国在内领袖,取原则:(甲)印度问题即联盟国问题;

      (乙)印度应有自由;

      (丙)但世界和平需要印度之统一。

      美国以本国与菲律宾来比喻英、印关系,建议英国代表联盟国尤其是英、美、中三国以联盟国的身份发表其目的“兼要印度之自由及统一”的英、印解决方案。该方案要求:“决定印度自治之期,此期应确定不改而最近之日期。”即建议英国在战时立刻解决印度问题,并将此问题从英国的“本国政务”扩大到盟国的共同义务,称“自治之方案日期由联盟国担保,联盟国有此责任,方能对事有咨询及批评明文”。同时又称“自治日以前,印度须自动定宪法,限定中央及各省或各区之权,其宪法适合印情形,不必仿效美国或任何国制度,但关于国防及外交当然属中央范围”,此“中央”实际仍指英国,而“中央”所涉及的国防、外交正是盟邦参与的动机所在。最后,既然印度“不能统一对外之关系,须有同盟国负担之,尤其负责诸国之责任,指英、美、中”,表面看似既不能伤害印度感情又不触犯英国利益的折中方法,实际却被美国“偷梁换柱”。乍看该建议,美国以盟邦的名义督促印度在最近时期独立,制定完全适合印度且不仿照他国的宪法,似乎一边倒地倾向印度。然而,仔细揣摩,却不难发现,一个国防、外交俱无发言权的“地方实体”何以称其为“国家”,又何谈限制所谓“中央”的权利?既不成国,又如何能称其为“独立”?此建议虽争取印度独立,却又像为英国考虑,而实际上受益最大的还是急需兵力增援远、近东战场的美国,甚至利益牵扯之下的中国。

      但这仅仅只是建议而已。美国既不想因印度问题而与英国失和,也不愿意使太平洋战场问题日益复杂化,因此当蒋热衷调停英、印矛盾时,美国只打盟邦中立旗帜,却躲在幕后暗观中、英、印三者的情势变化。美始终不肯正面和英国或者印度谈及此问题,唯有借由蒋介石来公开出面。蒋又因战略考虑,亟须在此问题上重申立场。而甘地和蒋尚有些许私谊,因此,以第三者身份出现最合理的,莫过于既有访印经历又刚刚和英国结成两国军事同盟的中国。

      英方确信印度国民大会有鼓动印度独立的倾向,而国民大会内部却显得分外矛盾,他们一度想借由联合国出面进行调停,对于甘地问题则望中、美采取不过问态度。蒋介石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他于7月24日致电给罗斯福认为“印度局势,双方僵持,已达极紧张迫切之阶段”,而此阶段究竟发展如何,则关系到同盟国作战,尤其在亚洲战场的成败,乃重中之重。蒋反复诉说一旦该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反侵略各国所昭示于世界之共同作战宗旨,将无以取信于世人,此不仅为英国最大之不利,亦将为此次战争民主阵线留一甚大之污点”,对此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紧张。正是因为如此关键,蒋认为以一己之力无法胜任,要求美国以“此次正义战争之领导者”的身份,加之“又夙为英国所重视”来主持公道。他同时又称,印度国民大会在此时提出独立要求,英国不免将其视为乘危要挟,若美国参与,则无论在内容还是时间上“皆留有充分余地以期待妥协”。蒋再三请求“美国应以公正之态度劝导英、印,谋得合理与妥善之解决,……而其责任则莫宜于由同盟作战领导者之美国毅然肩荷之也”。

      蒋极力拉拢罗斯福进行调停的目的在于,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充当调停人以外,尚需美国对英国进行游说,方能缓和英、印矛盾。与此同时,蒋并不会因此退出调停,但如果美国应约,则已经成功了一半。一周后,蒋果然收到宋子文自华盛顿发来的电报,电文称罗斯福已口头说明,将与蒋联名“中美联合从中调停保证,始得解决”,局势正在像蒋所预期的那样发展。

      1942年7月29日,驻印度专员沈士华发回电文称,国民党大会党主席阿柴德“对外国记者团声称,英、印问题拟请同盟国处理。并谓,只要英国承认印度自由,其他条件均可商讨”,而印行政院内部多赞同召开圆桌会议之主张,以便缓和目前局势。沈在电文中同时提到,据权威人士分析,印政府将有所表示。

      然而,到8月初,未等印方行动,英国当局就于阿拉哈巴德对国民大会党总部进行了突然搜查,并发现了甘地提出的关于必须和日本协商,使日本放弃对印度的敌对行动的决议。该决议虽未经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但依然成为英国当局掌握的把柄,以“甘地有亲日情绪”为由立即将其实施逮捕,连同被捕的还有尼赫鲁等党内重要人士。英方报纸遂发表社论,极力批驳印度,称“印事恶化,甘地应负责,盖拒绝克利浦斯(注:即克利普斯)方案为甘地领导之国大党,英政府维持治安,责无旁贷”。几日后薛穆来函,将对印度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解释为对印度的被动反应,“印度发生纠纷与种种困难,亟欲求其顺利解决之心,莫有急切,如本人者正竭尽全力以求达此任务,想均在洞察之中。不料国民会议最近措施,使我政府与本人无其他可择之途径,不得不运用法律之机构”,而蒋对印度“所拟通讯之诸领袖”,“皆因其非法行动而受拘禁,深惧未便准予对外交通之便利”,断绝了甘地、尼赫鲁等人与外界,尤其是与蒋的联系,双方关系愈加紧张。

      早在事件发生前,罗斯福就已向蒋表态,建议他应和美国一样,在英、印关系上持观望态度:

      ……阁下(注:蒋介石)建议之困难,谅荷明察。盖鄙政府须同时劝导英政府及印度民众,以寻觅一合理圆满之解决,英政府深信其对印民众所提之建议,必能对双方获得一公平之调整,其结果必能使印度民众独立之愿望。更进言之,英国政府以为此时联合国其他国家之建议,将减损印度唯一现存政府之威权,并势将引起印度绝大之危险,此阁下与福所希冀避免者也。在此时情形下,福以为阁下与福不作类似阁下所曾虑及之举动,较为明智。倘如最近一、二周内,印度事件更趋严重阶段,则此并不阻止对于阁下建议之步骤,作更进一步之考虑。阁下当可深信福对阁下建议,无时不在考虑中,而对阁下积极坦白之相示,尤深钦感。凡任何事件而有关贵我两国共同作战者,仍请继续随时惠示为荷。

      闻甘地在此事件中被捕,蒋介石不顾罗斯福之前劝阻他勿在英、印事件上再有动作,于8月10日再次致电罗斯福:

      罗斯福大总统:印度国民大会领袖甘地及尼赫鲁等各常务委员会委员已被逮捕,余前次致电阁下所最杞忧者,不幸竟成事实,殊属痛心。此事对我盟邦在东方之战局,实为重大之打击,对未来整个局势,实蒙最不利之影响,如任其发展,则我盟国之作战宗旨,无以见信于世界,在精神上即无异为轴心之德、日张其声势,若不从速挽救,则我民主阵线作战之宗旨已失,即使最后获得胜利亦等于失败,盖世人将谓我盟邦不能实践我解放人类、争取自由之作战宗旨,而相反的乃有压迫自由之事实也。余迫切向阁下呼吁,请阁下出而主持正义,以缓和印度之局势,而使之归于安定。贵国为我民主盟邦之领袖国家,阁下又为二十八国所拥护之大西洋宪章之发起人,值此人心激荡、安危系于一发之时,敢祈速定方针,有所指示,不胜切盼。

      蒋介石认为英、印局势的恶化,必对太平洋战场造成进一步恶劣影响,此时唯有中、美两国联手才能化解危机。他试图向罗斯福强调,将美国拉在英国一边,会引起印度仇美之情绪,而英国所使用的高压手段也会激起被压迫民族的仇恨,两者都系极为危险之事,能想办法加以避免的,“只有美国可以为此”,唯有罗斯福可以担当“防止或消弭印度问题恶化之责任”。

      蒋甚至直言“印度问题非英、印两国之问题,乃牵涉所有联合国家之利益”,所以中国有充分而正当的理由参与其间,而身为盟国的美国也应同理响应,至于隶属关系,则是中国“唯只能在美国领导下为之”,美国显然不想因插手印度问题而破坏盟军关系,宋子文可能已经觉察到这一点,因此在与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的对谈中,他把甘地问题描述为“印度内部纠纷”而“不愿预问”,并暗示蒋过多干预“必影响美国对英之舆论,不可不加慎重”。

      但蒋认为英国对甘地使出非常手段,显然将罗斯福所建议的“决定印度自治之期,此期应确定不改而最近之日期;自治之方案及日期由联盟国担保;自治日以前,印度须自动定宪法;印度既不能统一对外之关系,须有同盟国负担”置若罔闻,美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因此在此事上没有采信于宋。

      蒋希望美国能积极营救甘地等人,无疑是在挑战英国的权威。罗斯福又再次拒绝蒋的请求,并详细地阐明美国对此事不采取任何积极举措的原因,不认同蒋所要求的中、美联合介入印度事件。罗斯福在电文中虽引《大西洋宪章》中“援助热望独立民族之独立”的条款,但又表明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英、印问题“由于多种事实与因素相混杂”,因而并不完全适用于宪章。罗斯福又表示此时不应“动”,而要“静”,“然美国政府不以力于斡旋,……不提供积极之调解,为更有效也”。“动”未必是在解决问题,很有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参与其中就有可能亦在阻缓在印作战,罗斯福甚至警告蒋调停“其结果非为理论之协助,而为对日军队实际之帮凶”。

      此外,在出席宋子文也在座的太平洋军事会议时,罗斯福再三强调,以中、美之地位,实际没有任何权力强迫英、印接受自己与蒋“站在整个友谊之立场上”的调停,除非双方邀请,否则不宜表态,只能暗示。也就是说,第三国“不作公开之呼吁宣言,仅使其知悉一简单之事实”,如若双方提出呼吁,则“准备以友谊留意任何协助之请求”。

      十分矛盾,以前所说的“复杂纠纷”已变成“简单事实”,竟要求“不需笔上之于纸”,其立场实已与英国连成一线。美国对驻印美军所下达的命令,已经昭然若揭:

      美国驻印军队之唯一目的,为从事于联合国家对抗轴心之作战。美政府在此区域从事作战之主要目的,乃为协助中国,故除印度遭受轴心国家之袭击外,美国军队不参加任何其他性质,虽最轻微之活动。在受轴心国家袭击时,美国军队必将协助保卫印度。在印盟军,对于印度内政问题,当将谨慎自持,避免任何轻微之干预,即此项行动之外表,亦当避免。美国部队仅为其自身之安全以及其他美国人民发生危险时,将采取自卫之办法。

      罗斯福所谈美军的功能绝不在于解决此纠纷,即对于甘地被捕,美国不会作任何援救工作。基于此,蒋介石在英、印的调停显得更加孤立,失去美国的支持,他唯有与英国再次协商以寻求解决途径。8月12日,蒋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席间蒋再次向薛穆谈到“印度政府拘禁国民大会领袖”一事,为英、印纠纷的和平解决作最后努力。

      蒋在大多数时候与外使谈话多以倾听为主,甚少发言,即使发言,话语亦不多,但此次和薛穆会谈,蒋则显得滔滔不绝、言之凿凿。蒋甚至直接表达了对英政府逮捕甘地的不满,他原本以为甘地发动不合作运动之后,英当局必有一星期或十日的犹豫时间,那么则可供其周旋、调解,但不料国民会议通过决议案之后,英立即执行拘禁,完全没有任何缓冲余地,使本已存在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在蒋大篇幅的谈话中,“和平解决”反复出现,称当前最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可以获得和平解决此项纠纷之方案”,既然事已至此,“当求一和平解决之道”,蒋亲自赴印也是为了“就地研究和平解决之可能”。

      为达其“和平”目的,蒋照例宣讲了一番“解决之成败,实足为决定联合国战事胜负之先机,……印度为远东之危险地带,亦为我联合国战局转折之关键”,但其侧重点却有所改变。蒋向薛穆声明,对印度的人民(而并非国大党或其他组织)“求取自由之期望”只是抱持“同情”,这与中、英的感情截然不同。蒋为此大表决心,称“太平洋战事爆发以来,中英两国之利害已完全一致,英国之利益即为我国之利益,我国之利益,亦即为英国之利益。余既取此态度,故余之任何动作,确信英方必能知我动机之真诚,而不致发生误会。盖余之衷心,实常以英国利益及同盟国之利益为念,所取态度,绝无任何自私之动机”,以博取英国对华的信任。不可否认,蒋的表白略有巧妙之处,所谓“英国利益即为中国利益”,间接肯定了英、印矛盾乃属“内政问题”,但无奈关乎中国,这也就是为何蒋本可以“以第三者不独无干涉之意,且随时注意保留超然之态度”,却又要“力所能及”的焦点所在。而“中国利益亦为英国利益”,如今英、印“内政”已影响中国利益,因此“和平解决”已是中国分内之事。

      英、印问题在蒋看来,早已并非简单的宗主国与殖民地或者两国的纠纷,更关系到整个抗战大局。蒋认为也许“此事决裂之后自然如未决裂以前之容悬解决”,但单凭武力并不能妥善解决整个事件。从客观条件来看,任其蔓延必将危害盟邦各国,一则使“作战目的与宗旨完全丧失以及无以取信于世界”;再则“即使此次事件果用压力制服其精神,与之打击甚于任何作战之惨败也。此无异为渊驱鱼,将使亚洲十万万之以上人口皆受倭寇之驱使”。

      蒋又反过来假设如果印度问题无法“和平解决”,英、印双方感情破裂而各趋极端,中国亦随英国而与印度取对立态度,势必使印度四面楚歌转投入日本怀抱。此引狼入室之举,将断送整个印度,必对盟军造成重击。反之,如果印度在对英关系陷入僵持之时,尚有一国同情或支援,则希望未绝,亦不作冒险投降。介于此,中国在表面上所采取的政策非但“不必与英国相同”,甚至应该彻底相反,方能维护共同利益。一旦各国皆采取平行政策,则难阻印度为日本之工具。

      蒋以英国利益为始终,封住英方口实,薛穆只得转移话题,诘问蒋对印国大党的看法。

      薛穆认为蒋“过分注重国民会议,而未能多加注意印度问题之其他方面”时,蒋则一语概之,“国民会议为解决印度问题之关键,但能解决国民会议之症结,印度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但薛穆再提“国民会议之措施确有助于日本”,蒋却避而不谈,反拉美国下水。如果任由英国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原本盟国内部中国的不平等地位将会加剧,蒋由此主张两个方案,一是“由英国自动提出调解愿望,请美国出面斡旋”;另则“或由联合国家公推美国负责主持调解英印问题,系证印度战后之自由与独立”。

      而化解这场也许会在亚洲继续蔓延的争斗,无论如何都要与美国联手。蒋表示,要获得“和平解决”,唯有美国出面调解,但他也间接向英国证实,美国迄今尚未公开表示其立场。未表露意见,反而不致遭到印人反对。蒋极为自信地保证在甘地、尼赫鲁等人未被捕前,他可以劝服国大党人接受美国调停,但现今事势变易,则不敢预断。然正因如此,“为英国计,仍应策动联合国敦促美国出面调解”,蒋因此规划了美实施调解的具体计划,如美可以代表联合国,向国民会议保证,英必将于战时实践克利普斯所建议的各条件,于战后承诺印度独立。但消息传到罗斯福处,他仍然执意坚持不参与调解印度问题,称“印度之事,中、美若被邀请出而斡旋,自当尽其友谊上之责任,否则似有未便,故余意此时以缄默为是”。

      尽管并未“真正”参与调解英、印纠纷,但美国绝对是协调此冲突的重要筹码,左右着英、印,乃至中国战场的未来导向。原因很简单,如果美国一旦调解,就势必和同为“第三国”的中国保持大体一致的立场,即便英、美再为盟军,盟国的调停或多或少都会使印度获得相当的权益。所以,美国如果公开在印度问题上表态,加之中国在印度的斡旋,一定会使英国做出某种让步,而印度利益的获取同时亦可与亲日划清界线,避免中国战场腹背受敌之苦,但丘吉尔同样也明白此道理。蒋极力游说美国,英国显然不愿意看到此情景发生,1942年8月31日,在全面掌握蒋及其中国政府态度后,丘吉尔立即致电给蒋,用毫无商量的语气告诫蒋“不接受罗斯福的调停”,证明罗斯福之前所暗示英国并不认同“第三国”调停一事属实。

      丘吉尔虽声称系“个人意见”,但却威力十足。他首先否认“印度国民大会完全代表印度”,而在印居住的各类民族占全印人口的大多数,其中以穆斯林教徒人数最多,兵力最强。倘若将来英国兑现诺言,并据宪法将英军撤离印度,那么印度国民大会就必受伊斯兰教徒支配。如若甘地要设法反控制,只有依靠外援,即日本军队,并以准日本在印度假道与德会师为代价,换取建立统治全印度之政权,英方故而不能坐视甘地欲与日本谈判。实际上,丘吉尔此前已透过印督以及亲英的印度人士向蒋传达过印度“现状”,但上升到亲自发函警示,尚属首次。更为严重的是,丘吉尔并不领会蒋的“好意”,毫不客气地宣称“同盟国相处之道,为彼此互不干涉其内政”,“敝国素以完全尊重中国主权为志,当中国国共意见分歧最尖锐之时,敝国从未加以任何极轻微之评判”,直指蒋的痛处。丘吉尔指责蒋牵涉与“破坏印度政府战事工作及此广大区域之和平秩序”的国大党进行“政治通讯”,并放下重话,称中、英间“或将发生隔阂”,而原本尊为“英雄与朋友”的蒋实则是在增加“对德、意、日之战事负担”。本来只是英、印冲突,但却即将引发中、英关系的恶化。蒋寄予厚望的美国调停,则被丘吉尔无情拒绝。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正式声明“任何英国政府,由余为领袖或阁员时,决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之调停”,借美国之力打击过分一厢情愿的蒋,把所有打着盟国旗号的调停都拒之门外。

      丘吉尔似乎比美国更会使用“大棒政策”,在一阵猛击之后,又适时扔给蒋一颗“糖果”。电报最后称,丘吉尔在访苏以后,得斯大林襄助,德军的士气远逊于1941年初次犯境,这对其他轴心国将带来直接威胁,日本也将加强对印的策动。丘吉尔因此承诺“对于滇缅路及泰国、马来、中国间之日本交通线,采取攻势”,并将与魏菲尔在开罗会晤“讨论如何将此项计划与其他计划配合进行”以减轻中国压力。

      依照此电文来看,上述几点反映了丘吉尔的“强硬”逻辑:首先告诉蒋所获取的印度情况并不准确,和当初英国方面曾期许的访印任务大有分歧,而蒋一心要营救的甘地则是印度的“亲日分子”,怀有与日军从事不正当交易的居心,并非像蒋所描述给薛穆“日本绝无使彼动摇之可能”。基于此前提,印度当前的状况就不仅是“拘禁国民会议领袖后之自然反应,……尚为纯粹之民族运动,绝未受日本之影响”的性质,暗示蒋介石不了解英、印情况,既然如此,蒋的调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反观英国,也并未插手中国国共问题,中国自然也并不应该以“调停”身份来干涉印度问题。蒋所建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已被丘吉尔拒绝介入调停,如果中国不再理会印度问题,则还有更多关于太平洋战场的问题亟待蒋来解决,而英国将以盟军身份对东南亚的日军采取攻势。丘吉尔这封概括起来是“大棒与糖果”恩威并重的电文,几乎没有为蒋留下任何转圜余地。

      事实可以说明甘地究竟是否是亲日分子,但丘吉尔竟以“国、共问题”喻英、印关系,请蒋勿干涉英国“内政”,却有“偷换概念”之嫌。国共是中国内部的两个党派,确是中国内政;但英、印则完全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况乎印度和中国毗邻,在抗战时期,地位尤显特殊,随时可危及中国安全,显然不同于英国不干涉国共两党,而且英国的态度也不是出于中立的“评判”,只是持观望态度,此是后话。丘吉尔无疑想证明一点:英、印关系就犹如中国的国共一样同属内政性质,印度自然也就隶属于英国,归其管制。既然是同一国,是国内事务,印度独立就无从谈起。丘吉尔的电文用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强势回绝了蒋介石调停的建议,甚至还搭上了美国,这令蒋介石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调停对象的其中一方持反对态度,而在此调停具重要作用的罗斯福因英国的压力公开宣布不会介入调停,并反劝蒋也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即便如此,蒋在接丘吉尔电文后却仍然确定“以印度独立与亚洲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对英美外交方针之基础”,声言不会因英国的强硬态度而有半点退缩,必将就印度问题与英、美斡旋到底,决不轻易放弃努力。蒋最初访印想动员印度共同抗日以解中国后顾之忧,但其结果并没有如蒋所愿,在如此艰难情势下的抉择并非逞一时之意气,部分原因来自于蒋已与此捆绑在一起,无法脱身。

      从访印开始,蒋时常和顾维钧、宋子文等有关英、美、印的外交人士保持频繁的通信,以获知英、美对印度的态度。他们同时也将印度及东南亚等地区的信息反馈给蒋,从而作进一步考虑,印度的态度都一致依仗蒋,并希冀通过蒋与英、美沟通。8月13日,顾维钧曾与尼赫鲁有一次谈话,尼赫鲁一改过去只依靠国民大会自身争取印度独立的强硬语气,称(英驻)印度政府与国大党已经决裂,“非有第三者出为调解无从善后”,国大党也不想再在此事上继续拖延,要求中国出面向英当局商谈“折中、调停办法”,实际上已经有望承认克利普斯提出的解决草案。

      但此时谈判可倚重的美、苏各有所虑,“苏方正值自身多敌,且虑英疑其欲行赤化政策,故似不愿参与;美大使虽对印深表同情,然恐招英忌,似甚持重”。美国已明确表态不参与调停,调停工作实际无法开展,但印度仍寄望于蒋能继续负责调停。

      这种外在的压力还不单只来源于印度。菲律宾总统奎松在出席太平洋会议时与宋子文讨论了印度问题,当中透露出泛亚地区,尤其是与印度经历相似的国家,对蒋而言更是一种无形的负担。奎松对“如失去印度,则将失去整个亚细亚”充满危机感,并称“黄色人种之复杂内容,非白色人种所能完全了解”,他所强调的“亚洲人来办亚洲问题”,更具体指名印度问题,只能由亚洲人,即中国或菲律宾协助解决。但实际上,菲律宾为美国辖制,曾是罗斯福建议英国参考的样板,且不说奎松没有蒋的国际影响,单就英国,他也只能附和美国的意见称“英国愿印度自由,克利浦斯(注:克利普斯)赴印抱有解放印度诚意,但印民众内部问题复杂,未能成功,印度议会有反抗政府行动,不得不采取种种不得已之步骤,维持治安”。如此矛盾的表态,等于将中国置于骑虎难下之境地,宋子文只得在会议上重申中国立场,表示“印度问题当然复杂,且与种种历史上之纠纷难以尽述,唯一般中国人及亚洲民族,总不免视印度问题之解决,为我民主集团诚意解放亚洲民主之试金石”,再加之“日敌在缅训练印军,并倡导其伪大亚细亚主义,故我民主集团为共同利害计,一致渴望印度从速解决”,与此同时,蒋在印度问题上之所以表现出异常坚决的态度,也并非如他所说“不愿受个人情感之支配”,这恰恰和他对英国不抱好感的个人情绪密不可分。1942年7月28日,时任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向蒋特别提出国民党党政报刊应对印度问题有所主张,蒋同意,随即训令:“但须公平合理。对于英国如用高压手段,则违反同盟国抗战之宗旨,应特加警告。”然而,次日的《中央日报》刊出社论,只谈印度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不能通过其不合作运动的决议案,却对蒋的要求置若罔闻,至于希望英国开出如何条件,只字未提。蒋为此十分生气,大骂“此种人只知英国为不可开罪,一意奉承其宣传,而对于我中央最大最要之政策则不加注意,甚至党国前途,被其一言牺牲,亦所不惜。此种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故弄其小智,以市惠于人,可痛之至”,并立即命令陈布雷重新拟稿。《中央日报》隔日重发社论,该论一改对英国回避的态度,开门见山,声明中国政府基于“同盟国的胜利,系于印度的安定”的考虑,为“完全在反侵略战争的整个大局上”着想,希望“英、印关系能早日获得合理的解决”,并恳切期望“印度局势的归于安定,英、印关系的完全好转,而使合理解决的门户不致终于阻塞”,紧接着笔锋一转,声称“使印度国民议会重新考虑其态度的先决条件,其关键还在于我们盟邦的英国”。被戏称为“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言辞恳切之余,又委婉论及英国此举之不智,其柔中带刚,跃然纸上。文中称:

      我们知道英国是最重视实际的,英国的政策向来是崇高自由而最开明的,而英国的政治家又是具有宽大的和远见的。这一次反侵略的正义战事中,英国是主要的国家,我们同盟作战唯一的目的,是要打倒侵略,争取人类的自由。这一崇高伟大的目的,必须使其顺利达成。目前,英印关系的这样紧张和僵持,总要有一个方法开启其合理解决的途径。我们希望“不服从运动”不至于通过实施,也希望英国政府对印度、对世界早日表现其真诚坦白的精神。我们常听得英国友人对我们表示说“英国对于印度问题之态度,是宁使以整个自由还印度,而决不让轴心寇盗来蹂躏印的寸土尺地”。英国政府若能本于这种伟大的精神,公开地表示对英、印关系准备继续谈判,我们相信一定可使得印度国民恢复其感情,使印度人民对于英国由反感而变成友情,如此必能使印度全体国民发挥其精神与物力以抵抗轴心国家的侵略。这不仅是英印两国之幸,也是我们全体盟邦和整个反侵略战争之大幸。

      尽管已经竭力修饰言辞,但该社论还是尖锐地要求英国“对印度有准备商讨坦白的表示”,并暗讽英当局“只逞感情意气用事”,要求“平抑感情、恢复理智”,“总要使印度国民在复杂而沉闷的情绪下发现新的希望”而不致使“印度自由的获得,不是空洞渺茫,漫无头绪之事”。

      此外,文中如“僵局竟无法打开,而印度竟发生不幸的事势”,又如“一方以武力相抵制,无论结果如何,总是与我们盟邦共同作战宗旨相违反的一件悲剧”,无不是蒋经常使用的论调,这很难不令远在伦敦的丘吉尔嗅到其辛辣的气息,转而在之后对蒋不留任何情面。

      仅在丘吉尔致电前的半月(即8月11日),蒋还在向薛穆谈可行的英、印解决方案。蒋认为英、印不宜反复纠缠“自治领”与“完全独立”的差异,两者除名称外相去无几,英国如慨然以自由还诸印度,并允许印以完全独立的名义,反而可以消解其反感情绪,维持印人爱戴。以印度本身实力,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将英国在印的政治、金融、工业全部撤离,则30年内,印度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英国范围,英国在印势力实际仍可继续存在。依蒋看来,英国只是损失了一个名分,但好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自治领一样,只是“名更”而“实存”。除此以外,英国还因此换取了印度人民的好感,不会迫其铤而走险,从而避免“印度不得不用革命方式取得自由时,则英人在印之势力自然崩溃不能继续存在”的现实危机。

      如此无风险,且能“一石二鸟”的办法,足以令“英国用妥协之精神准予印度全部之自由与独立”。从实际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化解英、印矛盾的良方。但在英国看来,却有些本末倒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让印度独立,甚至于自治领他们也难以接受。

      英国认为,蒋实在显得过分热衷于解决印度问题,而不断调停的空隙则会为英国引来更大的“麻烦”,或许真如丘吉尔所言,分散其在远东战场的主要精力。事实上,蒋并不赞成此时英国从印度完全撤离,也不同意印度以独立作为要挟拒不参战,正因二者,尤其是印度与中国“唇齿相依”,他才不厌其烦,冒着盟国反目的风险屡次调停其间。美国早已得知英国在此事上毫无回旋,故假意高喊两声,随即退避三舍,只剩下蒋独撑场面。

      访印的喧嚣很快销声匿迹,之后蒋四处奔波的调解近乎无人喝彩。蒋的伶仃心境一览无遗,他只希望双方能达成某种谅解,但却因此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英方怀疑他正在协助印人争取自由之奋斗,而印方则认为他受英国所托控制印局。

      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他甚至没有办法向任何一方解释清楚。虽谓“唇亡齿寒”,但英、美对华的真实面目,比起英、印问题的“和平解决”,更如芒刺在背,令他朝夕萦怀,纠结不已。

      (三)蒋介石调停对战后印度独立的影响

      蒋介石此举,显然并未得到英国方面的任何谅解。8月11日,蒋虽就对印度问题言词过激而进行反省,却并不代表中国将在此问题上让步。该月,丘吉尔曾间接探询将访华之反响,蒋决定置之不答,原因是“此乃余对印政策之坚定,决不为其势利与虚声所诱惑。此不惟英为然,以后对国际态势皆应以自立为本。彼以其利我以其义,彼以其力我以其理以应之,使欧美人士知我民族道义精神之所在,而渐改其轻视我中华民族之心理也”。然而,示威必将付出代价。英政府为报复中国,施以全力挑拨中、印感情,甚至令其缅甸部队假装中国官兵压迫印人,并假冒中国人用汉语广播对印人作不利宣传。蒋得知此事后愤然表示:“英人无道德与不讲信义,以至于此人道天理将灭绝矣”,对调停英印矛盾更感心灰意冷,抚膺叹息曰“印度问题僵持恶化,不知如何演进矣”。

      事态发展至此,蒋对印、美、英皆已倾尽全力。1942年7月7日,蒋曾以友人的个人名义致电甘地,“请其极端慎重,勿为同盟国作战有碍之举动”,又反复声明“尤其在此埃及紧急时,印度更应表示对同盟各国积极精神,勿作任何举动,使同盟国对印度之自由更能充分同情,则印度问题之解决,同盟各国自易为力之意”,可谓是对其苦口婆心的劝解。与此同时,蒋再次告诫驻英大使顾维钧,阐明此次调和英印矛盾中方所持的三点意见:

      一、逮捕甘地等已往之,是非不愿追论,宋(注:宋子文)所注重者为如何善后之一点;

      二、中国全体人民皆同情印度自由,我政府无法违反民意;

      三、中国对印之态度不能与英国一致,此非于英国有害而且有利。

      尽管调和英、印矛盾未见功效,但也未必完全是调解者的问题。即使是在外交政策上时常与蒋相左的顾维钧也认为,蒋是“作为世界反极权民主阵线盟国之一的首脑”本着“同英、印在世界自由运动中团结友好”的前提下开展赴印访问的,而蒋及其中国国民政府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抱有至诚的希望”,尤其蒋本人的“一片热忱”,更是“诚挚而坚定不移的”。

      蒋始终对印度问题抱持同样的态度,即便在“美国不参与、英国不认同”的情形下依旧多方劝阻英、印缓和矛盾以服从大局。蒋赴印后仍然坚持拜访当时已经身陷囹圄的甘地,当中曾遭遇不少挫折。尽管此前英国当局已知会蒋透过英政府管道与甘地、尼赫鲁等人见面,但依旧受到了包括印度总督在内的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导致局面一度显得相当尴尬。尽管如此,蒋坚持认为此次与甘地晤面至关重要,非去不可。英国认为同为盟邦、和英国统一战线的中国首脑却偏偏要去拜访“触犯当地法令而被投入监狱”堪,乃至于挑衅。英国于是千方百计地阻挠,蒋却执意前往,双方几乎闹僵。尽管后来印督将甘地由狱中解至加尔各答,与蒋见面,才算了事,但蒋的初战告捷似乎也难以回避接连而来的挫折。

      就美国而言,蒋也曾多次致电请求罗斯福能与中国共同调停,是年8月8日,罗斯福在回复蒋的电文中明确声称美国不干预此事,同时奉劝蒋继续参与调和,极有可能会遭遇“英国政府以为此时联合国家其他国家之建议,将减损印度唯一现存政府之威权,并势将引起印度绝大之危险”的险境。直到1943年2月24日,蒋依旧没有放弃印度,在致新德里专员沈士华的电文中,蒋表态:“我国对甘地先生绝食与体力皆极关怀,此时非形式上言论所能奏效”,并嘱咐此时出访美国的宋美龄“积极督促美政府,从速出任调解,以其挽救甘地与英、印关系”,不过依然没有获得当事者英国的首肯。同时,根据宋子文和罗斯福的对话,罗斯福至1943年7月16日仍主张“印度问题不询及最好不谈”,并要求如蒋再询问“可答当然希望他日印度能自治,但中国对于印度绝无经济政治野心,然印度、越南等事,最好暂时不提”。美国并没有在调和英、印冲突上起到应有作用。

      9月26日,在明知英国态度和缓几乎已是不可能的情况之后,蒋仍致电给印度总督,预备派驻印专员赴印会晤国民大会诸领袖,寻求以新的外交途径来解决印度问题,电文如下:

      接奉八月二十四日大函,补充前来电未尽之意,敬已聆悉。阁下意欲扫除吾人关系一切疑虑与可能误会,深为了解,并具同感。感于阁下之厚意,为表示对印度及阁下之友谊而作之各种建议,纵未能见诸实施,但其精神,已蒙明察,良为欣慰。

      中以为阁下必能深信,中之所以建议我国驻印专员往晤国民大会诸领袖者,其唯一动机乃在希望或可由此从速获得一调解之办法。中之唯一愿望,在尽一切可能之协助,而使印度得以诚心参战。至于余注重此点,认为应超越其他考虑之上,此则为阁下所能谅察者。中以为苟能对双方复归一致,得尽丝毫之力,即可为中对阁下个人之观念,与对印度之友谊,以及对增强同盟国形势之切望之一明证也。阁下必能同意,吾人之主要工作为击败敌人,故任何事件,如足以促进此项目的者,至少应予彻底之探讨。而阁下亦持同一之见解,未对中国开诚坦白之建议有所误解,此中所尤感欣幸者也。至于敝国将竭尽全力以从事于共同之作战,此则毋庸赘言矣。

      沙福来爵士(注:印度驻华首任专员)之离任,使中等公私两方均感惋惜。彼在短期驻华期中,已使中印两国政治有文化之联系更趋密切矣。

      内子嘱代谢阁下赐函,并同候阁下与夫人以及阖府安乐。

      这封看似与其他发往英国政府并无二致的电文,却在丘吉尔回复蒋的强硬措辞后显得有些特殊。它固然有几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势,但诚如蒋自己所言“得尽丝毫之力”,更多的则是“愚公移山”之举。

      以上三点基本构建了蒋处理英印问题的几个大原则。试想,抗战时期,英、美和中国的盟军关系与印度,又或者罗斯福、丘吉尔与甘地相比,以战略眼光来看,孰轻孰重?蒋能在重重压力之下访问印度,执意不顾英国反对接见甘地,在美国再三表示要对英、印冲突缄默的时候,独自奔走在英、印之间。蒋有这样的勇气以一国之力面对其他盟国的重压,这比后来的美国总统卡特居高临下调解阿以矛盾更显得意义不同。

      至于蒋在此事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动机,有以下两种可能:第一,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放在西方国家殖民统治下的各国,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制定的宗旨之一,也是对其主义中“民族”内涵的诠释。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其外交政策自然要致力于实现这一重要目标。蒋一向以孙中山“忠实、虔诚的信徒”自居,因此他对推动印度独立的事业不遗余力。第二,亟想在国际事务中起作用。此次调停,其主要原因固然是蒋对印度问题的战略考虑,但亦不排除刚刚获得盟邦认同的蒋急于证实自己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否有所提高。尽管此前蒋也予以诸如韩国、越南等小国庇护,但毕竟和印度背景相去甚远。在确立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之前,蒋即便对印度问题有所看法,也大可像以往一样透过特使,迂回于英、美的外交途径之中,不必亲自上阵前往印度,就更不会有后来与丘吉尔的正面对峙了。但是,英、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于战略的考虑转变了对华策略,蒋亟须向英、美,尤其是向来以敷衍冷淡待之的英国,证明中国与他们平等的盟友关系。于是乎,蒋“对这一情况的后果极为关切”,“担心”由印度独立引起的“重大政治问题”最终将造成“印度国内骚乱四起,长期不能达成协议,……可能促使以甘地先生及其忠实信徒尼赫鲁先生为首的国大党采取不合作态度”。当英国政府要求印度给予合作,而印度方面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时,蒋“深深感到”,“英国人必须同印度人和解”。

      纵然英国政府“不以为然”,蒋仍然煞费苦心地穿梭其间。他很清楚,虽然难度很大,但一旦调停成功,那么就不仅只是保住中国的战略运输,更可标榜他为整个亚洲谋福祉,赢得显著的国际地位,这也会为日后中国再与英、美交涉时创造先机。如此一来,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不是可打可不打,而是不得不打。

      英国也并不是只会对中国持彻底排斥态度,而从其他方面采取另一种外交手段以达目的。因此,英驻印政府公开希望借由中国来向印度宣传抗战以期印度能加入英方参战,相继向中国政府发出邀请,要求派遣高级人员赴印宣传。国民政府在是年派往伦敦做宣传的叶公超,在经印度时曾往印各处视察,并向印民众宣传中国抗战的努力,以及敌人在占领区内的残暴情形。迭次宣传的确对中印邦交及两国民族联合作战有一定收效。英驻印度政府因而借此机会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专门派“位高学富之人员”,指名要求外长蒋廷黻“前赴印度访问,从事宣传工作……以便增强印人抗战之决心”。

      随后,英驻印政府又再次用类似方法拟请重庆市长吴国桢访印,但此次的理由则不尽相同,因“印军医署长周立将军访华,深荷中国政府招待”,所以礼尚往来,再请吴国桢访印数日以资报答,又称“因重庆防空,夙为印度政府及人民所钦仰”,将请吴在加尔各答及新德里做演讲并举行座谈会。

      事实上,无论是蒋廷黻还是吴国桢,都在蒋的外交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接受印度政府(实际上是英国方面)之邀,那么他们等于代表蒋同意成为英国派到印度的说客。当中如果能令抗战宣传起效,固然不错,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国高官陆续以英驻印政府邀请为名前往,极易引起印度主张独立人士的反感,进而挑起民族情绪,很可能宣传不成,反误调停。但如果蒋拒绝派遣官员访印,则会成为英国弹拨中国政府的新借口,使英占据主动地位,将蒋拉下调停者的位子。因此,蒋为此颇感为难,只能批示一个“缓”字,对派遣高官前往印度要“研究再定”。

      由此看来,英、印虽互不让步,但英国手段最多、力量最强,是此次矛盾调停中的关键因素。而隐藏在英国背后的是另一个巨大的障碍,蒋期盼达到的“规劝印度参加抗战”并不是英国想要的结果,相反,他们希望印度最好“不战”。英国此举绝非首开先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印英军总司令就曾告诫印督不要鼓励印度人参加英军,他们既然能在欧洲为自由而战,到头来就能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英国军界高层甚至向顾维钧坦白,“如果日本占领印度,英国还能恢复;如果英国现在允许印度独立,那就再也不能收复了”,这致使中国在此事件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英国流露出来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此,蒋再努力敦促英国让步,换来的却仍是英国政府的无动于衷,甚至欲采取镇压政策也决不放弃对印度的统制。

      再论及首脑与首脑之间的直接碰触,英国政府的首脑是丘吉尔,他在此系列问题上占绝对的主导。尽管自一战以来“世界已经进步了,争取建立独立的国家,已被公认是各民族有权实现的自然而合法的目标”,而蒋的做法也只不过是“顺应全世界支持民族自治运动的舆论潮流”。

      但丘吉尔依然如故,保持他的个人意愿与政治信条,不屑于接受蒋所谓双赢的调解,更不认同把印度领土从英国的版图上划分出去。

      虽然顾维钧所记录下的丘吉尔的论调,和给蒋致电的丘吉尔语气大有差别,但基点不变,仍然不改其对印度独立持反对意见的初衷,这让人更加怀疑英国之前所制定的草案,即应承战后让印度恢复自由、成为自治领的许诺实则是拖延的手段,根本无意和印度协商。访印归来的宋美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在印度的作战物资还没有发动,而严格地说来,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抗战。”她将“印度的精神力量”于“在吾人之共同抗战中”称为“一个未知之数”,尽管“如果它们物质及精神力量一旦积极发挥,其对民主阵线的贡献,必可震惊世界”。

      宋美龄亦认为“印度政府的执政诸君,对于鼓励印度成为一种决心作战之力量,或者出于至诚,但若不把现在的印度政策及其实施的方法作彻底急剧的改变,恐无根本解决之望”,并讽刺英国官员之中“固有不少人认为英国现正为自由而奋斗,给印度以自由是合理的,可惜他们之为现在印度政策的牺牲者,恐怕不下于印度人本身”。

      举,调停的努力往往因为固执的当事双方而使焦点被彻底模糊。当怀抱各种动机执意要参与其中,竭力扭转英、印矛盾的蒋介石遭遇异常强硬的丘吉尔时,前者注定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便印度独立不成,但并不能排除英国将矛盾转嫁给中国的嫌疑。在仅仅事隔一年后的香港归还问题上,蒋接连受挫,痛失收回香港等地的良机,亦不能说与英国不满中国试图调停英、印问题毫无瓜葛。

      要调解国际纠纷,就必然要具备几大要素,比如首脑借出访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就在此列。蒋介石的访印之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首脑的身份访问他国,但这在屡见不鲜的国际外交史中却显得有些另类。就其首脑出访所谋求的目标与达成的结果而言,大体可分为三类,而蒋的访问却无法完全归为其中任何一类。蒋的访印之行的确时间有限,表面看来,这样的访问只是在某地的短暂停留,互致问候,发表几篇演讲,或者参加某国的庆典及其他外事活动。这类看似不会有什么外交成果的访问,背后却还藏有更为秘密的活动,首脑们寄望于后者能达成实质性的会谈。不过像蒋这样的外宾,对英驻印政府而言更像是不请自来,他们于是借公开场合监视、过滤不速之客的发言、谈话,甚至制造障碍,这使蒋希望诚意地谈判、让步,在印度访问期间没有收获。

      当然,大多数首脑都将出访看作国事访问,他们没有重大的谈判目的,而访问前双方已经达到相互谅解。一般而言,他们其后的政治或政策均无变化,所以无法对其访问的结果作实际描述。蒋所面临的受访国家,并不只有印度,还有站在印度身后的英国,他们之间早已经矛盾重重,无论是印度本邦还是英国政府都没有和蒋在访问前达成共识。蒋怀有明确而特定的外交目的,却没有显现出实质性的成果,反而为蒋增添了另一层顾虑。多年以后美国总统卡特调停阿以争端,之后局势继续恶化,甚至在若干年后伊斯兰世界和美国还存有种种纠葛。纵然性质、目的截然不同,但首脑出访一担上调解的责任,却似乎很难避免不殃及自身。更何况,蒋所提供的是一份极具主观,而没有取得双方一致意见的方案。无论是印度还是英国对自治领的让步都不感兴趣,或者说,蒋要的结果更倾向于“把访问作为制定协议进程中的一个正式舞台”,他需要成就自己,成就“大国”地位。

      如此复杂的非常时期、非常访问,很难预测如果1942年丘吉尔接受了蒋介石的调停,形势是否会有所改变。但试想如果英国接受调停的话,蒋则可圆满地完成“调停者”的角色,即能够借助一系列策略来帮助陷入僵局的谈判获得成功。调停策略包括沟通、规划和操纵。蒋基本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也就是沟通,他在有限的环境内倾听各方发表的意见,并将意见传达给彼此双方,他也努力试图在双方已处于敌对状态而不愿意进行会谈的情况下重建彼此间的工作关系。蒋试图规划出他认为是双赢,甚至是多赢的方案,但他无法将这些方案运用到实施阶段,换言之,他不完全具备调停者的操纵能力。操纵可以体现为多种手法,譬如“调停者可以为双方所做的让步承担个人责任,这样谈判方的国内利害方就可以将责任‘怪罪’到本国谈判者之外的人;可以运用威胁、允诺和其他诱因来促进合作和协议;也可以迫使对方在特定问题上展示灵活性……”,但这些变化多端的手段必须有一个充要条件,即需要大国代表的介入以促成最终的解决方案。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谁堪称大国?蒋正是认为中国已是大国,才勇于介入调停,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他又无法“承担责任”,他需要实力更为强劲的帮手和他保持统一战线。然而,蒋没有等到那位帮手,他显得底气不足,又过度紧张,对调停者的工作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仅用“心力交瘁”不足以形容蒋当时的尴尬处境。他非但没有在此次调停中坐收渔利,反而遭掌控着印度、缅甸等通往中国重要战略运输线路的英国挟制。1942年8月10日,当宋子文向英国询问印度事件会否影响中国运输,英方推托表示没有把握,宋将此忐忑的心情形容为“不知坐在无用之湿炮仗上,抑坐在行将爆发之火山上”。即便是在英国软硬兼施的多重压力之下,蒋仍不改初衷,顾维钧就曾多次收到明确的训令要其迫使英国同意印度独立。

      这也成为世人诟病蒋访印之行的另一潜因。就连国民党的内部宣传竟然也有所体现,张其昀在记录蒋的访印资料时,刻意回避与丘吉尔、甘地以及整个调解的详细过程,等于默认蒋访问印度并不成功。

      仅仅将目光停留在蒋介石访印本身并以此评价其绩效,而不关注英、印后续动作,以及客观考虑涉及其中的几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失败”二字,显然是不妥的。实际上,1942年蒋介石的访问印度之行,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极具重大意义。他不顾英、美大国反对,在无实质支援反而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情形下,坚持己见、参与调停,以太平洋战场大局出发,运用大国地位,竭力调和英、印矛盾,打破了以英、美立场主导局面的惯例。无法借助其他国家斡旋、调解的蒋,却用自己的力量促进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崛起,这在抗战的紧急关头显得极为少见。而从国际影响来看,蒋的出访对印度最终独立,则是巨大的鼓舞,尤其在蒋访问印度之前,甘地的处境并不乐观,访问印度之后,甘地从被捕到释放的过程,更激起西方世界对印度的好奇与同情,并使他本人成为解决国际事务的折冲人物,对于战后印度的独立有着特殊的意义。

      蒋访印之后,英国因执意不应承印度独立问题,使局势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恶化。原本寄希望于中国调停的印度,尤其是国民大会,对英国不再抱任何幻想。1942年的罢工次数增加到694起,参加罢工的人数多达772000人,损失了570万个工作日。在阿默达巴德等地的冶金工厂和其他工业中心,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加之印度严重的饥荒,比哈尔、孟加拉和奥里萨等最为严重的省份的农民纷纷攻击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庄园、警察局和邮政局,展开了最猛烈而顽强的反英斗争,而这还仅仅只是印度摆脱英国独立的第一步。

      显然,妄图阻断历史,不过是螳臂挡车的无稽之谈。印度形势并没有像英国想象的那样得以控制,而任何一点星星之火都足以让印度以燎原之势摆脱英国的统治。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一度遭英国当局打压的国民大会都以超乎英国所能预料的速度空前发展。与此同时,英国因对美的经济依赖加深,而反使美国改变了早期对印度独立不置可否的态度。美国为扩大原料生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转而抨击英国的对印政策,并试图承认印度的自治或某种形式的独立。英国不想看到的事,终究发生了。如果当初英国能够在蒋的调停下做出让步,给予印度一定的自治空间,兴许可以遏制印度各反英势力在萌芽状态。但事实证明,英国不接受调停,反而为印度的独立制造了一个契机,使印度在抗战时期是为印度而战还是为英国而战有了清晰的答案。

      古人云“不以成败论英雄”,姑且不以蒋介石出访印度论成败,就以英国在蒋介石访印之后面临更加难以控制的印度局面,恰好可以证明蒋的访问并非真的“徒劳无功”。蒋介石的出访印度,调停英、印冲突,为战后印度追求独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附:1942年后的印度形势:

      1.反饥饿斗争促进了农民组织的发展,各地相继成立农民协会。1943年印度全国的农民协会约有30万会员。原本在抗战初期已经萎缩的农会到1944年激增为553000人,到1945年总人数约为825000人。

      2.工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到1945年初,全印工会有会员509000人。英国当局虽极力分裂工会运动,但工会大会仍成为全印最有威信的组织。

      3.共产党地位的加强。1942年只有5000名党员的印度共产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1943年5月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前夕,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16000人。

      4.印度反帝运动的逐步加强。1945年初,在巩固工会和农民组织的前提下,举行了知识分子代表会议。所有代表严厉地批评了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加强了印度各阶层居民完全摆脱英国统治的愿望。

      5.美国媒体抨击英国对印政策。美国各派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严厉批评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希望其给予印度充分的自由,并使印度实现工业化。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听取了印度各政党代表的报告。大批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印度,并对印度和国大党表示同情,谴责了英国对印度的政策。

      美国官方开始向英国所有殖民地渗入,从而改变美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

      6.印国大党高票当选。1946年4月初,公布了1945年11月起举行的印度中央和省立法议会选举的结果,国大党以绝对优势胜出。同时选举的结果表明,全印人民决心对英国的统治展开斗争。

      7.印度立宪会议召开。1946年12月,举行了印度立宪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大党、“印度教大斋会”和其他(主要是印度教徒和政党的)代表。尼赫鲁宣布印度将成为有主权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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