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展外交空间的小国邦交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7 浏览:加载中

  •   抗战时期,蒋介石与大国之间来往密切,成为亚洲乃至太平洋战场盟军的代言人。当然这与美、英、苏等大国对中国的战略联盟分不开,同时也使中国在亚洲的地位较之过去明显提升。抗战时期的反法西斯阵营层次分明。既有美、英、苏等大国,又有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战时的美、英、苏在华的战略地位,和他们在其他亚洲国家的战略关系有相通之处。不可否认,这些亚洲国家须首先将美、英、苏摆在首位,这与他们同样把中国摆在重要位置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尤其是当中国利益与英、美、苏的部分重合时。因此,蒋在抗战时期并不仅仅将外交眼光局限于盟国,进一步拓展外交空间,仍然是国民政府重要的外交计划。和大国外交不同,亚洲小国受日本蹂躏,民族主义高涨,正是蒋展开外交平台的良机。在这些国家当中,泰国王室分裂,菲律宾则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若论及蒋在亚洲推动小国邦交的努力,则以对韩国、越南最为积极。

      (一)中韩外交

      1910年日本侵占韩国后,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并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自此也就拉开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序幕。

      1921年11月,刚刚成立不久的韩国临时政府派身兼多职的申圭植,拜会了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并向孙中山提交了由韩国临时政府草拟的《中韩互惠条款》,内容包括:“1)韩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军政府为大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其元首及国权;(2)大中华民国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3)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国军校;(4)借款500万元;(5)租借地带,养成韩国独立军。”该项条约,名曰“互惠”,实则不然,自顾不暇的孙中山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同意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并不能给予实际支持。

      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局并不比四分五裂的韩国乐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韩国仍寄望于得到中国的支持。倡导“扶助弱小民族”“锄强扶弱”的孙中山,把韩国视为“兄弟之邦”:“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交,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依,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韩国问题如不解决,则亚洲局势将失去平衡,亚洲和平亦无法可以维持。”从清朝的藩属,到孙中山的“兄弟之邦”,中韩关系明显有了新的定义。

      但是两个并不稳定的弱势政体,尽管达成了互相承认与支持的意见,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华盛顿会议不但拒绝了朝鲜的独立复国要求,同时也将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拒之门外。之后,孙中山政府因陈炯明叛变而元气大伤,早已无力顾及韩国。中韩关系除了孙中山的口头承诺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发展。

      蒋介石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和军事力量的壮大,依旧秉持了孙中山“扶助弱小民族”的思想,对韩国的独立运动给予了具体有效的支持。

      1.韩国内部的分裂和国民党的双线支持

      韩国的独立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1919年3月《每周评论》发表社论:“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对之予以高度评价。1927年6月18日的《民国日报》登载韩国青年就中国革命发表宣言,贺北伐成功,随之而来的是与国民党之间更进一步的“联系”。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透过韩国青年之口说出“贵国的国民予我们同情,极力救援,我们感激到几乎要流泪,……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贵国的人民与政府,一方面为贵国的国权,一方面为援助被压迫的民族,与我们以充分的援助”。此文一出,将国民党置于官方公开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峰头之上。

      但韩国的独立运动内部却分裂成以金九、金若山为首的两大主要派别,两大派别又都采取争取中国政府支援的路线。针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对韩国的支持也分由两个系统来展开。一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掌控,一由军事委员会负责,而此两渠道是并而行之。渠道与实权的交替变化,却没有改变国民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一贯支持立场。

      韩国临时政府的金九派,则是由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嫡系,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陈果夫、陈立夫负责,“掩护金九等人安全逃避日本的追捕”、“协助金九培养人才”、“为金九派提供经费支援”。

      与国民党早有渊源的金九不同,称为少壮军人的金若山一派所领导的朝鲜义烈团中有很大一批军官,都是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的朝鲜青年,金若山本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南京,由复兴社成员滕杰引荐,以黄埔毕业生面见校长的名义晋谒蒋介石。

      因此,对金若山一派的支持,自然落在军事委员会身上。他们也以相同的方式支持金若山一派,为其提供经费,并利用黄埔优势为金若山一派培养出大批青年军事干才,为中国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种针对韩国内部分裂而采取由不同部门分别负责的办法,并非“派系政治在韩国的延伸”。

      对“国民党内政策的最后决定者”的蒋介石来说,在对韩问题上无论是以党的名义对金九派的支持,还是以军事委员会对金若山的支持,他都采取默认、同意的态度。然而,韩国内部的派系分裂,以致中国的双线支持,实际上既影响到中、韩关系的发展,也对抗战形势不利。因此,促成韩国独立运动内部派系的统一,便成为国民党对韩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1938年3月,朱家骅受聘兼任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一职,成为抗战时期蒋对韩政策的骨干,他所任职的中央调查局还担负国民党与韩国方面的联络责任,正是蒋介石促进韩国统一的重要执行机构。朱家骅召集有关人士商议韩国问题,其中包括任中央调查局副局长的徐恩曾,三青团中央团部处长康泽等人。

      1939年3月,韩国临时政府迁至重庆綦江,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权统一问题。金九派主张单一党,也就是解散各党各派,重组统一政党。金若山派又分裂出两种意见,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革命者同盟主张单一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持相反意见,他们试图建立现有派系联盟的方式。

      双方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而韩国临时政府包括代表“韩国光复战线”的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同盟等七党,意见始终无法统一。在10月5日当时的会议记录中,汪荣生致函给朱家骅称“会议开始时,精神尚佳,颇有和衷共济之意,然论及组织方式之后,乃开始激烈之争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青年前卫同盟,以主义不同坚决反对单一党方式之统一,争持不决,即宣告退席,七党代表大会因之破裂”。尽管蒋派出相应人员协同调解,但并未得到韩国各派的响应。蒋开始对韩联盟式统一的策略进行调整,即“韩国是否能在各党联盟下统一”向“是否应执行有倾向地扶植一党”方式的转变,对韩外交的双线支持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

      支持金九一派的朱家骅在上呈蒋介石的报告中说道:“韩国各党派,原不必强求统一,但宜择优扶植,使能领导独立运动。查韩国各党派中,以金九领导之韩国独立党为最优。该党系合并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及朝鲜革命党而成,范围最广,历史最久,无论今昔,其党纲所揭橥者均富民族主义色彩,与本党革命旨趣相同。且干部人员多曾参加本党革命,或同情本党,并有早年即已加入同盟会者(如濮纯等)。故本党扶植该党乃极自然之事。至于金若山领导之朝鲜民族革命党,其党纲标榜‘土地革命’、‘缩短劳动时间’、‘言论集会自由’、‘联合反侵略国家’等等,其政治色彩国际路线已卓然可见。该党朝鲜义勇队前次赴陕北各地投降奸伪达一百二十余人,余数十人又属‘朝鲜战斗同盟’跨党分子。此种人数甚少,信仰各殊,思想复杂之党派,正宜防范其为共产党所利用,不应主张其发展也。”起初的调和政策正在逐步变为偏向一党,相对于金若山一派系出黄埔,仅仅只有朱家骅的意见显得有些单薄。

      但在蒋介石看来,金九、金若山两派各有优劣。金九一派屡屡传出贪腐丑闻,而金若山派系中则被怀疑和共产党有所牵连。但无论是金九还是金若山一派,似乎并不具备单独掌握韩国政府大权的资格。

      任职于侍从室第六组的唐纵、邵毓麟的报告中指出:“盖现在金九、金若山两派无显著希望。金九一派固执、腐化,革命难望有成。如抛弃金若山而扶助金九,万一金九失败,金若山又成功,则有重蹈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轨,朝鲜将不为我所友,故此时宜活用之。且金若山在美国亦有团体活动,对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尤为接近,我若抛弃,势必更将促其投入中共阵营,为患更深。”虽然鉴于侍从室的高信任度,而且从客观上而言,唐纵等人的意见的确比朱家骅来得更为现实。但蒋并没有否定朱家骅支持金九派的观点,也没有明确肯定侍从室的意见。直到1943年韩国金若山部内共产党员数量增加,与国民党的反共格格不入,蒋才同意朱家骅的意见,支持金九派,不再均分支持韩国各派,由此也为国民党对韩国的双线支持以及韩国内部分裂画上句号。

      2.争取韩国独立的努力

      1941年12月,韩国临时政府曾向美国请求承认,当时已明确抗日态度的美国却并未同意,还宣称即使日美开战,美国对日本侵占朝鲜一事仍持和日本一致的立场,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对韩政策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12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驻华大使高斯,要求了解中国政府是否将承认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并要求深入了解该政府的相关状况,如“它的武装志愿军的人数、活动范围、与任何可能存在于朝鲜和满洲的革命力量的联系以及中国政府对待该临时政府的态度、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美国表示对此相当有兴趣。与此同时,美方却认为中国方面对韩国问题“态度并不是很积极”。

      1942年2月12日,高斯回电汇报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赵素昂会面的情况,美方对韩国“旨在寻求美国政府对‘临时政府’的承认以及财政军事援助,但他为其‘政府’所作的情况介绍语意含混”并不满意,而高斯对临时政府内部斗争早有耳闻,赵素昂却回避了上述问题。但高斯在报告中又一再提到了中国,其主旨是中国在承认韩国问题上尚有所保留,逃避内讧问题的赵素昂主观认为“这或许是中国想在打败日本之后将朝鲜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之下”。

      之后美国国务卿在致高斯的信中再次将英、美、中等国的态度进行了简要的说明:与英国方面认为韩国临时政府分歧太大不同,中国外交部的意见则是“尽管在自由中国的朝鲜人都是为了独立这个共同目标,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差距悬殊;中国当局认为他们对抗日活动是有用的,但在内部派系斗争不平息之前不存在正式承认某一个朝鲜独立运动团体的可能;中国正给予他们良好的帮助以平息纷争”。英国外交部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的意见,英国认为“在日本本土和朝鲜,朝鲜人有效反抗日本的可能性非常小,尽管在(中国)满洲和中国的沦陷区这种可能性也许会大一些;但只要日本继续维持军事上的优势,美国或英国方面的任何正式宣言或承认举动,似乎都不会在处于日本控制之下的绝大部分朝鲜人中引起什么有效的反应;但是,如果局势转而对日本不利时,一项适时的宣言可能会更有效”,均不看好韩国独立,并将对承认其政权的难题抛给了中国。

      基于此考虑,罗斯福在同年的太平洋会议关于朝鲜(韩国)问题请宋子文代为询问蒋的意见,包括:蒋是否赞成韩国独立;蒋是否愿意“指导、统制其革命力量,并派员秘密赴朝鲜活动”;如果美愿意“以械款助其革命”牵制日军,大有愿意资助韩国以避免朝鲜和苏联接近的架势,美、英此举表面都须参考中国的意见,换言之,中方的态度对韩国独立是关键的一票。而此时的泰国较之韩国更是一盘散沙,尽管美政府允许泰国运用其在美资金,美国也允诺代为培养军事人才,但泰王流亡在瑞士,逊位王后不受泰人拥戴,韩国顺理成章成为蒋介石在亚洲外交发展的首要对象。

      1942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制定专门扶植韩国独立运动的方案,由戴季陶、何应钦、王宠惠、陈果夫、朱家骅、吴铁城、王世杰组成小组专门研究如何援助韩国问题。不久军事委员会出台《对韩国在华军事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要求结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同年议定,原则上要先于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8月17日,再次举行会议,特邀孔祥熙、马超俊、孙科等参加,会议对援韩问题进行明确分工:军事由军事委员会接手,中央党部秘书处将主持党政方面的工作,会议建议先拨一百万以协助韩国在华军事力量。

      此足见蒋介石对韩国外交的重视。

      随即中国政府助韩计划付诸实施。美国很快收到宋子文的备忘录,充分肯定了韩国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文中称,韩国革命力量的主要领导者目前都在重庆,其中一方是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属于旧有的韩国独立党派;另一方是韩国革命党,由较年轻的左翼分子组成。在美国的朝鲜革命者分别是这两个党派的拥护者。在中国政府有限的支持下,有一支小规模的朝鲜人武装,约达数千人,正同中国游击部队在华北并肩作战。

      通报韩国情况的同时,首次承认中国对韩国持续的支持,报告中还将初步拟定促进韩国独立的几项措施,如组织武装、承认韩国独立,明确中国的立场,中国在韩国早期的多方游说的基础上再作推进。

      4月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由孙科提议“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蒋介石虽未最后表态,但较之美、英则大有区别。美方犹疑,其主要原因为:(1)对苏联方面就承认临时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的担心,驻西伯利亚的苏军中有两支朝鲜旅,如苏联与日本宣战,两旅将极有可能进攻朝鲜,之后被苏联用作朝鲜“建立某种性质的政府”;(2)一旦承认韩国独立,引起的连带反应将殃及亚洲其他地区(如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等),和英国等保有殖民地国家有利益冲突。亚洲的混乱局势,使美方一面不便拒绝宋子文所提出建立韩国非正规武装的建议,然而另一方面也须谨慎避开因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所带来的整个亚洲其他地区要求独立的呼声,更何况当年,蒋曾出访印度,主张印度独立。

      英国认为承认韩国独立的最大障碍,是民族独立将直接影响到其在亚洲的利益。1942年4月13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呈报罗斯福不同意承认韩国独立,因为战局仍对日本有利,韩国之力却犹如“蚍蜉撼树”。

      与英、美为避免亚洲其他地区发生连锁效应而对韩国独立反应冷淡不同,中国对韩国问题始终持积极支持态度。3月22日,孙科还与赵素昂联袂举行演讲,孙在演讲中重申中韩友谊,并回应了韩国独立运动,称“在现阶段,中国所应协助韩国者,他认为便是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原已存在二十三年,过去中国因碍于中日关系,未能予以公开协助,现在已无此种障碍,且中国具有援助韩国复国的力量,如最近派兵入缅,即是证明。我们决心把日寇从东亚大陆驱逐出去,使韩国、越南等民族均获独立”。孙科甚至还搬出此时并没有表态的美国来,借史迪威之口说“美国对日作战要达到中美大军会师东京的目标,可说也具有同样观点和决心。他又以为韩国临时政府二十余年来都是代表着大韩人民的,虽然内部有几个党派,间有争执,但从未产生第二个韩国临时政府,韩人均承认现在的临时政府,则我国自应予以承认,恐不久将来,各友邦亦将如此做”,又总结道:“且中韩不仅在较远之过去关系密切,既在最近数十年内,从韩国临时政府一直寄存于我国事实看来,亦足见两国友好关系与他国不同。现在助韩独立,亦是助我抗战胜利,而战后东亚和平的维持,将尤归中韩合作,故对于韩国独立问题,不仅当从韩国本身利害上看。”孙科的谈话成为中韩关系的一个信号,中国成为韩国临时政府的最为关键的支持者。不久,中央社发布消息称:韩国临时政府于1942年4月11日举行该政府成立的周年纪念会,金九在会议上致词“韩国临时政府经二十三年之奋斗,现已渐达光明之境,国际地位较前大为提高,获得各国政府正式之承认,为期匪遥”,而金若山等其他派成员也到会表示效忠临时政府,愿在金九临时政府领导下集中一切力量,共向自由大道迈进。

      韩国派系之间放弃争斗而表态愿统一于临时政府,这与中国政府努力促成韩国统一不无关系。

      5 月30日,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应“东西方协会”之请,讲演朝鲜问题。他在其演讲中谈道“日本在韩国之一举动,莫不旨在使韩人丧失独立自治之精神。现已有另一代韩人自幼生活于暴政之下,唯此一代韩人,迄今仍抱有坚决之意志,誓欲重获自由”。在其讲演中尚有以下两个重点:其一,承认朝鲜独立只是时间问题,“朝鲜问题,乃属大问题中之一部分战争之目的,非仅在予若干人以正义,若干人则否,菲韩独立问题,必须俟大问题解决以后,始能决定”;其二,韩国于亚洲战场的全局性,蒋“过去曾迭次指明,远东之问题,并非远东局势之是非问题,而为全世界摆脱桎梏,推倒暴政,争取自由,推倒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争取民主主义之大问题中之一部分”。

      身份特殊的拉氏此番表态,暗示韩国独立形势日益明朗化。

      6月24日,《中央日报》发表“韩国的抗日运动”社论指出:“二月初韩国北部突起变动;计毁损日寇飞机二十二架,汽油库六所,弹药库两处,油船及小艇六七艘,汽车九十二辆,铁路车装弹药火车八辆,及敌人房屋数百所。敌方对于此种事实,当然讳莫如深,故迟至今日,消息始稍透露。……”一个月后,《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了由朝鲜民族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的“韩国民族革命党敬告中国同胞书”,文中形容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并表决心,“本党自成立以来,为团结全民族发动反日革命斗争而尽极大的努力。自从抗战以来,我们认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就是朝鲜革命的胜利,所以本党与国内各革命集团共同团结,号召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青年革命干部,在中国当局发动之下,成立朝鲜义勇队,直接参加中国抗战,与中国军民并肩杀敌,共同流血,奠定中韩民族合作的基础。现在义勇队与光复军的统一已告完成,国内朝鲜革命运动,当因此军事之统一,而将继续获重大的发展”。此时的中国已经在韩国建立起较为稳定的战略关系,更企望盟国能达成承认韩国独立的共识。

      但此时的盟国对韩国独立并没有太大兴趣,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并不赞成韩国的独立,而建议将韩国交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国共管。韩国已意料到英、美会对其进行共管,因此希望蒋不为所动,蒋介石的意见是“英、美方面确有此论调,将来争执必很多。韩国内部之精诚团结,有工作表现,乃为必要。中国力争,才易着手”,暗示中国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韩国的独立运动。

      1943年8月6日,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在伦敦接见新闻界,发表长篇讲话表明“中国期望于日本战败后,收回东北与台湾。朝鲜则应成为独立国。中国人民认为最近英美放弃在华特权,为今后其国家不至再受他人之要求有所进步之谓,而认为其国家在将来承认与世界他国立于平等地位”,此言论又在不同场合经由中国政府高官传达出来。中方显然对“本土”和“他国”已做出明确区分。

      上述信息的透露,为中国参加开罗会议论及朝鲜(韩国)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舆论准备。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拟定的“战时军事合作方案”和“战时政治合作方案”,都明确提出盟国应即共同或个别提出朝鲜(韩国)独立,或发表宣言保证朝鲜(韩国)独立。

      开罗会议上,蒋利用了英美之间的制衡,使承认韩国独立有了新的进展,尽管是在战后解决,但毕竟与早期英美完全不予以承认的态度有了质的改变。

      12月5日,中韩文化协会秘书长司徒德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开罗会议蒋主席亲自参加,获得伟大之成功。中美英三国领袖声明保证战后韩国自由独立,实为此次大战以后美英远东政策首次之具体表现”。当天报纸同时还登载了旅渝韩国人士对开罗会议之声明的极力欢迎,文中强调对韩国独立具有几点重要意义:(1)在重申对日作战之目的,不在利己,而在制止侵略;(2)在联合反日势力,彻底进攻日本,使至无条件屈服;(3)在夺回日本所有胜品,使之无条件还归原主;(4)为决定韩国之无条件独立与自由。确为解决远东问题之公平方案,可谓大西洋宪章之光明开始照耀于东方。而使韩国三千万人民益加振奋,为祖国完全独立与同盟国最后胜利而血战。

      蒋介石顶住了来自其他盟国的压力,为支持韩国独立坚持不懈,一时好评如潮,中韩两方都纷纷颂扬蒋在开罗会议的表现,学界也给予较高的评价。

      3.对韩国的军事援助

      蒋及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的支持除了呼吁国际以外,另一渠道就是军事援助,即对韩国光复军的援助。蒋曾为韩国义勇队题字为“手足相卫”。1942年9月17日为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两周年之纪念日,蒋特为此致电其总司令李青天:“该军(注:光复军)披艰历辛逾二周年,团结精诚,良堪嘉慰。以吾人之爱好和平,重视公理,必使正义获伸,生灵得救。本委员长当本扶弱、抑强之素志,而竟兴灭继绝之全功,惟此后之困难愈多,更需益加淬励,共同奋斗也。”光复军成立之后,得到了中国以借贷方式提供的包括器械弹药、军备设施在内的系列军事援助,使光复军有能力和中国并肩作战。

      早在1941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向李青天发出一些文件,其中“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明确界定光复军的地位:

      1.韩国光复军在我国抗日作战期间直隶本会,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

      2.韩国光复军归本会统辖指挥后,在我国继续抗战期间及该国独立党临时政府未推进韩境以前,仅接受我国最高统帅部唯一之军令,不得接受任何其他军令或受其他政治牵制。其与韩国独立党临时政府之关系在受我国军令期间仍准保留固有之名义关系。

      3.本会以援助该军向韩国内地及接近韩国边境之地域活动,以配合我国抗战之工作为原则。在未能推进韩边境以前应以有韩人可吸引之沦陷区为主活动区域,在其军队编练期间,特准其在我国战区第一线(军部以前)附近组训,但须受我当地最高军事长官之节制。

      4.在战区第一线以后地区,仅准在战区长官所在地及本会所在地设立联络通讯机关,均不得有招编部队,任意逗留或作其他活动情事。

      5.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由军事委员会指定之。

      6.该军无论在沦陷区或战区后方,均不得招收我国籍之士兵及擅设行政管理官吏,倘欲引用华籍文化工作及技术人员,须呈由军事委员会核派之。

      7.关于该军之指挥命令及请领款械等事,由本会指定办公厅军事处负责接洽。

      8.在中日战争未结束以前,韩国独立党临时政府如已推进韩境时,该军与临时政府之关系另行议定,明令规定之,但仍以继续接受本会军令配合作战为主。

      9.在中日战争结束时,而该临时政府如尚未能推进韩境,则该光复军而后如何运用,由军事委员会本一贯之政策,按当时之情况自行负责处理之。

      从表面来看,该“准绳”九条内容皆围绕韩方应如何听命于中方的军事最高指挥机构,但实质则另有隐情。比起英美在华而言,中韩关系则有明显区别。受战时情势所迫,韩国光复军并非在当地成立,而是以流亡者身份在中国成军。韩国此举难免授人以柄,为免盟国日后纠缠于此,中方必须找到一个合理接纳该军队并予以支持的渠道。中、韩属同一战区,“准绳”规定可较为有效规避因风成雨的种种猜疑。

      1944年8月8日,何应钦向蒋呈报取消“行动准绳”,蒋一面斥责“此种过去形式既愚拙而无常识之极”,又谈“昨日报载韩国军虽交其政府之下而其在各战区仍归各长官指挥云,何必要登报”,遂回电何应钦称:“悉查本会统辖指挥韩国光复军行动而名之曰准备实属愚拙,复查前日报载韩国军虽交其政府直辖而其在各战区仍归各长官指挥云云。此种宣传方式,徒为外人所笑,以后应注意改正为要”,间接证明蒋所奉行的中韩关系定位是“外交合作”而非“隶属干涉”。蒋下令“韩国光复军直隶本会统辖指挥并规定该军行动准绳九项一案,经本会于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以渝办一参字第18008号代电,通饬知照在案。兹以韩国临时政府组织就绪,韩国光复军自以直属韩国临时政府为宜,本会前颁该军行动准绳九项应即彻底取消以符韩方之希望”,已经取消了所谓令受援者心理影响的“行动准绳”。抗战时期韩国尚未得到国际承认,国民政府出钱、出枪推动光复军扩大国际影响,很有可能得不偿失,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国民政府也有一番考虑。“外交专门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曾针对韩国问题进行讨论,中方已知在此问题会引起韩国不满,但其不满的根本原因是韩方渴望中方能尽快承认其临时政府以及有针对性的“指导机关”。因此,须厘清此逻辑,先是有此外交计划,中方在确定支持韩国的前提下达成“行动准绳”,而并非为达成“准绳”才对韩予以支持。

      从国民党的双线支持、争取韩国独立的努力,到对韩的军事援助,与光复军的并肩战斗无不渗透着蒋介石“抚助弱小民族”的务实外交理念。有研究认为“国民政府主观上的确希望能帮助韩方推进反日独立行动,扩大其国际影响”,“韩国独立运动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国民党依据孙中山所确立的扶助民族的原则给了韩国爱国人士各种各样的援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积极促进韩国流亡人士中两大派别的团结,支持韩国义勇队和光复军在中国土地上活动,促进韩国临时政府改组,在经济上有求必应,特别是在开罗会议上仗义陈词。由于他和中国代表的努力,终于在《开罗宣言》中确立了‘保证韩国战后独立’的基本原则”,给予了蒋及国民党在对韩问题上的充分肯定。涉及对韩支持部分亦有较高评价,谢俊美在“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中也有叙述,“国民政府扶持金九的独立党及其领导的临时政府,为韩国独立运动保持了一个中心支柱,临时政府后期的重大内政外交活动的开展多依赖中国的支持。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临时政府解散,这是中韩友谊史上最为宝贵的一页”。这也是“战时外交”多元、务实的具体体现,其中强调民族独立,反对强权政治,坚持国家主权的思想尤其值得肯定。无论是开罗会议的力挺韩国,还是倾力支持光复军,国民党的确秉持“扶助弱小”的基本思想,支持韩国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为在英美之外建立亚洲外交的先期计划,而扶助实力不足的光复军,正是要用政府军队资源帮扶韩国成为中国在亚洲的另一战略伙伴。这样一来,蒋的外交策略深化为:既要巩固和英、美等大国的盟国关系,又要发展与小国的联盟。

      (二)中越关系

      1943年2月,蒋介石在研究日本“敌情”时发现“倭寇不愿越南发生战事,力求安静”,将火力锁定在中国,但无疑为中国争取越南创造了条件。既然要形成世界性范围的外交体系,蒋及国民政府还在亚洲发展了类似韩国模式的其他国家,越南便是其中之一,尽管越南在抗日期间的情形比韩国更为复杂。

      和韩国一样,早在同盟会阶段,中越之间已有接触,孙中山就曾两次与越南国民党创始人潘佩珠会面探讨中越两国关系,之后越南革命组织维新会改为光复会,又在此基础上改组、更名为越南国民党,从此变化可以清晰地发现越南的革命组织受到中国国民党极大的影响。

      亚洲国家不但遭遇相似,寻找独立道路的经历也十分相似。1930年因“安沛起义”失败,越南国民党也逐渐走向分裂,形成了大越国民党、越南民政党等新兴党派。所谓的正统派则在原国民党的基础上保留国民党名义,吸收党员,并决议派若干党员在中国粤、桂、滇等几个相邻省份成立海外支部,同时还派“高级干员”远赴南京,请求设立越南国民党中央干部委员会海外办事处。

      从这时期开始,不少流亡在华的越南籍人士加入到国民政府的军队之中,国民政府均默认;而且允许越南国民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甚至还提供每月200元左右的经费支持。在国民政府资助下,越南国民党海外办事处在云南境内河昆铁路越侨居地开展活动,并在昆明、宜良、开远、蒙自、芷村等地建立支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越南的情形和韩国却仍有不同,越南系法属殖民地,又与滇缅接壤,因此当越南国民党频繁与中国接触时,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到以上问题。1932年前后,国民政府为改善国际环境呼吁“中法军事合作”。而自1937年10月至1940年6月法国战败,尽管在过境运输上出现反复,但印支通道却基本保持开放。该通道除了输入军需物质以外,更用于输出国民政府用以抵偿外债的桐油、锡、钨等战备物资,可见法国对华仍持同情态度。

      因此,国民政府最初对越南的支持远不及韩国,在抗战之前几乎是有限而隐蔽的。国民党在对待越南的双重渠道则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西地方党政机关实行双重联络,并且主要由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指导”。中国对越南的支持是由隐蔽到半公开援助,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1940年,日军不仅越过了中越边境,还封锁印支通道。

      其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客观上也成为中国拓展外交空间的最佳时机,国民政府在盟国正式对日宣战后,首先就是促进建立远东反日军事同盟。1941年12月10日,蒋介石分别约见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戴尼斯,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由华盛顿建议5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以华盛顿为政治及军事之中心点;(2)在苏联未宣战前,由华盛顿建议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间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3)四国初步谈判之集议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则再行讨论决定;(4)由华盛顿建议五国签署军事互助协定。

      军事联盟的建立,将中国战区的管辖范围扩大至越南、缅甸等地,这使国民政府对越南的支持逐渐明朗化。国民政府对越南的援助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策动。国民政府经由第四战区制定“对越策动计划大纲”策动组织越南民众,扶植越党,并改组越南解放同盟会,将越南民族阵营及兵力控制在“不能为敌所用至与中国共同抗日”的有效范围之内。

      (2)经费支持。与此同时,第四战区每月提供给改组后的越南革命同盟经费高达10万元之多。

      (3)转变态度,公开支持越南独立。和支持韩国独立一样,党内大员纷纷表态支持越南独立。

      就在发出此信号不久,蒋介石同样在开罗会议上表示对安南(注:即越南)并无领土野心,提议安南战后独立,一样将越南等国纳入国民政府外交范围。不过,蒋在开罗会议上所提及越南问题,乃是和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一起作为亚洲同为须解决独立的国家,却取得和韩国完全不同的反应。美国主张越南置于国际托管状态之下,而英国并不赞成越南的独立。蒋此后对越南独立问题不再坚持,原因是越南存在大量的共产党。

      尽管有越共问题,但越南国民党实力却在不断增强,和韩国面临同样的问题是,虽然有中国的支持,但本国却内争不断,甚至比韩国临时政府问题更为复杂。内争来自于几个截然不同的方面,首先是原越南革命同盟会委员张佩公与越南国民党的激烈斗争;其次是由于“越盟战线”成立后,越南共产党返国,这与越南革命同盟产生矛盾,一度使工作停滞;除此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与越南国民党的冲突,使越南局面混乱不堪。

      不是只有越南国民党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越共也同时和中共保持密切联系,在越南国民党活动的广西、云南地区也有不少越共。1940年初,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得到中共的帮助,拓展了和印支共产党海外部的联系。同年10月,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成立,在中共、李济深的批准之下,得以在中国境内公开活动,并在中国境内建立起办事处。越共党员胡学览任主任,林伯杰任副主任。此组织名为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的联合战线组织,但越南共产党则在其中占有优势。

      与此同时,法国也处于转折之中,远没有英美盟国和中国的关系紧密。蒋及国民党在对待越南问题上,也因此发生改变。

      和对韩国党内派系运作有明显区别的是,蒋及国民党对越南国民党占多数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予以公开支持。此时的法国,尽管维琪政府与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相对立,但在越南问题上却保持一致,要求战后恢复法国在越南原有的统治。针对此抗议,蒋介石则以“置之不理”一概回之。但越共的问题成为蒋在越南问题上的重要考量因素。1944年10月10日,据凌其翰回忆,蒋和法国临时政府特使贝志高秘密会面,蒋表示愿意协助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蒋态度的转变,显然是受到了越共的影响,当面临共产党问题,蒋就会毫不犹豫地和盟国站到一起,这使对待越南和韩国有了明显的差别。尽管蒋介石在对越南问题上,因共产党的原因,没有继续支持越南的独立,但就其拓展国民政府外交空间,发展与越南小国外交关系方面,仍具有积极意义。

      战时外交,从蒋介石的北联、东妥战略的失败,到转向西方,寻求美、英同盟的努力,再发展至亚洲,为拓展外交空间、维护小国利益的中韩、中越外交关系的延伸,正是蒋的“战时外交”所期望的,既能和大国结盟,又获亚洲小国支持的外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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