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等共存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7 浏览:加载中

  •   中国古语有云:“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摆在蒋面前的现实却是,如果不以英、美为盟友,单独依靠本国力量实难抗衡已是轴心国成员的日本。因此,蒋只能暂时忍耐盟国对中国的不平等对待,当然,前提是英、美同样也有“结成同盟”以对抗日本的需要。

      抗战初期,中国和德国绝交,放弃对日本妥协,转而寻求与英、美结盟的外交战略。德意日三国形成轴心国后,“日本与德意订立同盟的主要目的之一,当然是想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迅速完成征服中国的企图”。三国结盟使原本只有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变成两大阵营的共同问题,导致中日冲突更加复杂。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讲,他说:“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而“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暗示仍持中立的国家“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万劫不复之地”。

      蒋的观点很明确,即中国要抵抗日本到底,但因国力衰弱,所以必须依靠国际势力,如果中国败亡,则对其他非轴心国成员造成“唇亡齿寒”的严重局面。从早期的单纯依靠,到30年代末逐渐转向将中日问题与世界安危联系起来,警告英、美忽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忽视中国的抗战,将承担灾难性后果。

      9月,蒋介石曾就“中国抗战与各国态度”问题公开接受外国记者访问说:“余深信美国朝野素来着重公道法律与秩序,并因中美两国之友谊,有悠久之历史,故在此次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奋斗中,必能予中国以同情及援助。”蒋着重指出:“中国此次抗战,不仅在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即为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伸正义。因此,公约及盟约之签字国,应对于中国之奋斗,加以援助。”同时他还强调“在公约及盟约等有效期间,美国不应考虑中立法”。之后蒋又再三表示,各签字国均应遵守其义务。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召集国,美国态度关系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的订立,“故其责任尤为重大”。

      “国联”和“九国公约”此时再被提及,与之前一味依靠调停完全不同。

      10月7日,蒋又在答美联社记者问时谈道:“日本之企图,无非欲令中国人民贫弱困苦,将其购买力消灭无遗,而中国之购买力,为促进国际商业之要素,彼所不独欲夺取我民族之生路,独占中国之市场,且将称霸于全太平洋区域。倘此征服中国之迷梦,中国自己之力不克制胜,其他有关系国家之不能依法加以阻止,则中国之伟大市场,势将沦陷,而太平洋局势亦将永无宁日矣。”这与之前不断强调中国是弱国不同,蒋不断地强化中国自力图存的决心,“我人现正奋斗,并将继续奋斗,以期达到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之目的,俾吾人可就继续和平建设之计划。吾人自卫之决心,始终一致”。

      蒋竭力大肆宣传中国抗战的决心,也是不断“警告”英美失去中国利益的绝大损失,强调援助中国的必要性。而蒋也对“求援”提出具体的要求以达到他所定义的目标。英美却一再拖延、推诿,最常使用的理由是,在盟军猛攻德国后,轴心国将遭遇解体,日本也会迅速屈服,这显然不是能让蒋感到满意的答案。他认为“英海长称德战败后,倭当不战而屈,此乃英美执政者之一般心理,故对倭时时存妥协姑息之意。美总统罗斯福迟至上月方批准贷我之轰炸机而且只有六十余架”,“美英对倭威胁不使其侵,唯无实力相援,徒作空言,必无益也”,“英美俄此时皆不愿对倭作战,如倭不自寻绝路,则我国仍不易打开出路,然我若能自修自守则敌未有不自寻此绝路者也,以其有必寻此途之势存焉。对中英军事合作办法余全出以至诚,唯英国犹在观望风势,中将来如有失戎机,此咎当不在我耳”。

      蒋抓住时机、切中要害的外交努力,使英、美从不公开表态支持援华到论及援助的具体措施,应该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1939年4月19日,王宠惠在外交专门委员会上报告了世界形势,称:“吾人观察罗总统此次通电,其用心固在消弭战祸、建树和平,假使德意拒绝,则此后两国之侵略政策自然明朗化,欧美各国亦不致再中其口是心非之诡计,而民治国家当更容易团结,树立反侵略阵线。现在国际局势极为复杂,英国虽在继续与苏俄咨商中,唯其中关键仍在波兰与罗马尼亚。波、罗两国对于苏联殊多顾忌,故英、苏、波、罗四国正式团结困难甚多。大约苏联只保持‘默认’态度。然苏联虽无正式表示,倘一旦战争发生自能加入民治阵线。至于美国中立法案现正在参院外委会讨论,毕德门虽仍维持原提案,而对于另案制裁日本则不反对云。大约美国以稳定欧洲局面为前提,须俟欧局平静后,英法各国始有全力注意远东问题。”当有人问及欧战一旦爆发中国是否对日宣战,王则认为可能性很多,问题非常复杂。

      9月,苏联方面的某要员就苏日停战协定发表谈话,称“苏日协定后,远东已成新局面,中国如于此时放弃对英口惠之友谊,则中国一切问题,当迎刃而解”。为此,蒋廷黻在“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6次会议上详尽地分析了苏日距离拉近带来的问题,“大约德苏希望中国加入德苏集团,与日本妥协,故作此种表示。现在英法与苏德均在拉拢日本,日本如加入英法方面,则英法或以中国为代价。日本如加入德苏,则除在中国得一部分之报酬外,安南、马来半岛等英法属地,亦将为日本之代价。故德苏新集团如能成立,则苏俄或将进行调停中日战争,并劝中国作一部分之牺牲,而以收回英法在华之权益为代价。总观今日局势,英法大约极力拉拢日本。若日本加入德苏集团,则英法自然希望中国抗战到底,以牵制日本在远东之实力。苏联方面,大约将与日本继续谈判渔约等悬案,苏联对日,或将再行让步”。

      1940年9月,蒋介石得知德意日缔结同盟的消息,较之以往反显得乐观。同月28日,他致电宋子文要求不失时机运用对美外交的同时也要密切观察苏联态度,“望英美俄与我联成阵线,共同制侵略”,但强调切勿“操之过急”。仅在一月后蒋就接到斯大林的电文,关于三国同盟,文称“中苏两国之利益相同,中苏两国皆无对日妥协余地之意,而其最注重之点则谓相信中国有精强之陆军在握,必可赢得国家之独立自由”。

      当时有学者分析,“英国在远东与太平洋上,不仅只有重要的利益,而且还有领土。日本是世界上第三位的海军国家,”南进政策“本来是日本的国策之一,但是在《柏林条约》成立以前,日本对于南进尚不能无所顾虑。柏林盟约成立以后,日本必将加紧南进,以攫取英国在远东与太平洋上的领土与权益,而英国此后势必在海上同时对德意日三国应战”。而对于美国而言,“在过去,美国曾尽力以战争以外的方法援助英国。对于远东,美国一向维持九国公约的立场,一面同情中国,并与中国以援助;一面在外交上与经济上对日本施以压力。从美国的立场上讲,太平洋方面对于美国的威胁,从1931年后,即早已存在。大西洋方面对于美国的威胁,从1938年以后,亦已在美政府的考虑之中。柏林盟约公布以后,美国官方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国策时,早已同时顾及大西洋与太平洋两面的威胁”。至于苏联情况则令人担忧,“德意日三国,或其中的任何一国或二国,与苏联间的政治状况,此后若转恶化,则不能没有问题了。假定此后日本与苏联间没有互不侵犯协定存在,依据柏林盟约第五条的规定,苏联纵然与日本作战,德意二国与苏联间的关系,自然仍应当以互不侵犯协定中的规定为准绳,那就是说,德意二国不得援助日本。反过来说,假定此后德意二国,或其中的一国,与苏联间的关系恶化,而至于作战,则日本因与苏联间尚无互不侵犯协定的存在,日本若忠实于盟约,势必根据盟约第三条中的规定,援助德意,对苏联作战”。

      就近来看,“1937年德意日三国订立反共协定。该协定在表面上,以苏联为对象,但在事实上,则同时威胁英美。此次的三国同盟条约,在表面上,以美国和中英二国为对象,但该约是否也同样威胁苏联?德意日三国对于盟约第五条中的规定,若果另外没有秘密的谅解,则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德意二国若与苏联作战,日本固仍有以一切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方法,援助德意二国的义务。这是不是德意二国对苏联的一种威胁?三国盟约在公布以前,虽曾由德政府通知莫斯科政府。三国盟约公布以后,苏联只有采择下列的两途之一: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以避免德意的威胁;与民主国家合作,以抵抗德意日三国的侵略”。

      美国对日本也有自己的立场,在《美国外交政策之研究》一书中,作者阐述了美国对中日冲突的观点:“中日战争发生的时候,从我们的利害观点出发,我们很有理由采取安抚政策,因为我们与日本的贸易和我们在日本投资的数额,远较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的投资为巨。诚然,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我们的贸易可能会受到限制,但是假使我们对日作战,我们更有价值的对日贸易则将遭受危害。而且当欧洲局势日益严重的时候,除了商业因素以外,还有应该审慎考虑的其他因素,这可以使我们对于日本采取一种温和的做法。”远较美国处境更为严重的英国政府于1940年春封锁滇路,很大程度上是审慎考虑了各种因素以后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美国认为这一切的因素并不能决定美国的对外政策,罗斯福政府拟定它的远东政策时,不可能完全置美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反感于不顾。基于此层层考虑,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已是必然趋势。

      英国学者戴维·雷诺兹指出,战时的英美同盟是一种“竞争中的合作”。尽管英美并称为中国的盟友,“从一战结束以后,英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就一直存在着矛盾”,利益冲突由来已久。1916年秋被美国人称为“我们与英国的关系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不和睦的时期。爱尔兰的叛乱和英国在海上行动的骄横,疏远了许多美国人的对英情感,甚至激使国会于1916年会期中,要采取一个报复性的立法行动”。再到三四十年代,罗斯福和杜鲁门接连两届美国政府采取的“反殖政策”,触犯了英国的利益。在这个阶段,英美之间的关系变幻莫测。“英国对美政策是复杂的,其中交织着怀疑、恐惧和希望。伦敦一方面希望获得美援,另一方面又害怕美国的政策会危害英国的利益。美国对英国的态度也常常是前后矛盾,犹豫不决。”有人认为“20世纪40年代法国的陷落是一关键事件,从对抗纳粹德国这一更重要的安全利益考虑,使英美将矛盾搁置一边,共同对付希特勒”。即使是面对亚洲,美国一贯地先行确定立场,待至将来事态演变时,再采取行动。例如在1915年日本对中国强提“二十一条”时,美国毅然对日提出抗议。此后即根据此点,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至于英国则不然,英国也一贯的先要有办法,再讲立场。所谓“要有办法”,即不免迁就事实。再例如“九一八”事变初起时,美国务卿史汀生征求英外相西门共同干涉之意见时,西门问史汀生有无第二步准备,而史汀生则以“做一步,算一步”作答。结果美国单独向中日提出照会,而英国则否,两国态度截然不同。战时和战后英美同盟的建立,不是感情的产物,而是为现实的国际形势所逼,是共同安全需要的结果。换言之,从一战到二战结束乃至到战后,英美关系之间存在超出想象的各种问题,而这段时间尤其是抗战时期,中国全程参与,不只是1940年法国的陷落,在中国及周边邻地利益的争夺和共趋,都是英美继续矛盾合作的因素。

      事实上,对于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宋美龄也看得清楚。她在1940年6月作《我将再起——中国人民对于民主国家政策的想法》演讲中谈道:“法国又已屈服于日本的压迫,将经由越南的供应线关闭了;英国为了姑息日本也想暂时关闭滇缅公路;美国呢?经过三年之后,它现在也不过仅仅抑制着废铁与石油的对日输出而已。而且美国即使这样做,还要很小心地对日本解释说:这种措施仅是为了自卫,并非是特别针对日本的。这只有使中国人觉得:美国在过去三年中表现的态度是无法可以辩解的。因为大家都记得:一方面那些公正无私和爱好和平的美国人,虽已尽其所能指出中国抗战的意义,并从事对中国的救济工作,而另一方面美国人又将许多战争物资输入日本借以图利,使日本人得以继续毁灭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日本所用的战争物资,80%都来自美国;日本用来从事残酷轰炸的飞机汽油,95%也是美国人给的”,无不表露出对美国在中日冲突中假“中立”的失望。宋在该文中形象地揭露了诸如英美的“中国盟友”的面目,“民主国家的逃避责任,毫不愿意开罪这个劫掠屠杀无所不为的日本军阀,并且对于保卫自己的国民及其财产利益等不敢有所作为,这自然是增加了日本不顾一切从事征服的野心。同时民主国家又继续愿以日本为对等国,和日本大使血腥的手相提携,为了贪取金钱,就恳求和它通商,而另一方面为了保全面子向日本抗议,又不能如愿以偿,所有这些在中国人民看来实在是使人不胜惊异的事。其抗议之屡遭蔑视,又徒使日本人掩袖而笑罢了。所以日本不再重视民主国家的诚意,不再畏惧民主国家的勇敢或报复力量那是毫不足奇的”。

      1941年2月16日,外交部接到驻英大使郭泰祺发回的电文,英外长称“美远东政策近日之进展,英方亦甚欣慰……”;5月14日,郭泰祺在丘吉尔上台后回报“今后英方决不至卖我”,但到7月1日,再询英方对日态度时,英却仍然不能正式答复,以“此时不愿与日挑战,但自外交途径有所表示”一味搪塞。

      2月22日,蒋介石在“本星期反省录”中清楚地说明:“一)美国关岛设防已正式通过其在太平洋上之重要岛屿港口,亦与英之新加坡同时宣布戒严,英、美、澳、荷、印等协防治日,业经确定近半月以来,美国对倭制裁,尤具决心;(二)英国对倭于上周提出警告与质问其调停泰越争执所索之报酬及其南进行动之究竟,松冈所答皆措词卑顺,不敢反抗其形态狼狈极矣;(三)倭向英忽提出调停欧战建议,而旋又告否认,此必引起俄国重大之疑忌,或足以影响俄倭最近之交涉,至对于我国则并无不利也;(四)土保不侵犯条约已经签订,德南谈判正在进行中,此与俄国最为不利,故俄对德倭竭力容忍,期能确保中立,恐难奏效耳;(五)近来国际形势对我极为有利。”到年底,所获英美情报与其对日态度对比,蒋介石的预计并不错,初步可以断定美已有制日的决心,其时必不出于下月,英美对日本不久当共同有明白之表示,只要中国军队能在滇支持到下月中旬,则抗战最后目的,当可实现。同时日本商轮“气比丸”与“白里丸”接连被苏之漂雷所撞没,然而日本却并未对苏做出任何强硬表示,其一则对美有所顾忌,一则对苏之战争,尚未敢发动之故。

      6 月25日,蒋在致宋子文与胡适的电文中形象地说明中国与几个盟国的微妙关系,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苏联于中国的战略地位,“苏确能主动攻倭解决其东方之敌,俾得全力向西对德作战。以苏在东方现有陆军兵力,击败倭寇确有把握”,但苏联在抗日问题的犹豫则关乎英美态度。因此“苏联对中英合作,美国能否赞助,此为其唯一之关键。如果美能向苏表示其在西方与美在东方于华合作完全同意,或能进一步赞助以妥其心,则彼将无疑虑的对倭寇可积极进攻”。蒋更希望英美能和苏摈弃前嫌,尤应在精神上“予苏以协助,从中鼓励其勇气,如此即使美不公开表示援苏,则苏亦可安心作战而不至于对倭妥协”,唯有这样才能为中国创造出较为安全的国际环境。

      11月4日,蒋在宴请美国军事代表团后再三考量美国的参战时间,罗斯福对驻美的宋子文称“中国抗战已四年余,即使滇缅路被截断,再打年余,当可无问题,又称万一即使滇缅路为敌所占领,日本之战区将蔓延愈广,则其困难亦倍增”。据蒋分析其所谓“年余”之意,实则暗示国际战争至1943年可以结束。他断言美国之参战绝不会超过半年,其原因是依上次欧战之例,美国参战未及年半,大战即告结束。蒋对其军事力量不持任何怀疑,但美国向来都以观望多过参战,如是真盟友则应迅速投入战争,美国如介入即希望立刻了结战争,蒋之所以分析美国参战时间,亦考虑此问题。中美关系或者蒋对美的态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亲密,其战略伙伴关系当以具体事件和当事人而定。

      1941年,蒋介石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夹缝中选择同盟者,如何争取更大的援助,求得自存和共存。从早期求助国联到有针对性地求援盟国,再到从盟国中寻找制衡,蒋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比较,最终选择英美为合作伙伴,再发展自复交以后一直保持联系的苏联,以确定形成以美国为主的盟国阵容。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扑朔迷离的盟友关系算是有了转机。蒋在提交苏、英、美各国大使建议各友邦应成立军事同盟及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条约的书面建议时,依旧可留下痕迹:

      (一)最近日美谈话,美国虽以诚意进行,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太平洋各项问题,然日本竟向英、美进行攻击,此种国际强盗之行动实出吾人意料之外,日本于谈判中突行进击,于此可见日本侵略计划早经预定。

      (二)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的氛围,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

      (三)中国政府现决定向日本宣战,并对其同盟国德、意同时宣战。

      (四)为联合行动起见,中国政府以为反侵略阵线各个国家必须对于各个轴心国家认为共同公敌,因之中国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

      (五)为谋军事进行胜利起见,中国政府建议各友邦(中、英、美、澳、荷、加拿大、纽丝伦),应成立军事同盟,并推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实为必要。

      (六)中国建议中、英、美、苏、澳、荷、加拿大、纽丝伦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条约。

      六条意见中蒋尽力强调中国与其他盟国的平等地位,因此他努力营造一种中国有能力协同作战的氛围,而盟国也正因如此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

      一直处于中立、观望状态的英、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转向支持中国。蒋在1942年12月1日的结婚纪念日上甚至放言“史大林(即斯大林)今日方知余之不可轻视矣”。之所以作此判断,还在于苏联对华政策的改变,尤以1940和1941年的前后对比最为鲜明。1940年苏大使潘友新特邀蒋参加其使馆之宴会,蒋以向来无此例加以婉辞谢绝,导致苏联当年对华外交日益恶劣,接济亦几乎完全断绝,表面看是潘友新认为蒋未赴宴有失体面,但实际却是苏联尚未确定对日宣战立场所致。到1941年自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案发表以来,苏联虽曾有质疑,却仍允许给国民政府的飞机与武器照常运来,以示其诚意与好感。因此,蒋乃于23日苏俄红军创立纪念日,应苏武官兼在华总顾问崔可夫正式邀请之便,特别前往使馆致贺以示礼遇之意。蒋认为“此举或可使中俄邦交于最近期内不致变化,且或能增进,而中共或亦可以早日就范,然此则非余之所重视也”。是日,英美警告日本切勿南进,可见国际形势对中国日趋有利。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终于使蒋介石较长时期以来一厢情愿的“联美制日”,和美国人的“以华制日”结合起来而合力抗日,中国从而成功获取了美国的全面支持。他要求美国建立一个庞大的援华体系,解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以维持他的政权。较为核心的是,蒋介石企图利用美国的力量来加强他在国内的统治。“美国态度渐次不良,此应自反省,其原因仍在我外交人员在美作风太坏,而美国在华军事与外交人员对华态度亦欠佳之所致”,外交人员不力事小,而关乎美国态度,此时的蒋唯有小心翼翼地对待中美关系。同年12月14日,蒋又有此类记录,云:

      “美国为放弃内河航行特权而必欲以第三国最惠国为例,此亦不平等与轻视中国,余意应力争之,不应有此条文也。”美国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蒋既要依赖又要平等的外交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矛盾和不满在抗战的大前提下被压抑,原因是美国的对华态度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对于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加盟对日作战的美国来说,为减少战争伤亡当然希望苏尽早对日宣战。但罗斯福清楚,苏对日作战不会不附加条件,于是派人去莫斯科探询苏联对日采取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条件,得到的答复是,苏联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三国四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已渐明朗:美国深恐苏对远东的渗透,力主国、共合作,以加强抗日和抵制苏联;苏联对日宣战的目的,旨在换取美国对其远东利益的认同;蒋介石以“攘外必安内”、“剿共”为己任,当然想利用美、苏势力抑制共产党的发展,巩固政权。

      1942年8月8日,蒋感叹于“国际间只有势利与强权而无道义与公理可言,更无诚信可待。余于美国政府及其总统对华轻蔑示惠之态度觇之。实增益吾所不能者莫大也,国非自强岂复有立于世界之余地乎,勉旃此为半月来烦闷痛苦之最甚者也”。

      1943年10月在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斯大林又再次表示“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将立即对日宣战”,并请美国务卿赫尔将此话作为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

      “转告”二字,明显是苏联公开向美国示好。

      1944年4月15日,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华盛顿向蒋介石报告与霍浦金斯的晤谈内容。宋一边指出“英、美对苏态度,近渐趋强硬,英尤显著”;一边又强调“美极不愿中国赤化,或入于苏联范围”。

      在明悉美国对华态度的同时,宋也暗示其访苏目的不再只是单纯地需要苏联物力上的援助,换言之,有美国的支持,对苏联外交策略应有所调整,应转到解决外蒙、新疆等历史问题,尤其是在中共与政府分歧问题上。

      6月30日,蒋介石谈到了与美副总统华莱士先后会谈五次的感受,“据其在各地观察及所得之报告认为,中国行将绝望,其悲观心理疑为已至于此。此乃受共产党反动宣传之影响,而中国军事之失败,更是增加其失望也;困处逆境已有半年,而以本月为最甚,不知尚有不测之患乎?推其主要原因实由于罗斯福被美国共产党所包围,以致其态度突变。因之我国政治社会心理之动荡,继之以军事之节节失利,遂致陷今日穷戚之境地”,以上都为蒋未得向外发泄的不满。若要论及外露者,则当属1943年2月美国派遣狄尔与安诺德来华一事。此两人本系美方派遣宣传美国援华政策,但蒋事后评价说“余极力不满美国政府之作风,过去是口惠而实不至,今则实不至而口亦不惠矣。余不愿发表其来访之消息,不料丘吉尔在议会先行发表,美国各报亦来电催问,余乃出以清淡之语意,作简单声明,使美政府有所感也”,公开批评美方政策。罗斯福在此时又发表放弃海上攻日政策而以中国为主战场,蒋言“罗之声明实于我最为不利,三年以来我国所运用之战略几乎被其全破坏,而其结果皆使倭不敢攻俄,使俄能单独对德,而所苦者,唯中国也”,“对美态度,明示以不愿之意,于我唯有如此而已”,充满了无奈。

      是年7月3日,由美返国的“外交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鲠生在报告中揭示中美两国盟友背后的真相,“美国甚助中国,但如谓美竟为华而作战则未免过火,美之仇日系由于日将与德意相助勾结,而珍珠港事变,则造成日本与德意之正式合流。现美人甚忧虑中俄问题,美人不愿为中国而与俄作战,其于中俄问题则谨慎自恃,深恐因此自累,故吾人于外交上必须自主,必须自己有办法,美国方可为助,否则畏于负责矣。至于美国对华舆论,则以1942年下半年至1944年下半年最为恶劣,此则一因左派宣传之影响,美虽不同意共产主义,但以自由主义相标榜,喜听共产党之宣传,甚至以中国共产党只是农村改革之急进分子,美国不肯深思不甚认识中国。美之有势力者,甚至于有名作家对华均无兴趣,其文化系同于西欧。其中发表对华言论者,率为年轻而曾经参加太平洋学会之作家,其对华知识本一知半解,但广播公司出版业必须备有中国一格,遂互相延请以为专家。而我国政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之宣传,只于反宣传入美之后提供解释,于此亦有关系。二因受美外交官军人到重庆后所得印象不好之影响,此种不好印象,原因本甚复杂,但彼等不细加分析,遂以全部均属恶劣。返美之后,美人视之为权威。吾人经济军事之弱点遂大为暴露,美人最怕者为通货膨胀,而中国可以不怕,以为此即因美国有组织中国无组织,故中国可以不怕。汤恩伯所部本为精兵,而一旦突溃于河南,即因为含有经济之恶劣因素在内,美人此种恶劣印象在史迪威将军去职前最盛,幸我国采取决然行动使史氏去职,而不久战局亦渐趋好转,加之魏德迈进以年青将军喜了解中国之故,美之舆论遂逐渐变趋于好转”,十分透彻。

      1945年2月8日,斯大林和罗斯福隐瞒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就关于远东问题展开秘密会谈,其中涉及外蒙、中东路、旅顺、大连港等地,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中国的主权利益问题。2月11日,《雅尔塔协议》签署之后,美、英、苏明确表示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来统一中国,不支持共产党。美国对中共态度由同情转向排斥和打击。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美、英、苏三国虽议定协助中国抗战,条件却是:“外蒙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苏联应恢复沙俄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1904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千岛群岛应割与苏联。”4月15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在与赫尔利会晤时又明确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更和睦的关系。苏联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同意,但不同意中共夺权,更不赞成中国内战。

      本来应该和中国交涉的问题,却在三国会议后才交蒋来定夺。

      6月27日、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蒋经国赴莫斯科,开始就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谈判。7月8日,蒋致电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通告宋子文将组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云:“余已派宋子文博士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余深盼阁下继续予以深切之注意,并将阁下之意见随时示知。”而宋子文于6月27日访苏以后,曾与美大使对中苏交涉进行详谈。美国的意见是“美国对旅顺问题态度,有特殊困难,因美即拟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海岛,无法拒绝苏联使用旅顺,故罗总统有此让步,如中国坚持旅顺管理权属中国,则苏联无从建筑炮台及其他军事设备,不能保障旅顺防卫之安全,彼认为中国提议后,必须让步”,美国放任自流的态度已经预示了一个事实:大敌当前,美国不愿意因中国而与苏联关系弄僵。

      谈判中,蒋经国曾对斯大林重申“中国领土的统一与抗战的重要关系,不同意将外蒙归并俄国”,但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他坦言“外蒙是苏联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中国要联苏抗日,就必须接受苏联的条件。”苏联方面的咄咄逼人与美国方面的袖手旁观,使中国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无奈之下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拟以“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为条件,同意外蒙古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其归属,但并未为对方所接受。双方在主权问题严重分歧,会谈无法取得进展。

      正当此时,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一颗原子弹,立即使远东局势明朗,几天后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斯大林眼看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就要全部落在美国人手里,于是不等因中方一直坚持的主权问题而僵持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出结果,便匆忙下令出兵中国东北,并对日宣战。苏军浩浩荡荡进入东北的事实,彻底冲破了蒋介石固守东北主权的最后防线,迫不得已才批准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至此,蒋介石艰难选择的中、美、英、苏同盟总算宣告正式形成。

      选择中、美、英、苏结盟是艰难的,结盟的过程也是艰难的。但就国民政府整个“战时外交”而言,应该说是最大限度的孤立敌国,争取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尽管在抗战前期,英、美、法对日本作了不少妥协,对中国早期的抗日也未给予大量的物质援助,但国民政府从基本利益出发,认定他们必将与日本发生冲突,始终把它们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依靠对象而坚持不懈地进行外交努力。事态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国民政府的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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