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促其变的英国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7 浏览:加载中

  •   1942年蒋介石与居里会谈后在其反省录中写道:“近日与居里谈话,更觉西人皆轻视我中华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如其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之,美国所谓以道义与平等为号,实则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为,不过其人民精神与自由思想,或较英国为进步耳。”其中不乏借美国暗讽英国。尽管英国和美国同样都是中国的盟国,但相比起来,英国的冷漠、吝啬,在中国人的眼里准确地看来,即是“是盟非友”。

      (一)从绥靖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被称作“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予中国人的印象自然不可能好过标榜“门户开放”与“自由民主”的美国。国民政府成立伊始,英、美两国虽然站同一立场,但出发点却截然不同。

      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各国对各自的在华利益进行重新划分。日、俄因势力范围的关系极想以武力干涉,将革命限定在长江以南。英国政府则明确反对日、俄的主张。它似乎已经看到清朝廷再无希望可言,若运用武力挽救此没落朝代下的国家,其一切企图都失去了可能性。而英国的经济利益又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它不愿贸然得罪南方革命政府,所以反对日、俄单独行动。主张从中国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让中国按照西方国家的需要存在,成为英国对中国的基本立场。

      美国在此问题上“也反对日、俄的主张,美国参议院曾通过议案认为‘中国宣布共和为世界上极大之事’,对新政权抱欢迎态度;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在中国没有确定的势力范围”。显而易见,因历史问题英国涉及的在华利益比美国多,而中国周边毗邻也多属英国范围。所以英国在对华问题上则面临比美国更复杂的情况,国家利益实际直接决定了两国各自的对外立场,这也就不难理解抗战时期英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多变和冷漠。

      英国对中日战争一开始即持貌似公允的中立态度,实则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其对日方针为:

      其一,1937年7月—1939年9月,英国不但不愿援助正在和日本浴血奋战的中国,不肯制裁日本,反而与日本签订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和《有田—克莱琪协定》出卖中国主权。

      其二,1939年9月—1940年9月,英国在欧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继续对日实行绥靖政策。1940年7月,为了保住缅甸与香港,英国又与日本签订《封锁滇缅公路之协定》,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其三,1940年9月后,英在制裁日本问题上拖延、推诿。直到日军南进,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直接进逼马来西亚、新加坡,威胁其殖民地安全时,英国才逐渐对日本强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尾随美国之后与中国结盟。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从袖手旁观、袒日、避战求和,到明确支持中国抗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其四,抗战后期,中英关系在滇缅战场的战略分歧,以及中国要求收回香港新界、对香港日军的受降问题上冲突激烈。

      抗战初期,除驻英大使外,立法院长孙科曾在英国有短暂停留。孙曾就英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及财政援助与英进行多次交涉,但对方多有推托之意。1938年3月27日,孙科曾与郭泰祺联合发回电报称,孙科曾就援助事项具体询问过英国,“科谓我方所切望于英方者为财政援助。彼谓前已与祺谈及,并允与财政部商酌答复,因问题复杂,又值欧洲多事,致未能决,现仍在研讨中”,一月后,“研讨”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能是一些敷衍搪塞之词:“一)不赞成日本在华行动,对我近日良好战讯表示欣慰。(二)英政府于相当时机,愿出任调停,但觉时机未到。(三)对我财政援助具体办法正在研究中。”此时的中国战况已逐渐升级,英国却还与日本藕断丝连。英国的犹豫不决,使希望求援的中国大为失望。

      1938—1939年前后,驻英大使馆传来英日东京会谈的消息,“英方似有让步趋势,此间深为焦虑大之,或可牺牲中国权益影响,抗战前途摇动,英方对中日战事一贯政策甚至削弱第三国对我之协助,局部承认伪组织之嫌,危害租界内华人生命,变更租界行政权,希将我方情绪密达英政府并切实劝告。此次东京会谈关系我抗战之胜利与东亚之安定者甚巨,万勿为目前利益作牺牲中国之让步,同时并已电嘱顾、胡两大使分请法美政府劝告英政府外交部”。但之后形势也不乐观,“英对英日谈判似已表示,故先解决天津事件再谈英日间一般问题,英方是否欲避免讨论一般问题,故作此外交式的逃遁”,一再回避。蒋立即给还在伦敦的郭泰祺大使去电:“英政府对于东京谈判,拟将津英租界现金移交敌伪而以海关存款五十万镑拨交我方为条件,可见英政府显有对日力谋妥协之意。……兹鉴于东京谈判对远东情势之重要有提请注意者:(一)中日战事关系,中国民族存亡现达最严重阶段,为中国全国人民深望友邦为进一步之援助;(二)请各友邦政府履行其在国联,迭次会议中所发之诺言,对日本以武力造成之局势不予以法律上或事实上之承认,并避免一切足以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行动;(三)英政府之行动足以影响法美对华之政策;(四)因此东京谈判对远东及国际局势均有重大影响,英国之声望与实力足可抑制日本之企图。倘英方不变初衷,一为英首相及外交当局最近之声明,东京谈判决不涉及英国对华基本政策,则英国对东京会议结果可操左券,否则徒增日本军人气焰,非但不能和缓英日感情,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惟外间所传日方要求各项为:法币禁用现金移交、嫌疑人犯引渡暨援助、敌伪当局压迫爱国分子等等显然均涉及根本问题,应请迅转贵政府(注:英国)对日拒绝讨论,实为中英两国之利。”其目的除了要阻止英国对日妥协,更主要的是英国的态度也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政策。

      1938年驻英大使郭泰祺曾与英国外长就援助一事进行晤谈:

      昨日返英,今日访CECIL(原文注:似系[艾登]之误)长谈。祺首根据部二十七号电,询英政府在新形势下之如何看法。……祺谓我方单独战役,战愈久则军费、财政愈不易支持,英方将如何助我?……祺告以军实方面,英方既难相助,最好助我维持法币与外汇。彼谓休假尚未与贾德干及罗斯福接洽,若政府借贷或担保必须公开提出国会,殊困难。祺谓英方无中立法之障碍,公开似亦无妨。玩其语气,政治借款似非绝对不可能。祺谓我方欲苏联进一步助我,愿英、美促进。彼谓李维诺夫在北京曾要求共同冒险,美国如不加入,英海军将独当其冲,故彼难预允,惟愿予促进。嗣谈及二十六日国联行政院开会,我方拟如何进行。祺谓如对日制裁困难,最少对我应切实援助。彼答行政院开会各重要会员国将对国联重新表示态度,通过决议时,彼意可加一段申言:为维护盟约与和平计,各国应援助被侵害之中国。此即促苏联进一步助我之法,若此外不能采取其他具体办法,则咨询委员会似暂不必召集,但愿与祺及俄、法外长在日内瓦再商讨一切云。

      虽然只是大使与外长之间的一次晤谈,英方所言援助一事始终闪烁其词、似有若无,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具体措施。

      1939年,日军为逼迫租界当局交出暗杀汉奸程锡庚的疑犯,曾经在无预警情况下封锁天津英租界,这对于纵容日军的英国是一次沉重打击。即便如此,英国仍于是年7月24日,坚持与日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表示充分认识日本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承认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其控制地区的公共秩序”,“有其特殊的需要”,“必须压制或取消任何将妨碍他们或有利于他们敌人的行动或起因”,声称英国“无意鼓励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或措施”。

      英国此举使日本气焰更为嚣张,当即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伦敦《新闻记事报》记录蒋当时的激烈态度:“日本军阀怀挟其所谓‘神圣使命’之统治亚洲的狂想,既如此其深切,英国的让步‘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即使英国以百年来在华所有整个之权益,悉数让与日本,日本军阀亦断断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除非英国全部放弃其在远东一切之所有。换言之,即放弃印度、放弃澳洲、放弃纽斯伦(注:新西兰),乃至放弃其在红海以东一切的势力,或者可以获得10年至20年的相安,……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岂料英国国内依旧没有改变早期的立场。至9月18日,郭泰祺呈报给蒋的汇报表明,英国的态度仍然未脱离以下这几点:“1)英国对国际公约及国际联盟各项决议当始终履行,其对九国公约之立场,已于一月十四日致日本牒文内,并无改变。但因×××(注:原文此处空出三字)环境所迫,对华之物质援助,今后恐难增加,比过去或须减少。(2)对我方友谊的互助合作之提议,表示谢意,于适当时机,当乐予考量与利用。(3)赞同我国不预备宣布参战,免使英、法对日为难意,并谓参战云云,亦系表示同情而已,在事实上,于彼此均无何裨益。”始终是帝国主义列强却没有美国来得实际,至于论及平等、民主,更是无法企及,这使得英国在中国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印象很难扭转,而蒋本人对英国也并无多少好感。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存在以美国和战局为重心转移的不确定性,战时盟国态度的摇摆不定,使渴望得到盟国援助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恼火。英国并非对中国抗战没有帮助,只不过论及条件总离不开各种借口和推诿。英国的支持甚至不如苏联。蒋从抗战伊始就未将英、美等同看待,这与英国对中国抗日支援出现的种种阻滞分不开。而中英之间的问题,英国却总是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间接证明了美国是连接或促使中英关系的重要角色。如果中国对美国“下工夫”的话,无疑对英国是有效的促进。

      1938年6月7日,“外交专门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王宠惠列出了英日关系的五点:

      (一)英国并未要求日方先行解除封锁,即允在东京举行谈判。

      在一面厉行封锁,并策动反英,一面举行外交谈判的情况之下,英方之以让步为前提,殆属不成问题,所成问题者,是英方让至如何程度,及日方如何方能满意耳。英日东京谈判,如告决裂,非英不让步,必系英方之所能让步者,不能使日满意。

      (二)外传英对日让步,也许有交换条件,如开放扬子江之类,此说如果属实,更易诱致英方之让步。

      (三)据吾人所知,英外部对于美国对津事太冷淡,深为不满。我外交部已据电驻美胡大使,令其向美国务院婉为说明:“此非天津一地之事件,实系整个欧美在远东之问题,请其予以声援矣。”本人以为美国中立法之修正,与英国之态度有息息相通之密切关系。如果美政府所赞助之中立法案能获通过,则英法在欧洲有事时,可得美之援助,如此则英在远东之政策,势必考虑美国之态度。反之,如美国中立法之修正,不能援助英法时,则英国在远东之政策,只为其本身打算,不免趋向于退让妥协之一途。

      (四)英国对于欧洲及远东两方,虽均有顾虑,但毕竟其所顾虑之程度并不相同。欧洲事件,直接摇动英国本身,而远东事件则否。故中日战争虽已延长至两年有余,而英国并不因此准备空防。反之,目前欧洲尚未有战事,而英国已在准备空防。唯其如此,英国在欧洲可予中东欧各小国以保障,而在远东独不肯予我以保障;英国在欧洲可予波兰以巨大之借款,而在远东独不肯予我以同样巨大之借款。一言以蔽之,英国之外交,无所谓原则,而只有利害。

      (五)英国离开法律立场,迁就事实,由来已久。例如英日关于我国海关条约即其这例。在最近东京谈判中,英方借口“天津以外之问题,牵涉列强之政策,不能单独解决”。而日方则以英日海关条约驳倒英方之论据,在日方以英方之矛,攻英之盾,固极毒辣。在英方,愈让步而愈失根据,进退均感困难。本人诚恐英方在东京谈判中国,不为公开的明显的让步,而为实际的消极的让步,以不做事为前提,例如对我方不再予以经济援助及不阻伪钞流通之类。为避免英方让步起见,我方须设法在伦敦从侧面揭穿张伯伦或可采取之消极让步,借以唤醒英国之舆论,从而警戒英国政府。

      和日本纠缠不清的经济问题,使英国一直不想在日本问题上表示出明确的立场。

      1941年,蒋还在反问英国,其对远东政府究竟如何坚守国联成员立场。此前,英、法援助波兰,蒋迫切想知道英、法究竟会以何态度面对中国,“此后中国与英、法、波兰,在亚、欧均为抵抗侵略,实为谊切同舟,而且亚、欧形势,尤其英、法在远东利害,更与中国有密切关系,……我政府极愿知英、法政府以后对远东与对华、对日之政策,能否固守国联盟约会员国之立场?对于国联所有对华之决议,能否始终履行?并将来英、法与中国对日侵犯英、法在亚洲一切利益时,英、法希望与中国如何互助合作”。蒋甚至进一步表态“在中国方面,极愿与英、法在此时先有准备,如英、法上次在新加坡会议之计划,订立对日防卫之秘密协定,并从速开始进行。然现时为避免英、法在远东对日为难,故我国不预备宣布参战,而仅拟对英、法表示同情,且表示愿在军事以外,以人力与物力协助一切指挥方式出之”。蒋如此急切需要知道英国对华态度,自然是与英国依旧不放弃讨好日本的态度有关。

      1941年欧战爆发,但情况依旧未发生改变,英日关系甚至跟1938年的大致情形无异。据郭泰祺汇报,双方交涉关于请英方向日、意警告以阻止伪政权成立问题时,尽管“已宣称英国只承认国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实则无任何实际行动,相较美国,中方“惟更愿英方能如美国同日、意作同样警告”,英方也仅是形式上表示同情。更有让中国政府感到不理解的是,“英)首相在国防公益委员会演说时,对捷克、波兰、芬兰,即被侵略国表示同情,独不提中国,似遗忘我国之坚苦抗战与牺牲,而闻首相复称日本为友睦国家,似对欧、亚之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持两歧之态度,殊令吾人失望,足使华人对英怀疑。日方气焰益张,其影响所及,中英均不利云云”。尽管郭言“彼密告英外长对首相此次演说涉及作战问题,亦颇不谓然,惟首相因欲缓和‘浅间丸案’所引起之英日反感,亟谋解决,致仅顾及片面,措词或欠周到,尊意当为婉达”,并力证“首相对中国毫无恶意,政策亦应付外交问题,有时不免幼稚(注:文中用Amateurish一词,即‘业余’、‘不专业’来形容)”,但寥寥几句根本不足以改变英国在蒋心目中早已形成的固定印象。

      1940年,中国曾与英国有过接洽,英方却一再表示对远东之原则,要与事实分别看待,虽强调对远东根本立场不变,但各个具体案件不值得与日本摩擦者,都务必解决摩擦。其理由是“以全力应付欧洲,以德为第一对象,如在欧洲方面获得胜利方能应付远东,则其远东地位及立场可以维持,否则欧洲方面如不能胜利,则远东方面当然不能照顾”,态度十分消极。中国过去在英出口信用借款所订购之材料,英国也以其自己要用为借口,不肯交货。至于中国运往苏联的货物,并不需要向英国借款,但英国仍以中国输苏之钨砂,超过苏联本身使用之分量势必转输德国为理由扣不放行,不但不给予中国帮助甚至还使之“雪上加霜”。

      尽管盟国圈子正在逐渐形成,但因战争紧迫形势而走到一起的盟国关系自然也被战况牵引,关系并非想象中的紧密。在以往对战时盟国的描述中,最经常连在一起的是美、英。其原因在于英国目前对远东局势不敢有积极之主张,一再说明“要美国出面,再商量”,若以借款而论,英国过去亦有如此说法。而在大多数外交部可查的档案中,美、英时常被相提并论。事实上,“英法在此时对远东确较放松,中日问题之关键全在美国。如依各国强硬之程度为比例,则以美为第一,法次之,英又次之。美国因大选关系,虽行动上比较迟缓,态度上比较谨慎,但有进无退,如抗议日机轰炸滇越路,予我贷款,均为显著之事实”。因此国民政府外交上仍以推动美国积极领导为第一步。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关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在合作的大前提下,依然能暴露出盟国体系中的裂痕,如困扰中英关系发展的滇缅战场:

      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1940年度中央政务工作成绩考察报告(摘要)

      五、关于对英国及缅甸事项

      1.英国因欧战严重,自顾不暇,对远东方面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以致关于天津白银问题及滇缅铁路禁运问题,均对敌方让步,但其态度立场于权宜之中,亦尚坚定。如汪伪组织产生及敌汪签订伪约复英方曾先后声明其态度并未变更,而仍继续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又如十月间重开滇缅公路,十二月间复借我平衡基金及信用贷款共一千万镑以及设远东军总司令加强远东防务等。

      2.中英会勘滇缅边界问题系指滇缅南段界务而言,英方于本年四月始答复我方于二十八年(注:1939年)二月所提出之对案除将班洪及库杏河以东并猛梭等地让我外余,仍坚持其立场。因距我方对案尚远,经该部继续交涉已于今年六月由王部长与英大使卡尔在该部换文成立协定予以解决。

      3.至滇缅铁路之缅段建筑交涉本年无何进展,因缅方恐我移民增多,初不顾意,肆经英方表示赞助并商议派遣缅甸代表团来渝面洽,该代表团已于今年一月间抵渝商洽中缅相互间之界务,交通滇边禁烟及缅甸护照新法等事务,进行颇称顺利。自抗战以来,中英邦交日趋敦睦,但英国以欧战紧张对远东方面一时不能全力兼顾,于六月间与日方签订白银方案,拨出我存银一部分等于英金拾万镑之数额充作华北救济经费。七月间,又与日成立滇缅路禁运三月之谅解,该部及驻英郭大使对于此两案之发生均曾于事前向英方严重交涉,并请美苏两政府声援,事后亦曾抗议并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嗣以欧战较为稳定,美国对远东态度亦较积极,乃于滇缅路禁运三月期满时,正式宣布重新开放所有运输,情形业已完全恢复原状。关于滇缅南段边界会勘问题,此历年来之悬案,如能解决对于滇缅铁路之兴筑几边界禁烟等问题,均有影响。现经双方让步圆满解决,可是中、英、缅外交关系上之一大成就,今后彼此间之合作将因日本之加紧南进益行密切。关于滇缅铁路之缅段兴筑及物资接济等项交涉应不断向对方积极进行以应需要。

      正是因为英国不想放弃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远东利益,也就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缘故迅速撇清与日本的复杂关系。像英国如此标准的政客说词,试问如何可能博得急切等待援手的蒋及国民政府的好感?郭泰祺频繁报告,立意在于说明英国尽管有很多不当之处但仍然值得信任,显然与事实不符。

      蒋在是年8月11日说:“近对英美自私自利之态度深感不满,而其所谓租借法案或军事合作等皆无丝毫诚意,彼不过利用我之牺牲以保障彼之安全而已,思之不胜愤慨,但因读明儒学之故,而悉养气之功,吾若不急求自立则徒尤人,终无益也。”可见,与英、美结盟绝非是蒋心甘情愿,无奈之情溢于言表。而对于郭的邀功表现,在蒋看来竟是“外交人员多是势利中人,无足为异,然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政府与领袖,此则应善教导之也”。

      两月以后,蒋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双方就中英合作问题进行讨论,英使表示英国已对中国改变国策,蒋当即予以反驳:“在英、美对华态度未经改变以前,无须讨论合作办法。盖英、美素以半殖民地国家估计中国,且以为中国自卫尚无充实力量。倘迄今仍执持此项成见,则殊堪遗憾。故于讨论中国所需协助之前,愿先排除此项错误之观点,而供给飞机数百架,军火、弹药若干数量,实不足为排除之助。须知专恃英、美海、空军以求远东之长治久安,实感不足,必须有陆军之协助。中国实有供给此项实力之能力,且能作有效之合作。必俟英、美确实抱急切解决远东问题之决心,深切明了中国非殖民地国家及其陆军贡献之重要,然后始可讨论军事、经济与政治之合作。倘英、美尚未有此觉悟,则中国仍拟独立推进其国策。”此时语境下的“英美”和通常以盟友身份的“英美”有本质上的区别。

      蒋的确希望能得到盟国的援助,但“援助”并不等同于“救济”,蒋并不希望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国际乞丐”。英、美以高高在上的态度俯视中国,这是长期在民众面前宣扬“列强”与“民族自主”大道理的蒋所不能接受的。蒋承认中国能力不济,但并不等于认为中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微不足道,坐等英、美支援。

      虽然英国当局一再表明会支持中国,但同时又与日本保持暧昧关系,对援华问题却百般推脱与刁难,使表面看似风光的“盟友关系”潜藏着中国政府的不满和无奈。蒋努力强调“盟友”的“互动”而不仅只是“求援”,因为“求援”意味着和英、美,甚至苏联的关系都将被加上“乞讨”与“施舍”的色彩。因此,蒋及中国政府在求助盟国这条路上走得甚为艰辛。

      但在蒋的内心,却早已对所谓“盟邦”、“合作”、“援助”的本质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曾在当年8月20日观察英美对远东态度时有感而发:“英、美政府最近之心理与其处置,可谓卑鄙已极,其对倭寇不使其南进攻泰国,亦不许其北进攻西伯利亚,而仅希望其能维持现状,换言之,亦就是欲控倭既不南进,又不北进,而专打中国。窥其用心,彼辈甚至闻倭攻中国则喜,不攻中国则忧。因为倭攻中国,始无力以南进与北进也,以免倭在太平洋上生事,易言之亦即以为倭打中国就可以安然无事,就可以维持现状即等于和平。无论英、美与俄,其对倭、对华心理与政策根本皆无二致,彼等不仅以华为壑而且贱视有色人种,必使之自相残杀以达其白人永久称霸世界而后己,何怪日耳曼民族之不安,夫任何民族未有不能自强而能受人重视者也,所以我国唯有力求自强方不致受人轻侮也。”这与外界看来蒋完全亲英、美的说法显得十分矛盾。蒋既是看透英美,又要与英、美保持关系,显然是经过缜密考量的。

      (二)冷淡的盟友

      1942年9月17日,英国要求重派领事驻成都,“英侨在成都日多,且有英国空军人员,请求准予重派领事驻蓉”,但遭到外交部的婉拒,其原因是:“成都并非商埠,清末各国在蓉设领馆办事处渐成领馆形势,德馆于第一次欧战撤销,英馆亦于万县案后自动撤销,法、日各馆亦陆续交涉停闭,英方请求重派领事,似宜慎重考虑,此事有关地方曾电询张主席意见,据复:成都照章不能设置领馆,几经交涉,始获撤销。英若重派核与前案抵触,恐引起地方疑虑,发生枝节,反碍同盟友谊,且自各馆撤销后,蓉市无任何外国外交常驻人员,而外侨与地方情感,反见融洽,英驻蓉空军人员系受我空军总指挥部指挥与侨务性质不同,请予拒绝。”虽然仅仅只是重派使馆的小事,却也折射中英关系的一个侧面:中英关系并不顺遂,合作的过程存在各种磕绊。

      蒋介石在1941年底给罗斯福的未发电稿中大肆批评英国以及英国对华的绥靖政策,“就中国本身而言,英国在此半年以来,亦已完全忘却东方之盟谊忘却日本之仇恨,心目中似已无中国战场与中国之人民,英国不独自身是此见解,正以此影响美国之态度,英国对整个战局既无如美国远大眼光,只见自身局部之利害而不能顾盟国整个之安危,其不虽确实,不能坚忍,以及短视与自私,实已使吾中国人民感到极其失望,尤其英国只知夸张自身之危险,以影响贵国之政策,欲使贵国移其所有决定接济其他盟邦之武器力量,尽用于接济英国之一国之各盟”,更在印度事件上强烈地讽刺英国极端的处理方式,称英国为“只抱浅短自利之见”。

      1943年英国虽然已经公开表明支持中国,和日本划清界线,但中英关系仍存在很多“障碍”。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其一,滇缅战场,蒋对英国在滇缅战场的表现极为不满,如顾维钧和宋子文的谈话中提及,英甚至有没收美国提供给中国飞机的企图,以及在“史迪威事件”中反映在战场上的倦怠;其二,印度问题,蒋不顾英方反对执意访印,而英国却回以“不干涉国共”对蒋访印表示反感;其三,英国以一贯傲慢的态度对待被它视为“施舍对象”的中国。英国对待中国之态度是蒋最不能接受的,再加之滇缅战场和印度事件,怎么可能还以“亲密盟友”的真心来对待英国?反观美国,即使在印度问题上不表态,但至少在“史迪威事件”上让步,也没有出现像英军消极作战的现象。蒋介石、宋美龄正因为英国的“不平等看待”而访问印度,调停英印冲突。滇缅战场更留芥蒂,如果不是顾及所谓的“盟国”,可能中英关系将更趋恶劣。当宋美龄激动地告诉顾维钧,她不会出访英国以避免造成更大的误解时,此举似乎更形象地说明中英关系的尴尬。英国人的傲慢和中国人的反感,反映了真实的中英“盟友”关系。

      曾任过驻英大使的顾维钧所言,“英国人毫不掩饰地谈论他们对中国的不满,不仅在军事和外交部门谈,而且在新闻部也谈。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人非常傲慢,中国军队根本就没有打什么仗,也不可能打多少仗。他认为英中之间在关于欧洲或亚洲到底哪个更为重要问题上存在观点上的分歧,蒋夫人拒绝访英,以及宋子文和丘吉尔发生争吵等都助长了英国人的怨恨情绪”。英国对中国的不满集中在两个问题,即军事和借款。魏菲尔将军曾公开评论中国军队,除纪律严明一项优点外,“他批评委员长缺乏进行现代战争的知识或经验,尤其是在陆空联合作战和运用装甲部队等方面特别无能。高级军官们对运用空军和坦克部队的大规模作战缺乏训练,指挥无方”,他甚至认为“中国的战报是不足置信的,往往言过其实,特别是对敌军的伤亡数字,更加夸大”。

      实际上,“这股批评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事指挥官的暗流,可能是旨在报复中国报纸对英军在缅甸战役中表现不佳的批评。由于英军在缅甸战役中作战不力,结果使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中国军队被迫北撤。这样一来中国从外界输入物资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后来英国改派亚力山大将军到缅甸指挥作战,但为时已晚,缅甸战局已无法挽回,英军只好不战而降。这在中国军方和中国公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印象”。而对于物资救援方面,英国驻渝大使馆经济参赞霍伯器“抱怨中国政府,在没有取得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把正在谈判中的五千镑当做保证金包括到上年度发行的胜利公债中”。“英国对中国不够重视,比不上美国”,这也成为中英两国之间出现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原因,再加之枝节问题的不断蔓延,中英关系需借助第三者来维护。

      中美关系是众多盟国关系的主线,盟国的邦谊都须与美国取得联系,英国自然是其中之一,包括各项与英的事务在内。1943年,是中英关系发展较为敏感的时期,自蒋访问印度后,问题更是接踵而至。蒋授意即将赴英的宋子文试探罗斯福对此事的态度,宋子文转达罗斯福意见,称“丘相(注:丘吉尔)仍似过去目光短视中国,言语之间不妨强硬,中国将来之伟大,非任何方所能支配,英国应认识中国地位之优势”,侧面反映了中英关系的冷漠。蒋希望美国能设法干涉印度问题,并未得到美国的支持,“印度问题不询及最好不谈,询时似可答以中国当然希望他日印度能自治,但中国对于印度绝无经济政治野心,然印度、越南等事,最好暂时不提”。与此相反,美却极力催促攻缅,两处皆为英国势力范围,却有截然不同之看法。印度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考验了中英互相容忍的最大限度,美国却执意不介入其中,使蒋的访印之旅显得更加艰难。美国的“中立”并不代表在中英关系问题上不具有相应的影响力。

      蒋亦频繁通电在美国的亲信,如宋氏家族,蒋非常关注英国的一举一动。战时丘吉尔出访美国,蒋在写给宋子文的信中明确指示:“可与美表示态度委婉说明中国对国际政策无论军事政治,与经济皆唯美国马首是瞻。凡是美国不参加之事,则中国亦不愿单独参加;如美国参加之事,则中国亦必须共同参加。吾人深信美国对我之政策亦必如事实也,而且太平洋始终有密切利害关系之国家,英国于我中美两国,即使无英俄同盟之事,而我两国为现在与将来永久共同利害,计我中美两国似比英俄更有近一步缔结同盟之必要。”蒋闻英相访美,首先想到的是与美国缔盟,对同为盟友的英国却保持警惕心理。

      蒋之所以对英始终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对英态度的折射。据后来任过驻华美军总司令的魏德迈回忆,他曾在1942年与参谋长马歇尔赴伦敦执行秘密任务,即讨论当时美英在欧洲战场共同参与的军事行动,魏德迈回忆:

      我至今还鲜明地记得到,这是与英人因一项越过海峡的军事行动而起冲突的第一回合。这是一个应讨论的问题,美国方面仍念念不忘一个基本观念,即对付欧洲的心脏地带,实应集中我们的兵力,并以决定性的行动出之。英国方面则又不然,他们坚欲回到分散军力,亦即四面包抄的观念,他们以为先须困疲敌人,然后再出动之我们的部队攻向欧洲堡垒。

      布鲁克爵士(注:英国参谋部代表)以低沉的语调,对马歇尔所描述的美方战略观念作一谨慎的批评。英国人为谈判的老手,特别是他们善于辞令,所用一字一句都可有好几种的意义与解释。……对(英国)首相来说,即使美国海军受到这一次厄运(指珍珠港事件)也并非表示已有这一结果,即美国现已站在英国的一边。

      美、英除了在远东战场以外,更时常在欧洲战场合作,和英国合作的美国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魏德迈意味深长地认为:“在开始时,他们对马歇尔的意见并不表示反对,只谦和地认为着手任何一个工作,都恐怕有不少困难发生。我当时看到的为英国在其黄金时期外交策略所产生的一般力量,那力量是几个世纪以来,在国际阴谋、献媚与胁迫得遂中发展起来的。我当时曾想到他将发挥最后功能。的确,太阳不会落向大英帝国,但和平之鸽也不会来到英国;而当英国的影响力与所有权向全世界伸展时,正义的双翅也不断在遭受折损。当我坐在那边,看到这些高级军官在这一谈判阶段中不断地在支吾其参差,避重就轻与避作正面冲突时,便想到英国以往的历史。英国确已处在一个千钧一发的危机情势中。但他们对最后的胜利并未有一点焦灼与怀疑的神态。”美、英诸如此类的对话还有很多,正因如此,中、美、英三国在滇缅战场再次遭遇到类似情形,并不出奇。美国对英国的作为自有一番见解,时常关注世界局势的蒋自然不会不知晓英美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了这一层认识,蒋就更能在英美之间分出轻重,而当中美关系愈显“紧密”时,美英关系“合作”之下又保留猜忌的一面就越会在太平洋战场上表现出来。

      如何处理中、英、美三国关系,蒋的特使几乎每次访美,必论及美对其他盟国的看法,有时甚至放大到三国首脑即罗斯福、丘吉尔与蒋的关系,并以此为指标参考抗战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这已成为蒋在外交实践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从个人喜恶来看,蒋、宋明显对罗斯福抱有好感,对丘吉尔则冷淡许多。1942年6月,蒋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再次将美英对华关系做了界定,“目前英国应付日本之决心,实有赖于美国之领导与激劝”。

      (三)“是盟非友”的矛盾和冲突

      尽管“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不断呼吁英国政府给予道义、物质上的支持、援助,但不论是张伯伦内阁,还是丘吉尔内阁都奉行袒日、妥协的绥靖政策。甚至是在日机扫射打伤英驻华大使许阁森,进而又炸毁英国两艘商船,炮击英国“瓢虫号”军舰,进行反英示威,重创英国远东利益的时候,英国人仍然执迷不悟地想以对日妥协,换取远东利益保护,拒绝对中国进行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直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接威胁到英国人的殖民利益时,才不得不转向,和中国结盟。但英国政府完全以一己之利而度量的中英结盟,其基础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反应在结盟后双方的摩擦、矛盾、冲突不断。中、英双方只有彼此需要和利用,根本没有盟友之间坦诚的支持和帮助。

      1.中英新约谈判

      1942年中英开始新约谈判,但并不顺利。英国同意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交还英在天津、广州英租界,放弃其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享有的特权。中国借机强烈要求收回香港,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它开归还殖民地之先河,将对英帝国造成沉重打击。九龙租界地与治外法权无关,它是英国领土的扩展,与租界不属于同一范畴,因而英国拒绝放弃。中英双方互不相让,使中英新约谈判陷入僵局。

      如前所述,6月,蒋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表露,“目前英国应付日本之决心,实有赖于美国之领导与激劝”,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国民政府对英国的对日立场能否坚决仍存疑义。

      蒋授意即将赴英的宋子文试探罗斯福对此事的态度,罗斯福以私谊建议几点,“丘相仍以过去目光短视中国,言语之间不妨强硬,中国将来之伟大,非任何人所能支配,英国应认识中国地位之优势”。此言虽出自罗斯福总统之口,却从侧面反映了中英之间存在隔膜。

      8月4日,蒋和美总统代表居里讨论过改善中英关系一事,望能借美国帮助仿效英苏协定使中英缔约。但此事英相丘吉尔未做任何表示,蒋为此十分不满。他对居里抱怨:“自本年一月一日迄今,中国始终并未获得英、苏两国之任何协助,其单独之抗战,一如旧也。然英国方面,今正竭力宣传英国对华经济与军事之协助。昨日尚有伦敦顾大使来电称,伦敦各报正以大字标题登载英国空军如何协助中国作战之消息。顾大使睹此消息,即往访英外相艾登,请其说明此项英空军活动究在中国何处?艾登答称不知,转询英国陆军部,后经陆军次长说明,彼等误以为在华活动之美国空军,如系由印度出发,应即视为英国空军。我国代表民意团体之国民参政会将于下月开会,余或将被邀说明英国对华之协助,今正感困难,不知究应如何措辞为当,深惧将无辞以对。此既为英国之政策,余实不愿再向其要求任何协助。”言下之意,则是英国既要握住支援中国的名声,给外界造成盟国的印象,又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当居里谈及唯恐中英关系不加改善,英国对华态度会逐渐冷漠,蒋更气愤不已:“目前英国政府所采取之政策,实甚短见。彼等似已遗忘,……倘无中国之抗战,亚洲大陆早为日本所独占,印度早成缅甸第二,而日本铁骑早已纵横西比利亚原野矣。英人见不及此,仍视中国为百年前之中国,……彼等亦曾计及中国军队,即以其低劣之装备,亦已独力支持抗战至五年之久矣!”蒋最不愿意看到盟国蔑视中国政权,中英也在“盟国”的道路上走得十分艰难。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国民政府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中英新约》的正式签字,宣告中英香港问题交涉的第一次高潮结束。此次谈判,英国却以所谓“收回新界不属于本条约讨论范围”为借口,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拒绝归还中国香港新界。

      尽管如此,中英新约的签订毕竟从法理上宣告废除了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馆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取消了英国在中国的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等。

      2.宋美龄拒绝访英

      1942年9月17日,英国要求重派领事驻成都,“英侨在成都日多,且有英国空军人员,请求准予重派领事驻蓉,但遭到外交部的婉拒”。英拟重派领事遭拒,透露出中英关系存在磕绊。

      是年,顾维钧转达英国邀请宋美龄访英,但宋显然对此并不感兴趣,当即婉言拒绝了英国的盛情邀请。她抱怨英国人基本上没有给予中国援助,连一架飞机都没给过。魏菲尔将军到来时,他的言谈及态度十分令人反感。魏菲尔承认,他要向本国政府报告,他来中国是劫掠钱财的。此外,宋还补充谈到,英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英国不应该再以旧日那种家长式的、傲慢的态度对待中国。

      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加强往来的一种姿态和行动。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1943年5月15日,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以图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辞,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在纽约)会见丘吉尔。宋美龄再次拒绝了邀请,她对顾维钧说:“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宋美龄的拒绝与宋子文和丘吉尔发生争吵等都助长了英国人的怨恨情绪。显然,宋美龄拒绝访英,是对英国长期以来对中国主权蔑视的一种报复和反击。

      1945年6月5日,英方仍在考虑宋美龄访问一事,并坚持认为她的访问“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在可寻的英使信件中探寻邀请宋美龄访英的可能性,并考虑得相当详细。如果宋美龄真的可以造访,英王和王后将非常高兴邀请她共进午餐或茶叙,具体时间是除当年八月底到整个九月的其余时间。

      但从宋美龄的行程表中却并未发现1945年去英访问的记录,反而是在当年访问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再看蒋宋家族与英国的互动记录,私人性质实在难数一二。正如宋美龄对顾维钧所言,“对英事务还是以外交方式处理”,此话出自常常动用私人关系进行国事外交斡旋的宋美龄之口,足见英国、美国,在蒋宋眼里实际存在很大区别。

      3.染指西藏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英国利用中国处于全力抗日的困难处境下,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意欲染指西藏作为缓冲地带,加强对西藏的侵略,给中国的抗战增添新的困难。英国政府官员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关于中国传统疆域及于西藏、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以及缅甸北部地方的说法感到反感,英内阁甚至预言,未来战后中英两国在外交上最大的争执和冲突来源所在,将会是西藏与香港问题。

      1940年夏,中国政府考虑到抗战需要,准备修筑一条东起四川,中经西藏政府控制下的西康察隅,西到印度萨地亚的公路,用来运送战略物资,以加强中国的抗战。然而,英国政府害怕中国政府修筑途经西藏政府控制区的公路,将不利于英国策动和支持所谓的“西藏独立”运动,坚决反对中国修筑这条公路。

      1942年6月,英国就援华物资假道西藏问题,建议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发表一个“公开尊重西藏自治权的声明”,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7月,西藏政府在英国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1943年4月初,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印政府支持下决心同中央政府对抗,下令在中英藏三方协定达成前停止汉藏驮运路线,阻止运输所有从印度运到中国内地的货物,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蒋介石立即下令青海、西康和云南的军队向西藏边境开进,西藏危机全面爆发。

      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求转告丘吉尔干涉中国内政必坚决反对,文称:“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国领土与主权完全抹杀,侮辱实甚。不料英国竟有如此言论,殊为联合国共同之羞辱。应向罗总统问其对邱言作何感想及如何处置。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丘相如此出言,无异干涉中国内政,是即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中国对此不能视为普通常事,必坚决反对。”5 月23日,又要求宋子文将此事向罗斯福作“严重表示”。隔日,再次致电宋子文称“西藏问题不能轻忽”,问题严重到如若中国不能得到平等对待,以后和英国的交涉很有可能皆以此为失败的起点。

      之后,罗斯福曾就西藏问题和丘吉尔进行过一次谈话。罗问丘:何以提西藏问题?丘答:英方并无占领西藏之企图。罗又问:西藏乃中国帝制时代之一部分,现乃民国之一部分,与英国无涉。丘答:中国政府在西藏无实权。罗以中国政府无实权,与英国何涉,将丘问得哑口无言。

      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丝毫不作任何主权让步,“中国方面不接受英方对西藏任何交涉”。

      经过中方的一再交涉,英国战时内阁才不得不于7月7日通过《有条件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决议》,但同时又声称“假如中国人试图搅乱西藏的自治,我们将会考虑撤销我们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并曾三次企图寻求美国政府支持,但美国仍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始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和宪法也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对此,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疑问。”失掉了美国支持的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也渐趋缓和。

      1944年11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召开“藏案会议”,达成几点共识,包括进一步推动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经贸、政治和宗教联系,更积极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层面上拉拢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三小国,甚至暗中鼓动这些国家于战后脱离英殖民帝国势力而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

      4.霸占香港

      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时,英国就以“九龙租界地与治外法权无关”为由,拒绝与中国谈判收回香港问题,“新约”签署时也拒绝写明将香港等归还中国,为霸占香港预做准备。

      是年11月30日,丘吉尔在主持内阁会议上,断然拒绝放弃英国在九龙(新界)的地位;12月27日又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所发表的社论《向罗斯福致敬》中,得知中国政府只是为了更有利的条款时,态度变为强硬。

      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港九,并把这一点写进国民党党纲。同年11月,开罗会议召开,蒋介石和丘吉尔更为香港问题直接交锋。11月下旬,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示,战后香港应该归还中国。介于新约谈判时蒋介石碰过钉子,知道问题棘手,因此,蒋提议美国先与英国商讨。

      罗斯福赞同蒋这一愿望,甚至还亲自督促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曾经随蒋出席开罗会议的王宠惠见证过这一情景,“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敦促过丘吉尔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并且说,那里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国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广州。丘吉尔愤然回复说,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蒋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所最成问题,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

      1944年,英国正式开始培训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甚至派大量间谍进驻香港以配合日后军事行动,根本无意将香港交还中国。

      10月底,丘吉尔向内阁成员明确表示,俄国提出的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战争赔偿要求,都有利于英国解决香港问题。因此,英国不应对俄国恢复其远东的地位表现出任何敌意。

      1945年4月5日,美国特使赫尔利会见英首相时再提香港问题,丘吉尔甚至说“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我的尸体”,“对香港问题相当顽固”。

      蒋介石面对英国态度,近乎认为进行外交斡旋已经不起作用,致使蒋遂决定使用军事手段收回香港,中英军队云集香港的传言四起,形势严重且一触即发。

      8月15日,杜鲁门总统向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达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总命令,其中主要内容为“中国境内(除东北地区外)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向中国统帅蒋介石投降”,不言而喻,香港在中国受降地区之内。

      8月22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华盛顿宣称,香港问题将在伦敦召开外长会议予以讨论。但第二天,即遭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而此时美国正欲划分战后势力范围,极欲确立的主导地位,还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因此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与英方商谈后,突然变卦转而迁就偏袒英国,并致电蒋介石称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

      在香港受降问题上,英国竭力反对,也因美国突然改变立场,国民政府又一让再让,实际让英国独占了受降权,最终把一个本来可以理直气壮收回的香港,白白地落入英国之手。这当中除了英国的蛮不讲理,美国的突然变卦,当然也有蒋介石的让步和操作失误。但不管怎么说,围绕收回香港问题的外交战,也把中英“是盟非友”的关系暴露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由蒋出访印度调停英印冲突,而衍生、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包括中国对英军在缅甸战场的批评以及英国对中国的不满接踵而至,正如顾维钧所说“这股批评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事指挥官的暗流,可能是旨在报复中国报纸对英军在缅甸战役中表现不佳的批评。由于英军在缅甸战役中作战不力,结果使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中国军队被迫北撤。这样一来中国从外界输入物资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后来英国改派亚力山大将军到缅甸指挥作战,但为时已晚,缅甸战局已无法挽回,英军只好不战而降。这在中国军方和中国公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印象”。据入缅参战的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回忆说:“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它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日寇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

      双方不断地酝酿新的激烈矛盾与冲突,把中英结盟背后那点微不足道的“友”情,洗刷得干干净净。

      综观战时中英关系:国民政府从期望英国秉持国际公理,支持制裁日本,因势利导、警戒英国政府;又提请美国激劝英国勿与日妥协;进而再提三国军事同盟建议,均遭英国拒绝。英国政府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却始终采取对日妥协的绥靖政策,即便是日机扫射打伤英驻华大使许阁森,进而又炸毁英国两艘商船,炮击英国“瓢虫号”军舰,进行反英示威,不断地对英施加压力进行威胁,英国竟然忍气吞声,不改妥协初衷,完全置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大局于不顾,执意背道而驰,不屑与中国抗战为伍,一味地讨好日本、避战求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日本南进,直接威胁和损害到英远东利益,而美国正与日谋求妥协谈判之时,才以极其现实,而又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需要、利用中国的抗战,和中国结盟。结盟的基础,完全依赖太平洋战争的催化,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同时反映在中英结盟后,关于西藏、香港问题,英国政府居心叵测地不断挑战中国主权的企图上,这为中英“是盟非友”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事实上,英国无论张伯伦,还是丘吉尔政府,从来都不认为中国是战时必不可少的伙伴,也不情愿让中国与它平起平坐。关于西藏、香港问题,丘吉尔曾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这与英国奴颜婢膝地对日妥协立场天差地别。对此,蒋介石感叹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其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人之自私和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早在1934年3月7日蒋介石在《中国之外交政策》讲演中也曾一针见血地剖析:“英国为生意人,只知实际利害,无所谓道德信义,唯利是图。”前后结合倒是把战时中英“是盟非友”的关系勾画得清清楚楚。

      但战时中英外交,国民政府所作的外交努力,实际上已不是早期西方学界所认知的“被动接受列强冲击的反应”,其积极主动性是不容否认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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