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援和结盟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6 浏览:加载中

  •   抗战时期,中美关系成为战时外交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关乎中国的国家存亡,在继与苏复交,与德开展军事贸易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处于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将外交重心转向美国,其后更力争与美国结盟,显然是经过多重选择后的外交决策。经过长期、艰难的外交努力,促使美国政府改变中立、制日援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不失时机地促成“联美制日”和“以华制日”合流,结成中美同盟,开辟了战时困境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尽管“平等”艰难而短暂,但对于在困境中致力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列强订立平等新约、维护国家自存和国际共存的国民政府而言,确属不易。

      (一)求援制日与美国中立

      1931年11月30日,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并认为日本问题必须事先获得国际上的支持,即应付可能出现后果的保证,否则不敢轻易承诺而冒险抗日。

      而以“英、美”联合名义发布的种种调停,对改善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中日紧张关系根本没有任何帮助。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不承认主义”声明,否认日本觊觎和攫取美国在华利益,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史汀生对日本文官内阁还抱有幻想,希望日政府能在没有外国影响的情况下控制局面,制止事态扩大。

      宋美龄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固执地信仰着国际联盟和它的支持者,结果却把它从崇高的理想主义的宝座上拖了下来,而声言拥护它的保育者,于是就狼狈躲避在所谓‘现实主义’的窟穴里,……在这特殊的‘主义’掩护之下,民主各国就能利用它来遮蔽许多罪恶。无怪我们中国,就有人这样说:如今民主各国,对于如何自脱于与弱国的关系,如何诿卸他们对于贫瘠部落所负的责任和义务,都已发明了一种方便的途径。中国方面并且有人还讽刺民主国家说,当他们‘嘭’的一声关上大门的时候,好像还听见他们松了一口气似的说道:‘谢天谢地,这才可以不关我的事了’”。日本不断地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蒋介石却把制日的希望寄予英、美主导的国联和九国公约,但美却以“调停”敷衍,与蒋打起“太极”,明显偏袒日本。实质原因是他们不愿得罪日本,他们要保护的并非中国的主权,而是他们各自的租界,包括商业、银行等在内的在华利益。

      1932年蒋曾派宋子文探询美国的意向,主要急于了解:对英美外交是否能够切实进行;如蒋本人出任总司令,与日本进行“永久之抵抗”,美国能否襄助,却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答复。1933年,蒋指示航空署长葛敬恩接洽由朱家骅引荐的德国飞机制造等一系列条件,并嘱咐葛“如美国进行难,即找德国可也”。这期间德国主要承担供给中国武器、大量战略物资以及派军事顾问使华。既然美无心助蒋,蒋自然转向德国。

      是年宋子文与美国商洽“中美棉麦借款”事宜,目的是加强与欧美及国联的联系,进而寻求它们的政治、财政和技术支持,以遏止日本逐步升级的武装入侵。日本政府命令在华纺织厂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购买美棉。美国则不敢触怒日本,而国民党内的亲日势力抬头,致使宋子文的计划完全破产。最终这项原定为5000万美元的借款削减至2000万美元,且暂缓实行。其结果不是加强了中美合作,而是加剧了日本对中国事务的干涉。

      美国的对华援助实际上出于保护其在华利益,同时又不得罪日本为限。

      然而,比起蒋与政敌胡汉民内讧而大张旗鼓进行的棉麦借款而言,向美方购置飞机则显得秘密许多。就在棉麦借款之后半年,蒋又派孔祥熙跟进向美方购买飞机一事。与之前和德国交涉的途径不同,蒋此次并非向美政府,而是通过美国航空公司购买远距离轰炸机。蒋再三叮嘱孔祥熙:“对美国航空公司说明此项中央所购远距离轰炸机不得对外其他方面之人员说”,并“务须保密并不得卖与第二家”,程度严重至“否则以后中央不买美机矣”。

      1934年2月,蒋在给孔祥熙的电文再次提到此事,原因是美国之前应允承办的飞机制造厂至当年仍未为开办。他要求孔严责,甚至动用到要美国公使转达美政府与各飞机制造厂家,以后中国向美方购机,一律得有中央政府许可,不能一概承售。

      此时蒋和美国的合作,还仅限于“只使其知我甚为东亚民族忧危之意可也”,对美国存有很强的戒心,这与顾维钧等对美国表现出的极度好感形成鲜明对比。

      1934年7月,蒋在给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训话中提出:“就是因为总理告诉我们的压迫者,或保护者,不止一个国家,而是受世界列强共同的侵略压迫,做他们的公共的殖民地,所处的地位比普通的殖民地更痛苦。所以‘中国是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云,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现在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他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问题。这样,他就不能在东亚做盟主,也就不能侵吞我们中国。我们要知道,中国内部的情形固然复杂,国际的情形,尤为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在作此番训话的同时,蒋已展开和美国的军事贸易,却没有因此有述及美国的任何“好处”。蒋也未因日本的侵略而将其他国家与日区分对待。相反,他认为中国是弱国,目前面临的状况是做世界众多列强的“共同殖民地”,暗指英、美等国实际也在其列,对中国同样抱有野心。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弱国的中国要面对众多列强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可以做的只能是权衡利弊、与矛盾次之的国家结盟方可自保。究竟“结盟”能持续多久,就要视日本发起战争形势的严峻程度来定。这使蒋的外交直接取决于:其一,蒋认定中国在国际间定位为“弱国”;其二,“弱国”可采取的正是在多极化的国际环境中,寻求相对稳定且值得信任的同盟和伙伴。

      1937年“淞沪会战”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专为此事在给汪精卫的信中作了详细的汇报。英美“绥靖”式的调停基本形同虚设,函称“中日军队昨晚经英美总领事居间约定停战,今晨一时至四时仍有战事,日方谓曾搜索中国便衣队,我方谓日军向我攻击”,明知中国处于劣势,英美总领事带来的消息仍是日军认为中方不守信用,要求撤兵否则将采取空袭,情况已如此。中方原本指望各国驻军能居间调停,孰知“各国驻军亦不愿居间缓冲……电欲日军退回原防……据英美各领事认此为绝不可能之事实,且不愿转达各领事态度”。这使日军态度更为嚣张,中方近乎陷入无法后退之绝境。此时担任“调停”的英、美竟提出介绍中日两方当局开圆桌会议以平纷争的荒谬举动,原本向南京请示的吴铁城也认为“此种会议之不易收效,亦可预料此情势”。

      外长罗文干给蒋介石、林森、汪精卫的信中转达顾维钧的电文,“顷闻对美、英提议调解办法,业已接受无任欣慰,现关吴淞闸北激战甚剧,恐难支持,似宜及早宣布吾方接受列强调停之意,并迅速物色代表团人选”同年,蒋再次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谈道:“为救中国危亡及伸张国际正义而抗战”,“彼觉美国现在之态度,并非其真实之常态,彼深信美国朝野素来尊重公道、法律与秩序,并因中美两国之友谊有悠久之历史,故在此次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奋斗中,必能予中国以同情及援助”,“中国此次抗战不仅在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即为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伸正义。因此,公约及盟约之签字国,应对于中国之奋斗加以援助,在公约及盟约等有效期间,美国不应考虑中立法,美国不能守中立,余信各签字国家之人民及政府,亦未忘却其义务”。

      当有记者问及“各国责任如何”时,蒋答曰:“各签字国家均应遵守其义务,唯美国为华府会议之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暗示以美国当时之地位而言,责任尤为重大。而对于各国目前的态度,蒋以“惊异”二字形容,原因是如果“彼等非但放弃其义务,且竟自处于日本控制之下,坐视彼等所签署之一切条约,撕毁无余也”。继而记者又问“中国是否犹希望国联援助”,蒋认为“公理必占最后之胜利。中国抵抗日本之侵略,并无时期,在日本侵略继续进行之中,或在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尚未实施之前,战争势亦不止,中国亦不能容许日本军队之以压力加诸中国,故战争时期之久暂,全视日本及列强之态度,凡一国家苟不尊重国际间人道之规律者,必不能持久。日军企图毁灭江阴方面之防御工事,俾日本军舰得上溯长江轰击南京,故派飞机前往轰炸,但结果江阴方面之防御工事,屹然未动。不论此次战争将延长至何限度,中国已有无限制抵抗之能力,因中国实一威力无穷,财力无尽之国家也,日本海岸封锁,或将给予其他国家极大打击,但于中国则影响极微”。

      当中竟以中国为“实力国家不惧影响”作官方解释,实则难掩对国联的失望。

      反观同年“卢沟桥事件”以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和立场”讲话,明确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中国抗战的态度也随之逐渐强硬起来。12月26日,蒋在武汉对外国记者谈及“自力图存与争取外援”,强调“中国目前军事虽失利,新中国兴起当不在远。中国人民将来必加紧奋斗,务求达到此目的。中国军队在此两个月内,可以完全整编,增强战斗力,作战计划亦必大改变。将来继续抗战,于我必有利。中央政府之军事政治方针,虽不能详细披露,但中枢各院部人事方面,及中枢之组织,将有所变更。中国在第一期抗战,伤亡人数三十万,但数月之内可得训练成功之新军队补充。中国之图存,只能赖自身之力量,但在此困难时期,不得不借助于外,故中国可接受外来之助,但其根本原则,在不破坏其国家生存”。

      1938年又作“如何终止日本的侵略”的讲话:“中国今日之抗战,正竭其人力物力作坚韧之撑持,即最后一人,最后寸土,仍将继续此神圣之战争,任何牺牲,决不变志,诸公今日召此大会,目的欲制止日军之疯狂与残暴,此种同情之表示,足使我抵抗侵略之战争,骤增新生之力量,使世界公理之伸张,复火新生之希望,盖中国作战,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乃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国民政府力图通过武装抵抗,向日本显示“抗战决心”促成各国干预,一旦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国民政府即可与之达成妥协,迅速结束战争。为此,蒋制订了两个大致的行动方案:方案一为促使美国与英国合作出面干涉,以便实现中日妥协;方案二为为争取美国同情中国抗战制造舆论,要求美国采取支持中国抵抗、制裁日本侵略的实际步骤。最终却只争取了美国舆论的同情,并未达到实质目的。

      抗战前期,美国不顾中国危急战局而基本以“中立”态度执行对华政策。蒋一再的言论以及颇为积极的求援行动并没收到实际效果,原本以为美、英会因在华利益伸出援手,但结果却不断令蒋失望。蒋虽对英、美、苏三国各有怨言,但在三国之中却对美国相对而言最为信任。中苏关系自“中东路事件”以后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蒋对苏联也抱有警戒心理。而对于一直以来不看好的英国拒绝在中日问题上表态,蒋也并不会感到太大意外。蒋一心期待秉持“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能缓中国政府求援之急,不料一再招致美国以“调停”为借口的敷衍。蒋早期对美的积极运作得到的只是美国冷淡回应,比起对英、对苏的求援而言,更是显得尴尬不已。

      (二)“联美制日”与“以华制日”合流

      1939年11月18日,蒋在《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的演讲中谈到“远东问题时亦不能不尊重中国的地位,因为今日安定东亚的力量,已不是日本,而是我们中国,这已是各国所周知的了”。在此之前,蒋在接受美联社记者时也曾发出呼吁:中国的抗战,绝不仅仅是为中国本身的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之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系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共同责任。意思很明显,列强不要漠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不能忽视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关于中国对世界局势影响的关键作用,蒋不只发表过一次相关言论。早在同年9月,他就在国民参政会昭告中外的演讲中声明“中国今日之作战力量,不独远优于一年以前(注:1938年)”,同时呼吁“中国对于欧洲问题,尚恪尽其国联会员国一份子之义务,而尤其愿负责者,则为加强东亚侵略之阴谋暴行,不但击破其侵略中国之计划,并阻塞其操作国际,压迫各国之野心。我军民须知中国之国际地位与信用,已因两年英雄自卫之结果而不断提高,而中国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实为世界和平一大柱石,尤其东亚未来之治乱兴衰,全以中国为其枢纽。同时深望英、美、法、苏各国,当认识中日问题,实为世界之中心问题,而中国国民,深信中国抗战建国之完成,乃世界和平与进步之最重要因素也,无论国际形势如何转变,我中华民国所努力负荷道德上之责任,始终不易其趋,此则可以公告于世界者”。

      蒋十分明确地强调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枢纽作用,希望盟邦援手并非只为中国一国之利,乃关乎世界之存亡与进步。

      换言之,蒋一再坚持,中国政府并没有被动等待盟邦援助,而是依靠本国自强。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反复重申中国战斗力决非依附盟邦,如“中国今日之作战力量,不独远优于一年以前,且超过前年抗战之始”。同时又指出:“还有一种心理以为我们抗战到现在,已使敌人无法再来危害我们,但我们一时亦不能驱逐敌人,而要得到各友邦的实力援助,恐怕终不可靠,因此不如早些设法结束战事,如果现在即能得到和平,比长期抗战下去要好得多!……我可以说都是不合常识,违反常理,是绝对错误危险的心理!”他更明言“我们要独立抗战,自力更生,绝不存有任何依赖之想。尤其要知道我们国家原来是处在次殖民地的地位,我们要革命建国,要实行主义,绝不能存一种什么依赖友邦的心理,而且世界各国,莫不为他自己的利益打算,我们也不能以友邦的援助与否,动摇我们的根本国策。否则如果以为我们能得到友邦的援助,就可以抗战,得不到友邦的援助,就不能抗战,这不仅是失了常识,而且根本不能革命”。

      如果说蒋的这些观点,是要国民坚持自强奋勇抗日,还不如说是对那些虚言“调停”敷衍中国的列强,提出的郑重警告。

      姑且不论蒋所谓的“革命”与“抗战”是否没有得到友邦的援助就不能进行,但蒋希望能表达出中国还是弱国,因此唯有依靠自己的“初衷”。而针对国外,特别是盟邦英、美,他则不断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攀升,这无非试图“提醒”这些大国。虽然根据场合的不同,首脑们发表谈话的内容也会有很大区别,但蒋在一系列告国民书以及抗战演讲中竟然没有出现如给罗斯福信函中出现的“最忠实的朋友”的亲热语言,在美国“调停、援助”的背后,竟然会有蒋介石如此义正词严的讲话,证明美国决非轻易可以投靠,再谈及成为美国的盟友仍存相当的难度。

      再三重申呼吁国际支持,只能成为舆论宣传,远不能达到物质支持的目标。1938年9月20日,蒋告知行政院长汪精卫,美国才是国联制裁日本的枢纽,并嘱他所信赖的财经顾问陈光甫在美国多推动舆论。

      9月22日,再电王宠惠务必使美国赞成中国对日本进行制裁,从而再运动各小国,使英法不能因此而推卸责任。

      为争取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动员一切相关人员,就连新上任的驻美大使胡适也在赴命前被反复强调美国援助于抗战的关键意义,先是被孔祥熙教育其美国地位在列强中举足轻重,责任重大,后是外交部再三声明“欧战发生,英或倾向于日妥协,且彼需美国援助,我应与美成立谅解,请美严促英勿与日本妥协,增我抗日之困难”。

      10月12日,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形势日益严峻。11月3日,日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企图推翻九国公约所确立的东亚华盛顿体系。中国外交部抓住这一时机,指出日本无权改变九国公约,所谓“东亚新秩序”,无非是要独霸东亚垄断利益,只要适时对与英、美的外交关系加以运用,双方合作的局面就能逐步打开。

      正是在此背景下,12月15日,罗斯福批准了与中国商谈已久的2500万“桐油贷款”计划,并向日本发出照会,表示坚守九国公约原则,不承认“东亚新秩序”。

      1939年2月,日本在中国海南岛登陆。蒋介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预言,“吾料不及八月,太平洋上之形势必将突然大变,……此为开战以来,对英、美之最大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与世界开战矣”。蒋旨在提醒英、美注意,日军此举目标不在中国而在英、美。3月,蒋介石直接致函罗斯福,要求美国绝对禁运军用材料、器具与日本,要求美国停止进口日本的重要产品。

      7月26日,经罗斯福决定,国务卿赫尔通告日驻美大使,美国政府决定废除1911年订立的日美商约。对此,中国政府深感振奋,王宠惠7月29日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该约宣告废止,实可视为美国愿意维持其太平洋区域地位与威望的一种表现。”是年9月1日,欧战爆发,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因此对德宣战。形势给中国抗战带来转机,也开始逐渐符合国民政府借助外力解决中日战争的战略。美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改变、渐趋积极,陆续宣布对日重要物资禁运,增加对华援助数量,并向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和空军志愿人员。

      蒋介石已经基本确定中国外交应以对美为主,方针包括: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限制美日贸易;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牵制英国,防止欧战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个阶段取得的实际结果明显较之战前有所改善,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尽管数额不大,但意义不凡。

      在1940年外交部的工作考察报告中,有一份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关于中央政务工作成绩的考察报告,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称“自抗战发生以来,美国对远东所采取之政策态度虽属坚定鲜明,然行动甚嫌迂缓,对日逐步实施禁运为时既晚,范围亦狭如普通汽油之出口及日本生丝之入口迄未禁运,敌方所受经济制裁之影响尚不甚大。最近罗斯福总统竟声明不禁运汽油为缓和日本侵略荷印之手段,其姑息日本而不尊重我国可谓情见乎”。可见中国政府方面对美国早期的绥靖政策仍耿耿于怀,而当年曾有过三次贷款,报告中却用“虽属差强人意,然系以优越之代价条件获得且其物资上之援助,亦不足以云大量”来形容。

      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不可放弃,所以国民政府唯有在忍受美对华立场尚不够鲜明的情形下加倍拉拢与美国的关系,在有关蒋的记录中都可寻见大量电文论及对美外交,甚至连与别国的交涉也要与美国商讨。譬如1940年6月,蒋指示胡适明告美国政府制止日本进占安南以及荷属印度,并为此做出积极表示;1941年6月,蒋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讨论德苏战事对苏日关系之影响,及美国应提早声明积极援助苏联等问题谈话等。

      蒋本人时常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处于矛盾的状态,他非常迫切地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但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这使他只能按捺却无法与之决裂。因此,他在1940年为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举行饯别时,发表题为《中美两国传统友好之关系与今日及将来两大民族共同之责任》的演讲,“美国人民制裁侵略之心理,亦日益坚强。我人深信美国政府与人民,有此不畏强暴、保障民主之精神,更加以最后作战之决心与准备,其必能提早恢复世界和平之效果,盖可断言。而于保卫太平洋之和平,更不待言。以日本侵略,至今除威胁利诱、卖空买空以外,决无实力与和平柱石之美国相抗也。我敢断言,世界任何国家与美国民主主义为敌者,其必至于溃灭无疑,又加之美国政府今日之政策,为我中国抗战之后盾,而我中国本身四年来抗战之表现,只知公理,而不畏强权之精神,深信日本当此势寡力竭之时,复受各国在太平洋上海、陆双方之严密包围,只要我中国在东亚大陆对之抗战到底,不待海上各友军之进攻,亦必同归于覆灭也。然而太平洋各友邦如果稍一不慎或互相推诿,忽视日本之阴谋与野心,而为其所欺骗与威胁,不仅不能避免西太平洋上之战争,而且其为祸之烈亦将不可想象矣”,言词极其微妙,对美混合着希望和不满的矛盾。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蒋分析认为将使“美国对我必有更进一步之协助”,三国结盟后“甚望英美俄能与我联成阵线,共同制裁侵略……然关键在美国”,美国虽仍奉行的是“先欧后亚”军事战略方针,对中国的援助仅限于“保持中国处于战争之中”以作为对日本最大的牵制。

      有消息称,美日之间已密约美国将不再过问中日战争,日本也不再南进,双方甚至要解除资产冻结。为此,蒋立即致电驻美大使胡适要其以正规外交渠道转告罗斯福,“如美政府希望中国再为太平洋全局与民主主义继续抗战而不至失败,则惟有请美政府即时宣明与日绝不能妥协之态度,并声明如日在华侵略军队之撤退问题,未有根本解决以前,则美国对日之经济封锁与冻结资金之一贯政策,绝不能有丝毫之放松,如此日本必能转变其威胁态度,即不然日亦决不敢与美开衅至多”。蒋声称“不过停止交涉而已,是则中国军民心理方可安定大局,尚有挽救之望,否则中国四年半之抗战,死伤无穷之生命,且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之牺牲,乃竟由美政府态度之暧昧犹豫,而为日本毫不费力之宣传与恫吓以致中国抗战功败垂成,世界祸乱迄无底止。回忆往年,英、德要挟捷克、波兰遭受无故牺牲之痛失,殷鉴不远,能不惶栗?务望美政府当机立断,不再坐误时机”,一改过去乞求的言辞,公开谴责美日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交换条件、密谋妥协。

      此后蒋在是年12月还欲致电(注:该电文未发)罗斯福,再次希望美国能摆脱美日妥协加入抗战阵营。蒋在电文中阐述了三点。第一点是美国如今已是世界的“领头羊”,断不可对日轻率表态,“今日反侵略战争,美国实为其中心,盟邦对敌作战,实际上由美国为之领导。故美国本身国防之安全必须巩固,而美国对于整个之战略,应就全局利害洞察实际,而居于主动指导之地位”。美国利益与世界休戚相关,“美国现时已负供给盟邦以作战武器物资经济与运输接济之义务,但美国对于全盘之战争,在本身尚无一整个决定之战略,而在政策上亦未表现确定之方针。如美国之战略方针,不能固定而徒依局部利害或随其他国家为转移,则不独世界全局危险,美国自身亦属危险”。第二点是对日作战应是美国首选的战略考虑,“就整个战略而言,余始终认为不先解决日本而解决德国为不可能,固日本不先被打倒,则始终可以牵制美国,而美国将始终不能脱离两岸作战两面应付之形势,又如何可用全力以对德,德国诚为大战中主要之敌人,而日本为接近较弱而易于消灭之敌人,战略上必先制所于其较近之一面,而后可用全力以应付较远之主敌,必先其所易而后其所难,一时捕捉两兔将为徒劳无功”。第三点是英美虽并称,但英美有本质性差异,“美国更不能不有确切明显之政策战略表现于世,美国决不宜为英国所左右而受其影响,反之无宁,应领导英国而使之其明正义以趋于大公无私与盟国切实合作互助之途”。

      其内容大致已经说明美国于蒋及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性,以此劝解美国勿因日本而丧失抗日立场。

      1940年12月14日,英美正有意针对德意日结盟成立反法西斯同盟,蒋很快命人拟定“中、英、美三国空军合作提议”,当其获知美仍按照与英国合作之形式,立即电告宋子文前拟三国合作提议“不宜再提”,现只依美要求以便行事,足见为配合英美计划,蒋也做了应变。

      此外,蒋为能让美国能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还使出以苏联作为筹码的计策。据1941年12月7日蒋在外交上的“得力干将”王宠惠回复胡适关于美外交部询问苏联援华情况的电文中称,苏联已确定对中国的援助,其物资援助系根据签订之信用贷约用以货易货之方式,又称“最近鉴于日本求和失败,我因抗战坚决,对于履行契约应交我方之物资,特数次派员向中表示,愿积极提高运交,其种类包括野炮及轻重械枪等,惟飞机数量不多,亦未预数与运交之确期”等语,甚至称苏联的援华态度已与美国的态度转变有密切关系,希望借苏联之手来达成美国援华之举,不料被美方识破。

      然而,真正令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还是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损失惨重的美国,一改几年来对中日战争的暧昧态度,希望中国军队向在华日军发动全面攻势,最大限度地牵制和打击在华日军。其倾向不再是牺牲中国,而是促使国民党积极抗日;不再是害怕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而是希望中国各种抗日力量联合抗日,“以华制日”。这就使较长时期以来蒋一厢情愿的“联美制日”和美国基于国家需求的“以华制日”策略找到了结合点。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早上8点,蒋在军委办公室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他带着喜悦而振奋的心情宣布:自1941年12月19日起,中国正式对日宣战: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者。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罚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翼其悔过,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正义之国家,咸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并借此机会呼吁:(1)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联军总司令;(2)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而就在本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为避免两线作战也应同意该决议;(3)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不可否认,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以及提出的三点建议都是极其准确的。与此同时,蒋更亲自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在亚洲采取对日联合军事行动,罗斯福当即复电表示支持。

      蒋始终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和美、英等国共谋建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协同作战态势。他为此分别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提议在反德、意、日轴心国的基础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12月16日,罗斯福首先电复蒋表示同意,“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本人并建议,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之代表”。

      12月17日,蒋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其中中、美、英、苏四国军事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该会议商定在重庆设立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作战机构,由美国代表主持,以协调共同保卫新加坡、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具体计划以及对越南、泰国的军事外交方针。蒋介石希望盟国集中主要兵力于东亚,击败日本。中、美双方也因之必须在“抗日”问题上休戚与共。

      罗斯福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抗击日本,在征得英国、荷兰政府同意后,于12月29日(中国时间30日)致电给蒋,提议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并提出由蒋“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安南(即今越南)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部队”。罗斯福还建议:在蒋介石指挥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尽可能邀请苏联也参加;同时希望在中国战区统帅、印度英军司令及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三个总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互派联络官员。

      此外,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而迫切”的主要目标修订为“支持中国对日本作战,并在激烈之战争进行期中,动员中国的全部军事及经济力量”及政策纲要也基本得以拟定:

      (一)对中国及中国部队之直接军事援助;

      (二)促进中美军事上之有效合作;

      (三)鼓励中国人民竭尽全力应付战争。

      1942年1月3日,蒋介石被“联合国家”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统帅,蒋当即要求罗斯福选一位“亲信之高级将领为参谋长”以作双方之沟通联络。罗斯福及美国政府经过精心挑选,派遣“极富才干的高级将领”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此时的美国政府尽可能满足中国的要求,基于使其能在“通力合作”的前提之下“在剧烈之战况进行中充分发挥其实力”,美国为此明确表态支持蒋“继续谋取国内之统一”并“设法使他的军队得以暖衣饱食”以鼓励中国抗战的决心。

      从重庆会议,到太平洋军事同盟,中国战区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的“联美制日”与美国政府的“以华制日”最终达成一致,由最初的单方求援,正式发展成双向的支持与合作,中美关系亦由外交支持、经济援助,上升为全面的军事合作。

      (三)艰难而短暂的平等共存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发起起草《联合国家宣言》,并经26个同家签字,在华盛顿正式发表。该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各签字国保证协同作战,绝不与敌国单独媾和。

      3月,史迪威受罗斯福指派已为中国战区统帅蒋的参谋长,同时还受命兼任美国总统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路监督人等职,拥有极大的权力。史氏从美国利益出发,为保证美国主要军事实力用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因而主张中国军队倾全力与日军作战以牵制其有生力量。他多次向蒋提出,要联合中共力量共同抗击日军,并调胡宗南的军队到华北抗日前线。然而,史迪威所主张的联合中共共同抗日,其用意是美国可以“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使其完全由苏联所掌握”。但史迪威的种种观点,根本不为蒋所接受,双方矛盾越演越烈,无法调和。这对于正在急需美国支援的中国政府而言,无疑是极其不利的。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美国和蒋政府之间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存在着分歧,实则不然,而是一场控制和反控制的外交较量。史迪威代表美国利益,要求指挥中国一切抗日军队包括中共军队,积极有效地对日作战;蒋介石则有自己的打算,保存实力,意在“联美”,指靠美、英打败日本。蒋懂得国际利益乃趋利避害的实质所在,其问题的症结也就出在“平等相待”上。史迪威性格耿直,对蒋态度傲慢,他不尊重他在中国战区的上司并时常与之针锋相对,在挑战了蒋权威的同时,也触动了蒋的痛处——不能容忍盟国的蔑视和傲慢。史迪威的出现使蒋感受到成为美、英等盟国附属的阴影,为蒋之最不能容忍。而此时抗战不可缺少中国,蒋抓住时机予以反击,遣返史迪威。史迪威险些打破了蒋与盟国相对平等的格局,蒋当然要以激烈的方式表示抗议,但抗议的最终目的决非与美国交恶,仅仅是为了得到盟国的“平等对待”。

      9月6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抵达重庆,协调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19日史迪威却向蒋介石转交了一份罗斯福的备忘录,内称:“在过去数月中,余曾屡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取消对于阁下个人及中国全局渐渐实现之危局。兹者因阁下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其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罗斯福这种颐指气使的斥责和命令,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尊严,而且直接威胁到他赖以维系统治的根基所在——军队。蒋介石怒不可遏,立即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会见罗斯福,并起草了一份复电,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抵制美国的强权控制,维护其国家主权。赫尔利也致电罗斯福,说:“如果总统在目前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将军,我们将失去大元帅(指蒋介石),可能也失去中国。”罗斯福考虑到美国在远东的长远利益,乃于10月18日下令召回史迪威,改派魏德迈继之。史迪威于10月20日回国。

      罗斯福被迫召回史迪威,不仅是美国未能实现控制中国军队的企图,也是美国对蒋介石不得不妥协让步的标志。蒋介石对“史迪威事件”的处理,也许正是蒋“联美并非依赖”的最好注释。蒋希望得到援助的同时,也期望保持民族的自尊,与盟国平等相处。抗战时期的“平等”虽然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但依然需要蒋费尽心力加以维护。

      1942年10月10日,美国宣布将通过谈判废除美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有其他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1943年,中国与美、英等国废除了近代外国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之后,陆续签订新约。废除了一百年来列强强迫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意味着中国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不再存有不平等条约关系,恢复和实现了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结束了半殖民地历史。中国也因此晋级“四强”,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法理上不再委身于其他盟国,能以主权独立国家的身份实现与各国的平等共存,基本达到了蒋的预定目标。

      1943年开罗会议,蒋与罗斯福总统进行极具历史意义的会谈。11月23日,蒋携宋美龄与罗斯福就战后远东善后问题进行长谈。谈话主要涉及的焦点还是在中国领土归还问题。罗斯福终于明确表态,战后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应该归还中国。11月27日,蒋召集全体随从人员训话,公开表示“此次会议结果,政治方面颇为圆满。军事方面,海、陆军同时行动一节,已得罗总统保证。”比起完全没有共同交集并处于被动地位的历次不平等谈判而言,开罗会议则尊重中国的地位,尤其是罗斯福,在会议期间更是礼遇有加,并专门设宴款待蒋氏夫妇:

      委座(注:蒋介石)与夫人与罗斯福总统是晚仅口头讨论,并未提出书面。美方惟霍浦金斯在座。会商经过,至为圆满。中、美两方一致同意下列各点:(一)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二)太平洋上日本所强占之岛屿应永久予以剥夺。(三)日本溃败后,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关于战后日本在华公私产业完全由中国政府接收一点,罗总统表示赞成。

      以上三点,并没有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并且对中国皆有利。这在以往看来可能发生的几率甚低,这不仅是开罗会议之所以于中国外交史意义重大的缘故,更是中美结盟、与列强“平等共存”的重要标志。

      11月27日,三国首脑正式在开罗发表《联合对日作战之目的与决心》之公报,声明:“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定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这对于长久未能享有“平等”的中国而言,其待遇显然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联合公报的发表,确证了中国地位的提高。

      11月28日,王宠惠致电给国内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说明对联合公报的宣传要点,有以下三点:“一)此项公报由美方提出,并得英方之赞成,罗斯福总统之远东政策向为维护各国之独立自由平等,于是得以具体表现,实为其完成世界政策之一重要步骤。(二)于此具见英国对于远东政策为一种高明之变更,亦为英国在远东政策转机之起点,实为丘吉尔首相之高明步骤。(三)参加此次会议之英、美人士皆认为蒋夫人对于此次会议贡献甚多。”尽管英国一再反对使用“归还”二字,但由于罗斯福的坚持,“战后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应该归还中国”正式写进以中、美、英三大盟国于1943年12月3日签署发表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的发表,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里程碑。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宋美龄均分别致电罗斯福表示感谢。

      无可否认,罗斯福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承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电文中也足可发现美国可左右的空间之大,甚至直接影响到英国对华政策的导向,而趋利避害、投其所好便成为蒋在判定外交重心的重要衡量标准。

      毕竟,能和美、英等大国“平起平坐”,既是对晚清以来完全被动外交局面的彻底否定,又是孙中山早期努力追寻的目标,而在抗战的特殊时期,中国政府不仅被大国公开承认,更被推上了亚洲抗日先锋的高台之上。纵观向美求援的全过程,从太平洋抗日军事同盟的初步形成,至召开中、美、英、苏四国重庆军事会议,再至《开罗宣言》、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最终完成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无不体现出中国近代外交少有的积极主动与灵活性。

      从民国初期遭受列强的冷落,到抗战后期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一看似奇迹般的转变,实则属于外交中极为特殊的阶段——艰难而短暂的“平等共存”,背后却饱含种种辛酸。“平等”局面虽然短暂,但对于渴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列强重订平等新约,以求维护民族主权、独立尊严的国民政府而言显得尤为可贵。蒋介石在战时外交中所竭力维护的“平等”是“大国”的平等以待,尽管他对盟国也有诸多抱怨和不满,但他认为和大国的平等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才能证明中国也具有“大国”的实力和地位。

      在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密约》中,美、苏、英置中国立场于不顾,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不但打破了中美之间那种短暂的“平等”,也暴露了大国的傲慢和蔑视,以及随之而来带给中国人的“平等新约”背后实际的并不平等。

      蒋介石曾以古人范香溪之诗句“是心如太虚,外物如浮云。浮云有去来,太虚无得丧”比喻中美关系,称“美国对华之炎凉轻重于我何予;然屈伸消长之理不可不明,而自强自立乃为一切基本。人之好恶毁誉与亲疏厚薄岂非外物浮云乎”。

      美国无论如何援华皆要以其自立为基点,但另一方面蒋也借“浮云”一说,说明自己的好恶和与美国的合作有本质的区别。基于此,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蒋对形势做出的理性判断,他始终认为美、英必然要和日本发生冲突,因而适时把外交重心转向美国。即便如此,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直接烧到了美国人的头上,日本成为中美的共同敌人,那中美的密切合作之路仍然遥遥无期。然而,已成战略同盟的中美一路走来仍然艰难万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列强的冷漠、轻蔑中充满了“委曲求全、一厢情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中美关系总体经历了以下不同阶段:(1)“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力图通过武装抵抗,向日本和世界显示抗战决心,促使美、英列强出面干预以争取美国同情,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并采取实际步骤制裁日本,却徒劳无功。美、英一面以“调停”敷衍中国,一面又偏袒、讨好日本,目的只是保护其在华利益,而无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1938年后,蒋介石审时度势,决定将抗战时期的外交重点正式转向以美国为主,目的是要促使美修订中立法,争取美国财政援华,限制美日贸易,促使中、美、英的亚洲合作。此时,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虽然数量有限,但意义重大。(3)1940年,自《德意日协约国》签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再度抓住此有利时机,率先提出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主张,得到罗斯福的积极支持,后又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四国军事会议,促成中美的全面军事合作,成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使其进入世界大国行列最为关键的重大举措。

      金志焕在《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宋子文寻求美援的努力》一文中总结道:“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远东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基于其在中日及东南亚的经济利益而确立实施的。”事实上,美国的对华策略并未真如蒋所形容的如“浮云”般随性、缥缈。所有政策皆以本国利益为基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面对国民政府反复而持久的要求,如提供中方包括经济、军事(尤其是后者)的海量援助,又如坚定立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等等,美国态度冷淡并对中日两国保持“中立”的根本原因。所谓的“本国利益”,其实质就在于美国在亚洲尚存的建立在各类商业投资、往来贸易基础之上的复杂关系网络。为确保其势力范围,美国将以此作为调整策略的根本出发点不断加以调整。由此可见,美国并非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或者并非国民政府单方面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其立场,1941年后美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向,则更加证实了国家利益在外交趋势中占绝对比例。

      当然,美国之所以能与中国结盟,还在于以下几点原因:美国期待以其为中心向世界辐射所形成的“美国利益圈”,即“不能放任这些国家被‘赤化’,与苏联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可怕的威胁”;“在国外实际投资经营商业的美国资本家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所构成的具体利益,但并不像如普金斯所描绘的“乐善好施”如此简单。中美的结盟,是蒋介石的“联美制日”和美国的“以华制日”利益在特殊时期的重合,也是中、美双方彼此利用、相互需要的结果。它显然不能被一言概之,将其定义为蒋介石的“投靠”或美国人的“恩赐”。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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