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波折的中苏关系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6 浏览:加载中
  •   日本人所争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我们中国是他所要打的正面,但是他主要的军事力量如果用在正面,一定要失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在他后方,俄国在他右侧面,英国在他左侧面——南洋,最大最强的敌人都在他的侧背,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拿全力来征服我们中国?

      对待不同的盟国,蒋介石必须以不同的战略加以应对。随着“战时外交”的逐渐升级,蒋更期待能建立泛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同盟,实施“西联英美、北接苏联”的外交战略,争取国际支持,拉拢经济、军事援助,以期获得抗战胜利以实现“平等共存”的战时外交目标。

      在所有的盟国之中,苏联无疑是中国最富于戏剧性的盟友。英、美虽然一度对中国抗日冷眼旁观,但对中国的战前外交却也并未有过重大的不良记录。但苏联和中国先因“中东路事件”公然绝交,之后又因时局所迫再度复交,几经波折。

      (一)“安内、攘外”下的“联苏”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使得原本危机四伏的远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一边对日本的侵略无力以对,而另一边则还要应付与国内共产党颇有渊源且曾因“中东路事件”和国民政府绝交的苏联。1932年6月,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主张以“剿共”为首要任务,甚至将日本问题放在其次,并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于国联,期望其秉持国际公理予以制裁。

      然而,英、法、美等国对日本侵华一事非但不加制裁,反而寄望日本能在中国东北与苏联发生冲突,以坐收渔翁之利。美国总统胡佛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不会因此而与之作战,且竟然称日本“处境堪忧”,在言辞之间对其抱持同情,理由是日本北面有“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且又毗邻“可能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由此,不难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列强早已在衡量本国在中、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时,都将苏联列为重要因素。美国国务院顾问项白克认为,应引导苏联去和日本对峙方能避免战火延烧,而不是让苏联成为这场战争中的旁观者。

      这样的看法同样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认同,甚至认为日本才是能够“维持秩序”的关键所在,并能成为阻止共产党接管中国的主要障碍。

      这与蒋的认知虽同始但不同终,在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之下,蒋期待国联能对日本侵略做出公开制裁,显然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而此时的苏联,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对华发起的侵略战争极有可能掀起进攻苏联的序幕。

      即便对日本充满了危机感,然而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却依旧游离、矛盾:一方面同情中国遭遇,呼吁国民政府迅速与之复交;但另一方面却又继续搁置中国视作复交前提的中东路和外蒙问题,乃至于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还同新疆地方政府缔结秘密协定,企图染指新疆权益。尽管有所猜测,但在未清楚形势之前,苏联却与英、美一样,对日本频频妥协,譬如同意其控制下的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接受伪满傀儡政府派遣使者驻苏,并自1931年末起不断向日本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举目四望、孤立无援之下,国民政府如仍纠缠于中共、“中东路事件”等问题,则将陷入更为严重的事态之中,除应对肆意践踏中国领土的日本以外,还要警惕尚未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苏联。继续对苏采取一绝了之的做法,显然极不明智。蒋介石认识到,在此危急关头和决非等闲之辈的苏联轻易绝交,转而依仗国际反苏势力完全行不通。因此,是继续与之绝交,还是谋求缓和,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继续绝交,无异于罔顾日本侵略,再增敌对与威胁;但如果与苏接近,则不排除导致外失主权、内促“赤化”,无法获得国际同情的危险,同时还会对正以“反苏反共”美化其侵略中国行径的日本以口实。

      错综复杂的层层矛盾之下,终于1931年9月23日,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五天,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有人主张:“在外交上说,我们现在对俄国还是可以复交的。苏俄远东的利益,是和日本起正面的冲突的”,而民众中也流传与其屈服于日本的武力之下,不如与苏复交以求挟制的论调。

      1932年1月10日,复出后的蒋介石仍然要面对中苏关系紧张、对日谈判失败、求助国联无果、国内反对呼声高涨的局面。蒋十分担心日、苏之间的矛盾可能引发战争,给中国带来更大危险,即中国领土被化为战场,中国本身被卷入战祸;特别是在日本以“反苏防赤”为侵华借口的背景下,“国际同情”将因日、苏战争爆发而转向日本。

      处于两难之中的蒋介石,在对苏复交问题上依然顾虑重重。

      4月,孙科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提出:“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冲突之国家,均为我之友国。应与之作切实的、互惠的联合。”主张以“联美”、“联俄”相结合的策略来扭转外交僵局。他批评国民政府对“与俄复交之议,拖延半载,迄无结果”,要求“为求远东之友国,应积极进行中苏邦交之恢复”。

      为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蒋介石对孙科的意见不能不加考虑。

      6月6日,国民党第313次中央政治会议认为“中苏接近”与“国际同情”不可兼得,再次确认“外患”根源于中国的“内忧”,而“内忧”又以中共的武装革命为甚,决议对苏复交应以“先订互不侵犯条约”为前提。

      中苏复交在预置前提的情况下,算是原则上通过了。然而,就“先订互不侵犯条约”一事,由驻苏代表团专门委员会王曾思向苏方进行试探,遭到斯大林的断然拒绝。7月8日,中方接到苏方李维诺夫(6日)信函,称“只有无条件恢复邦交,方能谈判互不侵犯问题”。

      但到9月15日,形势发生突然变化,“美国渐有承认苏俄之势”;苏联则采取不仅事实上承认日本扶持的伪满傀儡政府,而且拟用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中东路以安抚日本。事实上,如何防止苏、日勾结而使东北主权落入他手事情的紧迫程度,使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先订“互不侵犯条约”再谈复交问题了。9月19日,国民政府改变“先订互不侵犯条约”方针,训令颜惠庆立即就复交问题与苏谈判。9月27日,外交部长罗文干急电蒋介石,建议同苏联无条件复交;10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6次会议决议“对苏无条件复交”。做出这个抉择,对蒋介石而言无疑是艰难的。12月12日,颜惠庆即代表中方在日内瓦与俄方互换照会,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然而,“中苏复交”后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蒋介石似乎又回到中苏复交前将日、苏均视作中国外患的状态。他认为:对苏,应向其说明日本之侵华同时亦为侵苏;对日,则要“告以共匪之利害,东北与战区非归还中国不能治平,将来两国离合之道亦决于此”。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则以为,在日本对华侵略加剧的形势下,非“联苏”没有出路,甚至撇开苏联损害东北权益的问题不谈,只强调孙中山的联俄“很重要,很合理”。

      1934年1月,苏联试图改善对华关系,这无疑给蒋介石以利用日苏矛盾相互牵制,即“用人而不为人用”的机会。7月13日,蒋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秘密会议上再次提出“联外制日”外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强调:中日纷争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太平洋问题及世界问题,尚未具备抗日条件的中国必须从利用国际大势之中寻找活路。1935年,蒋权衡形势,为了推进苏联援华计划,争取更多的军援,先后派孙科、杨杰等“精兵强将”赴苏谈判,的确取得积极进展。在此基础之上,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再就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主权、中苏合作抗日的条约形式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进行磋商。

      1936年苏联方面明确表示,肯定中国唯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团结,并明确承诺不支持共产党。陈立夫也从柏林传来斯大林透露的信息,“苏联愿意在不直接介入对日战争条件下,竭尽全力帮助中国抗战”。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蒋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

      1937年春,苏联建议立即开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但中方对苏联动机持有疑虑,未作积极响应。

      直至“七七”事变后,即7月8日,蒋介石将已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和时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召至庐山,密授二人现时“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个中苏互助条约”。次日,孙科和王宠惠立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谈判。

      苏方此时建议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援助中国的法律依据,孙科和王宠惠接受了鲍氏的意见。8月1日,蒋介石批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8月4日,蒋派孙科赴苏交涉,并指示孙科如果苏联方面询问对苏日开战时中国的态度,作如下答复:“其无论苏俄战与不战,中国必与苏俄始终一致且惟俄马首是瞻,最好中俄能再进一步合作,做到军事外交皆能共同一致,亦是中国所愿也。”而在一月前,蒋早已同样电示驻苏大使邵力子,称“如设外交方针时,则中国必惟苏俄马首是瞻”,并要求苏联尽快将所援助的飞机交货。

      很快,苏联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从新疆运往中国内地,支持中国的抗战。至此,国民政府“联苏制日、攘日”的外交取得了明显效果,剩下的只是蒋一再希望苏联尽快出兵参战“抗日”的问题。事实上,国民政府自抗战爆发以后,一直渴望苏联公开对日作战,甚至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还千方百计地挑动苏日冲突。

      然而,1941年《苏日友好条约》的签订,使中苏关系骤然降温,“联苏抗日”的计划因实则因为“苏日中立条约”而遭搁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希望中、美、苏同时对日宣战,但斯大林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却依旧重申要求中方我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日宣战的立场。

      直到1942年8月,斯大林才首次主动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又译:哈立曼)提出准备对日作战。1943年11月28日,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再次表示,只要打败德国,苏联将立即加入盟军对日作战。此时的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说:“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局势,并通过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并请美国国务卿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罗斯福为此感到兴奋,甚至试图提出将中国的大连提供给苏联作为其在远东的不冻港,此提议得到斯大林的默认。

      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由于新疆问题恶化和苏联全面终止对华援助,特别是太平洋战争迫使美国加盟对日作战之后,蒋介石的心态已完全改变,他并不希望苏联参战。虽然他感觉到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

      而美国这时认为:“不管需不需要,俄国是要参战的,而且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1945年2月8日,美、苏在中国并不在场的情况下达成《雅尔塔密约》,该密约才是最终促成苏联出兵,国民政府勉强实现“联苏抗日”的关键因素。

      从中苏复交到联苏制日的跌宕起伏,蒋对苏联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这直接影响到其对苏政策的导向。不可否认,国民党所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在苏联问题上亦得到了具体运用。

      (二)从“互不侵犯”到“友好同盟”

      1932年9月,原本还在担心与苏联接近会招致英、美等国不满的国民政府,获悉美国渐有承认苏俄之势。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公布的《李顿报告书》指出:“苏联在满洲之举动及在中东路暨中国国境外北部及东北部领土上之重要利益,均不容忽视。故解决满洲问题时倘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且将引起将来和平之决裂,事极显然。”这使在对苏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的蒋介石改变主意,转而决定与苏复交。

      1932年10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6次会议经过长时间研究后决定“对苏无条件复交”。12月12日,颜惠庆即代表中方同意先互换照会,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但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原因是双方的疑惧并没有消失。蒋介石一再声称“联苏并非容共”,故而始终和苏联保持距离。苏联方面则以维护其国家利益为前提,需要国民政府牵制、抵抗日本,避免日本的威胁,而国民政府始终因“共产主义”而对苏联抱持质疑,两国的基本立场并不协调。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在中苏复交的第二天正式拒绝了“九一八”事件后苏联反复提出的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甚至出乎意料地公开表示对已与日本全无正常外交关系的中国不顾“赤化”危险而对苏复交且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倍感忧虑。同日,日本陆军当局鲜有与外务省意见完全一致,但此次针对中、苏问题,竟然特别强调日本政府应特别注意苏联与中国依旧存在密切联系,譬如苏联不仅支持中共的发展,同时还援助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日方做出的激烈反应,更使本来对复交尚有顾虑的蒋介石等人确信中苏复交击中了日本的要害。

      1933年1月17日,蒋介石再次肯定与苏复交,称“倭之所最忌者为我联俄及派兵入热河二事”,一旦中、苏联手,则日本原定在热河修建军事要塞“以防中俄联合而备将来共同对满作战”的计划将全数打乱。因此,中、苏复交不再只是当事双方的关系恢复,更能一石二鸟,对日本构成双重打击,具体步骤为“第一步对俄复交,乃与以第一打击,派兵北上,使其不能唾手可得,乃与以第二打击”;而如此一来,日、苏都因此次复交各有牵制,而但凡涉及苏联关系,总会对日造成障碍,“先使其精神感受威胁然后再与谈判”。

      由此可见,蒋欲在此阶段达成的目标还极为单一,只要能借助苏联之势打压日本即可,对与日和谈还抱有希望。殊不知日本拒绝苏方欲与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已经暴露其野心所在。形势的紧迫发展,必将促使中、苏双方不得不为“复交”后双方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做出努力。

      1.议定互不侵犯条约

      1934年2月,日军占领热河,在长城沿线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直接以武力威胁平津等华北心脏地区。国民政府苦苦争取国际对日制裁,但遭到英、美、法的拒绝。这一结果促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只能将把仅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认为中苏复交后的“第一步”应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开始。3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授意驻苏大使颜惠庆“我方欲与苏方在此议订互不侵犯条约及商约”。

      4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57次会议通过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原则”,着手为缔结条约做准备。

      4月24日,日本驻苏大使大田为吉向苏方发出警告,威胁如若苏、中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将认定苏联与中国处于统一战线而不排除攻击苏方的可能性。也许出于对未成事实的种种顾虑,代表苏联官方的塔斯社立即否认苏、中之间正在进行缔约谈判的消息。日本方面就此认为其制造的舆论已经对苏联有所影响,苏联方面的断然否认很有可能是在向日本示好。而事实是,苏联在日本做出反应之前尚未真正对中、苏谈判做出明确表态。

      但8月以后,日苏之间因中东路售价和“菱刈文书”问题陷入僵局。为制约日本,苏联于10月主动重提与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段,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0月10日向苏联建议就解决美苏外交悬案开始谈判。

      蒋在获知此情报后敏锐地认识到“美俄复交,倭受威胁,应时刻注意,勿使稍纵即逝”,决定抓住机会在对苏谈判中占主动地位。果然,到11月13日,苏联驻华大使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与是年夏对条约的立场相反,中国政府目前对条约表现出十分冷淡的态度”,“我们递交我国草案已逾月余,可中国政府未做任何反应。我们认为拖延的原因是:(1)我们提出的草案不能使南京满意;(2)最主要的是,南京政府目前正同日本就下一步政策进行极为重要的谈判,而且可能尽量利用似乎正在进行中的同我们的谈判与日本讨价还价”。

      11月15日,颜惠庆致电外交部,“以日俄邦交恶化,苏联容或对我透露接近之意为由,建议与苏联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蒋于次日做出批示:“对颜电似以彼方如表示好意,则我方亦当以好意示之,如具体希望,则当先探彼方办法再议何如,以现无拒绝必要亦不必告其主张也。”虽对苏关系走向已有改善,但似乎仍处于观望阶段。11月17日,美国结束了长达16年的对苏不承认政策,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美、苏关系趋于缓和,乃至接近,蒋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美国在日苏关系恶化的敏感时期承认苏联,对中国无疑是极为有利的消息,并由此直接促成国民政府的外交转向。《大公报》甚至在11月23日的社论中对中、苏未来走向抱持极为乐观的态度,文称:“最近的国际形势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某种机会。过去国际形势的最大特色是赤白势不两立。然而,今日代表赤白之美俄两大势力已经握手。此种赤白并存既证明了共产国际之赤化中国活动改趋消极,又象征着美俄形成了针对日本的新均势。”《东方杂志》也刊文指出,美国对苏接近的主要原因是受紧迫的远东问题影响,暗示美国此举很有可能是改变对华政策的前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在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表明,如果日本执意在中国肆意凌虐,那么中国将不再介怀,紧抓救命稻草,哪怕这根稻草是苏联。显然,国民政府的“联苏”策略,已是大势使然。

      在遭受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后,中国共产党被迫于1934年10月起开始长征,长期困扰国民政府对苏关系的中共问题随之减弱。同年10月上旬,蒋通过孔祥熙直接要求苏方与蒋廷黻开诚洽谈。10月16日,蒋廷黻实现了与苏联当局的外交会谈,向其转告了蒋介石希望中苏合作抵御日本的信息。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蒋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

      1937年8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领土、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援,明确针对苏联对日立场。这对当时处于极度困境之下的中国而言,不啻为一个巨大的帮助,“将保障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战争物资”。8月27日,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一亿美元的军事物资。9月,国民政府派遣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出使苏联。杨杰之行负有与苏要人会谈的重要使命,并取得明显进展。11月,苏援华飞机运抵兰州。

      很快,苏联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从新疆沿陆路运往中国内地,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对此,获利后的蒋介石高调表示:“对华援助之逐渐增进,乃世界各国普遍趋势。苏联系国联会员国之一员,苏联忠实履行国联会员义务,乃其责任所在。且中苏邦交敦睦,而其本身利害,亦与中国相同,遭受日本威胁,故其特别注意中国抗战之发展,乃极为自然,无足惊异。”2.通向“友好同盟”的背后推手然而,中苏双方所维系的关系并不像蒋所描述的如此“自然”,问题更是频繁出现。苏方以不支持共产党和大量军援换取的中苏之间互不侵犯的承诺,随即发生变数。如果说中苏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招致日本的不满和威胁是意料之中的话,那么1941年《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则完全出乎国民政府的预料。

      1941年4月14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对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发表声明:“本月十三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时所发表之共同宣言内称:日本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苏联尊重所谓‘满洲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中苏关系因苏日条约的签署而急骤冷却,却没有因此打消苏联要谋取中国东北利益的企图。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了苏联重拾这种企图的机会。英、美为了对付日本,以减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希望苏联参与抗日阵营;而苏联也不止一次地宣称,一旦欧战结束,必将对日宣战,这使美、英相信苏联对日作战的可能性。于是就苏对日宣战问题,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在雅尔塔举行了一次背着中国的谈判,这实际给苏联提供了一个借出兵参战而谋取中国东北权益的机会。

      1945年2月8日下午,雅尔塔会议上,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首的代表团和以苏联斯大林为首的代表团进行了四次会谈,专门讨论“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和盘托出,而罗斯福的态度也基本明朗,准备全部接受。

      2月10日下午,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应苏外长莫洛托夫请求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莫洛托夫将斯大林关于苏联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英文译本交给哈里曼,并作了说明。罗斯福看后对草案做出三点修正:一是旅顺港及大连港,应作为自由港;二是中国东北地区所属各线铁路,可采用中苏委员会经营管理的办法;三是罗斯福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同意时,不愿对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做出最后处理。哈里曼表示,罗斯福以上三点修正意见,必须一并加入苏联的草案之中。

      当日下午4点半,经过修改后,哈里曼建议斯大林立即与罗斯福进行商讨。“罗斯福对斯大林进行的二点修改表示同意。罗斯福问斯大林,是愿意在宋子文赴莫斯科时与宋商谈此有关事项,还是希望罗斯福与蒋介石商谈?斯大林回答,最好由罗斯福与蒋介石商谈。罗斯福再问,应在何时与蒋介石商谈?斯大林说,当他认为时机到来时,他将通知罗斯福。此时丘吉尔介入,哈里曼再询斯大林,是否愿意对草案再作修改,斯大林同意。”2月11日,经美、英、苏三国元首最后议定正式签订了《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条件协定》。美、英、苏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后两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跌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有学者认为:“雅尔塔密约》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实现远东构想而与苏联妥协的结果,也是苏联利用美国有求于它的机会,乘参加对日作战之机,夺取沙俄在华特权并与美国争夺东亚控制权的必然结果。”《雅尔塔密约》,实际成为施压国民政府与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背后推手。等蒙在鼓里的国民政府明白过来的时候,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已经不能摆脱《雅尔塔密约》的预定轨道,从而避开苏联一直垂涎欲滴的东北权益,单纯奢谈“联苏抗日”了。

      (三)联苏抗日

      “雅尔塔会议”实则大局已定,但考虑到多重因素,斯大林不得不提议,“有关外蒙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苏联还表示准备和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而为在此时拉拢苏联,美国竟然不顾中国根本利益所在,决意采取步骤从旁协助苏联以取得该项同意。

      1945年6月27、30日,蒋分别再派宋子文、蒋经国赴莫斯科,开始冗长的中苏谈判。7月8日,蒋致电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通告宋子文将组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云:“余已派宋子文博士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余当以谈判进行情形,经常经由赫尔利大使告知阁下。因此不只为中苏间,且为与全世界和平安全之利益有严重关系之一事,余深盼阁下继续予以深切之注意,并将阁下之意见随时示知。”而宋子文于6月27日访苏以后,曾与美大使对中苏交涉进行详谈,美大使意见是“美国对旅顺问题态度,有特殊困难,因美即拟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海岛,无法拒绝苏联使用旅顺,故罗总统有此让步,如中国坚持旅顺管理权属中国,则苏联无从建筑炮台及其他军事设备,不能保障旅顺防卫之安全,彼认为中国提议后,必须让步”,美国明显偏向苏联且暗含威胁的态度已经预示了一个事实:大敌当前,美国不愿意因中国而与苏联关系弄僵。

      斯大林会见宋子文,详细地询问了中国当前的军事以及援助情况,云:“余对阁下来苏任务及接洽方法,颇欲赞助,阁下所谓中国之处境,亦即苏联之处境。”这让初到苏联的宋子文对斯大林的印象不坏,但此后的谈判却并不顺利。

      在抗战时期的对苏外交中,蒋经国是最后一位出场的人物。蒋经国之所以能参与这次谈判,除了是蒋的长子以外,还因为他在苏联工作学习的10年经历,1937年才通过外交途径回国,和斯大林也有过接触。谈判中,蒋经国曾对斯大林重申“中国领土的统一与抗战的重要关系,不同意将外蒙归并俄国”,但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理由是“外蒙是苏联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中国要联苏抗日,就必须接受苏联的条件”,蒋经国和斯大林的这次见面显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苏联方面的咄咄逼人与美国方面的袖手旁观,使中国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无奈之下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拟以“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为交换条件,同意外蒙古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其归属。

      7月11日晚,宋子文与斯大林进行会谈:

      宋:关于外蒙问题,愿再向史太林(注:斯大林)统帅陈述,此问题实为中国所不能解决之问题。

      史:何故?

      宋:吾人素向人民宣言维持领土之完整,对于吾人不能向人民宣布之问题,阁下何以不能谅解我?

      史:蒙古人民不愿与中国共处,吾人基于同样理由,曾放弃芬兰与波兰,余深知中国之困难,但此种困难必须克服,吾人无法觅得其他途径。旅顺问题吾人业已让步,阁下对此问题,亦应让步。

      斯大林在苏联历来以“铁腕”著称,在谈判中他的态度一直十分强硬,让宋子文无回旋余地。

      7月12日,宋子文在给蒋的报告中提到“昨晚与史太林会谈,空气极为和缓,仍尚有数问题必须当面请示钧座,拟乘史赴柏林三国会议时,返国一行,会后再来苏,作最后决定,史今日表示甚赞成”。宋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借机寻求美国对中苏谈判的支持,但曾经在中苏问题上与中国保持同一战线的美国在这次谈判中却站在苏联一边。7月19日,蒋介石通过赫尔利致电杜鲁门,并附上他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电文主要内容包括:“1.为了中国的行政与军事统一起见,苏联不得给予中国共产党任何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支援,任何对中国的支援只限于国民政府;2.尽可能支持中国平定新疆的叛乱;3.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地区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以竭力争取杜鲁门对中国的支持。7月24日,杜鲁门总统致电蒋声明:“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该协定之让步。……余望阁下设法使宋氏回返莫斯科,继续努力以达到完全谅解”,实际已经拒绝蒋的要求。之后蒋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再次说明:“史大林元帅在谈判中,非常注意军事问题,其实将来对于苏联的一切军事布置,我国定可予以各种方式与协助,不过在条约中,一定要顾到我国主权、行政之独立。”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使远东局势趋于明朗化。斯大林眼看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就要全部落在美国人手里,于是不等双方因中方主权而僵持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出结果,便匆忙下令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苏军浩浩荡荡进入东北的事实,彻底冲破了蒋固守东北主权的最后防线。曾几何时,斯大林还一再声称“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而现在却是在军事上尚未做好准备,就仓促地向中国东北大举进军了。也就是说,当中苏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讨论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的时候,苏联大军已经发起进攻了,并且日本也已经大势已去,只待投降了。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国答应苏联的条件为前提,最后却成了迫使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动因,本末倒置。8月14日,中国谈判代表团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无可奈何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批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就在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为什么在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投降已成定局,苏方出兵抗日的紧迫性已严重下降的情况下,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却在主权问题上不再坚持,反而还要同意和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美苏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整体局面”,所谓“牵一发动全身”。蒋认为此时如果继续维持原论,极有可能得不偿失。首先,与苏联的交涉注定失败,美国必定不会袖手旁观,进而牵连美国对华政策,于人于己,则无利可谈。如果与苏联签约,则另当别论,不仅可以对苏联有所限制,还能防止美国以此为由以军援要挟。该条约一旦生效,苏联将出兵支援,这对渴求胜果的蒋而言,总算有所“收获”。

      在战时的中苏关系中,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未放弃要求苏联在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前提下进行合作的立场,倒是斯大林显得相当现实,为了获得东北权益,不惜支持美、英对国民政府的控制,以此换取美、英对其东北利益的承认,进而又同意蒋介石的要求,以重蒋轻共、援蒋压共为手段,软硬兼施以求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苏在东北权益上的认可。

      (四)国民政府的收益和代价

      从绝交、复交,再到援助、同盟,中苏关系历经波折、跌宕起伏,但就其当事双方,即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而言,却各有得失。斯大林以其强硬的铁腕作风,从蒋介石手里强行要到了苏联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权益,而蒋却从苏联方面如愿以偿地得到“不支持共产党”的承诺以及兑现其承诺所给予的大力支援。这对于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一心“剿共”的蒋介石来说,所获得的收益分量极重。相较之下,他认为政治上的胜利,远胜于东北权益的失落。

      论及其实际收益,首先自然是军事援助。1937年8月,两国所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实际成为苏联自与中国复交以来,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法律基础。两国关系曾一度有所改善。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还要求过苏联提供20个师的武器装备。经过会商,苏同意提供装备20个师的重型武器。根据这项计划,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重炮80门(附炮弹8万发)、野炮160门(附炮弹160万发)、防坦克炮80门(附炮弹12万发)、重机枪300挺、轻机枪600挺(附弹1000万发)。

      11月,第一批苏联空军人员到达兰州;12月1日,苏联飞行员驾驶23架战斗机、20架轰炸机抵达南京。

      1938年1月16日,由于国民政府一时难以支付向苏联订购大批军用物资费用,孙科一行自荷兰转至莫斯科,希望从苏联获得财政贷款。孙在苏期间,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都相继举行了会谈。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请求苏联出兵协助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

      3月1日,孙科此行争取到苏方相当数额的军事借款,并将其用于购买苏联军火。从苏联的立场出发,并不难理解,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迅速形成,莫斯科方面已经将中国战场看做是避免来自东面进攻的天然屏障。

      1939年3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自西安、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后,苏联飞机因气候原因不能降落,遂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于4月10日抵达莫斯科。孙科此行,又从苏联获得大约2亿美元的贷款。6月13日,孙再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

      1939年8月,孙科在回国途经巴黎期间,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准备跟随苏联之后,唯苏马首是瞻。”蒋介石并要孙科协助新任驻苏大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向。于是孙科又有了第三次莫斯科之行。9月9日,再签《中苏航空协定》。直到10月初,离苏途经欧洲返国。于11月20日回到重庆。到是年年底,苏联已协助国民政府训练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发报员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

      整个抗战时期苏联共派遣2000名左右的空军志愿者来华参加对日作战。

      孙科三次赴苏并成功争取军援,为中国争取到巨额军事援助。这令本身具有亲苏色彩的孙科更坚信“苏联才是真正盟友”,有了其大肆宣教的立足点。然而,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蒋而言,则更有涵义。苏联给予国民政府的军援,并无证据显示全部用于抗战前线,也就是说,难保其中部分不被挪为“剿共”之用。如此一来,只要苏联再按蒋的要求对中共做出“明确表态”,那么苏联的军事援助就更较之英、美说明问题了。

      蒋介石曾对苏联有两大期待,一是希望苏联参战从而引发苏、日冲突;二是得到苏大量援助。但苏一直拒绝蒋所期望的对日出兵参战,甚至谋求与日本缓和、改善关系;从1940年起又逐步减少和停止第二笔援华贷款和军火供应。蒋的期望落空,其“联苏抑共”并未达目的,但他已按捺不住,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名对共产党痛下杀手。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电报,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月之内开赴黄河以北。1941年1月6日,当由叶挺、项英率领的皖南新四军向皖南泾县茂林北移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等人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袭击和围歼。新四军除傅秋涛率小部分人突围外,其余全部遇难。蒋介石并于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江北新四军部队,声称要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所发动的“皖南事变”,实质并没有脱离中苏关系,甚至还以此试探苏联态度。苏联重蒋轻共、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成为直接导致“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滑,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4年8月,苏联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1945年4月5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

      斯大林向蒋介石明确承诺:“对于中共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图;对华援助自当给予蒋介石委员长之政府;认为中国必须只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此实为合法之要求,希望共产党之军队并入政府之军队的意见当为上策。”此次承诺确实给蒋介石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这对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把共产党视为最大敌人的蒋介石来说,得到了苏“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仅不能供给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各方面,苏方亦不得与中共以支援”的保证。斯大林的原则是:既不放弃沙皇俄国在远东已取得的特权,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在国共问题上转而站在国民党而非共产党一边,换言之,世界革命的“使命”可以暂时不论,首要目标放在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上。

      (五)东北权益的失落

      1941年,苏联为了赢得日本不向其进攻的保证,以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为代价,换取日本对苏联自1920年以来使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事实之认可,同日本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这不但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所谓“合法性”的承认和间接支持,也直接违背了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关于不得给侵略者以间接或直接支持和援助的规定。

      苏联背着中国政府同英、美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有条件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密约》,以支持美国控制中国为代价,来换取美国对苏联控制中国东北的支持。试图与美国一起建立的雅尔塔远东秩序更成为列强在大国强权政治中的深刻缩影。

      1945年7月,中苏谈判一开始便在外蒙古问题上陷入僵局。斯大林以《雅尔塔密约》为依据,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此语大出中国谈判代表团的预料,他们原本认为外蒙古问题并非中苏问题。宋子文要求回避外蒙古问题,斯大林不允。中苏双方就“维持现状”的内涵发生争执。中方认为,所谓维持现状即是不改变,即1924年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的现状,外蒙虽自称独立,但中国政府没有承认;苏联虽实际控制外蒙古,但外蒙古依然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在谈判僵持不下时,斯大林则以如条件不能满足,将可能进一步据有内蒙古并支援中共为筹码,胁迫中国谈判代表团就范。

      东北问题,特别是中东、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问题,是中苏双方争议的又一焦点。苏联的基本立场是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的俄国权益,而早于1898年租借给当时的俄国的旅顺、大连已于1923年(其租期为25年)到期,也就是说,于情于理,苏联已经不再在上述两个中国城市可以继续享有沙俄过去的特权。而苏联在中国曾占据包括中东、南满在内的中长铁路,也于1935年经伪满之手转卖给了日本。因此,即便按照苏联的立场,无论是城市租借还是铁路利益,都早已不再属于苏联。但是打着协助抗日的旗号,苏联竟然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名正言顺地将这些已和苏联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特权重新纳入囊中。在这场与苏联多种磨合之下的外交周旋中,究竟谁才是个中真正的利益获得者,已经水落石出。

      就国民政府在“联苏抗日”整个过程的“收益代价”进行考量,不难发现蒋并非不清楚所付出的相当代价,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威胁比苏联在东北夺取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况且东北权益的失落尚换取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正式表态。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蒋所苦苦追求的“联苏抗日”,却是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才得以勉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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