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夫人外交:宋美龄使美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6 浏览:加载中

  •   1939年,当时在华的苏联顾问用文字记录下了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观感,他眼中的宋美龄漂亮、聪明伶俐、殷勤可亲,但却依旧给人留下了全然不同的印象,该顾问将其形容为“诡谲”。

      他甚至认为这位青少年时代皆在美国度过的蒋夫人,并没有把根扎在中国。宋美龄将自己的经历概括为“一个最悠久文明古国去学习仍然年轻但是发展惊人的美国的生活与方式”,这为她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也造就了战时“双面”宋美龄:艳丽外表、不俗谈吐的一面,足以应对作为首脑夫人的外事活动;柔中带刚、果断强硬的一面,代替蒋介石深入美国,横跨政、军两界。携双重任务,非一般夫人可为,非战时不可为,宋美龄成为蒋在外交上的另一悍将。

      (一)宣传中国抗战

      抗战时期的宋美龄无疑创造了一个历史。在她之前,国内从未有过任何女性公开以首脑夫人的身份单独出访,哪怕是在国外,夫人随丈夫同行的记录也不在多数,即便是以独立女性著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也未曾有过相似的经历。而宋美龄可以冠上“蒋介石夫人”的头衔,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活动,大谈国事,这在当时堪称绝无仅有。

      乐于在世人面前展现,这与宋美龄的个人性格不无关联。她曾在1942年4月23日的“如是我观”中批评近代中国固步自封,退缩不前,“不屑学习西法,认为这种政策方法与行为(注:外交),是有损我大国风度的卑劣行径”。实际上,自幼出国的她并没有经历过这一阶段,所以她不会像早期的国人视外交为“洪水猛兽”,相反她倾向于西方,尤其是和美国发生种种联系,蔑视“愈少接触愈好”或将外交“尽可能地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回避做法。在宋美龄看来,中国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参与”而并非“旁观”。

      “参与”二字,对于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首脑夫人而言,亦如是。抗战以来,蒋介石展开多元外交,宋美龄毫无例外地入选其间。而她在战时最为显著的事迹,莫过于一系列的访美活动,其时间跨度之长,日程排列之满,内容涉及之广,无不令人称奇。

      1942年11月16日,蒋介石正式通电罗斯福介绍宋美龄赴美访问,并将此行定位为“更能扩展中、美两国之睦谊”。至于如何扩展,则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宋美龄于同月27日抵美,首先进行一般外事访问。在与罗斯福有过一次短暂的晤面后,宋美龄受到罗斯福夫人的接见,根据记录,夫人之间较为详细的谈话有两次。是否参与“男性的政治对话”,对宋美龄与埃莉诺而言,都有各自肯定的答案。不同于正常外交程序中首脑夫人的晤谈,除妇女问题以外,双方还就国家事务、政治动向等话题交换了意见。谈话的内容围绕中美关系展开,其专业程度与实际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蒋介石与罗斯福面对面的会谈。

      和罗斯福夫人的对谈,令宋美龄亦有收获,尤其关于美国对英的真实态度。会谈之前埃莉诺曾赴英观察,肯定英、美盟国关系之余,却对丘吉尔印象不佳,认为他是不能随世界趋势进化的英国守旧派,只可为英战时领袖,战后恐不足在领导地位。

      美国总统夫人对丘吉尔的恶感,恰合中国对于英、美两国的区别对待。之后,埃莉诺主动谈及印度问题,并表示曾有意访印,但因恐生误会,未能成行。宋美龄则乘机将中、美在印的各种阻碍归结为英国从中作梗,并称印度原本已准备接受克利浦斯条件,唯求蒋与罗斯福担保,但因甘地被捕敏感,蒋没有将此事告知罗斯福,又宣称中国的抗战,乃为全人类而牺牲,从而凸显中国在此事上的高姿态。此番谈话后,埃莉诺非但没有表示异议,反而备受感动,甚至俯身亲吻宋美龄的脸颊以示友好。宋美龄事后将此次会晤评价为“不谋而合,真亦称心”,因为她深知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并非不问政事,在很大程度上她的态度代表了罗斯福的态度,更代表了美国政界普遍的观感。尽管还没有与罗斯福正面晤谈,但美国对华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而这也为一年后中国出席开罗会议作铺垫。此时,距离蒋氏夫妇访印还不到一年。

      由于种种原因,宋美龄赴美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机会与罗斯福展开对谈,也正是这段时间,她开始执行另一阶段的任务,即对以美国为核心的泛美国家展开对外宣传,中心内容是宣传中国的抗战,其主要方式是公开演讲。同年2月9日,宋美龄曾致电其姐宋霭龄(该电实则是发给蒋介石)告知即将在美各地演讲及宴会的行程。尽管早在1937年2月,宋美龄就曾针对美国作过名为“前进的中国”的演讲,此后又分别在1940年4月18日、1941年4月29日对美、英演讲,但均是通过广播形式而并非亲临现场,无法了解听众的反应。此次对美公开演讲,也与访问和中国同属亚洲战区的印度立场不同,因此宋美龄在演讲上显得格外慎重。

      宋美龄的演讲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中国正义之抵抗需要盟国支持,“对于侵略不再表示恐惧,或者停止鼓励侵略的行动”;其二,中国之抗战必求自力图存,但强调蒋“费了大部分的精力,统一中国军队,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曾在美国反响不错,更多美国人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了蒋氏夫妇。但抗战以来,形势愈加紧迫,仅仅只求盟国对日本禁运而不施以援手,已经无法配合此阶段的对外宣传重任了。为此,蒋介石与宋美龄多次讨论演讲的重点。

      获悉电文的三天以后(即2月12日),蒋指示宋美龄要特别强调中国战场于美国战略的重大意义,并重申中美两国友好关系。仅在2月13日同一天,蒋竟连发三电,反复修改演讲大纲。他要求宋美龄以近百年来美国对华之态度作为其演讲线索,辅以美国历任总统华盛顿林肯之例,最后再至中美新约,务必令其内容丰富以求美国同情。由于此次演讲覆盖面相当大,上至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下至社会各界,蒋认为针对不同受众更应调整策略。以国会为例,美国国会是美最高立法机关,所有议案都要送交该机构审议,同时它还具有对外宣战权等宪法赋予之权利。基于上述考量,蒋认为谨慎起见,在国会演讲中最好不提中美平等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之议案,但可就“美国总统”话题展开,以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与中国孔子的“大同”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类比,并凸显基督教“博爱”、“和平”之教义,争取国会议员的认同。但演讲要讲求临时发挥与应变能力,蒋又在同日再发电文,让宋美龄以去年丘吉尔讲演为范本多加研究。2月16日,宋美龄复电,允诺遵照指示进行演讲,“总以维持我国家尊严,宣扬我抗战对全世界之贡献,及阐明中美传统友好关系为原则”。18日,宋美龄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就此拉开序幕。她又相继在纽约的市政厅、麦迪逊广场、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政厅,甚至好莱坞,发表公开演讲,顿时风靡整个美国。

      宋美龄除采纳蒋介石提出的意见之外,还巧妙地将美、中关系融合在一起,使演讲极富感染力。她聪明地避开了中、美之间背景、国力、文化上的各种差异,从“世界”、“手足”、“民族”、“人类”的角度出发,淡化隔阂,寻求共识。1943年2月18日,她首次在美国众议院演讲。该演讲一开篇,就谈美国会向德、意、日宣战,其决心就是“尽力于创立战后新世界”,“使一切民族此后相处于融洽与和平之中”,因此以美国之立场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民亦有同样追求。她又借用中国形容兄弟的“手足”一词,比喻有一百年“传统友谊”的中美关系,更应顺世界大流“国际间之相互依赖”。中国期待与美国合作,“建设一合理而进步之世界社会”,避免侵略和战争造成的惨剧。而中国从未计较抗战以来所蒙受的巨大损失,原因是在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不仅为吾人本身,且更为人类全体,希望有一较佳之世界”。如宋美龄所说,“公开演讲,则避免细节,专从大处着眼,以世界眼光说明战后合作之必要”,这一点恰恰能打动自负的美国人,赢得了不俗反响。

      宋美龄在致宋霭龄的电文中描述了其访问与演讲,譬如纽约、旧金山市长都亲自迎接,并授赠为荣誉公民或金钥匙;美东部八省省主席皆莅临,甚至还检阅海、陆、空军及民众游行等,可谓盛况空前。在美演讲期间,她还陆续收到来自各地的信函,寄信人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捐款不断,蔚为风潮。在美演讲的轰动效应,跟随宋美龄访问的步伐,如同旋风一般横扫其他泛美国家。此后,她更是欲罢不能,据不完全统计,宋演讲和广播的形式出现的次数:“对澳洲有一次,第二对英国有四次,第三加拿大有两次,第四对印度有三次,而最多的是美国有二十六次有关的演讲和广播;对群众的演讲,对印度有两次,对加拿大国会有一次。”这当中,以赴美演讲次数最多,影响最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美国的立场明确,对其他泛美国家将产生连锁反应,相应与美国保持统一战线。

      宋美龄将对外宣传的主要方式定为“演讲”,又将演讲的重心放在美国,她似乎传达这样一种暗示:能在美国公开演讲,能得到白宫的认同,那么中、美盟友关系已经更进一步。宋美龄在美国及其周边地区制造连环效应,不断在各地进行公开演讲,旨在向英、美及其泛美国家施加正面压力。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舆论攻势大获成功,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实质性的援助了。

      (二)争取国际支持

      “夫人”之下,亦有“外交”。宋美龄的“外交”涵盖私人谈判、收集情报,甚至买卖军火,其权责早已不止于“首脑的伴侣”,而上升至“超越义务的代理人”。

      宋美龄此行,当然绝非只有演讲。实际上,她先是以“治病”的名义于1942年冬赴美,一直到1943年2月初,才正式开始演讲。其间,她并没有安心静养,反而展开了另一轮的工作。宋美龄在美入院后,罗斯福夫妇前去看望,曾有过短暂的会面。除此以外,宋与罗斯福的特别顾问霍浦金斯展开了私人谈判。为使其谈判更具效应,1943年1月2日,宋美龄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提供国内重要战事消息。按照外交惯例,总统顾问与他国首脑夫人之间本无正式接触,更无从谈及谈话内容,但宋美龄与霍浦金斯有过两次会谈,更欲在第二次会谈中询谈中国军情。如此看来,霍浦金斯显然没有以一般首脑夫人的级别接待宋美龄,因为他很清楚,他所面对的,俨然和他同样身份,是首脑的“特别顾问”。

      这位“特别顾问”,由蒋介石直接授命。早在宋美龄未出访之前,蒋已致电罗斯福告知此事,坦言其夫人访美肩负“扩展中、美两国睦谊”之使命,并称“内子非仅为中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彼对中意志之了解,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这无疑是宋美龄出访身份的最好定位。因此,宋美龄与霍浦金斯的见面间接促成霍本人后来访华,意义重大。但这只是前战,与罗斯福正式的会谈才是其目的所在。

      宋美龄赴美半年后,才得以与罗斯福深谈,双方定于1943年5月7日首次正式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涉及“空军总攻计划及反攻缅甸问题”,两个问题又以后者为重,因此,反攻缅甸一事成为宋美龄与罗斯福会谈的中心议题。当天早上,宋美龄抵达白宫,先和罗斯福夫人见面,与罗斯福本人的谈判则在当晚举行。

      谈判一开始,罗斯福就提出美军赴缅甸首先要得到英政府应允,如果没有与英方取得联系,则无法进行蒋所提出的“反攻缅甸”计划。罗斯福显然不愿开罪英国,要蒋放弃反攻计划,只需尽力维持大港、利都、阿萨密空军根据地即可,谈话暂告一段落。此次谈话也并非一无所获,罗斯福许诺在华成立炼油厂,并派遣技术人员来华协助。宋美龄由此敏锐地觉察到美国的态度似乎并不强硬,相反还周旋于中、英之间;而与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关于英、印问题达成共识的对话,却令她信心倍增。

      次日续谈,宋美龄首先使出了“私人谈判,当晓谕美国当局以我国抗战之重要性”的杀手锏,先以美国的立场入手,设想中国如果屈服,将直接导致日本军队脱身而出,这些军队将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印度;进而远攻泛美国家,长驱直入,会同德国、意大利,从而形成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一旦如此,必将完全切断所有经过地中海的交通线。届时,将不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美国、英国乃至全球的问题。若要避免不堪局面的发生,就必须支持中国的抗日。而缅甸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蒋介石对缅甸的重视“不在领土而在运输及经济”,不重开滇缅公路,就不能将大量军械运入以支援中国军队。

      宋美龄将滇缅战场于中、美两国之利害层层剖析,继而又谈英、美以前屡次公开宣传,要以中国为反攻日本的根据地;刚刚闭会的北非会议上,英、美又发表宣言,主张反攻缅甸,实际却不作为,进一步驳斥英、美在此问题上的出尔反尔。最后,宋美龄搬出蒋介石,公然质问罗斯福:“倘若变更约诺,兄将何以答复中国人民、军队及舆论?!”有理有据,步步紧逼,如果换成男性之间的对话,恐怕早已不欢而散。但宋美龄才以高调演讲、抗日激情风靡美国,如加以拒绝,等同于美国自打嘴巴。在宋美龄的坚持下,罗斯福不得不改变初衷,同意助蒋在缅甸作战。非但如此,罗斯福还加大了美军赴滇缅的军事配给,如增加空运吨位,由过去每月空运吨位分配陈纳德三千吨、史迪威四千吨改为增加至一万吨,并在此基础上供给空军二大队,另供飞机五架。

      历来中国向美国求助军援,其把关极严,就连熟知美国军政界的宋子文商谈军贷也要花相当长时间。而此次宋美龄与罗斯福的对谈,仅在5月7日开始,到次日宋美龄已经致电给蒋,称已与罗斯福“洽妥”反攻缅甸计划,不能不承认其效率极高,成果颇丰。

      宋美龄访美,打破了美国人以往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并掀起了一股蒋宋夫妇、中国的热潮。蒋在国内也极力助宋美龄的对外宣传,即便到了开罗会议前夕,这股热潮仍在持续。

      1943年11月28日,王宠惠在向陈布雷说明“对发表开罗会议公报做宣传”一事时曾提出三点方针,前两点是要大力宣传英美以及罗、丘二人,第三点则是宣传宋美龄,理由是“参加此次会议之英美人士皆认为蒋夫人对于此次会议贡献甚多”。此宣传手段明显富有相当成效,拉铁摩尔认为“蒋夫人的价值和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尤其是被美国人”,但也无法否认“蒋夫人并没有做什么来阻止人们相信她是个聪明人,但事实上蒋能充分利用她在美国的声望。她的声望确实较高”。

      就连对蒋颇多怨言的史迪威也不得不称赞宋美龄为“聪明伶俐,是行动型的,想把事情赶快做完,希望她自己是个男人。思想不深刻,但理解事物很快,非常直率开放”。

      访美期间的宋美龄保持与罗斯福频繁而紧密的单线联系,到1943年6月25日宋美龄离美前,还曾复电蒋介石告知与罗洽谈关于反攻缅甸及远东战后问题的结果。与其他“特使”不同的是,她绝对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作为蒋的重要参考。记录显示,同年1月,宋美龄向蒋陈述了罗、丘未邀请中国参加北非会议,并由此主张应积极发展轻、重工业以图自强。2月5日,她还就罗斯福在太平洋会议中所作缅甸方面的报告提供蒋个人意见。在此基础上,她负责代蒋提出对罗斯福的建言及答复:如1943年2月22日,蒋希望宋美龄尽快面见罗斯福并设法劝英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又如5月16日,蒋欲得罗斯福、丘吉尔对日本进攻西伯利亚的看法等消息的回馈;6月9日,蒋指示宋美龄转告罗斯福希望美国能派海军自主发动缅甸进攻;6月18日一天内蒋竟三电宋美龄,除奉告“史迪威事件”外,还要其与罗斯福详商“加派陆军助攻缅甸”、询问“关于请苏联供给美国以西伯利亚空军根据地事的进行程度”以及“战后远东和平与善后处理之各种政策”,并“告以关于旅顺、大连问题,中国只可与美国共同使用”。

      如此繁多而重要之任务,皆由她一人包办。

      但凡涉及中美事务或盟国利益,皆可在其电文中寻到踪迹。蒋、宋夫妇的电文也一直保持到宋美龄离开美国赴加拿大为止,在有记录可查的59条电文当中,蒋发给宋美龄的电文多达24封,内容囊括各个方面。例如4月29日,蒋嘱咐宋美龄密告美当局,日本可能进攻西伯利亚并询其是否希望从速发动日俄战争;5月15日,蒋要求宋美龄做好一切准备以参加与中国或太平洋有关问题之会议等等,不胜枚举。总而言之,所发电文中大部分是与罗斯福会谈的情形,以及对美国对华态度的估计,而宋美龄答复的时间通常是在蒋发电后的次日。访美的全过程均由宋美龄第一时间发回国内,便于蒋了解情况。

      耐人寻味的是,蒋在电文中多称宋美龄为“蒋夫人”,而宋却直呼蒋为“介兄”。“蒋夫人”显然是官方身份,而“介兄”则是家人称呼,如此细节,不失为蒋视宋美龄访美为“国事”,而宋美龄办外交则当为“家事”的真实写照。

      当然,蒋、宋夫妇在对美外交上难免也有分歧,但都能包容、配合,“史迪威事件”便是其中一例。1942年左右,蒋、史不和已成定势,蒋拟换人,但依据宋美龄判断,如贸然向罗斯福提出:“1)恐因不满我方之真实评议,反使进攻缅甸计划障碍发生;(2)一切计划及联络均有史氏接洽,今突然提出易人,恐害联系。”蒋介石考虑再三,同意让步,答复宋美龄“史迪威事并非正式要求其撤换,不过使之察知实情而已。待有便乘机以闲谈出之,否则不谈亦可”。另有一例,即邀美国国会五人小组访华,则亦可说明。1943年4月9日,宋美龄提议在美国缺乏大规模军事作战的前提下,促成国会议员组织五人小组委员会,与美参谋总长马歇尔来华考察。她对此事显得十分振奋,认为这是她“历次演讲后之结果”,但蒋对无实权的议员不感兴趣,回电称“对此议员不必特别邀请其来华”,宋美龄不再提及。

      首脑夫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丈夫的工作,向来是个敏感问题。而宋美龄的海外活动远远超过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或“削弱丈夫的影响力”。

      她清楚底线,把握尺度,并在其间游刃有余,这使得蒋可以对她报以充分信任,并委以重任。有此青睐,宋美龄在访美期间展开军援,更加不在话下。这在一般人看来,根本无法企及。1938年,宋美龄驻留香港已经开始代蒋采购军火,其中“步枪卅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机关枪二万挺,每挺配弹一万发,法国迫击炮五百门,每炮配炮弹二千发”,品种繁多,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半月后,蒋又因突发状况缩减军购,虽“不必照所开之数,可减少若干”,但因“步枪与轻重机枪及迫击炮与战车防御炮应用最急”,仍要宋美龄“设法速购”。

      采购枪支弹药,对宋美龄而言,可谓是牛刀小试。访美期间,因其主管“航空委员会”,所交涉的也由枪炮转为更具攻击性的战机。

      不可否认,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理事长”的官衔并非徒有虚名。1943年2月,宋向蒋汇报她所取得的卓越成效,即美国向华运送三十五架轰炸机,此后还会续运,并且“秋初再运二百六十架”。5月24日,美国决定动用军贷,提供“A24机一百五十架,由四月份起在美交货;P40N1机一百五十架,由五月份起交货”。除此以外,她还能依据专业意见替蒋决策,从而调整策略。美空军总司令安纳德曾告知宋美龄,称昆明、桂林及邻近机场长度不足,以致大飞机无法降落,她当即致电蒋要求立即遵办,“以免再以此借口”俯冲轰炸机航程极短(仅450英里),并不适应滇缅作战,她亦要求更换机种,只留五十架A24,其余一百架换为B24。

      来,至少争取到六百架左右的美国战机来华,这实际上已经远远超额完成了蒋介石之前所设想的五百架战机计划。

      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同在美国的宋美龄与宋子文均肩负争取军援重任,但宋美龄对其兄的求援手法颇不赞成。宋子文曾要求由美国空运总处拨给运输机“数架”,被宋美龄改为确切数字“五架”,并在致蒋的电文中批评宋“以前计划,略嫌太过散漫”。也正如此,宋子文基本被排除在宋美龄的访美行动之外。

      这也许就是真实的宋美龄,作风洋派却又好恶分明。同为英语民族,宋美龄在美国流露出的好感与热情,面对英国却荡然无存。1942年11月,宋美龄起程访美之前,时任驻英大使的顾维钧就已向她提及访英一事,但遭宋谢绝。据顾维钧日后回忆,宋美龄对访英并无丝毫兴趣,她将英国称为“家长式专横跋扈”,并直言她个人出访英国不会成功。

      顾维钧认为宋美龄出访对英国改变对华态度会“有所触动并收到效果”,故而再三劝说。但她坚持认为横在中、英之间的障碍实在太多,例如“英国人基本上没有给予中国援助,连一架飞机都没给过”,又如“英国在贷款问题上一味讨价还价”,都与同为盟国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她对英国首脑及其政府高层更是厌恶至极。访华的魏菲尔言辞粗鄙,对缅甸作战故弄玄虚,而丘吉尔所作大型演讲,只谈英、美,完全不提中国。宋美龄访美期间,不断驳斥丘吉尔的言辞,迫于舆论压力,英、美皆就此事做出让步。美国国会明确肯定中国地位,而不打算在美演说的英外相艾登也改变方针,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

      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改变宋美龄对英国的观感,她认为印度问题是其症结所在。由印度问题又间接导致缅甸战场的溃败。所以,反攻缅甸也成为宋美龄访美亟须解决的重点之一。从1943年2月5日罗斯福在太平洋会议上对缅甸方面所作的报告始,至6月25日罗允诺派两师赴缅甸作战为止,其电文多达9封,期间尤以5月11日—13日最为密集。

      电文中透露,罗斯福已不再反对反攻缅甸计划,而问题竟如宋美龄和罗斯福第一次谈缅甸问题时预料的“不拟反攻缅甸之说法,尽是英人在中作祟”,丘吉尔成为反攻缅甸的最大障碍。这也令她对英国始终耿耿于怀。

      与在美国的理智、冷静相比,宋美龄显然对英国显得十分情绪化。她激动地表示“英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英国不应该再以旧日那种家长式的、傲慢的态度对待中国”,要求英国改变对华态度,并反复强调对英外交“由外交家施用外交手腕去解决”,不愿亲自出面。蒋的看法却并非如然,他在1943年3月27日的电文中还告知宋美龄对访英一事可“不必肯定,亦不必答复”。但5月14日丘吉尔抵美后,蒋致电则说“丘吉尔既到华府,如能与其相见面,则于公私皆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告诫宋美龄“更不必存意气,但亦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甚至连接洽方法也替她想妥,即“可由顾维钧与哈立(里)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后由罗总统为之介绍”。

      可见宋美龄之后转道英国,只为顾全大局,实非所愿。

      宋美龄曾在与顾维钧的谈话中用到“委员长夫人”和“中国官方发言人”的字眼,这恰好描绘了她的两种身份。也正因如此,蒋在国内接见外使时多有宋美龄陪伴在旁,赴开罗会议时,她更是一展风采。而她在中美关系上的频繁互动,难免令人联想到夫人参政的种种威胁。关于这一点,宋美龄似乎更接近于美国总统夫人的行为方式,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夫人罗莎琳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最亲近的人”,但其职能只是“解释”和“传达”。

      宋美龄否认自己是蒋的“参谋”,并不会为其出谋划策,而蒋“须亲自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她甚至认为自己只是蒋的“秘书”,“照管他的文件、函电和讲话稿件”。

      尽管她认为外界所熟知的不过是她工作的一小部分,但她也承认其文章和工作都是经过周密组织与安排,一切都是例行公事、按部就班。介于此,很难一语概括宋美龄在外交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她可以锋芒毕露、妙语连珠,向世界宣讲中国抗战;也可以绵里藏针、步步紧逼,操控军火于股掌之间。以她的个人形象来形容似乎更为贴切,这就是讲着一口流利英语、却穿着中国传统旗袍的宋美龄。

      附:宋美龄访美期间与蒋介石等的主要往来函电及主要活动:

      1942年

      11月16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罗斯福介绍宋美龄赴美访问,及告以宋美龄此行当更能扩展中、美两国之睦谊。

      11月27日 贺恩准将自重庆呈蒋介石报告接华盛顿来电示知宋美龄已抵美国。

      11月28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已入医院,及罗斯福来访之晤谈情形。

      12月4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与罗夫人晤谈关于战后世界妇女工作等问题。

      1943年

      1月2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霍浦金斯来访询谈我国内军情及请将国内重要战事消息随时电知。

      1月(具体时间不详)宋美龄自纽约致蒋陈述对罗、丘北非会议中国未被邀请之感想及主张中应积极发展轻、重工业以图自强。

      2 月5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为罗斯福总统在太平洋会议中所作缅甸方面之报告提供意见。

      2月9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宋霭龄告知即将在美各地演讲及宴会之行程。

      2月12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指示对美国会演讲应注重之要点。

      2月13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续指示对美国会讲演可供参考之点,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指示对美国会讲演之态度及应强调太平洋问题与战后亚洲经济地位之重要,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告以近百年来美国对华之态度。

      2月16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在美国会及各地之演讲词当分别遵照电示措辞。

      2月18日 宋美龄在美国参议院发表演讲讲词,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讲。

      2月22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请即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劝英政府立即释放甘地。

      2月(原电时间不详)宋美龄自华盛顿致蒋介石告知我所需飞机可陆续运华及罗斯福已处理甘地事。

      3月1日 宋美龄在纽约市政府发表演讲。

      3月2日 宋美龄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讲。

      3月5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以拟返邀宋子文加入与罗斯福之谈话。

      3月22日 宋美龄在芝加哥运动场发表演讲。

      3月26日 蒋介石自贵阳致宋美龄告以对访英问题应持之态度。

      3月27日 宋美龄在旧金山市政厅发表演讲。

      3月29日 驻英大使顾维钧自华盛顿呈蒋报告,在旧金山谒见宋美龄商谈访英问题及在华府晤英外相艾登之情形。

      4月4日 宋美龄在好莱坞发表演讲。

      4月9日 宋美龄自洛杉矶致蒋告以拟相机请美国会五人小组赴华参观。

      4月13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告以不必特邀请国会五人小组来华。

      4月29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嘱密告美当局日本可能进攻西伯利亚及询其是否希望从速发动日俄战争。

      5月7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详告与罗斯福洽谈关于空军总攻计划与每月空运吨位及反攻缅甸问题之经过情形,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以罗斯福已允派送技术人员及机器来华助成立炼油厂。

      5月8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以与罗斯福洽妥反攻缅甸计划。

      5月13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告以反攻缅甸事之意见电,宋美龄自纽约致蒋告知丘吉尔抵美情形及对反攻缅甸事再陈意见。

      5月14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告以与丘吉尔见面于公私皆益但须不失荣誉与立场。

      5月15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盼准备一切以参加与中国或太平洋有关问题之会议。

      5月16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告知如罗、丘问及日攻西伯利亚事之消息应作之答词及请宋子文于出席会议时代表发言。

      5月24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日前丘吉尔向全世界广播演说对战后问题藐视我国立场经于芝加哥演词中予以反驳业获良好反应及美决定贷我各式飞机情形。

      5月26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宋霭龄告知美大部分人士对丘吉尔之演讲词皆不赞同及英外相艾登之演讲词已改变论调。

      6月7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赴加拿大及返美之日程。

      6月9日 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请告知罗斯福希望美国能派有力海军自主发动攻缅甸攻势。

      6月11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第一批美机已准备运华及甘纳第提案拟修正对我移民法事对我国际地位极有关系。

      6月12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在美忧思国事及竭力推动反攻缅甸计划。

      6月16日 宋美龄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讲。

      6月18日 蒋介石自重庆指示与罗斯福辞行时应相机提出史迪威问题使其明了此中之真相与现情,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嘱请罗斯福总统加派陆军若干师助攻缅及请详询关于请苏联供给美国以西伯利亚空军根据地事之进行程度,蒋介石自重庆致宋美龄嘱与罗斯福详商战后远东和平与善后处理之各种政策及告以关于旅顺、大连问题中国只可与美国共同使用。

      6月20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询关于史迪威事是否仍照委员长去电之意转告罗斯福。

      6月21日 蒋自重庆致宋美龄指示关于史迪威事有便可乘机以闲谈出之否则不谈亦可。

      6月25日 宋美龄自纽约致蒋介石告知与罗斯福洽谈关于反攻缅甸及远东战后问题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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