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美外交中的重要角色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5 浏览:加载中

  •   与蒋介石的其他特使相比,宋子文绝对不能算是对蒋唯命是从的人。但在抗战时期,蒋、宋之间的合作,却能在大部分时间保持紧密状态。宋子文与蒋纠葛不断,何以仍能成为蒋介石“战时外交”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答案只有一条,即宋子文所能及之,而其他人未必能及。

      (一)肩负重任的孔、宋家族

      1928年,复职不久的蒋介石随即任命宋子文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从此担当起了为蒋筹款、理财的重任。和以往财政部长不同的是,宋子文熟悉英、美情况,并利用宋氏家族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多次以官方、半官方的形式从英、美等国筹集借款,这也成为以后宋氏其他家族成员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抗战时期,争取外援成为国民政府每个驻外代表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时常铩羽而归,结果不尽如人意。宋氏家族却因比普通外使更多了一层特殊身份,在此问题上往往成绩斐然。家族中不止宋子文,宋美龄、宋霭龄和孔祥熙,甚至其子女都曾先后出访英、美等国,寻求大国在财政方面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职位波动也较之一般人员更大。唯独宋霭龄是个例外,她被称为“未加冕的女王”,其意则是,她从未在政府中担任过任何公职,不与政府发生任何行政关系,更不隶属于蒋介石的管辖,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蒋、宋两家的核心地位。宋霭龄不但要扮演蒋、宋夫妇的中间人,还负责其夫孔祥熙与宋子文,或蒋、宋两家出现矛盾之时,适时调节矛盾,虽隐于幕后,但潜在能量却不容忽视。

      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场外交战役中,除了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以外,宋家子弟及其子女也悉数登场。抗战初期,蒋曾委托时任香港中央银行秘书的孔令侃购置军火,除列明清单以外,还将同样内容的电文一并发给其父孔祥熙和姨母宋美龄(宋当时以养病名义在港)。值得注意的是,采购单所列军火,非万吨莫办。此等重要战略物资在“抗战”的敏感时期托付给“姨甥”和“夫人”,并不是蒋简单地任人唯亲,而是他认为唯有有能力、能打开局面的至亲之人采办方感稳当。

      对于蒋而言,宋子文及其家族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他的财政靠山。“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就任“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副会长,在对日不妥协、求助国联等问题上态度积极,这也是蒋、宋二人合作较为紧密的一段时期。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宋子文更是成绩显著,颇得蒋赞赏。就连长期处于外交第一线的顾维钧,也认为“蒋委员长又和宋博士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在外交方面几乎让他放手行动”。1933年,宋子文曾因不断地借款以及在款项的用途方面(主要体现在“剿共”的军费问题上)与蒋发生严重分歧,随后辞职。但这并没有对“蒋宋天下”的长期性合作造成太大的威胁。宋子文之后仍以其他方式继续服务于政府,而宋辞职后,其姐夫孔祥熙的继任,则象征着家族化的传承有了更开阔的发展空间。蒋的确非常重视家庭成员于外交事务的不可替代性。1940年,蒋再次起用宋子文,在向罗斯福说明宋将赴美洽谈的介绍函中强调其身份时称:“余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洽商一切之全权,彼受完全之信任。”当中所用“一切”、“全权”、“完全”、“信任”之词,无不透露出宋子文在外交运作上地位之重、权限之大。与此同时,宋家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多活跃于外交舞台,他们多以蒋所默许的“特使”身份开展相对应的外交活动,也有较为公开性质的,如孔祥熙在1944年,竟冠上蒋介石“私人全权代表”的头衔赴美。

      在宋氏家族内,孔祥熙是另一位可在财政上起重要作用的成员。孔来自以办票号出名的山西太谷。190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同年在太谷创办“铭贤学校”。此后,孔祥熙办教育、经商,不断加强与教会等国外势力的联络,于1913年追随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年轻有为的孔祥熙很快得到了宋耀如的赏识,而孔祥熙与宋家有不少共同点,都信仰基督教,家庭成员又都得益于教会的帮助接受教育,而大多数人也都曾有负笈美国的经历,极易得到泛美国家的认同。再是崛起于商贾,财力丰厚,且从孙中山时代就支持革命等。留学经历、革命背景以及丰厚财力,既是宋氏家族的共性所在,也是蒋所看重孔祥熙的关键。

      同为家族成员,优势极为相似的孔祥熙、宋子文,彼此的从政之路难免时有摩擦。1933年10月28日,宋子文突然宣布辞职,次日,他又同时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职务。宋原本只想将“中央银行副总裁”让给孔祥熙,但不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竟相继批准其辞职,而由孔祥熙继任上述职务,对宋只慰留“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

      “孔上宋下”的主要矛盾,仍然归结于蒋宋二人在南京国民政府对财政经费及军费开支的分歧过大。蒋当时的重点在于“剿共”,据财政部1928年统计,84个军、18个旅、21个独立团共消耗掉6.6亿元,而财政收入仅4.5亿元。如此入不敷出,宋子文唯有缩减军费开支,这自然与蒋正需大量屯兵的计划相悖,双方矛盾不断。而孔祥熙在宋霭龄的极力活动之下,许诺“剿共第一,军费第一”,展开与蒋长达10余年的合作。蒋甚至在《开罗会议》回国后立即和孔祥熙磋商罗斯福所提出的救济中国经济危机方案,并以“经济之危机犹过于军事”为当前任务,随即派孔为代表“使授以全权,前来华盛顿,与美国政府磋商具体方案”。

      宋子文和孔祥熙论外交周旋而言,前者更占先机,但论及服从蒋之命令,则非后者莫属。因此,介于其庞大的海外关系网络,蒋还不能彻底弃用宋子文,尤其一遇战事紧迫,急待援助时,孔的外交作为就明显低于其妻弟。

      当然,孔祥熙仍然在蒋的外交体系中占有一定分量。他曾作为蒋的代表出使德国面见希特勒,还曾陪同蒋会晤苏联驻华大使。除此之外,孔也在部分对美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他并不像宋子文一样发表己见,通常只等蒋遥控指挥。1939年,他受命出访美国,在此期间,负责与美国高层磋商,并及时向蒋反馈相关信息。此时,即便有驻美大使胡适,但明显限制过多,近乎形同虚设。胡适所接蒋的电文必转孔过目,但孔则可以直接向蒋汇报,不必经胡之手。以是年5月15日为例,胡适来电请示孔祥熙,认为不应递交蒋致罗斯福的电文,进而改以“口头广泛之辞,请求援助我币值”等语,孔不置可否,将“过去此间与美大使接洽情形先行电复,究竟应否令其递送抑或如何办理,谨将来往两电原文连同译文一并附呈”,交由蒋决定后通知胡适。

      胡适最终没能在“驻美大使”的位置上停留太久,然而孔祥熙也并非是这场由来已久的正规、非正规外交人员之争的主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孔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宋子文。双方冲突时有发生,但抗战结束前关于“驻美大使”的去留,则是暗斗的结果。

      1944年,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商议究竟任何职务时,称孔“在美处境困难”,为此设法补苴,欲将其改为蒋的“个人代表”以继续办理经济、金融要务。所谓“处境困难”,实际是指看似服从命令、从无异议的孔祥熙实则从不轻易表态,不承担任何责任,赴美期间有借机大肆敛财之嫌,引发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议论纷纷。另一方面,蒋又建议孔“屈就”驻美大使一职“以加重对美合作之表示,并使公私两全”。何为“公私两全”?孔在出国前任行政院院长,但在其缺席的情况下蒋开始改组行政院,其实质正是更换院长人选。行政院院长对蒋而言,意义重大,他自己本人也曾亲自兼任,而驻美大使虽关系中美邦交,但远不及特使,孰轻孰重已见分晓,关键在于谁将任行政院院长。

      此时口碑不佳的孔祥熙,早已料到蒋极有可能以经历、资格相似,且赋予特权之人选取而代之,因此再三推脱,拒不受职。同年10月29日,蒋接到孔自华盛顿发回的电报,文中极尽冠冕堂皇之辞,称对蒋“感激莫名”,又因“体弱多病”要求引退,虽“恐在此阶段引起对内对外种种猜测及误会”,但去意已决。孔更醋意十足地暗讽蒋的身边亦“有人分劳”。蒋要求孔祥熙屈就驻美大使一职的电文为第一九四号,但在第一九八号电文里,蒋已经绝口不提此事,将孔祥熙确定为他的私人代表,在其赴美期间由宋子文任代理院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孔回国后自应重回岗位,蒋却称“待兄回国则仍应由副院长代理院务也”。至此,宋子文浮出水面。同年11月22日,蒋再次致电孔祥熙,电文中虽再慰留孔出任驻美大使,则可“专任对美外交而副院长问题亦可解决”,但已是客套之词,因为驻美大使已改由政治、外交资历皆深厚的魏道明接任。无论是行政院院长还是驻美大使,此时的孔祥熙已被彻底架空,孔、宋家族内斗也以后者占上风而告一段落。

      尽管在这一年内,孔在争取美援方面成绩不俗,如率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为中国争得了该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并使其成为国际开发银行12个董事国之一;又如奉蒋介石电令,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协助中国代表团为中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等等。但1944年,对孔祥熙而言无疑是个多事之秋。孔在美期间以抑制在华通货膨胀和稳定中国的经济形势为名,与美国财政当局商妥购买2亿美元黄金,并使对方同意以2.2亿美元结清国民政府为驻华美军垫付的军费开支等。但盛名之下,关于孔祥熙及其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披露出来。美方不断施压,孔不得不在短期内连辞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三职。此次打击几乎断送了孔祥熙的政治前途。

      家族外交中,亲疏倾向极为明显。孔祥熙因贪污跌入低谷,升起的是宋子文。尽管他们的活动范围都在美国,但以蒋看来,却有区别。前者只谋借款,后者则可“主持借款与外交”;前者专事驻美,鲜有他国,后者却能兼攻英、美外交。早在抗战初期,蒋已经将对英外交之重任托付给宋子文,他电令宋“连飞伦敦”,为避免延误大局,他甚至要宋搭乘飞机而切勿坐船,任务紧急,分工亦明确,蒋明确指示宋对“借款在次,而外交为重”。这与孔赴美使命截然相反。抗战时期,借款固然重要,但其根基则仍在于外交之运作。孔、宋二人屡有或明或暗的争斗,胜负与其说是由蒋介石仲裁,倒不如说是远在美国的罗斯福决定二者的命运。美陆军、财政部对军援中国向无好感,罗斯福对孔、宋的态度又大相径庭。罗斯福对孔以权谋私很是嫌恶,但对宋却抱有好感。

      在蒋介石的眼里,孔、宋二人各有所长,均不能彻底信任。孔虽事事藏拙,却中饱私囊;宋尽管手腕灵活,但又锋芒毕露,仅以一小事即可证明:1943年7月,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大谈中国军方发言人,将其讽为“军事宣传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儿戏视之”。殊不知军事宣传不经蒋反复修正决不轻易对外公布,宋之言论难免显得妄自尊大。蒋很清楚“小不忍则乱大谋”,个人喜恶先放一旁,谁能赢得盟国肯定,谁就能全权代表蒋运作外交。在此内外夹攻之下,孔祥熙惨遭出局。

      (二)宋子文的分量

      蒋介石的战时外交体系固然多元,既然“多元”就难免“撞车”,家族成员也概莫能外。而职业、非职业外交人员的权力交错、任务重叠,更是冰川之下,暗流涌动。然而,宋子文与胡适的明争则是特例。

      1940年6月,宋子文再次赴美,蒋介石为此致电罗斯福授予其全权,并特许他借款不必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相商,可自行决定。蒋的特别安排更是人为地造成了宋子文和胡适之间的摩擦升级。外交部与特使之间的矛盾本由来已久,当时已有传闻称,宋在美期间,白宫曾有宴会,驻美使馆所开出的名单竟然将其列入秘书之列,而宋要拜访包括美国总统、国务卿、财长在内的重要人物时,大使馆却不予办理手续。

      同年7月6日,宋子文不堪其扰,就“外交使节同心协力”致电蒋介石。宋在电文中抱怨与外使无法齐心,虽体谅“特别之对外工作,非无困难波折,有时不得不避免手续问题”,但自己又要负责办理借贷事宜,又要兼顾“国际特别工作”,无暇分身,若“非有外交使节同心协力,不足以求事功”,颇感苦不堪言。宋子文出访经验丰富,而以往外交部虽不情愿但总要配合,此番与外使正面交锋实在少见。宋通常向蒋汇报情况时都显得极为自信,但这次他竟然谦称自己外交关系尚浅,挖苦驻美使馆对其诸多限制。宋更大骂胡适“非但不能帮忙,种种不识大体”,更令他“坐冷板凳四五个月,屡次有极危难之事”,要求蒋以施肇基取而代之。蒋在此事上显然有些“和稀泥”,早在3月他就已同意宋子文以个人名义邀施赴美协助,但就其更换大使一事却佯装不知。

      蒋的做法显得十分矛盾,一方面试图改善两人关系,比如12月3日,蒋把在美成功借款的功劳归结为“二人努力之功效”;又或者电报先交胡适,再转宋子文,重要情报则抄送两份分致胡、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对美外交上给予宋极大的自主权,譬如请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电告美国政府,称宋可以与美直接交涉,并且不让胡适参与,却又无意将其撤回。如此一来,调解基本流于形式,宋、胡二人仍然各行其是。

      直至次年5月2日,宋子文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按照1941年3月11日的“租借法”向美国或美国的任何机构或媒介获取或接受援助,才结束宋无官方头衔访美办外交的尴尬局面。是年底,宋子文重返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决策层,并出任外交部长。而身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则很有可能利用正规程序,将胡适逐渐清除出部。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大使职务,改由魏道明继任。无论是宋子文还是魏道明,事实只有一个:制度外的非正规外交途径又被重新纳入到制度之内。

      有学者将此看做是宋子文独揽外交事务的重要例证。按理,宋子文赴美主要解决援助问题,而通常涉及经济部分外交部一般不予干预,均由特使执行此一重大任务。既然分工明确,应不至于有冲突,实际不然。究其原因,身为学者的胡适固然赢得中美双方的尊重,但做学问和办外交相去甚远,胡显然没有完成这一身份的转换。

      1941年11月4日,胡适从华盛顿发回电文,向蒋汇报来自于美国外交部军械出口管理局长的意见,并就购机一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胡在电文中转述了所谓“外交部专家”的商议结果,认为中国政府至今未曾订购飞机最为失策,关键在于“凡现成飞机如瑞典所购飞机等,皆有国际复杂纠纷,美政府会商始能强制征用,而不能让给外国”。此消息与仅在一个月前(即9月27日),同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蒋所汇报“英战事吃紧,需机恐亟,瑞典飞机恐将全部由美政府供给于英”出入极大。胡适因此认为中国政府若只购现成飞机,就会因无厂制造而坐失宝贵时机,批评此举为“大误”。而实际情况是,宋子文早就得知英、美两国联合签订十八个月至两年的飞机制造计划,并欲与当事国洽商将中国所需飞机加入该计划中,可见不但没有贻误,反而抓住了良机。蒋于是电令宋子文仍就争取购买美国新机的基础上,请求美将售予瑞典之飞机全数转让给中国。除购买种类繁多的飞机以外,国民政府还拟订购发动机、机关枪、小炮等等,数额庞大。由此看来,英国战事也涉亚洲战场,美国将瑞典飞机全部转让英国,也极有可能转让中国。然而,胡适不明就里,执着于“订购飞机”。所谓“订购”,他给出的意见是在英国所订的厂家中“订同式机二十五只,亦分若干月交货”。穿插生产中方所订的少量飞机,胡甚至乐观地认为唯此办法可行。

      姑且不论方法,常驻华盛顿、随时报告在美购机情况的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曾就战机生产状况向蒋汇报:英、美两国扩充空军,致使美国各厂订货皆超出该年年底以后,因发动机及螺旋桨产量有限,美为增加产量竟征用中方发动机工厂筹备处所购之重要机器,多达十余部。相比而言,胡适所说“美国因国际复杂纠纷而强制征用战机,并不予让给外国”显得水分极大,并不可信。而毛邦初用“其捉襟见肘可想而知”来形容美国战机增产,可见问题绝非胡适所言“不致有大困难”、“飞机较少,可随时购得”之简单。

      从客观而言,中、美两国在战时外交运作上皆有相似之处,例如美国援华的军事物资输入向来是由美军部控管,如购买战机一事,中国官方的接洽机构也应是航空委员会,加之特使穿梭其间,而美外交部不参与其中,也就是说胡适实际在此问题上基本没有发言权。中美在军事问题上的沟通,基本处于由蒋授以全权的特使——美国军部的状态,从没有在两国外交部之间定夺的先例。胡适的电文中脱不掉书生气,认为“美外交部所言实甚可感”,甚至还期待宋子文能与“如此真诚”的美外交部“军械出口管理局长”详谈。

      胡适将购机比喻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般的未雨绸缪,而实际上蒋、宋早已部署多时,但他却完全不知情。此事从一开始就是蒋介石交由宋子文办理,所接触的对象是美国军部而并非外交部。按照蒋一贯的逻辑,他没有必要也绝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情报通传外交部。不提供宋方便,反而自作聪明、混淆视听,胡适此举似乎正应了宋子文所说的“不识大体”。

      在蒋介石的外交体系中,正规、非正规外交途径同时展开,多管齐下,为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情报资源。象征正规外交途径的外交部通常与相应结构接洽,而代表非正规外交途径的特使则任务艰巨,负责与包括总统在内的相关高层磋商,后者为主,前者为辅。通常而言,外交部往往只能获得一般情报,但不至于与可靠讯息相左;而如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则须耳听八方,言辞谨慎。遗憾的是,这两大要素,胡适均没有掌握。

      1941年12月,蒋介石分别于13日、14日接到胡适与宋子文发回的电文,仅仅相隔一日,情报出入却极大,当中则另有乾坤。首先,来看看胡适发回的电文:

      密。七十二、七十五、七十九号电均悉。适昨与外交部专家谈,今晨访外长,均谈此二事。外长谓太平洋联合指挥部之重要,彼甚同意,已与总统及陆军部长等屡次商谈,当力促其早日实现。至苏联态度,彼亦极重视,已两次与苏联大使谈。据苏联大使所谈,似有两层可虑:一为远东军力器械实已有一部分调往西线应急;二为苏联西线尚吃紧云。外长云彼正向苏大使陈述一致行动在精神上之重要,并云美国(此处有脱漏)人民恐将误解苏俄态度之虞,外长前夜声明对苏俄完全信任,正是欲为苏预防此类动机云。苏大使今午接见报界,虽痛斥轴心三国,但对此层亦无所表示。彼今日下午将来访适,谈及续报。外部专家数人私告适,谓我方似宜避免军事同盟字样,而侧重联络作战实际互助及不单独讲和等实质,则收效当更易云。又报纸纷传我在粤军事大举攻敌,作香港英军后援,其实况乞随时电示,并乞随时令美各通讯社发表真况,因此间朝野均甚注意。又,外交部专家均谓我军事当局与英当局在渝军事代表似已就近会商与英、美远东军事当局取得联络之方,不必等待整个大联络云。适胡适的这封电文在结构上显得相当拖沓、松散,而其消息的主要来源竟然只有所谓的“外交部专家”和“外长”。外交部专家和外长,实际都属外交部,一来渠道单一、信息官方,再则极有可能和中国外交部一样,对重要情报毫不知情。不少驻外使节都深谙此道,即外使绝不能仅仅只和该国外交部打交道,而要与同驻该国的其他大使保持密切联系。通常从外交部得到的消息,大使们均不会轻率反馈,而要通过第三国大使、武官及相关人员予以证实。贸然回电,后果则不堪设想。然而,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发回的电文中均以“外部”、“外部专家”为主要参考,足见他与其他外使之间基本没有往来,无从侧面证实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战时的外事工作本已步履维艰,胡适的“外使不展开外交”无疑更添一层障碍。

      反观之隔日宋子文发回的电文:

      委座钧鉴:佳、蒸电敬悉。海长已赴檀香山,文与陆长洽商后,陆长决定请总统致电钧座,内容如下:(一)总统认为中、英、荷各国,对日敌急应有整个军事计划,一致动作。(二)总统请钧座即邀英、美、荷,派陆、海军代表,会同中国代表,于本月十八日即星期四以前,在渝举行军事会议,苏联能参加尤佳。(三)美国派空军参谋长勃兰特将军将代表出席,并派马古德辅助之。(四)此会议为临时性质,目的在交换军事消息,研讨共同对日军事计划,由此发端,或可产生永久性之联合军事指挥机关,以资全盘筹划,统一指挥等语。此电经总统修正后,或由马古德转陈钧座,美方并同时授意英、荷参加,请钧座先事准备,俟接正式电后,立即电请英、美、荷派代表来渝开会。(五)附陈各事如下:(甲)陆长代总统表示尊重钧座意见,美今已参战,愿我国以后参加其各种军事会议。(乙)勃兰特将军乘飞行炮垒,已由埃及起行,经蓉转渝,约二、三日到蓉,请密饬蓉机场人员妥为照料。(丙)美最注意用我此次会议钧座遴派之陆、海、空军代表中,请酌派干员数人,与勃兰特同来美国,以备会同文参加华盛顿最高军事会议。(丁)文与陆长谈及苏联参战时,彼谓霍尔正与苏大使商谈,彼又微露苏联对日宣战问题,非如总统前谓日宣战以前,盼中、英、美、苏有整个共同作战计划之言,经向美方提及后,适促成美国请钧座召集在渝会议之决心,以表示正实行苏方之所愿。此外各事,文续与各局商洽,一、二日后对于会议事,或尚有建议。以上所陈,务恳绝对秘密,万勿宣泄。再陆次麦册乃谓苏联不即参战,或恐日敌侵夺海参战之故,并闻。弟子文叩。元戊(十三日)

      宋子文的电文颇具条理,尽管只与包括陆、海军在内的美国军方高层接触,但与胡适单方获取信息的实质则截然不同。由电文可见,宋回馈的消息中有不少有利的情报,例如何时召开军事会议,各国态度等等,都是蒋迫切想知道的,较之胡适的泛泛之词则显得可信。

      而在胡适和宋子文发给蒋的电报中,都提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苏联是否参战,以及是否成立军事同盟。从表面看来,胡、宋二人均是从美方处获悉苏联动向,前者经美外长转述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内容,是否悉数转达尚待查证;后者则与美总统、陆军高层直接对话,究竟谁的消息来源更为可信,此中似可看出端倪。胡在电文中如是汇报,称苏联西线吃紧,无暇顾及远东战场,故而只作精神鼓励,就其详情无法深谈。宋子文在电文中却透露美国仍在和苏方作进一步会谈,而苏联也暗示同意建立军事同盟,甚至美国急于召开军事会议,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给苏联吃“定心丸”。苏联是否参战,胡、宋表达了并不一致的态度,在胡的电报中苏联极尽敷衍之能事,而宋对苏联参战则保持乐观态度。

      如果说探究苏联真实态度,已超过正规外交途径的权限,不便深入,那么关于“军事同盟”的建立,两者意见则截然相悖。仅前后两日,并无特殊大事,美方态度不致如此起伏,其中必有一人情报不实。

      胡适向蒋表示“外部专家”私下告知,中方要尽量避免再谈军事同盟,只提作战实际互助以及不单独讲和。此言一出,等于基本否定了几日前蒋所公开提出的苏、英、美等国建立军事同盟的重大举措。胡将该说法性质定位为“外交专家私人建议”,暗示有相当的可信度。事关紧急,但却并未在宋子文与美总统、陆军高层的谈话中得到证实。相反,在宋的电文中,罗斯福强调各国对日要有整体军事计划,“一致动作”。为证明此事,美国将邀各国派军事代表会同中方,在重庆展开军事会议,并由此会议再遴选中方代表与宋一起参加华盛顿最高军事会议,最终上升成为“永久性之联合军事指挥机关”,可见成立军事同盟不但要提,而且要公开提。实际上,胡适的电报已经犯了情报误导的大忌。

      在这场宋子文与胡适的“明争”当中,蒋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虽总不可避免“隔岸观火”,但已心中有数。早在1940年7月12日,蒋就专门致电宋子文谈及关于其要求蒋撤换胡适一事,直言“借款事不必与胡使相商,请兄径自进行为便”。此时,蒋的主要精力放在美国能否以资助法国的飞机及其他战略物资的标准资助中国之上,并不想因胡适问题而引发中美关系的裂痕,因此蒋委婉暗示宋“此时拟召胡使回国未知有否不便之处”,将此事暂时按下。

      宋子文与胡适在蒋的眼中孰轻孰重,当是最清楚不过的事情。同年9月28日,蒋已获知德、意、日结盟的消息,在明知胡适在美的前提下,仍选择立即通知宋。此消息有利于美国对华进一步协商,并希望其能把握此机会争取美援,即美能于近期内再有一批金融借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供武器、飞机等重要战备物资。11月10日,蒋与美驻华大使商议之后,将“美、英、中三国合作”交由宋与美交涉,却声称不必通知胡。此等外交大事竟然完全避开驻美大使,如此一来,胡适被换已是迟早的事,胜负已成定局。

      1941年12月,宋子文被召回出任外交部长,成为胡适的上司。除情报有误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成为胡适日后被迫离职的诱因。据薛观澜所言,“珍珠港事件”之际,美国务卿赫尔以“不守信义”为由,对日本驻美大使下逐客令,美国记者就此事询问胡,胡则以“不曾听闻”草草作答。此事见报后,宋不满胡如此轻率处理,放过舆论宣传的大好时机,就此对其大加责难,胡竟怒而辞职。蒋事后也听闻此事,只批“勉为其难”,无意慰留。实际上,蒋早有去胡之意,1940年12月,他已在给宋的电文中明言“胡大使在美不得力,故中在预定提出方案以前,召其回国”。然因诸事纠缠,蒋才决定对此事改期再定。直到1941年7月11日,蒋表态赞成撤换胡适,但因“于适之公私两方皆不相宜”,因此稍缓时间再行公布,也为胡适下台留足了面子。

      有学者将宋子文和胡适的这场冲突,定位为外交官员和特使的职能混淆而引发的矛盾,但实际并非如此。宋、胡之间是明争,与其说是前者代表特使赢得胜利,倒不如说是后者的自损。胡甚至不能看做是战时合格的外使,他没有职业外交人员的敏锐,不谙外交操作的深浅,已是恶性循环;发回的情报不具参考价值,国内又因此有意回避提供事实真相,如此种种,难免留下祸根,任人裁撤。

      此外,胡适在任前主张“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这已完全违背蒋战时外交的主旨。而蒋与胡适之间没有“过从甚密”,何以在如此简单的外使替换问题上一再犹豫?宋子文在给宋美龄的信中道出了真谛。当中他毫不讳言罗斯福对他的欣赏,“总统对文友谊,几与家人无异,无话不谈,不拘形迹,称名去姓,亲切可知”。尽管宋、胡的能量没有可比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胡适的留任与能否适合美国的口味不无关联。显赫的留学背景以及在美的社会地位,正是蒋之所以任用胡的关键所在。一旦暴露出弊大于利,则只能惨淡收场。对于胡适而言,真可谓“成亦书生,败亦书生”。当然,这对宋子文却另有一番含义,以胡适为标尺,正可反衬出他在战时对美外交的分量,绝非单纯赢得美国好感的常使可比。

      (三)宋子文与“英美系”

      无论是与孔祥熙的暗斗,还是和胡适的明争,宋子文在外交上都显示了非凡的实力。而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可以在外交上翻云覆雨,却无力应对国内庞杂的人际关系;他可以和美国政府高端谈笑风生,却和国内军政界素无来往。在南京政府内部,如此位高权重的人周围必云集不少门徒,按照物以类聚的逻辑,其中必以英美留学生为主。究竟事实是否如此?所谓的“英美派”与宋氏家族是何关系?外交路上的宋子文是孤军作战,还是众星捧月?种种疑问的解答,也只是蒋介石“战时外交体系”的冰山一角。

      近代中国外交界,常把外交人员分为亲俄(苏)、亲日、亲英美三派。在国人看来,英美留学生都对此两国抱有极大好感,尤其到了抗战时期,英、美皆为盟国,外交战线处处可见其身影,故而将他们统称“英美派”。但凡“派系”,必有一核心人物,其他人等则以他“马首是瞻”。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亲)英美派”首领是宋子文,而顾维钧、罗文干、郭泰祺、颜惠庆等都具备“留学英、美”、“外交”这两大要素。究竟是否存在“英美派”,而宋子文是否身在其中,倒是值得考究。

      除了留学经历以外,宋子文和其他几位外交人士一样,都具有较蒋介石更为丰厚的政治资历。1923年,孙中山就曾在一月内将宋子文从中央银行筹备员提升为该行副行长,几月后又任命其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次年,孙中山又将其与后来的国民党大员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一并指派为整理税务委员会委员。

      而此时的蒋介石才刚刚崭露头角,在经历辞任元帅府行营参谋长之职后,会同苏俄代表马林以及张继、汪精卫、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

      但与顾维钧等人不同的是,“主攻经济学”加上“宋子文”本身,足以产生极大的化学效应。众所周知,蒋自认为精通外交,却最不擅长财政,而宋在这方面则优势明显,这是其他同等资历者所无法企及的。

      正因如此,宋子文参与到了战时外交的大部分具体事务中,与英、美、苏各国皆有接触,为蒋在外交上最倚重者之一。宋本人也曾有过就任外交部长的经历,但他上任后不久就赴美由蒋代外长一职。实际上,不管宋是否在外长任上,都不影响他在外交上的发挥。宋本人不同于顾维钧、颜惠庆等职业外交家,他从未受过任何正规的外交训练,也许是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浸淫,他更乐意于用自己的方式来办外交,体现出强烈的个人特色。这一点也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同。与此同时,他因为掌握中国的财政大权而在美国政界享有极大的威望。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郝恩贝公开赞赏宋是他随时都愿意见到,且保持密切接触与经常会商的人。美财长摩根索则认为当宋不在时,一切都变得不对劲。1943年蒋出席开罗会议,宋却没有随行,因而有人揣测宋已经跌入政治低谷。然而,在不久以后,宋子文在五十岁寿辰之际,竟收到美国务卿赫尔领衔全体国务院高级官员联名发来的贺电,足见宋在美国的人脉关系之深。但在国内,情况则完全不同,有人开始质疑宋子文利用外交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谈及宋子文建立势力,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所谓“英美派”的成员。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长,“仍在美国全权办理外交事”,但在宋未到任期间,则由蒋亲自代任外长一职。以严格的外交程序来看,外长出访通常只作短暂停留,若长期驻外,则有失体统。而宋子文任外长期间几乎不在国内,代理外长竟要蒋亲任。针对宋在外交上极大的自主权,顾维钧颇有微词,他抗议蒋在外交上让宋“放手行动”,对外交部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严重冲击,而这样的看法在职业外交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1938年蒋就致电仍驻留在香港的宋子文请其在日军从广东登陆时可“适当运用英国关系”。仅月余,蒋又再次电王宠惠,称“英使交涉事委托宋子文全权办理”。1939年7月23日,蒋再次通过香港中国农民银行叶琢堂电请宋子文、钱永铭速来重庆,为能使其前往,蒋甚至以如宋不来,国人将以为他有意破坏政府,乃至“有预备助敌附逆之系”的嫌疑,将其上升到“国家存亡,抗战成败”的高度。由此可见,宋子文的外交只对蒋负责,无需借助于职业外交家。他和职业外交家的关系也止步于公事上的接洽,况且无论是宋和职业外交家群体,还是职业外交家之间(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及,而颜惠庆的日记当中竟然全无与同期外交界接触的私人记录)嫌隙已生,除工作外更无交集,比起国民党内成员私交甚笃的派系而言,几乎是一盘散沙、形同陌路。

      排除职业外交家后,紧接着的问题是,财经界的人士有无可能成为宋的嫡系?由于与上海银行界素有渊源,自1928年起,的确有几位财经界人士进入宋子文的视线,其中包括上海商银总理陈光甫、中国银行沪行经理贝淞荪以及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铭)。他们都曾受过宋子文的提携,成为南京政府的财政要员。不过,他们非但没有因此成为宋的幕僚,反而变成蒋介石在与宋关系僵化时欲取其代之的替代品,尤以陈光甫为其中之代表。

      抗战初期,蒋介石亟须美国借款,但又不愿重用宋子文。宋在此事上丝毫不肯让步,而孔祥熙又不愿在此时出头,蒋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派陈光甫前往。陈赴美后,负责谈判借款和换货协定,并以钨砂、桐油、猪鬃等战略物资作为抵付。有可能基于上述原因,1939年、1940年期间,时有人主张设立贸易部,并任陈光甫为部长,但始终未能成事。究其原因,陈光甫与孔祥熙之间亦有矛盾,而把持经济命脉的孔断不会将此肥缺礼让他人,只肯交出“贸易委员会主委”这一闲职。即便进入财政体系,陈的地位也相当尴尬,他只能等到蒋、宋关系恶化或者中断时,才被想起。1947年,蒋进行政府改组,将陈光甫列入“府委”。蒋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取得美国财阀的好感,除此以外,别无他用。此时的蒋似乎已经幡然醒悟,不再考虑以陈光甫代替宋子文了。而关于贝淞荪的描述是,贝实际上是抗战时期黑市汇率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他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国际汇兑问题专家,堪称此方面的权威。介于在美国金融界中良好的信誉,贝淞荪还曾被选为谈判“五亿七千万美元援蒋贷款计划”的代表。与陈光甫相比,贝在银行界的野心远远大于从政,当然他也并不具备替代宋子文的条件。早在宋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时和贝系上司与下属关系,贝只涉及“财”,因此他一切听从深谙“财、政”的宋指挥。尽管陈光甫等人一再涉足美国对华援助,颇有几分类似“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但与宋相比,还是分量不足。

      宋子文又再次发挥了孤军奋战的精神,除了必要的工作接触外,他没有表现出和上述提及的几人建立紧密派系的迹象。不可否认的是,是宋氏家族使他们走到政坛的最前端,也正是如此,使蒋介石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留学英、美籍人士,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更跃升成为金融界的显赫人物。显然,宋子文没有像蒋介石一样建立起一整套的体系,而这些所谓与宋关系“密切”的财界精英,只可能在蒋、宋关系紧张时起到一些作用,不可能完全代替宋的地位。

      此外,宋子文与国内的军政界没有深交,和政治圈子也处于基本脱离的状态。他素来不愿向国内政治界透露外交上的事。宋一办外交,必是单线联系(与蒋),必是国家机密。在其观念当中没有必要向根本不是上下级关系的政界汇报,这在无外交能量的国内官员看来就是宋在独揽外交。由蒋直接监管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总管一切军政事务,是抗战期间国内最高权力机关,极具权威,但宋与其关系却时有交恶。宋任外长期间并不在国内,每逢该会常会,则通常由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负责外交报告,但却丝毫不敢涉及中美外交,引来与会者的不满。宋回国后,理应列席报告,但在曾掌管国民党“钱袋”的张嘉璈印象当中却只有极为潦草的两次。据战时条例,外交部须向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的外交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会”)做例行汇报,并在外委会商议批示后再交由外交部执行。从逻辑上讲,外交部长宋子文有义务向外委会报告,并等待指示,但在蒋的直接“关切”下他完全可以绕过。外委会曾多次向外交部及宋本人提出抗议,但未得结果,宋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国内政界不容宋子文,正如宋不屑于彼一样,话不投机半句多。至抗战后期,宋任行政院长时,再次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竟然要到“被迫出席”的地步,如此一来,以往只以美国的人脉作为政治资本妄图架空蒋介石的传言,实在不足为信。

      那么,宋氏家族成员又是否能与宋子文形成同一派系呢?孔祥熙与宋子文之间本已不和,这使得家族内部也就此分裂,而所剩只有宋美龄。宋美龄身边的确有一批随行官员,他们与宋美龄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又都涉足外交,但即便如此,他们与宋子文结党却不可行。

      这些官员大多也曾留学美国,论及资历、影响均无法与上述几者相提并论,但因得宋美龄赏识,也算成就了他们的“曲线就职”。吴国桢、董显光、黄仁霖都被囊括其中。吴曾做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董显光出身新闻记者,黄仁霖则国民党军界当中极少数留学美国的代表。三人都曾因蒋、宋夫妇的关系,常常出现在各重大外交场合,都负责宣传工作。如吴以翻译起家,后转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董一度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处长,后任中宣部副部长;黄由宋美龄推荐任励志社总干事,曾随蒋出席开罗会议。外事宣传和争取外援,犹如虚实之间,互不干扰,而双方也只需直接与蒋联系,连共事机会都很有限,更无从谈拉拢结成派系。据闻黄仁霖出席开罗会议时,英参谋长问“中国出席陆军、海军、空军会议的代表分别是谁”,黄连答三次“委员长”。

      虽是笑谈,但见经宋美龄提携者,无不为蒋所用,却与宋子文无涉。

      而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宋氏兄妹的关系造成了遐想的空间。宋美龄访美期间,曾有意由其兄宋子文负责她与罗斯福的接洽问题,但就其中一部分,罗斯福执意要经宋美龄直接与蒋商议。因此,宋美龄与罗斯福的首次会晤,宋子文并没有出席。宋美龄原本打算演讲归来后再邀宋加入她与罗斯福的谈话,但因罗的反对及其他原因,最终未能实现。尽管同在美国,宋氏兄妹却接触不多,虽然他们也都直接听命于蒋,但从不互通消息(甚至于宋美龄得知宋子文购买战机的具体计划也是从罗斯福处听闻),在宋美龄排得满满的行程中几乎没有宋子文的参与。

      这一现象又充分说明,家族成员们在外交上的拼杀,甚至演绎为相应支系,然而,与中国古代所说的“妻党”仍有明显的差异。尽管外交参与程度的多少,与宋氏家族成员的实际利益直接挂钩,而他们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共性,比如:他们的外交行径颇具专属性,其“触角”的延伸只能运用在美国,甚至在美国周边的国家都未有如美国一般的成效。但仍然暴露出一个致命的问题:即使是在抗战的紧急状态之下,即使被外界压缩成为弄权的四大家族之一,他们各自所谋求的利益却不尽相同,这使得除蒋以外,其中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成为家族核心。如若宋子文真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家族成员的难度将高过上述任何一种。

      宋子文不会也不屑于拉帮结派,这对蒋介石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除了宋办外交的毁誉参半以外,有消息指出宋子文和美国的密切关系会造成“功高压主”的嫌疑,此外“英美派”也会因此趁势架空蒋。关于对宋子文“逾权”一说早已有之。日本侵华之初,国内政界传出声音,认为宋欲借国联、英、美之助,制止日本对华暴行,而蒋试图得日本的维护,稳定其南京统治,引起一片哗然。20世纪30年代初,宋子文辞职,由孔祥熙接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一职,胡汉民就大胆预测蒋、宋不睦,将使权力冲突更加尖锐化:“蒋宋冲突,本是迟早间事。这几年来,南京的财政外交,都在宋子文掌握之中。但宋子文之权力愈大,遭蒋中正的忌妒愈甚,谋所以去宋之方,也必然愈力”,大加揣测蒋、宋矛盾。宋、蒋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各种问题,有学者将抗战初期的宋子文描绘为“被蒋介石闲置了6年半”。就其个人而言,蒋、宋成长背景不同、教育经历不同,无法达到真正的共识,但“为政者必须考虑到目的与手段的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外交环境之下,蒋在外交上还不能舍弃宋。

      虽然宋子文在外交上能独当一面,却也必须面对弱国求援的现实,难掩孤掌难鸣的悲凉,宋子文的求援道路并非次次顺遂。1942年4月,宋致电给蒋,道出了办理军械贷款的种种无奈,除美军械“产量小求者多”导致僧多粥少以及“美国船艘被沉者日多”,以至于海运日益困难的客观原因外,美国只重视英、俄而忽略中国战场,美国军官轻视中国抗战能力,更有美方反对宋子文者借口宋暗中掌握西南运输公司从中渔利加以中伤,皆令宋苦恼不已,请求蒋派人接各职务,萌生辞退之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意在借中国拖住日本,对华军援毫不得力,宋曾就此事多次禀告蒋。但仰光失陷,新道路迟迟不进行,美空军则拖延时间,“甚至有人提议已拨中国车械未装出,今欲提还”,而国内不知情者极可能以求援不利攻击宋,种种辛酸无人得知。抗战初期,办外交者不免夹居其间,“国内以美国不能充分接济,而美方已谓美国帮忙不少”,甚至有时宋成功借款,但“中国财部与美国财部应商洽之事仍不能上轨道”。

      宋为此事备受挞伐,称“确因离国日久,深虑筹划不能周到,绝非避越位之嫌,遂涉推诿。……大局危矣,尤以财政关乎存亡,不容再瞻顾徘徊,因循度日,亦非空谈理论所能挽此颓波”,颇有些心灰意懒,自尝苦果。

      分身乏术,却又无法全身而退,成为战时宋子文的真实写照。孔祥熙可以担任和宋一样的职位,胡适也可以提供蒋求美援助的信息,但只可作为暂时的补充,不能与宋“本末倒置”;带有杜撰性质的“英美派”却可从另一侧面说明宋子文在外交上的确已达相当境界,否则不可能有派系之说。愈是如此,愈是不可替代。先有宋氏家族的孔祥熙,和宋虽任过一样职务,又先后担负过特使任务,但并未能取代宋的地位;又有驻美大使胡适,在这场正规与非正规外交人员之争中,最后取胜的却是宋子文;再论及所谓的“英美支系”,实际却与宋无甚关联。如此看来,蒋、宋之间存在何等矛盾,又或者蒋是否真心信任宋子文,在战时外交中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原因是蒋不得不用宋子文,无人能取代其地位,这是一般“特使”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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