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外交体系的主要阵容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5 浏览:加载中

  •   从最高层的政府外交决策者到具体执行者,蒋介石在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他需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外交局势,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意味着蒋一方面并没有放弃正规的外交渠道,一方面又在正规渠道基础上开辟新的途径。但尽管如此,多元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仍然是蒋所信赖的特使,和站在特使背后的他本人。

      (一)特使

      蒋介石在战时向外派出了大批特使,其中较著名的有孔祥熙、孙科、宋子文、杨杰、贺耀组、李石曾、蒋百里和颜惠庆等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欧美,往往身负军政要务,通常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头衔出国。例如1937年8月,杨杰率员以“实业考察团”名义赴苏,实际是“负责与苏方谈判军援”的蒋介石“特别代表”;1939年9月,颜惠庆出国的公开任务是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但他同时又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在美开展外交。

      顾名思义,“特使”的职责是完成特殊使命。蒋对“特使”的运用,特别灵活。“特使”们往往另有其他固定的职位,其执行特殊使命的工作,则需根据所交涉对象国家的不同而定。除固定穿梭于盟国之间的孔、宋家族人员以外,“特使”虽人数众多,但一般任期不长。

      蒋的挚友张群曾在抗战前夕,多次以蒋私人代表的身份出访日本。张群在晚年回忆起与蒋这段共事的经历时,将其比喻为“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无论是蒋“希望透过各种公私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还是日后在政府中活跃于其他角色,张群与蒋的相处方式始终保持顺从的状态。

      蒋于1941年12月29日兼任外交部长时曾作过《外交人员的修养》的演讲,其中引用孔子《论语》中的“言忠信,行笃敬”作为规范外交人员操守的座右铭,即“尽忠职守,诚信无妄,既要专一,更要恭敬”。蒋所指的“外交人员”并不只适用于职业外交人员,也是“特使”的基本标准。论及“尽忠职守”,首先就要服从命令与安排,这比起顾维钧所提的外交人员的两点基础需要(熟悉使国的政府官方人士和商界、经济界、新闻界等重要的社会团体、外语和汉语的水平)显得更为重要。

      1934年3月,蒋介石指派时任“中国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以“考察其他国家办军校的情况”为名前往苏联。在苏考察期间,杨杰受到了苏方热情的接待,双方气氛融洽。

      1937年9月,蒋再派杨杰以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出使苏联,这次的目标很明确,即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很快就对“提供中国军事援助”作出决定,与杨杰一行就军援的具体要求进行了两次会谈,其结果令人兴奋,苏联在提供给中国包括飞机、炸弹、枪炮在内的战略物资以外,还允诺派遣技术人员。

      杨杰在苏期间多次受斯大林、莫洛托夫接见。在中苏达成《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又两度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议,其中苏联向中国援助多达一亿美元,杨杰的表现令蒋十分满意。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对话都是借由杨杰来转达,驻苏大使蒋廷黻反而成为蒋传话给杨杰的中转站。次年,在中苏关系上“重于千钧”的杨杰取代蒋廷黻成为新任驻苏大使。

      杨上任以后,蒋与苏联的联系更加密切。包括“九国会议”即将召开,加之德国在中日和谈上频繁动作在内,蒋都在第一时间电告杨杰以询苏方意见,如“一)苏联被邀请是否参加;(二)如参加,对于将来调解方案有何意见;(三)中苏关系日密,利害相共,苏联对我国在会议中究取何态度;(四)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盼坦白相告;(五)外蒙问题会议时,必为日本攻击及辩护之借口,应如何共同考虑应付。……倭、德对俄不久必有特殊举动,未知俄大使回俄后,其政府有否新政策之决定?……”杨杰在任驻苏大使期间,经常向蒋汇报苏联情势,而这些情报消息来源可靠,切中要害,非一般外交人员可比。1939年9月10日,杨杰发回综合性的电报,该报告首先分析了苏联与德国和日本的关系。杨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由新商约所促进而订立,其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因战期延长,德国受海陆之封锁要求苏予物资之帮助。“各方探询均未发现有进一步再谋政治上军事上合作之象征”,而苏联的国防由于“七分在欧,三分在亚”的地缘关系,“若东西两国均有战事则自顾不易,为应付自如起见,故向日谋妥协”,但苏曾向日本两次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均未实现。据杨杰发回的情报显示,苏德间既有了解,保障且已拆散,以苏当日蒙伪边境予日打击之事件及对渔业与库页岛问题之强硬态度观之,正可见苏日关系恶化,而法西斯战线对日则日趋积极。杨杰认为日本在华犹如泥足深陷,外交孤立而政治混乱彷徨,已是弱点毕露,“即使向苏提出不侵犯妥协,恐苏亦无诚意考虑”,上述讯息对中国战局意义匪浅。

      与此同时,杨杰还根据苏联所获情报洞察英、美动向,如英国表态宣战重心却在欧洲,至于远东方面只要日本尊重其利益,不无与日妥协的可能。情报也指出,英国将撤回远东军队。杨杰还从英驻俄武官处得知来自日本武官的一手消息,即东京方面训令英、日须重敦旧好,故为此则英、日实有接近之可虑。又如美国召集国会改订“中立法”并拟扩大总统职权,统制私人商业,其目的正是在于对日,因此美与英、法商订,在英国领导自治领之各国均对德宣战,惟使加拿大中立,以便由加拿大向美订购军火转送英、法,但美国本身似乎没有积极参战的决心,“对远东方面恐无积极之行动”。其精确度和预见性,以“驻苏特使”的身份确属不易。

      在此基础上,杨杰又提出了极具见地的三点分析:“第一,似宜加强苏联与英法之亲恳,使日孤立;第二,谨防英日之妥协,派遣高级军事代表赴英法,随时商洽远东局部之合作及谋西南运输线之保持;第三,加重中美间之亲善与经济合作。”深得蒋赏识。为此,蒋特电杨杰,“苏德不侵犯条约既签字,此时为中苏外交与军事之重要关头”,请其“此时暂驻莫斯科以便随时接洽,不必急遽回国,待时局明朗,苏俄政策决定后再定回国日期”,可见对“特使”杨杰的重视。

      蒋又在1939年前后派杨杰前往法国,秘密商谈军事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诸多事宜,很快就有英、法密助的借用贷款“商订圆满”。

      作为蒋派往苏联的特别代表,杨杰在外交上的成功被认为是“打破了一直支配世界的‘弱国无外交’的理论,为弱国外交活动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不可否认,除宋子文以外,杨杰是“特使”中能争取到大量援助少有的一位,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很长时期。由于杨杰的上述活动完全回避驻法使馆,引起了时任驻法大使顾维钧的怀疑,发现杨杰在法所设立的“中法贸易公司”并未告知国内政府,而涉及贷款以及“中法军事合作协议”都因存在重大漏洞而无法执行。此事经蒋特派程天固进行专门而详细的调查后得到证实,杨杰迅速被召回国,“特使”的风光亦不复存在。

      孙科在抗战期间曾三次访苏,受到苏方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孙科的几次出访成效显著,他驳斥了中国将与日本和谈的舆论,大力宣扬中国将出兵对日作战。孙在访苏过程中始终保持联苏的积极态度,不仅为中国抗战赢得苏联高达2亿以上的巨额贷款,还与苏签订了《通商条约》与《航空协定》。从任用孙科开始,蒋已清楚地意识到另一个问题,身居国民党高位的孙科和其他特使不同,在对苏外交的活动中他绝不只是贯彻蒋的意志。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成功的孙科,对蒋而言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在不断增高他个人形象的同时也提高国民党的海外声誉,但这也使得孙科的个人色彩越来越浓,他发表大量联苏言论,高调摆出亲苏姿态。当时的蒋的确需要孙科这样能博得苏联好感的“特使”,但孙科的亲苏言论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又令蒋难以控制。

      孙科初到苏联仅三周后就受斯大林接见,他在给蒋的报告中提到“若苏独自出兵,恐将促成日本上下团结,促德、意更积极助日,分裂国际对我同情,引起苏助我赤化误会,反于中国抗战甚为不利”,言辞中替苏联拒绝对日作战开脱,已然不符政府官方的外交意图。

      1939年5月7日,蒋致电远在莫斯科,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要其对“李维诺夫外长辞职后,外传其俄对华对日外交方针已变更”一事详查。此时孙科再次赴苏已有一段时间,但还未能与斯大林见面。蒋认为此延宕必有原因,因此更加急于了解,孙科是其重要渠道。但至5月25日,孙科回电称“连日密局向外交团探听,查英法美使馆均毫无所闻,巴黎伦敦各大报十四日以来亦未见登载任何消息,或因法访员偶向外部探问”,又将责任推到他人身上,称“情报司长系新手致张皇报告有此误会,因恐宣传于外对英苏交涉或受影响暂将停顿,似无他意,对我态度,应无改变”,说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情报。而关于英苏会谈,“英俄合作可望成功,远东大局当亦受益”美对远东战场表现冷淡颇有出入。

      选择孙科作为对苏外交的具体执行者,高调的亲苏言论和深厚的政府背景的确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孙科的父亲孙中山在苏联受到普遍欢迎,孙也再三强调其父“联俄”政策的重要性,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的亲苏派”和中国政治舞台上支持中苏友好的“一股有力的势力”。为了推进苏联援华政策,蒋再三权衡利弊起用了孙科,目的显然是借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毕竟孙科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而他的外交任务也只能以公开访问为主。客观来讲,党内高层做“特使”,转圜余地小而关注程度高,除了官方谈话和对外宣传以外,不可能真正得到秘密消息,并非“特使”的理想人选。而抗战后期,随着对美外交重心的确立,加之苏联又停止对华军事援助,主张“实现与苏精诚合作”的孙科的作用就明显下滑,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浓郁亲美色彩的宋子文和蒋的儿子蒋经国。

      特使们虽然在权限上时常可以逾越外交部或驻外使馆,但他们的任务只是短期的,不可能像后者一般长驻国外,特使的使命随着任务的完成而终结。他们需要通过非正规外交途径得到情报,如果没有相应的有效信息回馈政府,那么特使只能是“使”而不“特”了,孙科即是其中一位。早期向往民主制度的孙科,在1931年还曾经指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除了投苏所好为一时情势所需以外,他在情报搜集上也并未有特殊功绩,而意识太过主动又不能完全为蒋所信任,注定这位被蒋溢美为“功在国家、声驰寰宇”的亲苏派必然为其他更具优势的人选代替。蒋常常告诫外交人员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而杨杰理应是蒋理想中办外交的最佳对象。但即使再出色的特使,好大喜功必然会丧失蒋的信任,既然谈不上信任,自然就无法继续担当重任。

      孙科和杨杰,尤其是后者的作用,几乎一度和之后宋氏家族的特使职能、作用等同。他们曾或多或少因为政治的可靠性赢得蒋的信任,在对外交涉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杨杰的命运更加证明大多数特使必须手持“蒋介石信任”的令牌方能“开辟”出和职业外交家不同路线的一片天地,因此特使们不得不谨慎行事,如履薄冰,才能稳固地位。只要失去政治可靠度或者不再被蒋所信任,特使们将终结和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政治生命。在外交上,特使们大多都是极端:或备受重用,或毫无任何转圜地被抛弃,绝少有中间地带。

      (二)蒋介石的亲自参与

      从早年创办《军声》杂志发表国际评论性质的文章,到1927年第一次下野后赴日本寻求支持开始,蒋介石就与外交结下不解之缘。不可否认,蒋本人的确对外交抱有极大的热情,在战前就有迹可寻。对外交的重视,历来是国民党的传统,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同盟,而后又与德国保持着频繁的互动。蒋介石经盟兄张静江的僚属朱家骅介绍,认识了来自德国称之为坦克专家的鲍尔。1927年底,刚刚复职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及国民党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即聘鲍尔为“私人”顾问。鲍氏由此开创了自此之后来华的德国顾问团与中国政府长达10年的合作时期。1928年前后,便有三个中国“官方代表团”跟随鲍尔前往德国考察。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从上海登轮前往日本访问。10月23日蒋介石抵达东京后,相继与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首相田中义一会晤。鉴于日本反对中国“赤化”,对共产党的发展“断难袖手旁观”的认识,蒋与田中等人很快达成反共共识。但因日本有意阻挠其继续北伐,而被蒋认为访日结果“可于此决其为失败”。

      同年,南京政府以广州共产党组织暴动为借口,对外声称共产党与苏联极有关系,孤注一掷单方面宣布与苏绝交。12月13日,蒋在上海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宣称“此次广东共产党作乱与外交极有关系,我们不得不重订外交的方针,……一定要对俄绝交”,对苏采取强硬措施。1928年4月,日本军队借北伐军进入济南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制造“济南惨案”。刚刚复职的蒋介石举荐他的盟兄黄郛出任外交部长,主张“无用兵之必要”,执行蒋“在尽量和谈的基础上有所保留地接受日方条件”的外交策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提交国联以及签约非战公约诸国,于是接受顾维钧的建议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请,以便“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同情,并且,或者能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

      1932年1月11日,蒋在奉化故里武岭学校纪念周时作《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演讲,强调民族具有独立基础、独立精神者,在政治上必有独立之方针,对外交亦必有独立之政策,而如何来确定政治方针与外交政策,则完全依本国利害以本国之环境与立场作决定,绝不受任何外力影响,亦不受任何影响所变迁,方可保持独立国家之地位。秉持此原则,蒋将外交化为战争,阐述外交政策须“有以进攻为有利者,当毅然进攻;有以退守为有利者,当毅然退守;有以战争为有利者,当决然战争;有以和平为有利者,当决然和平,无所顾忌”,切勿处于无底线的“应进不进,应退不退,应战不战,应和不和”以及“应进而反退,应退而反进,应战而反和,不应战而反战。”视“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外交重于政略,政略重于军略”,充分说明“外交必须适应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不割地、不丧权”的原则,成为蒋介石战前外交的基本宗旨。

      蒋介石并不像以往的政府首脑,将外交完全交由外交部处理,而是亲身参与了政府外交事务的具体操作,涵盖决策、主导、参与的全过程。每遇重大外交事件,蒋更是要亲自走到外交的第一线,拍板决断。1937年2月19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促进救国大计案”主张推行“积极外交”政策,决定一改过去外交被动的旧习,称“五全大会以来,以我政府对外交态度之强劲,敌谋遂未得逞,此民族复兴之象也。今敌扰于内,而务于外,斯进取之时近矣。……我国外交,今后应采取积极方针,以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占之土地,则国际形势可因之转变。昔之土耳其,今之德意志,不费一卒一矢,收回国权,其明证也”,为战时外交赋予了更为明确的使命。

      7月21日,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提请英美两国从中努力帮助东亚秩序转为和缓。英国首相艾登在接到许电报后,立即在下院表示在此时刻不宜再提英日亲善关系,并在接见日驻英大使吉田时,向日提出忠告:只要其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利益不受日侵占,此时的英国则尽量避免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尽管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但日本更不应忽视中国的忍耐限度。

      7月25日,蒋再次接见美国大使詹森,称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发起国,在国际法与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美国务卿赫尔在8月12日发表的一份声明里只轻描淡写地谈到日本希望遵守国际条约,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强调美国所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却并未有任何制止措施。

      7月26日,蒋再接见德国、法国驻华大使。法国大使齐雅只以14、15世纪的英国欲征服法国而未成功来“安慰”中国,日本下场也不过如此。各国虽表示反对日本侵略,但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愿得罪日本,当然更说不上有任何实质性的制止行动。

      与此同时,蒋也十分注重外媒的宣传效应,并视其为外交手段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就已数次接见包括当时极有影响的美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记者。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身份在南京接见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中国此次抗战,不仅攸关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为九国公约之联盟伸张正义。因此九国公约签字联合会员国,均应遵守其义务,对于中国之奋斗予援助。尤其美国为华盛顿会议之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悉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既表明中国抗战决心,又申明国际援助之重要性,不失为柔中带刚的表态。

      同日,日本侵占保定。因此有记者问:“中国战争要多少时间?”蒋答复:“中国此次抗战,没有时限。中国已不能允许日本军队之以压力加诸中国,故战争之久暂,全视日本及列强之态度。”蒋同时又称:“目前国际的形势,就是依照我们这个抗战的理想一天一天的演进,……日本,最近因为看到中国抗战力量如此强大,他并吞整个中国的野心,已经不能实现,而独霸远东的企图如‘建立东亚新秩序’之说,亦已遭受各国坚强的反对而不能成功,所以他不得不重新退回到从前他所想的瓜分中国的旧路上来了。”决心与坚信日本必败的信念。战后证实,并非蒋介石的虚妄之词,而是源于准确的判断和预见。

      12月26日,蒋对外国记者再次发表谈话,重申“自力图存与争取外援”,树立中国自强形象以争取国际支持,称“中国目前军事虽失利,新中国兴起当不在远。中国人民将来必加紧奋斗,务求达到此目的。中国军队在此两个月内,可以完全整编,增强战斗力,作战计划亦必大改变。将继续抗战,于我必有利”,以期重塑中国抗战形象。但他也很清楚表明图存与求援的关系,“中国之图存,只能赖自身之力量,但在此困难时期,不得不借助于外,故中国可接受外来之助,但其根本原则,在不破坏其国家生存”。

      1938年6月,蒋介石以《抗战救国纲领》对战时外交方针确定为:“对美英应有积极信赖之方案提出”,“对俄应与之联络”,确立了“西联英美、北接苏联”的战时外交战略。

      1939年8月26日,蒋还请驻德的谭伯羽转达尚未离德的蒋纬国“仍可往德暂观形势为宜,以后对德外交应积极运用”。

      而蒋对外交手段的运用也更趋于娴熟。1941年1月,蒋出于巩固中国战略地位考虑,决定亲自出访印度,调停英、印矛盾,促使印度加入盟国作战,加强中印合作,保障中国的国际运输线。

      1941年12月23日,蒋亲自主持由他率先提议并迅速得到英、美响应的中、英、美三国重庆国际军事会议,初步达成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

      在1932—1945年的这段时间里,蒋甚至还曾绕过外交部和中国驻苏使馆等正规渠道,由孔祥熙担任翻译,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进行秘密谈判。

      为大力推动英、美外交,蒋介石调动了他所掌握的雄厚政治、外交资源,由大量非职业外交人员(包括他所信赖的亲属、幕僚、下属在内的特使)、职业外交人员组成的多元外交体系来运作、实施。

      从非正式到正式受理外交事务,蒋除了扮演位高权重的“大家长”以外,还事必躬亲地体验了各种角色。蒋复杂而又多重的身份也造成了中国战时外交的非常态发展,且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具有鲜明“首脑外交”特点的蒋氏“亲身外交”,只是战时外交目标实现手段中的一个方面,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蒋介石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情势下的中国政府,应注意两点:“其一,应以完成‘国家中心之基础工作’为绝对的、坚决的共同信条,不应斤斤计较于一时利害之冲突,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其二,国际关系瞬息万变、机微莫测,每一事变发生,均有当机立断,迅赴事机之必要。”所谓“非常时期之外交,绝非普通国家所用之经常手续可资应付”,反观欧洲战后各国在革命过程中内外两面所发生的困难与阻力,大都与中国最近十年间之政象相同,因此蒋坚信只要全国上下有坚决的共同信仰,负责当局有立断的应对机能,一定能“转危为安,国基大定”,不啻是为他“亲身参与”的最好注脚。

      (三)海外顾问

      除了国内特使之外,蒋身边还活跃着大批来自海外的顾问。这些海外顾问来自不同的国家,大致分为个人与团体两种类型。前者以美国顾问最具代表性,后者则以军事代表团居多。比如德国、苏联、美国都先后在抗战期间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华协助中国军队作战,并作为政府幕僚性质的军事参谋。在本国政府的委派下,海外顾问还须听命于中国政府,多数时候还要充当蒋与各国首脑沟通意见的桥梁。必要时,某些顾问依照本国的利益对中国的政务进行监督,堪称双重身份的特使。

      1.美国顾问

      “联美”外交方针确立之后,围绕在蒋周围的海外顾问始终没有断过,比如不停穿梭在中美之间的拉铁摩尔、居里、威尔基,都为蒋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信息。美国向蒋的政府不断派遣各种身份的顾问,如后来的史迪威、赫尔利、马歇尔等人,并美其名曰“应该给予中国以循国家发展途径的机会”。

      1944年,因“史迪威事件”而接替史的魏德迈初上任,见到了美国在重庆的各位高官,借魏德迈之笔,大体可看到在抗战时期美国与蒋关系密切的人物关系图谱:

      当我于一九四四年秋,抵达中国战区时,赫尔利少将身居总统特别代表地位,已经在重庆住了好几个月。他是罗斯福总统所倚重的一位排解纠纷的能手。

      赫尔利是个热情澎湃而多彩多姿的人,有时虽嫌不够机警,但他获有罗斯福总统充分信任之有利条件。他发现蒋委员长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之间关系之恶化,实令人惋惜;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对抗日本,赫尔利努力谋求调解,以期中国共产党军队与中国国军能并肩抗日。

      ……

      陆军部长史汀生为协助史迪威处理中国战区内的复杂事务,特地请赫尔国务卿派调四位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家,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美国司令的政治顾问,赫尔国务卿对于此一失去常规的安排,本非其所愿;然而当时美国总统时常干预国务卿的职责,几乎是总统兼任国务卿。在我奉令接替史迪威时,上述四位政治顾问为,戴维斯、谢伟世、卢登与伊默生。其中除了伊默生之外,其余三人都是中国通,他们与中国政府高级文武官员都很熟悉,都曾受过华语训练。戴维斯在中国服务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语。伊默生是对日语及日本问题精通的外交官。

      从总统特别代表到陆军部长,到国务卿,再到职业外交家,美国对华外交可谓是“多管齐下”,而其作用究竟是并驾齐驱还是有轻重之分?众所周知,宋子文在蒋政权中与美国打交道甚为频繁且地位极高,以他作为参照,便可做出大致区分。蒋与美国联系的渠道很多,但每逢大事,多是经宋子文呈送罗斯福,一般不会通过驻美使馆向上呈送。与此同时,美国军部是另一个对华军事援助的重要机构,受史迪威等将领的影响,军方并不想过于轻易提供援华物资,时常以此作为对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与宋子文频频向罗斯福要求的军事援助渠道截然不同。军方对此多有抱怨,抱怨的理由也不能明言是不提供援华物资,因此他们使用的理由通常是“宋子文不按常规外交程序办事”。国务卿赫尔先是训令驻华大使高思向中国方面说明依照外交程序,另一方面又由美方“推荐”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转告蒋:“不得不冒昧言之,凡致阁员之函电,经由宋子文先生转达,已引起不满,并有妨于正道也。”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方面送呈总统的渠道,也多由海军参赞麦区或美国军事代表团马格鲁送呈,并非通过驻华使馆等正规外交途径。

      如前所述,宋子文和军部的争端远远不止于按不按照外交程序,主要原因还在于只要中国的要求或抗议能顺利转到罗斯福手中,通常都有利于中国,一则训令军部尽量给予方便,一则透过对华友好人士予以协调。这使军部苦苦纠缠的慎处对华军援随时泡汤,而其本身之威信更受到了挑战。之后奉命使华的居里对此深有同感,但他认为中美关系有所冲突,一半来自于宋子文与军部之间的摩擦。

      居里曾是白宫主要经济助理,亦担任过罗斯福的顾问,1941年后两度使华。他第一次使华目的被传出是调查国共两党问题,此消息竟引起蒋要专门致电宋子文要求罗斯福为此辟谣,蒋因之对居里的到来存有戒心。1941年2月7日,两广外交特派员甘介候在香港晤见居里及同行斯特波兰,当斯特波兰预备向蒋提出“一)中国之政治不能限于上层,宜深入下层民众,而树立民主之基础。(二)中国应保持抗战之一致,而避免与共产党发生冲突”的见解时,甘当即表示此种见解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并称在共产党未完全铲除以前,无法树立民主之基础,“至于抗战之一致,在于共产党军队之服从命令,若一面共产党不服从命令,一面中央以欲避免冲突而采取放任态度,则结果适为破坏抗战之一致”。

      但甘的暗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居里与蒋介石见面却仍是主要涉及国共问题。居里曾在和蒋的谈话中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社会党进行类比,认为“无甚差别”,并肯定了中共对农民、妇女以及日本的态度。随后他以代为传达罗斯福口信为名,告诫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并希望蒋将国共之间的距离由“二与八之比,殊少融合之望”调整为“四与六比,则接近易”,此论调和蒋一贯的反共立场可说水火不容、背道而驰。

      即便甘介候表明政府立场,居里却还把国共两党相处之道比拟中美,乃至日美关系,“此二国(注:中、美)共同之点甚多,可以心神印证,谈笑无猜。而日美间距离之遥远,则非可同日语矣”,从居里口中说出更像是“望梅止渴”;而居里所强调的中、美、英同一战线,称“我人深信,中国必获得最后胜利,并深信中国与英、美为一共同目标而作战,他日战胜侵略国家,我等将同沾其利益”,这在蒋听来似是一种威胁。2月14日,居里又同周恩来有过晤谈,并把中共的四点要求转达给蒋,此时的蒋已经对其心生芥蒂。

      是年底,擅长经济的居里向蒋建议整顿税制,同时要蒋下令兵役不搞特殊化,譬如政府绝不能任富家子弟独成例外,按照平等牺牲之原则,则有力出钱者自应出钱,将其作为对富绅征税的基础。如此一来必然引起国内上层不满以至政基松动,当然不可能得到蒋的赞同。但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次年2月23日,蒋再次接见居里,希望美国能担保地税贷款给中国政府,居里一口拒绝。借口诸多,譬如如果美国如愿作此借款,必先向国会提出新法案,而此项新法案的通过,几乎没有多大希望;又如,如果向进出口银行磋商此项贷款,则美国银行借款条件之一就是为所借之款必用于美国境内,这又使得此项地税借款难适用,再三推诿。居里非但不赞成蒋的提议,还反咬一口,怀疑蒋抗战的目的,公然质问倘若中国战事延长,经济状况日增恶劣,“未识是否有一部分表示不满而主张对日妥协者?倘然则主张妥协者为何部分人?中国将接受个别之和平,俾日军得南下乎?盖本人来渝之后,常闻传言,某某等秘密对日进行和议,故愿率直奉询,以祛此疑虑”。虽然该言论立即遭到蒋的反驳,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对中共保持同情的居里和蒋政见分歧极大。蒋因此对居里把关甚严,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因为此事而和居里撕破脸皮。居里毕竟是罗斯福所派的代表,在美国援助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况且居里还向蒋许诺过“美国供给中国军备,可称绝无问题。盖美国之援华,不独为感情关系,实亦为自己之利益计,即此点已可谓为最坚实之保证。中国之战争亦即为美国之战争”,所以与居里的关系还必须继续维持。

      1941年4月9日,罗斯福致电对中国之团结御侮、改革行政以及经济计划感到振奋并表示正尽力援助。居里于当月回国后在美国新闻编辑协会发表了在华观感,称自己很多时间都是和蒋一起度过,还曾受邀与蒋氏夫妇共度周末“留下了特别愉快的记忆”,而对乍到中国时所表示的政治、经济严重之情形也有所改观。居里所关注的国共问题,在他看来,“紧张形势已相当减低了,不再会有严重的冲突”,他甚至对此显得相当乐观,比如国共两党都派有代表参加委员会,欲处理国共关系的全盘问题;尽管美国还不能判断日苏条约的后果究竟如何,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保持着统一阵线”。

      以居里抵华两月前后作对比,经济情形也同样得到了很大改善,他认为两月前中国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沿海城市被占以后,政府失去了许多税源,于是不能不寄望于印钞,而两月后“已采取矫正这种现象的步骤”。例如,美国对其财政也已进行援助,田赋亦由地方政府集中,由中央政府征收,这一种赋税的集中,数量很可观。居里甚至有些过高地估计了形势的发展,认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困难,且如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地主集有资金甚多,此项赋税可以补救通货避趋膨胀所造成的流弊,而与我们美国‘负担平均’及‘有力者多纳赋税’的原则相接近。这可以提高全国民气而祛除人民的不满情绪”。但是居里乐于看到的中国发展,尤其是国共问题,和蒋所认定的格局相去甚远。

      1942年7月4日,罗斯福告知蒋介石居里将再次使华的消息,电文中声明居里的重要性,称其为罗斯福信赖颇深且授以全权之人,“随时咨询,凡有关于中美关系之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各问题”,并希望能通过居里再次使华以“作忠实与正确之沟通”。美国对居里和蒋相处得不顺利并非毫不知情,且明知居里和宋子文也有矛盾,却执意派其前往,不乏对蒋政权施压之可能。

      7月22日,蒋介石与居里有过一次长谈。蒋抱怨美国军方居高临下,好发号施令,“日久不改,则恐我军官亦将不免发生反感”,令其不满。相反,当居里特别问到蒋对于他国顾问的印象时,他却表示对德国顾问中如法根索孙(注:法肯豪森)等“至足满意”,和美军不同,“彼左右唯留一、二人,其余人员皆分驻于中国各部队中。彼对中国军官颇多赞许”,与中国军官关系良好,与蒋更是关系匪浅,甚至苏联顾问似乎也比美国更好,“虽有一时期中苏关系并不甚佳,然予与其在华顾问之关系仍佳,并十分合作。彼等甚皆详确批评,并坦白指出亟应改善之事实。彼等对我空军指摘甚多,惟指摘之时,辄能提供证据。中国军官甚能敬事之”。此外,蒋又向居里求证所闻“美国曾允诺送来四发动机之飞机,后却因中途撤销其诺言”一事,抗议“予对美向不作无理之需”,中美邦交渐生隔膜,矛头则直指居里。蒋无疑向其传达这样一个事实:中美是互动的战略关系,不允许存在不平等的主仆待遇,而中国也并不是除美国以外别无依靠。

      由此可见,居里和蒋之间始终存在隔阂,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居里同情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战期间还继续反共意见很大。而蒋认为居里根本不懂中国形势,和不少在华外国人一样形成了固有的对华观念,如“于二十年前辄视中国为一半殖民地之国家,视中国军队为腐旧而毫无实力之部队”等,指责居里视中国复杂局势不顾,单方面取信于中共,明显不满。

      其二,则是“史迪威事件”。蒋因“史迪威事件”已不胜其烦,居里还在其中扯进了宋子文,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居里将事件责任几乎全盘推给宋子文,称他在“史迪威事件”中刻意隐瞒消息,使罗斯福和蒋之间联系多有阻滞。例如居里在1942年7月25日和蒋的谈话中提及,宋子文未将罗斯福的电文转交给蒋,更严重的是,居里认为宋子文在该事件中严重渎职,令史迪威拒绝向美国方面转达中国对要求派遣美军赴印及提供飞机等要求。

      居里由此数落出宋子文的罪状:史迪威曾在五月接到宋子文电报,“称彼颇受华盛顿方面之重视,凡其建议皆可得当局之首肯”,认为宋子文嫁祸史迪威,“不能获得美国器材之责任完全加诸其身”,并称“宋部长此种诿卸责任之外交手腕,实为史将军所不择”;宋子文曾在复洽内容中称,五月一日以后运华的租借器材皆送交史迪威,在印度负责运输的魏勒将军即将五月一日后收到之器材与以前在印者分两地保存。史奉命可自由决定此项在印器材运华何地及何时运华,然而宋始终未将此项器材分拨英、美使用,“但因此而引起对彼之误会已多”。

      蒋曾向居里投诉史接受中、美双重使命容易混淆,居里却闪烁其词,将其归为“战略问题”,辩称“中国军队将在英国领土内作战,中国方面不愿受英军指挥而愿归美人统率,此史将军之所以为钧座参谋长也”,并认为“此种在英国领土内作战之中国军队应归美人指挥之需要,今尚存在,盖恢复缅甸军事发动之时,仍需史将军任此职务”,甚至狡辩称,倘若“此战事系在中国领土之内,根本即无美人为参谋长之需要”,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随后居里又以“取消史迪威的双重任务”、“如对史不满,可召之回国”、“由史拟定一作战计划”三种计划要蒋选择。而居里所谓的“召回史迪威”也只不过是逞强而已,因为在不久之后他又对蒋说,若召回史迪威则将有“四不利”,例如延误战略攻势,影响中美邦交,再觅人员又难保不出现和史迪威相似的问题,再加之“有人”从中作梗,缺少史而单凭电报交换意见则难以商议。由此可见,当天给蒋的三种选择不过是对蒋的威胁之词而已。前两种并不现实,蒋唯有继续让史迪威保持原位不动。尽管之后蒋和居里又就史迪威问题有过数次长谈,但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居里来华对蒋而言,贡献甚微。1942年9月18日,宋子文曾在居里回国后致电蒋汇报情况。宋认为居里在华期间并未能彻底解决蒋、史之间的“误会”,而其返美后,本来在军援问题上就困难重重的军部“除对空运稍有进步外,关于恢复缅甸及五百架战斗机计划,亦未能使之切实接受”,而罗斯福将注意力转移至欧洲战场,不愿敦促,“在此根本观念不能转变前,难有显著之进展”。宋子文坦言“自缅甸失陷,美方接济日形困难及竭蹶”,战时中美关系几乎跌至谷底,当中虽然有很多因素,但与居里却也不无干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顾问都像居里或史迪威般强势,也有“温和”派,如蒋的私人顾问拉铁摩尔。他的身份显得十分微妙,可以算作“中国通”的拉氏始终是美国派来的,因此他还必须向美方汇报蒋的一举一动。1941年12月,拉铁摩尔告知居里滇缅战场失意,称蒋当时相当反感,随即决定召回中国在缅全体人员,“后因香港之失陷,显示英方无有准备,更为失望”。同时又表示蒋以“民主国家真诚合作”为前提命令空军志愿队增援缅甸,在陈纳德“以为英国属地其地上对空设备,全不适用,而各地之简陋警报组织,亦感不足,是以夜袭甚易,且属无法防御”的借口推脱时,蒋仍令“往缅助战,决不以此为意也”。拉铁摩尔树立的“以德报怨”、“不惜代价协助盟军”的蒋介石和居里认为的“无度索要援助”且“不听美国话”的蒋介石判若两人,拉氏显然更对蒋的胃口。

      次年1月12日,因其推荐拉氏为自己的政治顾问,蒋向罗斯福致电表示诚挚的谢意。这不单单是官方性质的赞赏,蒋认为拉铁摩尔“完全满足我等之期望”,且又精通中国语言及历史地理,学识渊博,更将其不吝赞扬为“运筹决策、影响全球后世之顾问”,“对中国现代政情亦有深切之了解。凡其有所言行,皆表现其正直无私,故其任何建议,无不基于竭力协助中国之真诚”,并特别强调相较其他美国驻华官员,“中对之从无纤介之疑虑”。蒋对拉氏的褒奖不无道理,因为这位接替居里的美国人除了能把蒋的意图直达罗斯福外,更主张“美国采取比较强硬的亚洲政策”,“希望禁止向日本运送废铁和供应日本军事工业所需的其他物资”,在明知欧洲是罗斯福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地位时,仍“全力以赴地争取美国支持中国”。在蒋看来,能设身处地为中国考虑,实属难能可贵。蒋对美国顾问向来颇有微词,如此高度评价,极少出现,足见拉铁摩尔在蒋心目中的地位。

      拉氏和居里在华所处的位置不同,作为蒋的私人顾问,既要注意不越居里及驻华使馆权限,又要保障中美双方利益,如此身份使他显得更加如履薄冰。而同为美国驻华官员,其职权之混乱,也令拉铁摩尔分外困扰,尤其对当时还在华的居里。美国在华设有各种有关战争之专门部会且发展甚速,但彼此之间指挥工作与联络却尚未达到完满圆活之境地,“其间多有职责冲突、工作重复者,间亦有某某事项其职责未经明确规定者”,尽管拉铁摩尔常与之磋商,但实际能协商协助其事件解决者,却只有居里。而在中国国内类似情况也时有发生,拉铁摩尔于1942年5月3日向蒋汇报,在美工作时也强调“已用极度之审慎,以防侵占宋子文博士、胡适博士或熊式辉将军之任务,或使彼等工作发生困难也”。既要躲开同为美使的既定区域,又要不与中国国内特使任务重合,处处都得小心。拉铁摩尔比起居里的确更让蒋信任,但其权限涉及敏感地带实在太多。

      1942年12月28日,拉铁摩尔曾电告蒋有意促成他与罗斯福会晤,但此时拉氏已经回国分身乏术而最终未能如愿,这更使蒋对美国顾问产生“鸡肋”之感。蒋很清楚,美国顾问与他并非个人问题,而其顾问“固应由美国政府决定之”。美国顾问所服务的仍是美国,不是国民政府,也不是蒋。诚如居里坦言,“我们的援华,第一是为了目下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自己的安全。……我们有援助的力量,中国又迫切需要这种援助,为了上述的种种理由,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个援华的机会”,中美关系在美国看来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对于顾问而言,真正的“主人”是“美国”,永远不会和蒋的亲信们画上等号;而对于蒋而言,美国顾问只需有效传达蒋的意图,而至于其他方面,则根本不在其掌控范围之内。

      2.德国、苏联等军事顾问团

      除外交之外,蒋介石相当重视军事,并努力将两者融合,令南京政府在抗战期间不乏国外军事装备、专家和教官的帮助。据顾维钧回忆,在此帮助之下,国民政府在军事建设尤其空军方面已获成效,而“在其他军种中也有外国顾问和技术人员”。事实上,德、苏都曾提供中国包括战略物资、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国民不得到外国政府或其部队担任军事顾问,也不得到军事学校担任教官。因此,中国政府与愿赴华担任顾问之个别德国退伍军人,只以秘密方式签有为期两年的私人合同。1932年,即德国顾问赴华已有五年,情况有所改观。时为“训练总监部中校译述第四期学生”魏汉乔,曾撰有《关于改进德籍军事顾问训练部队方法》一文写道:“数十名之顾问所训练之军队,除军校不计外,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而已。……现在所派顾问,多分派到各师工作,每师至少须有顾问八人(步兵二名,骑兵一名,炮兵一名,工兵一名,通信一名,重火器一名,总顾问一名)。”可见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已具规模,职能全面却分配不均。再加之德军事顾问“月薪之高”且中方军队并不完全适应其训练方法,中国军官对国外军事团体的不满情绪于此时开始滋生。魏甚至建议“改组训监部,取消顾问处”,足见早期的德军事顾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另有一例可证实这种情况,1933年,军政部顾问处曾下达公函,要求顾问的聘约须由各该顾问服务机关长官或指派人员签字。德总顾问佛采尔曾为此事专门致函蒋介石,文中指出服务华军之德籍顾问实际均由蒋招募而来,无论官佐还是军事技术人员,蒋以任人唯贤为标准,“不问资格之深浅,年岁之长幼”,德籍在华顾问服务之基础建筑在信仰,即“全般顾问参加中国军事之改革”之上。德方因此认为中方将以往一贯由蒋指定签订的聘约改交他部,实际上是中国军队对德籍顾问的不信任,故极不赞成。

      佛采尔甚至以此为借口,进而要求蒋发布自本年起,所有德籍顾问改隶属参谋总长,要求仍按照以往方式与德顾问订聘约。同时还包括委派专人作为蒋“关于德籍顾问法律上或事实上各种问题之代表”,且该员“兼有与在德已有草约各顾问到华后签署(聘约)之全权”;而“总顾问职权仍旧不变,并另有新令”;“军政部顾问处改为国民革命军德顾问通讯处,改隶参谋本部”等多项。训监部,取消顾问处“大相冲突。德不仅要求保留顾问处,更要其专门设为德顾问的通讯处,并不再隶属于训监部。德国方面抱怨”中国官长对军令阳奉阴违,未能积极赞助德籍顾问工作,立志改良中国陆军“此改革虽名为对蒋及中国军队”俱有实用,实则企图借此一并铲除与德国顾问存有矛盾的中国军官,乘机向蒋要求给予德顾问更大的权力。即便被认为是可信任的战略伙伴,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在磨合期内依然显得矛盾重重。

      即便如此,中德合作仍被认为是两国发展的“蜜月期”。1937年“七七”事变后,德国仍派有顾问使华,德国在华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也在蒋的命令下北上赴保定,协助华北军事当局筹划抵抗;“淞沪会战”时,蒋所派的增援部队也有德国顾问安插其中。但由德国顾问团所组成与训练的中央军精华在此战中损失惨重,又因战争性质逐渐演变,德国在对华武器输入与训练工作,均受到严重影响而难以补充。在此情况下,德国顾问虽然仍和蒋保持联系,但其合作充满风险,两国关系开始出现瓦解的势头。

      1938年4月27日,驻德大使向蒋汇报了德政府即将召回在华顾问一事。德外交次长怀色克认为,在日本没有德国顾问的情形之下,即使被看做是“私人行动”的德国驻华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殊有袒偏一方之嫌疑”,“虽系私人,但既系德籍,即可引起对方误会”。之后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向蒋汇报了外长王宠惠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谈话,德国方面已计划召回在华顾问。两月之后,陶德曼通告法肯豪森,德外交部“严令”在华“全体”德籍顾问尽速离华。

      大批德国顾问被召回,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宣告结束。对于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与中德的合作,台湾学者傅宝真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是建立在一个火山口附近”,而象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火山口,则使中德两国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双方之所以不情愿,其主要原因是中德之间的合作并非单方面的乞援,而是极具战略性的互动。德方急需中国的钨、锑等战略物资,中方则需要德国提供包括军事技术、武器输入在内的军援。正因如此,德国内部一度形成亲华与亲日两股力量的制衡。战争的连环爆发,打破了暂时的平衡,使中德合作陷入尴尬,德国左右为难,却又不愿为其对华的经济需求而冒险卷入远东战场。权衡利弊,德国唯有作权宜之计,即中德之间已签订的贸易协定继续生效,但不再接受新的协定;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试图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也未取得进展。

      中德关系的冷淡,势必会被一些活跃于中国的军事团体取而代之。在德国顾问卸任和美国顾问上任之前,苏联顾问填补了这一空隙。中苏合作渊源可追溯到北伐时期,苏联那时就已派遣以加仑为首的顾问使华,其表现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乃至于抗战爆发后,蒋还曾数度要求苏联政府再派加仑任其私人顾问。至1937年德国召回顾问之前,中苏已就苏联军事顾问来华问题在莫斯科进行讨论,经过几次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抗战时期第一个援华苏联军事顾问团于1938年5月底6月初抵华,共有27名成员。

      抗战以来,苏联常有对华军事援助,比如最为基本的军火弹药供应、以物易物的信用贷款以及伴随各式战机、武器而来的空军志愿者与军事顾问团等。该团主要负责亲临战场协助空军作战,并提供专业(如炮兵、工兵、通信兵等)技术训练,包括兵器操练、讲授新式军事思想课程等等。和其他援华顾问团一样,苏联军事援华的目的并不仅仅出于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在与共产国际对外策略的交互运用下,苏联要保住的仍然是本国利益。故而,苏在华的投资显得十分有限,采用“欲取先予”的策略,鼓励中国作战以期保持东线和平。

      此外,因中、苏皆由军人当政,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先后由德纳特芬、切列潘诺夫、卡恰诺夫以及崔可夫等将官担任,所以其团体还必须充当起两国首脑的中间人。1941年12月13日,“顾问事务处”处长卜道明,向蒋介石汇报了崔可夫解读斯大林对德军先行击溃的报告。据顾问团分析“苏联对日之军事行动,必将先于正式宣战”。崔还提醒蒋应特别注意中、苏、英、美的情报交换,而他本人致电莫斯科及远东红军司令部要求“凡关日本陆海空军之调动情形,随时通知中国”,在苏方允许的前提下予以蒋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七七”事变后,中国原本有意和苏联缔结互助条约,但不久苏联认为中国在这场抗战中“成功”抵挡住了日本,因此没有必要再履行之前的中苏协约,使本处于动荡当中的中苏关系变得愈加冷漠,一直保持到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才有所改善。由于与中共的微妙关系,抗战期间的苏联军事顾问团与蒋政权之间总显得有些貌合神离。

      抗战期间国外驻华军事顾问并不仅仅只有德、苏、美三国,法国也曾派有类似团体使华。1939年9月23日,蒋介石曾就法国军事顾问团一事,专门致电时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法国顾问白尔瑞曾觐见蒋介石,称“法政府因欧战关系,决召回在华之顾问团”,蒋虽然认为此举是法国政府出于军事需要而不便强留,但依旧指示顾为此转告法总理法拉第,以“顾问团如果全部离华,日本不特认为法国行将放弃其在中国之权益,且将放弃其在安南(注:越南)之安全”的理由再三挽留,请求该顾问团暂缓回国,或让步至“目前任教于各军事学校之顾问继续留任”,但终因法国忙于欧洲战事,顾问团奉召返国。与其他三国相比,法国军事顾问团则规模极小,影响甚微。

      继而任之的美国虽是其中之一,但正式成团时间已近抗战后期。在众多国外驻华军事顾问中成团最晚的美国,被认为是在德、苏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军事顾问团,规模十分庞大。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并没有上述两国的诸多困扰,互动也更加频繁。因此,美国军事顾问团也在华时间最长,甚至持续到抗战结束。1946年3月19日,由美国、中国国民党政府协商批准,成立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同年4月29日,中美双方代表在南京签订了《关于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之协定》,其中规定:美国在华设立军事顾问团,协助国民政府发展现代化武装力量;中国政府选派学生入美国陆、海、空专门学校受训,并在中国设立一军事训练系统。1946年6月28日双方又签订《关于租借法案第三节丙项之协定》(又称《中美秘密军事协定》),美方承诺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批援助,并出资1500万美元用于国民党军队完成陆、海、空及医务训练计划。即便援华的任务与意义已经有所改变,但仍然可以从中窥知美国在抗战时期对华军援发展之系统化。伴随着中美在太平洋战场的合作升级,美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军队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纷至沓来的国外驻华军事顾问团,原本应该给予中国军事方面的指导。以德国军顾团为例,中德合作是一回事,而顾问们以“协助中国军事发展”为名建立在华的军事势力,则势必激起本土军队的反感,实际上这项工作并没有取得太大成效,政府军队也没有因此发生质的变革。与此同时,军事顾问团很多时候还要身兼数职,譬如代替特使上传下达,交换情报,战事紧急时出谋划策,甚至亲身参战。以美国军顾团为代表,因为他们的到来,蒋介石还必须面对调节国外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军队的“内部”矛盾。对于蒋与中国军方而言,“协助”与“干涉”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事实上,蒋也并非邀请这些团体来华进行军事改革,军事顾问团驻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促进了该国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可代表该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积极与否,其意义显然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军事辅助。由此看来,促进军事装备设施、提供战略物资援助以配合中方,才是蒋认为国外军事顾问团应负的真正“使命”,尽管这并不见得出自各国的战略考虑。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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