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多元外交体系的构建_《蒋介石余战时外交研究》

  • 发布时间:2017-11-17 22:15 浏览:加载中

  •   南京政府成立后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是随着蒋介石权力的上升和巩固,外交部结束了相对独立的局面,转而进入了以蒋为中心建立多元外交体系的新阶段。

      (一)组建思路

      1939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党政、军事、外交在内的干部名单,该表囊括了这一时期的党政核心成员。其中“外交”一栏中的王世杰(字雪艇)与蒋廷黻都在抗战时期出任过外长和外使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王世杰同时还是“政治”核心成员,而宋子文、熊式辉(字天翼)等日后对职业外交家造成重大冲击的大名也赫然在目。而人们所熟悉的顾维钧、颜惠庆等人却并没有在名单之内。陈氏兄弟、张群(字岳军)、陈布雷等党中重量级人物却可在对韩、日等多国外交中觅到身影。他们多是抗战时期政府的核心阶层,而职业外交家们则渐渐地退居二线,乃至部分已经销声匿迹。

      涉及外交的干部安排是有原因的,国民党内部对大多数职业外交官并无好感,尤以蒋介石为甚。他认为:“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尤其甲午以来的外交人员,就是抱着这自居卑下,甚至委曲求全的心理,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处事就没有刚毅的精神,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达成政府的使命”,“总还脱不了旧官僚与政客的习气,生活不能紧张,心理不能改革,办事松懈因循,不切实际”。因而他让与自己关系密切、又感放心的非职业外交人员插足外交领域。尽管在蒋执政以前,外交领域也有非职业外交人员涉足外交事务的情况,但并没有像蒋执政后形成气候,成为南京政府外交事务中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职业、非职业外交人员的并驾齐驱,成为蒋介石多元外交体系的主要特征。

      蒋所说的“职业外交人员”,他们大多清末出国留学,具有较为相似的家庭背景,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使他们接受了与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西方文化,拥有与旧式外交人员截然不同的外交思想。他们对祖国态度的变化和所期待的政治理想,已经和国内同胞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正如顾维钧所言,“我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一年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但总是向好的方面变化。通过比较和对照,他开始抛弃原先的傲慢与偏见,而更真实地观察中国。在痛苦绝望之际,他常常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在他较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无约束地对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贸然做出批判,还可能激烈地指责中国的每一件事情”,很多留学人员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激发他们“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积极地投身于服务祖国的事业中”。

      顾维钧正是这些职业外交人员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有过八年留学经验的顾维钧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相继取得了文学学士、政治学硕士、国际公法、外交学博士学位,深受美国文化浸淫。在美国求学与生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顾的人生观。他甚至认为美国和其他对中国死死相逼的“帝国主义”国家截然不同,它应该,也可以成为中国最值得信赖的对象。他曾在日内瓦对美国人民的广播演讲时,热情地颂扬了美国,并且要“把美国人视为最好的朋友”,“对美国人推心置腹,热诚相待”。顾的这种观点,实际上还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

      陆征祥,在1912年就任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的时候,蒋介石年仅25岁,刚被沪军都督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2师第5团团长不久,除了暗杀陶成章之外,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不可能和陆这样的人物有什么深厚交情。许多职业外交人员曾在多个不同派系掌权的政府中任职,在蒋羽翼未丰之际,陆就已经在外交界叱咤风云了。

      颜惠庆,年长蒋介石10岁,留学美国,毕业于弗吉利亚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他于1907年跻身政界,曾任清政府驻美国使馆参赞。辛亥革命后,他先后出任过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和总长,具有相当丰富的外交经验。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就任驻美国公使、驻苏联大使和国际联盟大会的中国首席代表,参与国联调解、中苏复交等重大事件。

      王宠惠,先于蒋氏8年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是南京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之后又历任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王正廷,1912年就已经是唐绍仪内阁外交次长。5年后,他参加护法运动,并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后作为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先后多次出任外长。

      施肇基,早年也留学美国,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等学位。他在清末就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就任过内阁交通总长、驻英公使、驻美公使等职。施和顾维钧一样,都是近代外交史上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然而,尽管资历深厚,面对强大的专制政府,大多数职业外交人员委屈了自己和当局相悖的政治理想,转而成为看似为国家谋福利,实际上不过是充当维护旧制度的“新型”人才。职业外交人员虽然自己标榜“背景单纯”,但他们始终无法完全获得当权者的信任,部分职业外交人员在党内亦遭非议。自“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讽刺时任外长的王正廷“办理外交的人,昏聩糊涂如此,怎能不启强邻的野心?”便是一例,尽管其中有失偏颇,但政府内部对于职业外交人员的不认同则是不争的事实。“职业外交人员”极为相似的背景、资历,使他们政治立场不稳定,且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1931年底顾维钧辞职后,接任他的是带有很浓“职业外交”色彩的陈友仁;而黄郛辞职后也由王正廷接任。政府虽然依旧需要外交人才,但基于以上因素,导致他们时常游离于政府权力中心的边缘,地位飘摇。

      而“非职业外交人员”,只是相对于“职业外交人员”的一种提法,他们的所学以及在政府的任职并不一定与外交相关,然而却在某一时段、或一定时期活跃在政府的外交领域而令人刮目相看。他们或是与蒋关系密切的密友或盟兄,或是蒋的姻亲以及亲信。他们也许不具备专业的外交学识,但他们却有“职业外交人员”无法企及的“外交天赋、资源”可供开发。他们通过更加广泛的途径提供给蒋大量的信息,使用更有效的手段加强了中国政府同国际间的联系。“非职业外交人员”所以深得蒋氏信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对蒋的绝对忠诚;二是对交涉国的深入了解。他们的权限和能量甚至让外交部的“职业外交人员”自叹弗如。

      1933年9月26日,蒋与驻香港的贺耀组通电,要求其培养驻日、德、法、美、英公使及武官人员,蒋的标准是须“在陆大或军校毕业;能识外国一国文字而能绝对服从受其武官之命”。在培养机制中,政治可靠度被放在第一位,外语是其中的一项考察,更为重要的是要绝对服从。培养军人标准的、能严格执行政府路线的新型外交人员,早在战前已在蒋介石的计划之中。这部分学员,后来逐渐完成了从“非职业外交人员”到“职业外交人员”的过渡和转换,甚至成为抗战时期兼备职业、非职业外交人员优点的政府外交官员。

      1940年10月30日,蒋和宋子文商议在施肇基与颜惠庆之间究竟派谁使美一事,蒋在电文中竟说“颜更不如施出使”,一个“更”字已将对颜、施二人的不屑体现得淋漓尽致。蒋又言:“不尊政府而只知自私者绝不可派”,称他们为“人员老气横生”,蒋对职业外交人员的印象几乎如此。因此无论是施或颜,皆不能完成蒋的外交目标,蒋以一句“容后再定”将职业外交人员排除在了外交决策核心之外。他对职业外交人员的成见,客观上抑制了外交部、职业外交人员与蒋的亲密接触。他们更像是在为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美国记者曾对抗战时期的这些安插在政府部门的“留学生官员”做了一番中肯的评价:“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完全是徒劳的。”而外交部因职能本身旨在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似乎与政府部门间没有太多关联,因而大多数职业外交人员并无太多机会和政府高层接触。颜惠庆的日记当中,基本上没有和蒋密切接触的记录。

      在蒋介石执掌外交以后,不再把外交事务单纯地交给外交部,“外交部长是不会自己做出决定的,而是向政府报告,首先向委员长报告”。同时,他拥有庞大而丰富的非正规途径可以补充、甚至取代外交部的某些工作。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形成了由职业、非职业外交人员共同参与外交运作的多元格局。

      蒋的多元外交体系中还存在相当数量肩负特殊使命的“特使”群体,等级较高的多是蒋的亲信或家族成员,例如孔祥熙、孙科、宋美龄、宋子文等人,都先后以蒋的“特使”身份出访各国。宋美龄曾多次以“蒋夫人”的身份出访,对改善与发展南京政府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对盟国宣传和争取美国对华资金的援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8年,蒋氏夫妇成为了美国著名杂志《时代》的封面人物,在美国风靡一时,在宋美龄看来,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宋美龄就如同“是一座文化‘桥梁’,她深厚的美国文化背景,把蒋介石政权与美国政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孔、宋两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确有很大的活动范围及能量,为战时的中国争取到数目可观的经济援助。

      而另一部分由蒋所信任的政府官员、侍从组成的特使,等级则较低,其责任是负责国与国之间的非正式信息沟通,有时也从事对外宣传。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没有职业外交人员的留学经历,也没有财力丰厚的家族背景,但凭借对蒋绝对的忠诚和可靠的政治背景,足以让他们代表他们本无权行使的外交权力。他们其实也是蒋多元外交体系中的重要“棋子”,可随时发挥作用。

      (二)基本架构

      这个以蒋为核心的外交体系包括了各种不同功能的子系统,如决策系统、参谋系统、信息系统等。

      1.决策系统

      蒋介石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等机构直接负责外交的运作。这些机构在获得有价值的外交情报后,根据当前外交局势、外交空间拓展、现实外交诉求等具体标准一一研究考量,再将分析结果上报给蒋决策,涉及重大问题,则由蒋批示后亲自部署职业或非职业外交人员具体实施。抗战期间,不少外交决策的制定与执行都抛开外交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职业外交人员的倚仗。

      1941年12月,由蒋下文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主要负责直接与友国取得军事联系,其成员均为在役军官。蒋一直秉持的理念是“一个国家绝不能等到军事准备充分,然后再讲外交,必须使军事外交打成一片,相辅为用,才能相得益彰”,因此分外看重军事与外交的紧密结合,1943年起更在外交部亚东、欧美等司陆续增加有关军事外交事项。

      国民参政会有时也对外交事务进行决议,但最终仍要回到国防最高委员会,以下为该委员会处理案件的清单,足以说明上述问题:

      2.参谋系统

      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要为二处)以及非职业外交人员、顾问等庞大的智囊集团。

      1942年2月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外交专门委员会”依照惯例举行了第七十五次会议:

      1.苏德战争;2.关于苏日关系;3.英政府对远东态度;4.中美联系;5.关于诺克斯演说;6.远东战局……

      “外交专门委员会”虽然独立于外交部而隶属国防最高委员会,但当中的不少成员仍然来自外交部,比如主任委员通常由当时的外交部长担任。该会议在抗战时期时常召开例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是战时外交重要的咨政机构。其讨论的蓝本则是由外交部提交的外交报告,由主任委员进行主题报告,其他委员再根据此报告进行发言、提问、讨论,然后形成统一意见指导外交工作。

      显然,“外交专门委员会”是蒋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在鼎盛时期,尤其是条约案件都须先经外委会审议,若不交审议,外委有权抗议。至抗战中后期,该委员会在此系统中的分量并不是最重的,委员陈博生表示“外交委员会在国家体制上,其地位本甚高;本人参与已八年,但重要外交政策之决定从未参与审议”。外交部参事朱绍阳道出了原委:“现在外交部情形,诚然与以前不同。以前重要文件,各参事司长均有观看之机会。现则除主管司可以阅到与之有关之重要文件外,余则均由机要室管理。”相比之下,侍从室等机构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

      侍从室中与外交关系最密切的当属第二处,它主要负责党务、政务、外交和情报工作,处长则一直由陈布雷担任。蒋的来往函电均通过侍从室上呈下达,凡是有关党政各部门向蒋提出的报告或请示,包括情报在内,都由第二处先整理或加注意见后再呈报。侍二处之所以拥有了对外交事务的“签注权”,其原因是战时大量有关外交事务的重要函电都要越过外交部而直接呈交蒋介石,实际上也就是发往侍二处。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对蒋介石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侍二处第五组在全盛时期曾设有八大秘书,均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和学者,有留日的罗贡华、傅锐、李毓九,留英的徐庆誉,留苏的高傅珠,留法的何方理以及留德的徐道邻和留美的张鼎彝,他们专供蒋介石关于国际问题的咨询,职能类似外交智囊团。据闻蒋介石召见他们,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话、不表态,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足见侍二处在外交事务上的影响力。

      除侍从室外,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战时外交中亦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参事室成立于1938年6月,其职能为专门考虑重要政治、外交、经济等问题,分为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四组,汇聚了一批外交专才。与委员长官邸工作晚餐性质类似,参事室的不定期聚餐常常有“各院部长官”参加,每次都以讨论重大事件为主题。较为显著的有:1938年4月29日讨论埃塞俄比亚问题,同年6月17日商谈苏联援华事宜,次年1月14日会谈力促外交部向国联提出请求财政经济援助方案等。1941年5月12日,参事室向蒋介石提议利用英美借款计划,1943年9月26日,蒋介石直接将《四国宣言》草案交参事室研究,可谓举足轻重

      朱家骅和王世杰都曾先后出任参事室主任,他们是蒋介石战时重要的外交幕僚。朱、王二人虽然曾留学欧洲,但战前均无外交行政经验,却能如此深入地涉足外交事务,王世杰还于战争末期出任外交部长,无不与蒋的青睐有关。

      此外,智囊团的成员还包括海外顾问。较为显著的例子是,蒋曾聘请拉铁摩尔担任私人政治顾问,目的是与罗斯福“发生个人直接关系”,希望能与美国有深入交往。他甚至邀约罗斯福担任中国与“各国中介”,他坦言无所谓外交形式,只是他“个人贡献之意见与希望……而非正式外交途径所可言也”。实际上,拉铁摩尔抵华后,“主要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博士和国民党中央计划委员会主任王世杰博士联系”,而这“两王”正是蒋介石在重庆开展外交的左臂右膀,他与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使馆的联系反而十分有限。

      3.信息系统

      蒋介石透过职业、非职业外交人员以正规、非正规外交渠道获取、掌握大量有价值的可靠信息。尽管蒋在各种场合批评外交部的懒散作风,但并不意味着外交部在战时外交中效能尽失,它仍为蒋所用。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参政会在核议外交部报告时指出,“本会审查外交部第一篇工作报告,认为在过去三个月中,国际情势,渐趋于我有利,外交努力,不无成效,惟今后外交部仍应把握此种情势,积极推动我国既定政策,务期友邦援助,更加切实,并于最短期间,促成集体制裁,尤其美国外交动向,应予充分注意,务期促成英、美、法、苏联合行动,得以早日实现。至搜集各国情报,在二期抗战中,更为重要,外交部务须督促部内及驻外人员设法增强,以期获得最大效果”,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外交部依然是信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具有外交职能的党政机关和他们在海外的派驻机构与特别代表,都对传统外交渠道展开竞争,特别是那些有权收集情报、分析情报、传播信息、对外宣传和争取外援的机构。他们在数量上甚至已经超过职业外交人员。这些外交的“外围人物”更多地为蒋介石所器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常设外交机构和职业外交官的作用。

      在内,除外交部以外,国防最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侍从室、外事局等机构,都可以直接参议外交;在外,除了驻外的大使、公使外,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以及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等,加之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间的外国特使,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以上三个系统在战时外交中进行着灵活而具针对性的外交事务的具体运作。

      体系庞大,成员成分复杂,这与外交战略重心“由东至西”的转移有极大关联。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以往的外交格局。随之而来的是,中、日外交彻底失败,国民政府外交重心向英、美转移。抗战时期,选择美国为最具实力的盟友是逐步排除多种可能的结果。美国尽管历史不长,但形象温和,没有带给中国人太多的反感。早在清末,曾国藩就曾经主张与美国建交,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素称恭顺”,可以“输诚而昵我”。李鸿章非常同意曾的观点,认为美国“又在诸夷国中贪心最小,可以信赖,最为有用”。民国初期以来,“中国政府中一切具有自由思想和远见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政府,他们不仅想模仿它,而且希望得到这个政府的关心、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美国由于执行与其他列强不同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得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对中国有一种感情上的兴趣和理想上的目标”。抗战以来,为与美国拉近距离,亲英美的外交人员逐渐充斥政府,尤其“既是英美派的代表,又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不可小视的人物”更深得信任,一改抗战之前政府中日本留学生居多的局面。

      多元化外交体系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整个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次特殊的尝试。多元化外交体系的构建、多元外交途径的开辟,为战时中国外交带来了不少机遇。蒋和他的外交体系,以及在这个“体系”当中应运而生的各种运作模式、制度,除了再次证明蒋的高度集权以外,更成为中国外交体系嬗变演进的必要过程。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