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忽必烈与大安阁宗教大辩论

  • 发布时间:2016-03-06 14:06 浏览:加载中
  •   羽翼尚未丰满的忽必烈唯唯诺诺地接受了宪宗蒙哥汗安排的任务。其实,这场大辩论早就应该进行了,因为随着蒙古人征服地域的急剧膨胀,不同民族的众多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黄金家族内部关于治国理民理念的焦点。

      在太祖铁木真时期,军事扩张和征服战争几乎是这个家族生活的全部内容,尽管在几次西征中已经直接面对了不同宗教文化的激烈碰撞,但总体而言,为了实现迅速扩张的需要,黄金家族基本回避了宗教之间的矛盾。

       在太宗窝阔台以后,随着征服地域更加广阔和蒙古人对原先满足于财富劫掠政策的改变,逐渐趋向于正常的国家治理和建设,加上中央政府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 中,蒙古籍官员已经不占绝对优势地位,而各民族、各宗教势力的代表人物日益来到到汗(皇)室周边,纷纷力图用各自的理念影响大汗(皇帝)的决策,从而干预 帝国整体的宗教政策。随着征服地域的不断扩大,征服地人口的海量增加,宗教政策也必然成为日益困扰黄金家族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实际上,直到蒙哥时代,黄金家族的宗教政策一直处于混沌状态——蒙古人原始信奉的是萨满教,这是一种东胡—通古斯系统诸民族共同信仰的原始宗教,后来随 着蒙古部征服了信奉基督教的一支景教的汪古部、克烈部等以后,对景教有了一些“感觉”,加上在进攻中亚穆斯林的战争中,曾经获得过欧洲基督教会以及作为东 正教徒的阿速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的道义和实际支持,因而景教一度有和萨满教并驾齐驱之势。

      但是蒙古族毕竟是深受汉族影响的游 牧少数民族,在他们生活的漠北这块土地上,承载着太多太多与汉族交流、融合的历史积淀,因而在蒙古人还没有消灭金朝、进入中原以前,就深受汉地宗教的影 响。1220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年、西夏神宗光定十年、金宣宗兴定四年、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著名的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即率领弟子专程前往昆 都士(今阿富汗北部)一带的西征军中,为铁木真布学讲道并深受信任,铁木真当即册封丘处机为大宗师,负责掌管所有宗教的出家修行者。

      到蒙哥成为大汗(皇帝)以后,面对征服地区汉族人口规模巨大的实际情况,又命丘处机的得意弟子李志常掌管道教事务,道教实力遂剧烈膨胀,华北很多地区的佛教场所都被道家占据了,道教和佛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在汗(皇)廷内部,对宗教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蒙哥基本上坚持宗教包容政策,可能略显偏于萨满教和景教,而以幼弟身份掌管蒙古本部的阿里不哥,则是比较坚 定的萨满教徒,对道教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因而在1254年哈拉和林举行的一次宗教辩论会上,由于阿里不哥的主持和授意下,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教士们纷 纷对道教口诛笔伐,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蒙哥交办的这件任务,对忽必烈来说同样非常艰巨,尽管在1253年征大理之前,忽必烈夫妇经过 深思熟虑,已经在六盘山皈依了藏传佛教萨迦教。但是此次次宗教大辩论,从规模和形式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就要求忽必烈作为大汗(皇帝)授权和委派的仲裁 者,必须尽力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如此方可能使人心服口服。还是在儒家谋士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帮助下,1258年春天,忽必烈终于成功地在开平府主持 举行了对黄金家族、中国历史乃至对世界历史都有重大影响的宗教大辩论。

      这场辩论的主会场设在开平府的大安阁,辩论的双方主要是道教和佛教。为了显示不偏不倚,忽必烈约法三章:一,双方各出17人主辩;二,由汉儒姚枢、窦默等200余人作为裁判团队;三,任何一方如果输掉了辩论,则其17位主辩须改宗胜利一方的宗教。

       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宗教辩论会,佛教的一方人才济济、阵容强大:既有来自汉传佛教少林寺、五台山等地的高僧,也有来自已被征服的大理国的小乘 佛教大师,还有从西域和河西走廊远道而来的畏兀儿佛学大师。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凉州会盟”时跟随叔叔班智达的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也来到了开平府,并作 为佛教一方的主辩人。道教一方由于丘处机和李志常两位大师的离世,使得道教的实力大大减弱了,尽管如此,道教依然派出了以全真派新掌门人张真人为首,道家 著名学者樊志应、魏志阳、周志立等辅佐的辩论团队。

      但是这场辩论还没开始,似乎就已经决定了胜负结果。那是因为在太宗窝阔台汗时代, 西凉王阔端和藏传佛教萨迦派班智达大师著名的“凉州会盟”以后,帝国取得了对吐蕃地区的统治权,藏传佛教对汗(皇)室和蒙古王公、贵族的影响与日俱增。后 来,由于蒙哥的主要征服目标还是南宋,所以一度对吐蕃地区没有太多关注,而忽必烈在领军从陕甘南下迂回包抄南宋期间,准备趁机彻底落实“凉州会盟”的成 果,即将吐蕃全面纳入版图,但是当事人班智达已经去世,忽必烈不得不依托其侄子八思巴来实现目标。几经周折之后,以忽必烈和王妃察必等人皈依藏传佛教为代 价,方才换得八思巴全力配合的应允。

      所以,为了答谢或者说取得吐蕃这样一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回报,忽必烈也必须想方设法让藏传 佛教取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教作为汉地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到十三世纪中期时,还没有和儒家文化形成合力,这是因为儒家在经历了西汉时期“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以降,经历了隋唐的发展,以“程朱理学”为标志到两宋时期达到了高峰,所以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时期尽管已经出现了儒、道、佛(汉传)三教合 流的趋势,如耶律楚材的老师万松老人、刘秉忠的老师海云和尚,以及全真派的祖师等人都主张三教合流,但是总体而言,三教还处于各自“自我欣赏”的阶段。

      持续数天的唇枪舌剑,以佛教(藏传)一方在雄辩的八思巴带领下取得胜利而告终。作为主持人的忽必烈按照当初设定的规则,派人将道家的樊志应等17人一同送到龙光寺削发为僧,还下令将铁木真、窝阔台时代曾被改作道观的300处寺庙全数归还给了佛教徒。

      这场大辩论以后,藏传佛教的花教派势力在帝国占据了上风,为后来少数藏传佛教信徒仗着皇室的宠幸飞扬跋扈,也成为后来黄金家族败离大都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道教、儒家和佛教,则由于这场辩论结果,加速了互相之间的教义与文化整合,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理念、以道家和汉传佛教为宗教表现形式的一体化文化思潮,逐渐成为广大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的主要精神食粮。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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