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历史哲学大势

  • 发布时间:2017-09-22 09:21 浏览:加载中
  •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

      德国古典历史哲学擎理性之旗帜,唱自由之凯歌,肯定历史之进步,描绘历史之理念,经数十年之历程,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其最完备的形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

      中国古代哲人云:“亢龙有悔”。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物极必反”。当一种哲学形态在某个哲学大师那里发展到了极点之后,其必然后果就是他的后继者们或者平庸无能,只会重复老师的思想,甚至断章取义、片面发挥,使完整的、有机的思想体系堕落为僵死的、孤立的教条;或者在老师的庞大体系面前望而却步,除了赞叹其宏伟博大之外已无事可做。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命运正是如此。

      然而,哲学的发展还有另一条重要的出路,这就是反叛。黑格尔把历史哲学凌驾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上、肆意剪裁历史事实使其符合历史哲学的先验图式的做法,终于招致了德国思想界的抵制。自黑格尔之后,历史哲学开始受到人们的冷遇。而恰在此时,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动荡。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终于酿成了对传统历史哲学的反叛。

      在德意志的土地上,首先树起反旗反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是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

      叔本华比黑格尔晚出生18年,几乎可说是黑格尔的同时代人,但他对黑格尔乃至整个传统哲学却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就德国古典哲学的几位代表人物来说,除了对康德还怀有一定程度的敬意之外,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被叔本华称为“三个骗子”。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在叔本华看来,它“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在与黑格尔同时任教于柏林大学期间,为了与黑格尔一比高低,叔本华曾有意把自己的课程与黑格尔的课程安排在同一时间,但在德国的知识界和资产阶级当时还信奉崇尚理性、乐观向上的黑格尔哲学的情况下,这种较量只能以叔本华的惨败告终。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变化,叔本华突然声誉鹊起,成为哲学名人,并对后世的哲学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叔本华广泛吸取了柏拉图、贝克莱、康德、古印度哲学和佛学的一些思想,抛弃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力图从非理性的生存意志出发寻求新的出路。在他看来,生存意志是世界的内在本质,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它的显现和客体化。理性和思维只是生存的工具。因此,人的本质就是由这种生存意志所支配的不可遏制的盲目冲动和欲求。由于人的欲海难填,欲望得不到满足固然痛苦,得到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欲望,这种持续的欠缺和欲望始终使人处于痛苦的境地。因此人生的本质就是欲望、挣扎和痛苦。从这种非理性的、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出发,叔本华把历史看作是一场无序的恶梦。他否认历史中有任何规律性或进步存在,认为在历史中活动的永远是同样的人,因而历史是“在各种名义和各种外壳下周而复始着的同一个东西”。历史中的所谓变化只不过是同一个东西时常变换一下显现的样子罢了。“历史所讲述的一切,实质上只是人类做的一个紧张而又长久的、纷乱的恶梦。”在这种情况下,以研究人类社会的轨迹为己任的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也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叔本华认为,历史“没有权利加入这一科学的行列”,因为“在历史中缺乏科学的基本原则——被考察事实间的从属系统”。“严格说来,历史虽是一种知识,却不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概念的体系,总是谈论种类,而历史则谈论个别。可以把它称之为关于个别的科学,但是须知这是矛盾的合成语……历史讲述的只是一次性的、随即便消逝了的东西。”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叔本华重复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比历史更接近真理的观点。叔本华认为,经验和历史偏重于一些事实的记录,而很少让我们深刻地认识人的内在本质。诗则是按理念、按内在本质理解自己的对象。因此,“历史之于文艺就好比肖像画之于故事画,前者提供个别特殊中的真,后者提供一般普遍中的真;前者具有现象的真实性,并能从现象中证明真实性的来历,后者则具有理念的真实性,而理念的真实性是在任何个别的现象中找不到,然而又在一切现象中显出来的。诗人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和意图来表现出紧要情况中的紧要人物,历史家却只看这两者是如何来便如何秉笔直书。是的,他不得按情节和人物内在的、道地的、表示理念的意义,而只能按外在的、表面的、相对的、只在关节上、后果上重要的意义来看诗和选择情节与人物。他不得对任何自在和自为的事物按其本质的特征和表现来观察,而是对一切都必须按关系,必须在连锁中,看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对于他本人当代的影响来观察”。历史学家离不开时间中的因果关系,他根据的是充足理由律。而诗人却在一切关系之外、在一切时间之上来把握人的理念、人的本质。叔本华最后得出结论说:“理念的真正开展,在文学里就要比在历史里正确得多,清楚得多。所以尽管听起来是如此矛盾,[我们]应承认在诗里比在历史里有着更多真正的、道地的内在真实性,这是因为历史家必须严格地按生活来追述个别情节,看这情节在时间上、在原因和结果多方交错的锁链中是如何发展的,可是他不可能占有这里必要的一切材料,不可能看到了一切,调查了一切。他所描写的人物或情节的本来面目随时都在躲避他,或是他不知不觉地以假乱真,而这种情况又是如此屡见不鲜,以致我认为可以断定在任何历史中假的[总是]多于真的。”出自对历史的这种批判性分析,叔本华认为现代的新历史家除少数例外,大抵只是提供垃圾箱和杂物存放间,最多也不过是记载一个重要的历史活动。他甚至认为,即便是传记,尤其是自传,也比正规的历史更有价值。至于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叔本华就更不客气了。在他看来一切历史哲学全都是废话,“因为任何这类历史的哲学都把时间看作自在之物的一种规定”。他甚至破口大骂黑格尔:“特别是由于到处使人精神败坏,愚昧的狗屁黑格尔哲学而产生的那种力图把世界历史当作有计划的整体来认识,它最后所涉及的东西,终究还是一种作为它的基础的粗俗的唯物论,它把现象当作世界的自在的本质,以为问题在于现象的形态和过程。”

      叔本华强调历史的对象是个别事物,否认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科学性的思想对现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则主要在尼采那里得到了发挥。

      尼采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最激烈的批判者。他提出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在他看来,发端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使人成为理性的奴隶,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则使人成为懦弱的病夫。他宣称“上帝死了”,试图以此否定一切传统的善恶、真假标准。在尼采看来,西方社会面临着“重建文化”的任务,这种新文化的使命就在于为产生具有创造力的“超人”提供良好的环境。而这种创造力又不是来自于理性、知识,而是必须求助于激情、直觉和本能等非理性的能力。尼采的这种思想倾向也就决定了他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1873—1874年,尼采先后撰写了四篇文章,最后以《不合时宜的沉思》为题发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是其中的第二篇。尼采对这篇文章的“不合时宜性”所做的解释是:“这一沉思之所以也是不合时宜的,乃是因为我把这个时代有理由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历史学教育,试图在这里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残疾,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历史学热病,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患有这种病。”在尼采看来,历史就像是一条缠绕在罪犯腿上的锁链,如果一个种族深深地陷入其中,它就无法自由呼吸,无法大胆构想。也就是说,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烦琐的历史教育将会扼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创造力。因此在尼采看来,我们必须学会遗忘。记忆固然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但对于生活来说遗忘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尼采由此提出了“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这两个概念,他说:“我用‘非历史的’这个词来表示能够遗忘并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视域里面的艺术和力量;我称之为‘超历史的’,乃是把目光从生成移开,转向把永恒和意义相同的品格赋予存在的东西,转向艺术和宗教的强势。”尼采把这二者看作是治疗历史热病的灵丹妙药。在这里,尼采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历史教育,而是反对把历史作为一种包袱背在身上。在他看来,历史必须为生活服务。生活是评价历史的标准。根据历史与生活的关系,尼采区分了三种历史:“历史学在三个方面属于生者。它属于作为行动者和追求者的人,属于作为保存者和敬仰者的人,属于作为忍受者和渴求解放者的人。与关系的这种三重性相应的是历史学种类的三重性:倘若允许的话,可以区分为纪念式的历史学、好古式的历史学和批判式的历史学。”尼采认为,这三种方式的历史都能服务于生活。人们采取什么样的历史,完全视个人的兴趣而定。对伟业的回忆有助于激励人们去建功立业;历史的连续性有助于增进当代人的自我确信;对过去的批判是革新的动力。但我们此时必须同时记住尼采的另一句话:“历史学的过剩将损害生者。”历史伟业的宏伟会使现代人气馁,望而却步;好古成癖会窒息一切新的生活;批判一切也会把今天和明天连根拔掉。由此出发,尼采坚决反对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与生活相对立的,它们意味着湮灭主体性。尼采自问自答道:“现在应当生活统治认识、统治科学呢,还是应当认识统治生活呢?两种势力中哪一种是更高的和决定性的势力呢?没有人会怀疑:生活是更高的势力,是统治的势力,因为认识如果毁灭生活,将会把自己也一起毁灭掉。”由叔本华宣称历史的科学性不可能到尼采宣布历史的科学性不应该,非理性主义的确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与非理性主义相对立但又同样反传统历史哲学的另一个思潮是以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著称的兰克学派。如果说非理性主义是从右的方面反对传统历史哲学对科学性的追求,兰克学派批判的恰恰是传统历史哲学的非科学性。兰克也曾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年轻同事,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方面的意义并不是来自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而是在于他所提倡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兰克主张历史学家必须“如实直书”,不能带任何主观的偏见,不能把历史学家个人的好恶掺杂进去。为此,他要求历史学家必须精心地搜集、鉴别、筛选、分析史料,要“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在这种史料高于一切的原则支配下,历史学也就被兰克简化为史料学。一部世界历史只剩下了千差万别的具体事例,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都被兰克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更不用说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了。因此,兰克虽未指名攻击黑格尔,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哲学的追求和观点却时时成为兰克批判的对象。他写道:“经常可以发现一种不成熟的哲学与历史学的争论。他们从先天的思想推论出必然存在的东西。不管那些思想招致了多少怀疑,他们致力于在世界历史中重新发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无限多的事实中筛选出那些似乎能够证明这些思想的事实。人们也称这种东西为历史哲学。”兰克特别对近代流行的进步观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倘若人们要和某些哲学家一起假定整个人类从一种所谓的原初状态一直发展到一个实证的目标,那么他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设想这一点:或者是一个起普遍指导作用的意志促进着人类从一个点发展到另一个点,或者是在人性中仿佛包含着一种推动着事物必然地朝着某个确定目标发展的精神本性的进程。”在兰克看来,这两种方式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无法证明的。从哲学上来说,前一种方式实际上否认了人的自由,把人变成没有意志的工具;

      后一种方式却使人要么成为上帝,要么什么也不是。从历史上来说,兰克并不否认现实的历史中的确有进步存在。但是他认为,历史发展中的不同时性、地区限制以及巨大的历史倒退这些事实使我们至多可说“复数的”进步,而不能像历史哲学家们那样谈论“单数的”历史进步。坚持“单数的”历史进步,首先必然导致把历史中所谓非本质的东西与本质的东西分离开来,其代价就是把整个的民族和文化排除在历史之外。其次,它必然导致不是在各世代、各时期自身中发现它们的价值,而是把它们仅仅当作整体进步的手段,在后来的世代和时期中寻找它们的价值。兰克宣称:“每一个时期都与上帝直接相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从它产生的东西,而是在于它的存在,在于它自己本身。”此外,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而进步观念往往抽象地提出一个方面来作为判定历史是否进步的标准,而把其他方面置之不顾,甚至用一个方面来代替其他所有方面。而正确的历史研究则应该公正无私地、毫无偏见地对待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的各个方方面面。显然,兰克是站在由赫尔德等人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来批判黑格尔等人的历史哲学的,只不过他走得更远罢了。而且,兰克的批判也准确地抓住了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要害,但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历史中客观的普遍规律和进步性的现实存在,使他的批判也就丧失了应有的思想深度。其实,兰克本人也未能把他的客观主义坚持到底,在他的著述中也到处渗透着严重的贵族立场和宗教倾向。有人指出,兰克实为19世纪偏见最深的历史学家之一,是“普鲁士王国一名忠顺而又保守成性的奴仆”。兰克虽然否认历史中普遍规律的存在,但又毫不犹豫地重新把上帝的天意引入历史。他毫不隐讳地指出:“事物的神圣秩序凌驾于一切之上,它虽然不能直接加以证明,但却是可以预感的。这种神圣秩序与各时代的前后相继是等意的。重要的个人在这一秩序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把握这一秩序。这样,仅仅寻求真正的和真实的东西的历史方法就与存在的最高问题发生了直接的关联。……对天意的信仰是一切信仰的总和,我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信仰。”兰克最后投向宗教怀抱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黑格尔关于任何方式的历史研究都必然以某种历史观为指导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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