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武帝时代是什么样子?加强集权 四方征伐

  • 发布时间:2016-07-17 11:50 浏览:加载中
  •   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是汉代历史的转折期:汉初以来与民休息的国策,渐为扩张、进取的政策取代。凭借“文景之治”积累的充实财富,武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疆拓土,改革政治、文化与经济政策,将西汉帝国的繁盛推向顶点。

      (一)加强集权

       削藩事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势力大大削弱了。武帝时,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国家,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对地方的统治,又采取了许多措施。元朔二年(前 127),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侯国名号。虽无“削藩”之名,却有“削藩”之 实:诸侯王不断分封子弟,致使王国面积不断缩小;分封的小侯国,隶属于汉郡,各诸侯国辖地缩小,再也无力威胁中央政府。元狩元年(前122),朝廷颁布 “左官之律”、“附益之法”(《汉书·诸侯王表》),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贬低诸侯王官吏的地位,严厉惩罚为诸侯王服务的犯罪官吏;严格限制 士人、宾客与诸侯王的交往,严禁朝廷官吏依附诸侯王,防范、打击诸侯王结党营私。自此之后,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贫者或乘牛车;汉初以来诸 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彻底改变。

      削弱丞相权力。汉初,丞相均由功臣列侯担任,权势显赫。武帝亲自主持朝政后,有意削弱丞相权力。 他频繁任免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2人。除4人在任上正常死亡外,其余或免职,或有罪自杀,或下狱处死。朝臣对丞相一职,避之唯恐不及。公孙贺受 封为丞相时,“不受印绶,顿首涕泣”,力推辞之。武帝还通过“内朝”操持政局,强化皇权。他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中,先后选用严助、朱买臣、主父偃 等人,在他们本职之外,给予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加官,让他们出入宫禁,侍从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他信任的高级将领,如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 等,也往往参议机要。于是,相对于以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而言,以皇帝左右的亲信人员为主要构成的“内朝”或“中朝”逐渐形成。重 要政事,“内朝”先在宫廷内做出决定,“外朝”官员更多的是实际执行。皇帝依靠内朝以加强皇权,内朝恃皇帝之重而凌驾外朝。内朝形成后,皇帝身边掌管文书 的“尚书”(少府属官),既有官署吏员,又有具体职掌,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地位日益重要,渐处于内朝之核心地位。

      任酷吏,严刑法。 为打击游侠、豪强,自景帝时,始出现酷吏政治。景帝时,郅都为济南太守,任职后即族灭当地“豪猾”瞯氏首恶;宁成为中尉,“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史 记·酷吏列传》)。酷吏所打击者,多是武断乡曲、欺凌百姓、不遵法纪之豪强大族。武帝时,任命张汤、杜周等酷吏,诛锄豪强,以达到加强皇权、推行政令、安 定地方等目的。这些酷吏善于揣摩人主心意,舞文弄法:对皇帝要释放之人,法外开恩,为其开脱;对皇帝要严惩之人,严刑拷打,置之死地。

       酷吏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在“盗铸钱”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酷吏;在打击豪强大族方面,或有不畏强暴、秉公而行之人。酷吏之弊在于重 刑任法,深文周纳,过于血腥残酷。例如,酷吏王温舒杀河南豪强,血流十余里,牵连千余家;又如,杜周为廷尉,“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汉书·杜周传》)。在严厉打击豪强之时,酷吏张汤、赵禹等人条定法律,汉律令条文急剧膨胀。《汉书·刑法志》记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 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二)四方征伐

      北击匈奴。 武帝时,改变此前的和亲政策,开启汉、匈战争序幕。汉、匈战争持续数十年,影响局势变化的大战有三次。元朔二年,卫青采用远程奔袭战术,发动漠南之役,收 复秦末陷入匈奴的河南地,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汉于此地置朔方、五原郡,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募民实边。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 战术,发动河西之役,沉重打击匈奴右部,匈奴内讧,浑邪王杀死休屠王,率部4万余人归汉。汉于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是 役后,匈奴实力大损,与羌人联系自此终结,汉与西域之通路由此得以打通。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采用快速、连续攻击战术,发动漠北之役,汉军 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二千余里,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经此一役,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徙,漠南无王庭。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大片土地。经过这 几次重大战役后,匈奴力量大为衰竭,汉、匈冲突的重心,由东而西,转向西域地区。

      南定百越。百越是对广泛分布于南方民族之泛称。其支 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统属。百越族以越语作为交流语言。百越人以种植水稻为生,其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等,都有本民族的独特风格。建元三年(前 138),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瓯。汉派军援助,闽越仓皇撤退。东瓯怕闽越再度进攻,请求内迁。汉迁东瓯4万余人于江、淮流域。3年后,闽越王再生事端, 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时,闽越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六年(前111),东越攻豫章;次年,汉军数路攻东越,东越内讧,汉迁越人 于江、淮间,后成为国家编户齐民。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国相吕嘉弑王及太后,另立新帝。汉军五路齐发,平定南越,从此控制今广东、广西、海南大部 地区及越南北部、中部。武帝以其地分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南越、西瓯及相邻地区成为汉王朝中央政府直属地域。

       通西南夷。居住在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泛称为“西南夷”,主要有邛、滇、夜郎等部族。受地理环境阻碍,西南夷与外界几乎隔绝。建元六年(前135),武帝 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在巴蜀之南设犍为郡;后又命司马相如深入邛、笮等地。张骞在中亚的大夏国时,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通往身毒(今印度)之 道路。元狩元年,武帝根据这一发现,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汉与西域之交通。当时,滇人势力强大,在其势力范围内,各族首领都要向滇王定期朝觐 和纳贡。滇王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傲慢自大。他曾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因汉使者多次被夷人劫杀,武帝决定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在此地区相 继设置牂柯郡、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 西南夷列传》),亦即令其统领当地民众。

      东平朝鲜。秦汉之际,很多中国人因躲避战乱移居朝鲜。燕人卫满率亡命之徒千余人,击破朝鲜王 箕准,建都王险城(今平壤),称朝鲜王。其疆域包括今辽宁东南的一部分与朝鲜半岛的西北部。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即约(卫)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 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史记·朝鲜列传》)卫满凭藉兵威财物,侵降周边小邑,势力大有发展,有地方圆数千里。其孙右渠时,招诱汉 地逃亡人众,又阻他国与汉交通。元封二年,汉派遣涉何劝谕右渠,无功而返;归途中,涉何擅杀护送自己的朝鲜人,邀功请赏。右渠盛怒,发兵袭杀涉何。是年 秋,汉发兵:遣楼船将军杨仆统率水师从齐地渡海,遣左将军荀彘统率步骑出辽东。两路会师朝鲜,围王险城。元封三年(前108),朝鲜发生内讧,杀右渠王, 投降汉军。汉于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三)文化政策

      罢黜百家。武帝时,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 是确定儒学在诸子百家中的主导地位。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身份,就武帝提出的问题,奏上“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 弊,指出秦朝的酷暴政治至今仍存。汉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是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其“对策”的中心 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建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汉书·武帝纪》)的贤良。武帝虽欲重儒学,但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武帝祖母),在政治上仍有影响力。她对隆推儒术的朝廷大臣,如御史大夫赵绾等人,找 借口或将之下狱,或贬抑其人。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丞相田蚡好儒术,“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并优礼延揽儒生以百数。此即“罢黜百家”。所谓“罢黜百 家”,是罢黜不治儒家五经之太常博士,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外。

      兴立太学。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置《诗》、《书》、 《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使儒学在官学中的设置更为齐备。兴立太学之议源自董仲舒,公孙弘制定具体施行方案。元朔五年(前124),武帝于长安 城外兴建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博士弟子共五十名。《汉书·儒林传》记载,“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博 士弟子(东汉称太学生)入学后免除本人徭赋。此外,跟博士“受业如弟子”(《史记·儒林列传》)者若干人,由郡国县官推荐入太学学习。这些人学成考试后, 按等第录用。这是汉朝廷全面推行官方教育的开始。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及地方郡国学的兴起,极大推动民间向学之风气。不 仅有利于儒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也使一般百姓子弟之入仕门径拓宽,还使官僚政治之人才基础发生渐变,“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 记·儒林列传》)。太学及郡国学的学习内容是儒家五经。与之相伴随者,是孔子地位渐尊,不仅为各级学校所祭祀,且渐启历代尊孔之先河。平帝时,追封孔子为 “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孔庙祭祀制度亦雏形渐定黄进兴:《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见《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第十一卷《礼俗 与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8页。。

      (四)经济政策

      统一货币。汉初,在是否允许 民间铸钱的问题上,朝廷政策实际是有所反复的,但总趋向是放任民间私铸,铸币权未集中于中央。所铸货币,如汉初时的三铢钱,文帝时的四铢钱,质量都很低 劣,大小不一,轻重不同,严重影响生产、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统一。吴王刘濞起兵时,一个重要的物质支持,就是吴国铸钱业发达,故刘濞大胆宣称,“寡人金钱 在天下者往往而有”(《史记·吴王刘濞列传》)。建元元年,武帝废四铢钱,改行三铢钱,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史记·平准书》)。元狩五年(前 118),以五铢钱取代三铢钱,但盗铸之风依然不止,“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汉书·食货志》)。除以严酷刑法禁 止私铸钱币外,元鼎四年(前113),武帝下令取消郡国铸币之权,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禁令严格,新币质量高且实用,盗铸 无利可图,币制得到较长期的稳定,延用达七百余年之久。

      武帝时,“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汉书·食货志》),国家财政负担加重,故有“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史记·酷吏列传》)等举措。

       盐铁官营。汉初,延续秦朝政策,听任民间经营盐铁生产与销售,故煮盐、冶铁得以迅速发展,不少工商业者从中获利丰厚。元狩四年,武帝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 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又起用桑弘羊参与理财。第二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朝廷在盐、铁产地设置盐、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 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业方面,在产盐区招募盐户煮盐,由政府供给煮盐用的“牢盆”,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发卖;铁业方面,在产铁区设置铁官,经营采冶铸 造,发卖铁器。严厉禁止私煮、私铸,违令者处以重罚。西汉时,盐官遍及28郡国,有35处;铁官遍及40郡国,有48处。许多盐、铁官吏,是由盐、铁商人 充任。盐铁官营,使国家独占当时最重要工商部门之利,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其意义还在于,“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 侈,绝并兼之路也”(《盐铁论·复古》)。盐铁官营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器农具质量低劣等。

      均输平准。均输平 准,实际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之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调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当时,郡国要向朝廷进贡,但 很多郡国因路途遥远,运费往往超过物价本身,且物品还容易损坏变质;有些贡物又非本地特产,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增加采运次数,遭受商人盘剥。元鼎二年 (前115),桑弘羊针对此问题,提出“均输法”,由大农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京之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贩卖,再在卖处收购其他物品,易地出 售,经辗转交换,将关中所需货物运达长安。其推行可大大消除“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盐铁论·本议》)之现象。后来,桑弘羊又提出“平准 法”:由大农在京师置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价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均输、平准政策,经济、政治意义兼具,“今山 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盐铁论·力耕》)。

      算缗告缗。元狩四年,武帝“初算缗钱”(《汉书·武帝纪》),规定 工商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均需向官府申报财产,放贷之人亦需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算为120钱(或说为20钱);“诸作有租及铸”(《汉书·食货 志》),即自产自销的工商业者,每四千钱一算。轺车一乘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申报不实,罚戍边一年,没收其资财。元鼎三年 (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缗”,鼓励民间告发违反“算缗”令之行为,规定将没收违法者资产之半奖励给告发者。武帝命杨可主持告缗,令杜周处理相关狱 讼,“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汉书·食货志》)。在“告缗”令推行过程中,政府没收了数以亿计的财产,没收了成千 上万的奴婢及大量私有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中等商贾人家以上大抵皆破产,受到沉重打击。算缗、告缗后,上林苑财物贮积充溢,府库充实。

       武帝时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代,但急进、扩张政策亦有负面结果,故武帝晚年社会问题丛生。武帝重用酷吏,刑罚严酷;连年征战及其他活动耗费巨大,加之武 帝本人迷信鬼神、奢侈逸乐,导致府库空虚。这些弊政引起社会出现动荡,流民急剧增多,农民起义不断出现。暴动的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 放死罪囚犯,诛杀郡守、都尉,数百为群的农民抢掠乡里者则不可胜数。武帝派遣官吏分区镇压,大肆杀戮,但百姓散而复聚,据险反抗。朝廷作“沉命法”,规定 郡守以下官吏如不能及时发现并镇压暴动,罪至死。结果是,“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 文辞避法焉”(《史记·酷吏列传》)。

      在此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又有“巫蛊之祸”发生。巫蛊之祸是武帝晚年之重要政治事件。蒲慕洲说 道:“巫蛊之祸,是由武帝个人的猜疑与迷信,臣子之间的恩怨,以及皇位继承问题(其中包括武帝与太子的不合,武帝立鉤弋子的意图,和李氏立昌邑王的计划) 所相互激荡而产生的。其中有偶然因素,也包含了当时政治社会所现有或潜存着的问题,一经引动,便爆发开来。它的起源是巫蛊的迷信,它的终结却是政治的整 肃。”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三分(1986),第536页。从征和二年(前91)到武帝去世,有30多名有 政治地位的人因牵涉巫蛊之狱而死,这其中包括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丞相公孙贺、刘屈氂,等等,民众“死者数万人”。在经历这场政治悲剧后,武帝对太子之 死表示追悔。征和四年(前89),武帝下轮台罪己诏,痛陈己过,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 传》),将行政重心转移到恢复、发展社会生产方面。他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鼓励农业生产。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全系 晚年深悔其过及顾托得人,岌岌可危之汉政权方转危为安。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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