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尊儒重儒,推广兴学

  • 发布时间:2015-10-06 13:28 浏览:加载中
  •   建元二年,窦婴、田蚡被免职,田蚧是王姑太后之弟,仍然为武帝所亲信,他提的建议多被武帝采纳。窦婴就不同了,他不仅失去了权位,且为窦太后所疏远。 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奔走于田蚡门下,而窦婴门可罗雀。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办丧不力,被免职。武帝重新起用田蚧为丞相,以大司农 韩安国为御史大夫。田蚧在这次独尊儒术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书·儒林传》中的一句话透露了这一信息: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 名百家之言。

      《汉书·儒林传》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事归功于田蚧,充分证明了田蚡在此事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帝独尊的儒学实乃儒学中的齐学,特别是齐学中的《公羊传》: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元光元年(前134)十一 月,又根据董仲舒建元对策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举贤良文学,武帝“策诏诸儒”,于是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公孙弘复出。在窦太后驾崩的哀乐 声中,儒家庆贺他们的胜利,黄老的主流、主导思想的地位终于被取代。

      在中国古代社会读书的目的主要是做官。《论语·子张》:“子夏 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是孔门高足之一,以通晓文献典籍见长。不过,孔子曾批评他还达不到“贤”的程度,孔子还曾当面训诫他要做个“君子 儒”,不要做“小人儒”。子张也曾说他不像个“君子”。看来,在孔门弟子中,子夏是有些特殊性的。在思想上,他既有儒家学派的一般特征,又有法家思想倾 向。子夏“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一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学而优则仕”,对此,有学者诠释道:“学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 “士”和“大夫”(有官职)总连在一起。它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最早建立了系统的文官政治构架,使行政、教育相连接,社会获得知识者作为主 要支柱的撑持。另一方面使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人“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方向,而求在尘世建立“天国”(不管是“复三代之盛”也 好,“通三统张三世”也好)。

      学校教育必须与读书人的目的追求相一致。否则,学校教育就没有活力。

      汉武帝一方面规定在官办学校中,只允许讲授儒学。另一方面又把儒学作为做官的敲门砖。公孙弘是第一个以通经拜相封侯者。此事对儒生影响极大,“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而首倡通经为官者,也是公孙弘。

       公孙弘元光元年(前134)为甾川国(治剧县,今山东寿光南)推举为贤良,对策后,被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后为左内史数年,元朔三年 (前126)迁御史大夫,元朔五年(前124)十一月代薛泽为丞相。弘虽儒者,但不像董仲舒是个书呆子,他曲学阿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每逢朝 议,他只是开陈其端,让武帝自做选择,不管武帝的选择与他的意见是否一致,从来不肯面折庭争,违迕武帝之意。因此,他很得武帝的信任。这年夏天六月,武帝 下《劝学诏》,表示要把天下方正博闻之士悉引进朝廷以振兴礼乐,又命礼官劝学,把举遗文、兴礼学视为天下的首要任务,太常议定为博士置弟子员,以风化乡 里,奖励贤才。

      公孙弘承旨,找来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人,一起研究,统一意见,详细拟定了太学制度:

      1.确定博士官教授弟子员数,为五十人。

      2.博士弟子的待遇:免去他本人的徭役。

      3.选举博士弟子由太常衙门主办。

      4.博、士弟子的年龄规定为十八岁以上。

       5.选试办法:由太常选择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送太学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地方政府)的属员中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行为规矩 的,由县令、侯相、县长、县丞上报郡守及诸侯(王国)相,经郡守及诸侯相仔细考察合格的,随同上计吏到京师去太常衙门,然后得人太学,受业如弟子。

      6.修业年限:全部一年毕业。

       7.毕业后分配办法:能通一艺以上的,补地方政府的文学掌故(平帝时称为丙科);成绩特别好的可以(在京师)为郎中(平帝时称为甲科),由太常造列名册 上奏。特别优秀的要随时上报,不认真学的,特别差的,以及学了一年还不能通一艺的,全都不用。建元年间(汉武帝)兴太学,置《五经》博士,主要明确了办学 目的、教育任务、博士职能和讲学内容,制度犹属草创。至此补充了上述博士弟子员数等七项具体规定,遂使太学制度臻于完备。

      郡国也遍立 学校,设学官,置学官弟子。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市中所修的学官,召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免除他们的更徭,成绩优秀的授以郡县吏,其次的授以孝弟力田 (乡官)。他还经常挑选学官弟子,让他们在便廷处理郡务;每次巡视县邑,又选行为端正的明经弟子为随从,叫他们传教令,使得“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 为学官弟子”。蜀地文化因此发展,风气大变,赴京学习的人与齐鲁一样多。

      武帝推广蜀地兴学经验,“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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