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主汉武帝治下的民生悲歌

  • 发布时间:2015-09-26 20:47 浏览: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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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19年正月,汉帝国的王公贵族们都在为觐见皇帝而发愁。发愁的原因是,武帝和他的宠臣张汤搞出了一个叫做“白鹿皮币”的东西,王公贵族们必须花40万钱,从武帝手里买这样一张“白鹿皮币”,然后才能完成一年一度的朝觐礼仪。
      按以往的惯例,王侯贵族们只要花数千钱,去买一张“皮币”和一块玉璧,就可以应付过去了。但今年几千钱显然是不行了—武帝自公元前135年亲政起,年年对外发动战争,劳民伤财,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为了搞钱,一张仅值一万钱的白鹿皮,硬是被武帝强行卖到40万钱。这实际上是武帝在借朝廷礼制变相敲诈勒索所有的王侯贵族。
      这种脱离法制的敲诈勒索政策,在推广时遇到了一点点阻力。武帝询问大农令颜异对此事的意见,颜异表示反对。武帝听了很不高兴,不过,当场没有发作,但颜异很快就被以“腹诽”的罪名给处死了。杀死颜异,其实是为了威吓王侯贵族们,让他们乖乖地把40万钱交上来。
      武帝穷兵黩武所造成的财政亏空,显然不是几万张“白鹿皮币”就可以解决的,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奇怪的金融产品——“白金三品”。这是武帝在现行流通的半两钱之外所发行的一种新货币,由银和锡混合铸造而成。三种大小与纹刻不同的白金钱,代表不同的面值:一种上面刻着龙,一种上面刻着马,一种上面刻着龟。“白金三品”虽然不是真的白金,但武帝却强行给它定出了比白金还离谱的面值—一个龙纹钱值3000钱;一个马纹钱值500钱;一个龟纹钱值300钱。然而,一个龙纹钱的实际价值连100钱也不到。
      政府搞这种巨额虚币的本意,是为了用它从民间大规模购买物资,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填补财政亏空。其本质,和近代以来政府通过滥发货币空手套白狼从老百姓手里抢夺财富是完全一样的。武帝当时打的也是这样的算盘—市面上的半两钱,与社会财富是相称的,国库里没有半两钱了,就强制发行“白金三品”这种巨额虚币,政府再用这种虚币,去“购买”民间的财富,民间又无力抗拒政府的“购买”,其结果,自然是老百姓的财富缩水,国库充盈。
      但武帝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底层百姓并不是傻子,既然政府懂得用这种巨额虚币来民间大肆敛财,百姓也懂得仿造、盗铸这种巨额虚币来回击政府。结果“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武帝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的敛财计划就这么失败,于是严酷的法律随即出台—但凡有盗铸行为,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少,一律处死。到底处死了多少人,史料没有记载,但《史记?平准书》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
      武帝为了从民间敛财而发行无信用的巨额虚币,结果不但没有敛到财,反而造成了民间金融秩序的大动荡,整个社会因为一套“白金三品”币瞬间丧失秩序,陷入混乱状态。这次币制改革的主持者张汤,面对整个国家陷入混乱,而国库仍然空空如也的现实,最终不得不选择自杀。张汤死后,桑弘羊出来替武帝收拾残局。公元前115年,也就是汉帝国金融完全丧失秩序五年之后,在桑氏的主持下,造价与币值相等的新货币五铢钱诞生了,政府不再借此向民间敛财,民间私铸之风也很自然地消失了。
      公元前119年,是武帝疯狂敛财之年,谁也逃不过贪欲无度的皇权的掠夺。在欲望面前,人的智力往往会昏聩,正所谓“利令智昏”;但在寻求欲望的满足方面,人的智力却往往会出奇地高涨。武帝的智力也在这年发生了一次跨越式的提升,他居然无师自通,懂得了使用“阶级分化”和“群众运动”这样高段位的搜刮术。这就是所谓的“算缗告缗”运动。
      “算缗”和“告缗”其实是配套的两项政策。“算缗”是指对老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那部分财富征收财产税。武帝规定,凡是存在非农业收入的家庭,在“算缗令”颁布之后,必须马上到有关部门报告自己的财产总额及其构成,然后按各自不同的比例,缴纳“算缗钱”。其具体规定为:但凡有经商行为的老百姓,必须按照6%的比例缴纳财产税;但从事盐铁经营且得到国家特许经营的商人,则可以享受3%的优惠;有“轺车”(一匹马拉的车)的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官员,没有“三老”,没有“北边骑士”,每辆车必须缴纳“一算(120钱)”的财产税,商人如果有车,那就要加倍;此外,有五丈以上的船的家庭,也必须缴纳“一算”的财产税。
      毫无疑问,“算缗”政策是一项针对全民的赤裸裸的掠夺。自然,这种政策需要有严刑酷法才能推动实施,武帝的措施是:有财产而不向政府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岁,没收资财。
      但老百姓都想尽办法隐瞒自己的财产,抗拒缴纳“算缗钱”,所以才有了五年之后的“告缗令”,鼓励老百姓举报一切自己认识的隐匿资产的人。被告者的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作为奖励给告发人。
      如果了解公元前114年汉帝国底层百姓的生存境况—因武帝多年的穷兵黩武,底层民众破产者极多,贫民生存不得不“仰给县官”—就不难理解“告缗令”颁布之后,汉帝国何以会瞬间陷入一片惊恐:稍有资财者闭门谢客,每日里惶惶不可终日;贫民与游民们则纠集在一起,每日里四出探访;官府则终日大敞四门,热情接待每一个告密者的到来……
      武帝将老百姓划分成“有钱人”和“没钱人”两大阶级,然后用利益诱惑这两大阶级内斗,自己则从中牟利。如此倒行逆施的暴政,终武帝一朝,却没有任何大臣敢于正面向其挑战,其恐吓效力可见一斑。
      “算缗告缗”运动到底害了多少老百姓?武帝到底从这场血腥的运动中掠夺到了多少血淋淋的财富?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留下了答案:“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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