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玄龄传:忠诚谦和,雄才大略

  • 发布时间:2017-03-13 22:22 浏览:加载中
  •   在中国封建社会,整个国家的命运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皇帝并不是完美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是昏庸愚昧的国君。所以就必须有一些人要承担“佐君主、成大业”的重任。这个人主要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这就要求他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且要有高尚的人格,忠于自己的国君,尽心尽力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就曾经涌现出过许多优秀的“名臣”,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的名相房玄龄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不仅出谋划策帮助唐太宗打下了江山,而且为“贞观之治”盛事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人格上更是一个杰出的榜样,无论是对君主的忠诚——尽心竭力,还是对父母的孝顺——诚心之至,都为后人做出了一个表率。在这里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房玄龄的一生。

      少年有为帝师之才

      房玄龄(579年一648年),字乔,生于北周宣帝大成元八年(579年),原为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房玄龄出生在书香门第,曾祖和祖父都分别为北魏、北齐的朝廷献过力。而其父房彦谦则是魏、齐间山东著名学者,房玄龄的父亲在学术上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而且经常与当时有名的学者进行交流,所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一时知名雅澹之士”如当时的著名学者王邵、李纲、柳或等。其中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也是其父的一位至交。薛道衡因敬重房彦谦的为人和做学问的精神,经常和他一起讨论问题,两人结下了深刻的友谊。每次薛道衡出差经过房彦谦的住处,都会留住数日,与之一起探讨问题、谈诗作辞,总是十分愉快,临走时依依惜别,甚至两人都会涕泪相送,相约下次再见。房玄龄的父亲不仅在学术上成就丰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独到的想法,他曾连任北齐和隋朝的中级地方官吏,尽管对官场的斗争厌倦,但迫于隋王朝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任命,虽然做官非他的本意,但他依然有自己的原则,为官期间一直善待百姓,实行善政,希望可以造福百姓,为百姓多谋求利益,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其父刚正不阿,决不奉承权贵,对那些对国家人民不利的事情直言不讳。曾经尖锐地向当时权重一时的宰相高熲和负责宫廷建筑的张衡提出:对吏治要严于管理;对“穷极侈丽”的建筑,要立刻停止。房彦谦对政治有很强的敏感,很早就预感到了隋朝的覆灭。他曾经对朋友说:隋炀帝生性多忌刻,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施行的是苛刻残酷的政策。不要看现在天下平静安宁,日后必会出现亡国的危机。

      这就是房玄龄成长的环境,在这样儒雅的环境里,房玄龄从小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继承了其父的许多优良作风,而且自幼其父就对其进行严格的教育。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写得一手好字。不仅字写得好,而且房玄龄还广泛的阅读书籍,精通儒家经书,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写文章一向都是信手拈来,洋洋洒洒几万字,在当时被人们誉为少年全才。而且少年的房玄龄就已显露出了他强烈的政治敏感。房玄龄少年时隋朝还处在安康的局面里,国家还很兴旺。从表面上看天下安康,百姓安居乐业,并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认为国家可以将这种安康的局面持续下去做到“国祚方永”。但青年的房玄龄却早就意识到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并预言了隋朝的覆灭。在房玄龄青年时也就是在隋朝末年,房玄龄和父亲来到了当时的京城,当时的京城四处一派繁华昌盛的景象,百姓们也都认为国家很强大、昌盛,生活很安详平和。然而年纪尚轻的房玄龄却对其父说:“现在的隋朝本来就没有作出公德来,只不过欺骗百姓,现在又在皇位方面互相倾夺(指隋炀帝与其兄杨勇、弟杨谅之间争夺皇位),贵族们只注重在生活奢侈上攀比。这样的王朝终归要矛盾百出,内部争权夺利,最终会走向灭亡之路。而且这种局面马上就会来到了。”从言语中我们就能看出,房玄龄透过了当时的太平盛世看到了统治者的昏庸,看到了国家潜藏的危机。但其父听到房玄龄的话还是十分吃惊,一来害怕不谙世事的儿子口出狂言,惹祸上身。二来是不曾想房玄龄小小年纪竟然能有如此眼界,不禁在心中暗暗为房玄龄观察时事之精微而感到惊喜。年少的房玄龄不仅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而且为人的品格也已经很优秀了,从对其父的孝顺上就可见一斑。房玄龄和其父从京城回来不久,其父就患了重病。在其父患病的十余月,房玄龄寸步不离地守在父亲床边,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和用药上,甚至在这期间房玄龄都未曾脱过衣服,但却从未听他说过一声累或抱怨过任何一句话。但孝不敌病,其父的病情还是一日一日地加深,没有丝毫减轻的征兆,最后其父终因不治,撒手而去。房玄龄极度伤心,几天几夜不食不眠。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孝心。他不仅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行孝道,而且他对继母也是如此,史称对继母“恭谨过人”,继母病了,请医生过来为其诊治,每次迎接大夫房玄龄都垂泪哭泣,到后来继母病死,房玄龄更是伤心不已,到了不思饮食、骨瘦如柴的程度。房玄龄这样的人品和学识在当时就为人们所赏识和赞美。主管人事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人评价他说:“我看人多了,从来未见到这样的年轻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走上仕途投明弃暗

      带着众人的赞誉,房玄龄十八岁时,被本州推举为进士,朝廷授予羽骑尉(羽骑尉,是校尉名,隋唐时增设该官职)的官职。虽然被朝廷任命,但房玄龄早就看到了其中的弊端。所以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房玄龄早就听说李世民骁勇善战,自小便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而且喜欢有学识的人才。早就厌倦了隋王朝的房玄龄,认为这是一个脱离隋王朝的好时机。这时正任为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杖策谒于军门”,毅然脱离了隋王朝。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离隰城距离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是徒步追寻李世民的,为了能够加入他的军队付出了相当大的辛苦。终于在李世民攻占渭水北边的土地时,房玄龄到军门求见,向李世民毛遂自荐。李世民与房玄龄一见如故,双方都感觉像是遇见了知己。而且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温彦博也在李世民的旗下,他对房玄龄的才华早有耳闻,所以也向李世民大力推荐他,最终李世民让他代理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一员猛将,如果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主人,又有让自己施展才华的战场,当然会全力以赴、用尽心力地打拼。

      正如房玄龄所预言的,由于隋末炀帝的苛酷暴政,压榨百姓供己享乐,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李世民不忍心看见百姓身处痛苦中,于是力劝李渊起兵推翻暴政,最后终于在儿子——李建成、李世民的协助下灭了隋朝。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灭隋建立了新朝代,国号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房玄龄就开始了在秦王府对李世民的十年辅佐。

      秦府十年助主称帝

      房玄龄自从开始跟随李世民,就开始将自己所有的心思放在了辅佐李世民上。很快他的才能就展露了出来,他时时处处都以自己的团队利益为重,比其他的文臣武将思想更为深刻,更有着政治眼光,看得远、想的全面。比如,在李世民攻打隋朝建立唐朝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只想着要分金银财宝,无人考虑被俘人员的去留,更没人去想在其中选拔人才以备以后治国之用。唯独房玄龄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考虑要将其中的谋臣猛将召集在李世民的旗下,共谋发展。所以房玄龄在这一过程中,有意结交了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为友,结成了一派很大的势力。这就等于为李世民招贤纳士,搜罗人才。而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由房玄龄发现并努力保护其留下的,最终成为股肱之臣。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其祖父杜果官至隋朝工部尚书,其父杜咤为隋朝昌州长史。杜如晦与房玄龄一样出自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喜好文学历史,也是一个很有见解的人才。隋炀帝大业年间曾作为一个小官的候补官员,但不久也就辞官回乡了。李世民平定京城时,发现了他的才华,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但唐建国之后李建成看到秦王李世民府中聚集了太多优秀的人才,怕日后其中有人会对他自己不利,就假借各种原因,将秦王手下的许多人才调离秦府,而杜如晦也是其中之一。就在这时房玄龄对李世民讲:“府僚去者虽多,不足惜也。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大王您如果想经营天下,非此人不可!”房玄龄虽未明确要李世民将杜如晦留下,但向李世民讲出了杜如晦的重要。李世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于是忙把已经调离的杜如晦追回,召回之后李世民立即开始重用杜如晦,将其作为自己的心腹谋臣。而杜如晦也的确不负众望,在日后辅佐李世民的过程中,屡建奇功。包括:在平定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过程中,杜如晦作为李世民高参,对军旅戎事剖断如流,深为时人敬服。在“玄武门”之变中杜如晦虽然被外调,但悄悄潜回秦府帮助秦王出谋划策与房玄龄功德相当。

      在随同秦王李世民扫平割据的过程中,房玄龄一路上还注意收集隋朝留下来的书籍和典章,为日后治国时作参考。《旧唐书·太宗纪》日: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

      随着李渊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房玄龄升任为秦王府记室,被封为临淄侯。这样一来房玄龄的工作就越来越繁重了,而且由于他谨慎的工作作风,加之他对秦府事务最为了解,所以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军事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他圈定。但房玄龄依然将政务处理得有条不紊,其中更有不少出色之处。如:一些军事文书和上奏给唐高祖的重要文件,房玄龄都是即兴完成的,但文章一点也不粗糙,相反文采优美,条理清楚,堪称佳作。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掌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这样的能力就是房玄龄在随秦王南征北战中练就的。

      唐王朝建立以后,由于次子李世民在与隋军的战争中,表现出色,李渊给予了李世民很多特殊的权力,包括:加号为“天策上将”,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署官吏。这些权利使“天策府”实际上独立形成了一个“王国”。这样一来被册封为太子但一直嫉妒弟弟战功和地位的李建成和皇弟李元吉(李渊四子)对李世民的势力产生了很大的疑虑,再加上李渊的后宫嫔妃因索要金银珠宝不遂而对李世民产生了愤恨,李世民在李渊那里的信任程度也开始下降。同时李世民也不断在朝廷内扩大自己的势力,拢络人心,这就更加剧了最高统治集团之间出现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主要表现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皇位之争。而一次李世民应太子之邀去其住处饮酒,饮酒完毕李世民回到“天策府”忽然感到心中一阵暴痛,然后就吐血数升。这一事件犹如惊雷,使整个秦府顿时感到了恐慌,同时大家感到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也最终使皇位之争的事情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李世民恢复之后就开始积极召集谋士们准备对策。

      在这场皇室斗争中,作为秦王的心腹,房玄龄起到了关键的谋划作用。但实际上房玄龄在跟随秦王李世民征战多年中,早就发现李世民是一个宽厚仁爱,重视人才,任人唯贤的皇子,认为他有足够的能力一统天下,发展唐朝,为百姓谋福。只做一个亲王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在高祖武德四年,他曾和秦王一起拜访过一位叫王远知的道士,道士就对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更加深了房玄龄帮助李世民取得天下的决心。现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终于爆发了冲突,这正是一个助主称帝的好时机。

      房玄龄立刻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直接冲突一触即发了,而这次冲突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思是效仿周公除掉管叔、蔡叔以此来使周室安定,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势力,来稳定刚刚建立的唐朝统治。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安定,使皇室争斗平静下来。长孙无忌把房玄龄的策划转告给李世民,李世民表示同意并召见了房玄龄,深入谋划这场皇室变革。这样一来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以及大将侯君集、尉迟敬德就形成了秦王府政变策划的核心。皇宫之中无秘密,况且太子李建成早就有除掉李世民的想法,所以当他听说了以房玄龄为首的秦王府的密谋,也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太子李建城一直视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将两人驱除出宫廷,于是李建城在唐高祖面前歪曲事实,将两人的成绩说成失误,却没有想到的是唐高祖居然偏听偏信,把房玄龄和杜如晦驱斥出秦王府。斗争越来越紧张,秦王府的两员大将居然被逐出宫,争斗已经到了不得不发生的程度,所以房玄龄日夜劝说李世民先行下手,说:“事情已经十分紧迫了。为了保住江山,应决心大义灭亲。如果再当机不断,只能被动挨打了!李建成一旦占据主动,我们的行动就会落空了。”李世民觉得毕竟是手足兄弟,但形势已经不容他选择了。终于下了决心,而且房玄龄、杜如晦也乔装成道士潜回秦府,同众谋士一同详细做好最后的计划,最终定于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史称“玄武门之变”。政变当日,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大将尉迟敬德杀死了李元吉。不久,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玄武门之变”最后以李世民提前继位结束。至此房玄龄完成了助主称帝的大业。

      李世民继位后成为唐太宗,太宗鉴于自己的谋臣将士功劳很大,开始对各大臣论功行赏,太宗认为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应当论功第一,命房玄龄晋爵为邢国公。而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却认为,政变时是他率兵先到现场的,而房玄龄、杜如晦只不过是在幕后动动笔墨,在评功之时房杜等人排第一,他心中不服。太宗反驳说,“起义刚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您虽然率兵前来作战,那也是因为惧怕因此会株连九族被杀掉,而且从未亲自上阵打过仗。与窦建德交手,您还曾全军陷没;后来刘黑闼起兵,您又望风败逃。如今论功行赏,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帮助我安定国家,这样的功劳和汉朝萧何相同,虽然他没有上战场杀敌,但无他的计谋,今天的胜利又是从何而来呢?当然应该评为首功。叔父您为国家至亲,我并不吝惜封赏您,但不能因咱们之间的私情就将功臣的成绩给淹没了呀!”一席话之后,李神通无言以对。公元630年,即唐太宗登基的第四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

      辅佐太宗成就霸业

      自李世民继位之后,房玄龄一直承担着辅佐李世民的重任,直到病故。可以说房玄龄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唐朝初期的建设。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房玄龄一直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他的贡献为“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期间,房玄龄主要有以下的贡献。

      首先,因为唐朝初年的时候,官僚机构极其臃肿,有了事情到官府里面都是互相推诿,官员的人数特别巨大。在李渊打天下的过程中,急切需要人员补充到队伍中来,在向关中进军的过程中,民间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就任命一个官职给他,而并没有具体的让他们要做的事情。其余的才智杰出的人员,根据他的才能授以相应的官职,草草的询问他一下所擅长的能力,马上就授予他官职,一天就能任命官员将近千余人。所任命的官员们,都来不及拿上授官时发给的文书凭证,就各自拿着李渊给他们写的官名就走了。这些原因,直接造成了贞观初年,唐朝的中央管理机构的臃肿,官员人数的极其膨胀,而且所用到的官员的品质、能力也是良莠不齐。

      房玄龄根据唐太宗“要把国家治理好,最根本的就在于用人要谨慎。根据才能大小授予官职,一定要减少官员人数”的原则,开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考核。依据考核的成绩,再从中筛选优秀者,留在朝廷继续效力。最终把朝廷文武官员减少到六百四十三人。这个数字跟隋朝朝廷官员二千五百八十一人相比,减少了整整四分之三。在这项动作极大的政治改革过程中,触及到了许多人的切身利益。但由于房玄龄的工作周密稳妥,大得人心,顺利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没有引起任何局势的动荡和不安,并且在大臣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其次,在隋朝末期,朝廷中官员消极待命,办事推诿,而且在房玄龄缩减官吏之前,唐初政府机构臃肿。这些都造成了官员们办公效率低下的现状。为了整顿这一现象,房玄龄开始了对整个中央管理机构内部纪律进一步的改革。主要是为各项官吏管理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法规,保证了各个官员在他所任的职位提高效率。如:《唐律·职制》其中包括,明确对很多违反朝廷管理的行为提出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如:各级主管一旦擅自增加自己一级的官员,依数量而定,给以惩罚,超编一人杖责一百大板,超编三人以上再加一百大板,超编十人将会处以徒刑两年。为了防止官员出现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现象,房玄龄在《职官法》、《考法》中还对各级行政机构的职责进行了细化,明确了每一个职位的责任所在,并且对官员的考核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而且严格了各级官员的轮流值班,每日执勤的制度,要对执行情况作出考核,如果没有达到考核标准将会受到惩罚,《唐律·职制》中规定:“各级官吏每日出勤要进行”点检“如果点名不到,一点笞十;各级官吏必须值班或轮流值宿,如果应该值班没有值班或者应该值宿没有值宿的各笞二十”。对官员执行公务出现错误,办事拖拉,也作出了极其严格的惩罚规定。房玄龄用这些相关的措施、制度和法律约束了官员超编,使贞观年间机构精简,官员办事效率很高,政府官员各个精于自己的职责,廉洁奉公。

      房玄龄不仅对中央管理机构内部纪律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而且对整个国家的法律也做了相关调整。隋朝法律苛刻使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在高祖李渊起兵之时,就宣称要制定宽大的法令,这也吸引了许多深受隋法令折磨得老百姓参加唐军。唐太宗即位后继承了高祖对于法令“宽平”的原则,让房玄龄负责修改法令制定并在《贞观律》于贞观十一年昭告天下。《贞观律》中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宽仁慎刑的思想,将过去兄弟之中有一人造反,株连九族的刑法减轻到祖孙兄弟有关联者都被发配的程度。房玄龄和魏征都赞成用宽平的法令治国,而不是用严厉的法令来威慑人民。在这种思想下,制定的法令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稳定了唐初的社会局面。而且由于《贞观律》制定得比较系统,且便于实施,所以成为了以后各个朝代立法的典范。为我国封建刑法的制定展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三,一个国家需要有众多优秀的人才来支撑,才可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强大和昌盛,所以朝廷选拔人才,运用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关。房玄龄有自己的用人策略,为唐玄宗招揽了大批的人才,而且知人善任,总能将人才放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

      房玄龄经常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人,只要发现有很好的才能的人,就一定会给唐太宗推荐。例如: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这个人为人耿直,有汉朝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并且极其有才华,可以承担起重大的职责。房玄龄发现以后,就直接向唐太宗推荐这个人。后来李大亮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才干,赢得了唐太宗的信任。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一起在宰相府工作。

      房玄龄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并且依据他的特长来安排他的职位,并给予他最大的支持。比如:李靖、李绩骁勇善战,在军事上有杰出的才能,就让他们去带兵作战,给予他们兵员上的支持,日后确实看到成绩。魏征、王跬忠直敢谏,就将他们安排到唐太宗身边去做官员,随时可以提醒唐太宗不要犯错误;戴胄公正不阿,就让他去做执法官,这样可以让法政严明,给执法官们树立一个好的典范。这样的用人方式,带来了很好的效果。这些人为贞观之治都竭尽才华,大放异彩。

      房玄龄善于与人配合。一方面,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找出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展现出其他人的长处。其中与房玄龄配合得最好的要数前文中所说的房玄龄努力保荐在唐太宗身边的杜如晦了。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判断,有人评价杜如晦是:当时国家事情虽然非常多,但杜如晦能够对每一件事情都剖析得非常清楚,当时的文武大臣深为折服。房玄龄深深地知道杜如晦的长处,所以常常是房玄龄和唐太宗做好事情的谋划,然后等待杜如晦对此做出相应的判断,房玄龄说:没有杜如晦商定,政事就无法确定下来。但等杜如晦来后,杜如晦的方案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相互默契。所以史学家就评论说:“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杜如晦知道房玄龄擅长考虑非常好的计谋。”他们相辅相成,留下了“房谋杜断”千古美誉。

      房玄龄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对人才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绝不允许一个不合格的人才被安排到朝廷中来。在贞观盛世时,尽管朝廷中人才众多,但每一个都是房玄龄精心挑选后安排到宫中的。房玄龄在挑选人才上,坚持宁缺毋滥的观点。朝廷有关部门缺乏人员时,如果一时找不到十分适合的人才,房玄龄宁可空着这个职位,自己来做这个工作,也不会让一个不合适的人来做这个工作。虽然,身为宰相的房玄龄本身已经是公务缠身,但因为他对人的严格,他宁可让自己再多承担一份工作,也不会将国家的关键工作放在没有责任心的人手中的。例如根据史料记载,在唐朝的一个时期,朝廷中管理财政支人支出的部门缺少一个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在几经思考,发现暂时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员可以担当此位置后,就让这个职位空缺,自己帮助管理。这样的做法遭到了众多官员的讥讽。他们认为房玄龄是不舍得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放开,想做一个集权者。而房玄龄宁可受到大家的讥讽、嘲笑,也决不轻易地将二个不合适的人放到这个职位上。这就更好地体现了房玄龄的用心良苦,和他的用人的政策。

      最后,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那就是对历史和经籍图书进行了整理。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重视历史的皇帝,他有一句名言是:“把铜片当作镜子,可以帮助人来整理衣装;用古代的历史经验为借鉴,可以让人明白历史是如何更替的;用别人的行为作为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因此,唐太宗一直重视记录历史。而且重视人才的唐太宗,从其还是秦王时身边就开始云集着才子,号日“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所以修订史书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房玄龄身上。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遵从唐太宗的指示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进行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同时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开始对唐国史和实录进行编纂和修订。在对唐国史进行编写的时候,房玄龄坚持忠于事实的写作手法,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按照他原来的面目进行写作,不夸张好事,也不掩盖坏事。更不会因为皇帝的喜好而改变历史。其中《贞观政要》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同史,房玄龄与魏征不许唐太宗看。于是唐太宗就问:“为什么自古以来当代国家的历史,都不许当时的帝王亲自过目?”房玄龄回答说:“国家的历史都是按照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实际情况来写的,其中当然会涉及到皇上所做过的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自然不能给皇上看。”唐太宗解释说:“我没有干涉的意思,我想看一看国史,主要是想借鉴一下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以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并没有想影响史书的编写。”听了唐太宗的解释,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唐太宗看当朝的国史。可见,房玄龄对史书编纂的严肃态度。房玄龄不仅编订了史书,而且为适应科举适度的变革和唐太宗的要求,组织众儒对《五经》进行了讨论,最终校刊了统一的《五经定本》。

      以上这些就是房玄龄在朝廷效命期间,为国家所做的主要贡献,这些贡献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房玄龄也是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房玄龄到病故之前,一直尽职尽责地担当着宰相一职,多次想要向皇上辞官,但皇上因为对他的信任,一直不允许他告老房玄龄经常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人,只要发现有很好的才能,就一定会给唐太宗推荐。还乡。太宗说:“国家长期任用你,一旦突然没有贤良的宰相,就像一个人失去两手。你如果精力还不衰弱,就不要这样辞让。等到自己感到确实衰老无力的时候,再向我奏明吧。”晚年房玄龄由于议政操劳国事,真的体弱多病了。但太宗真的离不开如此良相,于是准许他卧床在家里处理政务,后来房玄龄的病情加重了,连在家中处理政务也做不到了,唐太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着急,命令将房玄龄的轿子一直抬进玉华殿来,与太宗相见,结果君臣两人一见,情如潮涌,相对涕流不止。唐太宗实在放心不下房玄龄的病情,于是将其留在了宫中,安置于偏殿,命令御医进行诊治,御膳进行伺候。并找专人负责向太宗通报房玄龄的病情,太宗听到房玄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喜悦,但如果听说病情恶化,则哀叹不已,戚容愁苦。在房玄龄病情恶化后,太宗更是无时无刻不惦记房玄龄的情况,竞命令将帝居玉华殿与偏殿之间的宫墙统统凿开,连成一庭,以便随时可以向太宗报告房玄龄的病情。但尽管太宗对房玄龄无微不至地进行照顾,无奈情不敌病,太宗的照顾并没能留下房玄龄,不久,一代贤相房玄龄在玉华殿病故,享年69岁。

      忠诚谦和雄才大略

      我们刚刚回顾了一下房玄龄光辉、辛劳的一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房玄龄能终生稳居相位,做出如此有成就的事业呢?追根究源是因为房玄龄具有崇高的人格和高深的学识。那么我们就从他的处世之方和他的治国之方上来分析他的思想吧:

      首先是他的处世之方,身处在宰相职位上,房玄龄能够一直得到皇上的信任,在群臣中树立极高的威信,是因为他忠于皇上、忠于国家,为人谦和的处事原则。

      身为宰相,这个职位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在宰相之下是群臣是天下百姓,而在宰相之上就是一国之君。在下群臣都会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在上,皇上是决定宰相生死的唯一人物。所以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对于宰相来说就非常重要。而房玄龄凭借自己忠诚谦和的个性,很好地平衡了这一关系。皇上是宰相之上的唯一一人,宰相的命运是由皇上来决定的。如果身为宰相,过度地表现自己,必然会引来皇帝的猜疑,认为宰相要夺权篡位,从而引出杀身之祸;当然,身在相位,却拿不出相应的作为,也是很难让皇帝信服的。所以既要展示出自己的才能,又要取信于皇上。这就需要两者兼顾。既要让皇上知道自己的本领,又要让他放心,身为一朝之相不会对皇上构成威胁。房玄龄一直以一颗忠诚的心对待皇帝,皇帝自然非常信服他。曾有小人诬告他谋反,太宗根本不予理睬。相反房玄龄屡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婉言相留。

      当然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房玄龄的人格品行中看到的。房玄龄虽不如魏征敢于直言进谏,但他觉得皇帝言行上有不当之处时,还是会在唐太宗面前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突然问周围的大臣们:自古至今,得天下以后的皇帝们,当子孙们开始执政的时候,多数就开始天下大乱了,这是为什么?房玄龄在一边就回答道:那是因为开国之君是在沙场上赢得国家的,但赢得国家后年轻的国君是生长在平安的环境里的,在深宫之内享受着荣华富贵,又没有机会接触深宫以外的世界,体会不到人民的疾苦,自然久而久之,就丢弃了原来的治国方针。房玄龄说这句话的用意在于警戒唐太宗不能够过份溺爱子孙。要给他们以适当的锻炼,避免因子孙荒淫无度而误国。

      又如:从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对高丽发动了多次战争,这一战争不仅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的灾难。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消耗更是严重,其中在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可见这场战争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但当他听到唐太宗打算再次东征的消息时,他对儿子说:“如今国家刚刚稳定下来,各项事业都在顺利地进行。应该注意国家的发展,而不要把精力放在讨伐东边的高丽国这件事上。那是劳民伤财,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这个事情将要成为国家的最大的祸患。皇帝含怒下了决心,下面的臣子们都因惧怕皇帝而不敢进言,我如果知道却不说,我就会含恨入土,死不瞑目的。”于是在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抱病写了《谏伐高丽表》,文章言辞恳切,将讨伐高丽国的弊端一一写出,劝皇上不要因为一时之气,不顾百姓安危而出兵征讨高丽国,这样做只会失去民心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看后十分感动,叹息道:“房玄龄病危疲乏到这种程度,还一心忧虑着我们的国家,为国家操劳,能够做到这点,实在是太难得了。”

      由此可见房玄龄对皇上的一片忠心,有如此忠臣唐太宗又怎会怀疑他会背叛自己呢。

      而且房玄龄还十分注意自己的劝谏方式,不会全面否定皇上的意思,但会巧妙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准备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是却说:“李纬长得是一幅好胡子呀”,唐太宗与房玄龄相处甚长,自然明白房玄龄说此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于是便不再提拔此官员。房玄龄并没有当面否定唐太宗要提拔李纬的想法,而是在话语中巧妙的带出了自己的想法。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又没有在颜面上对皇帝造成影响。

      对上房玄龄将忠诚放在了第一位,对下房玄龄为处理好将相大臣同僚之间的关系将谦和放在了第一位。房玄龄与杜如晦之间的深刻友情,是历朝历代大臣之间难得的。两人身为左、右仆射,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人配合得极好,太宗每次同玄龄谋事,玄龄一定说:“非如晦不能决定。”等到如晦来了,用的仍是玄龄的计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两者合起来,即为完璧,每算不失。虽然因杜如晦病逝两人只在一起合作了两年的时间,但是两人却一起为唐朝共同制定了许多典章制度,而且在杜如晦去世后,房玄龄也一直坚持执行两人一起制定的制度,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在历史上人们将两人誉为“房杜”,实为胜过“萧曹”的千古名相。房玄龄对待其他大臣也是一样的谦和,绝不居功自傲,总是给予其他人以最大的支持。《通鉴》载,肃宗时修过国史的柳芳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一生三十二年都奉献在宰相这个职位上,称得上是天下贤相。但他的成绩却从未见他炫耀。太宗平定国家动乱,而房玄龄、杜如晦不讲自己的功劳。魏征、王跬善于向皇上谏诤言,所以房玄龄、杜如晦就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曹、卫善于作战带兵,房玄龄、杜如晦就帮助他们发挥所长。这个品评将房玄龄谦和大度的精神充分表现了出来。其中说房玄龄从不炫耀自己的成就一句,最为贴切,表明房玄龄功劳极高,但事事谦退。和是谦的前提,只有这样的精神才可以使权臣信服,树立自己的威信。

      其次是房玄龄的治国之方。用雄才大略来形容房玄龄的才能一点也不为过。从他一生所作的功绩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房玄龄十分重视人才,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材方式,他不拘一格,不在乎人才的出身,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的长处。这一套用人方式,在当时是十分可取的。第二,房玄龄注重以法令治国,同时他又注意使法令宽平,不让百姓受苦,鼓励那些应该奖赏的,惩罚那些有错误的,但最主要是让他们认识到错误,改正错误。第三,房玄龄对历史的严肃态度,绝不因为皇帝的意思而改变历史的本来面貌。最后,房玄龄能准确地看到事情发展的方向,因此他对事情总能有一个明确的估计。作为宰相主要是辅佐天子做好两件事,一是理阴阳,二是善用人,这两点在房玄龄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可见房玄龄的才能之高,是真正将自己的思想融会在治国方针中,将整颗心都放在了国事之上。

      谦和与大略,既是才能,更是气度,这就是房玄龄终身稳居相位的秘诀。

      回顾了房玄龄的一生,总结了房玄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真正贤良宰相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和思想,而且要有崇高的人格,才能胜任宰相这一职位。房玄龄用自己一生的忠诚、辛劳换得了唐太宗的信赖,为唐朝的昌盛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人民谋取了幸福。虽然一生操劳,但却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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