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玄龄的故事:一篇文章让你全面了解房玄龄

  • 发布时间:2017-03-13 21:39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青少年时代


      隋朝初年,因为人们刚刚脱离两晋南北朝以来长达300多年的战乱之苦。因此,对由隋文帝实行部分改革所开创的统一安定局面,充满信心,抱有希望。多数人认为从此以后,天下将太平无事,隋王朝的江山也会长治久安。在善良的人们盲目乐观的时候,有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却讲出一番既令人吃惊,又令人深思的警世之。他避开众人悄悄地对父亲说:“当今皇帝杨坚本来并无功德可言,他依恃阴谋欺诈等手段夺取北周皇位之后,不思长远之计,肆意变更传统礼法,废弃已被立为太子的嫡长子杨勇,导致了诸皇子之间的相互倾轧。他对子孙也不加约束,使他们成为一群竞相淫侈的不肖子弟。杨坚这种变更成制和放纵子孙的态度,既不足以保全其家族,也不足以保全朝廷。现在看,表面上号称天下清明太平,而事实上已埋下了潜在的危机。因此,隋王朝的垮台可翘足而待。”孩子的父亲听罢此番议论之后,既惊且异。他万万没料到,十几岁的孩子竟能对国家的前途作出如此的分析和判断,并且和自己深藏胸中的想法又不谋而合。但老人毕竟从政有年,干练老成。他在暗暗高兴之余,又觉得儿子涉世未深,担心他的见解张扬出去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因此,他告诫儿子说:“你小小年纪,不要对朝廷大事妄加议论。”时隔不久,时局的发展验证了少年的判断。隋王朝的暴政激起了民变,昙花一现的隋王朝成了历史的陈迹,这个语出惊人的少年就是唐初贞观时期的名相房玄龄。

      房玄龄(579~648年),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他虽然不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但也不是出自平常的百姓之家。其远祖本来居于清河(今清河西北),到八世祖时才迁至齐州。从八世祖房湛开始,房玄龄的前辈们先后在北朝担任过州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职。其曾祖父房翼不仅官拜郡太守,而且还世袭过“壮武侯”的爵位。

      房玄龄之父“(房)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之所鞠养”(《隋书·房彦谦传》)。因此,房彦谦的童年是孤寂的。长兄房彦询教育过他,其“母兄”抚养过他。15岁又“出后叔父(房)子贞”为继子,后来又侍奉过伯父乐陵郡太守房豹。大概就是这种转相投依的不稳定生活,使房彦谦过早地成熟起来。他孝侍继母“有这本生”,当继母去世时,他悲痛欲绝,以至于“勺饮不入口者五日”。他对伯父也尽了一个晚辈的责任,“四时珍果,日弗先尝”,完全按传统的礼法和孝道行事。

      房彦谦天资聪慧,悟性很强,深受“雅有清望”长兄的喜爱,自幼就随兄长读书习文,到七岁时就可以口“诵数万言”,使邻里乡亲为之称奇。后来他又师从博士尹林,“手不释卷,遂通涉五经”。优秀的天赋,加之后天的潜心攻读,使房彦谦终于成为一名既善属文、又工草隶的“雅有词辩,风概高人”的杰出青年。从18岁起,他先后在北齐、北周、隋朝担任地方官员。虽然时局变幻无常,但房彦谦一直清介自守,不肯与世俗同污合流。他担任隋朝长葛令时,因其多有善政,境内百姓都尊称他为“慈父”。当他因政绩斐然调职升迁时,治下吏民更为之号哭动情,并专门“立碑颂德”,以志不忘。

      房彦谦还时刻关注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能透过隋朝“强盛”的虚假现象,看到其背后“王纲不振”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在隋炀帝“朝廷靡然”,人心不古的混乱时期,他却“介然孤立”,所交皆是“位望清显”的海内名贤。房彦谦还是一位长于修身齐家的谦谦君子,始终坚持以道德文章传家的古训。他虽然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又有固定的俸禄收入,但在生活上却“务存素俭”,大部分家资和俸禄多用于抚恤亲友,周济贫乏。自己的“车服器用”却十分简约,其家庭生活也屡屡因此而举步维艰。房彦谦对此无怨无悔,他“治然自得”,乐在其中。他治家很严,也极有章法,自己的“一言一行,未尝涉私”,对家族中的子侄晚辈也从不放松督勉和教诲。他曾对儿子房玄龄说:“他人均以做官而致富,惟独我却以为政而贫寒。我所要传给子孙后代的,就在于清清白白地做人而已。”直到隋朝末年,69岁的房彦谦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房玄龄就出自这样一个世代为官的诗书之家,有这样一位治家有方、为政有道的父亲。在房彦谦谢世时,房玄龄已近不惑之年。与父亲孤寂的童年生活相比,房玄龄是幸运的,他是在父亲的关照和呵护下长大成人的。房玄龄大概继承了父亲的不少基因,自幼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天赋。在家庭的影响和父亲的严格督促下,他潜心向学,发奋读书,涉猎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少年时代的房玄龄不仅学问大进,立笔成文,而且能写出一手令人叫绝的草书和隶书。正由于他熟悉经典,立笔健美,所以,开皇十六年(596年),年仅18岁的房玄龄就被举为进士,很快又被隋朝朝廷授予羽骑尉一职。房玄龄在政坛一露头角,马上就引起一些宿旧名臣的注意,使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素有“知人”之称的吏部传郎高孝基对这位后起之秀就大加赞赏。他曾对当时的民部侍郎裴矩说:“我这一生观察和接触的人多得很,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谁能比得上这位房玄龄。按照他的才识和能力,将来必成国家的栋梁之材、只可惜我年事已高,恐怕不能亲眼看到他大展宏图了。”后来,房玄龄也曾被补授过隰城尉。

      房玄龄也具有乃父之遗风,事父至亲至孝。房彦谦曾患病卧床“十句”,房玄龄“尽心药膳,未尝解衣交睫”(《旧唐书·房玄龄传》)。当父亲病逝后,房玄龄哀痛不已,一连五天“酌饮不人日”,尽了一个儿子的义务和孝道。

      房玄龄虽然在18岁就顺利步入政坛,但隋王朝的混乱政治,既使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制约了他治国才能的充分发挥。众所周知,从他开皇十六年入仕到隋朝灭亡的二卜几年间,正是隋王朝内统一安定走向混乱覆亡的历史时期。原来在隋义帝当政的24年间,他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某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改革活动,但他不学尤术,不识大体,生性猜忌,喜怒无常。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他听妇人之言,废长子杨勇,立次子杨广,引起皇子内争,从内部削弱了隋王朝的统治力量。在朝政问题上,他疑忌大臣,不时地在朝堂公开杀戮元老宿旧,使“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这一切为隋王朝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及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他凭借着隋初所积累起的大量财富,任情纵欲,肆意挥霍。他大兴土木,竭尽民力;南北游幸,耗尽民财;三攻高丽,搞得经济残破,民怨沸腾。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不仅加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也急剧地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这种君不君、臣不臣、民不民的社会现实,不仅与房玄龄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而且还直接将他牵进一些政治斗争漩涡。他曾因汉王杨谅起兵对抗隋炀帝的政治事件受到牵连,并冈此被贬到上都之地。

      家族及父亲的影响为房玄龄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小环境,使他在道德。文章及其才识方面受益匪浅,为他将来入世兴邦准备了必要的主观条件。但是,时逢隋王朝日益紊乱的政治,又使正处在而立之年的房玄龄产生了一种牛不逢时、报国无I门的失落感。可庆幸的是房玄龄并未因此而怨天尤人,迷茫沉沦。他始终关心国事,同情苦难中的百姓,不断分析、预测时局的发展变化。经过观察,他已朦胧地感觉到隋王朝的社稷江山似乎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中原方乱”的刺激下,他“慨然有忧天下之志”(《新唐书·房玄龄传》)。在人心思动、天下大乱的特殊时期,国家的希望何在?到底谁是可以托身的有为之主?房玄龄在细心地观察着,冷静地思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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