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章 严于律己

  • 发布时间:2015-09-20 23:45 浏览:加载中
  •   高风亮节房玄龄是个孝子,对老母毕恭毕敬,朝夕承奉。母亲卧病之后这几年,他抽空四处请医问药。孙思邈是一代名医,归唐后一直在太医署供职,房玄龄把他请到家里,亲自帮他抄写《千金方》。房玄龄还与夫人一生相敬如宾,不离不弃。

      房玄龄治家很有方法。他常常害怕子女们会骄纵奢侈,以势欺人,所以汇集古今家训,写在屏风上,让每个孩子都保存一具。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如果能注意照着去做,就完全可以保住自己了。汉朝的袁氏家族,几代为国家尽忠守节,我非常仰慕,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为官惧盈满,做事尽所能。”这是房玄龄给自己写的一张条幅,并终生以此自勉。

      一日,高士廉到房家闲坐,进屋时见房玄龄正在炉上烧那些疏表奏章的原稿,有些疑惑不解,问:“房仆射何以把这些文稿都烧掉?”心里不免觉得可惜,因为除了那些文稿是关乎国家政策大计而外,房玄龄的文字也是很珍贵的。

      房玄龄则笑着说,他的所有奏章封事,最后都是以皇上的诏书名义下发的,也就是说,大到治国方略,小到人事任免,无一不是圣上的旨意。为了维护太宗的尊严和一元主体,房玄龄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存在,哪怕是给别人留下点滴凭据也是不妥的。

      回家以后,高士廉也动手烧掉了自己的所有奏章原稿。

      据说贞观后期,这种做法在大臣中间渐成惯例。所以今天我们从典籍文献中所能看见的,几乎都是“太宗曰”,太宗如何决策。这一方面说明房玄龄是个角色意识很强的人,同时也说明他自律意识很强。

       一次,太宗对身边侍臣们说:“治理国家与养病是一个道理。病人自己觉得痊愈了,实际上还得将息养护数日,这期间若有闪失,必至殒命。治国也一样,天下稍 见安定,也还须谨慎小心,如果滋生骄逸之心,则必然导致衰败。如今天下安危,都系于朕一人身上,所以我日慎一日,即便休息的时候脑袋里也在想问题。至于朕 的耳目股肱,那就是众位爱卿了,既然我们是君臣一体,就应当协力同心,有什么不妥当的事情,你们尽管直言不讳。倘若君臣相疑,不能尽输肝膈,那才是国家的 大害呢?”

      房玄龄觉得皇上这话是在批评他,赶紧跪下请罪,说自己口讷心拙,往后一定要向魏徵学习。的确,在敢于谏诤方面,他不如魏徵、张玄素等大臣。为此他竟一连数日食不甘味,又多次向太宗检讨。

      一日,太宗问身边侍臣们:“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

      房玄龄说:“天地草昧之际,群雄竞起,只有攻破了城池,敌人才肯降,只有战斗胜利才能克敌。由此说来,还是草创为难。”

      魏徵则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可是得了天下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无不由此而起。以此而论,守成更难。”

      太宗想了想说:“玄龄过去跟我平定天下,南征北战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觉得草创之难。魏徵帮朕安定天下,忧虑的是骄奢淫逸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之难。如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房玄龄听了,觉得魏徵认识得更深刻,而太宗意识到了守业更难,说明他富有远见卓识,自然又要作一番检讨。

       在女儿奉珠嫁给韩王李元嘉为妃时,房玄龄主张婚礼一定要尽量俭朴,并反复嘱咐女儿说:“以后你做王妃,别忘了恪守妇道,不要以宰相女儿自居。相夫要讲究 方法,教子要以身作则,对待身边的下人要多怀体恤。”奉珠随韩王到远方赴任,房玄龄硬是不肯去送行,担心别人说他招摇过市。

      贞观八年 秋后一日,房玄龄和高士廉往大安宫参拜太上皇。太上皇突然中风,卧床不起,太宗命他二人先去探望。回行路上,二人遇到少监窦德素,随便问起宫城近来有什么 建造项目。回宫后,窦德素便将房、高二人的询问告知太宗。太宗很不高兴。第二天,在朝房见到房玄龄,便对他说:“你管好南衙的事就行了,北边宫城建造一点 房舍,关你什么事?”房玄龄连忙跪拜请罪,表示歉意。

      魏徵在一旁见了,倒觉得不该如此,便进言道:“臣不理解陛下的责备,也不理解房 仆射何以要认罪。玄龄和士廉都是陛下的股肱之臣,宫城有所营造,为何不许过问?如果营造合理,为臣者应助而成之,若营造不当,则应阻而罢之。房仆射自知无 罪,陛下也责之无由,而今责者反觉得有理,无罪者自认受过,这可不是正常的君臣之道啊?”太宗听了,不禁自愧,房玄龄亦觉得自惭。

      贞观九年五月,亦即公元635年6月,高祖李渊病故,享年七十岁。此前他已为自己拟就一道诏令,“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消息传来,太宗不禁大悲,命房玄龄监管料理后事。房玄龄说:“太皇遗诏以日易月,务从俭约,实令臣等景仰。若执汉制,陛下可谥号为‘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宜令太子代为处理政事,陛下则亲往大安宫垂拱前殿,一个月后恢复听政。”

      太宗遂换上白纱单衣、乌皮履,往大安宫服丧。月余,太宗召众臣商议高祖陵墓规格,太宗说:“就依汉高祖长陵之制,高九丈,宽百二十步。”

       秘书监虞世南认为这样做工程量太大,不如缩小规模,因而上疏说:“圣人薄葬其父母,并非不孝。况且有唐、虞的陵墓在先,为什么非要遵秦汉之法?虽然陵中 不藏金埋银,后世的人看见丘垄如此之大,怎知里面不是金玉成堆?现在陛下按霸陵之制早早就脱下丧服,却要按长陵之制修丘垄,恐怕不妥。不如按规定,坟高三 仞,除了陪葬器物俱全之外,其他一律节俭。碑是要立的,陵旁立一块,再立一块于宗庙里,以为子孙永久之法。”

      房玄龄将虞世南的疏奏送呈太宗,太宗装作没看见。房玄龄却觉得虞世南的意见很有道理,便对太宗说:“汉长陵高九丈,而原陵高六丈。现在看来九丈太高了,三仞又太矮了,那就请按原陵之制吧。”原陵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太宗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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