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章 位高勋重

  • 发布时间:2015-09-20 23:45 浏览:加载中
  •   贞观之初,唐太宗的臣僚阵容相当强大、素质相当好。尤其是以房玄龄为首的宰相班子,由杜如晦、王珪、戴胄、温彦博、魏徵、李靖、李等人组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强大、有力的宰相班子,不断发生重大变化。先是贞观四年,杜如晦英年早逝;贞观七年,戴胄病死,门下侍中王珪也因泄漏禁中语而被左 迁为同州刺史,而由魏徵代为侍中。次年,王珪虽又被召拜为礼部尚书,但已失去相位,奉诏修订礼书。李靖于贞观八年七月因病退位,十一月诏准为有官名而无固 定职事的散官。次年,又奉诏出击吐谷浑,遭到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的诬告,虽“按验无状”之后制裁了高甑生,但李靖的心中已蒙上了阴影。于是, 李靖开始闭门谢客,不与外人往来,当然也就再无武功政绩可言。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唐太宗评赞房玄龄说:“玄龄事 陛下久,小心缜密,奇谋诡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唐太宗痛失内廷良佐,在陷入不尽思念之时,魏徵又因患了眼病,提出了辞职请求,唐太宗自然 不肯答应。在魏徵的再三恳求之下,才解除了魏徵的职事官侍中的职务,授以文散官特进的称号。贞观十年(636),中书令温彦博改任为尚书右仆射,第二年六 月便因病去世。这样到贞观十年,原来宰相班子的主要成员,就剩下了房玄龄一人。

      贞观十年以后,宰相班子的变化更为激烈:贞观十年,杨 师道为侍中;贞观十一年,侯君集参预朝政;贞观十二年,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贞观十三年,侍中杨师道改任中书令;贞观十七年,杨师道罢,高士廉辞位,侯君 集被杀;贞观十八年,刘洎为侍中,岑文本、马周并为中书令,褚遂良参预朝政;贞观十九年,侍中刘洎被杀,岑文本死于征伐辽东途中,司徒长孙无忌摄侍中;贞 观二十一年,高士廉死;贞观二十二年,马周、房玄龄相继去世。正月,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九月,褚遂良为中书令。

      由此可见,在贞观王朝的群僚重臣之中,房玄龄担任首位宰辅的时间最长,他从政的生涯,几乎贯穿于从草创大唐政权到实现“贞观之治”的全过程。而唐太宗对这位开国元勋和朝廷宰辅,也十分敬重与倚恃,所以,房玄龄的意见和态度,乃至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很有分量和影响的。

      而房玄龄本人的突出优点和长处,正如前已述及,主要是:善建嘉谋,办事认真,勤勤恳恳。加之,他善于识才、荐才、用才,与朝廷重臣之间的感情和交往都比较融洽和谐,所以,不管是年老的开国元勋,还是少壮的后起之秀,同他都相处、相交得不错。

       同时,房玄龄虽久居宰辅首位,手中握有重权,但是,他从不权大欺主,也不仗权压人,而是秉权为公,以诚相待。在贞观王朝的初期,乃至后期,人事更迭频 繁,冲突接连不断的情况下,他能稳坐阁台,实属不易。这主要是因为,房玄龄为政平和、宽容,处事细精、谨慎,朝中群臣不会、也不敢轻易与他为敌。

       还有,房玄龄虽然与杜如晦、王珪等人的关系相当密切,非同一般,但他从不“结党”。凡是朝廷任用的官员,他都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发现他有厚此薄彼的情 况,更没有排除异己的表现,所以,他能团结不同出身、不同资历、不同性格、不同水准的各类官员一道从政治国,从而受到群臣的拥戴。

      另外,房玄龄虽然从小就胸怀大志,但他并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全心全意、诚心实意地辅佐唐太宗建功守成,并没有过多地妄图从朝廷中获取私利。当然唐太宗对他的各种赏赐和封地待遇,也够多、够高了,他已十分满足,压根儿用不着以权谋私,贪图财帛,故而一生清廉。

      再者,房玄龄是一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他很会做人,也很会待人,很明白人生在世的诀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忍为高的儒学理念,不仅在他思想上根深蒂固,而且在他的行动中,更是随时可见。

       房玄龄身为贞观一朝的首辅,忠心辅佐唐太宗处理政务。治理天下,需要他过问和经办的大事小情,确实很多很多。从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的若干条 记载中,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不仅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天下走向大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在施政过程中,做到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

      有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君臣之间讨论为政之道时,唐太宗问:“房公,请问你认为为政之道的关键何在?”

      房玄龄回答:“政策应该宽松公平,执行则要严格公正。这样,官员们才能竭尽所能,尽职尽责。”

      “那么,你身为首辅,当该如何呢?”唐太宗似乎有些明知故问。

      “微臣认为,最基本的一条是:把别人的善引,看做是自己的善引。对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要以己之长,去衡量他人之短。”房玄龄总结自己从政多年的经验、体会,又一次非常认真地回答说。

       当时,房玄龄身为首辅,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权重身贵。但是,由于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对朝廷既定的国策,能够带领他所选拔的贤能埋头苦 干,达到预期的满意效果。战争年代,秦王府十年,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军事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由他圈定,不少文书他仍要坚持亲自起草,而且条理清 晰,因此史传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这就是说,他有不少军事文书和上奏给唐高祖李渊的表章,是在 马背上思考而后即兴完成的,不用草稿就能做到文采优美,且顺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与他幼时的家教、积淀有关,也是后来十多年的戎马生涯练就的殊能。

      为相之后,房玄龄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恭夙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是,对于一些重要部门的岗位,一时英才难以选定之时,他又坚持参缺毋滥的原则,自 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 门,是决然不可轻易交付给“聚敛之臣”手中的。这种“宁受吝权之机,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和风格,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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