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制礼作乐

  • 发布时间:2015-09-20 23:44 浏览:加载中
  •   唐朝是一个泱泱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气度、大国的文化。所以,天下平定后,唐太宗要“偃武修文”,加强大唐的文化建设,大力倡导周孔之道。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房玄龄。

      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现在要用儒家经典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房玄龄的第一件工作是考订经文。

       当时,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不利于学生学习。鉴于这种情况,唐太宗就命令精通训古之学的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周易》、《尚书》、 《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唐太宗复召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汇诸儒重加详议。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组织诸儒进行评 议,有一定难度。因为“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不易结论。

      面对这一现状,房玄龄请示唐太宗同意,安排“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

      于是,房玄龄建议朝廷任命颜师古“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这样,《五经定本》即被唐太宗批准,颁布全国,成了官定的统一课本。

      第二件工作是确定正义。为了正确地解释经文,房玄龄又向唐太宗建议,针对当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不利于统一思想认识的现状,在颜师古考订五经经文讹谬的基础上,又“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今学者习之”。

      自东汉以来,由于经学大师各树门派,纷纷解经,故而给经学的传习造成了极大混乱。《五经正义》经朝廷正式颁布之后,使原来的混乱局面为之一扫。自此以后,唐代应科举考试的士子,就必须依据《五经正义》答卷,不允许自由发挥。

      当然,因为《五经正义》是官修之书,杂出众人之手,自然弊误不少。所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642),下诏“更令详定”,可惜此时孔颖达已年老辞官(致仕),无力主修,直到唐高宗李治永徽四年(653)三月书成,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权威教科书。

       房玄龄协助唐太宗完成了统一《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文化工程,这当然是我国经学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正如著名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所 言:“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不管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讲,唐太宗和房玄龄君臣对经义的解释采取兼收 并蓄、广闻博览的态度,就使得唐初经学的统一和发展,达到史无前例的盛况,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俗话说:功成而作乐,治定而制礼。中华古国,礼仪之邦。维护封建礼仪,就是维护封建王朝的正常秩序。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此都十分重视。故而,六朝礼学,尤为兴盛,隋朝亦然,唐初的唐太宗和房玄龄君臣也不例外。

       隋文帝杨坚,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隋炀帝杨广,继之在广陵加以修订,即《江都集礼》,集南北礼学之大成;唐高祖李渊定鼎长 安,当时“方天下乱,礼典湮没”,他召用较为熟悉隋朝礼仪的窦威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沿袭隋礼,略加裁定,并赞其为“今之叔孙通”。

      唐太宗继位后,既然要实现“文治”的既定目标,自然就不能不对原有的隋礼进行必要的损益革新。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命时任中书令的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之职,请他召集一批熟悉礼学的“礼官学士”,从事旧礼的修改。第二年,魏徵任秘书监,也参与了修订工作。

      这样,在房玄龄的主持下,经过数年的努力,至贞观七年(633),“始令颁示”。这是《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共一百三十篇。正因为是初次修订,不完善之处自然难免。

       房玄龄将此稿呈给唐太宗御览之后,唐太宗并不满意。于是,房玄龄按照唐太宗的旨意和魏徵、王珪等大臣共同主持修改。同时,邀请当时一批著名的学者,比如 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芬、李百药等参加,切实加强了专家、学者的力量。这样,又经过了数年的努力,到贞观十一年(637)三月,《贞观新礼》最终修成。

      房玄龄怀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将比初次修订稿增加了八篇的《贞观新礼》呈送给了唐太宗。唐太宗经过了认真审视,认为第二次修订稿较前大为完备,可谓集古今礼学之大成。于是,诏颁天下。

      唐太宗对他自己继位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成此二乐五礼”的巨大效果,还是相当高兴、非常满意的,他认为房玄龄等人的功绩,不仅超过了昔日的周公相成王,而且足以可供后代所效法,值得自豪、骄傲。

      对此,房玄龄没有明确表态。

      而向来以“敢犯逆鳞”著称的魏徵,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问题,做了非常肯定的回答,而且大加颂扬唐太宗“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魏徵在这里,并不是有意阿谀奉承,而是真心敬佩颂扬,他一方面肯定,唐太宗“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无人可比;另一方面也同意,并且说明“更创新乐,兼修大礼”,不止是后代子孙,而应当是“万代取法”。

      房玄龄听了魏徵的这番发自肺腑的评赞,内心里是相当激动和兴奋的。但是,他并未溢于言表。这就是房玄龄,一个在童年时代就形成了“慎言敏行”性格的房玄龄。

      至于说到唐太宗所说的“二乐”,或者是魏徵所说的“新乐”,是指《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它们是由唐太宗亲自主持创作的新型歌舞。这与整理儒学经典、修订《贞观新礼》的目的和作用是一致的。

      武德九年(626)正月,开始由太常少卿、杰出的音乐大师祖孝孙修订雅乐。此人熟习陈、梁、周、齐的旧乐,吴楚之音以及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历时两年半,于贞观二年(628)六月,修订完成《大唐雅乐》。

      就在《大唐雅乐》初演之时,唐太宗和群臣就“乐”的作用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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