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的“三下”与“三上”:性格刚强 得助奋起

  • 发布时间:2017-06-05 09:38 浏览:加载中
  •   克己,在于降制别人,击败对手,以利再战;忍耐,在于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重见光明”。邓小平没有对“三下”的克制和忍耐,就没有“三上”的再起和腾飞。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制、忍耐就是希望,就是胜利。

      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红色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声威大震。不久,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了江西苏区。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毛泽东为“狭隘经验论”,剥夺了毛泽东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两个月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博古到了中央苏区,号召全体党员迅速行动起来,“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次反右倾表面上是把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当靶子,而矛头是对着毛泽东来的。

      接着,他们又批判“罗明路线”的追随者邓小平。跟着邓小平之后被批判的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谢唯俊和毛泽东的一贯支持者古柏。四个人都被撤了职。邓小平被关在拘留室里写检查,他只承认自己对“进攻路线”认识不足,而不认为“剥夺富农”有什么错。邓小平甚至在检查中肯定毛泽东“诱敌深入、伏而歼之”不是“狭隘经验论”,而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被撤职以后,派到乐安县的南村区当巡视员,实际是劳动改造。不到10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小平返回宁都。随即指定他到离江西省委驻地——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参加劳动。这时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一方面暗地里关照着邓小平,嘱咐妇女干部危秀英为邓小平送饭送菜,一方面向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反映邓小平的情况,希望能把邓小平调出来,为了党和红军的发展,要保护邓小平这个难得的人才。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知道了邓小平在农村劳动的情况。王稼祥是个正直的中央领导干部。他对邓小平是了解的。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回国后领导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很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他认为临时中央领导人不应该凭个人意气,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中央苏区战斗如此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不能浪费人才。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贺昌、罗荣桓说:“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于是王稼祥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工作。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到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顿时以惊奇的口气回答王稼祥:“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王稼祥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把电话机一甩,用手捂着伤口,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段时间,王稼祥见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争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于是从病床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唐继章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拿起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我不干了。”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一口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地点调来沙洲坝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这样,李维汉便支持了博古的意见。

      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背着背包从劳动驻地赶到中共江西省委转干部关系,到军委总政治部上任工作了。不久,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该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一期接着一期地出版,从未中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邓小平奉命离开了《红星报》,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1980年8月21日,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说过: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落”下去之后的第一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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