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点爱好,健康长寿_结缘冯玉祥,善哉?善哉!_邓小平智慧故事

  • 发布时间:2017-10-31 15:48 浏览:加载中

  •   任何人的成功,都要有身体健康做保证。有的人身体病残也成就不小,那同样也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是健康,心理素质也比较强,说到底,还是以健康为基础。

      对邓小平这类革命家和政治人物来说,健康尤其重要,身体不好,早就在革命战争某个时期被自然淘汰了。1938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访问邓小平和徐向前,他在记载这次访问时说:“他(邓)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灵敏。”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已经71岁,但毛泽东却说他是一个“壮丁”。1992年,88岁,身体状态已有点不太好,但思路清晰,看问题敏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稳定和进入一个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邓小平身体素质之强,在承担重大责任的人士中极其罕见,在中共老一辈革命家队伍中,称得上身体上的第一强人。

      邓小平健康长寿,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应该是他的一些个人爱好。这些爱好,在生理、心理及对事业的帮助等多方面促进了他的健康长寿。

      1.吃

      邓小平很喜欢谈吃。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对邓小平的女儿说:“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1935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嘛!”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当陪同人员介绍某地的荔枝是世界上最好的荔枝时,他女儿立即插话,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知情人都笑了起来。原来,每年新吃柚子时,邓小平都要说四川家乡的柚子最好吃,而他的儿女们则说广西的柚子最好。邓小平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就添趣说,四川的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大家笑得更乐了。

      邓小平有不少有机会就和他的“吃友”“会餐”,其中最有名的也许是陈毅

      1933年6月,邓小平在“一落”后“一起”,陈毅、李富春夫妇、曾山四位江西主要领导前来迎接。寒暄之后,陈毅说:“我出两个铜板,派通讯员到墟上砍几斤猪肉,再买点辣椒、大蒜,炒一半、红烧一半,再打点水酒……”

      1949年5月6日深夜,邓小平从南京赶到设在丹阳的总前委,陈毅已于三天前先期到达。一见邓小平,陈毅立即拉着他一起上街去吃宵夜。三更半夜,店子都关了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卖馄饨的挑子,俩人将卖剩的馄饨皮和馅稀里糊涂大吃了一顿。

      1957年后直到文革,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四家住在中南海内的一条胡同里,每家一个四合院。对这段时期的“吃”,邓小平的女儿说:“爸爸和陈伯伯都是四川人,四川人的通病就是嘴馋,陈伯伯尤其好吃。爸爸知道陈伯伯爱吃东南亚那种味道很怪的水果‘榴莲’,于是每逢外国友人送来榴莲,爸爸定要把大半都送去给陈伯伯,而每逢此时,陈伯伯又定要约了另一个榴莲爱好者——廖公(承志)来共同品尝。有时候,爸爸得到一点好的葡萄酒,也总是送去给陈伯伯共尝。”

      聂荣臻也是邓小平的“吃友”之一。邓小平的女儿说:“爸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说,聂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们从来也不见外,隔一个时候,就自动提出‘打一次秋风’。”

      李富春、蔡畅夫妇在“吃”方面和邓小平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在法国时期,邓小平就经常到李富春、蔡畅夫妇家里去吃。那是“小弟弟”(李富春、蔡畅夫妇那时对邓小平的称呼)吃“大哥”、“大姐”(邓小平对李富春、蔡畅夫妇的称呼)的。1933年邓小平被打倒,被安排在农村劳动。当时,李富春、蔡畅夫妇毕竟只是省委领导,只能暗中保护和关心。蔡畅在得知邓小平劳动地点的当天,就派了邓小平认识的一名干部危秀英前去路经那里的农村“检查工作”。危秀英机智地找到了正在劳动的邓小平,邓小平知道她的来意,并直截了当地说:“检查啥子工作呵,是不是蔡大姐叫你来看我的呀。”告别前,邓小平对危秀英说:“别的困难倒没有,就是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饿。”于是,蔡畅这位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部长,兼有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安排几个月不知肉味的邓小平吃了一顿大餐:一大碗红烧肉、一大盘大蒜辣椒炒肉、一盘干鱼炒辣椒,一壶水酒。临走时又让邓带走两大罐辣椒炒肉和鱼干。李富春、蔡畅夫妇都是湖南人,但这种湖南风味的红烧肉,谁能说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红烧肉。

      在吃的方面,邓小平还是一个中西合璧者。

      1974年4月,邓小平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后经法国巴黎返回中国时,驻法大使问邓小平想带点什么回国,邓小平想了想,请帮助买一些法国牛角面包和奶酪。大使馆人员一下就买了200个牛角面包和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奶酪。回国后,邓小平亲自分配,将这些食物分送给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老战友。1975年访问法国,邓小平又重新这样做了一次,只是这些接受礼物的老友中已经少了一人——李富春。

      邓小平同外国人也谈吃。1979年1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邓小平出席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家宴。席间,布热津斯基高谈阔论,说到中国人和法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邓小平机智而风趣地回答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2.喝

      1974年在巴黎逗留时,邓小平想起了五十年前所喝的法国小咖啡馆里的咖啡。于是,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六点来钟就提着两个热水瓶去买咖啡。法国小咖啡馆卖咖啡,一小杯一小杯地卖,这样一杯一杯地倒满两大热水瓶,还挺不容易。餐馆老板好奇地问:“你们是来了一个营的人,还是一个团的人?”

      1971年1月至1972年6月,邓小平夫妇改发生活费,一家九口每月205元。这样“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茶、酒、烟怎么办?此前,邓小平一个人在这方面的开支为每月100多元——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茶叶,太贵,以后不喝茶了”,毛毛这样说。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问题,茶叶用量少,本身价格再高开支也不是很大。如果没喝了的话,可能是邓小平茶瘾不深。但邓林说,她父亲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喝一杯浓茶,他喜欢四川或安徽的青茶,也喜欢西湖的龙井。看来此时真的是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了。

      酒还是要喝的。开始是降低规格,以前通常喝茅台,现在买便宜的三花酒喝,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卓琳过意不去,便通过熟悉的女工程红杏搞来酒药、糯米,并请程作技术指导,自己酿酒喝,邓小平很爱喝。

      在“喝”的方面,邓小平最著名的就是吸烟。在这方面,趣闻很多。长征期间,烟草严重短缺。杨尚昆等人搞到一点好烟,一根几人轮着抽,还事先划上标记,以示公平、公正。那一次邓小平大病,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否则,轮流抽烟的人中少他不了。邓小平的绝招之一是以树叶代烟叶,还吹牛皮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

      邓小平还伺机索烟。在一次联欢会上,邓小平神秘地拉住时任红一军团师长的李聚奎,说:“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你不给我烟,我就不告诉你。”当时,李聚奎师刚弄得了一点烟丝,“烟讯”不知怎么一下就传到了邓小平耳中。李大方地掏出烟盒,说:“那个简单,抽吧!”邓小平一边卷着烟,一边笑着说:“你升官了!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31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

      建国后,邓小平过足了烟瘾,每天两包熊猫牌香烟。这是中国最好的烟,市面上一般买不到。因此,到江西后,只好改抽大前门,还是每天两包。改发生活费后,一天两包前门抽不起了,就少抽一点。控制最严时每天五支,去工厂劳动前抽一根,下班回家后抽一根,下午、晚饭后和睡觉前各抽一根。

      改革开放后,烟是够了,但又产生了新麻烦,因为很多规定和社会舆论慢慢地对烟民不利起来了。但烟民不抽烟,不少事也就办不好,这样更麻烦。邓小平以自我解嘲的幽默方式化解了这种矛盾。于是,在邓小平的会谈、会见、会议等活动中就多了一项内容,谈烟。很多不抽烟的人因此而被邓小平表扬为“好人”,而他的这个“坏习惯”则弄得举世闻名。1979年访问美国期间,邓小平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开心地笑了,随即取出一支熊猫烟抽了起来。

      1986年9月2日,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在北京采访邓小平。邓小平习惯性地掏出烟来,询问华莱士抽不抽。华莱士趁机要了一根做纪念,这位老练的世界知名记者发现,邓小平的烟很怪,烟头很短,过滤嘴则很长。“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邓小平得意地说:“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这次接受采访时邓小平声明:“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邓小平这些话显得更加真实和让人感到亲切。

      抽烟这个“坏习惯”使邓小平成了一个被“管制”者。“管制委员会”的常委自然是夫人、女儿、医生,但“志愿者”也不少。一次,一位香港知名记者见邓小平在与他会谈时抽烟太多,就放下香港回归这种举世瞩目的大话题,郑重其事地对邓小平说,医药界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健康,因此,香烟盒上都要写上有害的声明。邓小平诚恳地说,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而且年纪这么大,何必再戒除呢?如果因为抽烟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提意见的人深为邓小平“为人豁达,看得开”所感动。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著名演员“红线女”也大胆地管了邓小平一下:“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邓小平接过字条,笑了,熄了烟,还把字条给身边一位领导人看了看。从此,邓小平在大会主席台上不再抽烟。这种“管制”的范围和有效性逐渐扩大,1989年,不知有多长烟史的邓小平戒了烟。

      3.玩

      邓小平的生活趣事,与抽烟齐名的也许是玩牌,打桥牌更是一种邓小平的“典型造型”。桥牌是一种洋玩意,因此有人猜测,邓小平打桥牌是从法国时期开始的。有人考证,这不对,应该是建国初期在重庆时开始打的。

      邓小平玩扑克牌的历史比较长,有人对邓小平在淮海战役时期的生活记述道:“邓小平爱玩扑克牌是众所周知的。当初大军路过开封,因军情紧急,陈毅为未能进汴京一游而大为遗憾,而邓小平却笑而不语。他已让医生为他进城买了一副新扑克。一有闲暇,他就摆弄那六九五十四张牌。前些天,当黄维命令以4个师为先导突围,廖运周决定战场起义时,邓小平为等前线战况有些心焦,便从口袋里摸出已经只有七成新的扑克,往土炕上一放,自己端个小凳子坐在土坑前。那天,刘伯承歪在里屋土炕上看书。陈毅坐在那里看邓小平洗牌。这简直是一门艺术。10个指头一个也不闲着。五十四张牌,一会儿是扇形,一会儿是梯形,有时凌空交错,有时落地结合,看似落叶纷乱,转眼叠如刀裁,哗哗作响,习习生风……邓小平爱一个人玩牌。牌从他的手里流矢般地射出,化为四码,这四码便成了决定胜负的四桩。”

      邓小平这招一人打牌法在1976年再次被打倒时又发挥了作用。1976年4月7日,邓小平被找去“谈话”,送行时,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一刻将一副牌放进了父亲的口袋里。后来,这副牌被邓小平玩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当然,并不是“邓小平爱一个人玩牌”,而是在战争和那种特殊年代,找不到那么多合适的对手。邓小平过牌瘾显然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据邓林介绍,邓小平每个星期要打两三次桥牌,每次打一个晚上,打到11点。在众多场牌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同“桥牌皇后”杨小燕打牌。

      1981年3月,上海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美国来了四个队,担任总队长的美籍华人是有“桥牌皇后”之称的杨小燕。邓小平爱打桥牌,世界有名,世界桥牌记者协会曾于1981年向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杨小燕到达上海后,希望能与邓小平见一面,最好能打一次牌。这一要求转达后,邓小平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和高手打牌,曾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这样,在3月4日晚上邓小平与杨小燕结对,和另一对选手丁关根与翁心梓(美籍华人,国民党元老翁文灏的侄子)打了三个多小时的牌。开赛前,邓小平谦虚地说:“你们是世界名将,与你们一起打牌,我的身价也高了。”当杨小燕提出要和他结对时,他高兴地说:“好嘛!这样会更能提高我的牌艺。”杨小燕评价说,邓小平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了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够得上专业水平。这在80高龄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小平本人也曾得意地说:“我的桥牌打得不错呀!”

      邓小平打牌很认真,他女儿经常看他打牌,并喜欢当当参谋,发表一些评论。对这些意见,邓小平有时也接受,但多数情况下不接受,他喜欢自己潜谋独断。有时会产生争论,邓小平可能在过了很久后还会说,那张牌是应该那样打嘛。他记忆力又好,有时争执不下,他还会把牌重新摆出来,不服气地说:“你们说,谁错,谁对?”

      邓小平对自己打牌,有一个理论:其一,“充分休息”。他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其二,训练和检测脑力。他说:“我用游泳来锻炼身体,用桥牌来训练脑筋。”“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我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的邓小平,最担心自己“糊涂”、“固执”“最后犯错误”,但该管的又不能不管。邓小平对自己的脑筋清楚不清楚心中有数,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关系可是大得很呀!“首脑”出了问题,改革开放半途而废或造成巨大混乱,承受得了吗?!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对李政道说:“我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邓小平还喜欢游山。

      1959年邓小平打乒乓球时腿部骨折,这使他避免了当年庐山会议的尴尬,但也给他留下了身体上的一个缺陷。1972年11月在徒步登上井冈山黄洋界时,邓小平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

      邓小平本来就喜欢游山,渡江战役前夕,他和陈毅两人忙里偷闲,在从西柏坡开会返回前线时,优哉游哉地游了一次泰山,让刘伯承这位老将一人坐镇总前委统御备战工作。腿部受伤后,为了加强锻炼,也为了检验检验这个问题部位的状况,邓小平除了坚持每天散步外,就是有机会就爬山。对名山更不放过。

      改革开放初期有句民谣:“要吃米,找万里。”1975年整顿时,万里任铁道部长,抓整顿在各行业中最有成效,现在在“吃米”问题上又大见成效,邓小平也就于1979年7月来找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了。这次找万里无疑和当时尚处于激烈争论阶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但广为人们熟悉的则是登黄山。先天,邓楠指着高耸入云的山峰说:“爸爸(或老爷子),这样高的山咱们能登上去吗?”邓小平说:“气可鼓,不可泄嘛。我们明天一定要上!”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邓小平一行出发,乘车到达玉屏锋的上山路口处慈光阁后,开始步行登山。一群人自动列队欢迎,邓小平风趣地说:“谢谢同志们的鼓励,这个山,我一定要上!”随即,邓小平手拄拐杖,向山上走去。不久,来到陡峭的蹬道。工作人员备好了轿子,邓小平自然不肯坐。他大步跨上蹬道,一口气上了30多级台阶,把随行人员甩到了后面,还回过头得意地招呼着,年轻人,小心别摔着。陪同人员有点急了,连忙提醒道,上山时要走慢一点,也许还传授了上山莫冲这类登山经验。邓小平乐哈哈地说:“这个事,你们不要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候,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接着,他当起教练来,向众人传授了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和步子莫太大两条经验。当天,邓小平登上玉屏峰,留宿玉屏楼。这一天,全天步行山路60里,非常惊人。

      第三天邓小平又兴致勃勃地登光明顶。途中与闻讯而来的复旦大学三位女学生交谈、合影,还为她们签了字。登上光明顶后,邓小平不顾疲劳,看望了设在山顶上的黄山气象站和701台,并先后和他们合影留念。

      第四天再登始信峰。

      第五天步行下山。到达住所时,邓小平高兴地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次日听汇报,开会。邓小平对旅游业、山区经济和责任制作了重要指示。

      当时,人们对旅游业还很陌生,中国旅游业可以说还没有立业,基本上是接待、统战、外交、外经外贸工作的一个部分。除了接待外宾、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外,境内旅游尚未列入工作范围。境外游客也不多。外国旅游者(海外侨胞另计),1978年共接待12.4万人,超过了1977年以前20年的总和。1979年36万多人,1980年近53万人。风水宝地黄山1979年前30年,接待中外游客仅一百多万,平均每年只有几万人。1980年,黄山上山人数超过40万,因服务设施跟不上,住宿和饮食都发生了突出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当时还发生在华山、泰山、庐山等其他名山。邓小平登黄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笔。

      4.乐

      邓小平年轻时是个快乐的人,爱说爱笑,十分活跃。大约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深重的民族灾难,沉重的领导责任,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但他还是有很多的快乐,除了工作上、事业上、友情上及上述吃喝玩方面的快乐之外,著名的还有:

      看足球之乐。他曾说:“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看了几十年了”。1990年世界杯赛,共52场,他连直播带录像,共看了50场,真是一个超级老球迷。

      这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形成的一种爱好。有一次,他为了看一场奥运会的足球赛,竟然把一件外套当了去买门票。“文革”前在北京,有球必看,连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改革开放时期,他也像绝大多数中国足球迷一样,看到中国国家足球队“就是有股闷气不能出”,不过他同时又理解地说:“这也难怪,大球这种运动,身体素质很关键的,和小球是不同的。”

      1973年邓小平已回北京但尚未正式恢复工作时,有一支外国球队前来北京比赛。邓小平球瘾大发,带着家人,悄悄地向主席台后排走去。不料,一进场就被观众发现。全场一万多名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邓小平只好走到前排就座,并向观众连连鼓掌致意。足球,就是这样不但在心理上,而且也在现场把邓小平这位伟人紧紧地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

      他也像中国老百姓一样,喜欢看世界大赛中的中国优势项目,赢了一分,就情不自禁地鼓掌,还要动员身边的人:“快鼓掌啊!鼓励鼓励。”对一些由裁判给分的项目,如体操、跳水,他喜欢给中国运动员打分,他所打的分一般都比裁判打的高。

      再一个著名之乐就是天伦之乐。

      2000年6月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写道:“我们家的人,都实在太恋家了,总是愿意凑在一起。直到现在,一个个都五十老几了,十几口人,还都住在一块儿。‘赖’在妈妈身边呢。”子女们这样“恋家”,给邓小平带来了中外大政治家很难享受到的天伦之乐。

      就像几乎所有的职业革命家和职业政治家一样,在战争年代几乎不可能享受到什么天伦之乐,邓小平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基本上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邓小平五个子女,有三个出生在太行山区,一生下不久就被送到老乡家去哺养。这意味着什么,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有这样一个叙说:“我是家中的长女,1941年9月11日出生在太行山。我的降生,本应得到父母加倍的疼爱。可是当时……刚刚出生七天的我,就被托付给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抚养。两年以后,当我被接回到父母身边时,已经奄奄一息,极度的营养不良,多种不知其名目的疾病,使我衰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父母心疼之至,却不得不把我又送进了延安的保育院……”

      类似的情况,使邓小平特别地喜欢孩子。他不喜欢照相,但他早期有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在1945年,邓小平夫妇一人抱一个孩子和刘伯承夫妇合了一个影,刘伯承手上也抱了一个孩子,这大概是很难得的一次“全家福”。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全家五口又和陈毅一家四口合拍了一张“全家福”。随后,两辆吉普车,一辆载着刘伯承全家六口,另一辆载着邓小平全家五口,奔波两千里,于1949年12月到达重庆。从此,邓小平比较稳定地和家人在一起了。开始,刘邓两家在重庆合住一栋楼,后来,刘伯承去南京,贺龙一家搬进刘家原住的房子。在重庆,邓小平又新添了两个孩子。对邓贺两家,邓小平的女儿写道:“在西南,两家人楼上楼下,孩子年纪也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打架。解放后,父亲常带我们去贺伯伯家串门儿,大人又说又笑,孩子又玩又闹,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一家人。”

      五个孩子三个大的邓小平带得不多,两个小的就有了很大的“特权”。他们可以在父亲的办公桌底下钻来钻去,在地毯上翻跟头、打滚、过家家。邓小平还喜欢硬拖着他们去看他喜欢看的足球,他们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就在休息室喝汽水,跑来跑去玩。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都长大,邓小平“就再去抓一个小不点的娃娃来。亲戚家的孩子一个挨一个地接到我家来抚养,长大了,再换一个。”这些孩子,邓林说,“爸爸说是‘活玩具’!我们全家都爱。”

      1972年11月,邓小平的第一个孙子出生,这使他兴奋不已。还在女儿邓楠怀孕期间,邓小平就开始担负起爷爷的责任,主要是带邓楠散步。孙女出生时,邓小平正在江西各老革命根据地访问,这是在被禁锢五年后第一次出来走走,意味着马上就要被“解放”,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邓小平这个头孙——眠眠,也真会挑日子,正好在这种喜庆时期来到人间,为邓小平喜上加喜。邓小平高兴极了,指着他的儿女们说:“现在有了眠眠,你们都不算什么了!”

      1974年4月,邓林生了萌萌。就在这一个月,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这表示着毛泽东认可了邓小平继承周恩来的安排。有了两个孙子,邓小平更高兴,总是说:“有了小孩,家中才有生气。”这一年,邓小平年满70岁,全家自1965年后再次照了一张全家福。后来又有了毛毛的女儿羊羊,飞飞的儿子小弟。

      邓林在1998年2月撰文介绍说:

      四个孙子辈儿给爷爷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爸爸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瓷玩具。四个小动物,四个不同的属相,分别代表四个孙子。老鼠是眠眠,老虎是萌萌,小羊是羊羊,还有一条小牛,是小弟儿。另外有一个小篮子,里面坐着七只白白胖胖的猪。五个小胖猪像是我们五个姊妹兄弟,两只大胖猪都带着眼镜,就像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多么可爱的大家庭!

      爷爷疼爱每一个孙子,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近几十年,他从没有进过商店。1992年在上海,安排他去看看上海的商场,他突然提出要自己买东西。他买了四把铅笔,四块橡皮,分别送给了四个孙子。我们对孩子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爷爷要你们“努力学习,改正错误”,明白了吧!

      ……小弟儿是最小的孙子,是爷爷的心尖儿。我的照片里最多的镜头是爷爷和小弟儿。爷爷的表情那样慈爱,那样安详。他给小弟儿讲故事,他喂小弟儿吃蛋糕,他和小弟儿吹蒲公英,他看小弟儿从海边拣来的小螃蟹……八九十岁的老人和小孙子在一起,他的心都溶化了,陶醉在童贞的情趣之中,忘却一切。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退休。这天午饭,邓小平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眠眠笑着说:“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时间一晃,眠眠17岁了,可以当评论员了。而且评得很有水平,从平民到伟人自然很不容易,从伟人再回到平民那就更难。邓小平的这一“理想”如果在中国能够实现,那就标志着着中国社会又向前发展了很大很大的一步。

      这天晚餐,全家团聚热烈庆祝。最小的孙子小弟代表四个孙辈送给爷爷一张他们自己设计制作的贺卡,上面写道:“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四人轮流上去亲爷爷,小弟把爷爷亲了一脸的口水,全家乐得哈哈大笑。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小弟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有时当众亲吻爷爷,还和爷爷一道栽树,一起提着小红桶给新栽的树浇水,在场人员看到,这种时刻,邓小平十分开心。

      1992年6月和10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收到两笔合计为5000元的“希望工程”捐款,署名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希望工程”是一个救助贫困失学少年帮助他们重返学校的工程,成立于1989年10月,由于当时中国人收入水平还不高,到1992年共只收到5000多万元捐款。相对而言,5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有必要找到捐款人的真实姓名。没有想到,找来找去,最终发现,这名“老共产党员”竟然是邓小平。邓小平有一个词用得很多,那就是“娃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其中,最为疼爱的也许是“娃娃”,全国的娃娃——祖国的花朵,明天的太阳。

      1992年10月19日下午和“十四大”全体代表合影后,邓小平不再在政治场合公开露面。但在1993年春节和1994年春节,邓小平又连续两年在电视上露面,向全国人民拜年:“祝全国人民春节愉快,家庭幸福,人民团结,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代伟人邓小平就这样以最传统的方式——中国老百姓的方式,向12亿中国人民表达了他最后的祝福……

      此后,他仍在享受着天伦之乐。邓林写道:

      孙子们爱爷爷,尊敬爷爷。他们知道爷爷是个伟大的好人,他为中国人民做了那么多的事,经受过那么多的委屈、痛苦。他们要让爷爷高高兴兴地度过晚年。陪伴爷爷成了孙子们至高无上的职责。

      最能调动孙子们积极性的是爷爷的生日。我们家孙子们送爷爷礼物从来不是花钱去买,他们要用亲手做的礼物表达对爷爷的敬爱之心。

      在北戴河过生日,连续三年,孙子们送爷爷的礼物都是粉笔画。画面大约有二三十平方米,硕大无比。

      爸爸看着孙子们作画,心里高兴。问他画得好不好?他总是说:“画得好,画得好!”

      以后的几年,孙子们的礼物都是做手工。爸爸九十岁生日,他们用彩色纸叠了九十只小鸟,五颜六色,用线穿在一起,象征着吉祥。爸爸九十一岁,他们用彩纸叠了九十一只风车;1996年爸爸九十二岁,他们买来彩色绒线,缠成一串串大大小小的粽子。爸爸看着这样的礼物,总是眉开眼笑。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从容、平静、安详、微笑着辞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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