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戴笠、毛人凤统治军统内幕:戴笠与“江山帮”

  • 发布时间:2016-02-23 13:18 浏览:加载中
  •   背靠大树好乘凉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创建者是戴笠,而其继承人是毛人凤。他俩都是浙江省江山县人,故有“戴 笠的江山毛人凤的兵”之说。尽管戴笠在上海时期,蒋介石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又有杜月笙的推荐信,但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深受宠信,得到蒋介石高度信任,完全是 出于戴笠对他的绝对忠诚,还有在谍报方面获得蒋介石认可的结果。他在任的 15年时间里,军统由最初的几个人,逐步发展成近几万编制、外围组织达二十万人 之众的规模,说明戴笠在特工组织建设上具有相当的天分。

      军统系统里惯常有“一戴三毛”之说,而副局长郑介民反而引不起人们注意了。在 国民党及军统局里,从县份上来分江山籍人最多,不仅少将军阶以上的就有 65位,校级军阶的也有 162位,尉官更不在少数。地处浙西的江山县人,能有众 多子弟参加军统,当然仰仗戴笠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了。那时的江山县是山穷水恶的地方,又多次遭遇过境官兵的扰动,加上天灾人祸连连,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清 贫。的感情就没有肝胆相照、共赴国难的勇气……他坚信创建一个庞大的特工王国,必须要有一群士气高昂、团结一致、勇敢献身的志士。1932年末,为了便于 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那时,“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之一。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派他的军校六期 的同学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浙警”出过一大批处、站级的高级特务,而且江山县参加“浙警”学习的人也不少。毛人凤当时还在地方政府当小职 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戴大哥主持“浙警”,他也想当警察,考完试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他一下子。戴笠与这位小 兄弟一聊,觉得他颇有见识,是个可造之才,又是毛人凤的兄弟,他说考什么警校!跟我直接去干事儿。毛善高立马进入特务处当上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 特训班”书记员,后来毛善高改名为毛万里,意思是鹏程万里。多年后他成为军统少将军衔的特务。

      戴笠居然轻易给毛万里一个书记员的职 务,乐而忘形的毛万里写信告诉家乡人,说戴笠的本事大了,想让你干啥,你就能干上啥。那天,戴笠家乡几个儿时的朋友来见他,有王蒲臣、姜绍谟、戴笠的内弟 毛宗亮等人,他们都想参加特务组织。大家眼睛里冒出希望的亮光,纷纷问,干这营生能当大官、能挣大钱吗?

      戴笠对大家说:“我这个特务 处权力并不大,但是麻烦的事情不少。到我这里干差役,很危险,拎着脑袋瓜子做事呢!”众人皆感吃惊。戴笠知道他们不了解特务工作,不好细说,只有淡定地 讲,干我这行,必须有为领袖牺牲的精神,才能干得了!“莫非你给蒋介石干事?你见到过他吗?”戴笠微笑说当然见得到他!姜绍谟是读过书的人,他回应道: “想必戴兄欢迎我们在你手下工作?”戴笠说:“是。可是我请你们干事,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出力吃苦的。至于当官嘛,就看各位的能力了!”

       时他说:“我们来这儿不是贪图什么富贵的,有什么需要,请戴兄尽管吩咐吧。 ”戴笠很满意这两位学生时代的朋友,知道他们能理解自己的意图。他说,特务 处刚成立,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我不放心!只有老乡才是我最信任的人。姜绍谟和王蒲臣点点头。没过多久,更多的江山县人纷至沓来,说着外地人听不懂的 话,有戴笠这棵大树“罩着”,很快就形成了“江山帮”。

      戴笠是一位很有手段的人,他重用江山籍人,形成派系,除了承担相当的职权,还发挥他们“屏障”作用,确保他的地位不被别人撼动。他大量招用的江山籍人,很多人具有较高学历,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嗅觉,有人为他出谋划策,给他当军师;有的人当他耳目,四处打探消息。

       利用帮会形式管理军统,对于在国民革命军中资格浅的戴笠来说,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他在国民党的高层中,无论形象、地位、资历都差强人意,但他懂得 利用帮会的规矩治理军统局。那种以兄带弟、父荐子、夫妻档的相互推举进入军统的方式,具有血肉相连的情结;而且又如帮会一样,有能力的得到重用,且又晋升 得快,哪个不想谋得一官半职?久而久之,这些乡情逐渐变成了血浓于水的链条,将家乡人的共同命运紧紧连到一起了。

      戴笠俨然是“江山 帮”的家长,对他们荣辱毁誉具有强势的主宰能力。他若让哪个人晋升得快,会派他执行很“露脸”的任务,一旦任务完成,必然要受到嘉勉;同样,如果想让某个 人陷于不忠不义之境地,他也很容易办到。或者让他从事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或者让他从事劳而无效的工作,结果可想而知了。所以,只有团结在戴笠身边才有前 途才有发展的意识,在江山籍特务中十分强烈。每个人都知道,只有背靠戴笠这棵大树才好乘凉,对他的训导深信不疑,追随他忠贞不渝,对他权威的维护坚定不 移。

      军统局的机要系统,几乎清一色是江山人。除此之外,译电科里几个股长,江山人占多数,如华南股的股长王威、华东股的股长林庆润、 华北股的股长戴的密本股长姜永庚、姜日富等,后来译电科改名机要组,调来的组长姜毅英也是江山人,她的军衔是少将,是军统里面唯一的女少将。戴笠对江山人 格外有感情,在公开场合他不便讲江山话,但在私下与江山人交谈经常讲江山话,由于江山土话难学难懂,戴笠还常常把江山地方话利用在工作机密中。

      江山帮的“四梁八柱”

       以乡谊结乡党,以乡党转化为一种帮会势力,是中国清末最典型的原始帮会形式。江山县的军统特工奉行:同乡联谊,共谋乡益的道理,只有抱成一个团,才能成 就一番事业。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以乡党来举荐军政大员也屡见不鲜。当一股新的势力想冲破旧有秩序时,只有靠乡党来支撑,才有可能获取成功。戴笠有多年“打 流”的经历,深谙此道,特别是他具有家乡认同感。当时,无论商界、政坛、军备、文苑,几乎全都是以老乡引荐,老乡靠老乡,老乡用老乡方式进入职场,这是中 国式的乡土文化,戴笠也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延续着这种传统。戴笠对江山的那份好感,主要来源于他的帮会情结。在外边闯荡,没有自己的四梁八柱怎么成呢!他精 心地选择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他真切感受到,外省人靠不住,本省人难靠住,只有本县人才最可靠,亲戚更不用说了。军统局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里,人财物全 都掌控在江山人手里,最机密的部门也由江山人主政,其他的省份的特工,更多地去从事危险的任务。

      到解放战争的后期,江山籍的军统特工 中,仅少将以上的就有 65位之多,校级军官 162名,尉级军官数不胜数。广东省籍的郑介民远比戴笠资历老,他也担任军统副职,安排大批广东省籍的人当 特务,但是始终没有形成帮派,而他又很少过问军统的事,这反而给戴笠可乘之机,在军统内部公开培植江山籍的亲信,以乡谊结成朋党,形成了一个对外神秘,对 内保密性极强的亲信圈子。已。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因地域或种姓结成利益集团的传统,明清两代最为明显。到了民国,蒋介石重用浙江人,戴笠由此幸运地成为他的 亲信。山西军阀阎锡山用人更狭隘,只限于他的家乡五台县人,山西流传着一句谚语:“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他最信任的高级将领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 等人,都是他的五台同乡。而傅作义、陈长捷虽然也是山西人,而且军事能力远胜于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人,因为不是五台县的人,遭到阎锡山的歧视和排 挤,最后傅作义被迫自成一派。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周西成等,也都秉承乡谊结党的用人原则。何键是湖南醴陵县人,醴陵的同乡在他那里备受重用,湖南人有 句话:“非醴(陵)勿选,非醴(陵)勿用”。周西成是贵州桐梓县人,桐梓的同乡便鸡犬升天,那时候有人讽刺说:“有官皆桐梓,无亲难上台”。可见当时的任 人唯亲多么严重。在军统的名单上,大批的江山县籍人成为主管重要部门的长官,他们视戴笠为主子,俯首称臣,听命于他。有人为了攀上江山县籍而大动心思,想 方设法挤进江山县籍人行列,以求升迁。

      在国民党里,搞“五湖四海”就闹分裂,搞“任人唯亲”就抱成团,几乎成了惯例。蒋介石、汪精卫 从政期间都会利用乡谊笼络人心,培植个人势力。上行下效,历数国民党大员高官、司令长官,哪个不将自己的亲友乡党往里面安插?有的军长副官是自己的小舅 子,师长是自己的亲兄弟,戴笠重用提拔江山籍的人也就不奇怪了。江山籍人最初在军统系统里,成为戴笠最得力的“四梁八柱”,支撑起遍布各地的谍报网。他们 以戴笠为老板,实行着帮会化管理,确保戴笠在军统局里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戴笠在军统里说一不二,而江山籍特务又是他最可靠的支持者,从而为实现他的理想 奠定坚实的基础。江山方言俗称江山官话,乃是始自殷朝古奄国语,其语音很大一部分和甲骨文上面文字的读音相通,这在外人听起来,江山方言是生硬、晦涩、难 懂语音的代表,因此江山方言信手拈来就可以作为暗语。所以当年“一戴三毛”发迹后,江山同江山人的乡党情结浓厚。民国时期,江山人听说戴笠在军统里做事, 且又有权,便千方百计求亲托友,投靠他的门下谋事。由此江山人在民国党、政、军中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第一将军县。通常人们习惯称戴笠及 其继承人毛人凤的干将有“十三太保”和“十人团”之说,其实是穿凿附会,并非准确。在江山籍人统治的军统历史上,戴笠的权威筹划、毛人凤的阴险手段、毛森 的杀人胆量,还有周养浩的狠毒是挺出名的,其他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劳。

      戴笠和毛人凤真正的亲信有 17位,局外人称之为“十七亲信”, 内部则叫他们是“江山子弟兵”,主要有亲属关系与特工专长者。这 17个人对戴笠和毛人凤唯命是听,对蒋介石绝对服从。“十七亲信”中,“戴系”的有四 个:戴春榜,字云林,戴笠胞弟。戴春榜在同族人戴三和杂货店当学徒,出师后在万信顺货栈当过伙计;戴笠得势后保荐他进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当了两年 甘肃省景泰县县长,搜刮一些钱财;戴笠命他回老家经营祠堂和修建乌山塘戴笠别墅,后来他又出任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谋、军统局少将专员,解放前逃台未成,潜逃 到江西广丰县隐藏起来,1949年被人民政府逮捕,经审判被判决死刑。戴藏宜,也就是戴善武,戴笠的独子,上海大同大学结业,当过小学校长;1940年加 入军统,他曾奉戴笠命令杀害了共产党员华春荣;1944年当选江山县参议员,兼任县银行董事长、军统局少将专员、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江山雨农中学校长; 戴笠坠机身死后,他被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处长。戴藏宜本来领着妻儿老小想逃往台湾,不料没有逃掉,在 1950年被捕,次年被人民政府枪决。戴夏民,戴 笠堂弟,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回国担任南京鼓楼医院主治医师,后来出任军统局四一医院少将院长;1952年被人民政府判刑,1957年释 放,1973年因病去世。张冠夫,是戴笠表妹王秋莲的丈夫,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校对员,曾经长期接济戴笠,戴笠得势后追随戴笠左右,是戴笠联络站的成 员,人们习惯称他为“军统元老”;上海“八一三”抗战以后,逃台湾,后来以百岁高龄善终。

      属于“毛系”的有十三个人,就是所谓的“十三太保”。他们都是浙江江山县人,属于后戴笠时代的人物。

       毛森,原名毛善森,1932年入浙江警官学校二期,毕业后加入军统改名毛森。在江山籍的军统骨干中,毛森是军统中最冷酷无情的杀手。他在大陆期间,因为 特别能杀人,且又特别会杀人,而深得戴笠、毛人凤的赏识。1937年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森正在福建,突然接到戴笠的急电,命令他速返江山县老家招兵买 马,组建一支特工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毛森利用地利人和之宜,很快组建一支 500人的部队,一时声势大盛。他先后担任福 建省会警察局局长、“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军统杭州站站长、上海特别站站长、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浙江省保安处处长、 解放前夕任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去台湾后与蒋经国发生矛盾,逃离台湾后去了香港,晚年在美国定居。毛万里,毛人凤的胞弟,1932年加入复兴社特务 处,抗日期间任军统局北平区区长、上海区区长,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后任东南办事处主任,兼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抗战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军统局 浙江站站长、浙赣铁路局警备处处长;逃到台湾后担任特务训练班主任兼任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后来他死于台北。毛钟书的母亲蓝莲梅系戴笠母亲蓝月喜的侄女; 他参加军统后,一直在戴笠身边,担任军统局秘书;他是戴笠的亲信,很多人走他的门路办事。后来他奉毛人凤的命令去长沙监视程潜,破坏起义未果而逃走;逃到 台湾后担任保密局香港区区长,后升任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他既是毛人凤的本家,又与戴笠是亲戚,是个有双重关系的人物。姜绍谟,字次烈,北京大学毕 业;1922年经国民党议员冯自由介绍加入国民党,任北京特别市党部筹备委员,后来又担任执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浙 江省防军政治部主党”时共产党员姜东白被捕,姜绍谟劝他投降不成,将他押赴上海龙华枪决了;姜绍谟先后任浙江丽水行署行政署督察专员、教育部总务司长、司 法院秘书;1938年加入军统,历任重庆特区少将区长、江山雨农中学校长、军统局设计委员。1949年姜绍谟逃往台湾,担任“立法委员”、“中美文化经济 合作协会”理事。1981年他因病死于台北。姜毅英,女,1932年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后在军统局从事收发报务和译电工作;后担任厦门站的特别报务 员,因侦知日军即将南进的重要情报,升为少将,成为军统局内唯一的女将军;历任军统局本部四处电台台长,她丈夫叶文照也是江山县人,军统的校级军官,后来 离婚;她去台湾后兼任雨农小学校长。王蒲臣与戴笠、毛人凤是小学时同学,先后任江山县、武义县教育局长,1935年当王蒲臣在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工作时,经 戴笠介绍他加入军统。先后任忠义救国军浙赣办事处主任,陆军第 41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稽查处少将处长,第八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军 统局平津总督察兼肃奸委员会督察组组长,保密局驻北平少将督察长。1949年去台湾。刘方雄,1935年加入军统,他与毛人凤关系比较密切,在军统期间有 惊无险地晋升到少将,其实他的能力并不突出。他担任了香港站秘书、站长,后调任上海市政府调查处任处长、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大陆解放后,以长城皮件公司总 经理身份为掩护收集情报,后来他担任保密局香港站站长。吴海龙,江山县贺村镇高塘村的人,毕业于浙江省立衢州第八中学。吴海龙是“三毛一戴”的老乡。 1932年,吴海龙考入浙江警官学校,随队归并为中央警官学校。1938年,吴海龙担任浙赣铁路局警务处的段长,办理军统局金华至衡阳的运输业务,他的能 力得到戴笠肯定。1940年 2月,戴笠任命吴海龙为军统局鹰潭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结束后,吴海龙升任浙赣铁路局警务处少将副处长。1949年初,奉毛 万里指示潜伏江山。毛万里叫吴海龙回老家,1949年江山解放前夕,吴海龙从交警总队领出步枪 40支、美式汤姆手枪 4支、短枪 8支、纠集部属 23 人,在剿匪中被江山县人民政府活捉,1950年 11月 4日在江山县城郊东门执行枪决。何芝园,字商友,他在 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数学系,在同学 介绍下,他于1927年秋到南京中学担任数学教师。在这期间认识了戴笠等江山同乡。戴笠见他是人才,动员他加入军统。何芝园虽然对军统内部讳莫如深的机构 感兴趣,但对特务绑架、盯梢、暗杀等事十分反感,多次婉拒了戴笠的邀请。此时,他因家境困难而为难之时,戴笠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对他给以帮助,令他深受感 动。戴笠趁机邀请他加入军统,并委以股长的头衔。何芝园终于接受戴笠的邀请,在军统局里担任第二处股长,专门负责对情报的分析、归类等项业务。何芝园在判 断情报价值方面,有着一定的天赋。尤其对汪伪政权的情报分析上,他显示出睿智的判断力,多次向军统高层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的才能得到戴笠的赏识,提升他 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调查科少将科长。抗战胜利后,由于他旗帜鲜明,始终站在江山帮的前列,与其他派系斗争,深受毛人凤的赏识,当军统改成 国防部保密局时,他出任情报处少将处长,成为保密局的核心人物。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时,他曾经一度灰心丧气,想重操旧业,当一名教师,了却残生。潜心研究 并著有《简易几何》一书。后来在毛人凤的安排下,他先后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委员,这是蒋介石为了照顾他的幕 僚设置的部门。1988年 11月 2日,他因病在台北去世,走完他的一生。周念行是戴笠小学同班同学,1915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归国后参加北 伐,曾任湖北黄陂县县长;1934年他收编了湘西陈渠珍的部队,深受蒋介石的青睐,并由戴笠介绍加入军统,先期担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后任保密局少将秘 书,逃往台湾后,受派系排挤,他不久便移居美国,在那里了却终生。徐之佳,又名自嘉,浙江江山峡口镇王村村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国民党军队少将, 曾任南京中央军校上尉炮科教官,第 4师参谋长,第 13军参谋处处长。1936年,汤恩伯的十三军驻守绥德时,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22军副军长兼  86师师长,成为榆林军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周养浩,系毛人凤的侄女婿,属于毛人凤派的核心人物。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 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起,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 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 南区副区长等职。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 撤退时,周养浩秉承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来在昆明被我军逮捕,当成国民党军战犯处理。

      起 义的有:王庚白,原名叫王耀星,他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工兵科毕业后,在军统局从事内勤工作。后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 22师营长,改名叫王庚白。他在淞沪警备 司令部守备团担任上校团长、浙江省宁波卫戍区副司令官、第一五九师参谋长、副师长及少将代师长,1949年 12月他随部队在四川起义。解放后,他当选为 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职。

      忠诚是“江山帮”的首要素质

      军统创建初期,江山籍特工多为行动组成员,他们在 一线执行“制裁”、绑架、交通、通讯、情报中转等任务,充满危险与变数;中期也就是抗日战争阶段,他们大半占据军统中上层领导岗位,如负责行动、财务、军 情、秘书、电讯等部门的领导与特工任务,积极促成军统各项任务的完成,可以说尽职尽责尽忠;后期就是从抗日战争胜利至蒋介石败退台湾,江山籍的很多特工已 经渗透进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成为国民党各系统中的高级官员。

      江山县人很有个性,首先是能吃苦耐劳,具有其他地方人所不具备的坚 韧拨给他一笔经费,用于收买军阀手下的军官。当他任务圆满完成时,还剩下一笔钱。蒋介石为了表彰他策反有功,特意在公馆里接见了他。毛森谦虚一番后,取出 剩余的钱全给了蒋介石,说革命需要经费,剩下的钱要上缴。蒋介石深受感动。毛人凤与美国洽谈中美技术合作所合作事宜,被蒋介石派到美国考察。美国军方代表 想到毛先生来美国考察,肯定没带美钞,无法给太太买点什么礼品,便赠送给他一千美元。毛人凤再三推辞未果,回到中国,他把钱交给了蒋介石,要求上交国库。 像这样忠贞不贰、且又不贪财的特工,蒋介石当然喜欢了。岳飞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命,天下太平矣!戴笠的几员干将,尽管清一色是江山籍人,他 们忠诚又不贪财,又能完成特工任务,至于他们有结党营私之嫌,蒋介石并不理会。所以戴笠在机要部门、译电部门等地方,安排的全是江山人。

       不为名利,坚守信仰,踏实忠诚,正是江山帮的特点,在蒋介石心里也是值得信赖的小团体。戴笠创办特务处(军统前身)时,有人为了把他拉下来,取而代之, 曾经搜集他的劣行,制造出十大罪状,无非是什么奸淫、不敬、贪污、腐化、帮派、失察、结党营私等等,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一贯以清廉公正形象示众,他看 了“揭发信”后大怒,差一点撤了戴笠的职。幸亏毛人凤、姜水纹、何芝园等江山籍人共同发文,致信蒋介石,逐条批驳,还举证说明,让戴笠在权力斗争风浪中有 惊无险地渡过难关。

      后来,他们又纠集其他省籍的特工,建立维护戴笠的内部秘密组织,全体力挺戴笠。江山人如此忠诚地维护的声誉令戴笠 十分感动。从那时起,戴笠深感“任人唯亲”的重要性,江山人是他的亲人,江山县是他的命根子。只要是江山籍的人,能说出地道的江山话,到他那儿就可以把 “洋刀”挎了。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江山县的同学、同乡,还有亲戚朋友扑奔他门下的很多,他大多数都给予满意的安排。他的用人之道,从始至终都十分明确, 即:首先重用杨生才是江山县凤林镇的人,因为他长期在上海打工,对家乡的人与事十分生疏,进入军统后,有人检举说他不是江山籍人,这可是欺君之罪,戴笠立 即传来杨增柏,问他是否认识杨生才。杨增柏是凤林镇南坞村人,而杨生才是凤林镇人,两个人却彼此并不认识。经过交谈,杨生才说的凤林镇山林特征的确没错, 可是问赶当地的绅士名人他又不认得,戴笠心里郁闷,担心他是混进来的异己分子。后来,还是凤林镇的姜成美证实,杨生才确实是凤林镇的老住户,因为他长期在 上海生活,对老家情况不清楚,才解除了戴笠的疑虑。

      凡是以江山人名义投奔戴笠门下,都要用江山老地方话与他攀谈,确定是江山县人视为亲信,并且委以重任。江山籍的人依靠戴笠的提携,加上个人努力,提升很快。

       当解放战争最后阶段,“江山帮”中人大多数人都有了理想的职位:王庚白出任第一五九师少将代师长;王蒲臣任第 8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毛万里任浙赣铁路 警务处少将处长;毛钟书任“正义之声”电台少将台长;毛应章任基隆要塞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副司令兼守备团长;徐鹤林任“国防部”办公室主任秘书;周文新任 第十六交警总队少将总队长,国防部交警第一旅少将旅长;周启才任国民党青年军政治部少将视导;胡务熙担任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处长;姜水纹任军事委员会东南战 时干部训练第二团少将总教官;姜文锦任国民党陆军师长;姜献祥任台湾空军中将;姜超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徐达任整编 第一七八旅少将旅长;曹思齐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戴善武任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戴善炽任四一医院院长……江山籍的特工在戴笠主持工作期间,没 有发生叛逃的,没有被敌对阵营收买的,更没有成为双料间谍的。当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人心思变之际,有的江山籍的特工想脱离岗位,出国经商,但在毛人凤 的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江山帮”的家风

      戴笠为了治理好这个大家族,可谓煞费苦心。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需要大 批的特工。机构扩大,人员增编,军统一家独大,其组织不仅渗透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就是敌对阵营里也潜伏着大量的特务。戴笠又获得蒋介石的支持,雄心勃勃 组建各种形式的准军事组织,配备美式装备,派往军事缓冲区开辟根据地。为了能牢牢控制住这些人,戴笠可以说费尽心思,培养一批敢作敢为的特工,作为大家的 榜样加以宣扬。他要求下属,要以绝对服从和献身精神,维护军统的光荣与利益,不准许任何人损害军统的荣誉。他为此在军统局建立一个荣誉成果室,凡是在特工 方面有建树者、牺牲者都要上墙表彰,激励众人努力,争取立功登榜。

      他除了编写《忠烈册》,表彰那些死难的特工,还创办军统内刊《家 风》,用以刊登模范特工的事迹,刊登内部管理方面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家风》刊物里,大篇幅刊登“领袖训词”,把蒋介石的讲话,对军统局建设的指示, 进行长篇累牍的分析、吹捧,号召全体特工为党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示出他无限忠诚之心。

      戴笠坚持向特务灌输“忠孝仁义”等传 统信念,他在局里的内刊《家风》中,撰文要求军统的同志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不断提醒大家,加入秘密组织的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特 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随时做出牺牲,就像蒋总裁亲自领导的复兴社的“革命战士”那样。他要求部下对蒋介石的 个人忠诚高于一切,这样也要求部下绝对地效忠于他。他说,军统的任务就是当好蒋介石的“耳目与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蒋介石 的任何要求,甘为领袖把军统建设成“忠孝仁义”与现代党派思想相结合的组织体系,是戴笠的一大发明。他在军统内部中传扬“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的理 念。他常说,我们部下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要以互忠互信、互依互靠为纽带。实际上,他对外省籍的部下从来不相信,每次执行任务时,总会派江山籍的特务 陪同前往,除了监视对方,协助行动外,一旦大功告成,他的“子弟兵”也会有了晋升的资本。

      建立特工“行规”,创立一种文化氛围,也许 戴笠是首创。他要求军统的特工具备“刻苦精神,坚定的信念,奉献的思想,忍耐牺牲的品行”。在这个大家庭里,他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因为在局本部里有 一大群江山籍人簇拥他,护卫他,给他头上戴上权威的光环,也促使他达到权力的高峰。

      为了维持军统的大家族的“纯洁性”,他不仅要求特工随时为革命做出牺牲,为领袖尽忠,还要随时向他尽孝。

       戴笠对部下管理严厉,却又十分偏袒自己的属下。1938年 4月,军统特务连与陆军第十五补训处士兵发生争斗,十五补训处的一名班长竟被特务连枪杀。蒋 介石闻报极为震怒,下令戴笠彻查,严惩不贷。戴笠只得把已经调任西北公路局警卫组长的特务团长王兆槐撤职,送军法总监处判刑入监。一个月后,事情刚平息, 戴笠以抗战需要人才为名,保举王兆槐出狱,让他先后任老河口、界首等地的货运处长。1939年 6月,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州保安处第四科长余万选与国民党 九十四军军长兼保安处长傅仲芳发生矛盾,故意刁难傅仲芳,致使傅仲芳一怒之下,派兵包围了第四科。戴笠听到消息后,大发雷霆,立即到蒋介石那里告状。结果 傅仲芳被调职,余万选留任贵州。贵州保安处长由戴笠推荐当时与自己关系尚好的康泽别动总队的副总队长韩文焕接替。戴笠对手下人迁就、庇护,也造成了特务横 行霸道的作风,致使军统成为人人忌惮痛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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