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高乐的传奇故事:参加“一战”获得骑士勋章

  • 发布时间:2017-10-12 08:54 浏览:加载中
  •   夏尔·戴高乐,法国军事家、政治家。1940年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在英国组织了自由法国运动并发表了著名的电台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这一讲话在历史上标志着法国抗击纳粹侵略的开始。1944年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戴高乐担任第一任总统。

    参加“一战”获得骑士勋章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1907年,戴高乐所在的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因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要考圣西尔军事学院,数学成绩必须出色。

      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不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当中是第一百一十名,但总算考取了。这一年,他19岁。

      进入军事学院,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在文史哲方面也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这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是很重要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合,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等。

      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支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十三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选择了第三十三步兵团,到了阿拉斯城。这时该团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对于法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恢复在欧洲霸权地位的大好时机。法国可以从德国手中夺回失地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萨尔煤矿区权益。

      此时,戴高乐意识到,法兰西将经历许多困难,人生的快乐就在于有一天能为自己的祖国做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他兴致高昂,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参与了战争。

      戴高乐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

      1914年8月5日,再见了,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

      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然有序地起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

      法国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进攻比利时。戴高乐所在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受命于8月5日从安拉斯城起程,开赴比利时。

      戴高乐信心百倍地在日记上写道:“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了。这种强压着的激情是我梦寐以求的。”

      第三十三步兵团原属后备力量,但由于德国攻势极猛,法军退至横贯迪南的摩斯河上,第三十三步兵团奉命守住摩斯河大桥,阻止德军过河。

      8月15日,第三十三步兵团与德军交火。戴高乐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实战中大腿负伤,先后被送到巴黎、里昂和安拉斯治疗,年底又重返前线。

      这时,戴高乐所属的步兵团已开往香巴尼,贝当已经调离三十三团并提升为旅长。新团长是克罗戴尔上校。

      戴高乐离开战场的3个月期间,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海峡到瑞士一线,交战双方一直在僵持着。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很危险的侦察任务,给部队带来了重要的侦察信息。

      1915年年底,战争僵局有了突破,德国军队准备向凡尔登大举进攻。法国军队面临严峻考验。指挥凡尔登防务的是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前团长、后晋升为将军的贝当。

      1916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几公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10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200多万发炮弹如牛毛般落在了布拉特邦、凡尔登和奥内尔村庄的三角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没了。经过12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摸索着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到2月24日,德军攻破了法国的主要防线,俘获了10000名士兵,缴获了65门大炮和大量机枪。

      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火炮接踵而至,在他们的步兵部队之前,射出连续不断的滚滚炮弹,夷平了堑壕,炸毁了碉堡,并把森林炸成碎片。

      在悲惨的战场形势下,3月2日,担任第三十三团上尉的戴高乐主动请求把他的连队调到战斗最猛烈的凡尔登前线。

      这场号称“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打得十分猛烈。德军集中兵力兵器包括使用窒息性毒气、喷火器和轰炸机,对西岸法军实施重点突击,但遭法军炮火猛烈反击。

      从3月5日起,德军扩大了正面进攻并将主突方向转移到摩斯河西岸,企图攻占两个高地,解除西岸法军炮兵的威胁,并从西面包围凡尔登。

      德军的重炮在戴高乐所在的杜澳蒙阵地上轰炸,大地在不停地颤抖。密集的高爆炮弹,使大地震撼,把人体、瓦砾和装备像稻谷那样飞掷到天空。爆炸的热浪把积雪都融化了,使弹穴里灌满了水,许多伤兵就淹死在里面。眼睛失明和血肉模糊的人摸索着到洞穴里图个安全,就倒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把他们淋得浑身是血。

      在阵地上,由于爆炸声大得出奇,戴高乐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

      最后一名联络人员身负重伤对戴高乐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戴高乐握着手枪,注视着敌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和战士们守住这条通道。

      德军的进攻集中在第十连左侧的第十二连。随即,德国人来到第十连的后面。

      此时此刻,人们看到了一种凄惨的景象:戴高乐命令步兵第十连全连上刺刀冲锋,第十连的勇士径直扑向眼前这些靠猛烈的肉搏到达村子的大批德国兵。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戴高乐。他的上司布尔多上校眼见他倒在血泊中,以为他已阵亡,眼含泪水写信给戴高乐的双亲和已晋升的贝当将军。

      贝当于5月1日离开凡尔登,去指挥中央集团军群。他一听说戴高乐阵亡,十分悲痛,为此发布了正式的表彰令。

      贝当的表彰令说:

      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致命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猛烈的肉搏。

      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凡尔登战役是典型的消耗战、阵地战。双方参战兵力众多、伤亡惨重。在此役中,法国死、伤、被俘和失踪的人数,合计在55万人以上。德国也损失了45万人以上。由于伤亡惨重,凡尔登战场被称为“屠场”、“绞肉机”和“地狱”。

      这同当时的战法有关,当时都是密集队形冲锋,在防备严密的火力面前就仿佛是一群往绞肉机里钻的绵羊。而且指挥官在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除了冲锋就是冲锋,完全靠人来堆。戴高乐在冲锋中如果真的“以身殉国”,那么,二战战史和整个西欧的现代史都得改写了。

      实际上,戴高乐在战斗中被德军的刺刀穿过了大腿,自然摔倒在地上,直到他被毒气熏晕。像他部队的所有伤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结果被俘。

      戴高乐是一位顽强不屈的斗士,性情倔强,他怎么能忍受在战俘营中被迫为德军服苦役的生活!在三年零三个月的战俘营生活里,他意外的收获可不小。

      他始终不放弃逃跑的努力。被俘后,戴高乐被送到尼兹战俘收容所,在这里,他把伤养好后就琢磨如何逃跑,以回到法国继续作战。

      一天,他偷到一套德军军士的服装换上,悄悄地溜出了收容所。可是,这次逃跑失败了。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而他偷的那身德军军装却太小了,衣袖刚到胳膊肘,裤腿也仅过膝盖,穿在身上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所以他没有逃多远就被抓了回来。

      随后,他被关进设在立陶宛的惩戒营。这里是环境更为恶劣、条件极差的地方。

      5个月后,他被送到哥尔斯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这里戒备森严,专门关押曾经试图逃跑的战俘。然而,戴高乐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作为战俘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次怎么逃跑?戴高乐想出了一个办法——自残!他偷偷地服用了大量的苦味酸,这是一种做柠檬水的原料,喝多了会出现一系列特别可怕的重度黄疸症状,如眼黄、脸黄、尿黄等。

      当时,戴高乐喝完照镜子时,连他自己都吓坏了。不过他终于如愿以偿,很快被送到当地战俘医院治疗。

      在医院里,戴高乐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与另一个名叫迪派的法军少尉商定逃跑。他们又偷来一套德军军装,迪派化装成德军护士,搀扶着假装生病的戴高乐,混出了大门,立即向瑞士方向逃跑。可是,这一次又失败了。5天5夜又冷又饿的路程,使他们疲倦不堪,像流浪汉一样狼狈,所以当他们走到乌尔姆时被德军发现,又被抓回了战俘营。

      就这样,戴高乐在战俘营里以不同的方式先后逃跑了7次,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去。德军对这个法国大个子屡教不改的逃跑行为极为恼火,再次把他从条件相对较好的罗申贝格战俘营送回哥尔斯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关押。

      他重新按捺自己焦急的心情,静静地反思。是啊!他是勇敢的,他受过表彰,可是却没有立下赫赫战功,这是他最大的遗憾。1918年9月1日,他写信给母亲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痛苦:

      假如从现在起到战争结束之前,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的话,我还会在军队里干下去吗?况且,等待我的又会是怎样平庸的前程呢?

      逃跑不成,也不能老老实实地当战俘。戴高乐对曾经给予法国奇耻大辱的德国极为仇视,为了打败德国,他必须要了解德国。于是,他利用在战俘营的时间,开始了对德国国情与民族特点的了解。戴高乐德文水平不错,能够熟练地阅读德文报纸。

      他通过狱中的德文报纸,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而报纸中所披露的事情,是在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的法国难以看到的。他做了许多摘记。在狱中的这些收获,后来成为他撰写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本资料。

      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积极地同周围的难友们进行交流沟通,博得了一个“大元帅”的美誉。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有交流。交流的方式、内容与质量,决定着能否成为交流场的磁心,能否通过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反映出这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他的狱友蕾米·卢尔曾经这样评价战俘营中的戴高乐:

      这位个性倔强、看起来有些冷漠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一刻也不愿意闲下来。但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国人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

      如果司汤达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成为莫逆之交。他总是抓住时机增长见识,而且非常乐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核心。大家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把他称做“大元帅”。

      青年戴高乐志向很高,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失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抱负。25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称戴高乐为“大元帅”。从狱友们的戏称到他国首脑的尊称,靠的是戴高乐自身永不屈服的个性。

      戴高乐在四年的对德战争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战俘营中度过的,这对于戴高乐这个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来说未免是件憾事。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1918年12月,戴高乐回到法国,到达拉利格里时,父亲带领全家人去火车站迎接他。刚跳下火车的戴高乐激动地拥抱着父亲,又俯下身子紧紧地抱着泪流满面的母亲。

      “夏尔,你受苦了。”母亲凝视着清瘦而略显颓废的儿子,心疼地说。

      “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戴高乐微笑着,眼神中多了几许镇定和成熟。

      虽然戴高乐在战俘营中度过了4年,但由于他在都奥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1919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戴高乐初到波兰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不久,法国驻波军事代表卷进了俄波战争,戴高乐和波兰第五轻步兵团一起参加了反对苏维埃的战争。

      1921年3月,俄波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奉调回国。就在这一年的4月7日,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来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典礼。

    出版专著引起高层关注


      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调往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术史教员。志在戎装的戴高乐当然无法安于普通教员的生活,于是在1922年11月,考入高等军事院校。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3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因茨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戴高乐日趋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他的看法:“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

      对个性的强调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已开始初露端倪。

      《敌人内部的倾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贝当的注意。1925年10月,在美因茨窝窝囊囊待了近一年的戴高乐受命到贝当的办公室任职。这时的贝当已是法兰西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三军首脑和法军总监了。

      5年后,戴高乐又出版了《剑刃》一书。他在书中表明了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完全按照他所刻画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描写,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1927年9月,整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终于成了戴高乐少校,并于12月被委任为派驻特里尔的第十九轻步兵营的营长。

      戴高乐少校治军甚严,士兵经常处于警戒状态。在进行打靶、队列训练和各种竞技活动等军事操练之余,则开展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和联欢活动。

      当然戴高乐少校也没有忽视士兵们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召集士兵们听他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法国历史、军事战略战术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在他担任营长的两年时间里,贝当又多次为他遮阳挡雨。

      不屑于趋炎附势的戴高乐后来还是给贝当制造了一次麻烦,事情的起因在于新兵都不喜欢在气候寒冷、人地两生的特里尔服役,有些人就通过身居要职的亲戚设法调回法国本土。

      戴高乐对此大为愤怒,他颁布了一个通告,凡是要求调回的轻步兵将一律受到惩处,全营官兵每天都要诵读这个通告一遍。

      之后不久戴高乐就接到调动一名士兵的电令,他非但没有执行,反而把这个士兵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而这个新兵是在戴高乐颁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议员的,不过,即使戴高乐知道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的。

      这位恼羞成怒的议员向陆军部长告了一状,陆军部下令调查,如果这个错误成立的话,戴高乐将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分。于是戴高乐直奔巴黎,面见贝当陈述事情的经过,贝当又一次帮助了戴高乐少校,最终陆军部长决定不予追究。

      不过,贝当和戴高乐的“甜蜜”关系已经趋于破裂。贝当已经开始意识到戴高乐不再是俯首帖耳的顺民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是”过。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其实用处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大,相反还总是令他难堪。

      1931年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10多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至1937年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五〇七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

      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

      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

      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

      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

      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

      1937年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五〇七坦克团上校团长。

      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

      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至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在这一期间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

      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做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

      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除此以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他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既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

      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1月26日,戴高乐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他指出:

      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订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

      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

      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

      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

      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

      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

      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

      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所左右。

      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进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正如魏刚在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而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

      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

      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

      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

      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

      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也不会放弃斗争。听了戴高乐的话,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象,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

      但是他仍然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辞,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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