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祯有言: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

  • 发布时间:2015-12-02 20:33 浏览:加载中
  •   明末清初,在中华大地上曾经有四位主导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一个是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一个是明崇祯帝朱由检(1611— 1644),一个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1606—1645),第四个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1592—1634)。这四位之间的角逐,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 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改写着中国历史的篇章。

      但到最后的结局是,崇祯皇帝杀女逼妻,最后在煤山自缢,时年33岁。李自成号称灭掉明 朝,却只在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最终在湖北九宫山失踪,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一代天骄林丹汗,败死于青海打草滩,时年43岁,自己的妻儿都成为他人的阶下 囚。只有皇太极虽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他的后代却成功地问鼎中原。历史的选择是偶然,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元素在进行残酷的筛选?


     
      先 看崇祯,在中国所有的亡国之君里,崇祯大概是最值得同情和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一位。崇祯的父亲朱常洛,母刘氏。朱常洛与其兄长朱由校在位时间均短,16岁 的崇祯继位。作为亡国之君,他既不像汉献帝那样软弱无能,也不像隋炀帝杨广那样奢侈浪费,更不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不务正业,北宋二帝那样任用奸臣,总体而 言,崇祯还是比较忠于职守,知其不可而为之,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这位皇帝不贪 财,不好色,不懒惰,天分也不算低,身体也不差,并且日夜辛劳,废寝忘食,从即位那天开始,17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的。”他的冤家对头 李自成评价他:“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即使是对明朝大肆污蔑的《明史》本纪也不得不承认他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崇祯下 旨停江南织造,自己用的器物都是木头铁器。他把全部的内帑都用来充当军饷,他宠爱的田妃墓葬里的金银器都是铜铁,万年灯只有上面两寸是油。崇祯连宫里的人 参和器具都变卖了凑军饷。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 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此人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崇祯帝本名朱 由检,他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在哥哥天启帝朱由校卒后,因为没有子嗣,作为陛下唯一的弟弟,被众朝臣拥为了大明的第十六代皇帝。崇祯刚即位时,年仅17 岁,八月丁巳即位,不到三个月,在十一月甲子就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 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这些措施巩固 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一度被朝野誉为“明主”,面对危难时 局,一心励精图治,“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然而,崇祯的悲哀是他所处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这几条他都没有占上,先说天 时,从纵的来讲,崇祯是大明朝第16位皇帝,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传位到十几个皇帝的时候,多半已经风雨飘摇,西汉共15帝,东汉14帝,两晋加起来才17 帝,唐朝算多的,共25帝,但从第九任皇帝唐玄宗后,就形如割据的大藩镇,两宋共18帝,蒙古帝国共15帝。可见崇祯即位,大明的气数也即将寿终正寝。而 更糟糕的是,他的前辈们所作所为已经把大明江山折腾得乌烟瘴气,明朝的历代朱姓天子中,除了开国创业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其他的皇帝简直就是不务正 业,有当木匠的,有“微服私访”的,有恋母的,有不上朝不见臣长达几十年的,有死于红丸的,有要名分的,就是没有一个好好当皇帝的。等传到崇祯手里,已经 是千疮百孔。

      从横的来说,当时的明朝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加上东南倭患,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 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等到崇祯即位时, 明朝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翁,病入膏肓,千疮百孔。没有一个朝代,竟如此多地集中出现一个政府要面对各种危机的,既有历史遗留,也有新发病毒,每一项都是 切肤之痛,每一项都可致其于死地。

      当然,崇祯本身也难逃其咎。崇祯即位时国家早已积重难返,国事日非,朝上“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 将骄卒惰。”民间“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尤其是治疗顽症不可用猛药,可是忧愤之中的崇祯,“临朝浩叹, 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求治太急,用刑太严”,“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对身担重责的大臣,崇祯通常是先寄予极大的,甚至是超出实 际的期望,一旦令其失望之后,又一变而为为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本来他所用之人,如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为剿 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这些人都表现出了出色的 才干。陈奇瑜曾将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部队逼入车厢峡,;卢象升在滁州取得大捷;熊文灿追得起义军走投无路。更有左良玉、贺人龙、曹文诏、曹变蛟、高杰等 大将,本来,朱明朝廷要想扑灭农民军的星星之火,并不是毫无可能;但就是崇祯皇帝的过于性急,暴戾多疑,明军将帅稍有败绩,结局非死即贬。就这样,孙传庭 入狱,陈奇瑜被贬,熊文灿被斩。随着一个个将星的次第陨落,注定了朱明灭亡的命运。武将如此,文官也好不到哪去,崇祯期间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50个, 换了14个兵部尚书,一直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内阁,所杀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7人,巡抚11人。

      崇祯有言:君非亡国之君,臣是 亡国之臣,显然崇祯对大臣有浓厚的成见和敌意。第一次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四崇祯提到“南迁”时,他恨恨地说了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拂 袖而去。第二次是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祯懒得再说任何的废话,看着哭天抹泪的诸臣,只是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随手 抹去。第三次是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在上吊前的血书里,写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一直到死,崇祯还坚信: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 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有何面目见于地下。

      崇祯帝的成见和多疑,使得他总是不信任各位文武大臣,独断专行,听不进逆耳之 言。在处理棘手的政务难题时,往往迁怒于文武百官,怪他们不尽职尽责,以至于造成了“重典绳下”的局面,搞得“上下嚣然”。在刚刚继位时,他还对宦官进行 约束,不加重用。但自从崇祯二年(1629)冬,后金兵进入内地骚扰,京师戒严后,崇祯帝便公开表露了他对百官不信任的态度,开始重新起用宦官。他先是在 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七日,“遣太监冯元升核军,毕,诏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诸军”。十二月,又以“司礼太监沈 良佐,内官太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宦官们对文武大臣政务的监督,名为“督”,实为“监视”侵夺了官吏将领 的职权,遭到朝臣的反对。而崇祯帝对此置之不理,一昧宠信宦官,凡是与宦官发生冲突者,他在处理中总是偏向宦官的一边。宦官干政,引起了文臣武将与宦官们 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文臣武将的积极性,更加剧了崇祯政权的政治危机。朝鲜的史书上为此评论道:“不信士流,而信内臣,驯致祸乱,为千古戒。其失在于不知 人,而非士流之罪。”崇祯的不信任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而为崇祯殉节的却只有文臣、勋戚四十余人,以致史书上这样记载,“百官皆好降”。

       最要命的是崇祯能伸不能屈,始终以天朝上国的老大自居,放弃掉可以东山再起的好机会,一如与后金议和,崇祯十四年年底,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明军前线日 益吃紧,正月初一,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 款?”面对如此“朝议”,崇祯为了表明清白,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他秘密议和,冤杀了陈新甲。本来己和皇太极达成的停战协议就此不了了之。这样 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以后一直在攘外与安内两手作战,疲于奔命。二如南迁,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李自成的农民直接对 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明白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但崇祯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恐遭后世耻笑。崇祯没有南迁,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是明末政局中的明朝、农民军和后金三股势力制约相持局面过早崩溃,本来明朝最保守的局面是可以划江而治。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迁都南京可谓上策。南方当时未 受战乱破坏,在南京又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体系,兵源和钱粮供应都不成问题,撤到南方要比困守孤城要好得多。明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保有山海关,无论李自成 是否随即追击明政府南下,无论山海关被李自成和满洲人中哪一方夺取,李自成同满州人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明政府南迁,则由腹背受敌转为坐山观虎斗,可坐 收渔人之利。并且,当时的观念认为满洲人乃是异族,满洲人入关南下,不排除李自成与崇祯联手的可能性。即使最后不免亡国,也可残喘几年,不至于那么早就灭 亡。由于崇祯这面旗帜的自我毁坏,余下力量分散,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南明朝廷很快灭亡。

      《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庄 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 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 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 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 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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