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臣与奸臣:曹操从忠君之臣到篡位的转变

  • 发布时间:2017-09-06 21:56 浏览:加载中
  •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每当读到这首词的时候,耳边总会响起杨洪基那低沉而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声音,总能感到一种无以伦比的历史厚重感,一种飞越历史时空的感觉。

      历史是个大染缸,既有无数的贤人圣哲,也有不少的乱臣贼子;既有英勇抵御外族入侵的英雄,也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文人;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辅佐帝王而殚精竭虑的忠臣,也有卖国求荣、涂炭生灵的佞臣……

      不管这些人在活着之时做了怎样的事情,虽然某些人想方设法文过饰非、颠倒黑白,但相信历史终究会还原的,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旦遮羞布被扯下来,被遮掩的丑态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历史长河在奔流的同时自然也会淘汰那些害群之马,而那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民族利益谋福利的人,终究会深入人心、名垂清史。

      说到忠奸,历史走到今天,我估计更多的人至今也还是模棱两可的,对于一个人是忠是奸,大概也缘自于史书的记载、戏曲的演绎、民间的流传,至于划分的标准、忠奸的认识只怕也是非常肤浅的。

      其实,忠臣与奸臣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界线,大凡其划分就是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了。

      曹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三国志》中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揭露和剖析。

      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曹操官至丞相,封魏王,谥武王。他自幼机警,有胆识。中平元年(184),出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初平四年秋,曹操以报杀父之仇为名,贸然进攻徐州,纵军屠杀数万人。建安元年(196),迫汉献帝迁都许(今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大将军,总揽军政。

      曹操戎马倥偬一生。用兵灵活,长于选将用将,治军严整。严格训练,赏罚分明,座骑惊入麦田,当场割发代首以肃军纪。体恤将士,赢得军心。曹操好兵法,自著兵书十万余言。其“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因事设奇、任势制胜的“诡诈论”,注重后勤保障和加强水军建设的远见,颇受后世推重。

      从其一生表现来看,曹操最初亦是忠君之臣。他初为汉室之臣,也曾为何进出谋划策除十常侍立幼帝,为保汉帝而冒死刺董卓。后为除董卓袁本初统领18路诸侯,然各诸侯均为私利,不思进取,勾心斗角,错失良机。曹操愤为大呼:“竖子不足为谋也!”

      当刘玄德尚无任何实力时,曹操煮酒论英雄,让人不得不服!白门楼收张辽,屡留陈宫,足见爱才惜才之心!后为留关羽,无奈答应三条约定,赐赤兔马封侯亦在所不惜。当曹操帐下无人能敌颜良文丑,郭嘉举荐关羽之时,曹操言怕他立功而走,故不愿给他立功机会。关羽往河北投刘备之时,曹操也能兑现诺言未多阻拦,依依惜别之情让人起敬。关羽一路过关斩将,然曹操仍差人屡送过关文书,怕其受阻拦,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令人感慨!后长坂坡爱惜赵子龙之才,命手下不得放箭伤害,保全了一世之名将。

      曹操具有异于常人的两面性,有时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有时他却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雷庭,甚至残杀成百上千的人。比如说,杀吕伯奢全家,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其凶残之相,令人嗟呀不已。

      他从最初的除贼保帝,到围场狩猎欺帝,到后来篡位称帝,这一步步转变,可见权力足以让一个人疯狂,让人野心膨胀,让人性丑恶!

      有人说,曹操是奸臣,他软禁汉献帝,控制中央大权,这是欺君枉上,所以说,历史上也一直以奸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之所以如此,两种人难辞其咎:一是撰写史书的史官,而史官乃帝王的御用文人,自然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自然只可能被打入汉贼一类了;二是罗贯中,这个家伙,一部《三国演义》横空出世,把自己弄了个名垂千古,却不管别人的是非曲直,还真够狠的。罗贯中本就是个正统文人,由于忠君思想,在《三国演义》里存在非常明显的偏蜀贬魏思想,把曹操塑造为奸臣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而汉献帝却是如此的平庸、懦弱,既然无能,何必占着毛坑不拉屎?只要有能力,谁当皇帝都行,只要于国于民有利就行。更何况曹操也并没有废掉汉献帝?

      在那个诸侯纷争的年代,能占据一席之地,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吟诗作赋,属下猛将如云,智士不乏,难道算个英雄为过吗?

      所以说,曹操不能说是一个奸臣,只能说是时事造英雄罢了。历史评价一个人不能单从一个人的行为品质去看待一个人,只要一个人对于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一个人就应该说被人们记住并歌颂。

      时间总是飞奔着流逝,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自古忠臣与奸臣之不绝,根源在于忠臣与奸臣正好是皇帝的善念和恶念,皇帝善念、恶念不绝,则忠臣、奸臣不绝。

      忠臣忠于百姓,奸臣忠于皇帝;忠于百姓则可能与皇帝意愿相违背,因此岳飞之流不绝;忠于皇帝则完全以皇帝意志为个人意志,因此和珅之流不绝。

      皇帝利用忠臣做利于百姓之事,皇帝利用奸臣做利于自己的事;于是皇帝的善恶最终通过忠臣、奸臣的言行而得以完全表现。

      和珅,相信每一个皇帝都会喜爱的。乾隆这样一个历史上所谓的明君,身边却出现了“和绅倒,嘉庆饱”这样的大蠹虫,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奸臣当道怎么会出现明君?和绅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作为皇帝的忠实的奴才,是皇帝“信得过,用得着,靠得住”的奴才,这样的大臣就是皇权最大的忠臣。

      所以,从这点来看,皇帝老儿于公于私都需要忠臣奸臣。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是皇帝,但这个决策是否正确,皇帝是不用负责任的。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具体执行的官员,如果失败了,就是奸臣误国,是他误导皇帝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如果胜利了,则是皇帝的决策英明,而不论这胜利是否只是一场虚构的故事。当今,此种现象仍不乏其例。

      由此亦可知,忠臣与奸臣是基于皇帝的角度出发的。而这种观念的提出,在老百姓心中的扎根,成为分辨官员善恶的一种标准,却反映出古人对皇权的敬畏,对德君行道的渴求。在皇权即是国家,国家即是皇权之时,忠臣与奸臣都沦为了皇权的工具。天下苍生的利益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考虑的只是如何分割的问题。殊不知,专制的皇权,系天下安危于一人的政治制度才是国家祸乱的根由。

      时至今日,我们如果还停留在区分忠臣奸臣的思路去思考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政治的等方面问题的话,我们就无法清醒认识专制集权的危害,无法摆脱它的遗毒,那我们永远都只会在原地转圈而已。

      其实,依我看,忠臣代表一种精神,以实干取悦上意,获取信任。凡忠者必孝,爱国者必爱家,爱老人,爱妻子。现代有人称忠为愚忠,似乎太过,认为忠君者愚忠也。从历史看,君者,位于天与地之间,代表国家也,忠君即为忠于国家。如果认为忠君有过,阻碍民族甚或国家的发展,那定错了。日本天皇即为君,代表国家,忠于天皇即为忠于国家。如日本国无此精神,那日本国,肯定不是今天的日本国了。同理,奸臣也代表一种精神。奸者,小人也,多揣摩上意,以获信任。凡奸者,必害忠,此不可取。但也有可取之处。揣摩上意也即揣摩人心,知人喜恶。知人喜恶,必少有对立。少有对立,必相处融洽。相处融洽,即为和谐。凡此以往,情人、夫妻、婆媳、兄弟、妯娌、邻里、同事、君臣多可和谐也,今之和谐社会,何愁不立!

      因此,如果忠者多一些揣摩上意,奸者多一些实干,我们的历史兴许会更加和谐、更加昌盛了,不过,整个历史就得重写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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