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拯为什么被传颂?争说包龙图——包拯被称颂的原因及其流演

  • 发布时间:2017-09-13 22:44 浏览:加载中
  •   被世代传诵的青天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人,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始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后徙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县。庆历三年(1043)入京任殿中丞,又迁监察御史。皇祐二年(1050)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嘉祐元年(1056)权知开封府。六年升为枢密副使。七年,逝世,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奏议》十五卷传世。因为他曾先后任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学士,因此,后人称其为包待制或包龙图。

      廉洁奉公明察善断

      包拯,即后世所称包公。论官职,他无法与同朝名相寇准相比;论作为,他无法与“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相比;包拯论武功,他无法与岳飞相比;论文才,他无法与“三苏”相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官僚,在千百年来的民众心中,却是任何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寇准、王安石、岳飞、苏轼的结局都非常悲惨,而独有包拯得以善终。虽然他也屡犯龙颜,忤怒权贵,然而自宋朝起,他被褒誉的程度却越来越高。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个奇特的现象。

      在民间传说中,包拯是尽忠尽孝,惩恶扬善,明察善断,解民疾苦,廉洁奉公,几乎集所有美德于一身。那么,真实的包拯又是怎样的?他的事迹又经过怎样的流传演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模样的呢?

      人们总结包拯的几条特质是不错的。然而,人们习惯于把人看作是单面的人,也就是说,如果视一人为奸臣,那么所有的窳坏之事都会算在他头上。反之,忠臣也是如此。所以,有些“光辉业绩”,虽然不是包拯所为,人们也愿意将它们附着在包拯身上。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包龙图——包拯——是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景祐四年(1037)包拯于入朝听选前,曾作诗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一片赤胆忠心跃然纸上。

      包拯曾任盛产端砚的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县。

      当时,端砚是朝廷广东肇庆包公祠贡品,为常人所难求。他的前任曾征取朝贡数量的十倍来结交朝中权贵。而包拯赴任后,仅仅按照朝廷所要求的数量征求,直到任职届满,也没有带走一方端砚。

      庆历六年(1046),包拯在监察御史任上出使契丹。此时距宋辽两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已经四五十年了,宋依靠向辽输“岁币”而保持了北疆的安宁。以往宋臣出使的姿态都是比较低的,而此次包拯却显得不卑不亢。

      其间,辽主派接待人员质问包拯道:“宋朝在雄州关上新开了一个便门,这不是为了诱我方居民叛逃,来刺探我们边境情报吗?”

      包拯立即正色回答道:“涿州也曾经开过门,如果去刺探边境情报,还用得着专门开一个便门吗?”

      对方哑口无言,包拯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

      包拯对朝廷用金钱买平安的做法非常不满。他曾经对仁宗上书道:“国家每年拿出钱来贿赂契丹,这绝不是巩固边疆的好办法。我们应该选择精兵强将,整顿边务,严阵以待,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他多次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徵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要他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他还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政,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沈括庆历二年(1042),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食盐官营后,政府将出售食盐的地方集中于少数几个店铺里,运输食盐的任务便摊派到军队和百姓身上。由于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百姓纷纷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包拯专门去了盐产地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收税以增加收入。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包拯又是个至孝之人。考中进士后,朝廷先后派他为大理评事,做建昌知县。他因父母年迈,坚辞不就;又派他去监和州(今安徽和县)税。由于其父不愿意跟随他赴任,他便立即辞官回家赡养父母。几年后,父母相继亡故,他仍然坚持守孝,不肯离开。同乡父老纷纷前来劝勉,很久之后,他才听候朝廷调遣出世为官。

      作为人臣,出使不侮王命,在廷上能指责皇帝不要“先入为主”;做为人子,能放弃功名利禄,守护父母十余载,皆可谓难得了。

      包拯不但严于律己,还订立家训以儆后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百姓所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包拯家训碑包拯除对国、对君忠心耿耿外,主要的业绩是他的明察善断。

      《宋史》中记载有一例包公断案。包拯出知天长县时,遇到了一桩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民来到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属违法)。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不仅邻里之争的小事包拯能勘后立破,就是震惊朝野的惊天大案,也同样显示出他的才智。

      皇祐二年(1050)四月初的一天,京城忽然来了一个庐山和尚,姓全名大道。他带着一位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青年,声称这名青年是当今圣上的皇子,要面见皇上。这个消息不啻一声惊雷,一下子轰动了京城。

      仁宗皇帝听到奏报此事后,马上命令翰林学士赵概和知谏院尹包拯进行调查。包拯铁面无私,断案如神,深得仁宗皇帝信任,接到此案之后,知道非同小可,遂深究追问。终于找出破绽,弄清了真相。

      原来这位青年名叫冷青,其母王氏本来是仁宗皇帝后宫中的一名宫女,熟知宫内情形,后来因偶犯小过被贬出宫去,生计无着,嫁给一个名叫冷绪的郎中为妻。婚后,王氏为冷绪生有一子一女,此子即为冷青。冷青自幼缺少家教,既不愿意读书,又不愿意劳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后来竟离家出走,四处漂泊,到了庐山。和尚全大道得知冷青是宫女之子,遂将其收留。全大道深知此时皇室正为继承人着急,王氏在宫中的经历又有隙可乘,倘若把冷青调教一番,再用花言巧语骗过皇上,说不定自己因此名利双收,飞黄腾达呢!于是他便和冷青在密室中日夜谋划,时时演练,随后把冷青打扮一下,下了庐山。哪曾想,刚入京城便遇上了智谋过人的包大人,露出了马脚,两人全被诛死。“假皇子”的闹剧才收了场。

      惩恶扬善拯民疾苦

      庆历四年(1044),包拯授监察御史不久,就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他不畏权贵,先后弹劾了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驱使士兵为自包拯墓碑己织造1600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还弹劾过宰相宋庠等。他还曾七次弹劾王逵,三次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

      王逵本是一个地方小吏,为了结交上层,他随意增加赋税用来行贿,曾经一次就多收税30万贯。在他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许多百姓被逼得逃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山洞里。他被调往池州后,当地百姓聚合庆贺,城里数万家居民接连三天张灯结彩。包拯得知后便上书弹劾他。但朝廷却把此事压下,不了了之。而王逵怀疑告发他的是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咸,于是制造冤狱,逮捕卞咸,因此事被牵连的达五六百人之众。包拯便第二次上书弹劾。经查实后,王逵被贬为徐州知州。可王逵与宰相有旧交,不久,又被提拔为淮南转运使。王逵也越发肆无忌惮。包拯便又连续五次上书弹劾,甚至不惜与皇帝在廷上争辩,谴责王逵“累任皆惨虐不法,降黜差遣,纵该赫宥,不可复任原职,乞追还敕命”。而且批评皇帝:“今乃不怕人言,因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就这样,包拯共弹劾王逵七次,终于使仁宗罢免了这一贪官。

      合肥包公祠包拯对于忠心耿耿、年富力强的清官却大加褒扬、推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嫉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之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三人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因为包拯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所以那些达官显贵们不得不收敛了许多。他们都非常惧怕包拯。因为包拯不苟言笑,所以人们都说想要让包拯笑,比让黄河变清还难。连妇女儿童也知道他的名声,都称他为“包待制”。京城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历史上,包拯确实是一个时刻关心百姓,解民于倒悬的好官。《宋史》中记载:“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深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包拯的几道奏折,就为百姓们减去许多额外的赋税。人们能不赞颂他吗?像这样的事情,在《宋史》中是使用了大量的笔墨的。

      包拯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皇祐元年(1049),包拯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民间疾苦。包拯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他在巡视山西时,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而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他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此事得到了仁宗的首肯,粮食和马料都得到了解决。

      在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包拯常不辞辛劳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一年江南地区发生旱灾,他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以解燃眉之急。按照惯例,开仓放粮必须事先请示皇帝。但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拯一边派人急奏朝廷,开封龙亭同时果断地开始放粮,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还有一次,江淮地区大范围受灾,百姓缺粮断炊。地方官吏们却为了政绩,隐瞒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并且还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拯了解到灾情后,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包拯从此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在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此事编写而成的。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朝廷派包拯权知开封府。次年三月包拯正式上任。在一年多的短暂时间里,他就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其中有两件事为人称道: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案件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源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来为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解决了水患问题。

      清官偶像百姓传诵

      包拯去世不久,作为艺术形象的“包公”就在话本小说里出现了。

      宋朝建立以后,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管理,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大批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促进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产生。浙江绍兴包公祠市民阶层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促成了包括“说话”(即“说书”艺术的雏形)等文艺形式的兴起。而“说话”的依据就是“话本小说”。话本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的是“公案小说”,其中就有“包公案”,如《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前者讲述发生在灾年之后的财产纠纷案,经过包公调查核实后协调解决;后者写的是恩将仇报、通奸杀夫的案件,包公依靠鬼魂申冤和破解字谜来捉拿凶手。从开头的“话说……”云云,到结尾的“话本说彻,权作散场”来看,这些话本是在勾栏瓦舍中由说话艺人说出来的,而不是文人作家所写。这一时期的包公艺术形象还不够丰富、完美,但它们却是包公从历史人物向文学人物的转型期,是后来关于包公的一切艺术形象的基础。

      包公的文学形象一直在发展演绎着。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包公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流传较广的十几部短篇公案小说集中,描写了包公的有《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两种,包括了100则包公破案的故事。在这两个小说集中,开始把许多与包公并不相干的断案故事汇集于他的名下,包公成了一个集侦破、审讯、判决于一身的不畏权贵的清官。这里所描述的包公在破案过程中的微服私访、欲擒故纵、掌握案犯的心理状态等,令读者叹服不已。由此,包公形象变得丰满、生动。进入清代后,随着文学的发展,公案小说向章回化、长篇化发展,包公小说也不例外。《龙图耳录》及据此改编的长篇章回小说《三侠五义》就成形于这一时期。《三侠五义》的前半部写包公除暴安良,平雪冤狱,与庞太师对峙,众侠客大力协助;后半部写包公的学生颜查散率领众侠剪除叛党,已没有了公案的成分。

      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来都不是单行道。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包公形象的形式是由话本到小说,而所用的则是杂剧的形式。据考证,早在宋末元初,京剧里的包公形象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中的宋官本杂剧段数就是最早的包公戏的剧本。到了元代,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空前严重,百姓渴望能有为民作主的清官出现。包公的形象于是真正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据专家统计,元杂剧剧目约有六七百种,今存本162种,其中,有关包公的有11种。在这些杂剧中,包公不单审断人间的冤狱奇案,连阴曹地府的案子也要审理了,如《叮叮当当盆儿鬼》。同时,剧本把包公刻画得日益睿智、机敏。如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为了瞒过皇帝,包公将案犯魯齋郎的名字改为“魚齊即”,等到准斩的圣旨批下后,包公将三个字的另一半添上,然后杀了鲁斋郎。元杂剧所体现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极具进步意义的。它塑造的包公性格的基调,为包公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包公戏继续发展,但这一时期流行的剧目有所减少,题材范围也相对缩小,往往局限于审理家庭纠纷。到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各种社会矛盾难以调和,百姓需要一些替天行道的侠客出现。于是就产生了融入新内容的包公戏。包公的身边逐渐出现了大侠: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等。

      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进入了连续数十年的战乱时期。这期间,包公的文学和艺术形象没有大的改观。建国后,虽然先后有京剧《铡美案》、越剧《追鱼》等包公戏出现,但并未能在艺坛上造成巨大影响。倒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香港、大陆都先后拍摄、播映了有关包公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不过,随着我国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和谐,包公戏再也不会产生当年的效果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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