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的故事:耕耘几十年,最喜欢《爱情三部曲》

  • 发布时间:2017-11-01 14:43 浏览:加载中
  • 巴金

    第一章 母亲教会我“爱”


      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巴金

      巍峨的高墙,黑漆的大门。门前一对背脊光滑、终年沉默的雄狮,两只经常装满水预备救火的大太平缸。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上书八个隶书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彩色门神。屋檐下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打开大门便可以看见照壁上嵌着“长宜子孙”四个大字。

      坐落在成都正通街的这座最大最有名的李公馆就是李尧棠(巴金)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尧棠的爷爷的爷爷离家入京做家庭教师,后又捐官入川。尧棠的爷爷叫李镛,是他辞官后买的这座公馆。

      当时混乱的中国,在李镛的心目中却是皇恩浩荡,国泰民安。他自以为为官清明,深通礼教,也希望他的子孙们都按他的规范兴家立业。李镛的父亲也做过一任知县,但更以文人自居,给后代留下了一本有些书卷气的《醉墨山房仅存稿》。李镛更自负于自己的能诗善文,60岁时自己印了本《秋棠山馆诗抄》,送给亲朋。他的第一个妻子汤氏(即尧棠的奶奶),生长在一个知书识礼的大家庭。汤氏的外祖母能画又会作诗,在19世纪的中国曾一度以诗画维持生活,被称为“兰陵三秀”之一,自称“澹影阁老人”。汤氏也能作诗绘画,为后代留下了一些诗句和画稿,早早亡故了。李镛的第二个妻子濮氏,也能吟诗。濮氏死后,李镛又娶了两个姨太太。李镛共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夭,最小的六子是姨太所生。

      尧棠的父亲李道河是李镛的长子,他为人比较耿直,官运一直不好。尧棠的妈妈陈淑芬,聪明好学,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喜欢唐诗宋词,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同情下人,豁达大方。她嫁进李家时,李公馆演了三天戏,第二年就给李家生了长房长孙,学名李尧枚,即尧棠的大哥。尧枚眉清目秀,聪慧伶俐,是个人人都喜欢的宁馨儿。但是李道河却一直在做一个知县下属的小官,他的父亲曾为他花巨款捐了个过班知县,但在京城却被验看相貌、履历的大臣驳回了。而陈淑芬在生了尧枚后,接连生了三个女儿。这些都使陈淑芬在公馆抬不起头来,李道河做不了大官,是她没有“帮夫运”,生了这么多女儿更是她的罪过。陈淑芬只能暗暗落泪,偏偏她的大女儿还不到四岁竟然夭折。

      这时尧棠和他的二哥尧林来为他们的母亲解困了。尧林出生一年多后,1904年11月25日,农历龙年十月十九日。下午,在一家人忙忙碌碌中,尧棠也就是大作家巴金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哭声来到了人间。尧棠静静地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面貌清秀,圆圆的脸蛋,宽阔的额头,一对明亮的大眼睛。

      尧棠在李家排行老四,大哥尧枚比他大七岁,二哥是二叔家的孩子,三哥尧林比他大一岁。陈淑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温柔的爱,她的存在使整个李公馆右上房的李家长房沐浴在爱的氛围中,她精心地照顾着她的五个孩子,最小的尧棠当然最受宠爱。一张温和的圆圆的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这一母亲形象是尧棠认识这个世界的开始。哥哥姐姐们也喜欢这个躺在帐子里,黑眼睛骨碌骨碌探索着这个世界的小弟弟。

      摇摇摆摆刚会走路,尧棠便显出不安分了。他喜欢跟着哥哥姐姐去各个屋子串门,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他更喜欢穿过大厅和花厅,来到公馆右边的花园里,看形状各异的假山,看绿油油的小草和五颜六色的鲜花。空中那些自由飞翔的小鸟也让他既喜欢又羡慕。花园里有一池清澈的湖水,这更让他流连忘返,太阳照在水面上便出现了许多明亮的珠子,他享受不够阳光,也爱不够这些明亮的珠子。四岁的时候,他不小心掉进池子里,他的爷爷急忙下令填死了池子,从此花园里没有了池塘,小尧棠遗憾极了。

      陈淑芬坐在朝南的屋子里做着针线活,看看正站在身边的小尧棠说:

      “你是一个多么淘气的娃娃!”

      陈淑芬常常说尧棠是个淘气娃娃,但却爱极了这个淘气娃娃,从没骂过他。尧棠就这样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幼年时代。

      然而,这时的中国却是动荡不安的,外有侵略,内有战乱,清代王室摇摇欲坠。1909年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即位。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得到了一个广元知县的官职。广元是偏僻贫穷的山区小县,地处嘉陵江上游,在四川的北边,距成都有200多公里路程,既无铁路,也无公路,他们时而乘船,时而坐轿,一家七口加上下人袁嫂、杨嫂、香儿、贾福等共十多口人,一路浩浩荡荡向广元进发。陈淑芬自嫁到李家平均一两年就生一个孩子,身体虚弱,现在又有孕在身,艰难的行程,让她劳累不堪。5岁的尧棠感觉却完全不同,在李公馆他看到的只有假山和小池塘,现在他来到广阔的世界。蜀地的高山,重重叠叠,有的陡峭直冲云霄,有的浑圆青翠。树木郁郁苍苍,宽阔的大河,水流滔滔。乘船两岸景致不断变换,坐轿翻过一座山就是一片新的天地。尧棠感觉新鲜又快活,这样走了20多天,他们到了广元。

      广元虽然贫穷,衙门却大而有气派。进去是一块很大的空地,两旁是监牢,接着是审判犯人的大堂,再往里是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和桑林,及养鸡放鸭的地方,一共有六七进。他们住在三堂,尧棠仍和母亲睡在一张架子床上。床上总挂着帐子,尧棠总是早早躺进帐子里。方桌子上有一盏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芯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响着,母亲就在这盏清油灯下忙着什么。尧棠躺在被窝里,望着帐子外的微光,体会着母亲的含义。早晨在母亲慈祥的含笑的目光下醒来。

      白天,他跟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在二堂旁边的书房里上学,教书的是温和的刘先生。尧林、尧棠功课很少,早晨认几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很早就放学了。他们先回到母亲的房里,吃一点糖果,然后由丫头香儿带着到四堂后面的花园去玩。在桑林里拾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深紫色的汁水,他们吃得嘴唇红红的,手也红红的。然而,尧棠更喜欢的是那群鸡。

      他说那群鸡是他的军队,他给它们都起了名字,早晨就跑到鸡笼那儿一一点名。有时候,他一个人跑到四堂后面,躺在高高的温暖的干草上面,在温暖的阳光下,半睁着眼观察他的队伍,告诉下了蛋的大花鸡不要得意地大叫,鼓励受了欺侮的小凤头鸡不要怕大麻花鸡;有时候,他和尧林一起想各种办法来指挥鸡群做游戏。一天,他发现少了一只鸡,香儿告诉他杀了吃肉了,过了几天鸡又被杀了一只。再过了几天,他放学刚出来,香儿就来告诉他:“太太又让杀鸡了。”“哪一只?”“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是尧棠最喜欢的一只,他一口气跑进母亲房里,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妈,不要杀我的鸡,大花鸡是我最喜欢的!”

      他母亲边替他揩着汗,边安抚他:“痴儿,这也值得这样急吗?你快去告诉换一只。”

      虽然哪一只尧棠也舍不得,可是大花鸡还是要救呀,便向厨房跑去。大花鸡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脖子上一个大伤口,还在滴着血,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

      这残酷的垂死挣扎,让尧棠第一次体会到了弱小者的不幸。午饭桌上那两碗喷香的鸡肉,尧棠一口没动,他痴痴地想着: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做菜吃?

      不久,他就看到了人生更大的不幸。在广元的第二年,他母亲生了第八个孩子,那天早晨尧棠睁开眼睛看见母亲头上系了一条毛巾,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这是尧棠的小妹。从此,尧棠和三哥便由杨嫂陪着睡了。

      杨嫂是个20多岁的寡妇,爱干净,房间和床铺总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对尧林、尧棠非常好。每天睡觉时,她为他们铺好被褥,脱了衣服送进被窝。尧林、尧棠便齐声喊她讲故事,她便讲神仙和妖精的故事。然而,过了些日子,母亲突然对他们说:“喊你们二姐领你们睡去,杨嫂病了。”二姐尧桢12岁,身体单薄,性情忧郁,常常咳嗽着,然而却很懂事能干,时常帮助母亲照料弟妹,尧林、尧棠并不感觉不便,然而却想念杨嫂。一天放学后,尧林提议去看杨嫂,尧棠欣然同意,两个人便悄悄来到三堂右边杨嫂的住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阴暗寂静,扑鼻的臭气。杨嫂躺在一张矮矮的床上,一床很脏的旧棉被盖着下半身。床前一张竹凳上放着一碗冰凉的黑黑的药汤。

      杨嫂闭着眼睛,头发乱蓬蓬的,脸色苍白,微微张开嘴喘气,一只又黄又瘦的手从被子上垂下来。尧林、尧棠不敢相信这就是杨嫂,他们齐声喊着:“杨嫂,杨嫂。”

      似乎费了好大的劲,杨嫂才睁开眼睛。看到尧林、尧棠,嘴唇动了动,抬手抚摸尧林的头,眼睛看着尧棠,勉强笑着问:“你们来了,你们还好吧,谁在照应你们,我怕你们离了我不方便呀。”说着话,两颗失神的眼珠一直慈善地看着尧林、尧棠。尧林回答着话,尧棠却哭了起来,眼泪滴到杨嫂的手上,杨嫂看着他说:“四少爷,你心肠真好,不要哭,我就会好的,我又不是大花鸡。”可是尧棠感觉这比大花鸡死要痛心多了。

      突然,杨嫂看见了那碗药,皱了一下眉,要去端药。尧林抢着端起药碗,说:“冷了,我去喊人给你煨热。”杨嫂却一下撑起身子,红着脸阻止:“三少爷,快别去,惊动别人,又要怪我花样多。”夺了药碗,咕咚咕咚把药喝下去。把空碗递给尧林,抹了一下嘴角的药渣,便颓然倒下去,好像再没有力气做任何事。尧林、尧棠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人生的惨剧。

      香儿来找他们了,“三少爷,四少爷”地喊着。他们便悄悄地走出来,香儿看见他们从杨嫂屋里出来,便说:“太太说不让你们去看杨嫂。”香儿回去告诉了尧棠的母亲。但温和的母亲并没因此责骂他们,只说以后不要再去看杨嫂了。

      然而,杨嫂的病却一天天地重了,从她窗前经过常能听见她奇怪的呻吟声。一天,香儿来报告:杨嫂在吃虱子呢,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后来还把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爱干净的杨嫂在吃虱子,嚼裹脚布,尧棠怎么也不相信。然而却是真的,杨嫂疯了,药不吃,饭也不吃。尧棠的母亲征得丈夫的同意,为她准备了一口上等的棺材。

      一天,他们一家正在吃饭,香儿来报告杨嫂的死讯。尧棠又一次懂得了死的意义。尧棠的母亲放下筷子,眼里流下泪来,尧棠则推开碗,伏在桌上大哭起来。健康的、和善的、会讲故事的杨嫂再也看不见了。尧棠不知杨嫂埋在了哪里,但却永远地记住了她。

      但在广元的日子,还是快乐的时候多。尧棠喜欢那位矮矮身材白面孔的教书先生,因而喜欢读书。刘先生永远温和地微笑着,尧棠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他愿意什么时候放学就什么时候放学,因此,他更喜欢书房。刘先生会画画,常常给孩子们画一些简单的画。这些画增添了尧棠他们没有玩具的童年的色彩。晚上,他们围着先生看他绘画或者填颜色,先生常常因听见长长的吹哨声,感叹着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啊!”然后画好了画儿送给尧林或尧棠。

      他们都向往着一张在什么书上看见过的图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先生终于用了两三天的时间,画出了那张画儿,然而给了先进书房的尧林。尧棠大哭起来,那张他梦寐以求的可爱的画,在三哥手里了,他没有得到。他大哭着说先生是坏人,先生没有生气,笑着对他说:“过几天我再给你画一张。”可是尧棠一定要这一张,最后尧棠的母亲来平息了这场风波。没有得到那张最好的画的尧棠把他所有的画都送给了三哥,后来的巴金说那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吧。尧棠从此再没向先生要过图画。

      他们白天跟先生读书,晚上,他们的母亲教他们读词。她用白纸订好几个小本子,用她娟秀的小字每天在本子上写下一首词。用她温柔好听的声音,一字字教他们读: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这些词都是依顺序从《白香词谱》中抄来的。对这些词,幼小的尧棠未必都懂,但在清油灯下,偎着母亲,随着读那一首首的词,却是美好的享受。词的抑扬节奏让他体会到音乐的美,母亲的带着感情的讲解把词的精髓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里。

      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对待妻子儿女也十分和善,从不骂人。但是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案时却完全不同了。

      “大老爷坐堂……”这样的喊声,说明他要审案了,尧棠经常找个机会进去,他看见父亲穿着奇怪的衣服,沉着脸坐在那里,两旁站着几个公差,分别拿着宽板子、窄板子,案前跪着被审的人。然后父亲便问那跪在地上的人,问着问着父亲的脸色就变了,声音也变了,猛然一拍桌子,大喝:“你胡说!给我打!”

      于是差役们将犯人按倒在地上拿了板子打起来。“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犯人哇哇地嚷着,于是继续打,直到犯人说实话为止。这时犯人已被打得皮开肉绽,但还要跪下叩头说:“给大老爷谢恩。”挨了打还要谢恩,小尧棠不明白了,但父亲照样坐堂,犯人照样挨了打还要谢恩。

      还有更残酷的刑罚——跪抬盒,让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时候差人们还在犯人的两腿下面放一盘铁链。尧棠看见犯人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青,豆大的汗珠从头发上不断地滴落,杀猪般地嚎叫,但仍喊:“冤枉!”父亲的脸则阴沉,并愈来愈黑。尧棠看不下去了,便悄悄地跑开。

      尧棠的母亲却永远是善良的,巴金曾说母亲是他的“第一个老师”,教会他“爱”。母亲不但爱她的孩子们,对下人、犯人也都很怜爱。

      有一次,尧林为了一件小事,以小主人的身份痛骂了香儿一顿,还打了她。香儿告诉了尧棠的母亲。母亲便把尧林叫去,温和地对他说:“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不对,你也应该好好对他们说,怎么能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呢。我不愿意你是这样的人。”直到尧林明白了才让他去玩。

      尧棠在堂上看了父亲的审案,便去问母亲:“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跟在家里完全不一样?”

      他的母亲便在一个没人的午后,温和地对尧棠的父亲说:“你问案,不可以少用点刑吗?人都是父母养的,‘跪抬盒’时犯人的叫声多惨啊。”

      “我也不愿意用刑,可犯人实在狡猾,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啊。当官不都是这样吗?”尧棠的父亲也声音平和地回答。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吧?”

      尧棠的父亲很自信,沉吟了一下又说:“不会吧,我定罪的时候也很仔细。”然后又坚决地说了一句:“总之我决不杀一个人。”

      他在任果然没有杀人,以后“跪抬盒”也很少用,但打板子还是常有。有一次,尧棠到下人们的房子里去玩,他看见那些下人们在推牌九,回来他的母亲问,他便说了。正好父亲也回来,听见了,就去抓赌,把骨牌收来扔进了厕所。然后坐堂审这几个下人,他们都跪下求饶,但尧棠的父亲还是每人打了二十板子,那些挨了打的叩头谢恩离去。

      尧棠很难过,刘升、何师傅他们平时都对他很好,可他却使他们挨打。于是马上跑到门房,用烧酒给他们擦伤处,对他们说好话。但他们似乎并没有生尧棠的气,仍像平时一样,什么都对他说。

      然而,尧棠也看见了他母亲的一次残酷。那是尧棠的小妹出水痘,依照中医的习惯奶妈不能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可是年轻的奶妈吃饭时,却弄了一碗凉拌黄瓜,刚吃一半被恰好进来的尧棠母亲看见了。尧棠的母亲也许是爱女心切,脸马上变了色,立刻叫来了尧棠父亲。奶妈于是被皮鞭抽了足足二十下,她也照样叩头谢了恩,并连连说下次不敢了。可是哭了一整夜的她,第二天早晨还是被带走了。走的时候脸色凄惨,眼角滴着泪,尧棠看着也流下了泪。

      尧棠的母亲微微叹着气,看着奶妈悲切地离去。一向温和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尧棠不理解,便问母亲。他的母亲说她也不知道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会那样做。尧棠为这件事难过了好几天,他感觉世界上有很多事是安排得不合理的。尧棠的母亲也为这件事后悔了很长时间。

      在广元过了两年,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年,尧棠的父亲任期满了,便辞了官,带着一家老小回成都了。回到成都后买了40亩田,巴金说:“别人还说他是‘清官’。”

      回到成都,换了一个新环境。尧棠的伙伴多了,有三哥尧林,还有几个堂表兄弟,及年龄差不多的六叔。他的大哥尧枚伙伴更多,两个胞妹,三个堂妹,还有好几个表妹,他们都和尧枚很要好。家塾也比在广元热闹得多,教书的龙先生很关心时事,于是尧棠的父亲、二叔、三叔、五叔也常来与龙先生闲聊,在这里便可以听到各种新鲜的消息。

      春夏之交,辛亥革命的前夕,四川的保路运动轰轰烈烈,但很快遭到镇压。然而,9月25日,荣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由同盟会领导的县政权。龙先生不断把这些革命的消息带进李公馆。七岁的尧棠还不懂这些,但龙先生激动的声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对有些封建礼教,尧棠也很难理解。他五六岁的时候,发现姐姐们经常读一本《烈女传》的插图本,上面都是些可怕的图画,便去问母亲。母亲给他讲:这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生的男人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的面砍下自己的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着了火,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一个人出宫去抛头露面,便甘心烧死在宫中;这是一个孝女,她自己不会游泳,可是仍跳到河里去找父亲的遗体……母亲的口气含着羡慕。这些充满血腥味的可怕道理,尧棠不理解,也不相信。还有尧棠对自己脑后那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着的硬辫子,也感到很讨厌,每天早晨要由母亲或老妈子来梳理,让他厌烦透了,所以喜欢剪辫子的革命党。

      农历十月十八,是尧棠祖母汤夫人去世的日子,家里忙着摆供品祭祀。傍晚,一家人正在堂屋里磕头,传来了兵变的消息。据说好几家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尧棠的堂伯的公馆也被变兵骚扰。

      原来,四川各州县纷纷宣布独立,总督赵尔丰无可奈何,便将政权交给立宪党人,在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军阀内部的争权夺利,造成了这场兵变。

      兵变的消息冲散了李家的祭祀仪式,大家慌忙回到自己房里商量逃难的办法。尧棠的父亲忙着把元宝和贵重物品藏起来,然后留下尧枚和自己看家,让尧棠和母亲及兄弟姐妹乘了轿子去外婆家。街上有许多人在慌乱地跑着,也有许多轿子被抬着飞跑。

      在外婆家也并没感到安全,晚上,大家不敢点灯,挤在一个房间里,静悄悄地,似乎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响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舅父里里外外打听消息,不断传来这个公馆被抢,那个公馆被砸的可怕消息。终于,传来了可怕的嘈杂之声,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一片,似乎邻近的公馆被变兵打进去了。一直闭着眼念佛的外婆,睁开了眼,让尧棠母亲带着尧棠他们快逃。母亲则劝外婆先走,外婆不肯。最后,母亲带着尧棠他们来到后面天井里,在舅舅的帮助下爬过梯子到了墙外的菜园里。他们躲在菜畦里,尧棠的母亲不停地叹着气,惦念她的母亲和丈夫。后来看看没什么动静了,才到一个管菜园的老太婆房间里坐了一夜。

      李公馆在深夜给变兵冲了进去,但家里有了准备,十多个家丁及三叔的两个镖客端着长枪在二门外天井里守卫着。气势汹汹冲进来的变兵发现这么多荷枪实弹的人,忙说只是来借路费,父亲拿出100元打发他们走了。

      第二天早晨,尧棠随母亲回家,看到平安的父亲和大哥,大家久别重逢似的,庆幸度过了这一关。

      这场兵变,是被同盟会员带领革命军平定的,然后成立了新的四川军政府,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龙先生非常高兴地告诉李家的人们:“革命军冲进了督署,把赵尔丰当场擒住,还游了街、杀了头,头挂在城门口。”

      李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二叔、三叔,把假辫子剪掉了。然后尧棠讨厌的小辫子也被仆人用一把洋剪刀剪掉了。最后全家的男人,连爷爷也剪掉了清朝的小辫子,有一两个不肯剪辫子的仆人,在街上被警察强迫剪去了。

      尧棠的父亲辞官回家,开始接管家里的事及他们家商业场各行各业的事,当然还是由爷爷总管。父亲是个待人和气、随和的人,很得人敬重。清朝一垮,他马上忙碌做新的国旗,尧棠极有兴趣地帮助父亲,在一个极大的碗口上涂上墨汁,印在一大块白洋布上,然后照样用杯子印18个小圈,大圆圈里写上一个“汉”字,18个小圈代表18个省,中华民国成立,他们又做了五色旗。

      对于革命成功,尧棠的爷爷为清朝的灭亡而悲哀。二叔丢了四品的“道台”,也很难过,但他马上成立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因为他古文好,是中国第一批法国留学生,生意还不错。三叔给自己起了“亡国大夫”的笔名,写了不少诗词,在二叔的事务所做帮办,兼做法政学堂的教师。

      以尧枚为首的这一辈,对清政府的灭亡都感到高兴。尤其尧枚不久就得到允许进了中学,他一向是个聪明好学的学生,进了中学也一直成绩优良。从广元回来,他便开始跟着三叔带回的镖客学习武艺。每天天还没亮,就在大厅或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尧棠喜欢看大哥舞刀,黄昏的时候,尧枚常常把两把短刀舞成两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是李家“文武双全”的长房长孙,在年轻的一代中也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行酒令,各种游戏尧枚都是能手,被妹妹们称为“无事忙”。傍晚,尧枚他们常常凑一点钱,买几样冷菜,让厨子做几样热菜,围桌行令,喝酒,聊天,最喜欢的是评论《红楼梦》。李公馆人人喜欢《红楼梦》,常常谈论它,尧棠没读过,但其中的人物、情节都已谙熟。

      尧棠和三哥们还是在家塾里跟龙先生读书,家里的一切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母亲的照顾下尧棠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巴金后来写道:“我的确是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泪痕,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嘴边。”但生活中并不都是微笑。有一次,李家来了位客人,是他们的远房亲戚,死了父亲,家境又不好。这是位窈窕好看的女子,眼睛水汪汪的,似乎含了许多东西,穿了一件青缎子背心,说是要去带发修行。她给尧棠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巴金《家》中的梅便有着她的影子。

      尧棠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1913年,她生了第九个孩子尧橡,便开始不断的生病。这个对所有人倾注着爱的女人,在李家的日子并不好过,但她把所有的不快都装在心里,九个孩子拖垮了她的身体。第二年7月,闷热难忍的夏天,她病倒了。一连二十多天,躺在床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白白胖胖的圆脸变得又瘦又黄,人十分憔悴,但还是照样关心着她的孩子们。不满10岁的尧棠意识不到母亲就要离开他们,像平时一样,每天和三哥到母亲房间里看望她。看见他们,母亲总流着泪,关心地问:“饭吃过了吗?添一碗没有?”“功课做好了吗?书背熟了吗?”“澡洗了没有?衣服太脏了,该换了吧?”“淘没淘气?做什么游戏了?”母亲还在关心着大哥的婚事,为了大哥订婚用的手镯,她叫大哥到姨妈家借来一对,嫌样子不好看,又让从二伯母那儿借了一对来。

      翌日,尧棠和三哥去看母亲,她没有说话,也没像往常一样抬起手爱抚他们的头,只是用含着泪水的眼睛慈爱地望着他们。他们不知道母亲再也不能抚摸着他们的头,问这问那了,不知道这是母亲的最后一夜了。只是见母亲病中痛苦的模样,见母亲眼中的泪水,心里难过。哥俩在仆人的照顾下,早早地躺在母亲隔壁的房间睡了。盼望着早晨醒来,能看见母亲常挂在嘴边的笑意,能听见母亲用好听的声音为他们读“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他们的梦是被不寻常的响动惊醒的,杂乱的声音中,他们听见父亲和大哥的唏嘘,听见二姐、三姐绝望的哭声。他们起来跑出去,棺材已抬进来了,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母亲静静地躺着,没有血色的脸上没有微笑,也没有痛苦。

      “妈妈!”他们几乎同时用尖细的童音哭喊出来了。他们不相信那么爱他们,那么爱这个世界的母亲会永远地离开他们,他们要唤回母亲,要听母亲用温和的声音说:要爱一切的人,不管他贫或富;要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要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

      然而,母亲真的去了,她被装进了棺材。小尧棠使劲地用手抹着忍不住的泪水,他不要让泪水挡住母亲,他要把母亲深深地印在心里。红绫掩盖了母亲,棺盖压上去了,钉死了,从此,母亲和他们就在两个世界了。尧棠痛心极了,两个姐姐更可怜,她们伏在母亲的棺盖上痛哭,她们用头撞着母亲的棺材。那些天,尧棠几乎总是在姐姐们的哭声中睡去,又在姐姐们的哭声中醒来。他怜悯自己,更怜悯两个时常伴在母亲身旁的姐姐。他常常望着灵帷前母亲的放大的相片,想象着母亲这时候应该在什么地方,暗暗祈祷着母亲保佑两个可怜的姐姐。

      家祭的时候,尧枚、尧林、尧棠三兄弟跪在灵前的蒲团上,听着二表哥读父亲写的一篇祭文:“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眼前却是母亲的形象: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无领大袖短袄。这一形象永远留在尧棠的记忆里。

      母亲是尧棠的世界的中心,在她身上尧棠充分领会了“爱”的全部含意,享受了爱,认识了爱,知道了应该把爱分给别人,分给世界,“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爱使他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使他把自己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巴金称母亲为“第一个先生”。

      如今母亲去了。给他爱,教他爱的母亲去了。

      她被安葬在磨盘山,她的墓旁有一个留给她丈夫的空穴。

    第二章 大家庭的黑暗


      尧棠母亲的去世,在李公馆算不了什么大事,它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对尧棠他们兄妹们来说,影响却是永久的。

      母亲房里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每次走进去,尧棠仍能感觉到母亲的气息,仿佛母亲就坐在窗前的阳光里,手里做着针线,慈祥地看着他,温和地说:“原来是这样一个淘气娃娃。”他撒娇地喊着“妈”,就要扑过去,母亲却没有了,只有一张放大了的母亲的半身像。物是人非的感觉,一次次潮湿了他的眼睛,让他接受一个铁定的事实:我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了。看到堂兄弟们扑进母亲的怀里,听着堂兄弟们一声声亲切地喊着“妈”,他的悲哀是无法形容的。但他知道姐姐们,特别二姐因母亲的死受到的打击更大。

      大姐4岁就死了,二姐实际上是母亲的长女。她的生活时时和母亲联系在一起,跟母亲读诗背词,跟母亲学做针线,像母亲那样去爱弟妹,照顾弟妹,12岁便代替杨嫂照顾尧林、尧棠。母亲是她生活的支柱,也是她自觉不自觉的偶像,她希望自己像母亲一样既懂诗书又精家务,需要时还能牺牲自己。她也最能体贴母亲作为长房媳妇生活在李公馆大家庭中的苦处。《烈女传》的故事,使她心里的压力格外大,整日沉默寡言,性情忧郁。她身体还一直不好,从广元回到成都后,每到秋凉季节,就不停地咳嗽,人逐渐消瘦,脸还出现潮红。据说是患了女儿痨(即现在的肺结核),当时的中医是治不了这病的。有一次病重,高烧昏迷,中医已经没有办法了,母亲去请了四圣祠医院的英国医生才抢救过来。但那时西医也不能根治,母亲按医嘱,精心地照料着,二姐才逐渐好起来。

      为了感谢他们治好了二姐的病,尧棠的母亲开始和英国女教士来往。她特意买了刀叉做西餐请她们来吃饭,还领尧棠去她们那儿玩儿或看病。尧棠觉得她们很和气,她们也喜欢尧棠,送过他点心和几本书,其中有一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尧棠很是喜欢。

      母亲死了,过分悲痛的二姐因此病又重了起来,没有了母亲的安慰,没有了母亲的精心照料,更没有人像母亲那样为她请来能治好肺结核的西医。父亲也很爱他的孩子们,但他不相信西医,他怕洋鬼子,又瞧不起洋鬼子。二姐的病于是一天重似一天,父亲为她请了许多名中医,但都没有办法。尧棠暗暗向母亲祈求:“妈,你看二姐多可怜,你可要好好保佑她呀!”二姐却一天天瘦下去,衰弱下去,到了冬天,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李公馆的日子,仍按照旧规矩、旧礼制一天天过着。11月28日是爷爷的生日,一家之主的生日,全家上上下下忙碌起来。礼物潮水似地接连涌来,李家组织了办事处接收贺礼,散发请帖。公馆里张灯结彩,装饰得富丽堂皇,布置了一个精致的戏台,把本城的各班名角请来唱了三天戏。

      这三天,让尧林、尧棠看到了许多从前不曾看到的公馆的丑态。公馆变成了戏院,变成了市场。到处都是人,都是吵闹的声音,都是不自然的笑脸。戏在第一天下午开唱,除了几出应景的戏外,大部分是戏单上没有的,都是些被尊敬的客人认为“更动人、更有趣”的戏,而且表演得更细致。到了那些黄色低级的地方,便会响起听差的声音:“某某大人或某某老爷赏某某人(旦角)若干元。”得到赏钱的旦角便向施赏的人飞来媚眼,或者在演完后,穿着戏装来陪那施赏的大人或老爷喝酒。

      人们都在热闹,二姐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一阵阵叫人肉麻的喊声、笑声不断传进来,令二姐更加痛苦。尧棠悄悄跑进去,看到二姐不停地咳嗽,似乎连气都喘不匀了。晚上客人散去了大半,安静些了。父亲叫人扶了二姐出来远远地坐在一把藤椅上看戏。二姐软软地靠在椅子上,似乎一动也动不了。脸颊凹进去,嘴唇似乎都枯了,眼睛茫然地望着戏台。尧棠伴在姐姐身边,关切、怜悯得心痛,但他不知怎样才能帮助这病弱的姐姐。一会儿,二姐头略略偏了偏,费力地吐出“我要进去”几个字,脸上显出不能忍耐的表情。女佣扶她进去了,她再也没能走出那间房子。三天后,16岁的二姐就静悄悄地离去了。

      那也是黎明前那最寒冷的时候,尧棠还在他奇怪的梦里:他到了一个坟场,一个很宽敞长满了草的地方,中间是一座陌生人的坟,坟后有几棵参天的柏树。应该是春天,阳光明亮而温暖地照在树梢,坟前开满了野花,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蝴蝶在花间飞舞,小鸟在树枝上鸣唱。坟前墓碑上的字已经模糊了,他正在辨认,微风送来了花香,也送来了哭声。

      哭声惊醒了尧棠,他躺在床上静听,那哭声仍响在耳边,是三姐的哭声。母亲死去不到4个月,他们又失去了亲爱的二姐。

      母亲和二姐的相继去世,使李公馆的长房,空荡了许多,寂寞了许多,也混乱了许多。父亲忙着掌管李公馆,长子尧枚忙着中学毕业考试,梦想着毕业后去考大学读化学系。丫头、老妈子里外忙着,但群龙无首。于是,很快尧棠他们有了继母,一位年轻的江西籍姑娘邓景蘧。继母也善良能干,对尧棠他们很好,家里的一切恢复了旧秩序。但母亲是不能替代的,继母再好,也医治不了尧棠幼年丧母的创痛。

      不过,他还有父亲。李道河是个和蔼的人,对孩子们很关心。时常带着尧林、尧棠去戏院看川戏和京戏,有时也让仆人姜福陪着他们去。他们家是那家戏院的股东,有许多免费的戏票,座位在固定的包厢里,很方便。尧棠喜欢看武戏,学着戏里人物翻筋斗、翻杠杆。

      那时候,唱戏是很让人看不起的职业,唱戏的被称为戏子,没有女的,剧中的女角(称旦角)也由男人扮演。演旦角的戏子,便常常成为人们玩弄的对象。尧棠的三叔、五叔都玩过戏子,甚至他道貌岸然的爷爷也喜欢过戏子。

      尧棠的父亲却把戏子当朋友,他喜欢京戏,常常把京班名角请到家里吃饭,然后在客厅里清唱。由于他对戏子很客气,得到他们信任,尧棠了解到许多戏子的悲惨身世。三叔和爷爷喜欢的小旦李凤卿,原本是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被仇人抢去,家里不肯出钱赎回,就被卖到戏班演旦角。不演戏时,他穿男人的衣服,但言行举止都像女人,人很和气,写一手娟秀的小字。他不久就病死了,留下一个妻子,却连葬埋的费用都没有。

      尧棠还认识一对唱青衣(女角)的小哥俩,哥哥唱坏了嗓子,便照顾弟弟,靠弟弟生活。弟弟只有十四五岁,还完全是个孩子,但在台上却扮演种种薄命的女人。有一次,尧棠跟着父亲去他们住的地方,看见他穿着一身短打服,拿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舞着,于是很同情他,跟他玩了一会儿。

      由于对戏子的同情,尧棠很讨厌那些玩戏子的人。但他喜欢看戏,也喜欢演戏。他们曾经组织了一个剧团,自己编剧本,排演之后,便在桂堂后面的竹林里演出。用复写纸印了戏票,哄骗姐姐、堂姐、表姐们来看,不看完不许走,当然他们演的是新剧。尧棠的父亲也被拉来看戏,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完他们表演,还给他们编了一个剧本——《知事现形记》,由二哥和三哥扮演戏里的两个主角,演得有声有色,父亲看得哈哈大笑。

      虽然有父亲,有许多小伙伴,但母亲和二姐死后,尧棠对环境逐渐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他从小就讨厌繁琐的礼节,在广元的时候,爷爷过生日,他父亲在广元敬神,大家轮流对着爷爷的座位磕头,尧棠却怎么也不肯磕,他的母亲用鞭子威胁他,没有用,只好用鞭子抽了他一顿,母子大哭了一场,但尧棠到底没有磕一个头。现在尧棠对礼节的讨厌更厉害了。

      李公馆里有许多繁文缛节的日子,以除夕最甚。全家聚集在堂屋里,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各站一大排,神龛下放着长方形大供桌,供桌上放着一对大烛台和一个大香炉,一家之主的爷爷最后出现,他一出来就放鞭炮。然后女人们出去,男人则从爷爷开始背对供桌向外叩头,敬天地,然后是李道河兄弟,再后是尧枚兄弟。敬完天地,女人们进来,再由爷爷开始给祖宗叩头,这次女人也按长幼排进去。完了,大家再按次序给爷爷叩头,小辈们再分别给自己的父母叩头,仆人们还要向主子拜贺……

      有个除夕,敬天祭祖的时候,大人们怎么也找不到四少爷尧棠,角角落落去喊。尧棠却躲在阴暗潮湿的马房里,静静地听老周讲外面社会的各种新闻和旧事。老周是李公馆里的轿夫,被巴金称为“第二个先生”。

      从八九岁开始,尧棠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世界——“下人”的世界。他经常去门房、马房、厨房,和仆人、轿夫们玩,问他们各种各样的事,也帮助他们做一些小事,往柴灶里添点柴禾,递递东西,有时候他们赌博,尧棠便帮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时间长了,他成了下人们信任的小朋友,他们会把自己的痛苦倾诉给他,也会坦白地在他面前品评主人们的好坏。当然尧棠有什么要他们帮忙的,他们必然尽力而为。

      生活在富裕环境中的尧棠,了解到仆人、轿夫们的悲惨境遇,他们的正义和信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60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爷爷的字画被赶出去,做了乞丐,在街头因冻饿而死;一个离开李家的轿夫,在附近公馆当看门人,被诬偷东西,含恨吊死在大门上……这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声声绝望的叹息,还有那些被生活沉重负担压得直不起腰的背影,让尧棠一次次流泪,一次次愤怒,他发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轿夫在李公馆里,属于生活在最底层的下人。他们有的原来是马夫,现在主人不骑马了,他们就成了轿夫。原来的马房就成了他们的卧室,这些马房坐落在公馆前面最西边的角落,是几间用篱笆隔成的小屋,没有窗子,狭窄阴暗。每间房只能放一张床,篱笆上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奔波了一天的轿夫,晚上回来常常在破席上摆起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烧烟泡。

      老周就是这些轿夫里的一个,他,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瘦得见骨的身体,总是一身破烂看不出颜色的衣服。他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他有着一段极悲痛的经历,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如今他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做着最下等的轿夫,痛苦地捱日子。惟一的享受就是躺在床上吸一口烟,吸烟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常常把已烧过两次的烟灰用力掏出来去拌新的烟膏。尧棠常常到马房里,躺在他的烟灯旁,听他讲种种故事,讲社会的黑暗面,讲穷人的种种不幸,讲自己的悲惨境遇。他虽然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却坚持着自己正义的信仰,他这样告诉尧棠:“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轿夫的厨房在马房对面,跨过天井便是,也是一间又暗又湿的小房。轿夫们做饭的时候,尧棠常常跑去烧火,开始不会烧,老周便来教他,用火钳在灶孔里拨弄几下,火就旺了起来,然后老周说:“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所说的忠心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信仰活下去。

      这“第二个先生”,让尧棠略略地了解了李公馆以外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忠实地生活。

      时间又流过一年,尧棠的大哥尧枚中学毕业了,他中学四年课程修满毕业时名列第一。他对化学很感兴趣,打算以后去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继续学习,他听说德国的科学和工业在全世界最发达,就想着以后还要到德国去留学。带着毕业文凭,也带着满脑子美丽的幻想,尧枚回到了李公馆。姐姐们聚在大哥的房里,为他光辉的前程庆祝。然而他们欢乐的聚会刚结束,尧枚的幻想就被打破了。

      被叫到父亲房里的尧枚,听着父亲对他的安排:“你中学毕业了,也到了成家的年龄,你爷爷希望四世同堂,我也希望早抱孙子。我身体不大好,家里也需要你照料,你也少不了个内助。我已经给你看了门亲事,下个月就定,今年年内结婚。”

      这一切太突然了,尧枚每句话都懂了,他又好像什么都不懂,默默地点着头,他的理想破灭了,然而他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只是回到自己的房间用被子蒙着头大哭了一场。

      尧棠知道大哥的哭还包含有另外的痛苦,在和大哥一起玩的姐姐们中,有一个漂亮的表姐,从小就和大哥很亲近,他们互相了解,也能互相安慰,大哥肯定做过娶这位表姐的梦。他们的母亲在世时,曾向这位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但表姐的母亲却说:“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女儿再来一次。”

      现在母亲死了,父亲不了解尧枚的心,继母更不了解。父亲为大哥选择妻子的情形,是尧棠亲眼看见的。当时给大哥做媒的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他无法决定要哪一个,就把两家的姓写在同样的小红纸片上,揉成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位前诚心地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一个。就这样大哥中意的姑娘被淘汰了,选定的是一个张姓姑娘,出身云南名门,官宦家的后代。

      关在房里,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场的大哥,像个傀儡似的,订了婚。从此把自己喜欢的化学连同那些书籍一起锁进了书橱。开始在公馆里无目的地游玩、打牌、看戏、喝酒,他也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一些结婚的准备,但他的思想麻木着。不到半年,李家的长房长孙娶媳妇了。这是个隆重热闹的婚礼,李家搭了戏台,唱了三天戏,大哥仍旧像个傀儡似的,做着各种事。

      然后,爷爷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儿媳。大哥也在父亲为他改装的左厢房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婚的妻子温柔漂亮,读过书,会作诗,会画画,虽然从前是陌生人,但对他那么依恋,那么体贴。住在大哥隔壁的尧棠,天天看到大哥与新嫂嫂读书绘画,也总是看见大哥脸上抑制不住的笑意。确实,尧枚满意自己的新婚妻子,一时间把过去的美妙幻梦忘却了,陶醉在新婚的快乐中。

      这样快乐的日子,他过了两三个月,新的打击又来了。又是在父亲的房里,尧枚听着父亲的安排:“你现在结了亲,房里增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入不敷出,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李家虽然有钱,我自己管账不能送你去读书,况且你爷爷也一定不同意。在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我给你找了个职位,你自己去挣点零花钱吧。”父亲了解大哥读书的愿望,但他是李家的长子,大哥则是长房长孙,他没有办法,对大哥的这番话,他是含着泪说的。

      从来不知道反抗的大哥,又一次唯唯诺诺地服从了,照样回到自己的房间大哭一场后,按照父亲的安排去上班了。为了李公馆并不缺的24块银元的薪水,大哥的理想彻底破灭了。第一天去上班他感到被抛在了一个陌生的荒岛上,惶恐而孤独。第一次领薪水,他欢喜而悲哀,这24块银元是自己挣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他卖掉前程的代价。但以后他就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了。但有父亲在,他的生活还是平静而安稳的。

      三哥尧林后来也进了中学,但尧棠还留在家塾里,老师上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学生多读书,多背书。尧棠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散文选集《古文观止》,里面有的篇章如《桃花源记》、《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他很喜欢。有些并不明白,但是也照样背,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于是慢慢领会了这些文章的动人之处,也就是所谓的“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吧。有时候,老师也出题目,让大家写作文,这样的时候,尧棠感到很为难,老师就来讲,文章应当怎样写,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最后怎样结束。一次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读书乐》,那时的尧棠对很多古文都读不懂,根本体会不到“读书的乐趣”,可是不写说不定要挨打。于是他便按老师的意思写,先写人需要读书,再写读书的乐趣,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乐趣,最后简单作结。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围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老师的评语是“水静沙明,一清到底”。其实十多岁的尧棠根本不会喝酒,整篇文章不过是典故的大拼凑罢了。

      但不久,尧棠就真正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卷《说岳全传》,不过残缺不全,他一看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想方设法借来了《说岳全传》全本,看得废寝忘食,岳母、岳飞、牛皋等有性格的人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尧棠有了新的消遣——读小说,《水浒传》、《施公案》、《彭公案》等都强烈地吸引过他。

      在李公馆,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人曾合作办了一种小说杂志《十日》,十天出一本,他们用复写纸抄五六份发行。大哥是李家第一个写小说的人,《十日》第一期就发表了大哥的最得意的一篇哀情小说。《十日》发表的小说都是这一类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创作的人都是摊开好几本书在抄袭,所以景物都是四六旬,结局都是情死,还有一封情人的绝命书。尧棠是这份杂志的第一个订户,但他对那些公式似的文章并不感兴趣,却佩服办杂志人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

      1917年4月,成都发生了川军与滇军、黔军的巷战。成都街头到处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子弹不断从李公馆墙头穿过。老百姓生活在一片混乱中,而且疫病流行。李公馆二叔家的两个儿子,经常和尧棠一起玩的二哥、五弟突然得了白喉病。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开始剧烈的喉痛,最后便出现昏迷现象。战乱断绝交通,他们请不到医生,眼看着二哥、五弟病情一天天加重。最后,实在无奈,二叔叫上两个轿夫,各背一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跨过战壕,进了医院,但是太晚了,二哥和五弟都死在了医院。

      巷战刚刚停止,尧棠和三哥也得了白喉病,请了医生来诊治,尧棠、尧林有所好转。但是父亲和小妹又得上了,小妹年小体弱,很快就死掉了。父亲的病也一天天加重,形容枯槁地躺在床上,尧棠是他最喜欢的小儿子,听说尧棠的病好多了,很欣慰,便叫人陪着尧棠到他的房间。经历了母亲的死,尧棠敏感多了,来到父亲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憔悴衰弱的父亲,只叫了一声“爹”,就被泪水哽住了。母亲、二姐、二哥、五弟、小妹,他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小小的心灵承受不了这许多的悲痛。失去了母爱的他,父亲是他的依赖,是他感情的依托,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泪水朦胧地看着病弱的父亲。

      “你好了?”父亲伸出已经无力的手,抚摸着爱子的头。也许是看到心爱的小儿子真好了吧,他脸上有了笑意,可是眼睛马上又潮湿了:“以后自己要多当心。”半晌又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来看我啊!”然后嘱咐尧棠回去好好休息。

      大哥尧枚又被父亲叫去,对长子父亲是寄予了厚望的,他说:“你妈临终,把你们交给了我,现在小妹却死了,我怎么见你母亲啊。”叹了口气又说:“现在我把你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们啊。”尧枚哭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

      又过了三天,父亲的病更重了,大哥、三姐、三哥、尧棠,还有继母、嫂嫂都围在他的身边。当他第一次昏过去的时候,“爹!”“爹!”一声声带着哭腔的呼唤,又唤回了他。父亲真的醒过来了,他们只庆幸了一刻钟,就看见父亲更痛苦地一下一下喘着气,渐喘渐弱,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一秒钟一秒钟地死过去。接着是满屋子的痛哭。

      晚上,尧棠和三哥坐在房间里,对着黯淡的清油灯落泪,大哥忽然走进来,搂着他们俩抽泣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说着三兄弟抱头痛哭。

      父亲被埋在他自己挖好的母亲墓旁的空穴里。尧棠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在母亲死后,父亲常带着孤独的尧棠出去玩,或者去街上散步。父亲死后,尧棠常常不由自主地去走父亲和他常走的路,仿佛仍是依依地跟着父亲的脚步走,直到被拥挤的行人撞醒,才发现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孤独、空虚的感觉顿时让眼泪淌了满脸。

      然而,父亲的死承受打击最大的是大哥,李家长房的一切都要他来处理了。还只有20岁的大哥,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开始还比较容易,过了一段时间,许多有形的或无形的箭开始射向他。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面目——在和平、友爱表面下的仇恨和斗争,他也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他心里燃烧着的青春的火,让他愤怒,让他奋斗,但奋斗的结果只是招来更多的攻击。于是他疲倦了,开始尽力避免冲突,尽力讨好他们。

      从大哥身上,尧棠也看清了这个富裕大家庭的真面目,这是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尧棠那颗年轻的渴望自由的心,被沉重地压迫着,结实地捆绑着。父亲死后,爷爷对尧棠关心起来。尧棠身体不好,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十几天就要病倒一次,一天天瘦下去,整个冬天一直在吃药。爷爷听说牛奶很养人,就给尧棠订了一份。有时还把尧棠叫到他的房里,亲切地对他谈一些做人处世的道理。但他却不同意尧棠进中学,父亲死了,没有人替尧棠说话了,尧棠就始终没能进中学读书。他开始在家里跟一个在外专学习的香表哥学习英语。

      后来,爷爷听说学好英文,可以进邮局工作,而邮局的工作薪水高,还会逐年增加,并且不会因政变或其他人事变动而失业,便允许尧棠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但由于生病只上了一个月,又不得不在家养病了。爷爷吩咐正式请香表哥为尧棠补习英文,每月付薪水给香表哥。

      香表哥是尧棠姑母的儿子,叫濮季云,家境不好,从小死了父亲,但为人真挚,勤奋好学,也乐于助人。尧棠始终很尊敬香表哥,跟香表哥不但学习了英文,还学到了其他一些知识。并且通过香表哥第一次接触到外国文学,他们一起读英文本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史蒂文森的《金银岛》。

      从小一直害怕爷爷,甚至憎恨爷爷的尧棠,在父亲死后,和爷爷渐渐有了感情,但爷爷的身体也马上垮下去了。父亲的死,对他就是个很大的打击。接着他又发现了他的五儿子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爷爷与第二个夫人濮氏只留下五儿子一个独生子,五儿子又长得漂亮,头脑聪明,很得他的宠爱。但这个五儿子却偷偷在外面建立了个小公馆,娶了个暗娼,先是骗自己老婆的私房钱,然后便以爷爷的名义借了大量的私债。这一切暴露后,爷爷受到的打击是致命的。

      爷爷本希望这个备受宠爱的儿子“光宗耀祖”,却不料成了这么一个败坏家风的浪荡子。他大发雷霆,骂了一通,又打了一顿,他感觉希望破灭了,由愤怒转为悲哀,又由悲哀变为消沉。

      尧棠感觉爷爷一下子老了,往日的精神一下子没了。然而尧棠的叔叔婶婶们并没有一个来真心照顾他。在最后的半年,尧棠开始慢慢了解、同情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爷爷很能干,创造了一个大的家庭和一份大的家业,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置和指挥一切,满心指望这个家一天天兴盛发达下去。可是他不知道财富并不能“长宜子孙”,相反会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爷爷的儿子们便是因爷爷的财富而变得好吃懒做,明争暗斗。

      爷爷的精神彻底垮了,他日夜追求的“五世同堂”、“长宜子孙”的幻梦破灭了,开始变得精神恍惚。尧棠亲眼看见爷爷精神病发作,让人用轿子抬着在天井里转圈儿。爷爷临死前一天,尧棠去看望他,发现爷爷不再威严可怕,而是衰弱可怜。他头枕在高高的枕头上,原本瘦削的脸更瘦削了,高高的颧骨上嵌着一双时开时闭的凹陷的大眼睛,嘴微微张开。发觉尧棠进来微微笑了,然而眼里却满是泪水。

      1920年的除夕,爷爷在孤独寂寞中死去了。在人们欢欢喜喜过新年的时候,李公馆却传出一阵阵悲哀的哭声。爷爷的葬礼很隆重,但真正悲哀的并没有几个。爷爷死后不到十天,叔叔们便开会处置了他的家产,并且不时传出“不公平!”“什么遗命,假的!”等等的争吵声。听着这些争吵,尧棠心里一阵阵悲凉,也暗自庆幸,爷爷听不到了,要不那自以为高明的老人会作何感想呢。

      爷爷死后,由二叔来主持家政,但他根本无能力统治这个家。李公馆更混乱了,大哥尧枚处于长孙地位受到了更多的攻击,他到处打躬作揖,叩头求拜,然而并没取得叔叔婶婶们的谅解。尧林、尧棠却不像哥哥,他们只要碰到不合理的便反抗,不想做的便躲出去,这当然得罪了叔叔婶婶们。但他们对这两个不承认权威的侄儿没有办法,便去欺侮软弱的大哥。一次,尧棠得罪了一个婶婶,她自己盛怒之下打肿了自己儿子的脸,却诬是尧棠打的,到继母这儿来讲理。大哥要求尧棠去道歉,可是尧棠不肯,因为那不是他做的,大哥只好代他去道歉。这样的事儿很多,尧棠对大哥又爱又恨,但他不肯屈服。

      更大的麻烦来了,爷爷的灵柩要在家里停一段时间,而嫂嫂即将生下第二个孩子。爷爷的姨太首先发难,提出“血光之灾”来。这是当时的一种迷信说法,认为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如果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就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身上会冒出许多血来。惟一的办法是将产妇送出城门外,还要过一座桥。黄姨太提出要将嫂嫂送出城外去生产,留过学的二叔竟然同意这个毫无道理的说法。大哥当然不信,但他不敢得罪那些以爷爷来压人的长辈,尧林、尧棠劝大哥反抗,大哥心里也想反抗,但却默默地同意了。

      善良的大嫂却体谅大哥的难处,听了这个消息,流着眼泪答应了。大哥马上去城外乡下租了一间房子,把自己临产的妻子安顿在那里,幸好母子平安。

      爷爷死后,李公馆更黑暗了,更多的争斗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但尧棠却感觉到了自由,家里再没有人能够支配他的行动。五四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了李公馆,已经读了很多新书的尧棠勇敢地向大哥发出了宣言:让他们也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第三章 冲出牢笼


      父亲的死,把李公馆里仇恨的倾轧和斗争都暴露在尧棠面前。他眼看着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死亡。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渴望发展的年轻灵魂上,有那么沉重的压力,那么难逃的羁绊。逐渐地他开始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尧棠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自己说:“我是五四的产儿。”如火如荼的斗争,唤醒了李公馆里的青年们,甚至大哥的青春也被唤醒了。他们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以及转载的《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文章。他们觉得他们想说又不会说的话,现在有人替他们说出了。

      在成都惟一代售新书报的那家书铺,大哥买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杂志中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尧棠和两个哥哥,后来又征服了香表哥和六姐。以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以及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刊物都被设法买来了。大哥后来有了个好办法,他预先在华阳书报流通处存一二百块钱,每天去取回新书报。每天晚上,大家都要抽出一些时间来读这些新书报,连通讯栏也不放过,读完之后便在一起讨论书报论及的新问题。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研究会,但只在花园里开了一次会,六姐便被三婶叫走了,从此再没有开过。

      1920年暑假,爷爷去世后半年,尧棠和三哥尧林都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尧棠由于没有中学文凭,所以只能做旁听生,但他学得很好,是个讨人喜欢的旁听生。

      不久,尧棠得到一本小册子,是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的节译本。克鲁泡特金是俄罗斯六七十年代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出身于亲王家庭,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放弃了贵族身份,放弃了宫廷中的锦绣前程,到犯人流放地西伯利亚服兵役,五年艰苦的西伯利亚生活,让他认识到改造社会的途径只有革命。由于宣传革命受到通缉,曾逃亡到瑞士。《告少年》就是他在瑞士写的,书后附印的警句中有这样一句:“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

      这本书立刻吸引了少年的尧棠,书中那种带有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那颗少年的心烧成灰了,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书中号召青年到民间去,联合“一切受苦受罪受侮辱的人”“像大海大洋一般”去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旧制度,要叫“一切暴君都跪倒在我们脚下”。在书中,克鲁泡特金这样描绘:“社会革命,会把一切奴隶制度完全打破,会把一切镣铐砸断,会把一切旧传统完全毁灭,给人类全体开辟新天地,到后来就会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爱在全人类社会里实现。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人都能尽量发展他们的能力;大家终于能够过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这本小册子就放在尧棠的床头,每夜体会“闭门读禁书”之乐。尧棠从母亲那里学到“爱”,但在现实中看到的却多是悲惨的、不公平的事,他从内心里渴望一个合理的、充满爱的社会,受到禁锢的心渴望着为这样一个社会而奋斗,甚至牺牲。克鲁泡特金的作为,特别是他描绘的那个美好的社会,都是尧棠想说而说不清楚、想做却不知怎样做的,而克鲁泡特金的描写却是那么明显,那么合理,那么雄辩。巴金后来这样说:“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他坚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灭”。

      尧棠要开始行动了,他需要活动来散发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理想。但他不知道从哪儿做起,于是想到《告少年》的作者或译者。书的译者是真名,但没有出版社的地址。后来他打听到可以写信给上海《新青年》去问。晚上,尧棠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白话文写了他平生的第一封信。收信人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尧棠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尧棠也读过《新青年》上他的文章,在信中尧棠描写了他读《新青年》、读《告少年》的激动心情。他以一个孩子的谦卑口气,呈献一颗火热的心灵,恳求为自己指引一条路,恳求吩咐怎样献出自己的一切。

      信寄出后,尧棠焦急地等待着,等待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自己的活力。但回信始终没有来,尧棠没有抱怨,但急切的心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他的热情没有消退。在上海报纸上,他看到一则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他按地址寄去邮费。书很快寄回来,这是波兰作家寥托夫的一个剧本,描写俄国虚无主义党人反对沙皇罪恶统治而进行的一次英勇斗争。剧中那个女青年亲手点燃信号,通知自己的爱人携带炸弹冲上前去,敌人的总督炸死了,她的爱人也牺牲了。尧棠被书中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动了,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自己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自己终身的事业。

      当时,尧棠正和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一些同学在排练《金银岛》,得到《夜未央》,大家立刻改排这部戏。他们一句句背诵台词,一遍遍排练英雄的事迹,仿佛自己置身于与沙皇进行的斗争中。

      与此同时,李家公馆读新书报的活动仍在进行。秋天,花园里的桂花和茶花,经过一夜风雨,金沙和银粒似地铺满一地,微风把一股一股馥郁的甜香送进书屋。被新书报鼓动起青春朝气的青年们,孩子似地跑进园子,用衣襟兜来满衣的桂花,在秋天晴朗的天空下堆砌出许多大大的“春”字。

      然而,尧棠的大哥从新书报中接受的却是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样的“主义”和李公馆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而自己并不觉得矛盾。这样便形成了他的双重人格,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和尧林、尧棠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个新青年。尧棠不能理解他的哥哥,因此他们常常发生冲突。

      “你不晓得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不会有幸福。”这是大哥悲伤的调子。

      “你没有幸福?你为什么没有幸福?幸福是要靠自己争过来的。”尧棠激烈地反驳。

      “唉——”大哥叹了口气说:“你不了解我,你的环境跟我不同。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他摆摆手,让尧棠不要开口,接着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做过美妙的梦,可是一个也没有实现过,我的幸福早被人剥夺了。我的痛苦你们不会了解,我也不埋怨别人,是我自愿把担子从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爹临死前把继母和你们交给我,为了爹临死的嘱托,我愿意做一个牺牲者,除了牺牲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大哥说着伏在桌上哭了起来,尧棠和三哥、表哥也都快流出泪了。

      “还有,”大哥抬起头,擦着眼泪说:“妈自从嫁到李家一直到死,都没有享过福。她为我们操尽了心,我是长子,我要好好报答她。我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连同前程,只要你们好好做人,有个好的前程,替爹妈争口气,我也就满意了……”

      尧棠的泪也流出来了:“大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应该开创新的生活。”

      “你说的不错,可我忘不了父母,忘不了我对他们的诺言。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自己的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并且我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

      这样的辩论经常发生,但尧棠说服不了大哥,他依旧一边阅读新思想的书报,一边过旧式的生活。

      大哥还有一个精神寄托,那是他的儿子庆斯,这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他把全部的爱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为了孩子他不雇奶妈,让妻子亲自喂他,在李公馆这也引起很多闲话,但他忍受了。每天睡前看看那张美丽的小脸,他便感到安慰了,在他没有希望的生活中看到了一线亮光。

      然而,更大的打击又来了。庆斯4岁时,患脑膜炎死掉了。大哥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他本就撕裂的心完全破碎了,他内心的痛苦使他无法再过平静的生活,开始出现神经错乱的现象。他发病的时候不多,但却是很痛苦的。

      有几个晚上,尧棠亲眼见发病的大哥坐进自己放在大厅里的轿子,把轿帘上的玻璃砸碎。大哥的病,让尧棠更憎恨这个家庭,他又亲眼看到一个他所爱的人被毁掉了。他不能再容忍,不能再和眼前的一切和平共处。他要反抗,要行动,要把旧的制度破坏,要努力实现新的理想。

      恰好,他刚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转载了《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那些意见和组织都是他朝夕梦想的。读完之后他时刻不能忘记,内心一刻不能平静,两种冲突的思想在脑子里不停地争斗着。现在,尧棠听着大哥砸碎玻璃的声音,下了决心,摊开稿纸给《半月》的编辑写信,要求介绍他加人“适社”。

      信发出的第二天,李公馆大门前来了位客人,二三十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举止文静。来人即是《半月》杂志一位姓章的编辑,他带着尧棠写给《半月》的信,来找尧棠,约好时间让尧棠去他家谈。

      第三天,尧棠如约前往。那是间简陋而宽敞的房间,房间里除了章编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后来被巴金称为“第三个先生”的吴先忧,是尧棠外国语专门学校高年级的同学,戴着近视眼镜,面貌憨厚,态度和蔼可亲,听到他的名字,尧棠马上想到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外两个一个姓张,一个姓来。

      在这里,尧棠体会到与李公馆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些人坦率、真诚,毫不掩饰地表露内心情感,没有虚伪的礼节,没有提防的戒心,完全是赤诚相见。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把初次来到他们中间的尧棠当做知己朋友,信任他,鼓励他。尧棠觉得他们是他找了很久才找到的老朋友,于是把自己长期郁结无处诉说的痛苦、不平、积愤和忧虑全部倾诉给他们。

      在那简陋的客厅里,尧棠待了两个多小时,那两个小时他忘却了现实,忘却了自己,仿佛是在天堂里。那两个小时的谈话震动了他的灵魂,“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尧棠心情激昂,带着幸福的微笑,拿着他们送的几本适社出版的小册子回到家。

      从他们的谈话中,尧棠知道适社是重庆的一个组织,他们介绍他跟适社负责人通信。回到家,尧棠马上摊开纸,以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适社负责人写了信。不久,他参加了和适社差不多的与军阀统治相对立的秘密组织——均社。在《半月》刊载的《本社社员录》中的“芾甘”即是李尧棠。芾甘是尧棠从“蔽芾甘棠”中取来的,意为稚嫩的小树,得到甘露的滋润。

      从此,尧棠每天完成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功课后,有了新鲜的有意义的愿意为之献出一切的工作。他是均社的成员,也是《半月》杂志的编辑。

      均社的工作是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每月要召开两三次秘密会议,地点总是一些僻静的街道,时间是夜里,参加会议的人都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为了避免有人跟踪,尧棠去参加这些会议时,或者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一起,故意拐一些不必要的弯,听着单调的狗叫和树叶“哗哗”的飘动声,在黑暗中紧张地走许多路。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家时,朋友们相见会心地微微一笑,让尧棠年轻的心激动得仿佛要从口里跳出来。那样的会议是神圣而崇高的,为了那友情和信仰,尧棠觉得付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应该的。这种共同的渴望牺牲的感觉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等待着机会交出自己的一切,并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

      在这样的会议之后,他们便开始工作。办过几种刊物,印过几本小册子,印好之后他们抄写来许多地址,把刊物或小册子包装起来,送到邮局寄发到各地去。然后他们想象着接到这些刊物和杂志的人,怎样被他们鼓动起来,也来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牺牲。五一节的前夕,他们印了一些宣传“劳动神圣”的传单,然后分头去散发。尧棠分得了一大卷传单,到离李公馆很远的地方去散发。他怀着神圣而愉快的心情,紧张地来到散发地点,精心地把传单一张一张散发出去。发完了,他还在街上来回走了一圈,断定没有人跟踪,才放心地到集合地点去。大家陆续散发完回来了,都叙述着自己的经验,然后快乐地回家休息。

      还有一次,他们印了一些揭露四川军阀罪恶事实,攻击他们反动统治的传单,要将传单贴在几条大街道的墙壁上。尧棠分得一大卷,晚上夜深人静时,他叫上一个小听差,悄悄来到指定的十字路口,小听差端着一碗糨糊,尧棠夹着传单,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贴上去。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他们很顺利地贴完了传单,回头看时,传单面前已经有一些黑影子在读传单了,在黑暗中,他们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看着这些,尧棠又一次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半月》是一种公开刊物,杂志社在一个商场楼上,人员比较多而复杂,但主要人员仍是均社的人们。大家白天去上学或做事,晚上就走过几条黑暗的街巷来到半月社,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还预备了一批新书报免费借给读者。

      做了《半月》编辑两个月后,尧棠就在《半月》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文章表现了少年尧棠对人间自由平等的渴望,并大胆地凭个人直觉否定了当时的社会制度。那时的尧棠一腔热血,觉得为一篇宣传真理的文章,被杀头也是值得的。

      《半月》是一份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常常登出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于是也常被警察厅找麻烦。一次,成都学生会演出新剧,筹款办平民学校。戏刚开演,来了三个兵不买票要看戏,学生们坚持不买票不准进,赶走了他们。很快他们又找了十多个同伴一起来了,无奈的学生只好放他们进去。这些兵进去以后乱嚷乱闹,学生们来维持秩序,便冲突起来。这些兵跳上戏台乱砸了一通,戏园给打得乱七八糟,学生也有几个负了轻伤。城防司令派了一连兵来平息了冲突,却一个闹事的兵也没抓住,学生们去督军署请愿,督军大人却躲起来不肯见学生。《半月》随即刊出一篇激烈的为学生说话、抨击督军署的文章。刊物印好后,他们接到警察厅抽去那篇短文的命令,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刻了一个“本文奉省会警察厅命令删去”的印章,用朱红印泥盖在那篇文章上,然后摆在书店的柜台上。这一高明的办法,不仅让读者照样读了那篇文章,而且也让读者了解到编辑们的斗争。

      但是刊物出到24期,正准备举行周年庆祝会时被迫停刊了。事情是这样的,《半月》杂志刊出了一篇响应上海报纸关于女子剪发问题的文章,四川也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辫子,一时社会纷传,议论纷纷,人们拿着《半月》关于剪辫子的文章参与争论。于是省会警察厅在少城公园墙上贴出一张布告:“……近日邪说纷纭,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行违背我国固有道德为实,致使民风败坏,出现妇女剪辫,男女不分之怪现象。经省军政官员多方研究,为挽救世风,以求各方安居乐业,一致决定严禁此类现象再有发生,违者一律查究,不予宽贷。”

      《半月》立刻刊出《读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认为警察厅的禁令不合时宜,阻碍历史前进,反映了今天当权者思想的封建性。一些青年学生拿着《半月》上街宣传,这期《半月》一抢而空。下一期《半月》又刊出三篇有关此问题的言论,其中一篇便是三个剪发女子之一写的。这更引起了社会轰动,警察厅派了两个人来命令《半月》不要再提这件事,并带走了前几期二三十本存书。尧棠他们不肯妥协让步,与警察发生了争执,以后又不断写信询问这件事,并登门质问,结果得到查禁的命令。

      《半月》被查禁对刚鼓起劲头的尧棠打击不小,他怀着诚恳的心和牺牲的精神,渴望做一些有益的事。他刚刚看到了前面的一线光明,渴望以自己薄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那一线光明,同时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同样热烈的青年,在友谊里,在信赖里,他找到了安慰。他多么留恋这里的一切啊。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准备停刊。在停刊前,他们又鼓起勇气和热情,秘密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记载了停刊的经过。文章是袁诗荛写的,他热情洋溢、慷慨激昂地叙述,让读者热血沸腾。写完这篇文章不久,袁诗荛就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军阀逮捕,牺牲在刑场。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吴先忧了,他是给尧棠很大影响的一个人。第一次见面,尧棠就记住了这位高年级的同学,但不久吴先忧就退学去裁缝店当学徒了,他在裁缝店辛苦地工作一天,带着手指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傍晚来杂志社服务。他热心地帮助有困难的人,对杂志的事,更是不惜一切代价。

      《半月》销路一直很好,但刊物售价低,每期只印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他们还设立了免费书报阅览处,还要刊印一些小册子,经费便常常不足。作为《半月》创刊人之一的吴先忧承担了大部分经费。他家里父母早亡,姐姐当家,不许他乱花钱,当杂志急需钱时,他就拿自己的衣服去当,或当棉袍,或当皮袍。尧棠刚到杂志社不久,第十期的印刷费还没付,又该印第十一期了,大家正在为经费想办法,吴先忧说话了:“不要紧,明天我给他们送去。”

      “上个月也是你付的,你行吗?”大家都为他担忧。

      第二天,他果真把印刷费付清了,原来他把姐姐新给做的一件丝棉袍送进了当铺。从家里出来时,他怕姐姐阻拦,是穿着出来的,走到当铺已经一身大汗。据说吴先忧还闹过夏天穿棉袍,冬天穿夹袍的笑话。但尧棠听了一点笑不出来,而是为吴先忧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眼里含着泪花紧紧握住吴先忧的手。吴先忧言行一致,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给尧棠深刻的影响,尧棠认识到,一个人只要有毅力什么事都能干得成。巴金后来这样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半月》停刊半年后,由尧棠主持,他们又办起了另一刊物《平民之声》,社址设在李公馆里。第一期刊物编好后,送到印刷局去发稿,尧棠非常兴奋,几乎天天去印刷局看校样。那天看着印机转动,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从印机上飞下来,他们连晚饭都忘了吃。直到一千份刊物印完,他们才带着刊物离开印刷局。

      把刊物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尧棠回到家,一个警察在门口等着,送来一封“送新世纪杂志社收启”的信。原来是尧棠他们的稿子送审的结果回来了,因为刊物上印有“新世纪一九二一”字样,“新世纪”便被当做刊名了。信的内容是:言论过激,恐怕对于国家安全有妨害,不能允许发行。几位年轻的编辑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编印出来的刊物不能发行,非常痛心,决定半公开发售。

      以后的各期,麻烦也不断地来了。第三期被删去一篇短文。第五期,连载的尧棠的《托尔斯泰生平和学说》被红笔勾去五六行。第六期,尧棠他们特意写出几篇言论激烈的文章,不是这篇被砍了头,就是那篇被削去尾。从第七期开始,几个编辑,故意挑选了一篇译文欧化的《支加哥殉道者》转载。当第八期刊物印出来时,编辑们发现,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文章的意思了,检查老爷们,随意删去了一些字,而印刷局的人便只印了留下来的字句。其中有一句“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被删成“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尧棠他们给气笑了,仿佛看见革命的洪水汹涌而来,而几个衰弱的老先生却在拼着老命来阻止。他们印了一张“列强表”随刊物送给订户。以后他们就专门研究刊物检查员的心理,分析、试探、激怒、欺骗他们,总之是用各种方法与他们作斗争。《平民之声》出了十期,又停刊了。

      社会上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向前发展,李公馆仍笼罩在一片沉闷、忧愁的气氛之中。爷爷死后,二叔开始掌管李公馆。但是李家已分了家,他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家长,经济权除了他本房的以外,就只有一笔作祭祀扫墓用的“蒸尝账”,除了自己的妻儿,没有人服从他的任何命令。李公馆里的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就更激烈了,吵骂打架更是不断发生。一片混乱的李公馆,很快又遭到了经济打击。

      李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是靠置买的大量田产收取的租税;二是市里商业场上的收入。当时军阀混战,捐税名目繁多,农民被战死、饿死、冻死,还有不能忍受而逃亡的,农村出现了大片无人耕作的荒地,农业产量锐减。李家的地租当然很难按期收缴上来。商业场上的工作,尧棠父亲死后,就由二叔接管,但二叔人缘很差,许多原来合作的人,都不再合作,因此与李家有关的商行纷纷倒闭。商场内又发生了两次大火灾,损失很大,商业的收入也大大打了折扣。经济收入的减少,加剧了李家内部的各种矛盾,李公馆一片混乱,即将崩溃。

      大哥的病还不时地发作。尧棠一回到李公馆,就感觉压抑、绝望,他夜晚坐在灯下读书时,常常听见大哥摸索着进轿子,接着就听见玻璃破碎声。尧棠听着,心痛得书也看不下去,在纸上写下一些愤怒的字句,捏紧拳头在桌上擦来擦去。

      1921年8月,屠格涅夫的《前夜》出版,尧棠沉浸在小说中,不禁喃喃读出声来:

      “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但他看到的现实却是一个个青年被葬送掉。二叔把堂姐嫁给一个大财主,这个人不读书,不学技能,有大量的田产,还有一所别墅,只盼望能生个儿子继承家业,于是拼命讨小老婆;一个姨表姐受《烈女传》毒害,或者是受父母鼓励,居然甘愿抱着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的牌位到婆家去守节;一个堂妹,父母不允许她出来读书,还强迫她缠小脚,尧棠常能听见那八九岁的女孩悲惨的哭声;还听说成都那三个剪发女子终于在这里待不下去,逃到上海去了……

      五四运动以后,各地文学社团陆续成立,新文学创作逐渐繁荣,尧棠读到鲁迅朱自清、夏丏尊、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开始了新文学创作。1922年7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发表了尧棠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一首12节的诗《被虐者的哭声》(署名李芾甘)。以后他又发表了《路上所见》、《梦》、《疯人》、《惭愧》、《良家的小孩》等诗作,11月21日在《文学旬刊》54期发表散文《可爱的人》。这时候的尧棠心里只有对朋友们的友情和对人类空泛的爱,他的作品表现的是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深刻同情,对幸福世界的热烈向往,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1923年4月,尧棠的三姐尧彩出嫁了。由于爷爷、母亲、父亲的去世,连年服丧,尧彩23岁才出嫁,在那个时代23岁已经是老姑娘了,她只能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尧棠看见三姐出嫁那天,脸色苍白没有表情,临上轿时则痛哭失声,苦苦挣扎。尧棠知道三姐对她的丈夫和家庭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她将要在那个陌生的家庭里生活下去,命运将带给她什么呢?尧棠深深为三姐担忧,那些不幸少女的影子又一一在他眼前闪过,这样的家,他再也待不下去了。

      恰好他和三哥尧林在外专的学习告一段落了。开朗、乐观的尧林,理想是去北京或上海读大学,他下决心去上海,并鼓励尧棠一起走。尧棠早就觉得家如同一个“狭的笼”,想冲出去,但是家又有那么多让他牵挂的亲人,特别是让他又爱又恨的大哥。他害怕把大哥一个人扔在这个有无限是非的家中,病会更重。但是大哥却支持两个弟弟出去读大学,大概是自己没能读成大学,把一切希望都放在两个弟弟身上了吧。他为他们筹钱置办行装,只希望几年以后他们学成回到成都老家来“兴家立业”,为父母争一口气。二叔是正人君子,自从尧棠的父亲去世后,对他们倒是比较照顾,这次尧林、尧棠离开,他也表示支持,送来了20块银元,流露出亲人之情,再三叮嘱他们在外要小心谨慎,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他们还去三叔家辞行,出来接待的是尧棠的堂弟尧格。为人老实的尧格常被父母打骂,性格比较忧郁,他怀着羡慕和不舍的心情来送三哥四哥。不过尧林、尧棠最想见的是常与他们一起读新书报,一起研讨的六姐。可是这时的六姐已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尧林、尧棠去的时候,她坐在自己的窗前,掀开窗帘看见昔日的伙伴,又听见尧林的喊声,想起从前在一起讨论青年人的自由、妇女的解放,想起在花园里用花瓣砌的一个个大“春”字,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她为能冲出家门的尧林、尧棠高兴,也为自己今后的命运深深担忧,轻轻地吟出“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的诗句。这位六姐后来的命运确实不幸,她母亲死后,父亲舍不得一笔嫁妆费,故意让她守在家里,像一朵没有盛开的花朵就枯萎了,从前的那一点点锋芒被“家庭牢狱生活”磨洗得干干净净,终于到死都没走出家门。巴金一直为这个聪明热心,“有可能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子”的少女而惋惜。

      在码头上,大哥尧枚送他们登上木船,含着泪嘱咐:“上海离家几千里,你们兄弟俩要好好互相照顾。到上海,不管进什么学堂,我都会负责你们的经济费用。”他擦擦眼泪又说:“你们就要脱离苦海了,你们要多多给我写信,让我觉得你们仍在我身边。”

      船离开码头了,望着站在岸上殷殷挥手的大哥,尧棠心里一阵阵难过。

      “别了,大哥!”

      “别了,生活了十八年的家!”

      船随着不停的绿水向前驶去,尧棠为离开亲人而悲伤,也为冲出家庭而高兴。前面等待他的是一个未知的大城市,有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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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