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妃子婉容为什么出轨?

  • 发布时间:2017-09-12 12:01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概述


      众所周知,清王朝因辛亥革命而告覆亡,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时,年仅六岁,还是个小孩子,不到婚娶年龄。因此,末代皇后之位也虚。即使长大结婚,但逊位的皇帝,其身份也与一介平民无疑,何来皇后一说?然而,事实上溥仪后来确曾册立过皇后,且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民间的认同,她就是婉容。这并不是清王朝有什么自恋情结,而是历史事实的因循。当初建立民国时,袁世凯曾代表民国政府宣布优待皇室条款六条,其中一条就是规定溥仪在逊位后仍得居住于宫中,仍保留其皇帝尊号,但范围只限于紫禁城,这就成了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

      1922年,溥仪大婚,17岁的婉容因其容貌端庄秀丽、清新脱俗而被采选入宫,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但她不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后相比,因为她是给一个末代逊帝做皇后,她仅拥有皇后的名义,而无皇后之实。所以婉容的入宫,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但在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之外,时代的风云激荡着旧有的社会秩序,她在心灵上始终获得不了自我解放,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套上精神束缚的枷锁,这就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充满了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堕入异化的境地。从此,她内心漂泊的痛苦和人格的不自由,让她痛不欲生,伴随终身。她唯一的解脱就是自甘堕落自我毁灭,直至离世。

    第二节 婉容因美貌和显赫家世而“雀屏中选”


      末代皇帝溥仪出生于1906年(清光绪32年)正月十四日,到1922年(民国11年)的正月十四日,已整整16岁了,正是古人完婚的年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溥仪选后的消息一经透露,各个名门贵族、大家闺秀们的照片就络绎不绝地送到了紫禁城,甚至徐世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

      婉容的父亲荣源时任内务府大臣,为了巩固地位,也想与皇上联姻。婉容是他唯一的女儿,出生于1906年(清光绪32年)九月二十七日,全名郭布罗·婉容,字慕鸿,号植莲。达斡尔族,后编入满族正白旗。她的名字源自曹植《洛神赋》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名句,是她祖父所起。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即希望她出落得亭亭净植,出淤泥而不染,而又高蹈于流俗。果然她后来被选为皇后,那种民间普遍存有的凡俗的愿望就变得很有寓意了。

      婉容的老家在东北嫩江边上的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祖上历代都是清朝的忠臣良将。

      祖父郭布罗·锡林布,弃武从文,刀笔从容,平日只喜欢吟诗作赋,俨然一个文人。虽无疆场立功,但由于有祖辈的荫功,他世袭了一等轻车都尉的封号。并娶了皇家的格格为妻,从此,郭布罗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就攀上了亲。婉容的父亲荣源因为这层关系,在退位的清廷里便挂名内务府大臣虚衔。无事可做不说,也没有俸禄。荣源便经常往返于京、津两地经商,求取利润。婉容的母亲爱新觉罗氏,人称四格格,在婉容幼时便去世了。婉容由养母爱新觉罗·恒馨养大,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二格格。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宠爱备至,母女关系融洽。家中其他成员还有哥哥润良,弟弟润麒。

      婉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头顶就笼罩着一大片祖宗洒下的荫凉,家人又经常在宫内行走,与皇家互为姻亲,是家族的传统,因此,通向幽深皇宫的路,对婉容来说,就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弄堂。

      民国年间,社会风气大化,婉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虽是遗老,由于经常奔走南北,交游广泛,思想比较开放,主张男女平等。因此,婉容很小的时候,就与家里的兄弟一起临窗读书、伏案习字、弹琴绘画。因是独女,她的父亲对她很是看重,特意为她聘请了家庭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天生的美貌和后天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练就了婉容优雅的气质。作为一个世受皇恩的贵族家的小姐,生活环境的优裕富足和显赫的家族地位,使她内心有着十分强烈的优越感,这也对她的性格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在她入宫之后,一直鄙视身世寒微的文绣,这也大概是后、妃失和的原因之一吧!

      经过几番筛选,最后拿给溥仪画圈的照片有四张。在这四张照片中,溥仪最初选中的是文绣。由于婉容的父亲荣源与溥仪的父亲和叔叔关系都很好,在征得端康皇太妃(即光绪的瑾妃)的同意后,便向溥仪推荐婉容,认为婉容家境富有,与皇家多有渊源,相貌、血统都比文绣纯正。于是溥仪听从众意,随手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而放弃首先相中的文绣。这一圈不打紧,婉容凄苦的一生自此开始,她走向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古代的皇帝结婚,被称为“大婚”。溥仪此时虽然已经不是在位的大清皇帝了,然而,由于清廷退位时曾与民国政府有过协议,所以依然拥有朝廷名号,就按照清朝的旧有礼仪制度举行了隆重的“大婚”仪式。民国政府也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这才有婉容被人们称为末代皇后的缘由,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但这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已无“天下”可“母仪”,已无后宫可统领了。

      婉容与溥仪同庚,嫁时年方17岁,正当美好的青春年华。

    第三节 新鲜过后,是枯燥乏味的宫廷生活


      “燕尔新婚,如兄如弟”。溥仪和婉容初婚后,也确实度过了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这不仅因为婉容是旗人中的极品美人,还因为她是受过西式学堂教育的女子。与身边那些低头躬腰的太监和迂腐保守的师傅们相比,婉容不止是一股清新的风,一缕和煦的阳光,使溥仪沉闷灰色的宫廷生活,顿时云开天霁,晴岚无边。更何况民国时代的大家闺秀,以崇尚时髦为荣,所以婉容婚后经常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这些很对溥仪的口味,因为溥仪对西洋文化也很感兴趣。

      时尚、时髦和多情的婉容,带给了溥仪无限的柔情,而她的饱学多识,更使溥仪视之为知己。溥仪对婉容也是呵护有加,倍加爱惜。婉容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如电影,自行车,照相机等,引进宫中。这招致了宫中保守势力的非议,但溥仪不但鼓励婉容这样做,还依从婉容的习惯和爱好,特意为她聘请了美国英文教师。可以说,在紫禁城两年多的时间里,是婉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由于母仪天下的荣耀和新婚燕尔的欢愉,婉容的心单纯而知足,她的柔情与活泼也给溥仪带来了很多快乐。她几乎每天都给溥仪写英文书信,署名“伊丽莎白”,因为这是溥仪给她取的英文名字,与英国女王的名字相同,婉容很是喜欢。

      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自小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满脑子就是要恢复祖业,就是复辟。这固执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甚至在新婚之夜,他也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想着大婚以后,就可以亲政,就要肩负起重建帝国的重任。他想了一夜,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君临天下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性功能有问题。溥仪在还是孩童时,就在太监们的教唆下,放肆地与宫女淫乱,以致成年后,性功能出现了问题。因此,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

      虽然他有难言之隐,但表面上,溥仪依然是遗老遗少及太监宫女们的“皇帝”。既是皇帝,他当然可以享受专制时代帝王的尊礼。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由此也养成了他妄自尊大的皇帝性格,视“皇后”如奴仆。正因为他骨子里有皇帝自命不凡的习性,才搞砸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后来才有所领悟:“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妻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仪还算客气,而不说妻妾都是泄欲的工具,因为溥仪的确无欲可泄。

      虽然婉容与溥仪表面上看似和谐,但实际上从婉容入宫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因为婉容当初是怀着热切的期盼去做深宫皇后的,不知宫闱似海。因此,当刚入宫的新鲜感过后,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寂寞、乏味的宫中生活,使她压抑无比,甚至感到了窒息。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分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她像笼中鸟,被禁锢了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使她体会不到丝毫的闺房之乐,床笫之欢。婉容是一个正常的女子,自有与同龄女子一样的爱情憧憬,虽然她贵为皇后,被人们所尊崇。但少了同龄女子们世俗的欢乐,所以不久她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但她毕竟是新派女子,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她便以读书、画画、写字等闺中雅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只是日子一久,她终于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虚和折磨,同时,也抵挡不住贵族式腐化生活的诱惑,在溥仪有目的的怂恿下,开始用鸦片聊慰孤寂,渐渐形成依赖。据有的资料说,婉容抽鸦片,就是溥仪主张的结果,因为婉容有痛经的毛病,偶尔也患有头痛病,溥仪又没性能力,就让她抽大烟。一是治痛经;二是想以此来麻醉她。就这样,婉容的病不但没有医好,反而成了瘾君子。毒品彻底改变了她的人性,她的性情也因此变得喜怒无常。精神苦闷,加上性格的乖戾,使婉容的视野越来越窄,甚至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婉容重复地犯了多数皇后都有的错误,就是专宠后宫。而淑妃文绣的存在,使得她和溥仪之间的矛盾再添新痕。

    第四节 因争宠后、妃失和,文绣愤而离婚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动。嫉妒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的时候也会伤了自己,使得当事双方都很苦闷。

      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又常以正宫娘娘自傲。时时争宠夺爱,处处要超过文绣。

      文绣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为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前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及婉容漂亮,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婉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对此当时许多洋人都曾著文予以礼赞。据说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溥仪常常打来电话,与她倾心长谈。可是,婉容入宫的头一天就和皇上闹了别扭。在她与溥仪大婚时,按照礼仪,文绣应在坤宁宫外跪迎婉容,但由于溥仪也受到了一些新式文化的熏陶,认为后妃虽称谓有别,毕竟还是二女共事一夫。于是,他下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的礼仪。本来,婉容是从内心抵制一夫多妻制的,现在连尊卑之礼都省略了,她的强烈不满和排挤,就由此产生。

      最初,溥仪尚能一碗水持平,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都让婉容和文绣一起出席。婉容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请了英文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自小生活的环境而养成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渐行渐远,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婉容便从鸦片的缭绕烟雾里,自我麻醉,以求暂时的解脱。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随即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文告,其中一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被彻底扫地出门。溥仪一家人离开紫禁城,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自然废止。从此,皇帝的名号也就永远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便衣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乘火车潜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绣等皇室成员,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张园与溥仪会合。

      文绣与婉容到了天津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婉容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背后还要向溥仪上文绣的烂药。文绣有文才,脾气也犟,免不了针尖对麦芒。在天津的前后七年间,一后一妃闹得不可开交,溥仪夹在妻妾之间,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逐出皇宫,对溥仪小朝廷是灾难,对婉容却如鱼得水,行动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长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鞋,还烫了头发。婉容质本高洁,音容笑貌,优雅有度,一时成为租界中风姿绰约的“摩登女性”。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最适合她的既时髦又风流的购物场所与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文绣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比赛,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呀。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写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要买,而且花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分。”

      当时,朝廷经济已大不如前,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只能靠典当宫中旧物,才能勉强维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奢华,这种竞争式的挥霍的糜费行为必须遏止。如此一来,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的追求,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自然不满。她抬出皇后的身分,以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减,也只能裁减文绣的开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也还是在于妻妾争宠。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愿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的小怨渐积而成大怨,文绣对溥仪很失望。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而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这就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

      文绣和溥仪结婚九年,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不但从未与溥仪同居一次,又备受欺凌,是真正的小媳妇。文绣不堪忍受这种不平等待遇,于1931年秋,她做出了与溥仪离婚的决定,并诉之法律,且通过报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与皇帝的离婚风波,这就是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淑妃革命”。

      “淑妃革命”给了溥仪莫大的刺激,他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他不下“罪己诏”,反而把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身上,从而迁怒于她,两人由同床异梦而终致陌路。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东北自己的龙兴之地,重整旗鼓,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两种原因使得溥仪非常厌恶婉容。婉容有她的虚荣心,她想留在天津,继续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对待。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废,常常夜不成寐,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鸦片的烟雾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脱。而这,仅仅是她人生悲剧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等着她呐!

    第五节 她追随皇帝到东北,从此自由不再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

      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罢了。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她是唯一一个走进现代社会门槛的皇后,她濡染了现代文明,并对现代文明怀有憧憬。她有忧郁的气质,豪爽的性格和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蕴藉着太多的少女情怀,其中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因为有皇后头衔的约束和矜持,把一些东西藏得很深,似乎从没有被唤醒,或是不愿意被唤醒。但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她要的不是豢养的虚荣,而是渴望自由的生命。现在,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所以,她最终决意逃离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所托匪人,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

      “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暗中托她帮忙东渡。婉容明确告诉联络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帮助溥仪逃走。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得知此事后,便详告溥仪。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便胎死腹中。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

      呜呼,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

    第六节 她在寂寞之中而红杏出墙


      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和祁继忠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果然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

      关于这件事,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有详尽的回忆:“溥仪与文绣离婚之后,渐渐也对婉容有了反感。一来是,文绣离婚是婉容‘逼’的;二来是,婉容不学好,抽大烟上了瘾,而且愈来愈厉害。婉容自觉生活无望,走上颓废的道路。现在,差不多人都知道婉容曾与一个听差有染。可我跟溥仪谈恋爱的时候,溥仪对此开始闭口不谈,就是我问起时,他也极力回避。后来,我跟溥仪一次恋爱小风波之后,他为了哄我,才跟我细说起了婉容与那个‘听差’勾搭的前因后果。

      “在‘满洲国’的时候,婉容因为时常跟一个姓李的‘听差’接触,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为避人耳目,两人很少当面说话,大多数是通过婉容屋里伺候她的一个老妈子来相互递信儿。那个姓李的,在溥仪面前很‘红’,极得溥仪的信任。过了许久,一个佣人向溥仪告发了这件内廷的丑事。在此前后,宫中也有风闻,但溥仪不太相信。谁料到,婉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纸里包不住火,但婉容就是不讲是谁的孩子。直到婉容与姓李的偷偷传递条子,被佣人悄悄送到溥仪面前时,他这才相信这是真的。原来,婉容跟那个姓李的听差虽然当面不怎么说话,只要他一到婉容的屋里,两人就以传条子的方式来确定时间约会。据溥仪说,他拿到婉容看过的条子后,没有吱声。当夜,婉容与情人约会的时候,被事先预谋好的溥仪和心腹当场抓住。溥仪觉得丢了丑。事后,悄悄遣散了那个姓李的“听差”。怎么处置婉容?这对溥仪来说,真是一个难题。大怒之后,溥仪提出“离婚”。日本关东军得知后,表示坚决不同意。日本人自然有日本人的算盘。据说,只是对溥仪说:哪儿有皇帝与皇后离婚的……当时,婉容态度非常明确:提出如果孩子生下后,要溥仪承认是溥仪的;如不行,生下孩子之后,要允许孩子悄悄放在外边养着。婉容说这番话时,一直在溥仪身旁跪着,而且长跪不起。溥仪对婉容的想法根本不加考虑,始终置之不理。对于分娩下的孩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溥仪对我讲述的是这样的:分娩的时候,婉容身边没有任何医生,只是在保姆的帮助下,生下来的。这个孩子生下之后,当时就死了。溥仪立即叫人把孩子扔到炉子里。”

      根据群众出版社最新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记载(过去市面上流通的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基本都是1964年版本,而之前即曾经二易其稿、九次修改。最早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初稿本,20多万字,油印本,是在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成的:之后,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先后印行,计有1960年、1961年、1962年的“灰皮本”、“一稿本”及“二稿本”。这些版本大致接近作者最初的文字,1964年版曾删除了15、6万字的内容。新版恢复了1964年之前版本中被删除的大量内容):当溥仪知道婉容与别人私通并怀孕后,自然是难于接受,甚至想要毁灭一切。在羞辱与盛怒之下,他早已失去了理智,虽然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他,希望能承认这个无辜的婴儿,但溥仪坚决不答应。他趁婉容昏迷之际,将婉容所生的女婴活活扔进锅炉烧化,却对婉容说,是把孩子送给了她的哥哥代养。

      这,应该算是最权威的说法了。这都是溥仪亲笔所写的,实有其事,可纠正坊间的其它传闻。而且,在书中,溥仪还透露出婉容吸毒及私通的内幕:“事实上,她(婉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一九三五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这次的沉重打击,使婉容的精神又一次遭到重创,彻底地崩溃了。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失去了往日优雅的仪态,溥仪不许任何人看望她。仅仅两年时间,昔日寂寞宫花似的娇美恬静的美人,竟变成了一个形如槁木的精神病人。她不但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变得蓬头垢面起来,喜怒无常,苦笑由己。她脑子里唯一的清醒之处就是,知道每天索要鸦片,然后疯狂的吸食,直到瘫软在床为止。

      在伪满洲国后期,婉容因长期躺着不动抽大烟,肌肉严重萎缩,几乎都不能走路了。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长久处于黑暗中的婉容,眼睛怕见到一丝光和风了。每次都是用扇子遮着,从扇骨的缝隙中窥人。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婉容又注意打扮自己,人们看着她是那样衣着合体、温婉娴雅,又无不惊叹于她的“大家风度、进退有度”了。然而一旦犯病或犯烟瘾,她就会大喊大叫而气度全无。她疯了,也自由了。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不惜葬送女儿一生。婉容精神失常后,溥仪又跟北京的中学生潭玉龄结婚。七年后,谭玉龄被日本人害死,而婉容始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可见婉容被禁锢之深。

      正像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所说:“都是因为溥仪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才造成当年宫中淑妃文秀闹离婚,婉容皇后与人私通。”婉容徒有皇后之名,而内心是何等凄苦。她与人偷情时,还保持着一个处女之身。

    第七节 婉容两个情人的最后结局


      发生在伪满内廷的皇后婉容通奸之事,并非李越亭一人,还有一位叫祁继忠,他也是溥仪的贴身侍卫。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自从她(婉容)把文绣挤走以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那么,溥仪所说的“不能容忍的行为”究竟是什么?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主要是指婉容跟身边的两位侍卫私通之事。这在他的自传中有着进一步的明确的记载:

      “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

      溥仪明确提出了“内廷秽闻”一事。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祁继忠因为是溥仪的贴身侍卫,在内廷身份特殊,能够自由出入婉容所居住的缉熙楼。祁继忠为人奸诈,他对婉容身边的太监、女佣们常施以小恩小惠,取得他们的好感;对婉容则施以花言巧语,都是关爱和同情,一步步骗取婉容的信任。婉容两次逃脱失败之后,就对现实彻底绝望了,心如枯井,以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并且剂量越来越大。渐渐地,她的精神崩溃了,她原本就有的精神忧郁症越来越严重。一旦病发,就是终日闷坐,不言不语,如枯木一般。以致日常起居都不能自理,梳洗进膳,也任人摆布。祁继忠窥探到婉容与李越亭的暧昧关系后,在婉容神智不清、头脑昏乱之机,对婉容假以言辞,表示同情与安慰,或施以威胁,迫婉容就范。她常利用婉容发病之际,乘间与之亲近,而他收买的太监佣人,也为他大开方便之门。这一切,溥仪都蒙在鼓里。后来,溥仪还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作为亲信培养。

      后来婉容因为怀孕而使丑闻暴露,当时人们只怀疑是李越亭是丑闻的主角,殊不知祁继忠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溥仪得知事情真相后“龙颜大怒”,声言要枪毙李越亭,而实际上溥仪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不可思义地悄悄地给了李越亭一笔钱让他离开了皇宫。因此有研究者说,溥仪有为人敦厚的一面。

      当时祁继忠已至日本学习,溥仪无力惩治。“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溥仪《我的前半生》)。

      溥仪要和婉容离婚,日本关东军便建议他娶一名日本女子为皇后,顿时引起了溥仪的警觉。此后,他再也不提“废后”之事。但为了报复婉容,他命人将婉容用手铐脚镣锁住,将她贬禁冷宫,再也不闻不问。人们常能听到屋内铁链拖地的声音,过了很久才拆下来。婉容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十年的幽禁生活,直到病死。时任“帝宫御用挂”的吉冈安植三番五次的劝说威逼溥仪娶日本女子为妻,溥仪都不为所动。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溥仪最后娶了16岁的谭玉龄为祥贵人,关东军这才罢休。

      李越亭被遣返后,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职责是负责饲养用于试验的小动物,工作认真。后来据说溥仪特赦后,曾遇到过他,还不计前嫌地到他工作过的医院去看望过他。得知他生活拮据,还尽其所能地接济过他。李越亭为人和善,生活乐观。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晚年生活平静,70年代初无疾而终。

      而祁继忠的结局就不太理想了。他从日本回国后,没有回老家谋生,而是助纣为虐,到华北做了汉奸。日本投降以后,被镇压,为人们所唾弃。

    第八节 寂寞花谢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同日下午,吉冈安植通知溥仪,让他带上少数人去通化机场,准备经沈阳飞日本。溥仪带走了溥杰、润麟等人仓皇出逃。婉容再一次成了弃妇。树倒猢狲散,被撇下的一大群皇亲国戚,只好失魂落魄地逃到通化大栗子沟避难。

      婉容和这些伪大臣们在大栗子沟住到11月末,天气渐冷,一行人在溥仪的老仆严桐江的建议下,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租旅店住下来。1946年春节前夕,临江解放,解放军派了一辆汽车接收他们。于是严桐江带领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人上了汽车。婉容连件棉衣也没有,冻个半死。就这样,婉容在她曾祖父吉林将军当年的辖地,被人民解放军押解着,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后汽车到通化,婉容一行暂住在市公安局宿舍中。1946年4月14日,长春解放。婉容又被带到了长春,住进解放军招待所,原“厚德福”饭店。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身边的福贵人李玉琴的照应,才使这位饱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严桐江、徐照允等仅剩的几个人都先后离去,最后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已出现了语言障碍,嘴里只能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子,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

      人们都走了,唯独婉容有家难回,虽然她在长春还有不少亲友,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肯收留她。她在长春的胞兄润良干脆紧闭大门,把病弱的胞妹拒之如瘟疫。溥杰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无处可去。

      不久,长春会战,为了防止他们再度落入日本人手里,解放军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着她们颠簸流离地到处转移。到了吉林市后,婉容等人被暂时关进了公安局拘留所。没过多久,国民党飞机轰炸吉林。解放军又将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车,经敦化,于5月末到了延吉。延吉监狱很大,一栋院子约有40个房子,但哪一间都满员。解放军只得将她们送进混凝土造的仓库。婉容的住处是一张二层床。她被放在下床。这时的她已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有时从床上滚落到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饭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多年的精神压抑和鸦片的依赖已使她精神严重错乱,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6月初,延吉战事趣紧,解放军决定经图门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战士已为婉容准备好了马车,到小仓库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难以承受旅途颠簸,所以,临时改变了主意,将她留下由狱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与婉容分离,此时,爱新觉罗的家族中只剩下婉容一个人凄凉的留在了延吉。

      6月20日早晨5时许,孤苦伶仃的一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一缕香魂终于化为云烟,随风飘散在她祖先生活和埋葬的土地上,结束了她曾风华绝代又凄凉无比的复杂的一生,时年仅40岁。据最近《延吉晚报》报道,当时狱方巡监见婉容已僵死,就为她拍照,登记,然后由张排长等6人用一扇门板抬走,尸体瘦而轻。在一向阳的山坡,择一平坦处挖坑埋葬,埋葬的时间为中午时分。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

      婉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

      婉容的悲剧,自她被选为皇后就开始了。婉容生活于皇权失落时期,末代皇后就是让她掉进去的陷阱,面对着宫廷中的清规戒律,她扭曲自己的灵魂去迎合。她亦曾自恃美貌、气质和才情,跃跃欲试着母仪天下。但现实和理想如此残酷,不但没有母仪的天下,连统领的后宫,也只有寂寞的文绣,她没有皇后之威,争风吃醋就是后宫的全部。她甚至连民间一个普通女人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都没有。上天赐予她的这把皇后宝剑,更多的是伤了自己,这就注定她是一个悲剧女人。当发现一切不过是泡沫,连现实的一点温情都不可得之时,她快速坠落凡间。但皇后又是一把沉重的枷锁,她无法挣脱。她决定不了自己的行动,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恶劣的环境中,精神极度苦闷,因此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而陷入更大的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的一生,是人性的弱点和女人的虚荣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中国社会最后时代皇权的祭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又是历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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