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程简介:大清第一文臣,功劳卓著,历事四朝

  • 发布时间:2017-09-05 22:08 浏览:加载中
  •   范文程是明末清初这一风云际会时期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清朝开国功臣之一。他自愿投效努尔哈赤,参加后金政权,为参与帷幄的主要谋士之一,深受倚重。凡清朝伐明的策略、争取汉官归降、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等,他都参与决策。他力主清军尽早进关,并建议严肃军纪,以收人心。顺治皇帝定鼎北京,百废待举。范文程又提出一系列措施,以安人心。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他建议奖励垦殖,恢复濒于崩溃的农业生产。他特别重视开科取士,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的支持。他功劳卓著,历事四朝,对清朝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贡献良多。

    确保后金大本营的安全


      范文程(1597~1666年),辽东沈阳人。他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第十七世孙。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其曾祖父范是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在河南为官时,范曾经因为灾年私自开仓放粮,救活十数万百姓,而深得当地人民赞颂。范文程18岁时补秀才,19岁为沈阳县学生员。他是东林党人,但因明朝后期不被朝廷重用,所以自己就隐居起来了。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攻下抚顺。范文程与其兄范文采一起投效后金。努尔哈赤攻打辽阳、四平、广宁时,范文程一直相随。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即了汗位,改元天聪。皇太极登基后,开展各项改革。范文程一生中的转机也随之来到。

      皇太极即位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但使庄园40%奴隶身份的汉民壮丁恢复了民籍,还更新观念,抛掉了他父亲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偏见,选用汉族与蒙古族官员,赢得了不少汉族与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使他们心甘情愿为皇室效劳。

      公元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功之得失”,旨在知兴替、明得失;并在这年的八月颁布圣旨,号令天下贝勒以下的读书人不管是汉族、蒙古族还是满族的,也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要参加九月的考试。范文程的身份是家奴,但圣旨中特别规定了主人不能阻止家奴参加考试,并答应凡考中被选拔走的,另外赏赐家丁代替。这次应试的生员共计300多名,考取了近200名。范文程有幸名列其中。

      皇太极即位后对各项国策所做的重大调整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使其统治范围内的汉族臣民逐渐改变了以往的敌视态度。范文程处在这样一个时期,正好得以一展才华。

      公元1629年,皇太极在整顿好内政后,便大举兴师伐明。范文程也随军出征。

      自从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而死之后,皇太极在宁远、锦州一线与袁崇焕也进行过反复较量,但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这次他听从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进军路线。大军由喀喇沁部蒙古人做向导,从喜峰口越过长城,直接进入明朝内地。

      在这次战事中,范文程独当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命率领游击队沿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一线进发,从旁支援主力。范文程智勇兼施,力克五城。明军曾集中诸城兵力拼命反扑,将大安口层层包围。范文程用火攻之计解了重围,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接着皇太极率主力西进永平,又把留守战略要地遵化的重任委托给了范文程。明军乘虚掩杀而来,兵临城下,来势汹汹。范文程巧用计谋,奋力抵抗,以少胜多,确保了后金大本营的安全。

      皇太极在遵化一带立稳脚跟,便由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而直逼北京。袁崇焕曾建议朝廷加强蓟门兵力,严防后金绕道而入,可惜未被接受,故而使皇太极有隙可乘。皇太极将军队一下子驻扎在离北京城关仅两里之遥的南海子一带。明廷顿时上下大乱。明总兵满桂等拒敌于德胜门、安定门外。城上明军发炮助战,竟打伤了自己的军队,连满桂本人也受伤。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绕道入关,立即率领宁、锦将士回京救助。他率兵马日夜兼程,跟踪追击;到达蓟州后,以两昼夜行走三百余里的速度直追至北京城外,与后金军在广渠门外鏖战多时,有力地牵制了后金军的行动,使其锐气大为挫伤。皇太极亲自前往袁崇焕阵前察看营寨形势,见阵坚难破,无法力取,便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令撤兵,施行反间计。

      原来皇太极这次大举入关,曾俘获两名太监,撤退途中,便暗中命令副将高鸿中、鲍承先等人坐在非常靠近关押这两个太监的地方,故意小声嘀咕:“今天退兵,其实是皇上设下的计策。前不久,皇上独自骑马到袁巡抚阵前,跟袁巡抚派的两个人谈了好长时间。两人立有密约,攻破明朝的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然后,他们又故意给姓杨的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北京后,把他听到的“重大机密”禀报给崇祯帝。当时,朝中一些反对袁崇焕的人也诽谤他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崇祯帝一贯独断多疑,本来就对袁崇焕存有疑心,听了杨太监的密奏后,勃然大怒,不分青红皂白,召袁崇焕问罪,责备他援兵迟缓,将他下狱。第二年,袁崇焕竟被凌迟处死。范文程略施小计,就使得明朝“自毁长城”。皇太极令八旗军在关内抢夺半年后,顺原路返回。

    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


      公元1632年,皇太极继续攻掠明朝边地。大军开进归化(今呼和浩特)城后,皇太极打算把战事再次向明朝境内纵深推进,于是召集范文程等商议对策。范文程根据双方的战略势态,提出了一明一暗两套方案:一是凭借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长驱而入,直抵北京,迫使明廷妥协。然后捣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要实现这一目标,从雁门关进军最为便利。明军在这里防范不严,沿途阻碍不大,且居民较为富裕,对筹措军马粮草十分有利。

      另一条方案是借议和之名行攻战之实的计谋。皇太极虽然未能将此计策付诸实施,但可以看出范文程的确考虑周到、计划缜密。

      公元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而改族名为“满洲”;第二年五月,又改“后金”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登上皇位。皇太极称帝后,对政府文武机构都进行了扩充,把以前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汉语称为参领)。

      内秘书院大学士的地位虽然相对较低,但所职掌的却都是机密要事。皇帝敕书的草拟、各衙门奏疏的收录、与他国来往书信的撰写等,都出自内秘书院大学士之手。范文程实际上充当着皇太极的秘书长的角色。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内,却往往参与政府内外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而且对朝廷要员的任免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皇太极对范文程的重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每次召见他商议政事的时间都特别长,而且常常是范文程刚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吃饭休息,就又被召入宫。遇到军国大事,皇太极总要问范文程是否知道。有时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皇太极都要问为什么不和范文程商议,如果群臣回答说范文程的意见也是如此,皇太极便批准同意。各种外交文书,都由范文程批复或草拟。起初皇太极还要亲自审查,每一次都感到十分妥当,后来通常的文书便看也不看了。一次,范文程请了病假,使好多事情一时难以解决。皇太极便命令等范文程病愈后再裁决。皇太极对范文程言听计从。范文程为了报答皇太极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尽心尽力辅佐他打天下。

      公元1641年,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疏于职守,惹恼了皇太极。多尔衮、豪格被降为郡王,分别罚银1万两、8千两。第二天,多尔衮等人来到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户口奴仆都被没收;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受到议死、革职的处罚。

      皇太极对多尔衮等人十分生气;而这些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他的亲弟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2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都是开国有功之战将。这样多的要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范文程此时已经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而且深得皇太极宠信。为了改善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他和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一起上奏说:“国中一半以上亲王、贝勒、大臣获罪,不准参政,不准觐见皇上;他们回家时间长了,征战和政务都耽误了。望皇上息怒,允许他们回来处理事务。”皇太极同意了。这些亲王贝勒和大臣都回来做事了。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了一大功劳。

    助清廷定大局


      皇太极从即位之日起,到1641年之间,历时十五六年之久。他虽曾三次率军突入关内,但却因没能拿下山海关与锦州而行动不便,难有大的作为。于是,皇太极便把进攻的矛头瞄向了自己入关的最大障碍——山海关与锦州一线。而明朝也千方百计地加强这一线的防务。公元1639年,明朝蓟辽总督换上了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名的洪承畴

      公元1641年,清军开始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锦州。洪承畴便带领吴三桂等8总兵、13万人马驰援。大军云集宁远之后,便分头向杏山、松山缓缓推进,准备步步为营,稳中求胜。但新上台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说战事旷日持久,恐怕粮草不够,派员临阵监军督战。洪承畴经不住催促,便轻易地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塔山外的笔架山,只带领6万兵马贸然前行,命其余兵马随后赶上。洪承畴到达松山、杏山一带后,将骑兵驻扎在松山东、南、西三面,命步兵驻扎在离锦州仅六七里地的孔峰岗,与清军形成对垒之势。

      皇太极听说明朝大批援军已到,便亲率大军从盛京(今沈阳)赶来,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截断了松、杏间明军的联系,截断了洪承畴的归路;随后,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洪承畴失去战机,困守松山半年之后,被部下出卖成为阶下囚。皇太极明白洪承畴对自己入主中原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他一面派人好好招待洪承畴,一面让范文程前去劝降。

      范文程来到洪承畴的囚室,洪承畴知道他的来意,便大骂范文程没有骨气,做清廷走狗,并且发誓要杀身成仁,决不屈膝投降。范文程也不和他争辩,只是随意地与他谈古论今以及生死得失。正谈着,只见一小撮尘土落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他轻轻用手拂去。范文程瞧在眼里,心中顿时有了主意。他辞别了洪承畴,便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肯定不愿意死。面对这样的处境,他还对衣服如此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皇太极听了大喜,便亲自前去看望洪承畴,见洪承畴衣着单薄,马上脱下自己穿的貂皮裘袍,亲手披在洪承畴身上,并关切地问:“先生还冷吗?”这一举动,使洪承畴大为感动,目瞪口呆之下,感叹遇到明主,叩首请降。

      范文程能够见微知著,实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谋略家。

      公元1643年,皇太极病逝。清王室进行了一场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年仅6岁的福临登基,改年号为顺治,由他的两位皇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公元1644年,多尔衮承担起了皇太极未完成的大业,率军与明朝重新开战。范文程总结了以往历次与明军交战的经验教训,上奏说中原百姓备受苦难,盼望一位明主让他们安居乐业。以前清军虽然屡次深入明朝境内,但都是烧杀掠抢一番后就回去,导致推翻明朝的大业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老百姓也以为清军不过是贪图财物人畜,并无大志,因而心怀疑虑,对清军没有信任感。如今清军应当严申纪律,不得侵扰百姓;任用贤能的人,体恤民情,让老百姓明白清军进取中原的决心和善待百姓的诚意。如果能做到这样,黄河以北就可以平定了。范文程还数次提醒当朝政要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喜好杀戮的人能得天下;如果只打算统治关东也就罢了,但是想问鼎中原、一统华夏,就要爱护百姓。范文程以上的建议对清朝开国起了重大作用。

      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了李自成攻克明都的消息。多尔衮急召正在盖州(今辽宁盖县)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商议对策。范文程认为形势对进军中原极其有利,天赐良机,应该火速进兵。他分析说:“李自成虽然拥有百万之众,但其势却已成强弩之末。李自成犯有三忌已必败。第一,逼明主崇祯帝自缢煤山,引起天怒人怨。第二,刑辱大小官吏,勒索富商大户,激起了社会中上层的强烈不满。第三,烧房屋、掠财产、奸淫妇女,使老百姓大失所望。这会使李自成大失人心。再加上农民军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缺乏远见,一战便可将其击败。我方上下齐心,兵强马壮,如果能优待士人,体恤百姓,行仁义之师,以讨伐闯贼为名,何愁大功不成?”

      他马上驰赴军中,亲自起草进军文告,告示明朝官民:“我军特来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决不滥杀无辜,所要诛灭的只是闯贼。我们是正义之师。凡官吏归顺,皆按原职录用;老百姓投靠,各安本业,军队严守纪律,一定不会加害你们。”为了改变清军以往的陋习,多尔衮也通告全军:“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并严格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禁令。

      范文程将矛头直接指向农民起义军的策略,巧妙地将明、清之间的矛盾转向了农民起义军一方,收效显著。沿途明军尽皆归降,官吏竞相投诚。清军竟借用其力量击溃了农民起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城。初入北京,多尔衮以身作则,只带1000人马宿卫,其余骑兵都驻扎城外。

      此时的北京,几经折腾,人心惶惶,动荡不安。面对严峻的局势,范文程辅佐多尔衮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抚人心的措施。

      首先,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三日,并派兵保护明朝皇陵。同时还宣布:“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促使明王室成员认可和接受了清的统治。那些誓死要向清复仇的王室宗亲也不容易找到有力的理由去号召他人。

      其次,传谕城中各级汉族官吏各司其职,照常办理公务,并给了这些人一定的好处。在政治上不仅规定为降附者升官级、殉死者立庙,征辟录用隐逸者,而且要求内、外衙门的公章,全部要铸有满、汉文字,使汉族官员名义上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在经济上,所有在职官员、退休官员、举人等,都可减免一定的赋税、徭役。而且他们还尽可能地帮助汉族地主恢复旧业。这一举措收买了绝大部分汉族官绅。

      再次,范文程建议根据原来簿册征收赋税以收揽人心。明朝末年,赋税不断增加,如辽饷、练饷、剿饷、召买等等,名目繁多,老百姓不堪重负。清政府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从而缓和了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另外,范文程还格外注意赈济安排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之人。

      上述种种措施收到了极佳的效果。明朝遗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寻常百姓,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对清廷的敌意。一触即发的反抗情绪也大为缓解,从而使大局稳定了下来。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巨大影响,就连远在扬州的抗清名将史可法在上书给南明福王时也大发感慨,认为清军大施仁政,而明朝却大失人心,要想恢复明朝一时难以成功,恐怕连现在的偏安一隅都难以保全。

    加强改革,稳定大局


      公元1645年,平定江南之后,范文程为了确保长治久安,建议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他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举行乡试;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这一举措使渴望入仕的读书人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从而拥戴清期的统治。出于感恩戴德,他们还会为清廷效力。

      知识分子阶层态度的转变,必然会对整个民族的心态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决定人心的向背。笼络住了这些人的心,就意味着得到了民心。范文程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通过优待知识分子来笼络民心。

      正当此时,朝廷局势却发生了急剧变化。摄政王多尔衮权倾朝野,收罗了大批亲信。顺治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范文程与多尔衮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而且几年以前豫王多铎谋夺其妻遭罚,难免怀恨在心,恐将恃权报仇。公元1648年,多尔衮在清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中再度获胜。他借故削去了济尔哈朗的亲王爵位,将二人共同辅政改为由他独揽大权。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尔衮令大学士刚林等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范文程参与其事。范文程明白事关重大,不敢贸然行事,然而又不好抗旨,因此称病不出。

      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谋害,就得背弃幼主投靠睿王多尔衮。对顺治忠贞不渝,就要得罪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范文程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决定托病待在家里。这样一来却又引起了多尔衮的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有开国定制的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

      公元1650年,多尔衮因病亡故。第二年初,顺治皇帝开始亲政。此时,有大臣指控多尔衮生前专权,有不应该轮到皇太极做皇帝的言行。经查属实,于是多尔衮和他母亲、妻子的尊号被削夺,财产被查抄。多尔衮的党羽也被一举歼灭;曾经为他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都被处死。范文程本不是多尔衮的同党,而且没有参与删改事宜,很快官复原职。

      多尔衮倒台后,范文程又重新获得清廷的重用。在顺治一朝,他提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巧妙地转化为现实,从而为人民的安定、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1652年,清廷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范文程复出后,便辅佐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快转向以仁德治天下的轨道。他们对南明政权采取了“招降弭乱”的政策;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允许他有拥兵自保的权力;各种抗清武装,只要投诚,便“悉赦前罪”。他们还派洪承畴前去管理湖广、云贵等地,告诫他应以“收拾人心为本”,对已归顺的,要多加安抚;未附的,则开诚招徕。这就使一度吃紧的形势渐趋缓和。

      当时清政府经济困难,财政入不敷出。于是,范文程上疏建议实行屯垦。他说:“土地荒芜,赋亏饷绌,对国家极为不利。若推行军屯,便能兴利除弊,使国家受益。明太祖曾炫耀自己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粮食,就是在元末战乱之后,实行了屯田的结果。如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战乱日久,人口大减,应该在这些地方大兴屯田。可供具体实施的办法是设两个道员、四个同知专门管理屯田事宜。道员全面负责;同知各自独当一面,一同协助道员做好屯田工作。这些官职由各省督抚选拔廉洁能干的部属来担任,并把人选得当与否作为考察督抚功过的一个标准。驻屯官吏的俸禄,第一年由屯里专款拨发,第二年从仓库收入中支付,以后每年自负盈亏,从屯垦收成中提取。屯垦所需的耕牛、谷种、农具等,均由各道所在州县提供。屯田应先从土地荒芜面大而又便于灌溉的地方开始,再逐渐向周围扩展。无主或虽有其主却弃而不耕的土地都由官屯。百姓意欲耕种而财力不足的,官府贷给耕牛及种子,每年收成的1/3交公。三年之后,自耕的条件成熟了,所耕之地便可成为私人的田产。老百姓没有任何财物的,可以雇佣,付给工钱。第一年屯田所收粮草,听任各屯自留,用做储备,为第二年屯田打好基础。若富余较多,可将不宜久存的陈粮供给附近驻军,然而不得强取多要。三年以后,收获的粮草充足了,由政府派舟车运往军队作粮饷,不可烦劳和役使屯田富民及耕牛从事运输,以保证屯垦不受干扰。把屯田户编成保甲,让他们相互保护和监督,以根除奸猾不法行为。屯田官称职的,三年进两级,薪俸与边将等同,以酬其劳;若不称职,责成巡抚按察纠举;巡抚如若徇私包庇,则连坐同罪。”

      清政府实施了范文程的屯田主张,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经济危机,增强了国力,而且还吸引了大批流民重新回归于土地。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也起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公元1653年,范文程针对朝廷一直以来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请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论满人还是汉人,不论久任官职还是新近启用,更不限于其官阶的高低,也不用避讳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一官可举数官,数官也可同举一官;命其将姓名汇置御前,不时召对,察其议论,核其行事,出现官缺就根据各自才能选用。称职者,根据其政绩的大小,推荐者一同受赏;若不称职,视其过失的大小,对举荐者一同惩办。顺治帝“特允所议”。

      这条建议,不仅促使了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而且还表明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员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举荐人才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汉族官员素来受歧视的心理障碍和自卑感,使他们有了同样能被朝廷信任和重用的感觉,所以就更加乐于为朝廷效命了。洪承畴就是其中的例证之一。

      除了这些以外,范文程还有许多重要的政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的弊制。明末,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民怨沸腾。这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宣布废除三饷。顺治帝即位后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都按照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收,加派的粮饷都给予免除。”清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在是利民利国的制度。范文程当然功不可没。

      公元1666年,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康熙帝亲笔写下“元辅高风”四字作为祠额,表彰范文程的不朽功德。

      范文程是开国功臣,功盖一时。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汉人,对清政府而言出身卑微,所以他一生处事都十分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既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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