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和拳百年祭

  • 发布时间:2017-06-30 23:13 浏览:加载中
  •   六十年代,约在样板戏红火前,有过《红灯照》这样一出舞剧,不知为什么未能流传下来?可是舞台上手持红灯的义和团女战士,那亮丽英武形象,至今记忆犹新。显然,编导的创意,是从毛主席诗“不爱红装爱武装”而来,着重表现红灯照的“飒爽英姿”。最摄人心魄的,莫过于她们缠在头上的红色绡巾,飘舞起来,颇似一团烈火,更增添了几分妩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腰围红带,头裹红帕,是义和团的革命性标志装束。据《庚子拳变记日要录》载,1900年6月13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傍晚,“外匪蜂屯阜城门外,门官不敢放入,而内匪喧哗迎接,老团载澜饬令开城,当夜即焚烧西城教堂数处”。这一天,是义和团达到鼎盛的日子,也是迅速走向败亡的日子。如果这些农民知道最终以头颅和鲜血,不过是维持西太后的统治而已,也许就不那么急切地要求进城了,而若不进城,不那么快变质,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那位管城的军官所以未敢开城,拿今天的话说,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按义和团的规定,统一着装,这说明革命形势发展得太快,一部分团勇甚至来不及配备红帕红带,或更多的也许本非义和团,只不过随着进城来看热闹的郊县乡民,哪里想到找一块红布裹在头上。

      载澜是满清宗室中支持义和团的铁杆分子,最后被充军到新疆终身监禁。当时他之所以敢让门官掏钥匙开门,因为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要依靠义和团了。从这一天起,京城内外,成了红色头帕飘扬的世界。

      大凡革命潮流狂飙突起的时候,总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既有自觉的、真正的、诚心诚意的革命者,也有被裹胁的、随大流的、起哄架秧子的,乘机捞一把的革命者,更有实质上的伪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者,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用一种标志性的装束,以区别于老百姓和敌对阵营,便十分必要。

      汉末的张角起义,所以被官方称之为“黄巾贼”,就因为他们头披黄布;清末的太平天国,所以被老百姓称之为“长毛”,就因为他们都留长发。外国也如此,当然这是比较反面的例子。美国三K党进行残害黑人的罪恶活动时,也穿起那白色的蒙头白袍;希特勒在慕尼黑小酒吧喝得醉醺醺地要成立纳粹党时,党员一律穿咖啡式外套,于是也被称作“褐衫党”。

      这倒是推销积压商品的好机会,一百年前,义和团的“或腰红带,或蒙红巾”,肯定会将前门外八大祥店里的红布红绸,抢售一罄。二十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红卫兵,兵必一箍;造反派,派必一旗,商店里的红布也曾供不应求过的,自然也是这种风气流传或影响所及了。中国人之大呼窿,一窝蜂,也真是厉害,有一阵子,泡红茶菌,商店里买不到大口瓶罐;有一阵子,注公鸡血,菜市场里连鸡毛都不见;全国每天有七千万人练气功,这都应该申请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那时,我在一座边远的小县城劳动改造,不但红布脱销,因为写大字报,最后连墨汁、毛笔、纸张也紧俏得不得了,不得不开上大卡车,到省城去采购。凡狂飙突起之日,也必是浪漫主义风行之时,学生可以不上学,工人可以不上班,大串联可以免费坐火车,只那么一逛,到哪儿都可以像和尚挂单一样,吃饭免费,住房免费,这等便宜事,天底下到哪里去找?这种革命的浪漫,在李自成进北京城后,也曾出现过的,他答应他的战士进城以后,天天过年,顿顿饺子,于是,整个北京城在剁馅,在擀皮,真正体现“迎闯王,不纳粮”的节日般的快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地上也达到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的境界,那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有精神,二有时间,三有公家大把大把的钞票。一夜之间,红海洋、语录歌、样板戏、红宝书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也就不奇怪了。无妨这样推想,二十世纪初北京城里的革命气氛,谅不会比《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差到哪里去。那些头裹红帕的义和团和臂缠红箍的红卫兵,心情是差不离的,都处于兴奋、冲动、手痒痒、神经质的状态之中,洋溢着幸福感、自豪感、主人公感和重任在肩感。当然,也少不了那种昏头涨脑,不知所以,类似范进中举的感觉,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突然抖了起来。

      由于义和团和红卫兵一样,是由无数分散的小单位构成,各有地盘,各自为政,义和团的头领叫大师兄,红卫兵的领导叫勤务员,这类莫名其妙的头衔,注定是谁也不买谁的账,谁也不会听谁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成事,看来,还是政治家老谋深算,让这些造反者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不能让他们成势,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因此,义和团从头到尾,是一群无绝对权威,无领袖人物,无组织系统,也无理论纲领的乌合之众,一盘散沙,果然,红卫兵下乡,义和团失败。

      红卫兵至少可以有机会到天安门接受红司令的检阅,义和团始终不被西太后看重,她从来也不想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虽然13日准许他们进城,承认为合法组织,但24小时后又变了卦,下令严惩不贷,解散义和团,15日火速调镇压义和团的干将李鸿章袁世凯入卫。而且,就在义和团战士攻打交民巷,血肉横飞,尸积街巷之际,慈禧还派人以她的名义,往各使馆里送饽饽、香糕、驴打滚、沙其玛呢!

      那些横尸在交民巷的战士们,要是知道西太后向列强表白:“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谅。”同时信誓旦旦地说:“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也许会后悔自己没有必要为这个腐败透顶的政权,无谓地牺牲生命了吧?

      而当真正的战士冲锋陷阵的时刻,那些进城的义和团,再无早先朴素的本质,由于人员的补充扩大,进城以后,已蜕化成一支良莠不齐的无政府状态的队伍。面对花花世界,红头帕下的农民本质暴露无遗,追求金钱的满足,追求性欲的满足,是大部分农民革命家进城以前的梦,他为什么要拼命打进城来,就是要实现这个左手抱金罐,右手抱美人的梦想。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党的干部,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情况下,炮弹并未发射,我们的干部就来不及地扑上去了。

      百分之百由农民组成的义和团,进入北京,也就加速了他们的败亡过程。

      因为一个早先的单个的农民,若从阜城门往里走,那神态必然是畏缩的,心情是胆怯的,脸色是茫然的,手脚是无措的。护着褡裢里的干粮和掖在裤腰带的几块钱,绝对是既害怕城市,更害怕城里人。而城里人也毫不客气地嘲笑他们,奚落他们,管他们叫乡巴佬,土包子。因此,这位老乡怕走不到白塔寺,腿就软了。若是再过来一辆躲闪不及的奥迪轿车,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司机踩了煞车,准会探出头来呵斥他:“你活够了,你这个土老帽,土老鳖,想找死啊!”

      农民对于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敌意;农民对于体现文明的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先天的戒备和敬畏的心理。但6月13日以后,义和团手上有权,身上有刀,有了予取予夺的自由,城里人要仰他的鼻息,知识分子要看他的眼色,不再是那个呆头呆脑的农民了。对不起,潜藏的恶本质,便会爆发出来,从施暴中获得宣泄的痛快,便是那几天里北京城里混乱的根源。

      试想一下,驻守到里九城、外七城、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的义和团,未必全是赤心忠胆的革命者,随便顶一块红布混迹其中者,抢掠偷盗想发革命洋财者,蜕化变质成为政府奸细者,用抢来的银子去逛前门外八大胡同者,肯定大有人在。

      君不见“文革”初期,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每一派都革命,每一派都有权抄家,我认识的一位学者,一天能见好几拨子前来抄家,常常是破门而入,还未及对话,就开始翻箱倒柜。此公向我喟叹曰:“真假美猴王,狸猫换太子,每人都戴着红箍,穿戴得像红孩儿一样,声严色厉,拳脚交加,我有胆敢问一声是真是假吗?”因此,个别红卫兵的顺手牵羊,公报私仇,将抄没的东西拿回家,以阴暗心理进行残酷折磨,是不足为奇的。有泡沫经济,有泡沫文化,自然,也会有泡沫革命,义和团运动和红卫兵运动,大概属于这类,因此,两者之间,颇有很多的共同点。

      进城以后的义和团,那些宵小之徒,无良之辈,可算得其所哉,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发国难财,欺压良民,在统治者的纵容和鼓励下,成为政府许可的行为,于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就很正常了。

      历史上可以找出无数例证,农民造反当了皇帝以后,知识分子便是他首要的打击对象,臭老九为红卫兵首选的打击对象,恐怕历史的因缘在此。要是农民造反当不上皇帝,便会不遗余力毁坏城市,消灭文明,拿得走的拿,拿不走的就一把火烧了;红卫兵在扫荡“四旧”时,也曾用过放火一策,不过比之历史上的纵火者,就小儿科了。在放火的“英雄”中,项羽是一个,阿房宫是他烧掉的;董卓是一个,洛阳呆不住了,就把它统统烧光;侯景是一个,反正我什么也带不走,就把建康烧得什么也不剩;李自成撤出北京,未尝不想烧,可惜吴三桂放清军入关,没能如愿。

      总之,放火,是农民革命家的拿手好戏,义和团在北京干得最有声势,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一是攻打交民巷,二是将首善之区,变成一片火海。

      据一些史料,抄录数条于下(其中有许多对义和团的偏见,如称为匪等等,事实也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处,但也约略可以获知当时一些情况):

      6月13日——

      “海岱门教堂被焚。”(《庚子拳变记日要录》)

      “午刻,法国坟地全被焚毁,守坟之夫妇子女均戕害。”(《义和团史料》)

      “拳匪即扑交民巷……至晚,忽四处起火,崇文门内所有教堂皆焚。是日,又烧灯市口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甚盛,直至天明,犹然烟焰满天,余火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烧东单牌楼北之教堂,延烧铺户十余家。”(《义和团史料》)

      “当日晚,有一帮拳匪由崇文门拥进,直到东西牌楼六条,焚烧日本使馆。”(日本·佐原笃介《拳乱记闻》)

      “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民居。夜,火御河桥以东数百家,杀数十百人。”(《庚子传信录》)

      6月14日——

      “南堂亦被火,医院、学堂、婴孩院皆殃及。”(《义和团史料》)

      “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庚子记事》)

      “烧宣武门内教堂,又连烧他处教堂及教民宅无算,京师大震。”(《庚子传信录》)

      “忽见东北方又有烟焰上腾,彼拳匪今已至弃置之洋房。此等洋房,乃属于税关、教会及洋人者,彼等见无人拦阻,遂纵火抢劫,延烧甚广,火头共有十多处之多。其光灼天,逐渐烧成一片,约有半里之长,势愈凶猛。”(《庚子被围记》)6月15日——

      “午后七时,有拳匪攻入东堂,抢掠之余,纵火把圣堂焚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

      “西安门内有义和团前来烧西什库洋楼,道经门内路北小庙,团上烧香举火,往前正走之间,撞遇路北棚铺掌柜郭五之妻,身已有孕,在铺外看热闹,冲坏义和团,火即延烧棚铺,一家无存。”(《义和团史料》)

      ……

      这仅仅是进城以后最初三天的统计,由此便可领教,凡“革命”或“造反”的激情泛滥的年代,也必是全民亢躁和集体无意识之时,自然更是痞子、亡命徒、冒险分子、流氓无产者的癫狂大发作之日,于是,正常秩序被颠覆,整个社会陷入疯狂状态。

      6月16日以后,义和团加上甘军董福祥部和武卫军,更是无法无天地劫掠烧杀,清政府已经不能遏止。

      “二十日九下钟时,火光又复大作,烟焰蔽日,作淡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街,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楼亦被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二十一日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又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庚子拳变记日要录》)

      “二十一日团匪将电报局烧毁。是日以后,董军、武卫军大肆焚劫,孙中堂、徐中堂、钱尚书、肃王等府第及翰林院,史、礼等部衙署均被焚,荣禄之府第亦悉数被焚。王中堂文韶家眷早已出京暂避,其宅第亦为匪焚去。中堂后往会典馆办公,以户部衙门亦烧去也。”(《义和团史料》)

      放火,并不表明纵火者力量强大,相反,是一种怯懦,是一种退却的前奏,是一种开始败亡的前兆。果然,他们放了这把火以后,引发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更猖狂的烧杀抢掠,这是继英法联军以后,再一次洗劫中国首都,是二十世纪初震撼全世界的一件大事。屠城的同时,义和团的战士们,也用头颅和热血,写下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也是最不成气候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

      整整一百年前,1899年的3月,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义和团的创始者,朱红灯、心诚和尚在山东恩平、平原一带率众起义,列队千人,排出阵势,面对官军,毫无畏惧,拖来大炮助战,也许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首战最漂亮的一次,从此,北中国半壁江山,就这一个拳字,令官家震惊,教洋人胆寒,不能不说对积弱的中国,注入一股活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老实说,中国人是最能安分守己的,也是最能逆来顺受的,要不是统治者的压迫到了无以为生的程度,是绝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朱红灯、心诚和尚能够一呼百应,很快在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打开局面,就因为得民心,他们抓住了这个契机。

      据一份官方报告称:当义和团向四处扩展地盘时,战士们“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皆有,持长枪者十之七八,持腰刀手袋者十之二三,持鸟枪者极少,或腰红带,或蒙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不多言亦不买食物,有灭此朝食之势,街市官署,无敢过问”。是一支极有纪律、极富革命朝气的起义队伍。而在廊坊与义和团交过手的联军统帅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灭”。也证明了义和团勇敢善战,和视死如归的精神。

      然而,仅仅三年时间,这支完全由农民组成的革命军,走完了由造反、到招安、到被利用、到最后被剿灭的全部过程,这是首举义旗的朱红灯、心诚和尚绝对想不到的,竟成了一锅夹生饭。义和团的失败,自然是败在了清政府手中,败在了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但不可否认,也败在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因为,小农意识是无知、愚昧、落后、保守、狭隘、自私、迷信、崇拜的温床;是拒绝文明、憎恶知识、排斥进步、反对科学的最好的细菌培养基地;是抱残守缺、封闭自锁、仇视新生力量和新鲜事物、对外部世界采取鸵鸟政策的顽固堡垒。只要小农意识在义和团占上风地位,就不得不败,而且,中国历史上之一切灾难,一切不幸,一切痛苦,无一不是这种小农意识种下的恶果所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毛主席的词,要中国人抓紧时间。但是,一百年过去,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在中华大地上,难道就已经绝迹了吗?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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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