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的转衰和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

  • 发布时间:2017-03-20 20:08 浏览:加载中
  •   一、“富贵如花”、“贫贱如草”

      乾隆皇帝即位初期,励精图治,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科学上都有所发展,达到了清朝极盛的顶点。但是,中叶以后,土地集中现象极为严重,统治阶级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大小官僚贪污成风、鱼肉人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因而埋下了清朝中衰的种子,导致了长期积弱局面的开始形成。

      封建阶级剥削农民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占有土地攫取地租。乾隆中叶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更是日甚一日。

      乾隆初期,有个漕运总督叫杨锡绂的上疏奏道:“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而到了乾隆末年,则有人记录说:“(如今)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不到十分之一二的人,兼并得大量的田地,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这已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无田可耕而又无资充佃的农民,只好跑到城市里出卖劳动力和当乞丐,或者逃亡到边疆和偏僻地方谋生了。嘉庆元年(1796)二月,“十全老人”和嘉庆皇帝居住的北京城的一个寒冷之夜,冻死街头的乞丐就有八千人,可见当时乞丐之多!而从康熙末年起,河南、山东、直隶等省的破产农民,到口外开荒种地的就多至十余万。湖广、广东、江西等省的破产农民,雍正时期,跑到四川糊口的,也不下数万人。乾隆中叶以后,这种赖出口外以资生计的破产农民的人数,不但继续突破政府的封禁而有发展,而且,各省的深山老林中的“棚民”也越来越多。川、陕、楚边界的南、巴老林中,土著人民还不到十分之一二,湖广的流民却占了十分之五,江西各省的流民则占了十分之三四!

      背井离乡、流落异地的流民不得温饱,故土难离、忍气吞声的佃农,也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而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官僚、地主和富商,却一个个锦衣轻裘、食不厌精。

      真是“富贵如花”、“贫贱如草”,土地高度集中以后必然这样。

      二、从“太平之君”到“散财童子”——乾隆皇帝的无度挥霍

      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中叶以前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发达、国力强盛,每年收支,至少都能结余五百万两以上。

      然而,谁能料到,乾隆末年,库存却已告匮,年剩二百万两,一遇灾荒,除了变相加赋,同时大开捐纳,便毫无办法!

      乾隆大量的积贮、大宗的收入,跑到哪里去了?除了军费、河工、宗室俸禄和官吏俸禄、养廉之外,官吏的贪污和乾隆皇帝的铺张浪费也是一笔大消耗。

      乾隆皇帝大修避暑山庄,所费亿万,大修圆明园,也不下亿万。

      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六十大寿、七十大寿、八十大寿,以及乾隆皇帝本人八十大寿之日,那就更是大肆挥霍之时。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七次东谒三陵,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避暑热河,加之“十全”用兵,又费军费一亿二千万两以上,乾隆四十七年(1782)还增加常备兵额六万名,岁添饷银三百万两,因此,他确实是大伤了祖宗积聚起来的元气。有人曾经打比方说:乾隆皇帝“好像一个纨袴子弟,得了先人丰富的遗产,穷奢极欲、富丽堂皇”,结果,成了清朝盛衰转变的枢纽。这话,不能说毫无道理。

      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末叶官吏的贪婪

      月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

      ……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

      这是在乾隆末叶当了二十多年大官的和珅,入狱之后写的一首诗。

      和珅和珅怀的什么“才”,犯的什么罪?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他的历史:他,姓钮祜禄氏,是满洲正红旗人。由于他的高祖尼牙哈那有军功,他承袭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但他本人,乾隆中叶还只不过是咸安宫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官学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才被选充拜唐阿满语:执事人。,在銮仪卫里当差。一天,乾隆皇帝要坐了御轿出去,黄盖却找不到了,于是厉声责问:“究竟是谁的过失?”和珅应声插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皇帝循声看去,觉得和珅仪度俊雅,不禁有点欣赏;一路上问他四书、五经,和珅奏对得也很不错。巧言令色的和珅,从此开始,逐渐博得了乾隆皇帝的信用。有的野史、笔记说:和珅之所以被乾隆重用,是因为他长得很像乾隆年轻时爱过的一个父妃,该妃被赐死时乾隆曾抚尸说:若有缘,请在20年后重逢。事虽荒诞,却也可见封建帝王的任人标准。他很快当了仪仗总管、侍卫,不久升为副都统、侍郎。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又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乾隆四十二、四十三年(1777、1778)间,便由尚书授大学士,逐渐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专了朝权。乾隆四十五年(1780),儿子丰绅殷德,还娶了乾隆皇帝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自此以后,和珅更是外结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官吏任免、财政收支、刑法诉讼、谏议策划、政令公文。他的弟弟和琳当了都统,他的亲家苏凌阿当了大学士,甚至他早年的师傅等也当上了御史、侍郎之类的京官,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说明和珅一上台就注意“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

      和珅每天上班入朝,文武大员都要伺立道旁,夹道迎送。人们称这迎送的人墙为“补子清代,官员着青色贡缎外褂,胸前、背后各绣彩纹一块(亲王、郡王绣圆形),称“补服”,俗称“补子”。胡同”,还有人描写道:

      绣衣成巷接公衙,弯弯曲曲路不差。

      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

      由此可见和珅威权之重。

      和珅权越大,胆也就越大。他的特点是最爱榨取钱财和收受贿赂。就连皇子永锡要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被迫把前门外两所铺面房送给了他。给他送银子几百两至千余两的人名,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甚至下面给皇帝的贡品,上等的也先被他扣下。

      嘉庆四年(1799)2月7日,89岁的太上皇乾隆皇帝死了,第三天,给事中广兴、御史王念孙等就向嘉庆皇帝揭发和珅;三天之后,嘉庆皇帝就宣布他有20大罪,把他逮入监狱,十天之后,下令赐死。在逮捕和珅的当天,查抄了他的家产。

      和珅的田产共8 000千顷。在蓟州,他还造了坟茔,茔中立了享殿,开了隧道,人们称之为“和陵”。

      和珅寄顿移挪的东西不算(有个叫萨彬图的官员,就提出还要继续追查,嘉庆皇帝不同意)只据嘉庆四年(1799)2月11日嘉庆皇帝所说:查出没收的和珅家产109号,83号还没估价,单算已估价的26号,即合银223 895 160两!若按近人梁启超的估计,和珅的全部家财,则有八万万两之多!和珅得宠不过20多年,积赃竟至数万万两,全国大大小小的贪官,又不知一共敛聚了多少,人民遭受的压迫剥削程度岂不可想而知!

      四、“大元帅”与“草鞋”——人民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等名,会内自称“洪门”。有人说,它起源于顺治初年;也有人说,它起源于郑成功经营台湾之际。“洪门”是借用明太祖的年代“洪武”表示拥护明朝,实际上它原来也确实是反满派志士反清复明的斗争工具。清朝的民族压迫(薙发、改衣冠、屠城和迁海等),使它得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满、汉地主阶级合流,统治渐趋稳定之后,满、汉畛域亦未消除(满官地位优越等),明朝一些遗老遗少就“祝发入道”当和尚,有的还参加农民起义军(如康熙时张念一奉“朱三太子”起义的军中有僧洞然,朱一贵起义军中有“异眼怪饰”僧和万和尚)。康熙年间,活动在以川、黔为中心的西南、西北、长江流域的“留汉”(后来叫“哥老会”),也是一个秘密反清的组织,它和天地会是同一起源。清朝的高压政策,迫使这种组织,从雍正十二年(1734)以后转入地下,但乾隆初年,它们却在各省广泛活动了。

      清朝官方文献最早提到“天地会”的,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而它的正式创立(命名“天地会”)却在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福建漳浦人洪二和尚(本名郑开,法名提喜,乳名洪)是它的创始人。它的创建地,是广东东江、北江、西江三江汇合处一带。它很快发展到了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各省和南洋诸国。清朝的民族歧视和乾隆中叶以后阶级矛盾的渐趋激化,给它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起初只是一种迷信色彩较淡薄的,以广东三江汇合处的肩挑负贩者、小商贩、小本营生者以及其他一些贫民流浪者的互助组织,成员之间平等、团结、嫉恶如仇、打抱不平,所以又叫“兄弟会”。但是,很快得到了南方各省人民的广泛拥护,一些明朝的遗老遗少、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只要是有旧会员介绍,又习了暗语的人,香主便在城外设场,以演戏、放马为名,举行吸收仪式加以吸收。这样乾隆末叶,天地会到处山堂林立,人们不论身处何地,只要隐语相通、暗号相符(喝茶、抽烟俱用三个指头;大、二、三指代表天,四指、小指代表地;大指、二指代表人,等等),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志。

      天地会最初的宗旨、口号,是“顺天行道”、“争天夺国”,后来更明确地提出了“反清复明”。入会誓文有36条,会规有21则,此外还有十禁十刑,内容大抵是抗清不降、义气相帮、勇斗不畏、严禁淫诓。天地会的诗歌有六七百首,不少首明确提出反清,其一说: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

      养成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

      对联也有:

      身背宝剑游我门,手执木棍打江山。

      可见,它反清主张用暴力手段。这较之明末清初的“复社”、“畿社”、“明社”、“雪苑社”、“惊隐诗社”、“望社”以及后来的“西湖诗社”等等单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会社,是强得多的,比它们那种“乐志林泉、跌宕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卯之间”的斗争方式,积极得多。

      天地会的结合比较自由,组织也较分散。

      哥老会,乾隆末叶也有发展,到19世纪太平天国失败后,它更广泛地发展起来。成员间兄弟相称、义气相结,首领称“掌柁”或“正龙头”,下设内八堂(副龙头、坐堂、陪堂、刑堂、理堂、执堂、盟堂、香堂)和外八堂(心腹、当家、管事、福禄、巡查、大九、小九和老么)等,会员不论身份,不论士、农、工、商、文、武、贫、富,都得拜师傅。只有血统不纯粹(有满族血统)的,以及剃头匠(因为他们曾为清朝搞过薙发)、轿夫(因为他们接近官员)和伶人(因为他们为官僚演戏)才不得加入。哥老会的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性质,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宗旨,也是“反‘满’复明”。

      乾隆末叶土地的高度集中、官吏的疯狂掠夺等,使另一系统——白莲教系统的秘密结社也发展起来。

      清朝很早就禁止结社,但是人民却希望过好日子。白莲教适应了人民的要求。它提出了“红阳(指现在)劫尽,白阳(指未来)当兴”、“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的口号,又信奉“同教人都生于天宫”、都是“无生老母”的儿女、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平等,主张同生死、共患难、“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而且还要“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共同享受。这一切,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那些破产而漂泊无定的流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白莲教还通过给穷人治病、教拳等方式扩大影响,并常常把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说说唱唱来传教,因此,它就更广泛地得到了流传。

      像天地会后来衍生出许多支派、名目(如三星会、小刀会、匕首会、棒棒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孝义会、双刀会、江湖会、在园会等)一样,白莲教也有许多的分支(如罗教、清水教、圆教、长生教、弘阳教、天理教等)。

      乾隆末叶,白莲教得到了大发展。福建、台湾一些地方,罗教教堂竟有74座,福安一县,从教男女即有2 600多人。云南大理人张保太,自称是49代收园祖师,影响及于贵州、四川、湖北、江苏、山西等省。

      天地会、哥老会,大多只是个人参加;而白莲教,人们则往往是举家齐入。老头儿、老太太、大人、小孩、妇女,甚至许许多多的寡妇,也都公然加入,他(她)们练习拳、棒,练习气功,画符念咒,每月还利用一两个深夜,男女毕集,传授秘技。总之,他(她)们是随时准备参加战斗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就率领清水教徒,在山东发动过农民起义。

      秘密结社,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在清朝统治者高压政策的逼迫下的一种革命的(当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组织形式。乾隆中叶以后,这种形式广泛地被汉族人民利用了;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人民,则大多直接地发动起义斗争。

      五、西北烽火——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

      清朝最高统治者一向推行民族歧视的政策,一向鄙夷回教,一向贱视回民。雍正皇帝认为伊斯兰教“一无可取”、回民“率皆鄙薄之徒”。乾隆皇帝也说回经“鄙俚者多”。他们不仅把回族人民诬为“回子”、“回逆”、“回贼”,而且,把“回”字甚至也写作“”,以表示回族人民“不侔(等)于人类”!

      居住在陕、甘一带的回族人民,不满于清朝入关后的屠杀政策,顺治年间,曾在米喇印、丁国栋等率领下,举行过起义,参加的回民有十万人,号称百万。乾隆时期,居住在甘肃省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及附近地区)的回族和撒拉族甘肃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民,遭到沉重的盘剥。最初,政府规定:水田下籽一石,交粮一斗五升;旱地下籽一石,交粮一斗。这个负担已经不算轻了,后来,政府还要在正赋之外,按田亩抽厘谷十分之一二。徭役、兵役也不少:征金川、征西藏、征准部、征台湾,打缅甸,都抽调回民和撒拉族人民。受灾,政府发点“赈济”,官吏们从中克扣,装进自己的腰包。布政使王亶望,吃驴肉只吃活的(从活驴身上一脔一脔地割取),吃豆腐得拿肥鸭汤煎煮!此外,朝廷还在循化厅设置“循化营”驻军,并指使地方官员挑起回族、撒拉族人民间的宗教斗争。

      以前,回族是十几户、几十户、百户、几百户独立地聚居,各不相属,因此,伊斯兰各教坊也各不相属,教长也实行着聘请制。明末清初,尤其到了清朝鼎盛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间联系的加强,回族中地主势力的增大,于是,西北地区的回族中,便实行了世袭的地主教长制(门宦制)。这种门宦制的教长,既通过租赋盘剥教民,还通过念经勒索羊、布。回族、撒拉族人民,对此很是不满,恰好听说安定(今甘肃定西县)有个叫马明心的,从叶尔羌、喀什噶尔学习回来,创立了一个新教派,主张只诵墨克经,聘诵者不需交羊、布,只交56文“新忏钱”就可以,大家就把他请了来,和总教长韩哈济唱对台戏。早就和官府通气的韩哈济,再次报告官府,官府便派兵把马明心撵回,韩哈济依仗官府又不断向新教派挑衅,使矛盾越来越大了。这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事。

      但是,新教派却在受压抑中不断得到了发展,十二工当时循化地区分十二工(片),工工都有掌教,韩为总掌教。的回族和撒拉族人民,竟有九工信了新教!

      乾隆四十六年(1781),查家工的苏四十三,干脆请来马明心,要立新掌教,又遭到了旧掌教韩三十八的坚决反对;新教徒忍无可忍,便在苏四十三的统率下,进攻旧教各庄,杀了韩三十八和旧教徒40个。韩三十八的儿子跑到兰州陕督衙门告状,陕甘总督勒尔谨立即派兰州知府杨士机领兵前来,杨士机杀气腾腾,还扬言要清洗新教,这更激起了广大贫苦教民的义愤。4月14四日夜二更,新教徒男女二千,在苏四十三的率领下,袭杀了杨士机等官兵,夺了他们的器械,攻下了河州城。

      勒尔谨把安定的马明心抓进了兰州城,起义军便渡过洮河,直逼兰州城下。他们拆断了黄河上的浮桥,使清军不得入援,随即将兰州城团团围住,四面大呼释放马明心。当时,兰州城里只有督标兵八百,在西关与起义军打了一仗,已经损失了三百多,布政使王廷赞强迫马明心登城谕众,未成,杀了马明心,起义军于是更加群情激昂。勒尔谨这时正在河州和起义军打仗,并在循化厅大捕起义军家属,听得消息,星夜赶回兰州城。

      消息传到北京,乾隆皇帝大为震惊,一面速遣大刽子手阿桂、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领京师健锐、火器二营两千兵进“剿”,又令西安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等驰援,一面又指示“以贼(回族,撒拉族中信旧教的人)杀贼(起义军)”。清军凑足了万余,但都落营于城东,不敢攻打驻扎在城西南高地的起义军;起义军又在城西南关外自由往来,清军仍不敢轻举妄动。清军和起义军小有接仗,也都败了,因此,每天夜里都自相惊扰,只好通宵达旦地放枪放炮壮胆。清军中的新兵,一见起义军,更是“惶遽”哆嗦。由于海兰察率旧教回军袭击起义军,起义军才不得不从龙尾山退居华林山。华林山“崖坑陡立,斜通一径”,形势险峻,加之山上牛马驴骡、粮秣火药充足,清军因而还是一筹莫展。乾隆皇帝一气之下,撤了勒尔谨的陕甘总督职,同时下令调来四川、西藏兵一千,蒙古兵七百,共同“会剿”。

      6月份,清军围住华林山,开展了争夺西南大卡的车轮战。起初,起义军还是屡战屡胜,后来,起义军见清军又被打败,就回营休息,不料清军的伏兵却突然进行了袭击,占据了西南大卡,并截断了起义军的水源,使起义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起义军突围不成,于是决定继续死守。不幸,8月12日,苏四十三在反击战中牺牲了。清军乘机再次猛攻,被起义军用石头砸退;清军抛掷火弹,妄图烧毁营门,也因天雨而未能奏效。8月15日,起义军撤入华林寺,在韩六十个等的率领下继续抵抗。清军攻之不克,放火烧寺,但起义军没有一个人出来投降,全部在烈火中壮烈捐躯,表现了回族、撒拉族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崇高气节。

      镇压了华林寺的起义军,清军又扑向洮南、安定、河州、唐家川、洪济桥,大肆屠杀起义军的余部和家属。家属中的女子,统被发配伊犁为奴,幼男全送云南监毙!他们不仅毁了各地新教寺堂,强设“乡约”,不准教民互相来往,而且还叫陕西提督移驻固原,固原总兵移驻河州,对回族、撒拉族人民进行严密的监视。

      然而,人民斗争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家住通渭(甘肃)小山的田五(马明心的信徒),就在当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冬天,又开始在远离家乡二三百里的地方,修筑了石峰堡,第二年加固它,在那里聚众礼拜,修造旗帜刀矛,挖窖储粮,以它作为重新斗争的基地。

      乾隆四十九年(1784)5月,田五把回族、撒拉族人民的起义队伍部署在伏羌县的鹿卢山、静宁州的底店山、潘陇山,决定六月四日起义,不幸被内奸李应得告密,只得提前起义了。六月,田五首战负伤牺牲。战友马四圭等率众攻下通渭县城。甘肃提督刚塔强迫回民带路,被回民导入无人之境;西安副都统明善由静宁赶来,中途被起义军伏击毙命。起义军声威大震,顿时发展到几千人,横扫千余里,拿下村庄1 200余处。

      乾隆皇帝下令逮捕陕甘总督李侍尧和甘肃提督刚塔,派福康安、海兰察带了火器营二千兵和川、藏、蒙兵万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八月中旬,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回族、撒拉族人民两次起义,使乾隆皇帝尝到了厉害。因此,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他一方面下令要“诛无孑遗”,一方面也不得不稍稍改变主意,告诫地方官,要他们“设法化导,不可区别新(教)、旧(教)之名,转资犄角也!”这就是说:别再划分什么新教、旧教了,别再挑起矛盾了,无论是新教还是旧教,都要统统设法开导。他害怕回族、撒拉族人民再起义。

      六、“贼砍老子头矣!”——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

      台湾的汉、高各族人民,很早以来就恨透了官府的压迫、剥削。乾隆十八年(1753)、三十三年(1768)就曾竖旗称社(“大肚社”等)反抗过。乾隆中期以后,反清的秘密结社——天地会,大规模地活动起来。乾隆四十九年(1784),漳州人严烟曾在溪底阿密里组织过天地会,但是,台湾天地会的最大组织者还数林爽文。

      林爽文也是漳州人,流落到台湾彰化县,住在大理杙庄,靠赶车度日。官吏的贪暴、穷民的困苦,激起了他打富济贫的决心。他于是平时也做“贼”、窝“贼”了。他把夺来的银钱用来帮助穷人,穷人很敬服他,他便号召大家加入天地会。他曾被捕入狱,大家把他买放出来后,他还是要跟“天朝”作对,还把从诸罗逃来的同志保护起来。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1787年1月),彰化知县俞峻带了大军,跑到离大理杙庄五六里的大墩,勒令庄民擒献林爽文和“逃犯”。这对早就想反抗压迫的广大庄民,不啻火上加了油。

      大理杙庄是个大庄,有二三千人丁。在林爽文和其他天地会骨干的率领下,奋战七八天,一举歼灭了这股官兵。第二天,冒着大雨,便向彰化县城挺进,第三天,队伍发展到四千多人,砍倒竹栅,冲进了彰化城。

      在彰化,林爽文建立了革命政权,被推为“顺天盟主大元帅”,封了将军、军师及各县、各港官员,造了各色“顺天”、“将军”、“元帅”军旗,留下几百人守城,挥军诸罗、淡水。1月24日,攻下了诸罗。

      起义军的另一领袖庄大田,此时进攻凤山。凤山守将、参将瑚图里,领了三百兵驻扎城外迎战。1月31日天刚亮,二千起义军赶到,瑚图里放了一阵枪、炮,就纵马南追,岂知义军却由黾山北门直扑城中,攻入衙署,知县汤大奎自刎。

      起义军声威大震,便猛攻台湾府城。在离城50里的盐埕桥,总兵柴大纪负嵎顽抗。起义军先用几百只船从水路攻击,随后又用陆军从山上夹击,水陆两路,旋来旋去,使柴大纪成了“苟延一息,指日便可歼除”的“釜底游鱼”;也使二月份从大陆来援的水师提督黄仕简等不敢交锋。总兵郝壮猷费了50天的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夺回凤山城,但起义军一反攻,他便又弃城逃进了台湾府城。

      乾隆皇帝见援兵无力,又派第二批八千人的队伍,叫闽浙总督常青亲自挂帅。常青一到,就杀了郝壮猷、逮捕了提督任承恩,做出非打胜不可的姿态。不过,他既无学问,又不知兵,完全是靠给和珅拍马行贿发的迹,因此,躲在府城里日夜哭泣。这样,起义军在六七月间,已全部占领了离府城十里的各个村庄。常青不详,率军出城南,离城十里,骤遇义军万余,还没来得及打照面,便吓得哆哆嗦嗦,连马鞭子也举不起来了,大呼一声“贼砍老子头矣!”调转马头,一口气遁回城里,再也不敢出来。他还好几次要弃城逃走,连连谎报“敌兵有法术”,请求再增兵一万,并密札和珅,请求把自己换回大陆。

      城南一战,十天之间,起义军剧增到十几万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一月,起义军更增加到几十万人了!

      城南战后,林爽文挥军再攻诸罗(柴大纪重占)。柴大纪不敢出战,起义军的火箭便一支支射进城里。柴大纪躲在城里放枪、放炮,起义军又赶制了挡炮车进攻。起义军杀声震天,柴大纪命令敲锣打鼓来壮胆。柴大纪请求援兵,起义军又给援兵以狠狠的打击:早先,从台湾府派来的三路援兵,就遭到了三路义军的围歼。那时,正值大雨,泥泞一片,起义军光了脚板,又早把道路削窄,援兵无从转身、无处可躲,损失非常惨重。蔡攀龙率领的1 266人,一下子被歼灭了620多个,其中,丧命的头目就有16名。

      乾隆皇帝叫柴大纪出城“进剿”,柴大纪回禀“不敢”,乾隆皇帝只好再派大军,叫陕甘总督福康安代替常青指挥。

      由于林爽文、庄大田分兵作战,又由于福康安等声言直捣大理杙庄,暗地里集重兵疾趋诸罗,与起义军大战于菕子岭、牛稠山,因而诸罗之围被清军解除。

      诸罗解围后,清军集中全力猛攻大理杙。起义军败而复合、合而复战、抵死不退,大战一日,杀死许多官军;黄昏,又重整阵势搦战,打着火把进攻清军,不料中了清军的埋伏,被敌人从暗中腰击,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起义军顿时灭了火把,擂鼓冲杀,鏖战不休,直到黎明,才放弃大理杙,走集集埔。

      集集埔前临大溪,就高岸,起义军战士更垒石为高墙,周围垒了好几里长。清军仰攻不得手,就偷偷爬上小半天处,打败了起义军的队伍。

      林爽文被迫撤进高山族居住的深山,身边的一些将士却又在猫里社被清军冲散。2月13日,这位起义英雄,在老衢崎不幸被俘。

      与此同时,清军抵达南边的千牛庄,袭击了庄大田的队伍,大田走郎桥,负山临海抵抗。清军用舟师封锁海面,进而围困了郎峤山,大田亦被俘。

      林爽文、庄大田以及许多起义军将士的家属,被清军残酷杀害了。林爽文、庄大田被凌迟处死,其他一些将士,有的被先挑了脚筋,然后处死。朝廷还将15岁以下(最小的才只有4岁)的起义军将士的后裔,统统阉割,抓到宫里当奴隶!

      林爽文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迫使弘历两易主将,调动了广西、四川、贵州、福建、浙江、湖北、湖南七省十余万的兵力,消耗军费银达一千万两。林爽文的起义,敲响了清朝由鼎盛开始转向衰落的丧钟。在林爽文起义的直接影响下,乾隆五十二年(1787)底和五十三年(1788)初,福建漳浦的天地会员108人,还在张妈求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林爽文起义,迫使乾隆皇帝不得不在大屠杀的同时,下令罢掉“番、民田界之禁”,允许汉族和高山族人民自由垦荒,因此,也可以说:林爽文等起义将士,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推动了台湾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七、“逐客民,复故土”——湘、黔、川苗民“乾嘉起义”

      平垅吴八月,

      上山能擒虎,

      下海能降龙,

      哪怕清兵千千万!

      这是直到今天,在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还流传着的一首歌颂乾嘉苗民起义领袖吴八月的民歌。

      吴八月,乾州(今吉首)平垅人,出身贫苦,胆略过人,力气特大,据说能举重三百斤。他又关心苗族同胞的疾苦,痛恨朝廷和汉族地主的压迫、剥削,所以,很受群众的拥护。

      改土归流以来,生活在湘西、黔东、川北的苗民,苗族旧贵族的压迫、剥削有所减轻,但是,清朝政府和汉族官吏的压迫、剥削却越来越重。

      清朝政府在广大苗区,不仅设立了府、州、厅、县的衙门官府,而且设立了镇、协、营、汛的军事据点,实行高压政策:苗民稍有“不法”,立被搜捕;苗民稍有“抗拒”,马上“剿灭”。乾隆元年(1736),黔东苗民反抗压迫,清朝的“七省经略”张广泗,就率大军进行了严厉的镇压:焚毁了1 224座苗寨,“阵斩”了17 600多苗民,后来,又把25 000多名“俘虏”中的一半以上也杀了!随后,还增筑了城防、增驻了清军。

      为了控制苗民,清政府强制“苗汉杂居”,叫汉族官吏监视苗民的一举一动。乾隆五年(1740),湘桂苗、瑶、侗族人民联合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更在广大苗区编保甲、立寨长,实行连坐法。苗民既不能与汉民结亲(雍正五年,1727年规定),又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赶集也必须由寨长押去押回。汉官、百户、保长、甲长、寨长,任意勒索,坐吃一半以上的田租不算,还小者逼具酒食,大者强索钱财妻子、置之狱讼;苗民告状,更得先交“规矩钱”8 800文!满、汉官僚私设的“公堂”,贪暴自然更甚了。

      官吏和乡绅们通过高利贷进行的盘剥,有“客账”(汉族乡绅放)、“营账”(满、汉官兵放)两种,名目则有“放新谷”、“断头粮”等等,利息是一年翻几番,苗民还不起,就得拿田地“折算”。折算来,折算去,汉族、满族官绅就变成了占有千石、万石谷田的大地主。永绥(今花垣县)厅四郊,原来每一寸土地都属于苗民所有,乾隆末年,竟全部集中到满、汉官绅手里了。贵州松桃地区,情况也大同小异。因此,乾隆五十九年(1794)2月,贵州铜仁小营寨苗民石柳邓,湘西永绥黄瓜寨苗民石三保,便在湘西凤凰厅鸭保寨的苗民吴陇登家歃血立盟,提出了“逐客民(满、汉官绅)、复故土(夺回被占去的田地)”的口号。这口号,当然得到苗民们的广泛支持。大家于是决定明年2月24日(正月十五日)起义。

      不料消息走漏了,石柳邓乃于乾隆六十年(1795)2月2日提前起事,首先吹响了苗民大起义的号角。

      2月7日,湘西的清军,到永绥去抓人,苗民闻知,当夜就聚集了几千人(乾州平垅的吴八月也率众赶到),一把火烧掉了官军的大营,起义军的灯笼火把,照亮了百十来里的大地。12日,湘西各地的苗民,纷纷围攻当地的城池,吓得乾州游击陈纶,带着营兵首先逃跑。13日,起义军攻下乾州,杀了同知宋如春、巡抚江瑶。镇(今凤凰县)总兵明安图也被当地起义军打死。永绥城仅余清军二百人,也在岌岌可下之中。

      不久,石柳邓率领的贵州苗民起义军,也赶来黄瓜寨与石三保的起义队伍汇合。起义军声势浩大,进而提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战斗口号。清朝大震,派云贵总督、四川总督、湖广督抚和湖南提督合兵镇压,并派福康安为主帅、和琳为随军参议,统领全军。

      吴八月率领的起义军,给清军很大杀伤。苗民起义军战士,一个个身披铁甲,头戴铁盔,胸围铁链,腿裹铁皮,左手拿着木牌,右手拎着铁镖,口中含着利刃,踏壁穿涧如履平地,翻山越岭行走如飞。他们使的鸟枪,枪身比清军的火枪还长尺余,打得既远又准。他们既三三两两地打冷枪,又蜂拥蚁集地大狙击、大围歼,一支支的官军总是吃亏上当。福康安带兵打黄瓜寨,在鸭保寨遭了截击。两湖巡抚福宁领本部六千兵马,由泸溪增援乾州,在狗(爬)寨遭到起义军的伏击,被打得落花流水,福宁本人也差一点送命,好容易才钻进一辆辎重车逃走。湖南提督刘君辅,在鸭保寨进攻起义军,被起义军团团围住,戳得“遍体鳞伤”,冒死方得突出。

      苗民们自己吃着树皮、草根,把菜粑献给自己的队伍,吴八月常以此激励战士们,因此,战士们更加抖擞无畏,很快控制了北至保靖,西连松桃,南达镇,东通泸溪的广大地区,并深入到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县。

      九月,各部义军共推吴八月为吴王,斗争方兴未艾,不料鸭保寨的吴陇登,却在福康安的花翎顶戴、锦缎盐米的诱惑下,叛变投敌了。11月23日,清军攻占了鸭保寨,吴陇登已经投降。协助吴陇登守寨的吴八月尚不知晓,寨破之后,撤军卧盘寨驻扎,吴陇登佯为溃败,领了三百人混进寨中,12月13日,突然抓了吴八月,献到福康安的营中,吴八月于是被清军杀害。

      吴八月牺牲后,石柳邓、石三保领导起义军狠狠地打击了吴陇登等的叛卖活动,派兵夺回了鸭保寨、猛攻下三岔坪,清军和叛徒们被打得惶恐不宁。

      不幸的是,嘉庆元年(1796)6月18日,石三保也被叛徒诱捕而惨遭杀害。

      清军的攻击力量全部投入了起义军的最后根据地平垅镇。石柳邓担任了平垅保卫战的总指挥。

      9月,清军集中重炮围轰平垅。石柳邓和广大苗民一起,在清军的炮火下,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打死清军守备王泰和等数十人。几个月中,人民还编出了保卫平垅的赞歌:

      平垅坪,平垅坪,

      三个包脑包龙门;

      三个坳,

      三个乌鸦飞不过,

      三个大炮轰一早晨!

      平陇城就这样岿然挺立到嘉庆元年十二月(1797年1月)!石柳邓重伤逝世不久,苗奸吴廷梁就捆了吴八月的儿子吴廷礼、吴廷义投降了。

      清军压平了湘西苗民的这次起义,留兵二万,“屯田养勇,设卡防苗”。到嘉庆五年(1800),光在乾城、凤凰、永顺、保靖各厅设立的这种碉卡就有八百多座!凤凰的苗民,不准到泸溪、麻阳去谋生;起义中,苗民得回的一点土地,官府又攫取分给地主和官兵了。这样,贵州松桃厅、湘西永绥厅的苗民又掀起了第二次起义的高潮。

      嘉庆九年(1804)底,永绥厅丁牛寨、嵒落寨的石宗四、石贵银发动的起义规模最大。他俩原是吴八月的“将军”和“总统”,也很有组织能力。他们起义后,凤凰县同知傅鼐,带了三千多兵勇来镇压,在阳孟寨吃饱喝足便倒头沉睡,没想到黎明前竟遭到了石宗四等率领的万余苗民的突袭。傅鼐袜子也没来得及穿,光着脚、昏头昏脑便想溜走,又碰上在后路截堵的起义军!只是由于大雨大雪,打湿了起义军炸药包的火绳,他和他率领的残兵败将才没全部丧命。

      这次苗民起义,一直坚持到嘉庆十一年(1806)12月,才被镇压下去。

      吴八月等领导的两次苗民大起义,前后经历了12年,沉重打击了清朝在湘西、黔东和川东北广大地区的统治,使清朝调用了七省的兵力,耗费了953 000多两的白银,损失了116员将、官(福康安、和琳都是在这里被拖死的),有力地配合了川、陕、楚五省的白莲教起义。吴八月等苗民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这页历史,像万溶江的江水一样,永远流注在中华各族人民的心中!

      八、“官逼民反”——川、陕、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

      湘、黔、川苗民大起义之际,川、陕、楚的广大汉族人民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乾隆中叶以后,被官、绅逼得背井离乡、逃入南巴老林从陕西南部的略阳、凤县向东,经宝鸡、洋县、宁陕、镇安、山阳等地到湖北西北部的郧西一带是南山老林;从陕西南部的宁羌(今宁强)、褒城向东南,经四川东北部的南江、通江、开县、巫山,陕西东南部的紫阳、安康,直到湖北西北部的竹山、房县、保康一带,叫巴山老林。地区谋生的流民,遭受着地主、商人的双重剥削。木厂的搬运工,扛着二三百斤重的大木枋,必须在陡峭的山间日行40里,睡在山洞或树林里,吃着自备的干粮,厂主把他们叫做“骡子”,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盐厂的工人,必须背盐240斤,背兜高出肩膀一大截,重心很高,稍一失足,立即摔下山崖陡峭的山涧而粉身碎骨。歉年粮贵,厂主停业,他们还被解雇。政府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在这里一再推行“保甲法”;衙役兵丁,更是随时无风生浪、敲骨吸髓。

      在故乡挣扎的农民,乾隆末年同样苦不堪言:湖北荆州(今江陵)人民,屡遭洪灾,淹死无数;当阳人民没有粮吃,连树皮也啃光了;枝江、长阳人民,只能吃到观音土,枣阳人民,甚至以石粉充饥;四川重庆、忠州(今忠县)一带,饿殍载道,到处是一幅凄惨的画图。

      老实厚道的人民,寄希望于白莲教。

      但是,官府却大肆捕杀白莲教徒。老教首刘松,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县的配所,前来看望他的弟子、新教首刘之协、宋之清等人,也被逮捕、杀害或充军。川、黔、湘苗民大起义爆发后,川、陕、楚官府追查白莲教的活动就更猖獗。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借着朝廷追查之风,更行压榨掠夺之实。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平时就贪得无厌,老百姓就编过歌谣讽刺他们是“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如今当然就搜括得更厉害。“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凡是不绐官吏们钱的人,就被按信奉白莲教严加论处。达州有个知州叫戴如煌的,本该离任,但为乘机大捞一把,竟私设衙役五千多名。武昌府(今武汉)有个同知叫常丹葵的,任意敲诈迫害村民,连累无辜好几千人;乾隆六十年(1795),他又到荆州、宜昌一带去“巡捕”,稍得“证据”,便施酷刑,用铁锤猛砸农民,甚至用铁钉把农民钉在壁上!被押到省城去的“嫌疑”分子,每船一二百人。其中,被迫害死的,投尸江上;被严刑拷打死于狱中的,多得连尸首也敛不过来。其他地区的官吏,在搜捕白莲教徒方面,也同样暴虐:安徽有个姓赵的贡生,死了老人,开了亲朋名单,雇轿头派人挨家通知他们来殡葬。王轿头派伙计李自平去通知。官兵在城隍庙抓到李自平,听说李是“王轿(教)头”派来的,又见李兜里揣了许多人的名单,竟差一点把所有人杀掉!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被捕在中途逃脱、隐居在河南新野县教徒家中的白莲教首刘之协,秘密串连河南、湖北、四川的教徒,约定嘉庆元年(1796)4月17日同时起义。但是,被官吏们日益凶残、屠杀的湖北宜都、枝江人民,实在忍无可忍,2月初就首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接着,长乐(今五峰)、长阳等地的人民也继起响应。

      当阳县令听得消息,立即升堂,命令衙役们赶快严捕本县教徒,衙役们齐声答道:“我们都是白莲教,去抓谁呢?”县令拍桌怒道:“你们反啦?!”衙役们慢声慢气地答道:“反就反嘛,发什么火呀!”县令这才如梦初醒,抬腿想跑,大家一拥而上,拿住他,押到衙门外,叫他左手拿钱一串,右手抓银一锭,游街示众后,杀了他,占了县城。与此同时,湖北远安、来凤等县的人民,也纷纷揭竿而起。

      3月10日,王聪儿、姚之富等起于湖北襄阳的黄龙垱。10月,徐天德起于四川达州、冷天禄起于四川东乡(今宣汉)。随之而起的,还有巴州(今四川巴中)的罗其清、苟文明,通江的冉文俦、冉天元,太平(今四川万源)的龙绍周、徐万富,大宁(今四川巫溪)的陈崇德,以及陕西安康县的冯得仕、林开泰等。

      各支起义军中,以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最强。王聪儿是襄阳地区白莲教首齐林的妻子。齐林是襄阳县衙的总差役,预计2月23日(正月十五日)起义,不料事泄,2月11日被捕牺牲。跟他同时遇难的共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头颅被悬挂在小北门,这就更激起了广大教徒复仇的决心。3月10日,齐林的徒弟姚之富等,便共推王聪儿为白莲教的总教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

      王聪儿是襄阳城里人,从小跟父亲流浪街头、走马卖艺,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后来,父亲当茶役,她便和齐林结了婚。夫妻俩看到官吏的贪暴、世道的不平,有着共同的反抗志愿。如今,刚刚20岁的她,丈夫竟惨死于那帮贪官暴吏的屠刀之下,她岂能甘心!她剪去了长发,穿上一身白衣,执鞭跨马,投入了人民大起义的滚滚洪流。她指挥着襄阳起义军,迭攻襄阳和樊城,随又转战于河南的邓州、唐州(今唐河)之间,火烧了吕堰驿,声威大震,逐渐成了四方起义军的中心。

      清朝统治者把襄阳起义军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拨下白银二百万两,急调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广西等省的军队入鄂,并赦免了流放在湖南、湖北、河南的偷马罪犯作为骑兵助“剿”队,后还调来二万“苗疆兵”,配合湖北原有的军队,妄图首先歼灭这支中坚起义军。然而,王聪儿等迭挫强敌,冲出其包围圈,6月,兵锋直逼孝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到离汉阳只有一百来里的地方,立时“三楚震动”,吓得清政府马上宣布武昌戒严。襄阳起义军在襄阳一场伏击战,还杀死了清军参将傅成朋。年底,王聪儿率领的这支队伍,更飞渡了刘家河,进逼谷城、光化,把河南巡抚、和珅的族孙景安(外号“迎送伯”)包围在魏家集(今鄂、豫交界处)。敌人的围歼梦宣告破产。

      嘉庆二年(1797)初,襄阳起义军兵分三路攻入河南,再经陕西向四川进发。嘉庆皇帝一再命令加强汉水防御,想把起义军堵歼于汉水之北。但是,起义军却早在清军赶来之前五天,全部南渡汉水,六月,竟到达四川的东乡附近。

      四川战场,徐天德、冷天禄率领的起义军节节胜利,早在1月27日(大年三十)就一举攻下了东乡县城。六月,当他们正在东乡附近的白秀山遭到清军的围攻时,王聪儿率领的部队分成黄、白、蓝三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突然出现在山沟,向清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终于把清军击溃。湖北、四川两支起义大军汇合后,统一分编为黄、蓝、青、白等号,并在军中设了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组织领导,年底,一共控制了20多个州县的广大农村地区。不久,冷天禄部又拿下了临江市,各支起义军于是纷纷赶来聚会,载歌载舞,欢度除夕。

      东乡会师后,王聪儿留下李全部,亲率大军,突破敌人包围圈,又杀回湖北,避实击虚、飘浮不定,连连粉碎清军的围追堵截之计,在郧西杀死清军护军统领惠伦等将领,再次进入陕西,与北上的李全部会师于兴安(今安康),后又进入四川境内。嘉庆皇帝大骂王聪儿是“贼中首逆”,勒令各路清军务歼襄阳起义军于汉水之南。王聪儿密令一支人马向东北方向出击,引诱敌人穷追,而后挥军北上,抢渡汉水,发动了汉中大战,猛攻郿县(今眉县)、直逼西安,迫得清军日夜兼程赶回西安防守。

      由于李全部遭受了重大损失,王聪儿才决定不打西安,东回湖北。又由于各路清军尾追不舍,各地地主“乡勇”不断发动远甚于清军的进攻,襄阳起义军终于在郧阳(今郧县)境内的三岔河被围。被围的起义军舍死拼杀,占据山上,奋勇还击,弹药、箭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击清军。当敌人得知王聪儿在卸花坡时,便集中全力团团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沉着地组织了多次反击,终因众寡悬殊,便带领姚之富和十多名女战士,且战且退,直至山顶。清军步、骑蜂拥而上,妄图将王聪儿等活捉,岂知王聪儿等登上山顶,全都纵身跳下了陡峭的山崖,壮烈地牺牲了!这一天,是嘉庆三年(1798)4月21日,王聪儿才不过22岁!

      王聪儿是牺牲了,但是,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却又重新杀回四川,与四川各支起义军并肩战斗,给了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嘉庆四年(1799)底,他们发动了苍溪之战,一夜杀死清军副将以下24名军官,歼灭清军无数。嘉庆五年(1800)2月,他们又在蓬溪县的高院场,一举歼灭了大刽子手朱射斗及其率领的一千多名清军。不久,冉天元又率领起义军在江油以西的马蹄冈与清军激战了三天三夜,清军统帅德楞泰险些儿被活捉。

      嘉庆五年(1800)夏天以后,清朝政府下令大办地主乡绅的乡勇、团勇和实行“坚壁清野”、碉堡政策,才使起义军的力量大为削弱。但是,起义军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四年的英勇斗争。直到嘉庆十年(1805),这场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才被清朝统治者最后镇压下去。

      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是清代中叶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纵横川、陕、楚、豫、甘五省,历时九年半,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从全国16个省调来的军队,杀死其副将以下的军官四百余名,一二品的大官20余名,土豪劣绅不计其数(仅四川一省,就不下五六百人),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还消耗了饷银二亿两,相当于它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朝就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绌的困境,迅速地堕入了没落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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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