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鼎盛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介绍

  • 发布时间:2017-03-20 20:07 浏览:加载中
  •   一、内地经济的繁荣

      清朝经过雍正乾隆两代皇帝之后,社会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明朝崇祯时期(1628—1644),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7 837 000多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极不精确的统计,耕地面积即已差不多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12),竟超过了这个数字77 727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数字还不到2 000万(其中也有隐瞒的),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3万万!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岁征银2 150余万两,粮640多万石;而乾隆末年,岁征银则达到2 990余万两,粮更达到830多万石了。

      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雍正时期,河北省的稻田,已有了6 000多顷。高产作物,普遍推广种植:陕西南部,漫山遍谷都种的玉米;河南、山东,也种起了薯瓜。到乾隆末年,薯秧也不必从南方运来了。乾隆五十年(1785),福建闽县有个80多岁的老农叫陈世元的,竟带了薯种、孙仆,到河南、山东指导人们育秧、栽种,朝廷还给他赏了个“举人”的职衔!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巴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披荆斩棘而入,开荒种粮,并从事铁、木、纸、炭等手工业的生产。气候较冷的京畿一带,也有不少“地窖”和“火室”,寒冬腊月,已能自产韭黄、黄瓜之类的青菜了。

      粮产的增加,使经济作物的种植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是桑树成荫、蓊郁一片。乌程、石门、桐乡、海盐等县和杭州一带,极目远眺,绿云卖红枣的小贩如海,侧耳倾听,剪声如涛。棉花,宋、元时期,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各省,到清朝雍、乾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黄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嘉定县,近海边,不产米,多种棉。”——这歌谣,反映了乾隆末年江南许多地方植棉争利的盛况。黄蒂、穰蒂、紫花等等,都是棉花的新品种;秋收时节,蜂积蚁聚、纷纷赶来棉区“坐庄”收购的,尽是远近各地的棉商。上海的花(棉花)市,天刚破晓就人声鼎沸;保定的棉区,商贩们的牛车也是络绎不绝。而那一堆堆的棉花,高耸如山,色白如雪。烟草,大约在明神宗时传入中国(主要在福建先种,崇祯年间才扩种于江、浙一带),一名“相思草”,满名“淡巴菰”。康熙末年,北方普遍种植,而乾隆时期,文人士子,也开始普遍吸用了。福建、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种烟的到处都有;而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竟有工人四千多名!湖南衡阳府造的“衡烟”,驰名全国;江西玉山县造的烟丝,在大江南北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南京的缎机已有3万台,它们一般都由132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9 000多根,多的甚至达到17 000根。南京的缎子,供宫中用的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五丝等等;供民间用的则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靴素等等,真是“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杭州的丝织,是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纻丝等等什么都有;松江的棉织,也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等等样样俱全。陶瓷业,不仅窑数增多,而且规模更大。乾隆时,景德镇是“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镇大十多平方里,匠工几十万,瓷窑二三百区,烟火终岁相望,入得镇里,四处轰鸣,故被称为“四时雷电镇”。窑内分工更精:匠作有淘土、拉坯、印坯、旋坯、画坯、抬坯、装坯、舂灰、合釉、上釉、满掇、烧窑、开窑之别,而烧窑工又有三个工种,画坯工也有画工、染工的细别。粉彩、珐琅彩更臻完美,釉色也有粉青、郎窑红、松石绿、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313处(不包括偷采的在内)。云南铜产,每年多达千余万斤,民厂大者七八万人,小者也有工人几千。广东,铁炉四起,高者一丈七八尺,炉后有两扇门式鼓风设备,还用机车把矿石、焦炭飞掷入炉,每炉每昼夜可出铁12次,每次即出铁300多斤。大炉,环炉300多家人手,运矿石或产品,用牛200头、船50只。只佛山镇一处,炒铁炉即有数十家,铸铁炉即有百余家,昼夜冶炼,火光冲天,其产品广销各地。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5 939眼,而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发展到8 307眼了,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每个大盐厂都有几十万两的资本。山西票号盐厂的分工也很精细,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槽、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种。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以山西人为最多),具有巨额的资金,因而,甚至为官府代解钱粮、存支官款、贷给官款。此时,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所谓广东十三行)。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尽管这些人大都是官商或官员,其经营的业务也没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但也有一些商业资本被投到手工业生产中,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

      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清朝的鼎盛时期。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南巡,到苏州时,吴县阊门专诸巷有个画画的叫徐扬,向乾隆皇帝献了画。乾隆皇帝很高兴,让他入了画院,后又赐他“举人”衔名,官至内阁中书。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人更以苏州为模特,画了一卷《盛世滋生图》。这卷画,形象而真实地记录了从苏州城西25里的灵岩山起,到城西北七里的虎丘山止的整个苏州市的繁华实况。在这卷长达十公尺、宽仅36公分的画面上,竟展现出12 000人,大小船只四百只,有招牌的店铺230多家,50多个行业中,还有两家“洋货行”;14家丝绸业中,最大一家竟有七个门面!店铺之外,还有蜂攒蚁集的小贩。商品,除本地产品之外,还有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四川、广东等省的特产。虎丘的凉席,当地的盆景,金华的火腿,南京的板鸭,宁波的淡鲞,以及川、广、云、贵的杂货,统统陈现于观者的眼前!的确,此画绝非夸张:乾隆时期,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万,合郊区的更不下100万了!东城的习织之家,不下万余;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哩!扬州,到乾隆年间,市民、商贾也不下数十万人。大的盐商,衣屋华靡,竟将金钱珠宝视为泥沙。大商人江春,在大虹园里,一夜就修成了一座白塔!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江绸、贡缎名甲天下,书坊、扇市更独享盛名。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中的茶肆酒楼,欢声不绝。广州,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贸易额增加速度亦很惊人:乾隆十四年(1749),洋船只有18艘,而到五十四年(1789),洋船已有83艘;乾隆四十年(1775),出口的茶叶只有1 600余万磅,而到五十年(1785),出口的茶叶,已达2 800多万磅了。乾隆中叶虽曾限制出口,但出口的生丝仍有二三十万斤,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竟出超240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沿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此时的汉口,已成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布、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货宝奇珍在此集聚,千樯万舶在此停泊。乾隆末年,一次大火烧毁的粮船、客船,即达三四千只!乾隆年间,运河两岸的淮安、清江浦、临清、济宁等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清初的清江浦,才三万多人,乾隆时,已增加到了54万。此外,厦门“不减通都大邑之风”,佛山也成了“岭南一大都会”,乾嘉之间,这个“大都会”,光大小街巷,就有622条之多!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的中心了:东北的人参、貂皮,西藏的红花、藏香,新疆的毡毯,蒙古的裘褐,以及云贵的药材,都出现在这里的市场上;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远道而来的蒙古客商。

      二、边疆经济的发展

      国家的空前统一,内地经济的繁荣,给清朝鼎盛时期的边疆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北疆的蒙古人民,和拿着政府“印票”而来的汉族农民一起,共同发展了农业生产,很多牧地已经变成了农田,小米的产量大大增多,价钱比北京还贱四倍,因此,常常供应北京。山西和北京的商人纷纷来到这里经商,这里的商人(皮商、畜商)也纷纷经商内地。临清的机户,专门供应蒙古地区“哈达”;北京的“大字号”,也专门为蒙古地区生产念经用品和其他手工艺品。恰克图是漠北繁庶之区,归化城也“商贾丛集”、多伦诺尔同样“商贾日众”,库伦、张家口更有了空前的发展。汉人不仅与蒙古人通婚,而且很多人能用蒙语说话。蒙古人民也已大量阅读汉族的书籍、居住汉式房屋。

      西北方面:乾隆中期,天山北路的厄鲁特蒙古,已有十四五万亩的民屯田,而且已经生产稻子。这里不仅有了大批的汉人,而且还有从吉林、黑龙江迁来的达斡尔族锡伯族人。乌鲁木齐已经成了西北地区的大城市,史书记载,这时,这里已是“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荣富庶,甲于关外。”伊犁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所产的煤、铅也很有名。天山南路,灌溉面积增大,农产增多,也出现了不少商业中心。和阗的玉器、丝绸,喀什噶尔的五色绒毡,阿克苏的百货,叶尔羌的土产,都吸引了内地(尤其是江浙)的大批富商巨贾。阿克苏每逢赶集之时,货如云屯,人若蜂聚,有的史书记载:内、外商人、市民、牧民、农民来此,竟到了“摩肩汗雨”的程度。西北地区,肃州(酒泉)已是内地与新疆物资交流的枢纽。这里的贸易,一次赶来的牲畜就有十余万只。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此运往伊犁贸易的缎、绢、绫、绸就有11 000匹。

      西南地区: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后,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隔年轮班入贡;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额尔德尼六世,还曾在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谒见过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因而对西藏的重视远过于康熙、雍正时期。成都机户所织的“哈达”专门供应西藏,内地的茶叶、布匹、陶瓷、绸缎、烟酒,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西藏的藏香、红花、大黄以及冬虫夏草之类的药材,也不断地满足内地商人的购求。一些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人,经常到拉萨“熬茶”,朝圣布达拉宫,也带有贸易的性质。但广大人民之间的贸易,则在四川的打箭炉(藏语:茶布买卖市场)地方进行。由于打箭炉百货完备,商贾成群,故被人誉为“小成都”。乾隆年间,云南、贵州的汉人大大增多(甚至流放的汉人自乾初起也改发到这里来),因此,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矿、铸铜之外,乾隆初年还派人疏浚了洱海口,涸出良田万余亩;后来,又沟通了清江、都江,使楚、粤的商贾船只直达苗区重镇古州。毕节,“市集甚盛”,成为云、贵铜产的集散地;个旧,也“商贾辐辏,烟火繁稠”。乾隆二十九年(1764),政府被迫允许苗、汉通婚后,苗、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就更进一步密切起来。苗人积极学习汉文,不少人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举。

      台湾和南海诸岛的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远胜于前,因而,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台湾,乾隆时出现了更多的“汉庄”,高山族人民进一步掌握汉族人民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后,种出了一种稻子,最大的稻粒竟有豆大。台湾生产的粮食,一年已够四五年吃;台湾生产的蔗糖,和粮食一样,远销至天津和牛庄!这时,高山族人民,还学会了淘金、冶金、烧瓷和刺绣等技术,他们盖的房屋也相当别致,远远望去,简直跟画舫一般。海南诸岛,黎族人民多用黎茶换取汉族商人的盐、布以及“太和烧酒”之类,学习汉文、发展农业,都已蔚然成风。

      东三省,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因此,朝廷一向是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不准汉人出关开垦。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构筑了盛京到开原以北威远堡的“老边”;康熙九年到二十年(1670—1681),构筑了威远堡到吉林北边法特哈的“新边”(即“柳条边”),总之是不准汉人逾越。康熙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和三十六年(1675、1679、1686和1697),还将此“边”向西延筑,以防汉人自蒙古地区插入。同时,朝廷还大圈官庄和牧厂(奉天附近的“养息”牧厂,就占地南北250里、东西150里!),不让汉人来私垦。但是,内地经济的高度发展,土地的兼并集中,迫使农民纷纷“闯关东”。雍正时期,由于吉林地区汉人的增多,不得不建置泰宁县、长宁县和永吉州单独管辖。乾隆皇帝上台后,大设封堆台卡,严令官兵把口(包括海口),务想保住“龙脉”,结果还是不成:乾隆中期,盛京旗、民杂处,已经无界可分;柳边已同虚设,清查之令已成具文。乾隆四十二年(1777),汉人增加到将近80万;四十六年(1781),辽宁民田已达35 854顷,比顺治十八年(1661)增加了四倍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朝廷不得不宣布开放大凌河牧厂,允民开垦31万多亩。吉林地区,乾隆四十六年(1781)也比雍正十二年(1734)的旗地增加了五倍很多旗地,实为汉人佃种。、民田增加了四倍多。黑龙江地区,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官庄136处,比乾隆元年(1736)增加了75处。地处偏寒的黑龙江,粮食已能自给,谷物已有十个品种。瑷珲的荞麦,尤其“甘滑洁白”,独具风味。乾嘉之际,齐齐哈尔,已有了芹菜、芥菜、菘(洋白菜)、韭菜、菠菜、生菜、茄子、萝卜、黄瓜、南瓜、葱蒜、辣椒的大量种植。烟草,还有“南山烟”、“东山烟”和“台片”之分,台片味较达斡尔烟气味清淡,价钱又便宜,很受吸者欢迎。汉族与土著各族还进一步开发了黑龙江北的海兰泡地区,后来成为有名的“江东64屯”。

      农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使手工业、商业也发展起来。乾隆末年,长春、农安等地,已蔚成市廛。而早先的盛京、辽阳、海城、锦州、熊岳、宁远、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三姓、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兰等市镇也有进一步的繁华,榨油、制粉、浇蜡、滤蜜、陶瓷、纺织、印染、造船、鞣皮等手工业作坊也日益增多。“直隶帮”、“山西帮”的关内商人,不断地交流着关内外的货物,江苏的茶、北京的靛,奉天的盐,黑龙江南北的人民都能买到。每年五六月,黑龙江南、北各族人民,照例拉家带口、大车小车载满皮毛、人参、药材、山货,来到齐齐哈尔西郊,支上帐篷,摆上摊床,跟市民和从吉林、盛京远道而来的客商,进行昼夜不停的交易。从晨曦初露到烛天的深夜,这里始终是人声鼎沸、欢声不绝。——这就是有名的“楚勒罕”(“盟会”)。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今俄罗斯波卡罗夫卡附近)、台伦(今俄罗斯卡尔吉)等地,定期的交换场面也热闹非凡:穿红戴绿的赫哲人、费雅喀人、鄂伦春人、库页岛人,拿着貂皮、海象牙之类,换取官员和商人的“乌林”(满语:财货)。

      清朝鼎盛时期,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边疆方面的成就,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可比拟的。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重重阻挠,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业绩,永远光照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三、华侨对东南亚的开发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南洋婆罗洲昆甸的东万律的城门上,高挂起“兰芳大总制”的大匾;城内大厅里,也高挂着一块匾额,上书“雄镇华夷”四字,每个字都是四尺见方。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华侨建立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的创始人叫罗芳伯。罗芳伯是广东嘉应县(今梅县)石扇堡人,屡赴科场赶考,都没考中,于是,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去到南洋婆罗洲的昆甸教书和采金。适逢昆甸国内爆发了内乱,昆甸的苏丹(国王)无力平叛,罗芳伯便组织了当地的华侨三四万人,并团结了当地人民20多万,帮助苏丹平叛。叛乱很快地平息了,苏丹起初是跟罗芳伯“约为兄弟”,后来,干脆就把权力让给了他。罗芳伯把无数采金的小公司,组织成了一个大公司,取名“兰芳公司”。与公司相适应,建立了“兰芳大总制”的政权。有人建议他称王,他说:“赖众人功力,侥幸得海外一片地,我如果称王自尊,是为私而不为公了,这不是我的志愿。”于是,只称“大唐总长”,建元“兰芳”,以东万律为首府,设大厅,下设省、府、县,还有三个附属国。他振兴农业,扩充市场,开发金矿,聘请儒生办学堂,实行立法民主,把昆甸搞得生气勃勃。

      乾隆六十年(1795),58岁的罗芳伯死了。临死前,华侨们劝他立后人,他却说:“我们漂泊海外,共同出力,得有今天,我怎敢存私心?请众兄弟推贤继任。”这样,芳伯死后,大家相继选举了江戊伯、宋插伯、刘台二、古六伯、谢桂芳、叶腾辉等继任,兰芳大总制几十代,一直坚持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被荷兰殖民者消灭。

      清朝鼎盛之际,在南洋建立政权的华侨,还有郑玖、吴阳。郑玖,广东雷州人,康熙初年到达暹罗湾的河仙,令子弟读汉文书籍,后来,博得了华侨和当地人的拥戴。吴阳,福建漳州人,乾隆年间到了马来半岛的宋卡,也深受华侨和当地人的热爱。

      乾隆初期,还有个叫郑镛的潮州澄海人,去到暹罗的大城府,富了,当上了赌饷官,娶了个叫洛央的暹罗姑娘为妻,生了个儿子叫郑信。郑信长大成人,也被拥立为王。乾隆三十三年(1768),暹罗发生了鼠疫,他组织了大批华侨和当地人灭鼠,他还输金海外、广购粮米,解决粮荒,算是为暹罗人民做了两件好事。可惜,后来他狂热地信仰宗教,得了精神病,杀了不少不尊他做长老的僧人,他又苛刻富商,于是,48岁时便被郤克里杀掉了。但是,郤克里登上王位后,却自称郑华,向清朝进贡时更称自己是郑昭(即郑信;“昭”,暹语“王”之意)的儿子。这也足见:在南洋各地,华侨影响之大。

      明末清初,是华侨开发南洋的第四次高潮。清军入关,出去一批;郑成功抗清时,又出去一大批;康、乾盛世,土地兼并加剧,剥削、天灾逼走一批,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又有一批买卖人往返于祖国与南洋各国之间。康熙五十六年(1717),玄烨下令出国之人不许归国;乾隆元年(1736),弘历又下令:1717年例禁后出国的,永远不准归国。这样,相当多的人,只好永远侨居国外了。他们中的1/10去到日本、美洲,其余9/10,都往南洋定居。

      往返或定居的华侨,从明代起,就给南洋各国带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冶铁、制糖),运去了生活必需的商品(如丝绸、金属、牛马、水果甚至纸墨)。制木、缝纫、做鞋、经商、打鱼……各行各业,处处闪动着华侨的身影;繁茂的甘蔗园,青葱的橡胶林,马来半岛的锡矿,婆罗洲的金矿,到处都渗透着华侨的血汗。康熙四十九年(1710),爪哇的巴达维亚一带,一共有130家糖厂,一半是华侨经营的,华工就有上千人。而暹罗、吕宋、缅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华侨的大小买卖人,一地更有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名之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巴达维亚市内外的华侨,共有十万人;而乾隆初,华侨吴尚贤在缅甸卡瓦地区开设的茂隆银厂,竟有几十万人的规模!

      华侨和当地人民,共同开发了南洋各地。

      然而,17、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却攫取了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劳动果实。西班牙殖民者强占了菲律宾,荷兰殖民者强占了爪哇,英国殖民者强占了马来半岛,后来又掀起了重新分割整个南洋殖民地的战争,争夺整个南洋地区的殖民统治权。英国政府在这里的收入的9/10,都来自华侨之手。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也尽力抢夺华侨的财富。不仅如此,他们还大肆进行血腥的屠杀。

      顺治十八年(1661),菲律宾华侨喜闻国姓爷(郑成功)光复台湾,欢欣鼓舞,西班牙殖民者却暗布骑兵百人、步兵八千,严守炮台、大修军械,然后,捕了两名华侨船主,挑起事端。华侨激怒,抓了一个西班牙凶手杀掉,西班牙殖民者乃大打出手,杀了华侨一万名左右!乾隆二十七年(1762),英国殖民者攻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唯恐华侨暴动,又杀华侨6 000人!

      乾隆五年(1740),荷兰殖民者见其统治下的巴达维亚华侨太多,便强迫他们去锡兰、好望角,途中又百般折磨,并投海数百,九死一生的华侨逃回相告,华侨震怒,荷军又连杀五日,杀死万余,财产全被侵吞。

      欧洲学者说:“欧洲人得了牛,而中国人却得了奶。”其实,华侨不但丢了牛和奶,而且丧了命。而处于鼎盛时期的清朝政府,却对华侨的遭遇不闻不问,不唯不问,甚而至于痛恨唾骂!荷兰殖民者在屠杀了巴达维亚的华侨之后,于乾隆七年(1742)跑来向清朝政府“谢罪”。乾隆皇帝却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福建有个总督叫策楞的,听得华侨惨遭大屠杀的消息,更咬着牙齿骂道:“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荷兰殖民者)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有人请求以停止南洋贸易来表示对殖民者的惩罚,广东那个监察御史李清芳马上就给乾隆皇帝打报告:停不得,停不得,江、浙、粤、广四省的关税,从南洋商船可收全部洋船的9/10,“每年总共不下数十万呐!”朝廷的享受,历来建筑在劳动人民的汗水和血泊之中!

      清朝处于盛世尚且不顾华侨的死活,到中衰之际的19世纪初,南洋华侨就更加孤苦漂泊了。相当一部分人,这时只好再度离开自己双手开发的土地,作为“契约华工”的“猪仔”,纷纷前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中流血流汗了!这些被迫卖身的华侨,很多还淹死、病死或被折磨死在殖民者的押运途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法国一艘商船,还从厦门运走了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契约华工;同治十年(1871),秘鲁船“顿周安”号,开离香港不远就起了火,650人中,竟被烧死、淹死了500来名!这“浮动地狱”的滋味,何等地辛酸!

      四、“乾嘉学派”

      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来。社会的安定,又为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加之宋、元以来,已有人掀起过考订古书的学风,所以,清初以来,即有人注意过考证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就非常谨严扎实,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稍晚一点的阎若璩(1636—1704)和胡渭(1635—1714),更发扬了疑古、考证的精神。阎若璩写的《古文尚书疏证》,考证出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胡渭所著《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也有一定的贡献。有人曾经记录阎若璩的治学情形,说他辨核一事,至检数书相证,反复研究,“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说他的爱读书,有如酷暑之慕清凉;细推敲,有如缝纫之于丝履;严区别,有如老农之于黍稷。至于其用力的程度,虽壮夫骏马,日驰数百里,比不上他的勤苦;至于他的持论,即使老吏断狱,具两造、当五刑,也不足喻其严。然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文字狱的摧残,却使他们的治学目的,开始从“经世”转入“避世”,从要求改革转入“为考据而考据”了。而到了乾隆以后,这种认真整理、考订、搜辑古籍的学风,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一大学派——“乾嘉学派”。

      这个学派对于每一问题,都要弄清原委,很推崇汉儒(尤其是东汉的许慎、郑玄)的治学作风,所以,又称“汉学”。他们的学风,崇尚朴实,反对虚浮,因此,也被称为“朴学”。又因为这个学派盛于乾隆、嘉庆时期,于是,人们就常称之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创始于惠栋,发展于戴震,知名的学者共有60多人。它以经学为根底,及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之学,粗分之,可分为经学、史学和文学三大方面。

      乾嘉学派的学者,大抵是一些不很热衷于官场生意的考据学家。他们扎扎实实整理了《易》、《书》、《诗》、《礼》、《春秋》等经书389种、2 700多卷,还鉴别了一些古书的真伪,疏证与校勘了古籍的字、句。他们把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南宋末年的王应麟(作过《词学指南》)、明末和尚陈第(作过《毛诗古音考》)跟他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不仅校勘了秦、汉以前的诸子著作,而且校勘了西汉以后的许多要籍。他们还搜集了很多散失佚亡的书,仅被《四库馆》辑出的经、史、子、集,就有375种,4 926卷;而黄奭收集在《汉学丛书》中的,也有216种;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竟收集了29家、630种!

      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学归纳的方法,对我国的古籍,可说是进行了一次大清理,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更有利的条件。他们考证的方法,梁启超曾打过比方:“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样。乾嘉学派中有吴派和皖派的区分。江苏吴县有个叫惠栋的人,是吴派的头头,虽然好博尊闻,但却一味好古、一味崇古。章学诚把这一派比作吃桑叶不吐丝的蚕,梁启超也说他们是“必古皆真,凡汉皆好”。他们确是颇有点非古不足为训的味道。

      惠栋(1697—1757),苏州元和人,家学底子很深,曾祖有声、祖父周惕、父亲士奇,都是知名于时的学者。祖号“老红豆先生”,父号“红豆先生”,惠栋本人也号“小红豆先生”。父亲对许多古书都能背诵得不差一字,这当然给惠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自幼很爱古书、爱买古书,还常借了古书来读。他在门上写了副对联:“六经宗服(虔)、郑(玄)都是汉儒。,百行法程、朱”。他考证《易》、考证《古文尚书》,推崇汉儒,开了汉学尊古的头。他的《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都极力恢复汉人讲经的说法。他的学生江声,甚至不写楷字,书信往来也统统用篆字,写得天书符箓一般,又作了《尚书集注音疏》等,博引旁征,说明汉儒的正确。他的另一个学生余肖客,对汉学也孜孜不倦,读书读得左眼都瞎了,人称“盲先生”,可还是五年奋笔,杜绝交游,博注校刊,写出了有名的《古经解钩沉》(30卷)等。王鸣盛也听过惠栋的课,24岁到58岁这30多年,废寝忘食,也写了《尚书后案》30卷来发挥郑玄的学说,后来,眼睛也曾一度累瞎。

      皖派的领袖是安徽休宁的戴震。戴震可以说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进步思想的主流。他著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对反切、韵书、四声等音韵学有专门的研究。但真正能代表他的思想的,却是《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戴震的哲学思想比较唯物。他认为所谓天道,不过是客观的“阴阳五行”而已,阴阳五行是“道”的实体,“举其实体、实物,而道自见”,离开肉体(“血、气”),就得不到精神(“心知”)。而阴阳五行,又在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着,有规律、可认识。因此,反映到汉学研究上,他就比惠栋等人高明得多。他说:汉儒也有附会之处,需要甄别是非、实事求是,不能偏重一家之言,学贵精专、学贵能“化”(融会贯通)、学贵创造,不能抱残守缺、支离破碎,学者要“去私”(除却偏见)、“解蔽”(扩大视野)。有人比喻戴震治汉学,好像“老吏折狱”,案子断得公平。

      戴震不“为学问而学问”,他敢于拿他的哲学思想联系社会实际。他公开承认人有情、欲,而且认为“无欲则无为”,主张“圣人”治天下,一定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严厉谴责封建礼教的杀人。他说:尊者、长者、贵者无论那个理是否合理,总认为合理;卑者、幼者、贱者据理争辩,就是合理也被认为不合理。因此,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他于是指控:“被法律杀死的罪人,还有人怜悯;被理杀死的罪人,谁曾去怜悯过?这就是宋儒读理的祸害!”他于是高呼:“理”,应该是“人情”,多数人的人情;个人的意见,不是公理!可惜,对戴震这种在当时难得的先进思想,只有后来的焦循敢再发挥,别人都像空谷回声,还有不少人进行了攻击!

      戴震在治学上,主张切实弄清问题。他长于小学、天算,功在校勘,他贵精不贵博。而且,他提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因此,学者既应不靠抨击前人自我表现,也应不靠依附古人得到个人的好处。他的这种一心求真的精神,影响很大。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这样做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在探求古经真意上,使人真是“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校勘了古书18种,和他的另一著作《广雅疏证》,都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之作。

      乾嘉学派中,皖派的成就比吴派大。这个学派中,还有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昶、毕沅的金石学,都很精湛;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也是第一流的佳作。

      然而,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在盛世清朝的文禁森严的形势下,却使学术越来越脱离了现实生活,在社会上也造成了许多穿凿性理、故为艰深的风气。

      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乾、嘉史学的概况

      乾嘉学派不仅对经书大胆怀疑,主张精核地考证,而且对于古史,也要“考信”征实”。“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崔述喊出的这个口号,很能代表这个学派中许多史学家的特点。

      崔述(1740—1816)是直隶大名人。他反对人云亦云。他一生写了34种书,最重要的是《考信录》(32卷)。《考信录》不但考了史,而且主张只有考了,史才可信。

      这种考了才信的学风,其实在清初,即已显露出了端倪。清初的史学家,虽然特别注重于当代史(尤其是明末史)的研究,但是,也极力主张真实、可信。以黄宗羲为首的所谓浙东学派,就很有一些知名的“信史”作家。黄宗羲的《南雷集》,万斯同(1643—1702)的《明史稿》,全祖望(1705—1755)的《鲒埼亭集》,都是“信史”中的佳作。这一派的史学家写史,除了博考文献之外,都非常注意广泛采访当事人、搜集碑传记序等遗迹。其辛苦的程度,也很感人。有个叫谈迁(1593—1657)的海宁人,29岁时,母亲死了,在家闲居,读了陈建的《通纪》,很觉失实,于是遍访钱塘、嘉善、归安、吴兴等地,向藏书家借古籍读抄,用了27年的时间,改了6次,写出了按年、月、日记载,从1328年(元泰定五年)到1645年(清顺治二年)间大事的《国榷》。顺治四年(1647)八九月间,《国榷》手稿被小偷盗走,谈迁拊胸流涕、喟然长叹道:“我手还在,岂肯罢休!”于是,又广寻古籍、遍访遗迹,还跑到北京来翻《万历实录》、《崇祯邸报》,冒了严寒酷暑和雨雪风沙,访问明朝降官、太监、贵族子孙、明清官僚,最后又重新写出了500万字、108卷的《国榷》,真实地考订、记录了明朝前后的史实。全祖望为了进一步丰富张煌言的史迹,访问了张的80岁的族母;为了进一步写好史可法的事迹,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扬州,登上梅花岭。

      乾嘉学派的史家,充分发扬了清初史家的求实精神,做了大量的考证、整理古代史籍的工作。江苏嘉定的钱大昕(1728—1804),当了大官,但却无意久沉宦海,而对考证古史兴趣至浓。晚年,他在《自题像赞》中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其实,他从未闲过,自18岁起,就晨夕披览史籍,考订史籍,用不同版本互校,用本书的纪、传、表、记互校,用其他书的记载再校,还用诗文、国史、杂史、碑传、笔记、方志、金石文字来校!70岁时,终于写成了《廿二史考异》。他的同学、妻兄王鸣盛(1722—1796),也用这种方法,写成了《十七史商榷》。还有个叫赵翼的,也写出了一本好书,叫《廿二史劄记》。《廿二史考异》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史书谬误;《十七史商榷》详于典章故实,特别是官制、地理;《廿二史劄记》则着重论证各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三部书,被称为清代考史的三大名著。

      乾嘉史家,对史书和作史的义法,还提出过崭新的看法。浙江会稽有个章学诚(1738—1801),少年时,反应迟钝而多病,十五六岁时坚持读书,有志于史学,28岁时到了北京,在内阁学士、藏书家朱筠家里读了许多书、交了许多名流(如戴震、钱大昕等),知识大进。57岁时乡居无聊,便整理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兼论文学、史学,写成了著名的《文史通义》(内、外篇共八卷)。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说六经都是古史,都是古代纪实之书,都是史料。章学诚还说:“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史分二类:史学著作和一般史料;专门注意词章的,不是好的史学家。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强调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要素,章学诚则强调史学家的德。他说:“德是什么?是著书人的心术要正直!”他认为:古代经典、方志、官府案牍、金石图谱、歌谣谚语、私家著述,都有益于史实。他反对为考证而考证,提出史学要切于人伦日用,“只要切于世事的,虽锱铢纤毫,决不遗漏;不切于人伦日用的,即使像泰山那样的庞然大物,也不值一顾。”他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必拘泥于成法。因此,他非常重视方志的编撰。他一生撰过方志六种:《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和《湖北通志》。他提出要“立三家之学”,记通志(大事)、写掌故、收文徵、编丛谈。对于宋、明以来的方志,他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所以,人们把他称为“方志之圣”。

      乾嘉史家,对旧史补表、补志、补注和辑佚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们在辑佚方面,有各种后汉书和晋书,邵晋涵(乾隆进士)和徐松(嘉庆进士)等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宋会要》等许多失传的史书。

      但是,由于乾嘉学派中的史家,大都偏重于注史、考史,有些厚古薄今的倾向,因此,没有出现一部超过《资治通鉴》的大著作,也没有像宋人创造“纪事本末”和“会要”那样,创造出新的史学体裁。不过,方志学却因章学诚的提倡和实践,有了大发展。乾隆以后修的方志,约有4 300多种,73 400多卷。乾隆初年刊行的《明史》,也比过去的许多正史要好,在中国旧的纪传体史书中,《明史》是较好的一部。

      六、古今图书一大成——《四库全书》及其他

      大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朝代,文化上总会有所作为。清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编辑的类书,以三国时魏文帝叫王象等编的《皇览》为最早,以唐代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为较大。尤其是《永乐大典》,一共辑入22 900多卷、11 095册,可算是最大的一部了。

      雍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但是,康熙皇帝却并不灰心,他还想有所前进,于是便组织了一班人马,编辑起《古今图书集成》来。他的工作没有做完,就死去了;雍正皇帝又接着做。雍正三年(1725),终于把这部书编完。不过,《古今图书集成》才编辑了一万卷书,分六编(《历象汇编》、《方舆汇编》、《明伦汇编》、《博物汇编》、《理学汇编》和《经济汇编》)、32典,计书6 109部,差不多只赶上《永乐大典》的一半,内容也不如《永乐大典》准确真实。

      乾隆皇帝即位之后,总想学着康熙皇帝的样子办事,在好古尚文这一点上,也落个好名声。这样,从三十八年(1773),到四十七年(1782),他组织文人竟编出了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一个大部头——《四库全书》!

      “四库”二字,最早是唐朝的魏徵提出来的。乾隆皇帝一向喜欢贪大求全,因此,亲自给这一大部头取名《四库全书》。

      为了夸示文治、兼行书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祖孙几代皇帝,都屡次下诏访求遗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兴人朱筠在安徽当学政,奏请搜集遗书,还提出:“《永乐大典》里头,古书很多,请开馆校、辑。”乾隆皇帝一见朱筠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下令收罗名士、开四库馆办理,并说:“将来办理成书,着名为《四库全书》。”

      这时候,“纪大锅”纪昀,因为给自己亲家、两淮督运使卢见曾通风报信(卢亏空盐款,要被抄家,做侍读学士的纪昀闻讯后,派人用盐和了面、包了少许茶叶送去,暗示因为盐款,家产将被查抄),被发配到乌鲁木齐,现已回京,又做了侍读,在敬一亭值班时早已翻阅过《永乐大典》,对《永乐大典》非常熟悉,乾隆皇帝叫他做了四库馆的实际总纂。

      纪昀(1723—1805)从四岁开始,一直到老,始终刻苦读书,他曾题过一副对联,说自己是“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他性格开朗、诙谐、大方,而且重才,因此,能团结人,威望很高。在他的实际负责下,一共组织了359个学者,开始了编纂的工作。

      他们把过去的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购采访本、私人进献本以及国内一些通行流传本,统统集中起来重新校勘,按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汇编,该刻印的就刻印,该抄存的就抄存,该存目的就存目。明、清两朝政府编辑的实录、正史、政书、会典、方略、方志、目录、诗文总集等各种图书,大部分也被他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

      《四库全书》一共收书3 457种也有人说是3 461种。,79 070卷,装订成36 275册;存目6 766种,93 556卷;抄写人员共有1 500人之多。《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份。

      第一份,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成,放在新建的文渊阁中。第二年,又抄出一份,放在沈阳的文溯阁中。第三年,又抄出一份,放在圆明园里。第四年抄出的第四份,放在承德的文津阁里。这四份算是正本,抄得十分精工,一色用的宣纸朱栏,装订得也非常精巧。

      副本书型略小,一共三份,都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抄成,分别存放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中。

      第一份《四库全书》,从收集编纂到成书,一共才用了十个年头(1773—1782)!

      《四库全书》略备了中国的古籍,并且,还保存了中国古籍的完备的目录。起初,它只被允许抄阅,后来还允许借阅,尤其是江浙三阁,竟一任学士参考,几乎成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因此,它不仅保存了中国的古籍,而且还传播了中国古代的文化。

      四库全书书影《四库全书》也有一些毛病:有的古籍未尽收入;有的古籍,由于涉及清朝先世的事而被删改;有的文字,由于有损于清帝倡行的理学,也被篡改(如“改嫁之妇”被篡改为“贞孀”)。此外,为了让乾隆皇帝显示高明,不少书还往往故意留出一二错字,待乾隆皇帝亲自校正,结果,弄巧成拙,有的错字,弘历没改,其他人也就不敢再改了!

      但这一切还不算大问题,最糟糕的却是乾隆皇帝为了加强专制,在编审《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把许多有损于其统治的古籍烧掉了!乾隆皇帝为了收尽触犯清朝、表彰明季、寓意感慨、词含激愤的遗书,下令各省、府、州、县衙门,专门成立“收书局”。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说:“明朝编的野史很多,其间随意毁誉,传闻异词,必有诋毁本朝之语,应乘机查办一番,尽行销毁,杜绝、禁止邪说,以正人心而厚风俗,……至于各省已经进到的书,全交四库全书馆检查,如有关碍的,即行撤出销毁!”而早在头一年的4月、6月,他就两次提出:编《四库全书》时,对古籍中的一些,“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的应予删改。这样,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也就来了中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焚书!仅浙江一省,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就毁书24次,毁掉书籍就有538种、13 862部之多!江西有个叫海成的巡抚,仅乾隆四十一年(1776),就搜缴了禁书8 000多部!总计乾隆时期,焚毁的禁书共有71万卷。乾隆皇帝在焚书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的!

      但是,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毕竟是大有益的盛事。而参加编纂的学者戴震、纪昀等,还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写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其溯源彻委、扶奥提纲之功,又使读者如驾轻车而就熟道。《提要》还嫌浩繁,又刊行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四库荟要》,更方便读者了。

      七、“时代王子”登高峰——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小说至于明、清,一跃而为时代的王子。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不论就其产生之早,还是就其质量之佳,均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而清朝的鼎盛期出现的完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而进行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和《红楼梦》,则一跃而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成了世界文坛上的瑰丽辉煌的杰作。

      清朝经过康熙、雍正时期的生息发展,到了乾隆时期,真是有如日上中天,臻于鼎盛。然而,大抵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即已开始显露其逐渐转衰的端倪。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便是这种日中留阴影、鼎盛现衰微的真实记录。

      吴敬梓《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是安徽滁州全椒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仕宦家庭,23岁时死了父亲,祖父给他遗留下来二万多两银子的家产,也因他好交乐施而不数年挥尽,弄得不时断炊。但他性格豪爽,得钱仍是饮酒歌吟啸呼,未尝一日为贫困而犯愁。安徽巡抚赵国麟素知其才,以博学鸿词推荐,他竟辞而不就。他对科举制度所暴露出的腐朽性,深恶痛绝,因而,尽管环堵萧然,却仍拥书自娱;冬日苦寒,只得用走路来“暖足”。他54岁死于扬州,生前所著《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诗说》七卷,可惜都佚失了。

      《儒林外史》假托写明代中叶的社会生活,通过众多的人物和情节,无情地批判了清朝统治下的封建制度,尤其着重地反对了科举制度和讥讽了那些追求功名的人,生动地刻画了上至翰林(如汤知县、施御史等)下至井市斗方名士的酸陋无耻的形象,真实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如何摧残文人(如范进、周进)的青春、智慧和灵魂,使他们变得麻木、愚蠢甚至卑鄙恶劣《儒林外史》(如匡超人)。

      《儒林外史》还通过王玉辉的女儿“殉节”等故事,批判了封建道德,指出了旧礼教已不得人心、必然走向破产,那些假道学先生、封建的迷信以及轻视妇女的意识,也遭到了无情的讽刺与鞭挞。

      对于地主阶级的贪婪吝啬的本性,至死不忘钱财的守财奴的本质,《儒林外史》也有极为精彩细腻的刻画。

      《儒林外史》不光是批判讽刺了那充满了污七八糟、愚蠢残酷的社会,而且也描写了一线光明,讴歌了一些真正善良的人们。第一回中的王冕,就像他自己所画的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不慕功名的杜少卿,不但喊出“秀才不见得强似奴才”的口号,而且反对轻视妇女、反对纳妾,尊重妻子、携妻游山,弄得旁观者“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最后一回里,更写出市井中出现了四大奇人:擅长书法的会遐年、棋手王太、开茶馆而又会画画的盖宽、会做诗的荆元,他们不为功名,劳动之余琴棋书画,显然是有真才实学。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新经济因素尚很幼弱,因此,使他没能发现医治社会疾病的妙方,更不能勾勒出新社会的蓝图,却幻想恢复古代的礼、乐来治天下。但是,他对当时社会的无情鞭挞,他所开创的独特的结构方式(作品中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让众多的人物各自表现时代生活的某一个别生活的某一方面,若断若续地反映整个时代的全貌),却开了清朝现实主义批判小说的先河,竖立起了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光辉里程碑。法国的百科全书评价《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确实堪与果戈里、菲尔丁的作品媲美,而其诞生的年代却比果戈理、菲尔丁的作品诞生的年代早得多。曹雪芹《儒林外史》是与它同时代的《红楼梦》的姊妹篇,它和《红楼梦》是同时代的两部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1724?—1763),汉军正白旗人,祖先是内务府包衣,曾祖曹玺、祖寅、父頫,都是清朝政府的江宁“织造”官。曹玺的妻子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曹寅还当过康熙皇帝的侍读,因此,康熙皇帝南巡时,曾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可谓显赫一时。曹寅藏书极多,又精于书法、校勘、诗文,不仅奉命刊印过《全唐诗》,而且和《长生殿》的作者洪昇等诗酒往来。曹寅死时,雪芹尚未出生。但这一切,后来无疑给少年的雪芹以莫大的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雍正时,雪芹家被削职、查抄、遣回了北京;乾隆时,曹家再次受到打击。往昔的繁富,化为灰烟,少年的舒适,转为成年的竭蹶。曹雪芹全家,住在西郊,竟过着喝粥赊酒的日子!也好,困苦玉成了他,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即他31岁以前,却开始攀登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写起伟大的、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杰作《红楼梦》来!家事的衰落,社会的颓倾,尽聚于他的笔下,他用血和泪辛勤地书写了20来年。当他刚写到80回今天看到的120回的《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补写的。的时候,他的爱子又夭亡了,这更增加了他这个末路人的莫名的哀伤。乾隆二十八年(1763)2月13日(大年三十),这位年仅40余岁的世界文学巨匠,终于在穷愁潦倒中与世长辞。

      《红楼梦》描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官僚地主家庭的衰亡,而客观上揭示的却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命运。

      曹雪芹在梦一般的哀愁伤感中,一面为它们唱着挽歌,一面却在诅咒它们。《红楼梦》渗透着颓废厌世的色空,却又细腻入微地揭示着封建社会行将寿终正寝的厄运。它的社会意义无比深刻。至于它的艺术成就,更是登上了空前的高峰。它一共塑造了232个男人、189个女人,合计400多个人物关于《红楼梦》里到底写了多少人物,从嘉庆年间一直到今天,读者始终未能彻底查清,说法竟有12种之多。同治、光绪年间的寿芝说有398人,算是人物最少的一种说法;近人或今人则认为多达985人或975人。的不同形象,它打破了当时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八股气,也突破了古典小说结构上的传统写法,人物的交替、情节的变换、故事的运行,有如层波起伏,断无停滞、中断、缝合,而是层层依连、浑然一体。它文笔平实而又绚丽多彩,语言明畅而又生动贴切。它不仅是清代鼎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杰作,而且是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不朽巨制。

      清朝鼎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创作的最高峰。

      八、京剧与诗、画

      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各地文化联系自然加强。

      乾隆年间,各地的土戏非常活跃:汉调、京剧、徽调、川调、二黄调、弋阳调、高阳腔、山西梆子、陕西西皮等等土戏腔调(总称为“花部”,也叫做“乱弹”),因为文词通俗、故事生动、音调和谐、内容丰富,大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所以,以前词曲典雅的昆曲明代嘉靖年间,江苏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用笛、管、笙、琶合奏演唱的一种流行的戏曲。和传奇,就渐渐开始冷落,甚至有些“无人问津”了。有个文人曾经记载:乾隆初年,戏院里上演昆曲,听者竟“哄然”一下散去。

      程长庚湖北黄冈、黄陂地方有一种土戏叫“皮黄”(后来也叫“二黄”),腔调婉转动听,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流传到安徽,安徽人也很喜爱。久而久之,便与徽调融为一体,后来,又吸收了汉调和秦腔(西皮)的一些腔调,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秦腔,它音调高亢,与二黄的婉转一结合,很快就在南方流行开来,南方各省人民都愿意听它。乾隆皇帝也很爱听戏,安徽的四大戏班便纷纷赶到北京,在北京进一步争夺听众。四大班中有个三庆班,主持人叫程长庚,这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竞争者。他把昆曲、徽调、汉调(二黄)、秦腔以及北京地区流行的皮黄等腔调中的优越处,统统融合起来,又专门聘请了学问高深的卢胜奎在班中编剧本(如《全本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并特殊笼络了许多的名演员,结果,一下子轰动了京城,往往一个剧反复演了半年还是满座,不久,即被朝廷认定而加以提倡了。这就是京剧的来历。

      与昆曲比较,京剧文字通俗,词句不拘长短,声调和布景也较多样,兼之其中又吸取了昆曲的精华,各种土戏腔调(主要是秦腔、二黄)和京调(皮黄)的优点,因此,它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各地都大受欢迎,迅速地成了中华民族古典戏剧中最有生命力、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嘉庆以后,无论是大河上下,还是岭南塞北,也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市民宵小,到处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人人几乎都能哼哼它的曲调了。

      乾嘉时期,诗风也有相当的变化。清初一些诗人骚客,多发故国之思,多作兴亡之叹,他们耻于事清、厌恶科举,也揭露清朝一部分黑暗。这时最著名的,是“江左三大家”,就是江苏常熟的钱谦益、江苏太仓的吴伟业、安徽合肥的龚定孳。钱谦益虽曾事清,但又眷恋于亡明,被清朝统治者视为“二臣”,他的《初学集》、《有学集》还被列为“禁书”,烧掉了。吴伟业临终时很以自己曾经事清为耻,嘱咐家属,墓碑上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他也确是无愧为诗人,他的歌行体写得最好,《圆圆曲》、《永和宫词》都被广为传诵。乾隆皇帝很爱写诗,经常与群臣唱和,又到处题留不断,收集在他的三集“御制诗集”中的,共有24 240多首。其《乐善堂集》里的,还不包括在内。不过,他的诗,不少是臣子代作,自作的也并无什么突出的优点。然而,乾隆、嘉庆时期诗人很多,描写的范围、题材,都比清初广泛得多。它们再不像一滴水珠,只反映出一片风景,而像一面大镜,映出了整个社会的生活。这时,又有新的“江左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有人评论这三人道:“袁像通天神狐,醉了才露出尾巴;赵像东方朔的正谏,时常夹着诙谐;蒋则好比剑侠入道,总是杀气腾腾。”关于诗评的专著也多起来,沈德潜的《古诗源》、袁枚的《随园诗话》都很有见地。嘉庆时,名诗人有舒位、陈文述等。乾、嘉时期的诗风,或细腻、或缛丽、或飘宕、或流利,或织春花于锦绣,或竞秋草于芬芳,较之清初是绚丽多彩得多。

      清代中叶的绘画,比清初又有了大发展。清初,遗老派画家有工于山水竹石花鸟的朱耷(八大山人)和工于人物的肖从云等,拟古派则有“四王”和“六大家”“四王”指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加上吴历和恽寿平,合称“六大家”。,还有专用指头作画的高其佩,参与过圆明园设计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王原祁是王时敏的孙子,其画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赏,大《荷亭晚钓图》多供奉于宫廷之中。吴历、恽寿平、沈诠等,都以写生为名,形成清代特有的写生派:吴历画山水,吸取了西洋的一些画法,也常和郎世宁合笔;恽寿平见石谷山水画特出,不忍作天下第二,就改画花卉,独创一格;沈诠专画花鸟、动物,雍正九年(1731)至雍正十一年(1733)到过日本长崎,对日本的绘画产生过巨大影响。西洋画和西洋画法,自清初以来,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影响。郎世宁的《准噶尔贡马图》等画,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或画法上,都堪称风靡一时的佳作。

      乾隆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恢复和发展,还出现了一大批靠卖画为生的人,著名的有“扬州八怪”(金农、罗聘、郑燮、李、黄慎、汪士慎、李方膺、高翔)。他们的画,抒发个性,风格新颖,题材也广泛,融合了各代绘画之长。

      雕刻方面,也发展到十分的精细。乾隆初,有个叫杜士元的雕刻家,竟被人们称为“鬼工”:他能在橄榄核、桃核上刻出非常精致的图画。他的《东坡游赤壁》,堪为空前的精工。小小的核上,船、篷、樯、橹、柁、帆、篙清晰分明;船上七人,又各有风姿——苏轼须髯飘飘,巾袍鲜明;佛印正冠危坐,禅衣长垂;从客手持洞箫、启窗外看;船头童子,持扇烹茶,茶盘上有茶杯三盏;驾船的三个人,又复两坐一卧,形容各有不同。

      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年画(版画)的发展。清朝鼎盛时期,印制版画的地方很多,最有名的是天津的杨柳青后来,北方人民将天津杨柳青、南乡炒米店和东丰台三处所制的年画本身,也称为“杨柳青”。和苏州的桃花坞。整个清代,杨柳青山版的年画,共有2 000多个品种;较大的画铺有12家,每家都有十几个刷画案子,戴廉增一家每年就印制100万张年画。桃花坞是南方版画的中心。桃花坞的版画,深受明代木刻画和铜版画的影响;杨柳青则体现出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木刻画、透视画法的风格。雍正、乾隆时期,年画的内容也广泛起来,神佛僧道、山水楼台、丰收场景、古今故事,皆入画图。

      版画的发展,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也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艺术的要求。和那些宫廷画师相比,年画的作者们实在是广泛地从事着艺术的普及工作,较之清初的艺术又算是一大进步。

      九、《畴人传》——清朝鼎盛时期的自然科学

      嘉庆、道光年间,有个人叫许小欧的,在《三异笔谈》里写道:他曾亲眼见到有个人做了一套“马脑草虫百科”,只见许多“草虫”藏在一个柜中,那柜子好像中药铺里的百眼箱一样。那虫子,大的像蟾蜍,小的像蟋蟀,它们一个个须眉齐全、灵动如生。只要那人在桌柜背上先铺好毡毯,然后用走绳一拽,那许多的虫子便纷纷跳跃而出,弄得满案缤纷;只要那人振动一下开关,它们就又蜂拥入柜,柜门也自动关上。

      他说,做此“奇巧设计”的,不是别人,就是有名的阮元。

      阮元(1764—1849),本是朝廷的大官,做过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对经学颇有研究,但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也很浓厚。还在很年轻的时候,阮元就写了《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绘图说明古代造车之法。做巡抚时,选出许多高才生,集中在“诂经经舍”里,读经、读史,也读天文、地理,学算法。嘉庆十五年(1810),他做国史馆总裁,专门为清代的知识分子开辟《儒林传》,搜入传的,共146人。后来,又将其中天文、算学方面人才的事迹收辑起来,著成《畴人传》八卷。

      阮元是清代第一个专门为科技人员树碑立传的人,他本人也算得上一位科学家。他对机械制造、钟鼎文字、考古学和天文、算学都有一定的研究。

      清朝鼎盛时期的天文、算学家,最著名的是梅成、明安图、王贞仪等人。梅成(1681—1764)是梅文鼎的孙子,他把祖父的著作35种,完整地收入《梅氏丛书辑要》一书中,自己的著作,也附在书后。他主编的《律历渊源》,包括《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和《律吕正义》三部书,不仅是天文、数学的百科全书,还总结了音乐知识。明安图(1692—1765),是我国蒙古族人。幼年时被选入“钦天监”学习,学得很刻苦,成绩很优异。后来,他见有的传教士在用解析方法求圆周率上故弄玄虚、愚弄中国人,便更发奋自强,钻研30多年,撰写出《割圆密率捷法》初稿于1763年完成,1774年其子明新等最后完成。,即创造出“割圆十三术”,独立地论证了法国传教士秘而不宣的求圆周率的三个公式(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弧背求正矢)的“立法之原”,并创造出超过当时世界水平的十个新公式,第一次突破了用几何方法求圆周率近似值,采用解析方法来计算圆周率,用连比例归纳方法证明割圆术的13个公式。人们誉明安图为“弧矢不祧之宗”,说他父、子(明新)“堪与北齐祖冲之父子媲美”。乾隆时期,还出现了一个“尝拟雄心似丈夫”的女天文、算学家,这就是安徽泗州的王贞仪(1768—1797)。王贞仪幼年时就博览群书,对梅文鼎的科学著作尤其爱读。她精通了梅氏的天文、算学,学会了父亲的医学卜术,夜里还坐观天象。为了搞清月望、日食的道理,她竟用灯笼当太阳、圆桌当地球、镜子当月亮反复实验。她在不断吸收古人、洋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重订策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等数学专著补充和纠正了它们的不足。王贞仪仅仅活了29岁,但是,她却写出了50多卷包括哲学、文学、天文、算学等各种学科的著作,只在《德风亭初集》(14卷)里,就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论文十篇。

      清朝鼎盛时期的农学家,以杨岫最为突出。杨岫(1699—1794)是陕西兴平桑家镇人,以教私塾为业,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和养蚕植桑的事。雍正三年(1725),他从山东沂水引来柞蚕种,雍正七年(1729)又从江南引来桑蚕种,在关中试养,都获成功。他还通过试植桑树,摸索出一套培育桑树的好方法,于是把当地植桑养蚕的古今记载和经验,总结成一部名著——《豳风广义》。杨岫还根据当地农民和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用了十年时间,写出了另一部名著——《知本提纲》,书中对耕稼、园圃、蚕桑、树艺、畜牧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例如施肥,就要注意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土质,使用不同的粪肥:春季用人粪、夏季用草粪、秋季用火粪、冬季用骨蛤肥;高燥地用猪粪;麦、粟用黑豆肥等。名为“提纲”,讲得却较详细。乾隆七年(1742),官修的《授时通考》,更是一部集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大成的巨著,对农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更是不小。

      乾隆四年(1739)到十二年(1747)官修的《医宗金鉴》,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名著,它对医学经典《金匮要略》和《伤寒论》等书作了不少考订,并征集了许多家藏秘笈和世传经验良方。雍正年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将我国18世纪以前的大部分医学文献全汇集起来了。康、雍、乾时期,还出现许多私人撰注的医学专著,出现了许多有独到专长的名医。江苏吴江的徐大椿(1693—1772),是著名的内科医生,有《医学源流论》等十多种专著,善于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受病的不同部位、致病的不同原因施治。江苏吴县的王维德(1669—1749),是著名的外科医生,著有《外科证治全生集》。康熙年间的夏禹铸,乾隆时期的陈复、庄一夔,都是有名的儿科专家。康熙时,工于书画篆刻的傅山,对妇科也有独到的研究。康、乾之际,江苏吴县的叶桂(1667—1746),更是鼎鼎有名的传染病专家,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的《瘟证论治》,就是他祖孙几代,尤其是他一生行医的成果,是一部传染病学的名著。和他齐名的薛雪和比他稍晚的吴瑭、王士雄等,都在传染病的理论与实践上有深入的功夫。在药物学方面,赵学敏、吴其濬也有杰出的贡献。赵的《本草纲目拾遗》,补充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遗漏的716种药物;吴其濬则通过30年的调查,积累成《植物名实图考》,图考了植物1 714种。

      齐召南,是清朝鼎盛时期最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之一。他看到郦道元的《水经注》对祖国东南的水道记载不详,又见顾炎武的《今水经》详于南水而暗于北水,便作了《水道提纲》来补充。

      清代鼎盛时期的建筑,比明代更加细致精美。这时的建筑艺术,几乎凝聚在全部的“官式”建筑中。承德避暑山庄,集中了南北各地的建筑优点,表现了全国各族建筑的风格;北京圆明园的建筑,更不仅荟萃了全国名园的精华,而且综合了中西建筑的成就。它们都是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的精品。

      承德避暑山庄,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有正宫、松鹤斋、东宫、万壑松风四组建筑。苑景区包括湖区、平原区、山区。湖区洲岛错落、碧波荡漾,富于江南水乡特色;平原区西部绿草如茵,东部林木苍翠,颇似蒙古草原风光;山区峰峦陡峻、峡谷幽深,为避暑和登高远眺的处所。山庄内有楼、堂、馆、阁、轩、斋、亭、榭、寺、观、庵、庙等建筑一百余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题名的就有72处)。规模宏大的山庄外围,武烈河东岸和狮子沟北沿的山丘地带,还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间,陆续修建了11座宏伟壮丽的巨大的喇嘛庙(乾隆时修了九座),它们(除康熙时修的溥仁寺和溥善寺外)都面向皇帝居住的山庄,以山庄为轴心,在东面和北面整齐排列,形成一种百川归海、众星捧月的态势,象征着边疆各族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形成了建筑史上的奇观。这些寺庙金碧辉煌,气魄恢宏,造型精湛,具有汉、蒙、藏等不同民族风格的特点。

      而圆明园,则与法国的凡尔赛宫,同称为世界两大奇迹,它被誉为“万园之园”。它原是明朝贵族的一座废园(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康熙四十八年(1709),玄烨把它赏给皇子胤禛,并开始建筑,赐名“圆明园”。乾隆皇帝又将它大为修建:东边修了长春园,东南圈入了绮春园。长春、绮春、圆明三园相连,合称“圆明三园”,方圆20里。圆明三园与和它相通的熙春园(在今清华大学校园内)、春熙院(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又合称为“圆明五园”,方圆则达30里了。圆明园以水景为主。园内小山都是用挖湖的土方堆成。玉泉山水屈曲东北流,形成的奇湖妙泊占了全园的二分之一的面积。湖畔石阶,围砌着汉白玉栏杆。各具特点的建筑,形成了一百零八景;每一景又各有大小不一的殿、阁、楼、台、廊、榭、轩、馆。桥有圆孔、莲瓣孔、拱尖孔,形状也各异,木石各别。“正大光明”殿,是皇帝会见群臣的处所;“万方安和”殿,建在水上,冬暖夏凉,是皇帝留宿久住的地方;福海东岸的“接秀山房”,紫檀作柱,尽嵌珠宝;福海中心的“莲岛瑶台”,烟波浩渺,有如仙境;“海岳开襟”,则殿楼高耸,俨若海市蜃楼。长春园之北,有西洋式的楼群,仿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加上中国自己的某些风格,简直令人目眩神飞。琉璃瓦的彩色,覆盖着异国风光的汉白玉石大的柱,柱上布满了浮雕。这块狭长的地带,由西向东,还耸列着“谐奇趣”、“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和“线法山”。“谐奇趣”的汉白玉柱,一色罗马式,正楼两侧是五色琉璃八角亭,楼前是喷水池。“海晏堂”西的三角形喷水池,两边还排列着代表12时辰的12种动物的雕像,每一动物各按自己所属的时辰喷水两小时,它们构成了一座巧妙有趣的喷水时钟。这也充分体现出清代鼎盛时期建筑科学家、物理科学家们的高度的智慧和精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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