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人也当官——清初自然科学的发展

  • 发布时间:2017-03-20 19:58 浏览:加载中
  •   16世纪末叶,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向资本主义迈步,而古老的中国,却仍在封建社会里蹒跚。中国自然科学的某些部门,逐渐落在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后面,因此,西方的一些传教士,便开始以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历学、医学等为媒介,力图在中国打入传教的楔子。

      带着西方先进科学来传教的第一个人,是明神宗时的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利玛窦为了传教,穿了佛衣,学了汉语,还跟中国官员一起,译述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和《测量法义》等书。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死,第二年,跟他一起受到明神宗皇帝礼遇的庞迪我和熊三拔,被允许参与修历,这是明朝政府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帮助政府修历。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精于历法的最早国家之一,但是,明朝的《大统历》,是承袭元朝的《授时历》而来的,已用了二百多年没作大的改动,节气误差已经很大。明朝大臣徐光启比较开明,是一贯主张学习西方历法的长处的。这样,许多传教士都想以修历为手段,博得朝廷的好感和传教的方便。有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在天启末年跑到北京,在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竟开设了历局,制造历具、翻译历书。徐光启知道后,就荐举他到政府的历局编历、造具,崇祯皇帝想请他大干一番,不料明朝垮了台。

      清朝一入关,汤若望毛遂自荐,向清廷献上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等仪器,9月1日,还当着朝臣准确地测验了日食。汤若望的科学知识,博得了朝廷的赏识,他于是第一个当上了中国钦天监的监正官,不久,又取得了太常寺少卿、通议大夫、通玄教师加通政使以及光禄大夫的封号和官爵。

      一个洋教士,在中国当大官、受隆宠,盲目排外、夜郎自大的朝臣当然不舒服。顺治皇帝时期,吴明炫诬告汤若望,顺治皇帝没予理睬;可是,顺治皇帝死后,鳌拜专权时期,思想守旧的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又告汤若望等人编的时宪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叫中国人奉西洋正朔,说:新法有错误、不准确,即使准确,也不容许洋人鼾睡于大清国的卧榻之旁,他们洋人是借历法藏身于金门,刺探朝廷机密;他们挥金是收买人心,挟大清之人尽叛清而从邪教;他们只造二百年历,南怀仁像是想使大清国祚不得无疆;他们仪器精,兵械也精,适足为大清国的隐患;他们在澳门搞了几万兵马,要夺大清朝江山……杨光先还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杨光先的守旧思想,正好符合鳌拜复旧、打击异己、加强专权的愿望,鳌拜等便对73岁的汤若望等洋人和其他中国钦天监官员,进行了75天的审讯和审查,冤杀了历科、春、秋、冬、中官正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克显、刘有泰等人,多亏康熙皇帝的奶奶孝庄太皇太后的反对,汤若望等洋人,才免于凌迟、流徙,仅仅是被罢了官。

      汤若望下台不久,杨光先和吴明烜(吴明炫之弟),分别闹了个监正、监副的官衔。可是,两人以《大统术》治历,错误屡出。

      康熙皇帝亲政后,决定通过实际测验,比较新、旧历法的优劣。他多次召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汤的助手)等洋人,跟杨光先、吴明烜等讨论和测验,认定了新法的准确。鳌拜集团一倒台,康熙皇帝就给汤若望等人平了反,复用了“时宪历”,恢复了汤若望“通微(避“玄烨”讳)教师”的封号,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监正。从此,钦天监不仅用西洋人,而且累进为监副、监正,直到道光皇帝时,始终络绎不绝。

      三藩之乱时,南怀仁为清政府造了大小铁炮120门,轻便神武炮320门,还写了造炮、造铳的技术书《神武图说》,康熙皇帝封他为工部侍郎。

      康熙皇帝对于只要不犯法度而又精通科技的西洋人,都积极加以信用。他本人对天算学有一定的造诣,但也向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初等几何学》和《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科学。他聘请南怀仁等参与制定《永年历》、编纂《历象考成》等书,聘请白晋等绘制除新疆以外的全国地图《总图和分省地图》《皇舆全览图》,聘请西人教授天文、勾股等学,使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到清朝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康熙皇帝还多次派人到外国去招聘科学家,也曾授意教士致书罗马教皇,要求派医生到中国来。由于罗马教皇两次派人干涉中国内部生活,康熙皇帝才坚决进行抵制,最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传。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的开明政策,使自然科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然科学界也闪烁出一批灿烂的群星。

      清初最著名的历算学家是王锡阐(1628—1682)和梅文鼎(1633—1721)。王锡阐是江苏吴江人,他兼通中、西之学,对两家异说都能条其原委、考其得失,加之每逢夜色晴霁,总是爬上屋顶仰观星象,经常通宵不寐,因而日积月累、学问愈深,写出《晓庵新法》六卷,第一卷讲勾股割圆理论,后五卷讲推步、七政、交食、凌犯之术,对日食、月食以及金星过日(太白食日)的推算十分精确,对太阳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亮问题的论证方法已接近现代天文学水平,他还第一个提出了日食、月食的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科学算法。然而,被人夸为清朝“算学第一”的,却是安徽宣城的梅文鼎。梅文鼎废寝忘餐40年,著书80余种。《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的专著,对西洋历、回回历和我国古代各种历法,都作了系统的考证、研究。梅文鼎治学踏实刻苦,攻书务求明白,求师不怕路远。为了弄清九九加减术,他遍查古籍,又研究西学,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为了搞通历法,从授时历一直溯源到三统历、四分历,并融贯了中、西的历法理论。他对西方新的科学理论,不抱门户偏见,说:“礼可求诸野,官可问诸郊,学问岂可因为是从西方来的就抛弃吗!”他虚怀若谷,又慷慨无私,只要有人发问,他总是把自己的最新见解详告。他说:“只要这门学问能发扬光大,使古人的绝妙之学不致失传,我死且无憾,哪里想到一己的扬名!”他把元代宋世杰《四元宝鉴》中的“垛积术”(高级等差级数)加以科学的整理,创出新解,接近了近代数学水平;他和李锐一起,对汉代赵君卿的勾股弦图,进行了重新深入的研究,创出了新证法,名为“青朱出入图”,完成了中国数学中的“演段法”(圆内接正十边形一边的平方,与圆内按正六边形一边的平方和,等于圆内接正五边形一边的平方)。康熙四十四年(1705)5月11日到13日,康熙皇帝接连三天召见梅文鼎,赐扇、赐食外,还赐了“积学参微”的御书。梅文鼎也确实攀上了清代数学的高峰。

      《广群芳谱》的作者汪灏等人和《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是清初农业、园艺科学方面的突出代表;我国历史上真正可以连作的最早的双季稻——“御稻种”(即《红楼梦》里的“御田胭脂米”、“红稻米”)的培育者是康熙皇帝。清初最大的水利学家是陈潢和靳辅,由张霭生编成的《陈潢河防述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水利学的发展水平。靳辅曾长期任职河道总督,陈潢则是靳辅的幕客和高参。他们发展了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和引河放水要交相使用的理论,还发明了以河水的横断面积乘水的流速来计算流量的科学的测水法,都大大丰富了我国的水利学。而康熙四十三年、五十六年(1704、1717),康熙皇帝两次派人探测河源的结果,肯定了元朝人的“河出星宿海”之说,澄清了古人的“河出昆仑”说和“潜源重发”说的错误,发现黄河发源于星宿海以西的阿尔坦河,已经接近现在探明的河源地了。

      清初还有一位全才的科学家,他不但抱有经世的大略,对象纬、勾股、战阵、河渠之学都有研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造过运输机械,也造过装有发条的机器人。但是最重要的,他造出了“机关枪”(连珠铳)和“榴弹炮”(冲天炮)。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名叫戴梓。戴梓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总结了旧铳(包括西洋火铳)的利弊而创制的“连珠铳”,状若琵琶,有两个扳机。扳动第一个扳机,火药和子弹自动落入铳腔时,第二个扳机开始动作,如此循环不止,可以连射子弹28粒。“冲天炮”,体长只有二尺一寸,重才三百来斤,炮弹如瓜,每颗重二三十斤,弹中有穴,可装炸药,发射时还可调节射程的远近。此炮被康熙封为“威远将军”,在昭莫多之战中,费扬古大战噶尔丹,只用三炮就轰垮了敌营。然而,由于戴梓在参与修撰《律吕正义》(乐理书)时与南怀仁意见相左,又由于在造“冲天炮”中,南怀仁一年未造出,戴只八天即造成了,因此,深遭南怀仁的嫉恨和诬陷,被康熙皇帝流放到辽东,备受“夜拥败絮冷、晨踏冰腹空”的困苦,被赦时竟死于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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