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文的最后辉煌:“新民体”

  • 发布时间:2015-11-08 11:35 浏览:加载中

  • 梁启超

      虽然,清帝国经历了前期和晚清不同的变局,但清代的诗歌和散文的成就虽不及前代,却也人才辈出,不乏精品力作。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这是姚鼐在《登泰山记》中的一段描述,他不仅写出了日出的全过程,而且从颜色和气象两个方面,生动地描述了泰山日出的壮丽景象,又融入了自己的独特感受,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桐城派发展到姚鼐时期,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的总结和发挥,影响也更为扩大。

       桐城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等均系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 久,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 祖”。

      桐城派的奠基者为方苞。他的理论核心是“义法”。他主张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与欢迎,“义法”也就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方苞的文章大多为崇道明经之作以及墓志碑传之类应用文字,道学气味很浓,但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最易见其“义法”。

       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姚鼐进一步概括 文章的风格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他认为这两种风格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这一看法已触及到豪放与婉约、壮美与优美等重要的美学范畴,在文学理论上有 着重要的开拓。同时,他还指出阳刚与阴柔由于程度不同的相互配合,可以产生各种变化,虽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 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风格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既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又是 桐城派的核心人物,桐城派至此才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姚鼐主讲江宁、扬州等地书院40多年,门下弟子甚多,由此桐城派发展到全国的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 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汲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 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嘉庆年间,正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江苏阳湖人恽敬与武进人张惠 言接受桐城派的影响,又对桐城派文论做了一些新的修改;因武进原属于阳湖,故称之阳湖派。恽敬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又认为桐 城派内容单薄,故对它进行了完善。他合骈散为一体,使行文更有气势,而且兼学子史百家。但是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并未形成很大的影响。

       桐城派古文推向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曾国藩早年就倾慕桐城文。为适应时势的需要,他对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了个人的见地,使古文适应时代要求,以纠正桐 城派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倾向;又进一步调和汉学和宋学之争,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并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扩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学习范 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 捐丝票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 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摘自《湘乡昭忠词记》)

      在当时,曾国藩的文风可以说是造就了一代风气。这也和曾国藩的观点、视野较为开阔 有关。他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狭,有较多的合理性。这些从理论和创作上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曾国藩还 喜欢招揽人才,一时文人学者,不少投奔到他的门下,其中不少人负有文名,尤著者为张裕钊、吴汝伦、薛福成、黎庶昌,世称“曾门四弟子”,而吴汝伦更被视为 桐城派的最后一位宗师。他们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给桐城派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而同时,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 新体散文,开始出现在文坛上。这实际上是经世文的进一步发展。冯桂芬思想属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文章却不为桐城派所笼罩。他也主张“文以载 道”,但将“道”的内涵由传统儒家、程朱理学等扩展到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等,几乎都可以进入“道”的范畴。而王韬长期居住香港,曾多年漫游、生活 在海外,思想更为开放。他针对时务,直抒己见,担任报纸主笔,许多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实首开报章文体。这一类文字,可视为从旧式散文到梁启超新式“报章 体”文字的过渡。稍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继续承袭了这一发展趋势。

      许多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扩大社会影响,开启民智,他们需要创建一种更加通俗、人人可懂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经过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尝试,终于在梁启超笔下正式形成。

       康有为的散文,特别是前期的散文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时散时骈,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成为梁启超新体散文的先导。谭嗣同思想激进,喜欢“沉博绝丽”的魏晋 文,行文能糅合骈散为一体。他的散文议论纵横,笔墨泼辣,锋芒逼人,正如他的思想一样,能冲决一切罗网。他颂扬过“报章文体”,还曾用白话体编写《南学会 讲义》,对于促进散文通俗化有一定的贡献。

      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大张“文界革命”之旗,痛斥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的僵化腐朽,积极倡 导文体改良。梁启超新体散文,文白夹杂,打破了各种文体的界限,将议论与叙述、抒情相结合。而且打破了各派文章家法,采用一切能用的、有用的古文、骈文、 辞赋,甚至八股文、西学译文,形成博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写作方法。

      “吾国其果绝望乎,则待死以外诚无他策。吾国其非绝望乎?则吾人 之日月方长,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赫耀寰宇乎,河出伏流,牵涛怒吼。吾其乘风扬帆,破万里浪以横绝五洲乎,穆王 八骏,今方发轫。吾其扬鞭绝尘,与骅骝竟进乎,四百余州,河山重重。四亿万人,泱泱大风。任我飞跃,海阔天空。美哉前途,郁郁葱葱。谁为人豪,谁为国雄, 我国民其有希望乎,”(《说希望》)这样的文字感情充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确乎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同时,他的文章“笔锋充满感 情”,往往用铺排的笔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动力、感染力,使文章形成一泻千里、不可阻遏的气势,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影响了几乎整整一代人。代表作便是我们中学 时学过的名篇《少年中国说》等。因为其文多发表在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上,后人甚至称之为“时务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是由古文向白话文过渡的一个中介。由于新名词的大量采用和不加约束的文风,它比当时的白话文更为切近“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向。

       梁启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连他创造的“新民体”也成为了当时青年竞相模仿的样本,那时的海外华侨、留学生,国内的教师、学生,尤其是报馆里的 记者,都好读他的文章,好作他这派文章,如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等。甚至于与其主张相反的革命派,也仿照其文风,如邹容的《革命军》,可见其影响之深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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